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日本国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日本海与我国、朝鲜和苏联相望。全境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个大岛和数百个小岛组成，总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本州岛约占国土总面积的60%。总人口有一亿二千多万。
  1868年日本经明治维新运动后，迅速发展成为军事封建帝国。1878年并吞琉球国改名冲绳县，1894年占领我国台湾、澎湖列岛，1910年侵占朝鲜。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1972年9月29日与我国建交。
  一 移居
  福建人赴日本经商由来已久。北宋咸平五年（1002)建州（今建瓯）海商周世昌，因遇风暴漂至日本，在日本居留七年后回国。天圣四年（1026)，福州海商周文裔、陈文佑先后自日本归国，之后，陈、周两人又再往返日本、福建之间，沟通了中日贸易，促进两国的经济交流。北宋崇宁元年（1102)泉州商人李充到日本贸易，在日本住了两年回国，后又于崇宁四年（1105)到日本，向日本大宰府呈交本国公凭（又称公验或公据），申请贸易。(①沈玉水：《泉州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载《泉州华侨史料》第2辑第31页。)
  13世纪，在日本兴起的“五山文化”，迫切需要翻印从中国带去的各种佛经和文学作品。精于雕版印刷的福州南台人陈孟千、陈伯寿等，与莆田人俞良甫于1367年东渡日本，在嵯峨从事佛经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雕版。(②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
  琉球（今冲绳县）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岛国。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以后，在颁布禁海令的同时，派遣使者诏谕四海，以增进与诸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由于琉球国的航海造船业十分落后，很难与明朝保持密切的朝贡贸易关系。明太祖不仅慷慨赐海舟给琉球国，并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赐给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①龙文彬：《明会要》卷七七，“外藩一•琉球”，中华书局，1956年秋。)当时福建沿海“素通番舶，其人多谙水道，操舟善计，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②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一四，“海防六”，明天启元年刻，清修本。)这批福建人到琉球后，国王“即令三十六姓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俗称久米村），亦称营中”。(③《久米村系家谱》（上）295页，蔡氏家谱《那霸市志》资料篇第1卷，那霸市计划部市史编集室，昭和55年版。)明成化十四年(1478)礼部奏称“琉球国……其使臣多系福建逋逃之徒，狡诈百端，杀人放火，亦欲贸中国之货，以专外夷之利”。(④《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七，成化十四年四月已酉。)
  明嘉靖年间，倭寇在福建沿海作乱，掳掠一些人前往日本。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船在归途中被风飘至朝鲜，内有漳州人蔡四官、孙美等。蔡四官称“因倭人作乱于中原，被掳而来”。(⑤《李朝明宗实录》。)晋江县人施长昆，“嘉靖间，年十三，在逃倭乱时被倭掳至日本。日夜思亲哭泣，欲归无计，居三十九年，娶日本妇女，生二子”。(⑥《泉州府志》卷五八。)
  日本江户时代，长崎于1571年建港辟为日本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商埠。是年有一艘中国商船抵达长崎。(⑦刘寒吉：《长崎历史漫步》，第28页，创元社，1984年版。)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后，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庆长14年和15年（1609和1610)，幕府老中和长崎奉行便分别致书福建总督，希望恢复断绝已久的贸易。(⑧三浦周行：《日本史研究》第一辑（下),第728页。)当1610年有两艘福建和广东的商船开到长崎时，便发给内容相同的朱印状（类似贸易许可证）。此后，在明朝政府的默许下，以南京和福建为主的商船，来到长崎贸易的日渐增多。
