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顾福昌的辛酸创业史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查看原文
内容出处: 《浔溪顧氏》 图书
唯一号: 113320020230001714
颗粒名称: 第二章 顾福昌的辛酸创业史
分类号: K825.38
页数: 18
页码: 9-26
摘要: 顾家的发家人顾福昌,人称“顾六公公”,是典型的“创一代”。他出身贫寒,艰苦创业,诚信经营,以经营顾丰盛(koofunsing)丝行起家,依靠自身的努力,改变了命运轨迹。在短短数十年间,从一个小商蜕变为丝业领袖,成为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人物。在中外商人心目中,“顾丰盛”和“koofunsing”就是优质和诚信的代名词。因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以“顾丰盛”和“koofunsing”称呼顾福昌及整个顾氏家族。
关键词: 顾福昌 创业史

内容

顾家的发家人顾福昌,人称“顾六公公”,是典型的“创一代”。他出身贫寒,艰苦创业,诚信经营,以经营顾丰盛(koofunsing)丝行起家,依靠自身的努力,改变了命运轨迹。在短短数十年间,从一个小商蜕变为丝业领袖,成为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人物。在中外商人心目中,“顾丰盛”和“koofunsing”就是优质和诚信的代名词。因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以“顾丰盛”和“koofunsing”称呼顾福昌及整个顾氏家族。
  发迹传说
  在我动笔写顾家之前,曾听南浔年逾九旬的潘阿连老人讲述过关于顾家的发家故事。潘公公说,在近代浔商众多家族当中,发家最早的是顾家,而且还曾经是首富。
  顾家是如何发家的?背后当然是有故事的。潘公公的说法是:因为顾家祖籍苏州,顾福昌的名号叫“顾丰盛”,与苏州昆山的顾鼎盛是兄弟,顾鼎盛当过清朝的相国,有权有势,所以南浔顾家也发了大财。照他的说法,顾福昌是靠裙带关系发家致富的,走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路线。
  其实,关于南浔几大家族是如何起家的,民间历来就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具体到顾家,当地流传着一个“元宝致富”的传说,南浔一带有句谚语:“顾家码头上,养着一群鹅,天天都下蛋,下了不少蛋,下的都是金元宝。”民间文学家费三多先生将细节描述得很到位,故事大概的情节是这样的:南浔镇西栅有一爿小小的“顾丰盛布庄”,老板顾春池惨淡经营。那时,南浔已有不少人做起了辑里丝生意,顾春池也想改业经营蚕丝,却苦于无法筹集资金作本钱。
  这天是清明日,一位名叫赵连庆的乡民匆匆跨进店门,神色十分焦急:“顾老板,我儿子得了重病,急需银钱撮药,求你帮个忙。” “连庆,我手头也紧……” 却见赵连庆从衣袋里摸出一只小小的元宝来:“顾老板,这是我家祖传金元宝,我把它抵押给你,你借我四百个铜板吧。”顾春池接过金元宝一掂,沉甸甸的,金黄锃亮,不觉疑惑道:“你既有这只金元宝,为何不到当铺里去当?” “如果拿到当铺去,至少能当几千吊铜钱,手一松把钱都花了,我以后拿什么去赎?我相信你才把它押给你,日后我当然是要来赎回的,这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顾春池一想,也不无道理,于是就凑了四百个铜板给他,收下金元宝。双方说定了两年后来赎取。赵连庆拿了四百个铜板,急急到隔壁药铺撮了两大包药回家。
  晚上,顾春池躺在床上,心里又盘算着如何设法筹些本钱做丝生意的事。忽然,脑海里一亮:赵连庆把金元宝抵押给我,我何不以金元宝去押当,这只金元宝价值至少四千吊铜钱,添了这笔本钱,就能做生意了,在这两年时间里,定能获不少利润。
  第二天一早,顾春池拿着金元宝,到同泰当铺去当,当得铜钱四千吊,当期为两年。顾春池得了这一大笔资金,立刻收购辑里丝。
