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罗开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罗开富1942年9月生于双林，1964年10月起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来，他所写的系列报道、论文和散文，获奖无数。1991年获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2001年和2002年分别获中国新闻奖的系列报道和新闻论文一等奖。2000年11月8日，在中国第一个记者节上，中央电视台邀请罗开富谈他的采访和写作生涯。他坦荡磊落的为人、求实求精和不怕困难的工作精神和九死一生的采访经历，让观众无不为之动容，落下热泪。 在国内外新闻界，在谈到20世纪中国著名记者时，罗开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中央有的重要媒体写道：“众多成名记者的经历，比如黄远生、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穆青、罗开富等，他们的名字都和知识、艰苦、劳累、勇敢甚至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所著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有人评价说：“在上个世纪，至少有三本写红军长征路上故事的著作，这三本著作都是由资深记者写的，其中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斯·索尔茨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中国记者罗开富的《红军长征追踪》日记……我把这三本书定为每个学生的必读书，从中学习前辈们寻找故事的视角和采访方法。”（见《找故事的艺术》一书，李希光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他的徒步长征采访，在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朝日新闻》前后用三个版的篇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罗开富徒步采访的艰苦历程。1985年2月15日的《朝日新闻》在《向“长征”之路挑战——中国经济日报记者罗君》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不，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说就是他了。” 罗开富的记者生涯，以不怕苦不怕死、深入再深入而著称。1984年11月，罗开富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罗开富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徒步采访。历时368个日日夜夜，每天平均走百里路，每天写一篇报道，每天写一篇日记。他大多是白天走路，深夜写稿，清早发稿，几乎每天只能睡三个多小时，身体逐渐虚弱。途中曾得了疥疮、眼疾、肝肿大、胆囊炎、腿疾、腰肌劳损等，有时发高烧至昏迷，被救醒来后还是按日程坚持走。他受的外伤更多，特别是在贵州黎平的冰上滑倒多次，右腿小腓骨骨折。滑下崖时，他的照相机被摔破，碎片插入锁骨。在遇到这些难以想象的困难时，他被各地向导、干部架着走，许多医生也跟着边走边为他治伤。他以红军为榜样，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终于第一次丈量了红军翻越过的长板、仓德、打鼓等雪山垭口的海拔高度。他是继红军之后第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第一个翻越全部雪山，第一个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记者。 罗开富在走出草地后，中央军委于1985年8月28日专门为他发来贺电，鼓励他用红军百折不挠的精神，勇往直前。1985年10月19日，新华社播发了《罗开富沿长征路线采访胜利到达终点吴起镇》的电讯。文中称他“由于白天行走，夜晚写稿，体力消耗很大，体重比一年前下降了二十四公斤。在经过一年零三天的日夜奔波后，于今日中午如期到达终点——陕北吴起镇，正在举行长征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吴起人民兴高采烈地赶到当年迎接中央红军的枣树湾迎接了罗开富。”1985年10月20日，《经济日报》在报道罗开富抵达红军长征终点一文中写道：“罗开富这一年零三天的采访实践，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他将以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而被载入我国的新闻史。” 善于重温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成熟的民族，罗开富用实际行动适时地展现了这种可贵的民族意识。所以，他的行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聂荣臻、杨尚昆、邓颖超、蔡畅、王震、萧克、耿飚、张爱萍、杨成武、康克清、刘英、邓六金、李坚真等三十多位老红军在报刊上纷纷发表谈话或题词，对罗开富给予赞扬。罗开富长征采访归来后，胡耀邦在中南海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亲自听取了罗开富的汇报，赞扬了他的坚强毅力，称赞他付出的辛劳很有意义，是一个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记者。胡耀邦说：“在振兴中华的征程中，我们仍然可以从红军的长征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2001年，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罗开富历时二个月，足迹遍布十多个省、市，写出了《革命圣地踏访记》十九篇，受到了各方的好评。其中，中共瑞金市委、市政府在致该报的信中，称罗开富写的《革命圣地踏访记》“在众多新闻媒体中独树一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央大报的力量和风范。《革命圣地踏访记》以其对历史的深情回顾、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可以说，这一组大气磅礴的报道，是我国新闻战线献给党八十岁生日最为厚重、最为精彩的礼物之一”。2001年5月，他被授予“瑞金荣誉市民”称号。 下面记录的四则小故事，从一个侧面实录了罗开富先生当年重走红军长征路的艰难困苦。 背个旧包就上路与罗开富徒步走长征路事后所产生的热烈反响相比，他的起步阶段显得相当低调，甚至有点冷清。1984年9月26日，罗开富离开北京报社总部时，没有鲜花，没有壮行会，甚至没有一个人送行，就像一次平常采访的开始。 社里按规定每天给他0.8元的补助，并给他配备了一个小小的望远镜，还有一个18元的双肩背包。结果上路前，一位同事告诉他新的包不结实，不如他已使用了两年的旧包可靠，并很热心地拿旧包换了新包。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正式启程时，罗开富的行囊里只多了几套换洗衣服，还有一摞舍不得花钱复印而麻烦堂姐到资料室摘抄的有关长征的史料。他怀里揣着的3000元，是从社里借的起步资金。 一边输液一边走 罗开富对长征路的采访，采用的是最纯朴也是最原始的一种方式：亲身体验，徒步前行。出发前，时任《经济日报》的总编辑安岗向他提出要求：必须每一公尺都是徒步；必须按同一时间行进，即走到的每个住宿点都是五十年前红军宿营地；必须是原来的路；必须在10月19日这一天到达吴起镇……按照这些要求，罗开富每天平均得走75里路，即使在生病发高烧、右腿小腓骨骨折等情况下，由当地向导、干部架着，也得坚持行走。有的大夫为了不影响他抓紧时间赶路，就拿棍子挑着盐水瓶跟着他一起行走，边走边为他输液。 外国同行探虚实罗开富是真走还是假走，这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好奇。1985年1月28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千洋第一个赶到长征路与罗开富同行，以探虚实。当时罗开富正要上娄山关，加藤千洋跟随着他一路走下来后，彻底信服工作中的罗开富了。他不仅有时要扶罗走路，还要在凌晨二三点起床，拖着疲劳的身体帮罗抄稿件。与罗分别后，他先后用将近三个版的篇幅在他们的报纸上介绍这个中国记者在红军长征路上的采访经历，并在《向长征之路挑战》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不，甚至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以说就是罗君了。” 差点倒在泸定桥 出人意料，罗开富的这次“新长征”最难挨的关口不在雪山，也不在草地，而是在走到泸定桥时。那段时间，他黄疸型肝炎复发，靠注射葡萄糖维持体力，全身发软，只好靠向导扶着走，但还是少不了摔跤，他心里也忍不住冒出“不想再走下去”的念头。特地赶来看望他的杨成武将军夫妇及安岗总编辑见他瘦得像个稻草人，都劝他“赶快休息，治疗要紧”。但想到老红军的殷切期盼，想到读者的真诚鼓励，罗开富还是鼓起勇气含泪恳求：“再坚持几天，实在不行了，再换人，只是希望接替我的人能背着我的骨灰走进陕北，也证明了中国记者的一份骨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