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马来西亚地处亚洲东南部，介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由马来半岛上的11个州（原马来亚联合邦，简称西马，面积约13.2万平方公里）和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沙捞越和沙巴2个州(简称东马，面积约8.8万平方公里）两部分组成。西马南邻新加坡，与泰国、缅甸接壤，西临马六甲海峡。东马则与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紧紧相邻，中部沙巴的中段，三面与文莱接壤，东马和西马之间隔着南中国海（南海全国总面积近33万平方公里。首都吉隆坡位于马来半岛西南部森美兰州境内。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主要有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据当地1989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人口有1736.3万。
  马来亚从16世纪开始相继遭到葡萄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的侵略。18世纪80年代后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来亚、沙捞越、沙巴都先后被日军占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英国又恢复了对它的殖民统治。1948年2月1日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至今仍是英联邦的成员国。1974年5月31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 移居
  福建省与马来亚的贸易由来已久。明永乐三年（1405)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已有不少漳泉人到马六甲经商定居的记载。明成化七年（1471)龙溪县海商丘弘敏等私下通番，曾航行到麻六甲（即马六甲）。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到马六甲经商、定居的福建人增加。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狄所绘制的《满刺加城城市图》中，就已标有“中国村”、“漳州门”及“中国溪”三个地名，说明当时已有不少福建华定居。
  1641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马六甲后，由于那里福建人较多，因此任命漳州籍华侨商人郑芳扬为甲必丹，以管理华侨聚居的中国村，并利用华人发展当地经济，使华侨人口有所增加。1673年，在郑芳扬及其继任者甲必丹李为经（李君常，厦门人）的倡导下，福建华侨在马六甲集资兴建青云亭，作为福建同乡聚会、祭祀的场所。李为经是明朝覆亡后到马六甲的，青云亭内所供神主的纪年为1685年。李为经的女婿、马六甲甲必丹曾其禄，在青云亭所供神主的署名是“反满义士”，其神主的纪年为1706年。( ①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16-1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5月出版。)
  18世纪中期去南洋的辜礼欢（同安人）先到暹罗，后到北马吉打。1769年5月7日被委任为甲必丹，其长子辜国材在1819年英殖民政府官员莱佛士率部前往新加坡时，是随员之一。1821～1841年间吉打受暹罗王控制时，辜国材被任为吉打暹国的府尹。( ①[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卷五。)
  1786年英国占领槟榔屿时，岛上只有58名华侨和马来人，到1804年岛上华侨已增加到5000人。1818年已有华侨7858名，1860年已增至28018人。(②《华侨志》，第105页，台北1964年版。)1678年荷兰占领马六甲时，当地只有426名华侨，1760年已增加到1390人，1825年已有华侨10039名。1795年英国占领马六甲。英殖民政府为了将马来亚变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福建招募大量华工前来垦殖。在闽南永春侨乡的族谱中便记载华侨移居马六甲的史料。永春县岵山陈臣留于清乾隆丁丑年（1757)游贾马六甲，在颇有获利之后，就牵引其族亲戚友百余人相继出国去马来亚。(③颜文锥：《永春华侨出国原因和对侨居地的贡献》，载《福建论坛》1982年第5期。)
  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58年根据泉州、厦门、莆田、福清13个县市90多部族谱的调查统计，明万历至清同治年间前往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侨人数为：明万历1人，崇祯1人，清康熙2人，雍正3人，乾隆64人，嘉庆60人，道光110人，咸丰73人，同治105人。另据厦门海沧石塘（原海澄县）《谢氏家乘》记载，从清顺治至咸丰年间，前往槟榔屿的110人，马六甲15人，柔佛4人，丁机宜13人。
