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区图书馆

鄞县经游记⑴
  〔宋〕王安石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⑵。戊寅，升鸡山，观碶工凿石，遂入育王山，宿广利寺⑶。雨，不克东。辛巳，下灵岩⑷，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于海滨，宿灵岩之旌教院⑸。癸未，至芦江，临决渠之口，转入于瑞岩之开善院⑹，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⑺。质明，与其长老瑞新上石望玲珑岩，须猿吟者久之，而还食寺之西堂，遂行，至东湖，具舟以西。质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庄，过五峰，行十里许，复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质明，观新渠洪水湾，还食普宁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资寿院。质明，戒桃源、清道二乡之民以其事。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
  ［注］（1）录自民国《镇海县志·形胜》。（2）慈福院在盛垫桥。（3）广利寺，即今育王寺。（4）即灵岩乡，辖区相当今大碶镇西部地区。（5）旌教院旧址在今塔峙东岙，又名华岩禅寺，今废。（6）开善院即瑞岩禅寺。（7）景德寺即天童寺。
  防海策
  〔明〕陈凤鸣
  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御倭寇不外是矣。夫倭夷远隔大海，依山岛为家，其入寇中国也，沿海自岭南以迄辽左，延袤一万三千余里，在在可入。然自五岛开船，必由陈钱下八山经过，取水候风，始分投登犯。若南风急，则由茶山而往山东登、莱二州并天津。到茶山而风转东，由高家嘴而入吴松（淞）；风转西，则过老鹤嘴而入三沙。此陈钱向正北之程也。若东南风急，则由下八山顶羊大纲，内分军政、民政为两系，均隶属于支部。更于军政中分陆军、水师、炮队；于民政中分民事、财政、教育，俾全县行政有所统系。复别设民议会为议事机关，用以翊赞行政。即日，并推定张载阳为支部长，以冯英华、刘继泉副之，其陆军、水师、炮台仍由正副部长兼任之。民政方面，则推定李善祥任民事，沈世京任财政，金伟庠任教育，至民议会则由各乡推选，克期召集。旋亦举王嘉榕为议长，继又延定海方壮猷任司法，专理民刑事件。于是，吾镇之新政大略始备矣。张部长既领主部务，乃集所辖军队于镇城大校场，举行誓师礼。是日，各兵士装束一新，军容甚盛。
  无何，南京清军犹固守未下，省政府檄令吾镇支部派队从征，当由支部长立饬营长叶颂华率队出发。军事既兴，张部长以羽书旁午，力辞兼辖民事。而维时省政府适颁行新官制，于县设民政长以管理全县行政。于是民议会决议将支部撤销，公举教育会会长刘崇照为民政长。十月初八日，刘民政长入署视事，依照新官制分民政、财政、教育为三科，各科长即以支部时主任民事、财政、教育者继续之，惟以财政繁重，别延杭县陆则三为之助。至警察局巡官柯秀山已因事去职，省政府另委夏斐忱充任之；惟局在张仙祠，旧址殊逼隘，乃迁入县署，以便指使。更延邑人金士衍为学官，驻学署，以维文教。盖至是而吾镇民政益以刷新矣。
  会南京清军肃清，各省代表齐集宁垣组织临时政府，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国号中华民国。历用太阳历，通电全国，并定元年一月一日（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举行南京政府成立庆典。吾镇奉此电告，即由县署咨行各公团转知阖邑商民届期庆祝。及是日，军界自张标统以下，政界自刘民政长以下俱集县署行礼，而各公团及商民等亦皆悬灯庆贺，颇极一时之盛。顾是时清帝犹未逊位，及二月十二日北京宣布共和，南北遂以统一，盖至是全国始行光复。然距吾镇起义之期，相去盖已百日云。
