福建省图书馆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不分帮派、职业、男女、老幼，同仇敌忾，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和参加抗日战争。
  一组织抗日救国团体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相继成立抗日救国团体。
  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新加坡118个华侨团体1000多人参加侨民大会，会上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办事处设在怡和轩俱乐部内。1937年10月吉隆坡成立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伤兵大会，公推陈嘉庚为主席，下辖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彭亨、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12个区筹赈会。
  芦沟桥事变后不久，菲律宾马尼拉中华总商会召集各华侨团体成立菲律宾援助抗敌委员会，由李清泉任主席，提出“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的宗旨，并在各省市设立分会。此外，菲律宾华侨还组织了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全菲华侨学生联合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等抗日救国团体。
  在荷属东印度（印尼），华侨本拟成立抗敌后委会，后因荷印殖民政府阻挠，乃成立华侨救济祖国灾民慈善委员会。8月2日，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召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各侨团开会，决定立即开展抗日救国活动。8月12日茂物、丹格朗等八个城市的分会以及望加锡筹赈灾民委员会等组织成立。
  1937年5月缅甸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成立，后改名为缅华文化界救亡协会，不久又再改名为缅华文艺界抗日救亡联合会。7月23成立緬甸华侨救灾总会。在缅甸成立的抗日救国团体还有緬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缅甸华侨红十字会、福建省公债劝募委员会缅甸劝募队、缅甸闽侨各属筹赈会、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仰光分会等。
  在美国，1937年10月13日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各城市设有分会。据不完全统计，“七•七”事变后美国华侨组织的救国会共有92个。1943年9月5日，在纽约华侨公立学校举行全美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机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包括美国全境36个大城市的救国会组织，会议决定将各地的筹饷会名称一律改为华侨救国会。
  在美洲其他国家，在欧洲、澳洲和非洲，凡是有华侨的地方，大部分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
  海外华侨组织的抗日救国团体，影响规模和贡献最大的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1938年10月10日，该会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沙捞越、缅甸、泰国等地的华侨代表168人，代表45个城市华侨救国团体，成为南洋华侨史上空前的盛会。与会代表一致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最高领导机关。大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总会办事处设在新加坡。大会还制定了各埠筹赈会办法举要。南侨总会是南洋八百万侨胞第一次不分地域帮派，不分政治倾向，不分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团结的组织。到1940年，南侨总会领导下的基层救国组织已达702个。
  二捐献
  在菲律宾，无论富商巨贾，还是升斗小民，男女老少，都热情捐输。李清泉以身作则，捐资纾难，认购救国公债；1940年弥留之际，嘱将10万美元赠送给中国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①《新华日报》1940年10月13日)李清泉夫人颜敕于1938年3月6日代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汇款1万元国币赠送给八路军将士购买雨具。以杨启泰（海澄县人）为首的中国航空协会菲律宾分会倡导献机救国。菲律宾华侨铁商会首捐20万比索（当时可购机2架）。华侨郑万益独捐10万比索。菲律宾华侨百货商会、杂货商会、纸箱商会、信托商会、屠宰业、学生界及妇女界也各献机1架。据统计，抗战头三年间，菲律宾华侨献机捐款达490万比索（2比索合1美元），共可购机50架。(②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和华裔》，第194页，（台北）正中书局1979出版。)菲律宾闽籍侨胞组织福建救济委员会，发起募款1000万元。(③《闽侨月刊》创刊号，第13—16页，1939年5月10日出版。)