  在明清时期也有不少福建人去沙捞越经商、垦殖。如同安人王有海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6)由新加坡到达古晋。他到那里后即着手展开两地之间的贸易活动。通过他的关系，不少闽南人也陆续到沙捞越谋生。他的儿子王长水后来当上了总侨长（华侨事务总负责人）。另一位1860年左右到沙捞越的华侨是诏安人田考，初抵沙捞越时，曾在石隆门（地名）客籍同姓华侨开的店铺里当店员，后以种植甘蜜为业。他因在种植园中掘出金矿而发家致富。
  19世纪40年代，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各土邦先后推行“港主制”，成批的华侨港主与当地苏丹订立租地契约。当时麻坡、诗巫等埠的港主大多数是福建人。于是大批福建移民跟随港主涌入北婆罗洲的诗巫。
  1900年闽清县华侨黄乃裳经其女婿、新加坡华侨林文庆介绍，征得沙捞越“白色拉者”二世（国王）查理士•布洛克的同意，签订开垦诗巫条约十七款，把垦场命名为“新福州垦场”。根据垦约，黄乃裳从“白色拉者”处筹借款项三万元作为垦场开办费，定五年内还清。约成之后，黄乃裳就雇人在诗巫新珠山盖农舍数间，自己立即返回家乡，奔赴侯官（今闽侯）、闽清、古田、永福（今永泰）、屏南等地，招募农民以及铜、铁、竹、木、理发等工匠和少数中西医师、教师等，还备有农作物种子及农具。从1901年到1902年，先后有三批共1072人抵达沙捞越诗巫新珠山一带。(④陈乔之：《白色拉者统治时期沙捞越的中国人移民概况》，载《华侨史研究论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
  20世纪初，英殖民政府在开采吡叻锡矿业的同时，也曾决定招募华工开垦那里的大片荒地。新加坡的美以美教会（即后来的卫理公会）与吡叻州殖民当局商定，着手开发实兆远港口的甘文阁。1902年，他们委任祖籍福建的法国籍牧师柳依美、林德美、方鲍参等到福州招了500名华工，开辟了种植经济作物的甘文阁垦场后，又陆续招募了一批批福州语系的华工去那里垦荒。
  1911年，原在兴化传教的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南游诗巫时，也向白色拉者二世申请土地，签订合同，划出诗巫新珠山下至亚越港一带为兴化籍新垦区范围。约成后，蒲鲁士即到兴化招工。同年5月，第一批101人抵诗巫，建立“兴化笆”垦区。( ①刘子政：《砂罗越华侨迁移史研究》，载《砂罗越中国商品进口商会成立五周年暨建立新会所纪念特刊》。)
  以上统计籍贯按方言语系划分，福建一栏是指讲闽南话的福建人。客家人则包括闽西、广东讲客家方言的地区。
  1928年，永春东区农民运动被镇压，领导人颜步青牺牲，其妻李乖携子颜文殊逃往马来亚。1930年永春鳌峰农民武装暴动失败，领导人陈其挥也逃亡马来亚。( ①《侨史1982年第1辑，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不久，英殖民政府于1930年8月颁布移民法案，限制中国人向马来亚移民，并着手将“医生认为不适宜劳动”的华工遣返回国。1931年6月至10月，仅吡叻州就有一万名华工被遣送回国。1931年至1933年共有696139人离开马来亚回国。( ②转引自徐钧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马来亚华人经济》，载《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福建社会治安混乱，形势紧张，许多人为逃避战祸，纷纷出国。据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1935年至1939年间，前往槟榔屿的移民达20229人，1940年以后出国人数才少于回国人数。
  抗日战争胜利后，战时自马来亚回国的归侨要求重返侨居地。截止1947年3月10日止，在厦门侨务局登记合格的有6063人，在福建侨务处登记合格的有2149人。到1947年8月止，经厦门口岸返回马来亚的有4626人。战后由于战乱等原因，华侨人口变化较大，但福建人在当地华侨中仍占多数。
  当时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的福建人大多居住在城市及小镇上从事商业活动。住在柔佛、雪兰莪和吡叻的多数务农。
  从20世纪初到马来亚独立前，华侨、华人一直是马来半岛（不含新加坡）的第二大民族。
  据马来西亚政府1983年6月公布的华族人口按祖籍（方言）划分其人数及百分比如下:
  上表中客家人口数一栏，应包括粤东和闽西讲客家方言的区域，无法分别计算在闽、粤人口内。
  1965年9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华族人口在全国比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1967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对全国人口首次进行全面普查统计，全国华侨、华人人口为3809877人，占全国人口总数35.9%。
  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左右，其中以马来族人口出生率最高，而华人由于执行节育计划，人口出生率最低。据当地政府1989年调查统计，全国共有华侨、华人564.88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32.5%。其中祖籍福建的约有257.16万人。
  二 职业与经济
  (一）19世纪
  18世纪末叶以前，在马来亚的华侨人数不多，而且大多居住在马六甲。当时，福建商人每年年初从泉州、长乐等港口乘帆船出发，载去布帛、绸锻、大黄、瓷器、铁器以及家畜之类商品；到了夏季，便乘东南风运回珊瑚、玳瑁、明珠、药材、香料等。
