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历经沧桑而光华夺目。在这片土地上，注定要有这样的中国人，他们怀着宗教般的虔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与布道者，东方明珠的熠熠光彩里有他们燃起的辉煌。本文的主人公——沈本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之一。 1923年12月1日，沈本瑛出生在双林镇北栅塘桥弄。双林是一个古镇，桥自横，水自流。“走过三十六码头，难过双林塘桥头。”当年迈的沈本瑛吟哦出这句俗语时，他眼前浮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桥旁的庙宇、庙前的戏台、庙与戏台间的小广场，以及那喧闹的庙会和精彩的神功戏。传统民间文化的浓浓韵味，熏陶了幼年的沈本瑛。 湖州素以鱼米蚕桑丝绸著名。清丽水乡，钟灵毓秀，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史上还盛行刊书出版之风。明代凌濛初开风气于先，及至清，刘承干建嘉业堂，陆心源筑皕宋楼，搜集储藏图书，引为江南一胜。在这种乡风中成长起来的沈本瑛，日后又发扬光大了这一风气。 沈本瑛七岁启蒙入私塾，十岁入双林蓉湖中心小学，十二岁考入湖州东吴大学附中。1937年日寇侵华后，因学校停办而一度辍学。翌年，举家迁至上海，沈本瑛转学至上海浙江中学。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对他日后影响至深的鲁迅的作品。其时鲁迅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其风骨、其文章仍长驻人间。这一切深深震撼了一个十五岁少年的心灵。当1939年第一套《鲁迅全集》出版时，沈本瑛在中学里第一个预订了它，至今这套全集仍珍藏于上海老家。 这或许可以让人有些理解他今后几十年奋斗的那股热忱源于何处。1941年，沈本瑛考入大同大学，两年后，转入圣约翰大学。此时的沈本瑛虽攻读经济，仍不改对文学的钟情，更在课余大量阅读了新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书籍。不仅他的文学功底增强不少，而且思想也有很大发展。沈本瑛入大学之初，即以《我的故乡》一文名列全校作文大赛榜首。之后，又应校刊主编之约连续写了题为《向他学习，跟他前进——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和《怎样学习社会科学》的文章，被登载在校刊上。该刊却也因这篇文章内容敏感而被当时的上海租界当局勒令停刊。 1945年，大学毕业后的沈本瑛，一度到纱厂工作，后又与友人合办了一家小型化工厂。1949年因化工厂无以为继，沈本瑛在给了工人三道遣散费后，携妻赴香港发展。夫妇二人赴港时，除了一只皮箱外，就只有一腔文学情，一颗中国心。 长久的殖民统治，使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成了中国文化的沙漠。 当时香港的英文教科书采用的是马来西亚和英国的课本，中文课本则大多来自内地。为数不多的中文书店，除经销课本外，都以销售文具为主。而在香港印刷出版的中文书，仅历书、尺牍、旧启蒙读物、医卜星相及标点通俗小说等寥寥数种。 初到香港的沈本瑛，克服了一切内地赴港人士所共同遇到的人地生疏、语言难懂等困难。出于多年来对文化的挚爱，他于1950年在湾仔开了一家名为香港图书供应社的书店，从事图书出租业务。1951年创办了文渊书店，1954年又创办了伟青书店，并开始从事书籍出版工作。最初的大动作就是率先出版新武侠小说。这之前，著名作家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侠小说还只限于报刊连载。新武侠小说的出版，大受读者欢迎，备受各出版商青睐，不仅香港一时为之纸贵，更波及世界五大洲有华人踪迹的地方，尤以泰国为销量之冠。此时的香港，教材也在出版物中占据很大的比例，沈本瑛亲自编写出版的五本成语故事被学校选为教材，成了畅销书。 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沈本瑛亲自和他请来的几位营业员一起，挨家挨户上门游说，推广租书业务，又亲自送货，手提大捆图书，或徒步或搭乘公共交通，往全港的一家家书店送书。显然，菲薄的租书费收入是难以维持员工工资的，图书供应社开办了两年，亏损了两年。而到伟青书店开办时，员工就只有他们夫妇二人了。写、编、校，所有事务都由两人承担，患病期间也照常工作。要在一个中国的文化沙漠里开拓出一片绿洲，所经历的磨难又何止这些。 时光进入20世纪60年代，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和大工业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这一切又向出版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东南亚各国当时的语文政策使中文在当地受排挤，中文书籍的销售重点也从东南亚移回香港。香港出版业到了该有所突破的时候。已在香港从事十多年图书出版业的沈本瑛，深深地体会到当时香港出版业所面临的困难，那就是：各出版社的推销活动都是各自为战，而各书店要得到新书也颇费周折，读者更无法及早得以阅览。