  （录自民国《镇海县新志备稿》）
  人民的心声
  ——慈镇人民欢迎解放军大会特写
  辛友三
  5月26日（1949年）上午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击退了反动派军队，把镇海解放了。
  镇海的人民，第一次看到自己队伍是这样的强壮，纪律是这样的严明，从心底发出了微笑，再没有象对付反动派军队样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了。
  因为人民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是为人民的解放而战，他们在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奋勇前进，南渡长江，不到一个月工夫，就解放了我们浙江大部分的地方。镇海人民和邻县的慈溪人民为了表示欢迎与慰问之忱，特联合十几个乡镇在5月29日（解放后第四天）借镇海私立辛成中学大礼堂，举行了欢迎慰问大会。
  在辛成中学的大门口，悬挂着“欢迎人民解放大军”的大红横匾，一进大门，就可看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挂在办公室的左边，那是辛成中学学生自治会学艺股所绘的。在办公室的右边，张贴了一张巨幅壁报，报名“新辛成”，也是自治会编的，在这里，不但有学生们的文章，而且也有校长及许多教师的题词，一致表示对于新时代到来的欢怀与兴奋。
  下午二时许，在军乐悠扬声中，百战百胜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光临了。
  辛成中学的门口，挤满了人民，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以最高的情绪，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到来。因为场地关系，人民解放军只来了一连，他们全副武装，姿态英武——在英武中露出和蔼的微笑，使人一看到就会感觉到“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啊！”
  大军在热烈的欢迎声中进入了礼堂，礼堂上高悬着红布，大书“慈镇人民代表欢迎慰劳人民解放军大会”，礼堂的正中，挂着人民领袖毛主席的画像，英明果敢的望着我们，礼堂的四周贴满了红底白字的标语，呼出了人民的心声。
  大会开始了。
  做主席的是一位海和乡的朴实农民夏文林，在平常的场合，假如在这样新型的礼堂的台上，走出这么一个穿着老布衫裤土头土脑的人来，一定会哄堂大笑的，但在今天不但没人笑，而且大家都表示了无上的敬意，静听他朴实的言辞。他说：“今天我们慈溪、镇海几个乡镇代表，带了一点点礼物来献给解放军，我们的礼物实在太少，使我们很过意不去，但是解放军同志还说不肯接受我们的礼物，这使我们更加对不起他们。他们千辛万苦打走了强盗军队，使我们从今以后能够安安心心生活，快快乐乐过日子，我们怎么能够忘了他们的功劳啊！我们实在对不起解放大军，我们的礼物实在太少了，请解放大军原谅！”
  主席讲完了之后，就唱欢迎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表示我们愿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海洋中的灯塔，而且是航海的最正确最坚定的舵手。
  接着是献礼物，并由各乡镇代表致词。临江乡、庄市镇、万嘉乡等的代表都上了台讲了话，他们都感谢解放军解放了他们，使他们从此不再遭受迫害威胁、剥削，使他们从此翻了身，他们都以最诚挚的心意来欢迎解放军。他们的话虽然都是短短几句，但是都说出了每个镇海人民心里想说的话。最使人感动的是一位小学同学的致词，他说：“我们现在解放了，我感到快乐，我一见到解放军，我就快乐；我想到我们从此可以过新的生活，我就快乐。”接着他一口气说着他的快乐，当他在台上呆了一会没法再说下去而走下台来时，看他的样子，好象他在恨他的嘴巴不能说尽他心里的快乐似的——我们被解放了，谁不快乐呀？