  当时，原籍闽南的商人发展得较快。如辜礼欢（同安人）于1769年5月7日任槟榔屿甲心丹，后来经商并经营种植业，1806年承包雅各市的酒税，1810年又标得乔治市的酒税饷码，得以发家。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华侨人口迅速增加，逐步从马六甲、丁加奴、吉兰丹等州扩展到北马和沙捞越其他地区。华侨的职业也由过去以经商为主扩大到采锡、香料种植等行业。
  1820年英国渣打公司在沙捞越投资开垦大型烟草种植场，马六甲、槟榔屿等地华侨纷纷移居东马。有的到种植园，有的开采锡矿，有的到河口淘金，其中不少是早期定居马六甲的福建人。
  19世纪中叶，马来半岛的柔佛州开始实行“华人港主制”。各土邦的苏丹把他们的领地租给承包的华侨头领（即“港主”），“港主”通过签订“港契”，对土地享有开垦种植、自由支配权和管理权。当时麻坡的“港主”多数是福建华侨。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和新加坡招募雇工。
  至19世纪后半叶，闽、粤两省移居马来亚的人数迅速增加，当时福建籍的移民主要来自漳州、同安、泉州、永春、南安、兴化等地，并且大多定居马六甲、槟榔屿及森美兰、雪兰莪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他们大多数仍是作为“契约华工”移居当地的。初到时多半在英国人经营的种植园和锡矿场劳动，获得人身自由后，也多靠种植胡椒、甘蜜、木薯、甘蔗、烟草、蔬菜等经济作物为生。因此马来亚早期的华侨农业，以生产资本主义市场所需要的商品为主。英国植物学家华莱士（A•R•Wallace)在《马来群岛游记》一书中写道：“当时在本岛内的华人，或者在丛林伐木锯成木板，或者种植蔬菜携往市场，或者种植胡椒、甘蜜，成为出口的重要物品。”还有一本作者姓名湮没的《槟榔屿游记》中谈到：那里“有田千顷遍种蔗、椰二物，雇用园工数百人，印民十之一，华民十之六七，皆有工头管住。”(①《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475页。)
  当时，南渡马来亚的福建移民在荒山野岭中搭窝棚、种杂粮，风餐露宿，开荒垦殖，生活十分贫困、艰苦。他们中有极少数劳力强、有技术的人，在积累了一定的本钱后，便转向经营小买卖；有的作为中介商，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去收购农副产品，为欧商推销日杂百货，开始参加与转口贸易相联系的经济活动。据海峡殖民地档案记载：1810年，马六甲、新加坡、槟榔屿三岛已产胡椒4万磅，多年来全靠华侨经营，而福建华侨改行经商者也日见增多。清光绪七年（1881)马建忠出使印度途经槟榔屿停留两日，在他的《南行记》中写道：“此间华商侨寓者约八万人，闽商为首，广帮为次。”
  20世纪以前，大批赤手空拳到马来亚的福建华侨，忍受着殖民者的压迫和清政府的歧视，通过艰苦劳动以至冒险式的开发，积累资本，开创基业。当时尽管也出现过少数富商，但绝大多数华侨都靠种植经济作物、做小生意为生，收入无几。他们一方面替英商推销来自西方的日用百货，卖给市民百姓；一方面收购土产和原料转卖给英国大商行，多是充当中介商的角色。华侨商店主、伙计都是宗亲、同族、同乡，管理方法也是封建家长式的，因此发展比较缓慢。
  马来亚地区的部分福建华侨是从经营橡胶业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马来亚地区最早提倡种植橡胶的华侨是祖籍海澄的福建华侨林文庆和陈齐贤。1896年，陈文贤在林文庆的鼓励下，在马六甲武吉另当开垦了42英亩土地，从新加坡引进树苗进行试种，结果获得成功。1898年，陈齐贤、林文庆邀约闽侨李俊源、邱丽容、陈若锦、曾江水等筹集资本，组织联华橡胶有限公司，并购置新加坡杨厝港的4000英亩土地种植橡胶。同年又集资20万元，在马六甲武吉阿沙汉垦地5000多英亩，一半种木薯，一半种植橡胶50万株，建成马来亚第一个商业性橡胶种植园。(①《星马通鉴》，第54页，1959年。)
  (二）20世纪初到独立前
  20世纪初，华侨已扩展到马来亚各邦。当时英殖民者不仅掌握着相当的资本，在各地已有了相当基础的产业。华侨经过前一时期的奋斗，也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并拥有一大批熟悉业务和有才能的管理人员。当时槟城、马六甲、柔佛等地的种植业，多为福建华侨所经营，矿业则以广东人为主。福建华侨在当地已有一定经济实力，开始从经营侨批业发展到经营以商业信贷为主的银行。如1918年槟城的万兴利银行，便是由叶德龙父子所经营的万兴利老铺的信贷部发展起来的。这也显示福建华侨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1904年，陈齐贤到柔佛的麻坡建成一个200英亩的橡胶园。接着，马六甲华侨郑成快(永春人）也在柔佛的纳美士开辟种植园，面积千余英亩，种植橡胶和硕莪。后来，郑成快又在附近的丁郎创办泉兴山和泉成山二大橡胶园，面积共有3000英亩，成为名噪一时的橡胶种植家。(②张礼千：《郑成快传》，载新加坡《南洋学报》2卷2集。)1906年，著名橡胶实业家陈嘉庚从陈齐贤处购得种子18万颗，种于新加坡实里打淡水港福山园。(③陈碧笙、陈毅明：《陈嘉庚年谱》，第10页。)
  自1905年起，古田华侨江家桂等陆续带领古田人在柔佛永平港开辟垦场种植橡胶，发展胶园近万亩，至今永平仍有约2万名祖籍古田的华侨华人。(④郑永顺整理：《古田人在南洋》，载《古田文史资料》第7辑，1987年4月。)1914年后，福州人黄天保、黄萌南带领同乡到诗巫泗里街芦勃湾垦植，种植橡胶与胡椒。
  黄乃裳在沙捞越诗巫创办的“新福州垦场”，也于1908年起大面积种植橡胶。