  谁知,黄昏时分,当铺汪朝奉心急火燎地赶来:“你怎么可以拿个假元宝来当?存心要害死我啊!”顾春池一听,只觉脑子“嗡”的一声:“什么?这金元宝是假的?”“是啊,这是一只黄铜元宝,我是相信你多年老朋友,没有仔细验货就收进了。你快随我到当铺去,交还四千吊铜钱吧。”顾春池一下子跌坐在太师椅子里:“我已经把钱都购丝了,哪里还拿得出来?”汪朝奉也急得双脚直跳,一把拉着顾春池便走:“你自己去和我家老板商量吧。” 来到同泰当铺,老板正等着。顾春池只得低声下气地恳求道:“朱老板,我实在不知道这元宝是假的,反正有当票为凭,两年后我按数回赎。我有家有业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朱老板知道顾春池是拿不出钱来了,逼也没用,就答应让他到期赎回:“我是看在乡亲份上,你若不守信用,后果你是明白的!” 便叫顾春池另外再写了一张详情文约,放他回去。
  顾春池心中明白这笔钱和卖命钱一样,只能赚不能亏。从此,顾春池起早落夜精打细算经营丝业,两年后居然发家致富了。
  两年过去清明将至,顾春池早早去同泰当铺把元宝赎回家,虔诚地把它供在正厅的八仙桌上,并去特制了一只红木盒子来保存这只致富纪念品。
  清明日一大早,赵连庆领着儿子一起来到了顾氏丝行,一进门就愧疚地低下了头:“顾老板,我来赎元宝,那只金元宝是假的,原是上代祖宗祭祀用的供品元宝。因儿子病急,出此下策。
  多亏了你那四百个铜板,救了我儿子一命。”说着,忙命儿子过来跪下拜谢。
   边说边捧出了四百个铜板来。
  顾春池一把拉住赵连庆的手,哈哈大笑:“兄弟,这元宝虽是假的,我却靠了它才发了财啊!”遂细说往事,赵连庆也觉惊喜。
  “连庆,你来看。”顾春池手指着家堂神龛,里面端端正正地摆着那只红木盒子:“这只元宝,是我顾家发家之宝,今后每年正月初四晚上接财神,我一定要焚香点烛,磕头跪拜。” 自后顾春池的“顾丰盛丝行”规模越做越大,资金逐渐雄厚。
  因见南浔丝行运往上海的丝常常不能及时脱货,需囤货待价而沽,顾春池就在上海十六铺建造库房堆栈数百间,出售或出租都极能赚钱。由此继而大置地产,又建筑金利源轮船码头,成为上海出口货物装卸经营的巨头,收入丰厚,家资锐富,也成了南浔“四象”之一。
  这个故事里的顾春池就是顾福昌,故事的可信度先暂且不表,但其中传递出至少两点信息是确凿无疑的:一是顾福昌当年是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刻苦经营才经商致富,这点非常不易;二是,顾福昌是个讲究诚信的商人,也很有眼光和本领,这点很重要,也是他能成就事业的关键所在。
  通事起家
  言归正传,顾福昌的创业史是艰辛而富有时代特征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一部从“屈丝”到“土豪”的蜕变史,更是一部近代外贸发展史。
  “顾”本是吴中(今苏州一带)大姓,其祖先据传系越王勾践的七世孙顾余侯。其后代中有个名叫顾苇溪的,由桐乡迁至南浔定居,到了清末顾福昌起家,顾氏早已是当地的资深居民了。
  关于顾家的先世,南浔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说顾福昌乃南浔大桥头(通津桥)顾提举的后裔,顾提举曾官至从五品,所以顾福昌也算是官宦人家之后,但到了顾福昌的父亲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
  据顾氏墓志记载,顾福昌的曾祖父叫顾蜚声,祖父叫顾肇安,都是读书人。到了顾福昌的父亲顾大亨这一代开始人丁兴旺起来,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和好几个女儿,顾福昌排行第六,是顾家最小的儿子,所以顾福昌发家后,南浔人都称呼他为“顾六公公”。
  顾福昌(1796一1869),字成之,号春池,少时家贫,母亲过世很早,因而不得不弃儒学贾。他秉性勤俭至孝仁厚,最初在南浔镇上摆布摊,稍有积蓄后到震泽(今属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小布店,兼营蚕丝,由妻子朱氏照顾父亲。南浔、震泽两地相距十二里,当时他每天早出晚归,步行往返,虽寒暑从未间断。后来父亲病故,顾福昌便关闭震泽的小布店,全力在南浔镇经营辑里湖丝,并开设顾丰盛丝行,与洋行直接进行交易。
