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毋庸置疑，对于整个顾氏家族而言，顾福昌具有开天辟地的“开山之功”，但后来顾家因囤丝亏损，投资失败而开始走向衰落。幸运的是，顾家到了第四代出了一个顾乾麟，他励精图治台、苦心经营，不久即重振了顾氏家业，实在是顾家民国乃至当代中兴的关键人物，而这两次崛起，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更值得一提的是，顾乾麟秉持“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家训，创办了闻名中外的希望工程一一“叔苹奖学金”，将顾家的影响扩展到了全国，意义深远。
  17岁被迫弃学从商
  顾乾麟（1909一1998），原名怡康，字乾麟，后以字行世。
   顾乾麟的父亲叫顾叔苹（谱名同藻，1890一1926），是顾敬斋的第八个儿子。 顾敬斋去世后，先由顾乾麟的伯父继承祖业，但伯父不久也去世了，由他父亲顾叔苹继任“怡和源打包厂”（怡和打包公司）总经理。顾叔苹在经营实业的同时，热心慈善事业，担任闸北义务小学校董、南市红十字会会董、南市慈善医院院董、南顾家第四代代表人物顾乾麟市孤儿学校校董等公益职务，曾获得许多慈善奖章。所以世人称颂他：“顾公叔苹，湖城睿英。生逢乱世，忧国忧民。振兴实业，斩棘披荆。创设义校，沥血呕心。红十字会，董事是任。救死扶伤，造福人群。温文敦厚，克己容人。笃信重诺，旷达贤明。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立言立德，身体力行。治家严谨，孝梯精诚。高风亮节，遐迩闻名。” 顾乾麟六岁时，家里聘请了一位秀才对他进行启蒙教育，与顾乾麟同时接受家塾教育的还有他的堂姐顾宣贞、堂兄顾积钦。11岁时，他走出家塾，转入同乡人办的湖州旅沪公学学习。该学校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位于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信昌里，学校教育注重古文，校长凌铭之治校十分严格。顾乾麟13岁时进入华童公学学习，该校1904年山上海士绅捐资建成，学校课程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历史学、中文、英文、生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卫生学、公民学、体育等，其中以中国文学课程为主，大多用国语教授，并适当辅以上海方言和外语等。学校对地理学给予特别重视，课程内容包括按区域研究世界政治，同时兼探讨各国商务活动。后来学校特辟大教室一间，置有各大洲及世界之精美模型、地球仪、图画与图表等，专供教授地理学之用。华童公学的学习经历大大开阔了顾乾麟的视野。其后他又进入复旦实验中学攻读。
  1926年，顾乾麟17岁。这年春天，其父顾叔苹因患肾炎，卧病在床。
  肾炎在当时为不治之症，深明孝道的顾乾麟先生为救父亲生命而仿效古人的“售股疗亲”。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夜，我亲自在煎药之时，用口咬左臂上肉，忍痛用剪刀剪下，置于药中，然后用香灰敷创口止止血，以布扎之。无奈父病已入膏肓，不数日即弃我与慈母而长逝矣！”父亲临终之时叮嘱他道：“一个人不可无钱，不过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好好去利用用钱。得诸社会，必须还诸社会。”从此以后，顾乾麟将“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这八个字牢记在心，并以此作为他人生的努力方向，始终不渝。 顾乾麟是顾叔苹的独子，父亲病逝后，顾乾麟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含辛茹苫，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对他管教极严。她以自己缝制布衣布鞋、省吃俭用、从不浪费分文的身教结合言教，教育他：“待人接物要和气，要帮助别人，要宽恕人，要体谅人。对自身要节约，切勿浪费。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顾叔苹去世时，怡和源打包厂欠债达3.7万两银子。顾氏家族中的叔伯眼见该厂业务不振，亏欠太多，无人愿意承担债务，要求父债子还。17岁的顾乾麟便“子继父职，弃学从商”，进入怡和源打包厂，肩负起重担，开始了艰难的人生历程。