  马来亚华侨于1910年前后掀起了种植橡胶的高潮。原来种植甘蜜、胡椒、甘蔗、咖啡等作物的华侨小园主，纷纷改种橡胶，有的全部改种，有的部分兼种或另新辟园地。许多在种植园做工的华工，也利用工余，开垦几英亩的小园。一些小矿主和矿工也加入橡胶种植的行列，利用废弃的矿场和土地种橡胶。不少华侨小店主，也将一些积蓄购买土地，种植橡胶，兼营25—50英亩面积的小胶园。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马来亚华侨经济。在战争时期，华侨橡胶业得到迅速发展。1918年陈嘉庚又购置胶园1000英亩，荒山2000英亩。1922年又把经营胶厂得来的资金，加上银行的贷款，增置胶园五六处。到1925年，陈嘉庚拥有胶园1.5万英亩，价值450万元叻币。1924年陈六使创办益和橡胶公司，1928年李光前创办南益橡胶公司，均得到较大的发展。据30年代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调查，马来亚从事橡胶种植的华侨有184872人。橡胶园集中于柔佛、森美兰、吡叻、雪兰莪和马六甲。
  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马来亚华人经营的橡胶业受到很大冲击。许多橡胶园主破产倒闭，危机也迫使陈嘉庚在1931年将他的企业股权出卖，并改组为有限公司，仅橡胶园一项就损失40多万，陈氏最终仍因无法摆脱危机而宣吿破产。( ①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41、417页。)与陈嘉庚同时种植橡胶的，除马六甲曾江水、余东璇外，其余也都失败。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曾砍伐20多万英亩橡胶树改种粮食，并强征橡胶园劳工修筑泰缅铁路，使许多胶园横遭摧残。战后，橡胶业迅速恢复和发展。1951年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橡胶价格飞涨，橡胶业开始复兴。1953年马六甲的南益、大成、万和美三家最大的闽籍侨资经营的橡胶公司合并成立南成美橡胶有限公司，增加了资本和人力，合营后的橡胶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福建华侨经营锡矿业的，以胡子春（国廉）最为成功。胡于13岁（1869年）从永定南渡到槟城，初入商店习商，20岁时在马来亚太平地区招来华人当矿工，试办锡矿业。数年之后，有所积蓄，携资前往吡叻另觅矿地。由于他勇于进取，不畏艰难，经过几年惨淡经营，遂成巨富，被当地华侨称为“锡矿大王”。
  原籍永定县的华侨胡曰皆，出生于吡叻，曾任过锡矿职员、经理，以后也创办“复万生”、“复万利”等多家锡矿公司。
  永春人林明19世纪末到彭亨的新首府关丹西北30英里的地方经营采矿，获得成功。他曾在矿场附近的一颗大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以后这个小山城就以这位开拓者的名字命名。
  闽南人李振和，其父在槟城，首先以机器采锡致富。振和在吡叻州之近打创设成记熔锡工厂，设备完善。1908年又与人合资再创民方熔锡公司，海峡殖民地总督亲临参加，以示器重此矿业巨子。
  闽南侨商黄武美，先经营砖窑及木材供给铁路枕木，后经营锡矿，规模颇大，极盛时雇用工人逾5000名。采锡概用中国古法，而加以改良，效率亦佳。(②转引自《马来亚华侨志》，台北1976年版。)
  祖籍南安的刘西蝶，少时南渡新加坡在商店学徒，后迁居吉隆坡，二次大战前经营建筑承包业务。战后，恢复重建时期，其建筑事业大为发展，因而致富。刘氏先后创设森坡松板厂、刘西蝶吡叻铁矿、联邦矿业公司、中马贸易公司、米士盾轮胎厂、南方银行、南吡叻锡矿等企业公司。1955年独资创设联邦酒店，为吉隆坡最大国际观光饭店（高21层，有客房600间）。(③李汉青：《刘西蝶先生事略》，载《福建文献》第5卷第7期，台北版。)
  此外，福建华侨经营锡矿业的还有邱祥炽父子，他们在经营化工、电子、造纸等业的同时也兼营新阳锡业有限公司。祖籍安溪的林木荣，50年代独资经营和利锡矿有限公司。
  金融业是当地福建华侨较早涉足的行业。
  20世纪以前，马来亚的金融银行业为西方金融资本所控制。进入20世纪后，随着华人经济的发展，华人金融业建立起来。在新加坡、马来亚，由华侨、华人开办的银行共有11家，其中7家属闽籍华侨所有。华侨金融业中资本最雄厚的是福建帮银行，反映了当时闽籍华人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详见新加坡一节）
  马来亚的福建华侨早期一直从事商业活动，在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的商业中具有优越的地位。此外，也有不少福建籍华侨在柔佛、雪兰莪和吡叻等州经营农垦种植业。
  据1931年的统计，在马来亚华侨中，从事农业和渔业的有29万多人，从事农业者多半是橡胶园工人，从事矿业的7万多人，从事矿业的多半是锡矿工人；从事商业的有14万多人，从事手工业部门的有10万人。
  (三）独立后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绝大部分华侨加入了当地国籍，华侨经济也随之转变为华人经济，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也由单一经营商业转向工商业齐头并进，涌现了一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华资企业或垄断集团。
  马来西亚独立初期，政府为改造旧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经济多元化与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指导思想。1957年政府颁布“新兴工业法”，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为适应独立后政策方针的转变，华人投资方向也开始从商业、矿业、农业转向投资装配加工工业和服务行业。