  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捐款方式一般分为定期捐款和临时筹募两种。各商店雇员、学校教职员、各机关工作人员，均按月扣薪若干巴仙，各学校学生每日每人捐零钱，舟子、车夫、小贩自愿认日捐和月捐。陈嘉庚每月捐款2000元。属于临时筹募者，则有各种特捐、如球类比赛筹赈、游艺会筹赈、歌咏筹赈、演剧筹赈，以及制糕饼、菜肴、花卉筹赈等，福建帮组织了100个售花队。侯西反（南安县人）是新加坡筹赈会及南侨总会的总务主任兼闽侨募捐主任，他常常一天连续出席几个劝募会，筹款成绩斐然。他主持的树胶公会带头认购救国公债40万元国币。胡文虎于1939年10月赠给广东抗日军队15大箱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等药品。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9年4月，胡文虎共认购“抗日救国公债”250万元国币，加上义捐，超过300万元。马来亚怡保的永定籍华侨戴汉杰，为了支持祖国抗日战争，于1940年将十一岁的儿子钢芬卖掉，得款折合银300元，全部捐献给怡保筹赈会，国民政府特颁给戴汉杰一枚勋章，表彰其卖子救国的爱国义举。新马地区华侨义捐和公债合计共达32765826元(国币），平均每人负担15元。(④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第二章，新加坡，1940年版。)
  在印尼各地华侨到处张贴“节食救国”和“踊跃输将”等标语。。各地侨校师生上街募捐、义卖、义演，成为募捐的主力军。《新报》从1937年8月起，建立“中国救济基金”，四年内共募得1715854盾。《新报》职员自动减薪5～10%以支援抗日。( ⑤见《洪渊源自传》，载《华侨历史》，1985—1986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坤甸华侨马细旦足残废多年，以手代步。他爬到街上向侨胞发表抗日救国演说，并将两天行乞所得40盾交到慈善委员会转汇祖国赈济难胞。爪哇华侨许启兴（父是福建籍）曾主办巴城华侨慈善夜市，奔走筹款。据统计，1938年11月至1940年12月的两年内，巴城华侨认捐31535287元。当时我国华南、西南地区疟疾流行，巴城华侨踊跃捐献奎宁丸，不到两年时间即捐一亿粒以上。印尼华侨还捐献6万件寒衣，价值约18万元。( ①黄昆章：《印尼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载《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3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缅甸福建华侨将温陵会馆、安溪会馆、惠安会馆、三山会馆、南安公会的馆所变卖以购公债。缅甸华侨于1938、1939年通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仰光支会购献两批14架战斗歼击机，后被编为“缅甸华侨号”。滇缅公路开通后，缅甸华侨响应南洋华侨救灾总会的倡议，各侨团和侨校于1940年掀起献车百辆的运动，所献车辆被命名为“缅甸华侨青年号”。（②《华侨与中国革命》，第349页，1963年台北。）此外，缅甸华侨还捐献大批衣服、药品等物资。据统计，1937～1939年缅甸华侨通过缅甸红十字会运回祖国的物品有：单夹衣裤313捆，32.52万件；新棉衣29捆，1.16万件；新旧麻袋360捆，18.35万件；各类药品69箱。（③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57—58页，79页，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
  华侨除捐款汇交国民政府外，也把大批捐款、物资直接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新加坡华侨发起扩大援助八路军运动，发表《为援助八路军告侨胞书》，号召侨胞踊跃支援。马来亚华侨组织“援八援新四委员会”。菲律宾华侨组织了“陕北公学捐募基金委员会”，先后两期募捐16300余元。1939年初，海外华侨给宋庆龄转交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在八年抗战期间的捐献，以国币计算达13亿2259万元。（ ④《华侨志总志》第473页，台北。）国民政府发行的5亿元救国公债，华侨认购一半，最后作为捐款献给抗战事业。（⑤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57—58页，79页，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
  三回国参战
  1938年南洋华侨青年陈少墨、林文法、蔡云飞、李延平、彭乃成等人回国参加黄埔军校。新加坡归侨陈少墨在黄埔军校15期毕业后，加入余汉谋12集团军188师，转战粤北、桂西，在十万大山打游击，利用山地，丛林与日寇周旋，日本投降时，陈任突击营副营长，奉命到海南岛受降。
  1939年7月，有88名华侨青年从新加坡乘船回国参加国民党军队在本省的第13新兵补训处学员训练。结训后编入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层军校设有华侨特别班，专门招收归国从戎的华侨青年。有许多华侨青年受训后被编入国民党部队。如1939年菲律宾有100多名华侨青年回国从军，抗日杀敌，被编在军政部福建第13补训处受训。（ ⑥《闽侨》月刊，1939年第4期，第43—48页。）
  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约占四分之三。华侨飞行员多次驾机与日本空军作战，为保卫祖国领空立下战功，不少人壮烈殉国。德化县籍华侨肖德清，出生于马来亚，1933年入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飞往前线参加战斗，1942年5年4日在云南省武定县上空与日机战斗中牺牲。（①转引自郑炳山《泉州地区华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载《华侨历史论丛》第3辑，福建华侨历史学会，1986年9月出版。）菲律宾归侨刘领福，曾在厦门“福建民用航空学校”学习，抗战初曾多次参加杭州、南京和长江沿线空战。1938年8月3日在武汉空战中击落敌机一架，荣获金质兰星奖章。（②转引自洪仁《厦门华侨与抗日战争》，载《厦门日报》，1985年5月24日。）