  这些代表们虽然不喜在大庭广众讲话，但他们的一言一语都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热烈反应，他们以大力鼓掌与欢呼来表示共鸣。
  之后是人民解放军代表致谢词，他首先表示了由衷的感谢，然后把解放军与反动派军队作了一个对比，这是不用他分说的，反动派军队的强盗一样的作风，和解放军爱民保民的精神，在人民的心里已经雪亮。最后他说明共产党中央目前的政策与解放军的任务，他告诉在场的人说，共产党绝对保护工商业，保护教育机关，替人民解决困难，替农民谋求幸福。可惜我们当时来不及记下，因此不能把这篇精彩的讲词全部写出来给大家看。当他讲到兴奋之处，都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使讲演不得不暂为停顿。当万嘉乡代表抬了礼品，锣鼓喧天，高竖大旗，大踏步地从远处来的时候，那时全场真是欢声雷动，他们高举的大旗是：“后来其苏”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人民解放军确可当之无愧的。
  欢声稍停后，人民解放军的代表继续致词，词毕开始余兴，在表演节目中，最可贵的是解放军同志给大家唱了两首歌曲，他们雄壮的歌声唱出了他们英勇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也唱出了人民的心声，散会时已四点多钟了。
  （原文载1949年6月2日《浙东公报》）
  我的母校 我的老师
  周之辉
  天那样的大，地那样的广，
  山那样的高，海那样的深。
  宇宙那样的久，日月那样的明，
  老师给我的智慧，老师给我的恩情，
  怎能形容，怎能比拟，教我永远铭记在心。
  当我每每唱起这支歌时，心底里不知会涌现出幼年时多少老师的形象，心底里又不知会泛滚起多少道暖流。真的，回顾我离开母校五十年的社会生活中，要是没有老师的教诲，我怎能立足于世，但是我的老师，大多是默默无闻地，从青年到了白发，甚或已长辞人间，而被埋进泥土了。只有同学们这一颗颗纯洁的心地里，还常常在天南地北惦记着老师们，怀念着老师们，特别是在我们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眼前更会泛映出几十年前老师们慈祥的形象。
  还记得我六岁零六个月第一次上学的时候，还是由我的小舅舅背着，手里拿着一篮果品、糕点，去拜见我的启蒙老师虞槐香先生。那时，老师端坐在孔夫子像前面，我深深的三鞠躬后就站在一旁了。他就发给我一本书，红红绿绿的插图，这本书是多么吸引人。老师从“大小”、“上下”、“手足”开始，又作了许多实物比拟，就是这样，我进入了学习文化及知识的大门，至今还记忆犹新。这样，大约有一年光景，就在这半文明、半私塾性质的学堂里度过。和蔼可亲的启蒙老师，在我心目中，似乎胜过我对父母的尊敬。在以后二十几年的岁月中，只要我一回故乡，就经常去看望他，他也会在谈话之中，不断地给予新的知识。因此，我也会不时地在心头萌起了一句话：“一日为师，终身事之”，老师是应该使人尊敬的。
  当我虚年龄九岁的冬季，我在离家三华里的一个新式的学校里去读书了。那里有二十二位老师，六个班级。老师是分科任教的，不象私塾只是一位老师。从此，我的老师更多了，接受知识面也更广了。又因为这个学校采用的是当时认为先进的“陶尔顿制”（一种天才教育的体制），学生只要哪一门功课好，就可不受基本班级而升降。如甲科在一年级，乙科却可以在五年级，且是国语、算术、自然、社会、音乐、绘画、体育、劳作八门课一视同仁，同等记分。学校里的生活很多样化，常有许多活动穿插。如每学期内，都有远足、登山、野外写生、运动会、演剧、歌咏、恳亲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街头演出、社会访问等。平时也有园艺、垂钓、种植、营造等等生产活动。我在这个学校中整整生活了五年半之久，似乎并不感到我是在读书，而是感觉我正在愉快地过着游戏生活和追求人生乐趣。