  独立后的30多年来，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的经济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957至1969年，允许华人自由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限制不太严格；第二阶段是自1970年“新经济政策”公布后至今，其特点是重点扶持马来人经济，对“非马来人”（主要是华人）的经济限制越来越严格。
  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华人经济虽有一定发展，由于受到政策的限制，在工商业方面的经济地位下降。
  1985年马来西亚管理学院和亚洲银行分会，按照资产排列选举出的“十大企业家”中，华人占了七位，其中祖籍福建的有“糖王”郭鹤年（原籍福州），以经营娱乐、酒店、观光业为主的云顶集团董事主席林梧桐（原籍安溪），有“摩托大王”之誉的骆文秀（原籍惠安）。郭鹤年还荣登“十大企业家”榜首，获“金宝塔奖”。
  80年代以来涌现了马来西亚华人所经营的一些跨行业、跨国界的集团，在产业中占有一定地位，有的甚至垄断了该地区某一行业。如祖籍福州的以经营糖业为主的“郭氏兄弟集团”，该集团形成于50年代初期。在马来西亚成立初期，这个集团就与日本三井产物、日新制糖贸易有限公司，在甘蔗产地创办了几家综合性现代化糖广，使马来西亚很快便实现了食糖自给，并参与世界糖业贸易。其经营范围包括种植业、工业、矿业、商业、船务、酒店、地产等，企业遍布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澳大利亚、斐济、中国和香港地区。
  在东马地区，木材采伐加工是华侨经营的传统行业。已故沙捞越侨领甲必丹黄承恩之子、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黄文彬，在北婆罗洲经营古晋婆联木业有限公司等企业，拥有50万英亩森林采伐权，享有“木材大王”之誉。在沙巴州经营建材、种植业取得成功还有方德源、方成和，也拥有50多万英亩林地。
  三 文化教育
  (一）教育
  1919年在槟城由各籍华侨共同创办的五福书院是马来亚地区华文教育的开端。1873年吉隆坡的闽粤籍华侨集资创办了一所华文义塾。1888年，槟城的闽、粤侨商集资创办了南华书院（又称南华义学)，专收8至15岁的学童入学。这些义塾、书院都设在宗祠内，从国内聘请塾师任教，用方言讲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
  20世纪初，清朝政府推行教育改革，建立新式学堂后，马来亚各地也纷纷开办新式学堂，开始设立历史、地理、算术科目。1904年槟城中华商务局著名侨商林克全（海澄人）、柯孟淇(同安人）发起创办中华学堂。1906年槟城的海澄新垵邱氏龙山堂创办了邱氏新江学校。1907年吉隆坡开办尊孔学校、坤成女校，槟城开办商务学校，怡保开办育才学校，彭亨开办育华学堂等。1908年槟城闽籍人士陈新政、吴世荣又开办了钟灵学校，吉打、巴生、麻坡等地创办了中华学校。各地创办的华文学校还有巴株巴辖的启蒙学校，马六甲的培风学校，吡叻南华学校，芙蓉的中华学校，吉隆坡的循人学校，新山的宽柔学校和新民学校，丁加奴的中华学校、维新学校等。
  在沙捞越，1913年诗巫闽侨林炳传等在下坡首创竟南学校，接着又开办光南、光安、中兴、新南、榕南、泗南、泗光、泗卢、中华、开文等学校。1916年福建华侨集资在古晋创建福建学校。在沙巴，1922年亚庇开办乐育小学，1925年，丹南福建华侨开办第一所用闽南语教学的学校。
  中国的五四运动对马来亚华侨学校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华文学校逐步用普通话代替方言教学，并扩充教学内容，增授科学常识等课程。
  1920年英国殖民政府公布华文教育实施学校注册法，规定10名学生以上的学校必须注册，并限制华文教育。但华校学生反而越来越多。1938年在华校的学生有91534名（男生66645名，女生24889名），比英文学校学生多一倍多。
  1941年日军入侵马来半岛，学校被迫停课，校舍被破坏，使华文教育受到严重摧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各地华校纷纷复办。1954年，陈六使（同安人）等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大学，这标志着星马中华文化教育由小学到大学已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1961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教育法令，指出：“为了国家团结（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在中学与国民型中学里就读”。同时，“教育部长有权对小学体制予以改变”。教育法令实施前，全马有华文中学70所；实施后有54所接受改制，有16所放弃政府津贴，成为以华文教育为主的独立中学。1985年有独立中学学生5万人，其中54%来自乡村小镇，其余为市区学生。在60间独立中学中，有教职员2200人，具有大专毕业学历占60%。独立中学的教育经费全部来自民间。华人社团每年要捐款1500万马元（不包括建设经费）。学生毕业无法在当地升学，其中20～30%进入台湾各大学，4%到英、美、加等国深造，1％去日本、法国。每间独立中学工委会都设有“高等教育升学辅导处”，还设有“大专贷学金”，对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补助，没有升大学的独立中学学生，一般到一些私立学院进修专业课程。
