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邢家大房称“南灶”，有三个儿子，分别叫邢植之、邢颂声、邢厂英，都是邢赓星的孙子，可只有老二邢颂声家人丁比较兴旺，一连生了邢伯弢、邢鼎丞、邢叔丞三个儿子和邢景陶、邢景贤、邢兰仙等五个女儿。
  因为邢颂声的弟弟邢厂英没有子嗣，所以又把邢鼎丞出继给邢厂英，邢鼎丞后来继承祖业成为著名的沙逊洋行买办，大炒地产，因而成为邢家知名度最高的“富四代”。 言归正传，还是介绍下顾夫人邢景贤。邢景贤（1900一1971），法名明心，邢家第四代小姐，顾家第三代媳妇。她十多岁就嫁到顾家，操持家务达50年之久。老太太性情温和，乐善好施，尤其是皈依圆瑛法师之后，更是一心向佛，笃信三宝，常年吃斋，对于慈善事业的捐助更是不计其数。最值得一提的是她与丈夫对于宁波天童寺的捐助，其投入资金之巨甚至超过了对百乐门的投资。 天童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25公里的太白山麓，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年），是一座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古寺，为佛教禅宗五大名刹之一，号称“东南佛国”。 进入民国以后，天童寺因年久失修而显得十分陈旧。1932年12月隆冬季节，该寺突遭祝融之灾，天王殿、钟楼等9处50间房屋付之一炬。全寺诸师痛惜损失巨大，认为非二十年修建，难以恢复旧观。担任主持的圆瑛法师则说：“只要发大菩提心，就能在三年内重整旗鼓，再现梵宫庄严。”随即多方筹措资金设法重修。 邢景贤曾多次去天童寺烧香祈福，此时她已是圆瑛法师的忠实信徒，改法名叫邢明心。她知道这件事后，即与丈夫商量，最终出巨资先后重建了天王殿，修复了梵宇，铸造了大钟，重塑了韦驮像，新建了舍利塔……这样一来，天童寺一下子就焕然一新，金碧辉煌了，不仅被毁的建筑重新耸立，而且更加宏伟。其中仅大铜钟就重达七吨半，在江南首屈一指；建舍利塔的资金更是基本靠顾氏、邢氏的一家之力，实在是邢明心居士的无量功德。圆瑛法师写的《天童寺舍利塔记》中记录了邢老太太的善举：夫法身常住，本无去以无来；舍利光明，时或隐而或显。惟释迦文佛，愿切悲深，念末劫众生，障重福薄，机薪既尽，鹤树潜辉，金棺自举，绕拘尸罗城，宝炬不燃，入火光三昧，碎金刚身而为舍利（译骨身）留人间世以作福田。八王自捧金坛，各国竟建宝塔，迨阿育王之登极，造八万四之浮图，此舍利塔之所由来也。圆瑛前闻印度有僧，看守舍利宝塔，置瓶案上，至诚恳切以拜求，为日既久，舍利从空而飞入，时来时去，倏有倏无，感应道交，神妙莫测。曾有槟榔屿极乐寺本忠老和尚，欲探佛迹，往诣月邦，虔礼舍利，请求供养，承赠廿一骨身，拟建五峰宝塔。
  圆瑛拾五年，讲经南洋群岛，驻锡极乐精蓝，因办开元慈儿院，思筹教养基本金，冀藉法施因缘，完成慈善事业。适逢本老和尚，正在建造宝塔，供奉十八舍利，永镇千古道场，尚余三颗，持赠于余，欣然拜受，顶礼通宵，夜半忽睹祥光，明晨瞻视，俨然四颗，信精诚之专注，故圣应以昭然。于是发心建塔，历年未遇檀那。迨至民国庚午，被选住持本山，爰有浙江吴兴信徒，顾邢明心，夙植灵根，久培德本，悲心远大，志愿恢宏，欲益无尽众生，以成不朽功德。遂将建塔之事，劝请独力捐资，为作广大福田，并可庄严佛刹，闻之欣诺！由是运石鸠工，经始于甲戌仲冬，落成于乙亥季夏，用记因缘于此，俾赡礼斯塔者，知所由来也。 笔者曾专程赶往宁波天童寺，寺内至今仍保存着不少与顾家有关的遗迹。比如天王殿的门前石柱上的楹联即由圆瑛法师撰写，落款为“三宝弟子顾邢明心敬助”，联曰：“溯晋代开山，历唐宋元明清，太白法灿辉海外。从佛门稽古，计汉满蒙回藏，天童僧光耀人间。”短短36个字，却写出了天童寺辉煌历史和在国内外的深远影响。殿内的韦驮像前，落款是“顾同恩助（即顾联承，笔者注）”的抱柱联，同样也由圆瑛法师所撰，联曰：“宝杵犹存，纵经劫火洞然，这个金刚常不坏。铜炉宛在，因此香火无间，未几绀宇又重新。”因为韦驮像也是顾家出资重塑的。 此外，玉佛殿大门前还有一对落款为陈美蓉（顾联承长媳）、顾伟箴（顾联承之女）的对联，联曰：“昔日供奉舍利塔，护法顾邢景贤，广行布施，福荫儿孙荣百世。今朝庄严卧佛殿，善信美蓉伟箴，继承先德，家道昌隆祝千秋。”可见顾家世代信佛，乐善好施，广种善因。