  初进怡和源打包厂，顾乾麟的职务名义是实习经理，实际上是一练习生。由于刚踏出校门而毫无经商经验，厂里各种大小事务，一一都是从头学起。为了迅速熟悉业务，他每天早出晚归，早晨6点即进厂，晚上8点回家，连续工作14小时时之久。此时，他一人身兼经理、房、货仓管理等数职，每日过磅棉花、废丝、牛皮、羊皮300一1000包，再到各栈房检查品质，进出货记账，工资结算，安排开车班次等等。
  1929年顾乾麟20岁时，与刘世明女士结婚（其祖父刘安仁是刘镛的侄子）。当日寸家庭经济拮据，夫妇两人只得以省吃俭用来维持生计，并饱受族中长辈的冷漠。他们婚后不到三个月，顾乾麟的母亲患上癌症。先后采用中西医疗法，均未见效。母亲病危之际，他与妻子双双割股煎药，欲救慈母。顾乾麟认为割股疗亲的做法“虽为愚孝，实为尽人子之心耳”。他认为：“人生在世应当牢记世上父母养育之恩。子女自出生之日到成人之时，父母耗尽心血加以抚养培育，子女长大以后，必须孝敬父母，侍奉双亲为应尽责任……在我一生事业中，始终把孝亲作为百事之首。”
  1929年顾乾麟母亲去世，与丈夫顾叔苹合葬于湖州道场山。
  由于勤奋刻苦，从1926年至1936年，顾乾麟学会了打包厂的各种业务，精通了全厂的大小事务，成为名副共实的经理。他采取了多项措施，管理颇有成效，工厂业务蒸蒸日上，最终扭亏为盈，偿还了全部债务。尤其是他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做一件事，第一要有决心，决心一下，义无反顾；第二要努力，不畏艰苦，未获成功，决不罢休。”这十年间的经验，使他获得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在此期间，顾乾麟看到上海租界的工部局招聘义务警察（特别巡警）以弥补警力不足，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的通告告，于1929年向工部局报名。录取后受训四个月，又经考试合格，1930年，成为一名义警的警士。担任义警之时，他目睹了社会各阶层的种种实况，发现、官、盗串通一气，大亨、流氓都是同样货色。烟赌娼盗都是他们一伙。老百姓吃尽了苫头。”“作为一名义务警察，要坚守为社会治安的岗位，但面对如此凶狠的恶势力实在无能为力，只能就我之所能，做一些正直的事情而已。”
  1936年顾乾麟27岁，英商怡和公司总经理为怡和纱厂收购棉花出现困境，见顾乾麟经营的怡和源打包厂每年盈利，且他勤劳守信，熟谙棉花业务，就委托他担任怡和公司代理人，办理怡和纱厂的棉花、棉布、棉纱和毛纺厂产品的购销业务。顾乾麟随即在山东、陕西、浦东等产棉区设立棉花收购站，采取直接收购、优质优价等办法，杜绝假冒伪劣，保证了棉花品质，使得拥有25万枚纱锭、6000多台布机的怡和纱厂，原料上得到充足供应，所生产的“五福”“牧羊”牌棉纺品质地变好，市场售价提高。同时寸，他任经理的怡和源打包厂的业务也日益兴旺。抗战胜利后，他又出任公和祥码头经理，采取多项措施，管理卓有成效。这样，他在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银行也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得诸社会，还诸社会
  1939年是顾乾麟的而立之年，这一年他的事业更趋顺利，其资产也增加了很多。他早年因父亲病故而中途辍学，因此常常感到读书太少。当看到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物价昂贵等原因，造成许多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因家境贫寒而失学时，深为他们惋惜。他经营的怡和打包厂拟招收五名练习生，竟收到二百多份申请书，且大多是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却因家贫无法继续求学的青少年学生，于是决心创办一项奖学金来帮助这些贫寒学子。 此前，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也办过助学金，是靠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集资办的，受到资助的学生同捐助者不见面，报馆只起中介人的作用。而且都是短期的，不具有连续性。顾乾麟决定遵照父亲顾叔苹“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创办一个连续不断的奖学金，“原则是只要得奖学生学期成绩在85分以上，家境清寒，品学兼优，就可保证其连续取得奖学金”。
  在奖学金规章的第一条“宗旨”中他写明：“为纪念顾公叔苹生前乐善好施、提倡教育不遗余力之遗志，特设纪念奖学金。”根据这个原则，将它定名为“纪念叔苹公高初中学生奖学金”，简称““叔苹奖学金””。同时设立“纪念叔苹公奖学金基金委员会”和“叔苹公高初中奖学金管理处”，奖学金管理处设在上海市北苏州路912号怡和打包厂内。