  《越嶲》卷二十一“通番”中记载，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发生三起以闽人为主的“通倭人犯案”，一是“海盗欧梓、洪贵等在海上抢掠商货后，由海澄泛船开洋，径向日本去”；一是福建商人严翠梧、方子定与浙人结伙，造船三只，“揽贩以通倭”；一是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航户王厚造钓槽大船，雇请把舵、水手、艮匠、向导、通事等，“招来各贩，满载登舟”，于六月初二日由长乐开船至日本五岛，其获利“除舵工、水手分用外，清与厚共得银二百二十九两有奇”，各商觅利也“多至数倍”。(⑨转引自陈自强《略论明代中后期福建的对日交通》，载《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47—48页。)
  海澄人张燮在明万历年间写的《东西洋考》中，记述福建人在日本“生长杂居，十有其三”。明末清初，李旦（泉州人）为平户华侨领袖，与其弟芝宇拥有多艘商船。海澄县人颜思齐，因宦家欺凌，击毙其仆，逃到日本，以裁缝为生。明末清初，中日贸易曾一度垄断在郑氏（芝龙）家族手中。1641年6月，郑芝龙船六艘自安海港抵日本长崎；7月，郑氏又派砂糖船十二艘前往长崎；8月又有四艘郑氏商船开进长崎。1641年夏季，抵长崎的郑芝龙商船有二十二艘，约占这年中国前往长崎商船总数的22.7%。据《长崎记》载，从1650年到1661年，中国到长崎的商船计共607只，平均每年有51只，其中大多数属于郑氏族人所有。(①[日]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明万历年间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称：“有刘凤歧者言：自（万历）三十六年（1608)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
  明末清初，福建各地有不少贸易商、船主和文人士大夫以及船员移居日本长崎、鹿儿岛等地。欧阳华宇（漳州人）于明万历年间航海经商流寓长崎。林太卿（福清人）是海商船主，为避战乱，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7月东渡到鹿儿岛居住，10年后移居长崎。欧阳云台(漳州人）是一位富裕的贸易商船主，1615年移居长崎。卢君玉（沙县人）是一位文人，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避乱东渡到长崎，1628年在长崎东中街建住宅，成为“住宅唐人”。陈冲一(龙溪县人）是一名医生，为避战乱，于日本元和年间（1615)移居鹿儿岛。刘一水（长乐县人）是一位文人，为避战乱，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东渡日本。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儿子俞秉权、孙子俞惟和为避战乱，也在万历年间前往日本定居。(②童家洲：《明末清初日本长崎福建籍华侨述略》，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在此期间，随船主移居日本长崎一带的人尤多。据日本的唐船资料记载，大船有水手上百人，中船有六七十人，小船也有三四十人。
  在闽南侨乡的族谱也记载有华侨卒葬于日本的史实。如晋江县安海人柯仲周，明崇祯元年（1628)生，清康熙廿九年（1690)卒葬日本。( ③洪少禄：《从族谱中获得安海居民侨外史实之探讨》。)
  清乾隆年间，日本的名医朱来章、朱子章、朱佩章，都是来自汀州府的华侨。朱子章初到长崎时，日本幕府的医官纷纷来请教医学上的疑难问题，无不获得完满的解答，从而成为当时日本最著名的汉医。
  日本幕府安政开国以前，我国旅日华侨局限于长崎一隅，住在唐馆之内，华侨人数最多时达到两三千人，1784年还有892人。
  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修好条约后，华侨由长崎扩散到日本各港口。旅日华侨籍贯在“安政开国”前，主要来自三江地方和福建省。1870年长崎的华侨有462人，其中以福建人占多数，江浙人次之，广东人又次之。“安政开国”后，广东籍侨胞迅速增加，据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记载，1876年“粤东约三百人，八闽三四百人，江浙百余人”。
  1890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日本急于向外扩张，占领中国的市场。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使华侨迅速减少，横滨的华侨仅有1173人，比战前减少了2/3。“甲午战争”结束后，旅日华侨才又大量增加。
  据1988年福建师大历史系部分师生，对福清县高山镇和东翰乡等151名旅日归侨的抽样.调查，这批华侨在19世纪90年代赴日本的有3人（其中最早的是1893年），在本世纪初至20年代赴日本的有35人（占总数的23.3%)，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赴日本的有89人（占总人数59.4%)，1940～1950年赴日本有12人，1950〜1970年赴日本的有6人，1971〜1985年去日本的有6人。调查表明60%左右是在本世纪20年代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去日本的。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以后，不少华侨纷纷回国，1930年日本华侨有30836人，到1938年只有17043人。据福建师大历史系华侨史研究室调查，仅福清县高山镇薛港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便有27户旅日华侨返回故里。