  道光初年,顾福昌只身一人去上海寻求发展。当时上海尚未开商埠,正如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林塞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江岸边一马平川,寂静无声,河埠纵横交错,土地精耕细作,与荷兰几有异曲同工之妙……时值麦收,人们都忙于收割,那时的外滩,还什么都没有,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泥塘。”但细心的顾福昌却看到了商机。当时寸已有不少欧美商人前来通商,但中国人不懂英语,外国人也不懂中国话,交流沟通都成问题,还怎么做买卖?洋人们也急于找到聪明能干的中国代理人开展他们在华的业务。顾福昌觉得,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迅速打开生丝出口的局面。于是,聪慧好学的顾福昌想尽各种办法与洋商往来,日积月累,他也会用洋泾浜英语和外商进行寒暄,而后逐步能通译英语,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
  所谓“通事”就是翻译,“丝通事”就是从事蚕丝贸易的翻译。“通事”基本上是依靠洋泾浜英语、业务经验、字号品牌和人事关系而存在的。他们在那时特定的中外贸易关系格局中能量和职权都很大,是上海开埠初期一股非常活跃的社会力量。“通事”常以货主代表的身份直接与对方谈判交易,并签订买卖合约,负责交货和经手货款的接收,他们往来于雇主与雇主之间,神通广大,往往左右着交易的命运。顾福昌就是利用“通事”的特殊身份闻名沪上,成为这方面的先驱人物。因此周庆云在《南浔志》上说他“壮岁薄游沪上,时值各国通商,首先经理夷务”。
  1843年上上海开埠,上海的变化使顾福昌大开眼界,英美等国商人很快在老上海城外的滩涂上造起了高楼大厦,这就是今天的外滩。洋商的休闲生活是在外滩上跑马,跑来跑去,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路,上海人称“马路”。于是这里有了通宵不灭的万家灯火,穿梭奔跑的蒸汽火轮,西装革履的洋人和长袍马褂的掮客。有了医院、邮局、拍卖行、文明戏、新闻报等相关文化设施。也有了让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康白度”“拿摩温”“咸水妹”“水门汀”等洋泾浜英语。今天的南京路就是从这里伸展开来的,与南京路平行的另外儿条马路,则彼简单称为一、二、三、四马路。很有经商远见的顾福昌就在上海四马路开设顾丰盛丝栈,后改为顾寿泰丝栈,与南浔顾丰盛丝行遥相呼应,顾丰盛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丝栈。当时寸上海的《申报》经常刊登顾丰盛丝栈生丝价格变动的实时消息。
  作为丝通事,顾福昌周旋于洋商之间,对丝市行情消息灵通;同时他又是丝行老板,所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在与洋商进行湖丝贸易中获取高额利润,成为南浔丝商在上海最早发迹的一家。
  在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南浔丝业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顾六公公宋九伯,仙搓二叔伢三哥。”用来形容当时四户最有钱的人家。顾六公公指的就是顾福昌,因他排行第六;朱九伯指朱宏茂,他是家中的老九;仙槎二叔是邱仙搓,他是家中次子;伢三哥指刘镛,因他是刘三东家。
