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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强盛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以高度文明著称的国家。随着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中外政治、文化交往的发展，已开始有少数福建人移居东南亚及日本等地的一些港口，从事商业或手工业活动。在菲律宾礼智省的马亚辛（Mays1n)发现的郑国希之墓，其墓碑立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郑氏原籍南安县，是东南亚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福建华侨的坟墓。
  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国家统一后，商业、手工业更为兴盛，由于贡赋、漕运多取海道，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加上当时西北通向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中断，北宋朝廷为了增加收入，采取了奖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当时在广州、泉州、明州等口岸相继设置了掌管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从此，闽南一带到南洋经商的人增多。
  宋淳化三年（992)阇婆（Java，即爪哇）遣使来中国朝贡.由福建商人毛旭担任向导和译员。“朝贡使汛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①《宋史》（卷四八九），《阇婆列传》。)此外在福建莆田发现的南宋绍兴八年（113&)所立的莆田北洋西天尾《祥应庙碑记》，碑文中提到了北宋大观元年（]107)去南洋经商的福建人姓名（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印尼，“移居”条）。
  宋理宗为了发展对外贸易，于宝庆元年（1225)委派皇室赵汝适出任泉州市舶司达二十余年之久。赵汝适根据市舶司档案资料和询问东南亚回业的华商、海员见闻所写的《诸蕃志》一书，记述了以泉州港为起点，通往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凌牙门（新加坡）、阇婆（爪哇）等地航行所需的时间，以及从福建去的商人和东南亚诸国通商贸易的盛况。(②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南宋偏安江左建都临安C杭州）后，北方战乱频繁，辽、金王朝割据，民族矛盾尖锐，福建人口从唐代的9万户、40余万人，急剧增加到1062109户，比唐代增加11倍多。当时福建“土地迫狭，生籍繁伙，虽硗确之地，耕耨殆遍，亩值浸贵，故多田讼。”(③《宋史•地理志》。)由于地少人多，加上当时官僚、巨贾大置田产，农村土地兼并盛行，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田地，不得已离乡背井，随商船渡海谋生。
  经济重点南移后，江南一带由于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促使商品经济急剧发展•福建沿海舶商、水手常往返于东南亚各港口之间，有的舶商为经商需要也定居国外。宋代朱或在宣和元年（1119)写成的《萍洲可谈》（卷二）中曾提到：“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他还谈到有的商人“住蕃虽十年不归”。赵汝适在《诸蕃志》“南疃国”条中也谈到“泉舶四十余日到兰里（今苏门答腊西北角）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印尼，“移居”条）。可见当时从福建过番的移民中，既有因经商需要滞留海外，等来年才趁季风返航的“行商”，也有定居当地“十年不归”的“住商”。这些“住冬”和“住蕃”的商人，也就是后来移居东南亚的华侨的前驱。此外，在宋代古籍和碑文中也有关于福建人定居国外的记载。1972年在汶莱穆斯林公墓曾发现一块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立的墓碑，碑上刻着：“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从这块墓碑碑文推断，为这位卒葬于当地的“判院”蒲公立碑的两个儿子应、甲，确实是定居那里的祖籍泉州的华侨了。(④庄为玑：《汶莱国泉州宋墓考释》，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1期。)
  南宋末年，有不少不愿臣服元朝统治者的义士和难民逃居国外，并终老于异乡。据福建连江人郑思肖（号所南）所写的《心史》“大义叙略”条记载：南宋祥兴二年（1279)元将张弘范攻崖山，宋兵战败，亡。“曾渊子等诸文武，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他国。”以后，随郑和出使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也谈到：“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属爪哇国所辖……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唐宋时从闽南移居东南亚的福建人，无论是商贾、小手工业者或是避难移民，多数仍居住在交通、贸易比较发达的苏门答腊的旧港、马来半岛的柔佛、马六甲等口岸，以后才逐步扩大到菲律宾群岛和北婆罗洲。由于当时出国的女性极少，因此他们在定居下来后，多与当地妇女通婚，这一部分人的后裔，很快与当地民族融合。但从总的华侨人数来看只不过数万人，因此尚未构成大量的社会现象。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致力于拓展海运和对外贸易。元至元十三年（1276)11月元兵进入福建后，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每乡召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航，依例抽解。”(①《元史•食货志》。)当时泉州已上升为“行省”，不仅是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著名商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塔（1bnBatuta)也称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元世祖于1280～1292年间，曾先后九次渡海东征日本、缅甸、占城、安南、爪哇等国。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二月出征爪哇，就是从泉州后渚港出发。至元三十年（1293)—月，元军从泉州出发，先南下占城，然后再南航，翌年抵爪哇勾栏山（Gelam，即今加里曼丹西南格兰岛），伐木造小舟，分兵两路，水陆并进，以入侵内地。“有病卒百余人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②汪大渊：《岛夷志略》，“勾栏山”条，“古里地闷”条。)当时元军曾进兵杜板（Tuban，又名赌班）。随郑和出洋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也提到，他到爪哇时，已闻“杜坂（即爪哇东部，华侨称之为“厨闽”），此地约千余家，中国广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马欢在《瀛涯胜览》中也谈到：“杜坂番名赌班，地名也。此处约千家，……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同一书中还记载了闽、粤人移居巨港的情况。“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于此地。”(③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爪眭国”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昔泉之吴宅（今洛阳江上游吴宅村，）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既毕，死者十之八九，间存一、二”。说明当时已有成批的福建人定居当地了。(④汪大渊：《岛夷志略》，“勾栏山”条，“古里地闷”条。)