  1944年，日本从我国大陆各省强征8万人到日本充作苦力，居住地区皆由日本政府指定(如秋田县的花岗矿山）；战后，大部分人已返回祖国，有一部分人留居日本。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1月26日通令居住在日本的台湾同胞恢复中国国籍。当时台湾籍的华侨约有28000人。因而旅日华侨人数大量增加，籍贯比例发生很大变化。据1959年4月统计，旅日华侨总数44599人，其中台湾人占47.1%，福建人占13.5%，广东人占12.1%，江苏人占10.2%，浙江、山东、河北等省籍比例均在10%以下。
  福建籍华侨分布最广泛、最分散，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乡镇中都有。福建华侨早期以漳泉人占多数，近现代则以福清等地占多数。
  二 职业与经济
  明朝万历年间到日本长崎的福建人，大多是为通商贸易而来。最初他们往往做完买卖便随船回国。后来由于贸易发展的需要，便有一些人留居下来，开办店铺。随着生意的扩大，商业网点的增加，留驻下来的商人越来越多。
  17世纪初，日本华侨李旦（泉州人）、李华宇、林三官、林五官、张四官等参加往澳门、安南、菲律宾、柬埔寨及暹罗各地之朱印状贸易，亦参加日本与南洋的贸易。日本封建主或商人甚至贷款给日本华侨往海外做生意。(①《巴城日志》1631—1634,第306页；陈荆和《清初华船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载《南洋学报》13卷，1辑。)
  郑芝龙原籍南安县石井，1612年到日本长崎，起初人地生疏，以“卖履为业”，或兼“为人缝纫以糊其口”，“幸有里人相助，朝夕不至断炊”。平户华侨领袖李旦，是当时最有势力的船主，他的商船经常航行于台湾、吕宋、东京、广南等地。郑芝龙不但帮李旦做生意，而且拜李为义父。李氏把一部分资本和几只船货交给他往越南做生意，获得很大的利润。李旦死后，其大部分财产为郑芝龙所得。郑芝龙在长崎和海澄人颜思齐等28人，于1624年6月15日结为契友，拜颜思齐为盟主。颜死后，郑芝龙被推为首领。1624年8月，郑芝龙海商集团有13只船，到1627年达到200多艘。以后这个海商集团劫富济贫，称雄于海上。郑芝龙鼎盛时期有大小船只万艘，直接拥有三千艘，取得“富甲全闽”，甚至“富敌国”的经济地位。郑芝龙回福建后，与日本和日本华侨维持着密切的商务往来。1641年6月，郑芝龙的6艘船自晋江安海港经台湾抵达长崎，载有丝、锻子、天鹅绒、麻皮、鹿皮、鲛皮、茶壶、茶碗、白腊、水银等。7月，郑芝龙又派出12艘船前往长崎，诸船除满载白砂糖、黑砂糖、冰糖外，还有白腊、麝香、茶壶、药材、白生丝、漆器、磁器等货物。(①杨绪贤：《郑芝龙与荷兰之关系》。)
  1661年，一艘往日本商船中，有华商32人，其中属福建籍的有：海澄的张瑞、王旺，闽县的翁采、魏久，福清的王一，漳浦的卢惜……他们所带货物有绫、丝、绸、红毯、绉纱、细毛毡和药材等(②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雅布口等残题本，载《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258～259页。)。
  明末清初。旅居日本的福建华侨与华裔，除商人外也有一些人从事医生、翻译等职业。卢君玉（沙县人）的孙子卢草硕在长崎行医，著有《药性集要》一书，颇负盛名，被誉为锁国时代本草学的鼻祖。其曾孙卢草拙对天文学颇有研究，并曾参与对《大清会典》的翻译和标点，在学术上颇有建树。陈冲一（龙溪县人）是一名医生，为避战乱，于日本元和年间（1615年）移居鹿儿岛。其长子陈道隆后来移居长崎，1641年被长崎奉行委任为大通事。刘一水(长乐县人）是一个文人，明万历四十六年东渡日本，他的儿子刘宣义通晓汉语、日语和福州方言。福清县万福寺黄蘖宗高僧隐元禅师抵长崎后，长崎奉行任命刘宣义担任隐元一行的通.事（翻译）。(③童家洲：《明末清初日本长崎福州籍华侨述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华侨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开始下降。1899年起，日本公布内地杂居令，全面开放内地，于是大批劳动人民东渡谋生，首先向横滨，接着又向神户、大阪发展。除商人外，其他如裁缝、料理（菜馆）、理发及藤工、漆工等技术劳动者也随之入境，且发展迅速，不久，三刀（菜刀、剪刀、理发刀）行业与商人便成为旅日华侨经济中两大支柱。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华侨的贸易经济渐次衰退。据日本大藏省统计，1908年神户对外输出贸易总额为8420万日元，经过华侨之手的只占16.1%；由各国输入总额为19108万日元，经过华侨之手的只占7.8%。此后，随着日本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日益加剧，大阪华侨在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略有上升。