  程规定，凡是符合条件者，经奖学金管理处调查其家庭实际情况，合格者发函通知考试。凡录取者即供给全部学杂费。奖学金起初规定资助学生上中学的学、杂、书费，以后待遇越来越优厚，如生病治疗可资助医疗费，成绩特别优秀的可资助膳宿费，高中毕业以后升大学的继续资助学费（私立大学）或膳食费（国立大学），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的资助出国费用。1940年，“叔苹奖学金”管理处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同年2月、7月招收了第一、二期学生，其后每年春、秋两季各招考
  一期。至1949年时，十年间举办了20期，获奖学生达1100余名。这是当时上海唯一长期连续办下来的奖学金，即使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顾乾麟经济陷入困境时也未中断。当年的得奖学生，如今绝大部分在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成为教育、科研、技术、业务骨干，或担任党政军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职务，一些在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加拿大定居的得奖同学，在教育、科技、经济等领域也卓有成就，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们供职在党政军领导部门、教育、科研、勘查设计、土建、冶金机械、造船、电力、电子邮电、化工、石油地质、轻工纺织、交通运输、金融财贸、医务卫生、新闻出版、外交、海关等单位。对昔日这批面临辍学的穷学生说来，“叔苹奖学金”对他们的成才建业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1年冬日军偷袭珍珠港，向美、英、法等国宣战。上海英商怡和有限公司被迫停业，财产被日军查封冻结，怡和公司的人员每月只能领到少量生活费，上街时臂上须佩戴红布，而后又被关进集中营。作为怡和公司代理人的顾乾麟，所经营的棉花、棉纱等货品及资产，也被日军查封冻结，因此经济上和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此时，申新纱厂董事长荣鸿元给了顾乾麟巨大的援助，约他合营大华企业公司，由荣鸿元任董事长，他任经理，代理申新纱厂的“双马”等名牌纱布，这才使他得以渡过艰难岁月。其时，英商怡和公司总经理戈登曾前去找顾乾麟，说他是“怡和”的挚友，希望他能尽力设法“送食物与衣包给‘怡和’同事，以援助他们在集中营内衣食之不足、饥寒之难忍”。虽然当时顾氏的产业已被查封，他仍一口允诺，自此每月送256只衣食包给英国友人，一直到太平洋战争胜利为止，前后达两年多时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叔苹奖学金”第五期暂停招生。顾乾麟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不忍目睹成绩优异的有志学生再度失学，毅然变卖部分流动资产，夫人刘世明女士也将自己的首饰变卖，得以维持奖学金开支，以保证得奖学生学业不致半途而废。1942年8月，第六期“叔苹奖学金”顾乾麟任经理的上海公和祥货运码头学生112名如期获得资助。同年起，奖学金管理处迁至上海圆明园路口大华企业公司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顾乾麟被日寇查封冻结的资产得到发还，事业得以重振。他除仍与荣鸿元合营大华企业公司外，复任怡和公司代理人，并自己开办了几家公司，成为上海商界名士。在经济情况大为改观之后，他一方面续办“叔苹奖学”，另一方面又举办其他慈善事业。
  1946年，纪念叔苹公奖学金同学会会徽诞生。会徽外呈花篮形，由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图案组成。会徽铭刻着顾乾麟为振兴中华、强我民族、培育青年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铭刻着先生的理想和爱心。