  顾明心还广学佛法、勤练书法，颇有成绩。圆瑛法师曾专门为她题诗日：“久植菩提般若因，明心见性无多旨。身居世网念归真，返照回光道自亲。”又为她手书的《金刚经》撰写题跋：夫如来应世，说法利生，悲愿难量，婆心特切，随机施教，普被三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者，尤为诸佛之心宗，实众生之慧命，诚断疑生信之玄诠，乃入圣超凡之捷径。黄梅以之传心，曹溪因而得旨：破我法二执，则四相俱空；论降住其心，则三轮悉寂；度生离相目，布施无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若能信解受持，斯人甚为希有。故天下古今传持之盛，无过斯经。 爱有吴兴信徒顾邢明心，性情恬静，志愿恢宏，敬学大乘，求出生死。余则授以此经，及念佛法门，相辅而行，定为日课。书写此经，一笔一声佛号，意业清净，则六根都摄矣。兹当首卷书成，余观其笔迹，端正清健，知念力、定力俱增，为之心喜。故跋数语，以志因缘云尔。
   足见老太太是多么虔诚。
   她与顾联承育有二子一女。
  丈夫去世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大户人家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基本的生活还是没有变。长子顾利康（1914一1960）家后，为便于管理百乐门，从上海淮海中路的上方花园搬到静安寺附近的胶州路新式里弄“贻思里”7号居住，一家三代同堂，加上十余个佣人（清一色南浔人），仍旧是个和谐的大家庭。老太太是家里的精神领袖，后来她索性就搬到圆明讲堂去居住，继续吃斋念佛。 但解放后，情况就有了变化。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文革”，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反反复复，顾家就成了老“运动员”。
  基于5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1954年以后，上海所有营业性舞厅都不许营业了，百乐门主体建筑于1954年改为红都戏院，后来又改为红都影剧院，放电影，也演话剧、沪剧、越剧，其他辅助建筑改为商场。顾利康自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 这期间顾利康发现他的一个朋友去香港之前，寄存在他这里的一个铁盒子，好儿年没有取回，就打电话问这个朋友，这个铁盒怎么办？里面是什么东西？朋友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你随便处理掉算了。他出于好奇心，请一位铁匠前来撬开了那铁盒，结果发现里面是一把手枪。他吓了一跳，因为那时老百姓私藏枪支是犯法的，要受很重的处罚，但是这枪并不是他本人的，只是帮人保管而已，于是给那铁匠塞了点钱，关照他不要声张。但是事情常常是发展变化的，运动来了，人人都想争取立功受奖，那铁匠就把顾利康有手枪的事情揭发出来了。这下事情大了，顾利康被发配新疆静河县劳动改造，最后竞死在那里。这件事对老太太的打击很大。大儿子没了，小儿子顾森康（1918一2006）又不在国内，但幸亏还有儿媳、女儿、孙子和佛祖在。 “文革”开始后，一大批红卫兵到顾家抄家，抄的抄，砸的砸，又把顾家的长媳陈美蓉拉去批斗游街。老太太生于大富之家，一生与世无争，处处与人为善，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待遇”？最终因惊吓过度不幸去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