  (二）报刊
  马来亚创办最早的华文报纸，是由闽籍侨商林华谦出资，由陈新政、吴世荣主持，于清光绪二十年（1896)在槟城出版的《槟城新报》，该报坚持出版达40年之久，到1936年才并入《光华日报》。1906年闽籍侨商黄金庆、吴世荣在陈楚楠等同盟会员支持下由“槟城阅书报社”创办了《槟城日报》。吉隆坡最早出版的华文报纸是1936年创办的《南洋时报》，因经费困难，出版不久便停刊。《光华日报》是由闽籍华侨庄银安、陈新政等人于1910年12月在槟城创办的同盟会的机关报。庄银安原系缅甸同盟会负责人，在仰光创办的《光华报》于1910年被封后，庄逃避政治迫害来到槟城。孙中山来到槟城时，曾在《光华日报》社主持策划广州起义的军事会议。
  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吉隆坡出版的华文报纸有1919年创办的《益群报》，1936年改组为《新益群报》，1937年停刊。1925年创刊的《中华商报》，1932年停刊。1936年创刊的《马华日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在槟城出版的报纸有1920年创刊的《南洋时报》，1930年停刊。《星槟日报》1939年由福建华侨胡文虎独资创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1936年创办的《现代日报》，庄明理（泉州人）曾任该报总经理，洪丝丝（金门人）曾任该报总编辑，1940年停刊。在怡保出版的《吡叻日报》于1930年创刊，1931年停刊。1934年创刊的《中华晨报》，王宣化（南安人）曾任该报总编辑，1939年停刊。在沙捞越诗巫出版的有闽清县籍华侨刘子钦于1939年7月1日独资创办的《诗巫新闻日刊》和同年7月底创办的《鹅江日报》，这两份日报均系油印报纸，1940年6月1日两报合并改名为《华侨日报》，1941年12月日军进占沙捞越后停刊。
  抗日战争期间，马来亚沦陷后，华文报刊全部被查封，只有一份汉奸主办的宣扬《大东亚圣战”的《昭南日报》在新加坡印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星槟日报》、《光华日报》、《华侨日报》等相继复刊。《华侨日报》改由福州籍华侨叶保滋任社长，于1950年改铅字排印，每日出版8开一张。新创办的一批报纸有槟城的《中华公报》、《北斗报》，吉隆坡的《民声报》、《中国报》、《联邦日报》，马六甲的《大同报》、《侨声报》，怡保的《时代报》、麻坡的《麻坡新报》等。但这些新创办的报纸大多寿命很短，有的只出版几个月，最长的也只有二三年便停刊了。
  1946年2月1日闽籍华商黄重吉和李孝式在吉隆坡创办了《中国报》。
  1948年1月15日，古田县籍华侨陈立训在诗巫创办《大同日报》。同年3月与《华侨日报》出联合版。同年底联合版停刊，《华侨日报》、《大同日报》又继续分开出版。《大同日报》于1962年2月16日停刊。《华侨日报》于1952年改为对开报纸，销路遍及北婆罗洲各地。
  5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各地创办的报纸主要有：1957年出版的《马来亚通报》，是马华公会属下马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创办的，原为3日刊，1968年改为日报，该报社长是原籍永春的侨商周瑞标，1973年由周的胞妹周宝梅继任社长。80年代初，马华公会总部收购了《马来亚通报》的大部分股权。《美里日报》创刊于1957年6月8日，曾行销沙巴、文莱，不久便停刊。《星洲日报》是胡文虎1929年独资创办的在新加坡出版的报缉，新加坡独立后，迁到吉隆坡继续出版。1982年祖籍惠安的槟城屋业发展商林庆金通过收购《星槟日报》股权而控制了该报的出版权。1986年9月29日马来亚银行接管了《星槟日报》。
  《国际时报》是1968年10月1日由祖籍福建的华人企业家黄文彬出资创办的一份综合性日报，由黄氏任社长。
  1989年底，马来西亚共有22家华文报纸：《光华日报》、《星槟日报》、《华侨日报》、《沙巴时报》、《建国日报》、《中国报》、《马来亚通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华日报》、《新明日报》、《国际时报》、《沙捞越晚报》、《世界早报》、《诗华日报》、《马来西亚日报》、《美里日报》、《亚洲时报》、《山打根日报》、《自由日报》、《斗湖日报》和《晨报》。
  (三）宗教
  福建省的佛教与马来西亚华侨佛教有密切联系。
  槟榔屿的名刹极乐寺，是福州鼓山涌泉寺高僧妙莲禅师、本忠禅师，应槟城侨绅之请，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创建的，成为鼓山廨院（即下院）。该寺建筑雄伟，面积达12公顷。寺中花坞莲池中的大石块上刻有“勿忘故国”四字，系康有为手笔。二次世界大战前，任槟城广福寺住持的福建僧人先后有妙莲禅师、广通上人（闽侯人）、昌莲法师（延平人）、慧宗法师（莆田人）。
  福建僧人和华侨在马来亚兴建的佛教寺庙还有怡保的龙华寺，吉隆坡巴双的观音寺。龙华寺是福州瑞峰林阳寺僧人创建的。观音寺曾聘请泉州高僧转物法师任住持。
  20世纪20年代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的闽籍高僧园瑛大师曾到马六甲弘法。惠安的法空禅师（1878～1936)于1918年到槟城，任观音寺住持。1924年福州北郊林阳寺住持净然禅师到槟城讲经5年。
  20世纪30年代，福建南渡的僧侣还在马来亚建了许多小寺庙。如福州鼓山明妙禅师在马六甲创建明觉寺，雪峰寺僧人胜进在怡保市创建东莲小筑，鼓山僧人伯园在吉隆坡创建湖滨精舍，福州西禅寺僧人谈禅在马六甲创建妙公纪念堂等。