  据1934年11月调查，长崎806名华侨中，福建华侨594名，占73.7%。据当时长崎领事馆对341名华侨职业调查：餐馆业122人，贸易业18人，杂货业15人，洋服业19人，理发业14人，布匹行商53人，其他59人，失业41人。在“九•一八”前，长崎的华侨贸易商约有十五六家，到1934年贸易商仅有9家，贸易状况也一落千丈，每年营业额除泰益、崇记两商号约有五六十万元外，其余各家均只有10万元左右，至多不过20万元。经营进口杂货的商人，也因景气不佳、购买力下降及日本实行高关税，经营日益困难。
  “七•七”事变一开始，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实行贸易统制，对侨商加以限制压迫，尤其对华侨的南洋贸易，更予以摧残。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利用各种统制法令，摧残华侨的经济，使得华侨社会诸业凋零，无以为生。
  金门籍华侨陈孝永于1870年开办的“泰益号”商行，从创办到发展，又由兴隆到1938年收盘，反映了华侨商人在日本所走过的轨迹。泰益号设在长崎新地町，从清朝末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孝永的孙子陈世望接手经营后，贸易范围不断扩大，与台湾、香港、上海、厦门、新加坡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成为经营粮食、土特产、中药、杂货以及海产品的进出口著名商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初，泰益号创下了营业的最高纪录，仅1917年一年的收入，就相当于过去八年的收入。该商号的贸易伙伴有301家，其中华商占79.1%，日商占20.9%；从地区来看，台湾商号占49.6%,东南亚地区占22.2%，中国占15.3%,日本、朝鲜商号占12.9%。1922年至1930年，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不景气以及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泰益号处于维持状态。1930年以后.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泰益号受到重大打击，被迫于1938年停业。(①郭梁：《长崎华侨史迹若干考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华侨历史研究所、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侨由于战胜国国民身份，地位有了提高，经济上有所优待，因而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华侨经济有较快的恢复，人数也有所增加。但不久之后，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旨在限制华侨经济发展的所谓“七•五”政令和对服褰、饮食业的登记制度。战后华侨经济有过短期繁荣，但好景不长，裁缝行业由于来自香港的竞争和对美国输出的减少，很快就趋于衰落；理发业由于日本同行的设备不断完善和更新，也受到强大的压力；只有餐馆由于战后旅日华侨作为战胜国国民，不受粮食配给限制，所以从城市到村镇都有华侨经营“中华料理”，对日本人饮食生活影响很大。长崎中华料理店“四海楼是八十年代全日本规模最大的中华料理店，可同时容纳1500名顾客就餐。它是由福清籍的长崎华侨陈平顺于明治30年（1868)创办的，据传最初创办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的留学生提供就餐的方便，起初是以经营肉丝面、各种面食为主。陈平顺于1939年逝世。八十年代四海楼的店主是陈平顺的孙子陈名诒。
  张廖富源，祖籍诏安县官陂乡。他祖先随郑成功收复台湾，遂定居台湾。1943年东渡日本，开始艰苦创业。他创建的“江滋贸易株式会社”，是八十年代日本华侨商社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综含性贸易商社。该社从事中日贸易，与我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张廖富源一生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作过突出贡献，日本政府颁发勋五等瑞宝奖章。
  任道祖（祖籍福清县高山镇）1923年在日本出生，父亲在日本做玩具小生意。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做房产生意，从小到大，逐步发展。1972年他向银行贷款扩大经营房地产，二年后他的房地产业已相当发达，在大阪、东京、熊本等地拥有17家房地产公司，以及咖啡厅、汽车学校等家实业。1986年他投资100万美元，与福建省合作成立冲浪游泳有限公司。