  明初，福建沿海因长期战乱，生产遭到破坏。明太祖为了肃清元朝残敌，防止他们借助海外势力卷土重来，于洪武四年（1371)实行“海禁”，限制对外贸易，禁止私商出海。但由于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联系，加上闽南沿海人多地少，农业凋敝，冒死出海经商者仍为数不少。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称：“海者，闽人之田也”，因而虽“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宣扬国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与亚、非各国互通有无的需要，大力开展皇室贸易。据《明史》“市舶”条记载，永乐三年（1405)“八月丁已，令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并免征关税放行。为了沟通与南洋各国的关系，派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5年）率领庞大船队出使南洋群岛诸国。郑和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历时二十九载，横渡太平洋、印度洋，先后七次访问了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以及非洲东部等30多个国家，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使大批福建商人和手工业者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和谋生。
  当时福州、泉州、漳州已有三个著名的造船场，因此郑和七次出使远航，多数是从福州长乐太平港的五虎门出闽江口启航的。当时郑和舟师屡驻于此，修造船舶，招募水手，祭祀海神，伺风出洋。在建造巨舶期间，他在福建沿海各县亲自聘通事（译员），选火长，雇名〓，招水手，抽调从征将士。因此，大批富有航海经验的闽籍人士，随他出使远航。散见于史料记载的福建人有充当航海人员的白旺、张资（属“兴化卫”），(①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十九，“兵纪”条。)担任翻译的有晋江的蒲和日(又名蒲和立）。郑和来泉州时找到了蒲和日，聘他为通事。永乐十五年（1417)蒲和日“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②《蒲和日传》，转引自郑鹤声等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马欢在《瀛涯胜览》以及《郑和家谱》中均提到，郑和使团中有一名专管天文、占候的阴阳官林贵和，就是福建福清人。“贵和通易，善卜巫之说，国朝永乐年间，从中贵人（郑和）泛西域，入诸夷邦，往返辄数十年。(③《吴文宝公匏翁家藏集》卷二十四。)
  此外，由于福建早有与海外通商的传统，郑和使团中的闽籍航海、采办、贸易、联络等经济人员也不在少数。随郑和的贸易船队去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旧港（巨港）、亚齐、马辰、文莱及马六甲等地经商和谋生的人，有的则定居其地。“郑和使婆罗（即今文莱），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④《明史》卷三二三，“婆罗传”。)据甫田城关《林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先人早在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已到暹罗经商谋生。明永乐四至十五年间（1406—1417)，郑和所率船队到吕宋、岷罗洛与苏禄等地后，闽南人移居菲律宾群岛的逐渐增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⑤《明史》“吕宋传”。)而后，闽南沿海商人常往来于吕宋与泉州之间。据何乔远《闽书》（卷三十九）记载：“成化八年(1472)，市舶司移置福州，而比岁人民，往往入番，商吕宋国。”当时，“吕宋为西洋诸番之会……通闽，闽人多往焉，其久贾以数万。”明万历年间，“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
  明成化十年（1474)，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泉州港开始衰落，舶商活跃的漳州月港起而代之。因此“闽南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⑥《龙溪县志》卷二十二。)“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56年在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中发现，明成化以后，晋江县的陈、黄、柯、蔡、吴、许、李、王等姓氏族谱中，也都记载他们的先人在明代移居吕宋的史实。永春岵山、南山《陈氏族谱》和《郑氏族谱》记载了他们的祖先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和万历十二年（1584)往吕宋谋生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②《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集刊》第13—14页，1958年。)
  明代史籍中还有不少关于福建人在侨居国担任地方官或外交使节的记载。正统元年(1436)，“爪哇国使财富八至满荣，自陈：初姓洪，名义仔，福建龙溪县民，以渔为业，被番倭掳去，脱走于爪哇，改为今名，遣使进方物来京，愿乞复业。上命有司给脚力口粮，送还本家。”(③《英宗正统实录》卷十九。)正统三年（1438)爪哇国使臣马用良、通事殷南、文旦表：“臣等本皆福建漳州龙溪县人，因渔于海，飘坠其国，今殷欲与家属同来者还乡，用良、文旦欲为祭祖、造祠堂，仍回本国。”“上命殷还乡，冠带闲住，用良、文旦许祭祖，有司给口粮脚力。”(④《英宗正统实录》卷四十三。)据《殊域周咨录》记载，“成化十三年（1477)王遣使……美亚等二人来贡方物。美亚本福建汀州士人谢文彬也。昔年因为贩盐下海，为大风飘入暹罗，遂入其国，官至岳坤。岳坤犹华言学士之类”。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到南洋群岛谋生的福建人已达数万人。他们大多数是出去谋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到达侨居地后，又往往聚居一处，于是形成一个个小规模的华侨社会群体，在当地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