  记得是每天深夜，我总要在睡梦中惊醒，经常看到蒙着纱布的手电灯微弱的光亮下，一年级女老师李燕青老师，为同学们一个个地盖上被头。有一次，她看到我的床褥湿了，又轻轻地领我到她的寝室中，要我揩抹遗尿和换掉内衣。当我想回到自己床上去睡时，她已安排了在她干燥的被褥中同睡。次日早晨，当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她又在操场上拉起绳子，为我晒被头。她从来没有责怪我一声，以及在师生面前透露过一点消息，因为这是很“难为情”的。她只轻轻地告诉我：“在睡前不要多吃开水，一定要小便后才上床。”这个习惯，一直指导我以后五十多年。
  记得是二年级的初秋夜，正当我熟睡的时候，音乐老师陆仲任先生突然一个个地叫醒我们，给我们集中在他的宿舍里，男女学生团团坐着。从玻璃窗看去，那时狂风暴雨来势迅猛，一阵阵地吹倒了操场上的大树，又吹塌了通向饭厅的雨廊。于是陆老师就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为男女学生讲起台风的各种知识，以及如何防止意外损失的安全知识。一个晚上，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知识的气氛中度过去了。三天之后，又在劳作老师的指导下，配合工人们，在一天时间内，修复了二十多公尺长、二公尺阔的雨廊。
  记得每天中餐、夜餐，总是六个学生围着一位教师同桌而食。有一次，当学生掉下一颗饭粒时，四年级级任毛尹老师就叫大家暂停进食。他即背了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并作了解释，给我们印象很深，使我们受到了实际教育，而见诸于行动。平日里，毛老师还常常看到某些菜，就讲某种菜的产地、特性、种植和捕获的方法、营养及烹饪知识等等。如当吃海蜇的时候，他就说：海蜇又名水母，生活在近大陆的海洋上，是一种水产动物，自己虽然没有眼睛，但却有一只海虾当作眼睛，每当碰到其他水产动物接近时，虾就跳离水母背脊，海蜇就惊觉地沉到海底里去逃避了，成了保护海蜇的警戒兵。同学们好奇地发问，如何捕捉，他又回答，既可以用大网捕，也可以用小船垂钓，把虾钓起后，海蜇就动也不动地让人们捆住拖走。这样，见物讲物，随时随地灌输知识。除毛先生外，每位老师都一样。实际上，知识的传授面大大超过了课堂。所以，我们的礼堂旁悬挂着一副对联，正反映着学校的教学特点。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处处有知识，人人是老师；时时动脑筋，天天做笔记。”我又把这几句话来指导我的一生。今天，虽已到斑白之年，却还记住老师告诫的这几句话进行学习。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的年龄大了，开始去学习或继续去学习，绝不是羞耻的事”。
  语文课老师规定（当时称国语课），作文一星期一篇，随笔是每天一篇，多则不限（一天也可写二篇三篇）。即把当天有感之事，用文字形式把它记述下来。用来巩固知识及锻炼文笔。我是各班级中最勤于动笔的人，但我的级任老师张之龙先生，不嫌其烦地篇篇都看，篇篇都给修改及下评语。他对其他同学也一样，看他每晚伏案到深夜，实在使人感动。当我毕业的一天，随笔已高叠三市尺之多，并精心保护了几十年，经常翻阅，以唤起童年的回忆，及到十年浩劫之时，才被我堂弟当作“危险品”而烧毁。至今手头只仅留残本三本，物以稀为贵，这将视作我永久纪念之物，以怀念我的母校及我的老师。