  图案的含义是：“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表明其宗旨。其下巨树拔地象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上五大洲图案象征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打开的书本及“叔苹奖学”四字象征“叔苹奖学金”为国育才。蜡梅象征中华崛起和叔苹人岁寒而益芳的刻苦奋斗精神。 这一年，顾乾麟还办成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邀请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荣鸿元、吴中一等十人筹备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急病医药助金社”。顾乾麟之所以发起并举办此项事业，在于他看到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生活费用日益高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穷苦百姓更不能生病。该社所需资金，荣鸿元承担50％，顾乾麟负担10％，王统元、王芹荪、薛祖恒、唐烨如、吴中一、陆菊森、唐叔明、傅良骏各负担5％。由荣鸿元任董事长，顾乾麟任董事兼社长，负责日常事务，另外八人为董事。这个“急病医药助金社”从成立到1949年5月停办，前后共办了两年零七个月，救助病者七千余人，受到急病患者、医生、医院和社会各界的赞扬。当时上海教育局局长顾毓秀博士特呈文政府，题颁“宏济人群”匾额一方，以资褒扬。
  后由上海市政府将这匾额摄影缩小制成十方银盾，由市长吴国祯授予顾乾麟等十位董董事。1947年，上海漕河有一难童童收容所，收容了一一千多名流离失所的难童，其房舍原为日军马棚，破烂不堪。顾乾麟约请京剧名家梅兰芳、俞振飞等多人在大光明戏院同台演出，收入全部捐给该所盖教学楼，并提议将收容所更名为教养所，以教育难童成为有知识、有技能、有道德、能服务于社会的有用公民。以后顾乾麟又通过网球义赛方式继续筹款，供教养所添置设备，使教养所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1948年10月，第十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开的第一次世界运动会，中国在受邀请之列。由于顾乾麟热爱体育运动（网球、篮球、武术等），又大力支持体育事业，且为工商界名人，被委派为第十四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代表团团长为中国驻英大使王正廷，队员有李惠堂、徐哼等运动名将。顾乾麟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届奥运会聚集了世界各国有名的运动员。第一天在温布顿体育场举行开幕式，各国以国名的字母顺序先后进场，中国代表团因国名CHINA列在C队。我因身高，同李惠堂排在一起行近检阅台。比赛共进行了十一天。我国因当时政府不注重运动，不提倡体育，所以一分也未有获得，榜上无名”“我回国后就这次参加奥运会的经过和教训写成报告书，报告给团长王正廷，并就增强体育问题提出多项建议，但这些设想均无法实现，徒唤奈何”。
   续办“叔苹奖学金”
  1949年顾乾麟举家移居香港，在港继续与怡和公司合作，还与合伙人创办了金星纺织厂（后改组为联业纺织有限公司）。又创办了顾氏公司，自任董事长，并先后担任香港怡和有限公司棉花纤维贸易部经理、董事局顾问。他在香港仍热心当地社会公益事业。当时香港有三家最大的慈善医院一一“东华”“广华”“东华东”，共简称为“东华三院”。三所医院的经费除由香港政府津贴部分外，其余皆由名为“总理”的大慈善家和富豪给予协助。顾乾麟于1963年被选为“东华三院”总理，1964年又被选为总理，1965年担任顾问。他在任期间，曾替“东华三院”义演两台关公戏。第一次义演的剧目为《华容道》，英国皇室马嘉列公主闻讯特意莅临观看。第二次义演的剧月为《白马坡》，他均饰演关公。义演的收入全部交给东华三院作为添置病床以及加建院房。
  顾乾麟移居香港后，仍十分想念和关怀在祖国大陆的“叔苹奖学金”得奖学生，视多年来与得奖学生建立的师生情谊为珍宝。至20世纪80年代初，顾乾麟应上海市政府邀请回内地观光，才有机会与得奖学生再次团聚。
  顾乾麟自1982年以来，多次回内地看望“叔苹奖学金”得奖学生，每次都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并受到中央和省市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从
