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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县无专设物价管理机构，市场物价主要通过商会和同业公会议定，必要时由政府组织评价委员会。1946年4月成立县民食调节委员会，负责评议粮价以实行粮食限价。1947年复成立县物价评议委员会，然政府手中无物，靠行政命令，只是纸上谈兵。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全面限价，但通货恶性膨胀，限价仅具形式，11月1日撤销限价。此后，县物价审议委员会虽每月审定主要日用品价格3～4次，然无实效。
  第一节 管理监督
  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规定，以县工商科为主，专卖处、粮食局、供销合作社协同管理物价。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管理高度集中，多数商品价格调整权集中于省一级，地区差率、进销差率和批零差率均由省有关部门规定，地区差价服从质量差价。1955年上半年成立县物价小组，4月起试行《宁波专区牌价确定程序和掌握权限分工的规定》，主要行业价格严格遵守牌价，次要行业价格由同行议价或组织核价。1956年由工商局、供销社分别管理城乡市场及物价。1957年7月县又拟定《物价管理制度的几项临时规定》。
  1958年起受“左”的路线影响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市场物价普遍上涨。1961年冻结18类生活必需品销售价格，并对少数定量以外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同时整顿物价管理秩序，收回1958年下放的一部分价格管理权限。1963年5月成立县物价委员会，商业局、供销社设物价股，所属各专业公司和基层供销社配备专职物价员。1963年颁发《基层供销合作社物价管理制度试行草案》和《自营业务价格掌握原则试行草案》。1964年11月执行省统一管理物价的产品（商品）目录，分农产品收购价格、市场销售价格、出厂价格3大类990种；同年全县开展审价工作。1965年6月县颁发《各级医疗机构收费标准试行草案》。1966年8月以后物价管理工作基本停顿。1967年8月执行中央关于“不合理的价格和地区差价、城乡差价，一律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规定，物价冻结。1977年12月县计划委员会制订《物价管理试行办法》和《物价管理目录》，规定管理范围和权限划分。县管农产品收购价格14种（类），各类商品销售价格33种（类），工业产品出厂价格15种（类），各类收费标准和各种差价17类。
  1979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相应改革单一计划价格管理形式，形成以计划价格为主，由国家定价、浮动价格、议购议销价格、工商协商定价、集市贸易价格等5种形式组成的价格体系（1986年定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3种形式）。1980年4月发出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通知，任何部门一律不准自行提高计划规定的商品价格，议购议销仅限三类农副产品、工业品中小商品和允许在完成收购任务以后上市一、二类农产品。对一、二类日用工业品也不搞议购议销。10月贯彻省物价委员会规定，对一、二类日用工业品和点名三类产品价格由计委管理，允许搞议购议销的三类工业品价格，由工商协商后，报主管局（社）审批。12月又规定凡国家定出牌价的工农业商品零售价格，一律不得提高。各种议价商品零售价格，一律按12月7日价格出售，只能降低，不许提高。1981年3月恢复县物价委员会。1982年8月执行国务院《物价管理暂行条例》，调整物价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给企业一定定价权。重要工农业品、交通运输价格、非商品收费和物资管理费，由国家一级主管部门管理；比较重要工农业产品和非商品收费，由各级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管理；其他工农业产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工商企业在国家政策规定范围内有定价权。
  1984年2月成立县物价局。5月建立县物价检查所，负责物价监督检查和农业成本调查。是年，又扩大农产品议价范围，进一步开放三类小商品，下放计划外物资订价权和放宽对二轻集体企业自销商品订价权。3月省、地、市级下放部分农产品价格管理权限，下放县管180种。9月改进工业消费品市场零售价格管理，放宽零售企业外采商品价格管理。10月全面放开铁制中小农具价格，实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
  1985年县人民政府规定，国家定价工业消费品必须执行既定价格（包括浮动价、临时价），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动。工业自销部分直接销售给消费者，不得高于国家规定零售价格；销售给零售企业的，不得高于国家规定批发价格；零售企业除规定执行国家牌价商品外，可按合理进销差率自行订价出售。物资部门经营计划外工业生产资料，销售计价按“统扯计价，合理调节，差额平衡，年终结算”办法管理。对市场调节农产品，实行自由交易，按质论价。为平抑副食品价格，议价海水产品和干鲜果副食品实行差率管理；蔬菜公司经营的主要菜类实行零售最高限价。10月下达国家定价工业消费品管理项目9大类、100种（类），其中纺织23种（类）、百货24种（类）、文化用品8种（类）、五金交电14种（类）、食品17种（类）、日用杂品3种（类）、药品3种（类）、燃料3种（类）、轻化工5种（类）。
