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闵一帆，1911年出生于双林镇，现代工人运动领导人。1930年到德国留学，1934年由第三国际调往新加坡领导海员工人斗争，曾协助陈云制订东北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运输部长。1954年应越南胡志明主席之邀，中央派他去越南帮助制订年度计划。20世纪60年代初，任中南局监察委员会书记等职。 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怂恿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腥风血雨、血流成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共产党遭受重创，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谷。可是，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革命转入低潮的两年间，就在反革命政变的策源地上海，就在当时被称作“一潭死水”的同济大学却掀起了两次“轩然大波”——闹了两次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学潮并取得完全的胜利。他们先后将两任反动校长——军阀张仲苏、政客张群赶下台，震动了全上海，对反革命政变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击，成为同济大学校史上学生运动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提到同济大学这两次学潮，就不能不提到这两次学潮杰出的领导人、组织者——闵一帆。 闵一帆从小随母亲在双林镇生活，十一岁时母亲病逝，在上海经商的父亲把他接到身边。十三岁那年，父亲为了他将来在上海滩做生意“吃得开”“有前途”，就把他送到著名的南洋大学，即现在的交通大学下院去上学。十六岁时，他怀抱着学好德文到德国去读《资本论》的美好理想，跨进了同济大学的校门。没想到，这一去如同蛟龙入海，在“一潭死水”的同济大学竟然掀起阵阵轩然大波——两年中他带头闹了两次学潮并且一浪更比一浪高。 闵一帆到同济原先只抱着埋头苦读、争取早日学好德文和筹到经费到德国去读《资本论》的目的，决心不管不问同济的事，而同济深厚的学习氛围也正契合了他埋头苦学的心理。他更关心的是南洋互励互会的发展和进步，每个月总得回南洋几次。他没上过南洋中院，下院只是高小程度，因而他必须把高中四年的课程在这两年内装进头脑里，务求都考及格能升级，负担是很重的。同时，他还要抽空写书，一是为了宣传进步、革命思想，二是为了出书赚稿费筹集出国经费。这些都占用了他大量时间，花费了他大量心血和精力，使他也无暇顾及同济之事，他只想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两年。 可是，“竹木无心偏生枝节”，“树欲静而风不止”。闵一帆不想惹事，但是“事”却惹上他了。 和他同宿舍的是三个华侨子弟，四个人关系很融洽，他了解到他们三个人一个想学文艺，一个想学哲学，一个想学航空当飞机驾驶员。他们很羡慕德国的科学、哲学、文艺，他也如实告诉他们自己想到德国去学《资本论》的志向。三个华侨子弟对他有如此远大志向极为佩服，因而还公推让他坐在面对窗口的小书桌的位子上以表示对他的尊敬。能获此“殊荣”当然不错，可是这一下却让囊中羞涩的他多花十多块钱安了个台灯。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快放寒假了，同学们为了迎接期末考试更加没日没夜勤奋复习了，安台灯的也就多了起来。为了开夜车不受晚上十点熄灯的限制，不少人都把电线接到宿舍走廊的线路上。这事叫那个善于对上级和洋人阿谀奉承、百般讨好，更善于“雁过拔毛”千方百计捞钱的校务长知道了。 在查看了各宿舍后，他立即通过校长室秘书向校长张仲苏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住在上海从不来吴淞上班的张仲苏立即在电话里指示：“把台灯没收了！” 那天闵一帆他们四个回到宿舍发现几盏台灯不见了，就问明情况。闵一帆一听就火了：“这像什么话？！拿人家的东西也得说个理由打个招呼，‘不告而取谓之贼’，这个校务长连这点都不懂，真是岂有此理！”于是，闵一帆以个人名义，代表一百五十六名台灯被没收的同学给校长写了一封信。 信通过校长办公室送去了。张仲苏这个北洋军阀出身只在同济挂名不在同济上班的校长以为几个毛孩子闹事好对付，就采取了拖的办法，想一拖了之。闵一帆他们每天到校长办公室询问此事，秘书不是说校长太忙就是说校长联系不上。