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1939年是顾乾麟的而立之年，这一年他的事业更趋顺利，其资产也增加了很多。他早年因父亲病故而中途辍学，因此常常感到读书太少。当看到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物价昂贵等原因，造成许多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因家境贫寒而失学时，深为他们惋惜。他经营的怡和打包厂拟招收五名练习生，竟收到二百多份申请书，且大多是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却因家贫无法继续求学的青少年学生，于是决心创办一项奖学金来帮助这些贫寒学子。 此前，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也办过助学金，是靠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集资办的，受到资助的学生同捐助者不见面，报馆只起中介人的作用。而且都是短期的，不具有连续性。顾乾麟决定遵照父亲顾叔苹“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创办一个连续不断的奖学金，“原则是只要得奖学生学期成绩在85分以上，家境清寒，品学兼优，就可保证其连续取得奖学金”。
  在奖学金规章的第一条“宗旨”中他写明：“为纪念顾公叔苹生前乐善好施、提倡教育不遗余力之遗志，特设纪念奖学金。”根据这个原则，将它定名为“纪念叔苹公高初中学生奖学金”，简称““叔苹奖学金””。同时设立“纪念叔苹公奖学金基金委员会”和“叔苹公高初中奖学金管理处”，奖学金管理处设在上海市北苏州路912号怡和打包厂内。
  程规定，凡是符合条件者，经奖学金管理处调查其家庭实际情况，合格者发函通知考试。凡录取者即供给全部学杂费。奖学金起初规定资助学生上中学的学、杂、书费，以后待遇越来越优厚，如生病治疗可资助医疗费，成绩特别优秀的可资助膳宿费，高中毕业以后升大学的继续资助学费（私立大学）或膳食费（国立大学），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的资助出国费用。1940年，“叔苹奖学金”管理处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同年2月、7月招收了第一、二期学生，其后每年春、秋两季各招考一期。至1949年时，十年间举办了20期，获奖学生达1100余名。这是当时上海唯一长期连续办下来的奖学金，即使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顾乾麟经济陷入困境时也未中断。当年的得奖学生，如今绝大部分在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成为教育、科研、技术、业务骨干，或担任党政军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职务，一些在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加拿大定居的得奖同学，在教育、科技、经济等领域也卓有成就，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们供职在党政军领导部门、教育、科研、勘查设计、土建、冶金机械、造船、电力、电子邮电、化工、石油地质、轻工纺织、交通运输、金融财贸、医务卫生、新闻出版、外交、海关等单位。对昔日这批面临辍学的穷学生说来，“叔苹奖学金”对他们的成才建业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1年冬日军偷袭珍珠港，向美、英、法等国宣战。上海英商怡和有限公司被迫停业，财产被日军查封冻结，怡和公司的人员每月只能领到少量生活费，上街时臂上须佩戴红布，而后又被关进集中营。作为怡和公司代理人的顾乾麟，所经营的棉花、棉纱等货品及资产，也被日军查封冻结，因此经济上和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此时，申新纱厂董事长荣鸿元给了顾乾麟巨大的援助，约他合营大华企业公司，由荣鸿元任董事长，他任经理，代理申新纱厂的“双马”等名牌纱布，这才使他得以渡过艰难岁月。其时，英商怡和公司总经理戈登曾前去找顾乾麟，说他是“怡和”的挚友，希望他能尽力设法“送食物与衣包给‘怡和’同事，以援助他们在集中营内衣食之不足、饥寒之难忍”。虽然当时顾氏的产业已被查封，他仍一口允诺，自此每月送256只衣食包给英国友人，一直到太平洋战争胜利为止，前后达两年多时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叔苹奖学金”第五期暂停招生。顾乾麟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不忍目睹成绩优异的有志学生再度失学，毅然变卖部分流动资产，夫人刘世明女士也将自己的首饰变卖，得以维持奖学金开支，以保证得奖学生学业不致半途而废。1942年8月，第六期“叔苹奖学金”顾乾麟任经理的上海公和祥货运码头学生112名如期获得资助。同年起，奖学金管理处迁至上海圆明园路口大华企业公司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顾乾麟被日寇查封冻结的资产得到发还，事业得以重振。他除仍与荣鸿元合营大华企业公司外，复任怡和公司代理人，并自己开办了几家公司，成为上海商界名士。在经济情况大为改观之后，他一方面续办“叔苹奖学”，另一方面又举办其他慈善事业。
  1946年，纪念叔苹公奖学金同学会会徽诞生。会徽外呈花篮形，由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图案组成。会徽铭刻着顾乾麟为振兴中华、强我民族、培育青年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铭刻着先生的理想和爱心。
  图案的含义是：“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表明其宗旨。其下巨树拔地象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上五大洲图案象征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打开的书本及“叔苹奖学”四字象征“叔苹奖学金”为国育才。蜡梅象征中华崛起和叔苹人岁寒而益芳的刻苦奋斗精神。 这一年，顾乾麟还办成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邀请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荣鸿元、吴中一等十人筹备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急病医药助金社”。顾乾麟之所以发起并举办此项事业，在于他看到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生活费用日益高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穷苦百姓更不能生病。该社所需资金，荣鸿元承担50％，顾乾麟负担10％，王统元、王芹荪、薛祖恒、唐烨如、吴中一、陆菊森、唐叔明、傅良骏各负担5％。由荣鸿元任董事长，顾乾麟任董事兼社长，负责日常事务，另外八人为董事。这个“急病医药助金社”从成立到1949年5月停办，前后共办了两年零七个月，救助病者七千余人，受到急病患者、医生、医院和社会各界的赞扬。当时上海教育局局长顾毓秀博士特呈文政府，题颁“宏济人群”匾额一方，以资褒扬。
  后由上海市政府将这匾额摄影缩小制成十方银盾，由市长吴国祯授予顾乾麟等十位董董事。1947年，上海漕河有一难童童收容所，收容了一一千多名流离失所的难童，其房舍原为日军马棚，破烂不堪。顾乾麟约请京剧名家梅兰芳、俞振飞等多人在大光明戏院同台演出，收入全部捐给该所盖教学楼，并提议将收容所更名为教养所，以教育难童成为有知识、有技能、有道德、能服务于社会的有用公民。以后顾乾麟又通过网球义赛方式继续筹款，供教养所添置设备，使教养所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1948年10月，第十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开的第一次世界运动会，中国在受邀请之列。由于顾乾麟热爱体育运动（网球、篮球、武术等），又大力支持体育事业，且为工商界名人，被委派为第十四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代表团团长为中国驻英大使王正廷，队员有李惠堂、徐哼等运动名将。顾乾麟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届奥运会聚集了世界各国有名的运动员。第一天在温布顿体育场举行开幕式，各国以国名的字母顺序先后进场，中国代表团因国名CHINA列在C队。我因身高，同李惠堂排在一起行近检阅台。比赛共进行了十一天。我国因当时政府不注重运动，不提倡体育，所以一分也未有获得，榜上无名”“我回国后就这次参加奥运会的经过和教训写成报告书，报告给团长王正廷，并就增强体育问题提出多项建议，但这些设想均无法实现，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