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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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福建省志·华侨志》 图书
唯一号: 130020020220000028
颗粒名称: 第一节 辛亥革命
分类号: K257
页数: 5
页码: 150-154
摘要: 本节记述了清政府长期以来把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化外之民”,不仅不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反而对归国华侨和侨眷敲榨勒索。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步步深入,清王朝日益衰弱腐败;广大海外华侨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强烈不满和憎恨,迫切要求改变祖国的现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靠山,改变寄人篱下的处境。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正符合华侨的把祖国建成一个民主、独立、繁荣、富强的国家的愿望,因此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在辛亥革命中,福建华侨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辛亥革命 福建省

内容

清政府长期以来把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化外之民”,不仅不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反而对归国华侨和侨眷敲榨勒索。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步步深入,清王朝日益衰弱腐败;广大海外华侨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强烈不满和憎恨,迫切要求改变祖国的现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靠山,改变寄人篱下的处境。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正符合华侨的把祖国建成一个民主、独立、繁荣、富强的国家的愿望,因此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在辛亥革命中,福建华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参加革命组织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春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杨衢云(海澄县人)被推举为首任会长。随后,在日本的横滨、越南的河内等地成立了兴中会的分会。
  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建立了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从1906年起,孙中山以及他所委派的革命党人先后到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组织。许多福建华侨踊跃参加,成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的骨干和中坚。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厦门人)是南洋同盟会的创建人之一,担任过南洋英、荷两属(殖民地)同盟会会长,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孙中山在南洋开展革命工作时,曾委派他到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到1908年,仅南洋英、荷两国所属的殖民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和通讯处100多个。新加坡华侨林镜秋(厦门人),也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之一,担任过同盟会中的福建帮长。槟榔屿华吴世荣(海澄县人)曾被公举为当地同盟分会会长,黄金庆(同安县人)为副会长。黄乃裳和陈嘉庚分别在1906年和1910年加入同盟会组织。侨居缅甸的华侨庄银安、徐赞周(厦门人)等人,在缅甸华侨中建立同盟会组织时起过重要作用。1908年缅甸的同盟会建立后,仅一年多时向就在20多个城镇建立了分会组织。1908〜1911年,缅甸华侨参加同盟会组织的达到2343人,(①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0、118页。)其中许多是福建华侨。庄银安被推举为同盟会缅甸分会会长。暹罗同盟会分会于1908年冬成立,由《华暹日报》社长萧佛成(南靖县人)任会长。菲律宾的同盟会在成立之前,福建籍华侨郑汉淇、杨豪侣等人“均时常向侨众抨击清政,不遗余力,闽粤同胞多为感化”。(②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0、118页。)1911年春夏之交,当孙中山派人来菲律宾发展同盟会组织时,郑汉淇等人马上响应,协助革命党人建立了同盟会小吕宋分会,郑汉淇(厦门人)当选为会长。
  福建华侨除了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外,也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荷属东印度洒水同盟会员王振邦(南安人)于1910年回到厦门,以挂着外籍招牌的万成客栈作为秘密据点,建立同盟会组织。王振邦还设法通过关系“联合厦门水口、乌里山、磐石各炮台以及营盘防勇”。(③王振邦:《光复厦门漳泉永纪略》。转引自《泉州文史》第5辑,第87页。)在驻厦清军中开展策反,扩大革命力量。新加坡华侨黄蕴珊回厦门发展革命组织时,甚至到警察中开展活动,发展总巡官及各分局巡长为同盟会员。(④厦门老人林万山的回忆(1956年调查),转引自《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4期,第7页。)
  二宣传革命思想
  为了启发华侨的革命思想,1903年陈楚楠等自筹资金,将邹容写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翻印两万册,散发南洋各地,并寄回国内广为宣传。1904年,陈楚楠、张永福出资五万元在新加坡创办《图南日报》,成为南洋各地进行革命宣传的第一个言论阵地。该报行销南洋英、荷所属各埠,销数达两千份。(⑤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72页。)1905年《图南日报》刊印宣传推翻清廷、预言革命必胜的月份牌,很受侨胞欢迎;孙中山也很欣赏,特邮寄20美元购买20份作为纪念。《图南日报》因经费困难等原因停刊后,陈楚楠等人又于1907年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兴日报》、与康、梁等维新派所控制的报纸展开论战,驳斥他们的种种谬论。《中兴日报》最高销量达到4000多份,在启发华侨革命觉悟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
  旅居缅甸的福建华侨庄银安、徐赞周等人于1908年8月在仰光创办了宣传革命的《光华日报》。1910年清政府勾结英国殖民政府迫害《光华日报》同人。庄银安到马来亚槟榔屿避难;在同盟会会员、华侨陈新政(厦门人)等人支持下重组《光华日报》继续出版,也成为颇有影响的革命舆论阵地。