  1986年起，顾乾麟在政府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在上海、北京、湖州续办“叔苹奖学金”，奖励三地品学兼优的部分大中学生，截至2014年累计得奖学生已达8261人（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100余人）。这些学生富有朝气和勤奋进取精神，许多人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得奖，一部分学成参加工作，已初露才华，成就显著。 新时期续办后的得奖办法与早期有所不同：一是由沪、京、湖三地政府部门与“叔苹奖学金”管理部门共同商定设奖学校及设奖名额。二是设奖学校根据品学兼优、适当照顾清寒的原则，择优推荐。三是经沪、京两地“叔苹同学会奖学金”管理部门认真审查后入选。四是得奖学生升入大学后，保持品学兼优者，可直接向奖学金管理部申请，经认真审查后择优入选。“叔苹奖学金”得奖学生，在学校中都是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有些还在省市或全国、国际比赛中获奖，或在高考时夺魁。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也已崭露头角，在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杰出青年、新星人才、知名大学的特等奖获得者等行列中，都有“叔苹”学生的名字。其中出国深造的比例也相当高，所去国家有美国、德国、瑞士、法国、英国、口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
  1988年12月，在“叔苹奖学金”创办50周年之际，江泽民亲笔题词“热心教育事业，培养建设人才”，表达了党和国家对“叔苹奖学金”事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为表彰顾乾麟对教育事业的卓越献，美国纽约州圣罗上学院于1988年特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在该院设“顾乾麟奖学金”。家乡湖州市在1989年授予顾乾麟“荣誉市民”称号，并在家乡南浔小莲庄开辟““叔苹奖学金”成就展览馆”，陈列介绍顾乾麟的事迹和得奖学生成就的大量文字、图片资料。迄今海内外参观者已逾百万人次，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 顾乾麟先生总结他80年人生时说：“我觉得社会上大多数人总是为了金钱，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做人自然不能没有钱，但也不能把金钱看得太重。……我认为自己辛苫赚来的钱，应该趁自己活在世上时寸，不要太孤寒，要用的地方尽量用，多做些有益社会的事业；子女们应该先供给他们高等教育，使他们有能力自己创造事业。我自己以健康为第一，每日清晨六时起身，到半山做些运动（自然气功），能再多活几年看到下一代同学成就，这是我的希望”。为此，他立立遗嘱，将他的一部分资产作为奖学金，以保证“叔苹奖学金”能长期办下去，为国家造就一代又一代既具有渊博知识又具有高尚品德，能发扬“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精神的建设人才。 为了使“叔苹奖学金”在北京、上海、湖州持久办下去具有可靠的资金来源和组织保证，1995年10月，顾乾麟捐资港币1000万元，委托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增值，以其年增值额的一部分作为“叔苹奖学金”的经常开支。1996年6月，顾乾麟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叔苹奖学金”基金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管理委员会的组成、机构、职责、基金增值额分配使用原则等。委员会由顾乾麟亲任主席，次顾乾麟先生全家福子顾家麒任常务副主席（现任主席）。在北京、上海两地分别设立奖学金管理部，具体管理各地的奖学金事务。 顾乾麟在晚年还特别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建设，先后向湖州道场乡中心小学、南浔区洪塘中学、浔溪中学和三长小学等共捐助七十万元建造教学楼。
  1998年顾乾麟病逝。他对故乡的山水和亲人有着无比深厚的眷恋之情，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已安放在湖州道场山其父母陵墓一侧，以侍奉先人，感受故乡泥土的芳香和亲人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