  全县物价管理机构，1966年前有职能部门1个、兼管部门27个，共配专职物价员22名、兼职人员8名。1976年有兼管部门34个，专职物价员22名、兼职人员12名。至1985年，有职能部门2个、兼管部门66个，共有专职物价员44名、兼职物价员39名。
  监督检查 解放以来，物价检查主要形式有大检查、专业性检查和时令性检查。
  1965年前物价检查，由各专业公司印发牌价通知单，发至各零售单位执行；主管部门组织“审价”，及时纠正价格差错。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物价冻结，检查工作停顿。
  1978年下半年来，提高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调整一些商品销售价后，市场物价趋涨。1979年国庆前夕，开展物价大检查，重点制止饮食、糖果糕点、荤素食品和修理行业擅自调价、降低质量和滥收费用等风。1980年4月对城关、骆驼、大碶、柴桥4个直属镇物价大检查，共检查近200个单位、5000多个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检查校验度量衡器400多件，现场复秤、复尺1700多笔。
  1983年5月建立县市场和物价管理领导小组，7～9月组织检查443个单位物价、4568支衡器、500余只提子，对擅自订价、缺斤少两以及不正确衡器、量器分别作出处理，并要求商店亮商品价格、服务公约和营业执照。
  1985年县府颁发《关于加强物价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若干规定》，全面检查1984年下半年后成立的“公司”、“中心”等企业，查处各类大小违纪案件122件，收缴罚没款9.91万元，其中退还用户3440元。
  第二节 物价演变
  抗日战争前，市场物价涨落幅度不大，波动较少。1937～1941年，各种物价逐渐上涨5～10倍。
  1942年6月，日伪政府为进一步掠夺战略物资，以二比一比价，强制法币兑换“中储券”，市场物价上涨几千倍。1942年6月20日大米每石110元，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上涨到70万元，涨幅6364倍，1944年6月发行500元票面“中储券”后，商民视伪钞同废纸，相率购囤货物，物价一再暴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9月发行新法币，以1:200比价兑“中储券”，市场物价一度回落；但为时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急剧上涨。1947年1月每石（75公斤）中熟米56833元，12月涨至741666元，上涨12倍。:1948年开始，法币已由恶性膨胀走向崩溃，8月19日发行金圆券，以1:300万比价收兑法币，强迫收兑金、银、外币，限制物价，冻结工资，由县物价审议委员会公岙粮食、绸岙、百货、鲜卤货、南北货及杂货6大类限价。金圆券发行初期，物价出现短暂平稳，10月底又出现通货膨胀和抢购风。1948年8月19日至1949年5月的9个月内，物价上涨600万到1300多万倍，群众不愿接受金圆券，多以谷米或银圆计价。
  解放后物价演变及调整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1949年5月至1950年2月，曾制止4次物价波动。1949年6月上旬，人民币收兑“金圆券”时，沪、甬等地投机商人掀起贩卖金银、外币风潮，引起物价波动，镇海一般商品价格上涨5％左右。7月中旬禁止金银自由流通和买卖，由人民银行统一挂牌收兑，确立人民币地位，稳定币'值。7月下旬，遇台风、内涝灾害，新粮尚未登场，米、谷价首先起涨，以6月份平均价为基价，大米零售价上涨一倍多，棉纱批发价上涨79.7％、肥皂58％、盐42％、黄酒145.7％、食糖102％、煤油69.7％、猪肉77.3％、菜油40％、消治龙92.9％、青霉素79％、毛巾66％、套鞋115％。11月溃退至舟山的国民党军飞机滥肆轰炸，严重影响生产，市场物价再次波动，幅度大于前两次，以9月份月平均价为基价，棉纱批发价上涨2.37倍、食盐2.1倍、肥皂1.96倍；釉米零售价上涨1.66倍、菜油2.83倍、猪肉1.07倍、食糖1.61倍、套鞋2.53倍、20万单位青霉素针1.46倍。煤油因宁波电厂被炸停电，每公斤由1800元上涨至9600元，涨4.34倍。12月后至翌年1月，物价继续缓慢上涨。1950年2月春节前后，大量游资拥向市场引起物价波动。2月份比1月份零售价籼米上涨77.8％、菜油70.4％、猪肉133.6％、食糖70.2％、青霉素针87.2％。