因此，推销新书、添补旧书成了出版社和书店最棘手的问题，这也直接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在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后，沈本瑛于1966年1月创立了香港第一家负责图书发行的公司——利通图书公司，当时就有二十多家出版社将出版物交由该公司发行。公司业务先从九龙地区开始，半年后又发展到了新界各区。利通公司担负了大部分繁重的发行工作，从此减轻了出版社兼顾推销和送货的负担，门市书店的进货也免去了阻延之苦。出版物流转加快，直接带动了出版社的发展和门市书店业务的进展，最得益的当然是各地的读者，他们能够更及时地看到新书。在利通的影响下，利源书报社、兰美图书公司等先后参与发行工作。 在利通的第一个五年里，它代理的出版社有五十多家，品种超过四千种，客户已达九龙和新界全区书籍文具店总数的百分之六十。1973年1月，利源书报社因故停止图书发行，利通又应出版社和门市书店的要求，进军香港本岛。这样，在第二个五年里，利通在香港的发行网络已遍布港岛、九龙和新界各区，客户数增加五倍，营业额增加七倍，代理书籍也达六千种。可利通并未止步于此，因为沈本瑛不仅要让海外华人不忘记中文，不忘记中国文化，还要让外国人也认识中国文化。于是，利通在1977年开始向海外拓展。利通从东南亚入手，逐渐发展到亚、美、欧、澳四大洲的十多个国家二十多个城市的中文书店及数家外文书店。目前，利通代理经销的大小出版社已超过一百家，发行的对象除香港所有书店外，还将书籍的经销点扩展到十多个其他行业，让读者更容易买到书。这些经销点包括：百货店、超级市场、文具店、精品店、唱片公司、体育用品公司、儿童用品公司、医疗器材公司、摄影器材公司、无线电器行、琴行、水族馆、花店、旅行社、报摊、社团服务机构、学校、图书馆，等等。利通的内部管理和外部条件也已今非昔比。现在利通发行的图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实用技术、工具书等二十多个学科和门类。其几十年来的发展壮大历程不仅仅体现了白身的成功，更是香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面明镜。 乡情悠悠，沈本瑛也无时无刻不在牵念着家乡，关心着大陆。从赈灾捐款到“希望工程”出资，他从不落于人后。而作为文化人的沈本瑛更有其独到的贡献。历年来，沈本瑛共为家乡湖州、双林及昆明、江阴等地图书馆捐赠最新出版的香港、台湾书籍，价值超过四十万港币。书籍有价，而知识无价。 从一位翩翩美少年，到活跃在香港出版界的资深长者，沈本瑛不仅是利通图书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利通文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还是香港图书文具业商会会长、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1985年10月，沈本瑛作为出版界的唯一代表被推荐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负责其中的文化政策组。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时获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时又应邀赴京观礼，受到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0年9月，他与太太钟少贤同时应邀出席亚运会开幕盛典。此外，沈本瑛还身兼广东省人大代表、香港湖州同乡会副会长、江阴同乡会名誉顾问、湖州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顾问和江阴市政府经济顾问。虽然社会事务可谓繁重，但沈本瑛依然全心投入他的文化事业。在1995年第十二届中文书展的致辞中，他不仅欣慰地回顾了历届书展所取得的成就，更不无担忧地批评时风，指出香港时下的读书风气不盛，与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市民对书籍的选择层次较低，只重消遣而不重视素质的提高。他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在该致辞的最后，沈本瑛满怀激情和希望，寄语年轻一代的出版人，要“为人类进步、为人类幸福织造出更美丽的图案”。 沈本瑛总喜欢借用当时一篇社论中的一些文字，来作为自己致辞或是书信的结句：“一个发达的国家，其国民必具较高的知识”，“学习是一辈子的事，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学生要读书，国民更要进修，以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及美化人生，在物质、精神兼顾下，才能产生繁荣安定的社会”。 沈本瑛认同这些话，也实践着这些话。于是，我们看到了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熠熠光彩后面，有他及其同伴的默默耕耘。于是，我们欣慰地发现，香港不再是中国的文化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