  “顾”“朱”“邱”“刘”是南浔早期的“四象”,这样的排序当然也是有讲究的,一方面“公公”“伯伯”“叔叔”和“哥哥”从年纪上是有长幼之分的,顾福昌比刘年长将近30岁,基本就是一代人的年龄差;另一方面,自然是以财产的多寡而定,当时顾家位居首富的地位,其财产总额在刘家之前。据南浔老人回忆,当时的“四象”财产多则七八十万两白银,少则四五十万两白银。后来随着财富的累积,入选的标准也随之水涨船高,到了清光绪年间,“四象”的财产早已超过了百万,最有钱的刘家和张家甚至多达千万之巨。一千万两白银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和现在的币值换算,大约就是当下坐拥百亿资产的超级富翁了。
  19世纪50年代,顾福与宁波的杨坊就被上海道聘为上海丝茶总局董事,负责丝茶捐总局和南北两市分局的稽查及到沪丝茶厘捐收解等事宜,成为上海丝业界领袖人物。1857年7月的《吴煦等禀丝茶加捐遵办各缘由》里写道:
  奉抚宪批道审断,遴董接办,改定一成经费,既于六年六月为始,归新董杨坊、汪绍荣、席宽、顾福昌等经收经解。上年秋冬,卑府等先后奉委议加口,改为银款,酌定章程,通详各宪批照办各在案。……简明章程一,原派董事杨坊、汪绍荣、席宽、顾福昌等四人。六年六月接办之始,以顾福昌专管银钱,席宽专管出入账目,杨坊、汪绍荣专管总局分局稽查各事,议明按年挨轮值班。本年系席宽专管银钱,顾福昌专管出入账目,杨坊、汪绍荣仍司稽查各事,以后照此挨轮。商董原禀一具禀商董杨太记、席华记、汪干记、顾寿泰等禀为议复事…… 咸丰十年(1860),湖州商人在上海召集各丝栈主,以“联同业之情,而敦异乡之好”为宗旨,成立了丝业会馆。顾福昌是会馆创办时的最早参加者,又是其主要绅董。丝业会馆创设后,它所执行的职责是祭祀蚕神,热衷慈善义举,建立养病房及殡舍,统一划定丝市收购价格,调节同业间及丝业与洋商间的纠纷。上海丝业会馆的成立,标志着上海湖州商人群体的崛起和初步形成。
   进军买办 “湖丝”是浙江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素有“湖丝遍天下”的美誉。南浔为辑里湖丝主要产地,又相邻上海,毗连苏皖,交通便利,信息灵通,成为生丝集散中心。过去,湖丝运销国外,要运至广州,通过广州公行经销出口。或暗托“漂洋海船”偷带国外,获利虽厚,但官卡封锁,查禁勒索,凤险极大,敢冒险经营者,毕竟为极少数人。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各国相继在上海等口岸设立洋行,外国资本大量进入,利用租界特权,雇佣华人充当苦力,直接向内地收购原料,推销外货。蚕丝是当时各国资本争夺的主要产品,南浔辑里湖丝因而声名大显,出口数量年有扩增。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上海湖丝出口还只有6400余包,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已增至1.11万余包,咸丰二年(1852)又激增至4.13万余包。南浔丝商获利巨万者,已数以百计,形成了这一地区经济的极度畸形繁荣。
  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随即购入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一一金利源码头,并建造堆栈,与洋商结纳,独占上海进出口货物装卸和打包业务,因此身价倍增,财源滚滚,深得洋商信任。1860年,顾福昌开始担任英商怡和洋行打包公司经理之职。两年后,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建造新码头,与金利源码头合并,顾福昌担任该公司大股东并出任买办,从而开始进军买办阶级,开启了顾家五代人与怡和洋行一个多世纪的合作。
  买办早期亦称“康白度”(萄牙语comprador),在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最初,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辗转荐引的故旧日亲友。随着侵略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批当地买办,如顾福昌、陈煦元、周昌富等都是上海开埠早期著名的买办和丝通事。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这些买办,往往成为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外商洋行为了充分发挥买办的作用,也允许他们自营商业。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经营丝茶的巨贾,于是买办的独立经营便与洋行的生意直接联系起来。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