  1950年3月，贯彻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决定，实行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三统一”，同时采取吸收存款等措施回笼货币。4、5、6月市场物价开始下降，主要商品与3月份基价相比，粳米、籼米下降20％、12.6％、2％。菜油下降19.4％、33.6％、1％。猪肉下降23％、15％、5.4％。食糖下降16％、5.2％、8.7％。食盐下降30％、84％、34％。市场物价由剧烈波动转向基本稳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物价（1953～1957)1953年4月后，贯彻全国物价会议提出“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原则，对不合理价格进行个别调整，11月对粮食和食用植物油实行统购统销。翌年9月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同时，提高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1957年比1952年油菜籽提价54％，生猪提价37.5％，茶叶提价18.6％。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4月开展全县审价工作，及时纠正折算新币时错价。1956年7月冻结物价，1957年解冻。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市场物价保持相对稳定。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物价（1958～1965）先期“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商品匮乏，物价大幅度上涨，集市贸易价高于牌价3～5倍，少数高达10余倍。1960年9月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2月首先提高油菜籽、桐籽、芝麻等油料收购价格。1961年5～6月，先后提高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与1957年相比，每50公斤早谷由7.20元提高至8.70元，油菜籽由19.90元提高至23.5元，生猪由37.8元提高至46.3元。对完成交售任务某些一、二类农副产品实行奖励价、加价和议价措施，予农民价外补贴；棉花、油料、茶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粮食奖售政策。同年严格冻结粮食、棉布等18类人民生活必需品销售价格和非商品收费标准，对供不应求商品，实行凭票凭证定量供应。定量以外食糖、糖果、糕点、饭点菜肴、名酒、自行车、钟表、针织品、进口香烟等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敞开供应，1965年第三季度停止高价，恢复平价，市场物价基本恢复正常。1963～1965年又分批调高棉花、苎麻、毛竹、木材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和肥皂、卷烟、酒、糖、渔网销售价格；降低山羊、猪肉、家禽、酒精、糖精、砖瓦、水泥、西药、塑料制品、洗衣机、电灯泡、尼龙袜、收音机、牙刷、闹钟、锁、热水瓶（胆）、农药、农肥、农船、竹木铁器中小农具销售价格及汽车运价、拖拉机田间作业收费标准。1963年9月全面调整竹、木、铁器制75种小农具价格，平均比1962年下降20.86％，其中木器农具下降22.46％，铁器农具下降19.17％，圆木农具下降17.92％，竹器农具下降18.81％。1965年8月，46种小农具调价，出厂价比1963年平均降低7.3％。18种主要小农具实行保价供应政策，企业经营亏损作政策性亏损处理，此项政策延续至1979年。
  1961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后，1963、1965年又先后调高城乡粮食统销价格，并对部分收入低职工（包括18级及18级以下干部）实行粮价补贴，以保证职工不因提高粮价而影响基本生活。
  “文化大革命”时期物价（1966～1976)1966年初，市场情况好转。春粮上市，提高粮食收购价，籼谷11.5％、粳谷14.1％、糯谷8.3％、大麦15.58％。销售价格相应提高，籼米13.1％、粳米16.29％、糯米14.7％。同时提高茶叶、山货、水果等产品收购价格。1966年底起，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冲击，出现否定价值规律、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取消必要规章制度、随意定价现象，中央“八·二〇”通知对市场物价虽作冻结，但变相涨价时有发生，有些商品有价无货，不少生活必需品重新凭证限量供应。1971年对不合理价格作部分调整，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油菜籽19.1％.棉花14％；降低部分支农产品销售价，柴油9.5％、煤油24％、尿素10％、硫酸铉10％、氯化铉7％、过磷酸钙7％、可湿性六六六粉7.5％、敌百虫（90％）11％、1605乳剂（45～50％）16.5％；收音机和部分医疗药品销售价亦有降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物价（1978一1985年）适应经济改革，运用价值规律，自1979年起，改革不合理价格体系，实行以调为主，调放结合原则。