  自60年代起，旅日华侨职业状况、经济活动开始发生变化。1984年的调查，全日本6大城市华侨就业人数11999人，贸易业占3.3%，贩卖业占17.6%，服务业占20.3%，三项合计占41.1%，而从事管理业者占12%，事务员28%，两项合计占40%。日本华侨为求生存，正在顺应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向着知识型的职业转化；同时也说明日本华侨经济地位已比前削弱，远没有早期活跃。
  冲绳华侨经济有过黄金时代，美国侵略越南南方期间，驻扎在冲绳的美军曾达8万人，还雇佣7万当地人在基地工作。美国兵成打地做衣服，成天下餐馆，还专买高级商品，华侨生意兴隆，不少人因此发了财，置地购房，华侨经济一片繁荣。冲绳归还日本后，本土资本大量拥入，物价成倍上涨。越战结束后，华侨经济开始走下坡，裁缝店的生意减少了大半，不少餐馆生意清淡而停业。有办法的华侨远走美国、加拿大，无力拼搏的则回香港、台湾或中国大陆。
  三 文化教育
  (一)教育
  日本的华侨学校以横滨的大同学校创办时间最早，成立于1897年冬。1S99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相继开办。长崎的时中学校创办于1905年，大阪的振华学校创办于1916年，京都的光华小学则创办于1928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侨办学校相继停办。抗战结束后，各地侨校先后复办。
  80年代办得较好的是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现任董事长是福清华侨林同春。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是1939年由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与神阪中华公学合并的日本华侨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所华文学校。1959—1969年4月由陈德仁（广东籍）任理事长，从1969年到现在由林同春任理事长。1943—1982年由李万之（天津籍）任校长，1982年4月到1989年由曾建卿（广东籍）任校长。战后学生数最多时曾达1100人。据1979年统计，在校学生942人，其中福建人174人，居第二位。1988年秋在校学生数为690人，其中初中部257人，小学部433人。九十年来共培养了3500名华侨子弟。
  (二）文化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莆田刻工俞良甫与福州人陈孟荣、陈伯寿等东渡日本，在京都附近的嵯峨住了二十年，刻印佛经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数十部，选本精良，刀法娴熟，字体清秀，版面整洁，深受日本读者赞赏，被称为“博多版”。俞良甫还自己破资刻成《传法正宗记》。当时嵯峨天龙寺版在日本五山版中之所以成为杰出者，都是俞良甫、陈孟荣襄助之力。他们还教授了不少日本徒弟，为提高日本印刷事业作出贡献。(①《莆田乡讯》1986年11月20日。)
  以隐元为首的黄蘖宗僧人，除对佛学有较深的研究外，在书画、医药、篆刻、音乐、寺院建筑等方面也都各有专长。他们对日本上述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发展，分别作出各自的贡献。曰本甚至把围绕黄蘖宗所带来的文化，称之为“黄蘖文化”。雕塑佛像的名匠范道生（晋江县安海人）为日本各地黄蘖宗寺塑造了大量佛像，对于日本雕塑艺术的提高，颇有影响。(②沈玉水：《泉州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载《泉州华侨史料》第二辑，第32页。)
  孔子庙建于1893年（日本明治26年），座落在长崎市的大浦。二战中（1945年）遭原子弹炸毁。战后，由长崎福清籍华侨陈扬春（长崎中华料理“四海楼”店主陈平顺的次子）出面，向日本全九州岛的华侨集资，用6500万日元购置了孔子庙的地皮使用权，花费2亿日元进行重新复建，于1967年完工。复建后的孔子庙是一座规模宏伟的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屋顶镶砌有青龙浮雕，屋面为黄色玻璃瓦，柱子涂朱红色，十分富丽壮观。在大成殿（主殿）内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坐像，在东西庑廊前面立着孔子弟子72贤人的石雕像。紧接大成殿的后面，有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建筑物，是中国历代博物馆（日本人称唐人馆），内陈列考古出土的中国历代文物和工艺美术品。它和孔子庙一起，成为现在长崎著名的旅游观光场所，观光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3万人。80年代末孔子庙和中国历代博物馆的馆长是祖籍福清的华侨叶菊华。( ③郭梁：《长崎华侨史迹若干考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三）宗教
  明万历三十年（1602)在日本长崎的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二人发起，向日本政府商得将稻佐乡净土宗悟真寺改为菩提寺，作为华侨聚会联络供佛之所。