  抗战时期，有大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仅1938年5月8日，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参加抗日的青年就有78名。1937年12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征召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民武分会”挑选了28名（其中福建籍22人）组成“菲律宾华侨回国慰问团”，由沈尔七（晋江县人）为总领队，于1938年2月到达龙岩县新四军二支队驻地，8月初到达新四军军部。慰问结束后，团员奔赴各抗日前线参战，后来大部分在皖南事变中蒙难。（③高天雄：《菲律宾华侨回国慰问团纪事》，载《华侨沧桑录》，广东人民出版社。）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于1937年到1938年组织三批20多人回国。第一、二批10多人到延安，第三批7人参加新四军。（④高作辑：《回忆怡朗华侨的爱国行动》，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华侨史》，1983年7月。）李林是爪哇华侨，1937年在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被派往太原参加“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以后在雁北地区参加武装斗争，后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1940年4月26日，在一次反扫荡战中，在连续重创敌人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⑤平鲁县党史县志研究室：《巾帼英雄一一李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印尼巴城养生院院长柯全寿（福清籍），先后组织四批医疗队，每批十多人。医疗队待遇微薄，在前线救死扶伤，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称赞。（⑥黄昆章：《杰出的印尼华裔名医、社会活动家柯全寿》，载《华侨历史论丛》第3辑，1986年9月。）缅甸华侨组织救护队，全队31人，由陈雅云（广东人）、李伯桂（福建人）任正副队长，曾在广东从化及西江一带工作。1939年1月救护队李伯桂、马兴惠等十人到湖南、贵州，有的在图云关红十字会总部工作，有的到第54和第56救护队工作。（⑦马兴惠：《缅甸华侨救护队回国抗日纪事》，载《华侨历史》，1986年第3期，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
  为了打破日军对我国沿海口岸的封锁，1939年建成了滇缅公路。当时国内缺少汽车驾驶员和修车工人。“南侨总会”号召华侨中的汽车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数月之间，回国者达3193人，其中福建籍有800多人。新加坡、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不少福建华侨宁愿放弃在海外比较安定和优裕的生活，应募担任滇缅公路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当时疟疾盛行，华侨机工普日死七八人。但他们不怕劳苦，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拼命为祖国抢运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四抵制日货
  抗日战争开始后，海外华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不买卖日货，不为日商做工，不把军需物资供给日本侵略者。
  马来亚是日本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供应地。1937年12月初，当日营铁矿的矿工得知他们生产的铁矿和钢片运往日本，制造枪炮和飞机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时，丁加奴州的龙运铁矿的华工，一致离矿罢工。紧接着，其他各矿华工也相继罢工。原籍德化县的陈节侯，在矿区经营商店已久，当龙运铁矿罢工后，陈节侯也毅然停止营业；1942年马来亚沦陷时陈被日军拘捕，全家五人被害。（①徐本章、李仲伦：《德化县华侨简史》，见福建华侨历史学会1986年9月编《华侨历史论丛》第3辑。）1938年1月3日马来亚日营崙株巴辖铁矿三千名华工（绝大部分是福建籍）集体罢工，矿上机械全被炸毁。新加坡筹赈会支持这一罢工斗争，以福建会馆名义，向侨胞募捐新加坡币六万余元资助罢工工人。以后这些华工在南侨总会的组织和帮助下，陆续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由于马来亚华工的罢工，使日本在马来亚经营的钢铁生产受到致命打击。1937年7月起，日本每月从马来亚运出的铁矿石和钢锭30万吨，而罢工后的12月，仅运出12400吨。（②转引自林金枝《福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南洋各地华侨成立了抵制日货运动的领导机构。华侨在新加坡、马来亚组成了“抵货会”和“锄奸团抵货会负责检查入口货物，锄奸团则侦察商店摊贩是否出售日货。新加坡市政局一名粤籍议员因主张向日本订购水泥，被陈嘉庚斥为“忘祖”、“腐化”，舆论同声反对，使他不敢向日商订货。