  1979年4月起提高32种农产品收购价格。粮食统购价提高20％，超额部分再加价50％;棉花提高15％，超额部分再加价30％。农民一年增收942.85万元，人均增收23.83元。同时提高饲料粮、奖售粮、米糠、菜饼、棉籽饼、猪肉、水产品、饮食、糕点等销售价格，农民一年增支243.21万元，人均增支6.15元。5月起陆续调高煤炭、生铁、钢锭（坯）等重工业产品价格以及水泥、平板玻璃价格。釆掘工业产品提高55％，原材料工业产品提高45％，加工工业产品提高13％，煤每吨提价5元。11月起提高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鲜牛奶8种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以及饮食业（面食点心、菜肴、冷饮等72件品种）.、糕点（影响较大16件品种）及相关各种加工制品销售价格，同时每月发给每个职工副食品补贴5元，并给40％职工增加工资。1981年11月起根据“高档多提，低档少提”原则，全面调整烟酒价格和调低部分工业品价格。标准品甲级烟平均提价60％左右，乙级烟提价40％左右，丙级烟提价15％左右。各种名酒提价50％左右，绍兴黄酒提价20％左右，白酒提价10％左右，啤酒提价20％。调低黑白电视机、手表和涤棉岙销售价格。1983年1月起调整纺织品价格，化纤岙平均每米降低1.20元，降幅31％；纯棉岙平均每米提高0.30元，提幅19％。调价后，同规格涤棉岙和纯棉岙比价由原来1：2.4缩小为1；1.4。
  1983年9月整顿物资系统收费和作价原则，将原按“以收抵支、收支平衡”计收管理费、制订价格原则改为“合理计费，合理盈利”，包括利润和利息在内经营费率计价。管理费改为经营费率，平均提高0.8％左右，其中金属材料由2.5％调整为3.3％；建筑材料、轻工产品由3％调整为3.8％；化工产品由2％调整为2.8％，机电产品仍采取管理费率和进货费率相加综合费率计算。计划外生产资料，1980年开始以“协作物资”名义，通过县内紧俏农副产品向外地换回生产资料，其销售价，钢材比计划内高15～25％，水泥高45％左右，化肥高20～24％，木材高一倍左右。1983年改为“高进高出，低进低出，分批作价”。
  1983年底起提高铁路货物运价，由平均吨公里1.44分提高至1.75分，提高幅度21.58％，水运客货运价也作必要调整。
  1984年起由价格体系改革发展到管理制度改革，实行“以放为主，放调结合”方针。1月放开622种（类）小商品价格，计针棉织品类86种、百货类142种、文化类110种、五金类60种、交电类80种、日用杂品类96种、小食品42种、家具类3种、小农具3种。9月放宽对工业消费品零售价格管理，除规定必须执行国家统一牌价10种商品（食盐、机制糖、散装粮食、黄白酒、省沪产甲乙丙级卷烟、普通火柴、肥皂、煤油、居民定量供应煤球煤饼、全国统一订价机械手表和药品）外，其他商品由企业按合理流向和保本微利原则自行订价销售。10月允许乡镇企业议价购进原材料、燃料所生产产品实行浮动价格。全面放开铁制中小农具价格。由工商企业协商定价。同时下放计划外物资订价权，由原来高进高出，改为“统扯作价，合理调节，差额平衡，年终结算”作价办法，予企业一定范围内定价自主权。
  1985年4月改革农产品计划体制，取消统购、派购政策，改为合同定购、议购。其中稻谷、小麦、油料、棉花改为合同定购和比例价；生猪、茶叶、岙茧、黄麻改为指导性议价收购；家禽、鲜蛋、水产品、杂粮等价格放开，实行议购议销。粮食购销政策调整后，全县农民增收468万元左右，每户粮农平均增收78元。
  生猪实行议购议销后，收购价由原来每百斤62元调整为84元，销售价羊肉每0.5公斤由0.97元升至1.37元。猪价破开后，全县农民按1984年实际收购量计算，一年可增收363万元，每户平均增收30.3元。从8月起给每个职工每月肉价补贴4元。
  1985年4月起调整原盐收购价，每吨由53元提高到77元。零售价每0.5公斤由0.137元提高到0.15元。食盐购销价格调整后.按全县全年收购量2.3万吨计算，盐民增收55.2万元，人均增收345元。5月15日起调整铁路短途运价，客运100公里内碶座票，由每人每公里1.755分提高到2.4分；货运200公里以内，每吨加收4元附加费。6月又放开缝纫机、国产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电风扇价格，由企业定价。是年还对地产水泥、碳酸氢钱、砖瓦、石料以及水泥船、桁条、多孔水泥楼板，第三产业的烧饼、油条、豆制品以及理发、旅社、渡轮、出租汽车等价格及收费都作较大幅度提高。
  第三节 交换比价
  解放前，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不稳定，民间有“斗米三斤肉”之比。抗日战争前，资本主义国家向我国大量倾销剩余产品，“洋货"价格较低，同期农产品价格尚稳定。抗日战争爆发，“洋米”断销，农副产品一度升值，1946年后，通货膨胀加剧，工农业产品比价极为混乱。
  解放后，人民政府釆取坚决稳定物价的措施，并着手解决历史遗留下来过大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逐步理顺两者的价格关系。1957～1985年28年中，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1倍以上，其中釉谷115.28％，油菜籽135.18％，生猪164.55％，供应农村的工业产品如食盐、食糖、白细岙、毛巾、肥皂等零售价格分别提高了8.7％、5.33％、26.32％、24.42％、71.43％。
  从单项商品交换比价看，同等数量农产品，1985年换得工业品比1952年有较大增加。如百斤籼谷，可换回食盐由57.7斤增至103.33斤，食糖由9.2斤增至19.62斤，煤油由13.22斤增至45.59斤，白细布由16.42尺增至28.7尺，毛巾由16.52条增至28.97条，肥皂由46.3条增至64.58条。
  交换比价指数：如1952年为100％，则1985年比1952年，食盐提高79.08％，食糖提高113.26％，煤油提高244.86％，白细布提高74.79％，毛巾提高75.4％，肥皂提高3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