第三天，闵一帆忍无可忍向秘书发出“最后通牒”：“今晚校长不见面，过了十二点我们就不能代表丢台灯的学生了，出了事故校长可不要找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也不必见校长了。同济大学名誉很好，出了事，破坏学校名誉的可就是你们！” 这件事，闵一帆他们根本没去惊动其他有相同遭遇的同学，而是让他们安心上课、温习，每天只和秘书交涉。“最后通牒”果然灵验，军阀校长也感到此事棘手了，当天马上通知校长办公室赶快转告：张校长今晚九时在本校张公馆接见同学。 公开、坚决支持闵一帆的只有同宿舍的三人和老朱、老陈两位老同学。 他立即和他们商量对策。老朱称赞他有胆有识，做法也很巧妙。他问：“晚上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见校长，给你助助威？” 闵一帆说：“我看还是以少胜多好。校长的态度现在还不清楚，咱们又不好叫丢台灯的一百五六十个同学集中起来助战。我一个人先进去谈判，你们在外面配合，看校长的态度，听我的声音办事。” 闵一帆准时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快六十岁了，站起来微微躬躬身请他坐下。上茶。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谈判，六十多岁的张仲苏精力不济，大烟瘾也早已犯了。他开始还能耐着性子听、耐着性子说，可是越到后来越烦躁，此时则不耐烦发起火来。 “很简单——马上发还台灯，并叫他们都安在室内线上，这样每晚十点熄灯就万无一失，就不会发生走电失火之事，学校的安全就有保障了。”闵一帆仍耐着性子和他讲道理。 张仲苏想了一下，没有反对的理由，台灯安了一年多也没发生走电事故，自己已理屈词穷、筋疲力尽了还能说什么？他换了换口气：“那好，等我和校务长谈一下。” “不必了，现在快十二点了，大家早睡觉了，校务长也不必惊动他了。校长只要写个手谕，我们交给他就行了，省得校长明天还得和校务长联系。” 这个北洋军阀出身的校长虽然狡猾但脾气倒是爽快，连声说“好好好”，立即拿起笔写了一道手谕：“立即将台灯发还给同学为荷。”最后签上他的大名。谈判顺利结束，闵一帆告辞，张仲苏如释重负，赶紧坐上小轿车一溜烟回上海过烟瘾去了。 闵一帆拿着这道“手谕”如同捧着“尚方宝剑”和“圣旨”，他带领着众多的同学涌向校务长的住处，男女同学大声喊叫：“滚出来，发还我们的台灯！”“校长有令在此，还不赶快照办？！' 校务长哪里见过如此阵势，都晕头转向了，当他看完校长的“圣旨”脸色也变了，腿直打哆嗦，往日的威风一点也没有了！他只好将没收的三大网篮一百五十多盏台灯乖乖地一一发还给同学。这时，没安台灯的同学也闻讯而来，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兴奋异常，议论纷纷，兴高采烈，又说又笑，又唱又跳，“一潭死水”的同济大学第一次沸腾起来了。大家喜气洋洋，像过大年一样热闹。 热潮一下子席卷了全校，到处都在谈论着“台灯事件”，谈论着闵一帆，事件轰动了好几天。大家认识了闵一帆，同时也懂得了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不但全校的同学对闵一帆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就连平日受够了校务长的气也不敢吱声的教师，都觉得闵一帆替他们出了口恶气，他们在课堂上虽然不好公开表扬他，但却对他时时投去真诚、赞许的目光和笑容。 “台灯事件”闹大了，张仲苏觉得他丢了面子，栽了跟头，在同济大学再也没脸混下去了，很快就辞职了。那个拿他当靠山、“雁过拔毛”专会捞钱的校务长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另谋出路、另攀高枝去了。全校的中国教师也因此去了一块心病。 不久，报纸上发表了消息，同济校园里也贴出了大布告：教育部任命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兼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 国民政府教育部大概想借张群这个大人物将同济大学方兴未艾的学潮压下去，消除它的“恶劣影响”。但是，他们和张群都没有想到，“台灯”照亮、点燃的学生运动竟然在同济一发而不可收，时任学生会主席的闵一帆向校方提出全体同学学费减一半，中国教员同工同酬、薪水加一倍的要求，将学潮继续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第二学年，一场更大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竟然把用来遏制、威慑学潮的张群这位“尊神”也扳倒了，逼得这个在官场官运旺盛、游刃有余的政客不得不重蹈他的前任张仲苏的覆辙一一辞职！ 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