  对于自然课，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有三个教师轮流担任。他们都各有擅长，如沐绍良老师是生物学专家，江圣泗先生是擅长化学的，钱宗铭老师擅长物理的。他们都根据各人的所长，又因材施教。他们既按课本按学科循序渐进的规律相教，同时叉大大超脱课本的范围进行补充，并且教得很活。如江圣泗先生曾以小苏打、柠檬酸、食糖、香精，按比例传授汽水配方知识，然后由学生分组实验，把成品分给全体学生饮用。如钱宗铭先生测试了校钟的振动频率，用锉刀修改倍于频率的小钟之后，然后悬在距校一里路的湖塘庙中，带我们去实地聆听。果然，只要校钟一响，一里路外的小钟也会“翁翁”相应，就这样，在庙里讲解了“同声相应”及“倍频相应”的道理，使我的记忆很深。于是，当我二十几岁在九江女师任教时，家住距校三里之遥，中间隔一个甘棠湖，我也用此方法，每天可以在家中隐隐听到学校里的钟声，来督促我去上课（因那时，经济条件还不可能给穷老师带上手表）。沐绍良先生常带我们到附近农村去，且会在实地见闻中讲起各种知识。如有一同学采一水稻穗提了好多问题，他就从水稻种植的历史、季节、特性、品种、播插、施肥、栽培过程等，源源不断地讲解，特别讲到在外国还有一种叫“旱稻”如何用机器播耕时，更引起我的好奇心，心中又自然地会萌起对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和理想。再如钱宗铭先生在讲杠杆及滑车这一课时，他从实验室里拿来了大小不同的滑车，既讲原理，又叫同学们分组去做实验。这还不够，他又带领我们到操场一角，用大滑车结合杠杆的原理，把一块块堆置已久的石板起出来，整整齐齐地又被堆置成一个小台阶。还讲解了古代建筑宫室和堤塘的方式，使同学们既懂得节省体力，又能改变方向的原理，同时又得到了许多建筑学上的实用知识。这种理论结合实际教学，使我们经久不忘，并可用于实际，更让我们懂得了“通过实践的印象最深”的道理。
  劳作课是由顾廉老师担任，看来一星期只有二个课时，实际呢，基本上每天下午及星期天，劳作教室里都是川流不息地有一群同学在劳动。一有空隙，有兴趣的学生会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用木板印刷自己的作文簿，用小木板拼制胶合的各种飞机及船舰模型，自己也可制造各种小玩具等，并可在校园里进行花草的培育等。劳作教室里木工、泥工、金工、园艺、纸工的工具材料图样很多，也没有限制地规定学生要做什么，只要你有兴趣，教师就会给你指导或合作，来随时随地得到兴趣的培育和鼓励。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因为我兴致勃勃地逃避吃晚饭，独自一人在锯木条，制造飞机模型。突然锯条锯到了我的左手大姆指，血流如注，我哇地一声哭起来了。幸而高班女同学林素英听到，立刻领我到卫生室包扎。莫看这一个小小的综合工场，它正是培育未来工程师、科学家、园艺师、设计师的摇篮。我在四十年代，所以能在一个劳作师范任教，以后又能修制钢琴、制造小提琴、大提琴，恐怕也就是那时候的基础。到今日，年已花甲出头，但仍然以操作木工为自娱，可见幼年时的影响之巨大。
  我们的社会课（历史及地理）是由张万青先生担任的。在这一学科里我们总是在听故事一样的气氛中度过。黑板上挂着的地图是很简单的，但是张老师的讲解却是非常丰富的。他从地形地貌、历史沿革讲起，又讲到民俗风情、交通、经济、远景。我特别爱听的是自己家乡的沿革、传说、历史人物和未来。他曾带领我们去离校十里左右的布阵岭、青峙、小港、招宝山等地远足。在远足时，看到什么，老师就讲什么。如在布阵岭及青峙山地看到星罗棋布的小石碑，他就讲了这是清代抵抗外国侵略军时牺牲将士的群墓；当我们看到金鸡山、招宝山远远的好几个炮台遗迹时，他就讲当时镇海县每户人家各献出糯米一升，与黄泥石灰搅拌后夯实，造成炮台，与今日的水泥也相差不多。同时说了当时如何在镇海关外炮击法国侵略军、打死法将古拔的故事。如在布阵岭的岭头墩小庵三间平房里去休息时，他又讲了这里曾是抵制红毛人（葡萄牙人）走私的卡所，至今民间还称玻璃瓶为“红毛瓶”，汽水称“荷兰水”，可见当时外国人经济侵略的严重。他又举一反三的说，民间抱着孩子睡觉前，总要唱着“倭倭……”也就是明代倭寇侵略沿海时，人民恐惧心理的反映，即“倭倭来了”，“快睡觉吧”的意思。