  由此可见,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可以说是八面玲珑。
  1862年3月27日,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旗昌轮船公司是上海港第一家外商轮船公司,也称“上海轮船公司”,是美国在华旗昌洋行经营的企业之一。该行经营业务范围广泛,从鸦片走私扩大到进出口贸易,并建立肮运公司、码头、仓库,以至开办机器缫丝和焙茶等厂,逐步成为19世纪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机构。旗昌轮船公司开业,资本大部分是中国买办商人投资的,经营沪粤、长江两大航线,1867至1872年间几乎垄断了长江航运。这个公司与官商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华人有莫大关联,占到投资总额一半以上。其中顾福昌和另一位南浔籍巨贾陈煦元都是轮船公司的大股东,分别投资了15万两白银和13万两白银,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所以顾家也是船商,在交通运输业上也有不少投资。由于顾福吕过人的精力、娴熟的英语、广阔的人脉,加上熟练的经营才华,使公司的经营业绩大幅飙升,从而使得美商与英商在中国内河航运领域的竞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19世纪60年代,顾福昌已经成为当时最阔绰和最有办法的人物,以至于美商也不得不让他三分。有一次顾福昌在业务上与部分美商发生了一些纠葛,当时旗昌洋行负责中国事务的负责人F.B.福士写信给美方当事人说:“请你与顾记(指顾福昌,作者案)的那一班船商保持最好的关系,他是最重要的股东”“这些年来我们缺不了他”。中国人有句俗话:“强龙不压地头蛇”。看来美国人也懂得要确保双赢,和土著商人保持良好关系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顾福昌也经营洋布、茶叶等,他还从事对日贸易,并试图从日本天皇处搞一份茶叶专卖的执照。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开的久记商行曾为琼记洋行推销数额颇大的斜纹布,并由其供应茶货。双方达成协议,久记同意接受价值三万美元的被积压的斜纹布作为预支茶叶货款的一部分,其余茶款两万元以银锭支付。在这笔交易中,顾福昌还承诺额外购买一部分斜纹布,所付的钱比当时市价多付3美,因为支付市场符合久记的利益。顾福昌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在向琼记洋行索讨茶价中取得优惠并更快地收回这笔钱。洋商在信函中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价格高,该公司也只能接受,他(指顾福昌,作者案)宁可出高价,也不能不买茶叶。”这笔交易还对市场产生了一种对琼记洋行有益的影响,使它能够按照久记提到异乎寻常程度的价格,把剩余的斜纹布卖掉。花小钱赚大钱,这就是顾福昌的非凡魄力和精明手腕。
  极尽哀荣
  长期与外商合作,使顾福昌成为上海著名买办,在外商中具有很好的声誉和地位。1865年,旗洋行在上海的新合股人乔治台·泰森致P.S.福士的报告中就说:“是名誉和地位对他(顾福昌)太重要了,以致不会用它们去冒险”,又说:“顾丰盛(Koofunsing)是19世纪60年代某洋行的买办之一,是个信誉好地位高的著名丝茶商人”。
