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12年4月，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残杀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妄图复辟封建帝制。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福建省的华侨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纷纷声讨袁世凯的罪行；许多华侨捐款资助讨袁的军费，还有不少华侨回国参加讨袁军队。
  一声讨袁世凯
  袁世凯派遣的爪牙汪声玲统治福建，以阻挠禁烟的莫须有罪名，将黄乃裳逮捕企图杀害，电告袁世凯称：“黄某系同盟会重要人物，非处以极刑，恐生后患。”(②黄乃裳：《绂承七十自叙》。)袁世凯担心处死黄乃裳将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乃将黄判处无期徒刑。此案传出后，南洋各地纷纷函电责问。各地代表300余人集会新加坡质问中国领事馆，要求释放黄乃裳。在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压力下，袁世凯不得已将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黄乃裳释放。
  印尼泗水的华侨于1916年在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等的电文中指出：筹安会“更变国体，……，紊乱约法，实有召速亡之祸。”(③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第515页，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三宝垅华侨的电文称：“海外侨众，所为椎心泣血，不能自已者，正以一线之良知未泯，上溯往古，下逮来今；内审本国情形，外察世界大势，深信此变更国体事，有百害而无一利，……”( ④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第519页，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
  正当袁世凯指使其党羽，在全国举行所谓团体投票妄图复辟帝制之际，菲律宾华侨积极筹备庆祝中华民国建国四周年，以示抗议。在马尼拉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与会者严厉斥责袁的复辟活动，并决定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告诫美国银行家不要借款给袁。( ⑤《菲律宾华侨史》第41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
  二次革命发生后，新加坡归侨许卓然与日本归侨陈清机等人，在厦门创办《应声报》，鼓动讨袁。
  1915年1月，日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菲律宾各爱国华侨团体代表四百多人，于1915年3月11日晚，在善举公所集会，推举晋江县籍华侨蔡联芳为临时主席，通过成立“华侨救亡团”，发动捐款，筹组敢死队回国参战，通电政府和南洋各侨团共商讨袁。会上推选吴克仁、吴宗明起草致北京政府、闽粤政府电文，反对《二十一条》云：“日无理要求，请拒绝。宁战毋让。侨誓以生命财产为后盾。”与会华侨纷纷捐款。3月15日晚，菲律宾华侨再次集会，商讨正式成立“华侨救亡团”和开展反袁反日爱国运动的有关事项。会议选举蔡联芳、戴金华为华侨救亡团正副团长，并起草救亡团简章。
  1915年5月，印尼中华总商会坐办兼文教委员会主席、《爪哇公报》主编韩希琦（诏安县人）联络南洋各华侨团体，多次通电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①转引自杨锦和、洪卜仁主编：《闽南革命史》，第73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年4月。)
  袁世凯于5月9日正式承认《二十一条》修正案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广大华侨愤激，报纸发表声讨袁世凯的文章，并以这一天为“国耻日”，年年纪念。(②陈碧笙、陈毅《陈嘉庚年谱》第18页。)
  二捐款资助革命
  菲律宾马尼拉华侨社团获悉国内一些省份进行二次革命的消息后，在该市侨胞中募得2.4万比索，以充二次革命的军费。宿务侨胞短期内即捐款2.6万比索，并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如需要更多的援助，还可以继续捐献。(③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第416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
  1913年10月间，孙中山派遣伍平一、李萁、叶夏声等到苏禄、怡朗、马尼拉发展组织，鼓动反袁斗争，募集革命经费；1914年秋派胡汉民、伍平一到菲律宾南部开展革命活动；1915年又派许崇智、宋振、郑洪年、朱卓文到马尼拉指导党务，募集革命经费。这些活动在福建华侨支持下取得重大成果。1914—1915年共募得革命经费36万比索。菲律宾华侨刘谦祥是一名工人，收入有限，他将全年工资1000元捐作军费，受到孙中山的专电嘉勉。(④《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6页，香港时报社印行。)
  孙中山为了筹备经费，在南洋各主要支部先后成立了筹饷局，印制“中华革命党债券”作为收据凭执；还按认购数量之多寡，发给金质、银质或铜质勋章。印尼华侨踊跃认购债券，筹饷局职员带到印尼各地的债券被认购一空。印尼华侨认购的债券将近12万元。(⑤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1915年，蔡锷在云南省组织护国军讨袁时，著名华侨企业家黄仲涵（同安县人）汇款2.5万元表示支持。(⑥杨丹：《黄仲涵家族与建源公司》，载《华侨历史论丛》第二辑，第212页，福建华侨历史学会1985年6月。)
  缅甸侨胞于1912年6月22日，由杨子贞、曾广庇（同安县人）等在仰光发起劝募“国民捐”“爱国捐”，筹集237572缅元。袁世凯妄图复辟封建帝制消息传到缅甸后，侨胞群情激愤，工人、中下层工商界人士，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以及宗教界神职人员，都有不少人担任义务的劝募员和联络员，踊跃捐款，有连续捐几次的，也有月捐中连捐六个月的。缅华界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缅甸筹饷局”，共筹得20万港元作讨袁经费。闽侨陈允洛（泉州人）奉缅甸支部之命，携款返回厦门，供厦门反袁革命活动的开支。(①黄馥生：《孙中山革命与缅甸华侨》，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陈允敦：《辛亥革命前后的南洋华侨》载《华侨史研究论文集》，第一集，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
  越南华侨颜子俊（永春县人）在孙中山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时，他以旅越华侨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四处奔走，游说革命，筹集款项，支持反袁斗争。
  三参加武装斗争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秘密派遣华侨中的革命骨干潜回内地策划讨袁军事行动。不少华侨回国参加讨袁武装斗争，其中菲律宾有几百名华侨分多批经香港回国参加战斗。
  1915年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在厦门成立后，积极筹组武装起义。该支部将其成员派到各地进行活动，许卓然、傅振箕到福州，王泉笙、钱竹轩在泉州，庄育才、陈延香等在同安，杨持平等在兴化，叶青眼等在厦门。支部发给每个党员一支手枪、一只手表和一个公文箱，旅费以及伙食费也由支部负责，支部经费来源主要靠菲律宾华侨戴金华等人筹汇。
  1916年1月29日，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在厦门鼓浪屿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有三十多人，由叶青眼主持，计划在2月2日夜1时发难。但由于组织不纯，混进李厚基派来的密探，散会后即密电李厚基；袁世凯立即派在上海的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陆战队乘两艘军舰，于2月1日晨在厦门登陆，占据厦门制高点。厦门起义被迫延期而流产。
  1916年初，以许卓然为部长的福建护国军统筹部成立。1916年4月23日，福建民军宣布起义，占领闽江上游一带。
  闽南护国军辖两个支队一个独立营，每个支队分编为二个营，全军官兵共3000人，与袁世凯在福建的代理人李厚基的军队展开激战。护国军第一支队教练吴瑞玉是华侨，他早就邀集16名华侨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后，他联络民军，组织护国军，任闽南下游护国军教练官，在南安一带多次与敌军作战，并率部挺进泉州。部队抵达晋江霞井乡时，孤军奋战，弹尽援绝被俘，后壮烈牺牲。( ②《闽南革命史》第79—81页。)
  闽南护国军第二支队是在同安闽南讨逆军的基础上，于1916年4、5月间组成的。同安县霞阳缅甸富侨杨章训出资1600元大洋支持这支护国军购买枪弹。6月1日凌晨3时，第二支队攻打同安县城，与北洋军一个营血战，緬甸归侨丘廑兢带领一支部队参加战斗( ③《闽南革命史》第79—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