老师的知识真是丰富极了，又因为他在地理知识上的启迪，萌起了兴趣，于是我在暑假期，在自己家门口的八分菜地里，用泥土堆成一个大型的中国地形图，用的是向张老师借的《申报地图集》。因为我得到张老师的指点，先用麻绳拉成经纬网，然后用水平尺来测量地形的高低，参照《申报地图》中“等高线设色”示意，变成一个立体的中国地形模型，引起了师生的兴趣。张老师也几次在暑假里步行三里来我家，亲自指导。最后，当他拎了一水桶用黄栀果泡过的水，从青藏高原徐徐倾注下来，就看到黄河、长江充满了涓涓细流，最后流入黄海及东海。他笑了，我也笑了，同学们都笑了。可惜，半个多月的辛苦，这个地形模型一朝被倾盆大雨所毁，使我郁郁不乐好几天。张老师见到我又安慰我说：“以后再重新利用沙盘来做，我与你再合作。”但后来，因抗日战争的爆发，没有如愿以偿，但留给我的对于地理的概念和印象，留给我一生不论到何地，均不致失去方位观念，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看蹄爪，人看幼小”，幼年时的教育将支配每个人的一生。
  音乐课每周二节，课外活动五节，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学课。教师在教唱时并不是唱一句叫学生学一句，而是临时发下歌谱（五线谱），随着琴声叫我们轻轻地视唱，唱中外教育名歌，也唱京戏、昆曲中短曲。老师的伴奏真是动听，且曲曲有不同的织体及和弦变化。老师因为我特别爱好音乐，就在课外进行个别辅导，弹琴、和声、作曲，什么都学。当我十一岁时，为同学戴纬文作词的《送别》写了带伴奏的歌曲后，老师对我更加重视了。“总理纪念周”中的国歌、校歌，就由我担任伴奏；课外活动中，十番锣鼓小组及丝竹兴趣小组也由我任小组长，并且在合唱队中由我去担任小指挥。我感到从小就在民族音乐中熏陶（也不排斥西洋音乐），这会无形中起到爱国主义教育。在五年里，音乐老师先后有陆仲任、李平之、陈雨帆，他们都是专家。事隔五十年，他们都还健在，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对我已成了一名专业的音乐理论工作者感到由衷的高兴，每当我寄去学术论文时，陆仲任老师总是在他担任副校长的广州音乐学院学报中去发表。回想过去，这三位音乐老师在我身上所化的精力是很大的。我之所以能一生从事音乐，与他们的启蒙和精心培育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美术老师是仇宇先生，当时他也是一位专家。他常常拿出中外古今许多名画给同学们观赏及分析，也常常摆设静物给我们写生，更会带领喜爱绘画的同学，在星期天外出野外写生。我们在劳作课时特制了一批写生架及写生小板凳。学校及小商店里也有颜料及纸张、画笔供应，价极廉，据说是亏了本售给我们的（不足的都是由这位老师自己掏腰包）。他也不准我们用十二色颜料，一定要在红黄蓝三色中自己去调。在一般情况下，他也不准我们单纯地用原色。他常用三棱镜给我们分析光谱，也同时要我们找光源从左手上方来的地方去写生，并要求找准主体，分清背景，并说越近越大，越远越小，越近越鲜，越远越淡，越近越细，越远越糊等基本道理，使我在以后从事美术工作时常常运用。当然，在课堂里还是以铅笔画为主，使素描基础扎实。由于他的课内课外的热心指导，使我又同时爱好起绘画来。这也是我以后曾在一个工厂的打样间里担任美术工工徒五年及兼任八年中学图画教师的基础，因为我以后没有进过什么专门的美术学校。
  一学期一次运动会，基础是体育课及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学校体操、田径、球类、游泳、国术（武术），似乎项目很多。除了体操必须人人参加外，其他都可以凭自己的兴趣选。每天课外活动时，篮球场里必定能看到教师们在轮流做裁判。自体育教师王文荣先生以“共党”罪被捕后（后死在杭州狱中），接着由黄炳南老师兼任。他要我们每人制一套有三十二对蜈蚣结的武术衣（家境贫寒者免费），每人在劳作课中还自制竹大刀及竹剑，在课外活动时教习“七星剑”及“八卦刀”，也还教习当时胡怀祺先生提倡的有音乐伴奏的“八段锦”（一种柔体武术）。我们的情绪很高，还时常去一里路以外宁穿公路上进行八百米赛跑。我印象最深的是赛跑前，一面让我们做热身运动及用酒精擦小腿，的确，经过这两道程序后，似乎跑起来腿特别轻快了。