  1612年幕府颁布禁教勒令，严厉取缔天主教。福建商人为了表明宗教信仰，免受株连，分别于1628年和1629年建立了漳泉帮的福济寺（俗称泉州寺）和福州帮的崇福寺（俗称福州寺）。福济寺中有青莲堂，内祀天后圣母、关帝和观音菩萨。崇福寺中有妈祖堂和关帝（即护法堂），前者内祀天后圣母和大道公，后者祀关帝和韦驮、观世音。这些寺庙除举行宗教活动外，还具有同乡团体的职能。
  清顺治十一年（1654)，福清县黄蘖山万福寺高僧隐元带徒弟一批到日本长崎，先后在兴福寺和崇福寺传法。1659年隐元赴京都主持新建的宇治黄蘖山万福寺，开创了日本佛教的黄蘖宗。黄蘖宗在日本已发展到501个寺庙，信徒有87000人，皆奉隐元为祖师。
  四 社团
  日本华侨的同乡社团历史悠久。1840年以后，福建省的旅日华侨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以地缘和血缘结合起来，以争取本身经济利益，防卫自身的安全，而此时日本政府已不再禁止天主教或进行宗教调查，利用佛教寺庙作为聚会之所已失去意义，因此乡帮组织便以公所、会馆的形式出现。在神户的福建籍华侨先是组成“建帮公所”，后又于1870年成立“八闽会所”，不久又改为“福建商会议所”。长崎的泉漳帮于1892年在原有的“八闽会馆”的基础上改建为“星聚堂福建会馆”。福州帮于1899年成立“三山公所”。大阪的福州华侨于〗906年成立“福邑公所”，但不久解散。神奈川（横滨)的福建华侨于1918年成立“新兴福建联合会”。
  1903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通令全国及海外华侨荟萃之处成立商务总会。1907年，长崎、横滨成立“中华商务总会”，1908年神户、大阪华侨成立“中华商务总会”。商务理事由各帮选出代表充任，会长和副会长采取轮流制。商会职能除了有关贸易事项的讨论、处理和维持商业秩序外，还代表全体华侨对外交涉、经营墓地、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并担任仲裁裁判的审议和施棺、运棺归国等资金的筹措。长崎泰益号商行陈世望（金门籍）从1910年起担任中华商务总会董事长，1934年任长崎中华总商会会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长崎的福济寺、崇福寺到神户、大阪、横滨的中华会馆都遭破坏，其他各地的商会和公所也多被破坏。战后，旅日华侨从北海道到鹿儿岛的42个县都先后成立了华侨联合会。1946年1月25日，各县华侨代表在东京举行全日本华侨总会筹备会。4月18日，日本各县华侨代表在热海举行全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的留日华侨总会。1951年春，日本各县华侨联合会会长联席会议决定将各县华侨联合会改称华侨总会，全日华侨总会则更名为华侨联合总会。总会是“以联合日本各地华侨总会，实现侨民之相互团结，敦睦其感情，促进其福利，加强其对祖国之联系，协助政府推行侨务政策为宗旨”（章程第二条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神户、福冈、长崎均有福建同乡会的组织。1961年成立“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分居日本各地的福建同乡每年举行一次恳亲会，畅叙乡情，共同研讨有关侨胞自身利益的大事。]984年举行的第24届恳亲大会在福州召开。该会成立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在组织方面制订了运营细则，规定每年轮流由一个地方的乡会主办大会，提出要讨论的问题以及其他事项；在活动内容上，围绕该会的宗旨，对乡侨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子弟教育、婚姻、就业等问题，进行认真研讨。1962年已决定成立青年结婚中心（婚姻介绍所）和加强民族教育，同时举办“青年交流会”，教育和指导华侨青年如何对待婚姻、职业等问题。此外，每次大会还举行聚餐、游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旅日华侨分裂成为两派。旅日华侨联合会被亲台蒋人士所控制，东京华侨总会便成了全日本爱国华侨的领导机构。祖籍本省海澄县的旅日华侨甘文芳长期担任东京华侨总会会长。东京华侨总会在促进华侨的团结、爱国，增进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兴办华侨的文教福利事业，以及协助我国历次访日代表团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197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台湾所控制的各县的华侨总会便改为中华总会，而华侨联合总会则于1973年7月20日改称为日本中华联合会。
  据1986年统计，旅日华侨团体倾向大陆的有37个，倾向台湾的有38个。近几年来，随着台湾海峡形势的缓和，旅日华侨团体因政治态度不同而互相对立的关系逐渐缓和。如横滨的两个华侨总会已经为修建关帝庙而共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