  现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会长、马六甲香觉寺住持金明法师以及副会长芙蓉妙古寺住持寂晃法师，祖籍都是莆田。
  四 社团
  马来西亚是华侨、华人社团历史悠久、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据1950年统计，马来亚联合邦有1675个华侨、华人社团，沙捞越有华人社团120多个。据1980年6月吉隆坡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辞典》统计，马来西亚各州市各级、各类华人社团836个。这些社团主要分同乡、宗亲、经济、同业和文教等五大类。
  (一）同乡社团
  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同乡社团，有全国性的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会；有以州为单位组织的，如马六甲福建会馆，雪兰莪福建会馆、沙捞越州的诗巫福州公会，古晋兴安会馆等。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成立于1957年4月22日。4月21、22两日在雪兰莪举行马来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雪兰莪、森美兰、吡叻、槟城、马六甲、吉隆坡、麻坡、彭亨、劳勿、关丹、太平等地福建同乡团体共36个单位的80多名代表。会议选举吴桂庭、白成银、陈世荣等17人为第一届理事，由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任首届会长。联合会成立时宣称要团结福建同乡，同心协力，共谋福利，并促进文化慈善公益事业，放眼国家与民族的振兴，为争取华族的平等权利，并为当地建设事业作贡献。
  马来西亚各州以及福建同乡较多的市、县，都有福建会馆或公会的组织，其中以马六甲福建会馆、雪兰莪福建会馆的历史最久。
  马六甲福建会馆建于1801年。其宗旨是：负责举办一切公益、慈善及教育事业，包括设置奖励学金；改进会员生活，共谋同乡福利及投资各项企业，保障民族利益。该馆设有福利部、青年部、文化部。
  巴生市福建会馆的前身是由叶金鸡、李鸿伯发起筹划于1904年成立的福建公所，1905年集资建造馆宇。1918年因巴生英国人与华侨发生纠纷受到牵连而被封闭。1921年复办，更名为闽南公所。1927年由陈嘉庚等7人发起募集建馆资金。1947年成立福建会馆，林笃水、杨璇石出任正副会长。1977年耗资150万元建成会馆大厦。会馆办有中华中学、图书馆、画廊、福建公冢，还设有学生奖学金，大学贷学金。
  雪兰莪福建会馆于1885年5月28日在吉隆坡成立，当时称为福建公司，1926年改为现名。其宗旨是联络同乡感情，增进同乡福利，发挥互助精神，办理慈善公益，振兴文化事业。它一成立就首先创办华文义塾。1919年会馆负责人黄重吉、洪启我等人创办文良港中华小学。1939年成立中学部，改校名为中华中小学。会馆还购置百余英亩的义冢坟山。
  马来西亚的福建同乡会馆数量很多，以府（州）为单位的同乡会馆主要有：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会，雪兰莪州的福州会馆、漳属会馆、莆仙同乡会，马六甲州的漳州会馆、福州会馆、巴生海滨区兴安会馆，福州十邑同乡会，槟榔屿州的福州会馆、兴安会馆、漳州会馆，诗巫的福州公会、漳泉公会、兴化莆仙公会和古晋的兴安会馆。
  以县为单位成立的同乡会馆，比较著名的有：槟城的晋江、南安、安溪、德化、汀州、龙岩、永定等会馆；马六甲有晋江、永春、南安、惠安、同安、金门等会馆；雪兰莪有惠安公会、南安会馆；柔佛州南安会馆；麻坡永春会馆；吡叻州永春公会（怡保）、南安会馆、古田会馆、晋江公会、福清公会（甘文阁）；森美兰州有南安、永春会馆；沙捞越州有美里坡的诏安会馆、诗巫有古田公会。
  (二）宗亲社团
  以祖籍福建为主组成的宗亲社团列表于下：
  此外还有槟榔屿的吴氏宗祠、吕氏公会，北马的何氏公会，庇能的李氏宗祠，也有几个姓氏联合成立的宗亲团体。
  宗亲团体一般以经济实力较强而又热心公益的长者任领导人，一般不拘地域界限，横向联合成立同宗组织。
  (三）经济社团
  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简称“马华工商联合会”）是由各州市华人工商社团联合组成的全国性组织，其前身为成立于1947年2月的马来亚中华商会联合会，1963年改为现名。首届主席为祖籍晋江的企业家丹斯里黄文彬，黄氏蝉联该会会长多年。
  各州市中华商会、总商会及商会联合会，其成立时间均早于全国及各州的行业和商团组织，是由行业性商业公会联合组建的。州一级的行业商团和中华商会均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全马工商联合会，由于基层和市、州的商业团体成立时间较早，因此各自仍沿用原有的名称。成立于1903年6月27日的槟城商业联合会，是马来亚地区最早以祖籍福建的侨商为主成立的商会。有福建籍华侨参加的各州、市综合性的商团组织主要有：
  (1)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4年3月27日，1915年改名中华商务局，1917年联合新加坡、吡叻、槟城、马六甲、芙蓉等华人商会共同组建而成。1947年定名为马来亚中华商会联合会。1965年成立国际商业情报室，收集世界各国商业性的资料供会员参考。1975年丹斯里李延年（永春籍）出任会长直到他逝世。
  此外还有巴生中华总商会及雪邦、瓜拉冷岳的中华商会。