  数学（算术）及珠算是必修基础课，对我说，是最不感兴趣的，因为它枯燥乏味。算术教师孙莲芳先生多次想办法诱导，我总是比国语、自然、社会、美、音、劳低一个年级。但是毕业时，算术又规定要及格，这样，就使我多读了半年小学，延迟半年才毕业。在这半年里，他利用了我喜爱音乐及美术的特点，尽量与音美结合，个别辅导我计算乐律、计算几何圆周的方法，在一面学音乐、学绘画中又同时得到了数学的知识。对我功课差、落后于他人（一次只考28分），他从不责怪我，只要有一点点进步，他就百般地鼓励。当然，我因基础差，兴趣少的情况下，在毕业考试中，数学及体育只达到了60分及格水平，而国语、自然、社会、音乐、美术、劳作都在90至100分之间。这也是我以后五十年来，不大从事体育活动及对数学不感兴趣的劣性的历史原因。从这里看，陶尔顿制尚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基础教育与专课教育的性质是不同的，过早分科不太有利。
  校长邬圣柏先生，是教“党义”的（后改为“公民”），每周一课。虽是规定全校学生必读，但是每节课实到人数并不多。因为他是校长，行政事务很忙，往往临时改成自修，或开班级会，检查教室公约执行情况。我们的级长是个勤奋于学的老实人，会上往往看到同学们吵架，束手无策，教室里乱烘烘的，只有我和女同学不吵，各自在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功课。邬先生平时也不管我们，经常鼓励我们“要学好本领，服务人类”。他有一句口头禅，给我们印象很深，他说一到社会上去，是“有本领吃饭，没本领滚蛋，除非牌头硬、马屁崭”，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头，在以后五十年的社会生活中观察、体会，确是一针见血之语，非常应验。
  我们的老师并不多（比之其他学校是多了一倍），但“小先生”却不少。这是当时陶行知先生提倡的新的教育方法，即以能者为师，同学间互教互学。因为我的国语、自然、社会、音乐、美术、劳作较好，因此老师就在班级内外，组织了几位同学，要我们“交朋友”。当时，我喜欢自己提问自己答，常把各种学科出了几百个题目，有问答式，有填充式，有是非式，有改错式的，于是也给同学们互问互答，有时以个别交谈方式温习功课。印象最深的是表兄戴纬文及俞道华（喜欢体育的），还有一位天真烂漫的女同学邵雅卿，常常在学校的河埠头，倚着铁栏互相一问一答，有时还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离题千里，思想倒是活跃。他们也常常出些冷僻的问题难我，因好胜心强，有时会和戴纬文争得面红耳赤，于是当天见面不说话了，但第二天后又非常亲热。这样天真活泼的“童心”，到现在还常常在回忆中暗自发笑。只有女同学邵雅卿，却是温和聪颖的，有时还稚气毕露地提些简单的问题来考我，我们倒从来没有吵过架。
  图书馆由同学们自己管理，每天开放，一学期内高年级同学每人都要轮到三天。在这三天里，可真是应接不暇，忙碌非凡，借呀、还呀、找呀、整理呀、校正呀，近万本书，只三个同学，一位老师指导。有时，往往要整理到夜自修的钟声响了，才能松一口气。这里最大的一部藏书是《万有文库》。实际上它的知识范围已大大超出了小学生的程度，因为学校采用的是陶尔顿制，又不得不破格购置，以多给予学生知识。因为我们的学校靠着灵峰寺迷信会产来办学的，经费、师资、设备、图书等都比较富裕（如当时一般小学教师工资八块银洋一月，而我们教师大多为二十至三十元一月，且备有仪器几百件）。