  正因为顾福昌的声誉和影响,在1868年他病逝时,美国领事事馆和所属商务单位还为其下半旗志哀。对于这段史实,有学者曾提出质疑,认为不可思议,因为唯一的证据是徐有珂撰写的《赠中议大夫顾君暨原配朱淑人墓志铭》(即《顾福昌墓志铭》)。墓志里有这么一句话:“其卒也,花旗国(即美国)领事官命挂半旗,此为外国隆礼。”包括后来的《南浔志》等多种文献亦纷纷征引。
  但我们知道,所谓孤证不立,这在逻辑学上,属于弱命题。为求证墓志中的这一说法,笔者多方搜寻,终于在上海图书馆查到了佐证材料。同治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1869年1月30日)的《教会新报》里有这样一则报道:
  上海旗昌洋行之金利源栈内,中国有大股份之人,顾老翁名春池,南浔人也。年七十余岁。辛苦勤劳一生,修善积德。于早数日病故,旗昌外国东家嘱其金利源仓栈闭门一日。凡旗昌行与顾老翁合股公司之轮船旗挂半桅,皆吊慰之意,且洋商四人,致顾宅半就中国礼制以吊之。又闻其子着意仍照旧章,不撤股份,足显华洋商人共事如此亲爱尊敬,使凡与洋商合股者,格加交好也。
  这里要比墓志写的详细得多,美国公司不仅下半旗致哀,还派了四位洋商专程到上海顾宅以中国人的礼仪吊唁,并对家属表示慰问,足见其重视的程度。是什么样的人物,会让当时已是国际上新兴大国的美国为其下半旗致哀?极尽哀荣至此,在国内恐怕自不太多见。而且,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顾福昌去世的真正年月应该是公历1869年的1月,而非我们以前一直写的1868年。
   这则报道还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其子“不撤股份”,继承父业,继续与洋商合作。事实上,顾福吕去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顾家的后代仍旧从事这一一专营业务,一家竟出了十多位买办。比如顾福昌的儿子顾敬斋是旗昌洋行、英商巴勒保险公司、怡和洋行的买办,其侄顾勉夫是旗昌洋行和巴勒产物保险公司的买办,其孙顾叔苹是怡和洋行买办,另两个孙子顾重庆和顾联承是东方汇理银行和巴勒产物保险公司的买办,直到其曾孙顾乾麟1927年接班时仍担任怡和洋行买办,俨然是“买办之家”。
  除了创下了殷实的家业之外,顾福昌也为顾家立下了勤俭持家和乐善好施的家风。直到他病重时“犹谆谆告诫,俾无忘先业,总不外勤俭持家之意”。比如:
  1861年,浙江省城杭州被太平军攻占,浙北地区难民极多,顾福昌出资在德清县新市镇开办施粥厂,接济逃难的百姓。
  1862年,湖州城被军队包围,他与在上海的富商一同买米救援,事虽未成,但用心良苦。天平军攻打上海时,捐开城壕,以备守御。当政府嘉奖他时,他又极力推辞,认为这是他分内应该做的事情。
  1864年,太平军退出湖州后,顾福昌又捐出巨资,用于湖州、南浔的善后重建,如修路筑桥等等。还与朱家、刘家、蒋家、庄家等富户一起出资创设育婴堂、重建师善堂等公益设施。对待弱势群体,如孤寡人家度日艰难或丧葬费没有着落,他也随时给予帮助。
  顾福昌还在家乡南浔南栅外建顾氏宗祠,以“敦本”为第一要义,教育子孙以读书为善,并捐资设义塾,使族中子弟无论贤愚不分男女均有入学机会,使他们各有造就…… 毋庸置疑,顾福昌拉开了顾氏家族百年传奇的大幕,并演绎了极其精彩的故事开局。

知识出处

浔溪顧氏

《浔溪顧氏》

出版者:上海书画出版社

从南浔顾家老宅中的豪华舞厅,到号称远东第一乐府的百乐门,顾家走过了一条无比苦涩的艰苦创业之路。商场如战场,无风三尺浪。可知顾家的百年历史实乃江南民族资产阶级和上海开埠大历史的浓缩,顾家人在这条历史长河的波澜起伏中,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调转船头,代有人出,而且咽振旗鼓,大做善事,捐款捐物,倡导全民健身,组建百乐门体育会,创建““叔苹奖学金””,嘉惠学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阅读

相关人物

顾福昌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