  (2)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1946年成立于新山，其前身为华侨总会，1946年改为现名。1949年发动组织马华公会柔佛分会。50年代以来协助华裔申请公民权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麻属中华总商会为麻坡所属各商团组织的总机构，新山、笨珍、居銮、巴株巴辖、士乃、古来、加影、令金等市均有中华商会。昔加挽则设有总商会。此外还有新山公会商业总会。
  (3)槟州中华总商会：最初名为华人商务种植局，1913年商会组织橡胶拍卖馆，1919年参加七州府联合会，1927年改为槟榔屿中华总商会。1930年设立救济失业华工委员会。1946年参与争取槟榔屿恢复自治港地位的活动。1953年主持召开全槟州注册社团及学校代表会。1970年筹备成立槟城华人经济合作咨询理事会。1977年改为现名。
  (4)马六甲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15年，1946年复会，致力于商务和社会福利事业。1965年成立委员会催促政府建设海港。1966年号召当地华人注册社团极力争取普及华文华语教育。
  (5)森美兰中华总商会：1946年1月15日成立于芙蓉。柔佛和马口则有中华商会。此外还有淡边闽南商会。
  (6)吉兰丹中华总商会1912年成立于哥打巴鲁，原名华侨商会(前身为同德书报社），1918年改称中华商会。抗日战争中会址毁于大火，1945年复办成立吉兰丹商业联合会，1947年改为现名。此外，还有吧西吗中华商会。
  (7)吡叻中华总商会：1917年成立于怡保，其宗旨除促进会员商业合作外，还辅助公益事业。重要活动有1955年联合中华大会堂召开华人社团大会，支持成立南洋大学，赈济失业工人等。此外还有北吡叻中华商会联合会，吡叻玲珑中华公会。
  (8)吉打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36年6月14,会址设在亚罗士打，原名吉打中华总会，1937年改为现名。1967年该会组织筹赈水灾委员会。1969年参与支持华人议员参加联盟政府内阁。南吉打和双溪大年则有中华商会。此外还有吉打笨珍华联公会等。
  (9)彭亨州华人总商会：1913年成立于关丹。联邦政府实施紧急法令时停办，1963年恢复活动，1971年参加筹组彭亨州华巫经济咨询委员会并设立控股企业有限公司。立卑、劳勿、文冬、淡马鲁属等地也有中华商会。
  (10)丁加奴州除有州一级的中华商会外，还有龙运中华商会。
  (11)玻璃市设有中华总商会。
  (12)沙捞越中华商会联合会于1965年4月10日在古晋成立。其团体会员有古晋和诗巫的中华总商会和美里坡、实务的坡、木胶、成邦江、叻老、林梦等地的中华商会。
  (13)沙巴州中华商会联合会：成立于1955年2月5日，下属团体会员有1892年成立的山打根中华商会；20年代初成立的古达亚庇中华商会；战后至50年代成立的拿笃、吧巴、保佛、丹南、斗湖、根地咬、计亚艺、仙本那、纳闽等地共12个中华商会。
  另一类为行业性经济社团，其组建时间一般早于综合性商业社团，其中大多数成立于20年代至30年代初，是马来亚华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目前，以华商为主组成的大大小小行业商会有上千个，各行业的总会或联合会一般设在该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
  全马性的有福建籍华侨华人参加的行业经济社团有树胶公会、黄梨（即凤梨、菠萝）制造业公会、马华医药商联合会（又称中医、中药联合会)、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制造行联合总会、谷米出入口商公会联合会、中国商品进出口商公会、粮油厂商公会等。一般商会总机构多设在雪兰莪、吉隆坡，而马来西亚茶叶出入口商公会则设在槟城，马业西亚渔业总会设在玻璃市。
  此外，各州市闽籍华侨、华人涉足的行业几乎都成立了公会，影响较大的有建材商公会、藤业公会，洋货布匹出入口商、咖啡商、酱园商、糖果饼干商公会、柴炭、鸡鸭、养猪、海产公会，五金、瓷商、钟表、车商公会，以及稍后成立的电机、电器、塑料、华人机器厂商、巴士运输、摩托汽车商、地产、酒店、旅游业等公会。
  (四）文教团体
  文教社团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华文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教育界人士联合组成的团体。由于发展华文教育是马来亚华人争取民族自立的重要方面，因此，以华文学校为基础组成的团体，历来是马来亚各地组织最多、实力较强、影响也较大的华侨华人社团。
  (1)马来亚联合邦华校董事联合会：是50年代初由各地华校董事会主要成员联合组建的社团，该会的成员大都是各地热心华文教育事业的华侨华人社团领导人（包括工商界人士），在当地政府采取限制华文教育、削减办学经费的困境下，各华校董事会成为赞助支持华文学校经费的重要支柱。
  (2)马来亚联合邦华文教师全总会：是由马六甲、吉隆坡、槟城、森美兰等地教师公会发起，于1951年12月24日在吉隆坡成立的全国性社团。祖籍永春的华侨林连玉曾于1952年至1981年任该会主席，后由祖籍晋江华人沈慕羽继任。该会宗旨在于联络华校教师感情，共谋教师福利，研究并促进华文教育。1951年该会提出反对废除方言学校；1953年提出要求改善华校教师薪津制，协助政府改编华校教科书；参与汀立各族学校共同课程纲要。1966年支持华侨华人社团联合起来争取华文合法化地位的斗争；1973年发动筹募全国独立中学发展基金。1976年组织编印华文统一课本。这类社闭骨干力最强，联系面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组织并领导各地华文教师为争取他们的合法权益，为发展华文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