  五十年过去了，我也成为专业的音乐理论工作者。虽然五十年来自己坎坷的经历，要达到自己理想职业总是机缘难能双逢，但毕竟还是能够遇难呈祥，绝处逢生。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老师给我一些服务社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也包括我读初中一年级的老师），使我能在社会上有一个立足之地（特别是旧社会）。
  在离开学校的五十年内，我干过工厂的打样间学徒，也干过小学、中学、师范、专科学校的音乐、美术教师，解放后，又担任过文工团业务团长、省级剧团的艺术室主任和作曲、艺术学校的教师等等，也写了十几本书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虽然成就也并不太大，但我的兴趣的由来，我的基础知识，基本上还是小学里的老师赐给我的。因为在小学毕业后，我只读过商业职业学校一年，学的又是外语及数学，而没有自然地理历史及音美体劳等课。同时，我又体会到，搞音乐专业的，就必须有其他学科作基础，而不是孤立的。各学科好象金字塔的底盘，底盘越实越宽大，金字塔的尖端也就越高。因此，我常常怀念我的母校和我的老师，他们给我以各种学科的基础，要是没有这种启蒙，我不知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人了。
  父母赐我的发肤、骨骼，老师教我以知识学问道德，社会实践给我以经验和知识的再丰富，马列主义给我以全面的再认识社会的能力，四者是互相联系着的。旧社会中“天地君亲师”虽带有封建色彩，但把“师”字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也不无道理。从我切身体会中，也感到启蒙老师的作用是巨大的。古今中外，伟人是被人尊敬的，但伟人不是天生而来，必定有师，但伟人的老师们常常被人遗忘了。当我读到毛主席的文章，对他的老师徐特立同志的称誉后，我又一阵阵地回想起自己的老师，但是不敢说，因为我的老师生活在旧社会，个别老师也或多或少地有着这样那样的历史，有的且被无限扩大了。但是每一个人，总有好事和坏事的相伴，只要是在我接触的一个历史阶段中，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诲人不倦的师长，我仍会万分崇敬他的。千万不要让那些形而上学在头脑中作怪。因为唯物主义及历史辩证法在指导着我们要用历史观点来看待一切人和事。
  童年的回忆是甜蜜的，童年时的情景也是使人印象最深的。我怀念我的母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可惜，五十多年来，能通鱼雁的已不多了。
  今日，每当我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师，我似乎感到自己还是个小学生，还在蒙童年代。我又默默地祝愿，愿我的老师健康长寿，愿我的母校兴旺发达，愿我的同学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多多建树，同时也要以过去时代老师教我们时一样，把知识无私地传授给后一代。
  一个人活在世上干什么？为人民服务是起码的，如果要求再高一点，老师、家庭、社会、书本给我带来的知识是100，那末传授给后辈是100.1％以上，若只传下80％，将是戚戚于心了。
  浩浩宇宙，悠悠千秋，
  能见长辈几代，欲望来者可数。
  声声晨钟，阵阵暮鼓，
  喜也易知朝夕，嗟哉难见终古。
  日月飞度，哲理可悟，
  呱呱投地缘谁？嗷嗷赐哺何故？
  昭昭心地，侃侃前路，
  敢想敢问敢创，有作有为有殊。
  忆予童年，理予思绪，
  不忘师长相期，殷殷耕耘寒暑。
  ［注］周之辉，现名周大风，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本文记述的是抗日战争前1932年春至1936年夏灵山小学的情况。文载《北仑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