菲律宾华侨工商界则组织华侨抗敌委员会，宣布以排斥日货、筹募救国公债及救济伤兵难民为目的。越南华侨于1938年成立“安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把“根绝劣货（日货）运动”作为重要任务之一。缅甸华侨于1937年10月成立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各地成立抵制日货的领导机构后，向广大华侨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日货原在新、马地区有很大市场，遭到广泛抵制后，日货几乎濒于断绝。1938年初的3个月，东南亚日货销量减少了54%，每月损失2000万元。“七•七”事变前，日本运往新加坡的货物，原每月八千吨，事变后减少至二三千吨。（③黄警顽编；《华侨对祖国的贡献》，151页，棠棣出版社，1940年。）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
  五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号召海外华侨奋起救国，闽籍爱国侨胞热烈响应。
  “南侨总会”成立不久，北平汪朝宗、池尚同、王大桢（泉州人）等31人联名给“南侨总会”来电，妄图引诱陈嘉庚和“南侨总会”“赞成与日和平”，当即遭到陈嘉庚回电痛斥，指责他们是“卖国求荣，谄媚无耻，沐猴而冠，终必楚囚对泣，贻子孙万代臭名”。（④陈嘉庚：《南侨回忆录》，81页。）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当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企图和日本侵略者妥协，陈嘉庚当即以“南侨总会”名义打电报质问；当确知汪精卫坚持对日本妥协时，便公开谴责汪精卫等于秦桧，卖国求荣，并以国民参政员名义，打电报给正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很快获得通过。当时担任议长的汪精卫在宣读这一提案时，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当汪精卫叛逃时，陈嘉庚发出多封电报，要求通缉汪精卫。此后，以反对卖国投降、支持抗战为中心的讨汪运动，在各地迅速展开。在马来亚，“马来亚各界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在各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汪宣传周”活动。在越南南圻有40万华侨参加声讨汪逆的运动。在緬甸仰光，华侨还筹款100万元作为缉拿汪精卫的活动费用。（ ①《仰光华侨筹款百万元缉汪》，载《新华日报》1940年9月27日。）
  1939年底和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时，一再向国共两党领导人表示：“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团结一定要加紧，汉奸汪精卫分子一定要铲除，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侨胞爱国，积极帮助祖国抗战。”“若不幸分裂，发生内战，则无异自杀。”（②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10页。）在南洋各地的救亡团体和爱国侨领，纷纷发表宣言和谈话，呼吁团结抗战，谴责内战、分裂。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对新四军进行突然袭击制造了“皖南事变”。这一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十分愤慨，群起反对和谴责。1月18日，菲律宾中华抗敌总会和菲律宾闽侨难民救济会联合召开会议，余清箴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侨胞最希望于祖国的，是国内团结的日益加强，希望政治进步，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痛恶任何细小的分裂消息。”南洋地区31个闽侨社团，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召开联席会议，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一致决议：“向中枢当局作紧急呼吁，恳其立即释放全国爱国政治犯，明令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火速撤消一切防共部署，承认一切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援助敌后之抗日的民主政府，恢复抗日有功之武装。”（③《南洋华侨呼吁改革祖国内政》，载《新华日报》1941年8月6日。）
  1941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四周年，《南洋商报》发表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信的内容有：一、中国一定要抗战到底，中途妥协就是灭亡；二、中国一定要实行民主，在抗战中完成建国；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定要团结一致，不能自起分裂；四、汪精卫以及一切汉奸组织，一定要加以消灭。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带头在信上签字，紧接着，在矿山、工厂、橡胶园、街道、商店、饭馆，各界华侨争着签名。到7月中旬签名者达10万人。（④《马来亚华侨万人签名，要求团结抗战》，载《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