  在南洋各地的福建华侨开办各种书报社以宣传革命。1902年在新加坡的牧师郑聘廷(惠安人)创办星洲书报社,陈列各种革命书籍、报刊,任人阅览,促使许多华侨觉醒。1905年孙中山到新加坡,亲临书报社参观,对郑牧师的开明之举大为嘉许。1912年3月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特地给星洲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云:“星洲书报社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特给予优等旌义状,奕化后民,永多厥义,此旌。”(①余思:《星洲书报社受颁旌义状》,《华声报》1987年3月20日。)在星洲书报社影响下,一时南洋各地新办的书报社如雨后春笋,马来亚设立了近60个书报社,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也先后了数十个书报社。
  福建籍华侨同盟会会员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黄乃裳在60高龄时,不畏清朝政府的查禁,把5000本《图存篇》(即邹容的《革命军》)带回到厦门、福州和广省的潮州等地散发。新加坡同盟会员盛九昌(南安人)是有名的牙医的摄影师,他认为干革命应从家乡开始,于是束装回国,以补牙、照相为掩护,身背补牙、照相工具,到泉州南门外的大小村庄,晋江县的安海、石狮、永宁、深沪等乡镇,以招揽生意为名,挨家串户宣讲革命道理。(②泉州文史资料》第9辑,第109页。)厦门的归侨创办阅书报社,购买新书刊,向各界人土灌输革命思想。同时还设立中华理发店,免费为人们剪除发辩,并散发传单,以宣传反清思想,扩大革命影响。(③孔立:《厦门史话》第123页。)
  三捐赠经费和物资
  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华侨。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每次起义,孙中山均向陈楚楠等筹款接济。(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89页。)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大部分起义军将士退入越南境内,后又转送到新加坡,孙中山通知陈楚楠等人设法收容安置、安排工作。陈楚楠为革命事业捐献巨款,甚至发生兄弟分产案件。1908~1911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人至缅甸华侨中筹款,庄银安等人每次都捐款数千元。( ⑤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0页。)马来亚槟榔屿的华侨郑玉指(永春人)踊跃为革命筹资献款。1910年孙中山的眷属到槟榔屿时得到郑玉指的照顾和资助。广州起义前吴世荣带头变卖店产,倾资助饷,筹集起义经费。永春县旅居马六甲的华侨郑成快,捐助革命经费达五六万元。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授予二等有功奖章。马来亚怡保著名的维新派领袖、永定县华侨胡子春,在武昌起义胜利后,转变政治立场,参加支持辛亥革命的阵营。1911年11月2日,怡保同盟分会召开群众大会,胡子春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在大会上带头捐献叻币五千元作为支持革命的基金,并带头剪掉辫子,表示与清朝政府决裂。同年11月20日,胡子春倡仪建立一个包括嘉应州、潮州与汀州的保安会,以协助在福建、广东两省的上述地区建立革命政府。1911年12月,广东都督胡汉民,给予胡子春领导东南亚华侨社会筹款支助革命北伐的任务。(①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295~296页。)
  四参加和资助家乡革命
  辛亥革命中,许多福建华侨直接参加和领导本省各地的武装斗争。黄乃裳在广州起义时,动员他最为信任的学生参加。黄利用担任福州英华、福音、培元三个书院教务长的机会,在学生中组织炸弹队,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黄乃裳听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从南洋返回福州。11月14日(农历9月18日)夜11时,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的30名学生组成的炸弹队,聚集在黄乃裳家里整装待发。11月15日清晨,黄乃裳亲自举着“十八星大红旗”(当时革命军的旗帜),率领体育会会员百余人,商团百余人和社会青年30余人,由仓前山桥南公益社(即同盟会会址)出发,开进城内,分守于乌石山、于山、越王山一带。下午,同盟会会员领先,几千名群众参加,占领了道台衙门,福州庆获光复。
  厦门是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点地区。马尼拉、新加坡、泗水等地的华侨相继回到厦门,参加革命活动。王振邦(南安人)是从印尼泗水回来的厦门光复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厦门曾有一支56人参加的华侨炸弹队。
  泉州的光复斗争也有华侨参加和领导。蒋以麟于1911年5月受泗水同盟会委派回泉州进行革命活动。他与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叶青眼和从海外回来的侨界同志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员,争取革命群众。1911年10月底成立了泉州地区同盟会机关部,由蒋以麟任会长。福州、厦门先后起义成功后,蒋单身前往会见泉州防军统制唐万胜,晓以大义,喻以利害,劝唐起义。唐终于接受革命党人所提出的条件,宣告反正,泉州遂得光复。(②蒋刚:《爱国华侨蒋以麟先生事略》,载《泉州华侨史料》第一辑,1984年7月。)
  武昌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10日,漳州的同盟会华侨会友郑绍三等人喑中约集石码、角尾、福浒等地农民百余人,各带刀、棍、鸟枪等武器,抵达漳州城郊隐蔽。次日,漳州宣告光复。
  广大华侨得知福建省光复,踊跃捐款支持。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天福宫召开乡侨大会,决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选出陈嘉庚、张永福、陈楚楠、陈先进、叶敦仁、陈祯祥、留鸿石等20名委员,陈嘉庚当选为主席。会上当场捐得2万元叻币汇往福州。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星马华侨捐给福建革命活动的汇款共有27万元叻币。(③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282页。)据当时福建临时政府交通司长黄乃裳记叙,光复后的福建省新政府共计收到华侨汇款70多万银元。厦门光复后,海外各地侨团自动组织募捐队向华侨募捐。缅甸华侨先推选庄银安携款来厦门主持临时筹饷局,接着丘廑兢返回厦门,协助庄银安处理有关事宜。槟城闽侨吴世荣、陈新政、黄金庆、丘明昶等筹款汇来厦门;泗水也派庄以卿、庄少谷、王少文带2万元来厦门支援。(①转引自郭梁《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南洋闽籍华侨》。)

知识出处

福建省志·华侨志

《福建省志·华侨志》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本志记叙的内容是以福建省籍华侨的活动和本省的侨务工作为主,兼及外省籍的华侨、归侨在本省的活动。已经参加和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虽不在本志撰写范围内,但由于许多外籍华人,原来是保持中国国籍或双重国籍的华侨,在记述这些人的活动时,难以把他们一生的活动,按入籍时间前后截然分开;同时不少外籍华人在国内仍有直系亲属、亲朋好友,有祖祠祖屋和祖宗坟墓,他们与出生地或祖籍地仍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在本志书的某些章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外籍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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