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运河两岸的农耕文化能够留存下来，除了明代茅坤种桑养蚕建华林园，并且在华林园撰写农书之外，应该还要感谢明末清初的两个人，一位是练市的沈涟川，他撰写了《沈氏农书》；一位是练市沈涟川的邻居，桐乡炉头的张履祥，他撰写了《补农书》。
   《沈氏农书》是中国明末清初反映运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农书。书成于明崇祯末年，约1640年前后。全书分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稻谷务（六畜附）、家常日用等四个部分。其中“逐月事宜”是农家月令提纲，按月列举重要农事、工具和用品置备等；“运用地法”主要记载水稻和桑树栽培；”蚕务”除养蚕外，还包括丝织和六畜饲养；“家常日用”讲述农副产品的加工和贮藏知识。
   《沈氏农书》由桐乡张履祥作为《补农书》上卷刊刻行世，收入《四库全书》。
   《补农书》的作者张履祥对邻居练市沈涟川撰写的《沈氏农书》极为欣赏，但又尚感不足，所以根据他自己对农耕的经验和从老农那里得到的知识，约在清顺治十五年，即公元1658年写成《补农书》内容包括“补农书后”总论”和“附录”三个部分，主要论述有关种植业、养殖业的生产和集约经营等知识，记载了桐乡一带较重要的经济作物如羊眼豆、大麻、甘菊和竽艿等栽培技术，内容相当广泛，且切实可行。
   乾隆年间，朱坤编辑《杨园先生全集》时，把《沈氏农书》与张覆祥的《补农书》合为一本，分上下两卷，统称为《补农书》，故后世刊本多用此书名。所以，《沈氏农书》一直没有以涟川沈氏的名义单独面世。
   为了全面地了解涟川沈氏这个人和《沈氏农书》这本书，我从众多的史料中，还原了一些本来面目，从涟川其地、沈氏其人、《沈氏农书》其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略。
   《沈氏农书》撰写者沈氏已失名，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案此编为桐乡张履祥所刊，称涟川沈氏撰，不知沈氏为谁也。” 张履祥说，《沈氏农书》为“沈氏所著，归安、桐乡之交也”。
  明清时代，湖州府所属有乌程、归安两县，民国时把归安、乌程合并为吴兴县。乌程在今湖州市西北；归安在今湖州市东南，与桐乡为邻。沈氏应该就在归安县东南靠近桐乡的某个地方。
   那么，这个涟川又在何处?经考，清《湖州府志》《练溪文献》，民国《乌青镇志》等地方文献记载，清代及以前，练市先后有琏市、巡幕、巡莫、连云、练溪、涟川、梿市等镇名。张履祥在《杨园先生全集》中称涟川为“归安、桐乡之交也”，而明清之际，涟川就是现在的练市，隶属于归安县，也就是说，现在的练市镇，明清时期属归安县，而练市正处于归安、桐乡之交，练市与桐乡现还有一座名为“界境”的石桥见证着悠远的历史。桐乡张履祥的出生地杨园村，现在距离练市只有10千米左右。
   沈氏是湖州的大姓，现在的练市，跟沈姓有关的地名就有9个之多，分列在运河的两岸，分别有莲墩村的沈家角，新丰村的沈家堂，悦新村的沈家角，钟家墩村的沈家埭、沈家兜，大虹桥村的沈家角，丰登村的沈家浜，西堡村的沈家湾，北堡村的沈家桥。沈氏很可能就出生在上述与沈姓有关的地方。
   既然沈氏就是练市人，那么张履祥在刊刻《补农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沈氏农书》作者的名字刊刻进去呢？查《杨园先生全集》，除沈氏之外，对吕留良也只称姓而不称名字。据有关文献记载，在明朝灭亡之后，张履祥与吕留良等反清人物时有往来，当时浙江反清复明的人物以练市的茅元铭、桐乡的吕留良最为显著，故张履祥在与吕留良等人的书信往来中只说姓而不道名。由此可推知，沈氏大约也属茅元铭、吕留良等同道之人。
   从书中可以看出，沈氏不是一般的老农，而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富有钻研农业学术的精神。
   关于沈氏的阶级背景：他是一个封建家长制的经营地主、出租地主、手工业业主，通过雇工与佃户的劳动为自己致富。在沈氏的思想体系中找不到任何摆脱封建生产秩序的因素。
   但是，沈氏以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农业生产经营，用心研究农业学术，把当地的传统农业知识总结成了有系统的农书。此外，他还积极从事或参与当地水利建设，重视“御灾捍患之计”，对发展农业生产做了一些有利的事，这和当时那些足不履田畴的富家巨室和霸占围圩、致妨蓄泄、利归一家、贻害百姓的势豪是有所不同的。
   涟川沈氏总结的农业知识，虽然没有超出一般经营地主小农生产范畴，但是，他的农业知识，尤其是耕作技术知识，是有不少独到之处的，到今天还有许多有用的参考价值，我们需要有批判地加以继承。《沈氏农书》所记述的关于明末清初运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当作农史资料米看，也是真实可靠的，它为我们研究这一个时期运河流域经济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涟川沈氏所撰的《沈氏农书》因为是手抄本，只在乡贤中小范围流传，传播不广。后因张履祥刊刻行世后，流传到太湖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张履祥在清顺治十五年刊印《补农书》时，以跋的形式，对《沈氏农书》作了高度的评价：“按此书，大约出于涟川沈氏，而成于崇祯之末年，正与吾乡土宜不远。其艺谷、栽桑、育蚕、畜牧诸事，俱有法度，甚或老农蚕妇之所未谙者。首列月令，深得授时赴功之义。以次条列事力，纤悉委尽，心计周矣。” 张履祥说这本农书，大概是涟川的沈氏所编写，而在明朝崇祯末年完稿的。那里正好与我们家乡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相差不远。书中对种植谷物，栽培桑树，饲养家蚕、家禽、家畜等许多事情，都讲得很有道理，提得恰到好处，甚至于有长期生产实践经验的农民和养蚕妇女尚不如他熟悉。全书首先列出农事季节，很能掌握不违农时、争取最大经济效益的要领；随后分条列出农、副业各种工作，细小的事情都未忽略，考虑得多么周到啊！ 既然张履祥对《沈氏农书》有如此高的评价，那么，为何还要为沈氏农书作补呢?原来，张履祥把《沈氏农书》抄完准备刊印时，正巧让他从嘉兴过来并打算要在农村定居下来的朋友徐敬可先生看到了，徐敬可看了《沈氏农书》后对张履祥说：“《农书》还有未完善的，为什么不补充起来呢？”于是，张履祥想到：土壤不同，农活也不一样。
  沈氏所说的是归安、桐乡二县之间的情况，而桐乡人只熟悉桐乡的农业，把它推行到嘉兴、秀水等县，就未必都适合了。不过，有些细节还是值得列举的，因而，张履祥根据亲身所经历的，及与老农所讨论的，写出了它的大概情况。尽管如此，张履祥还是很客气地说，农业是有主有次的，主要的，沈氏已全写出了，我所说的，只是一些次要的而已。
   《四库全书总目》把《沈氏农书》收录于“子部”的“农家类存目”中，称“此编为桐乡张履祥所刊，称涟川沈氏撰，不知沈氏为谁也。其书成于崇祯末，履祥以其有益于农事，因重为校定，具列艺谷、栽桑、育蚕、畜牧诸法，而首以月令，以辨趋事赴功之宜。
  沈氏为湖州人，故所述皆吴中土宜，与陈旉、王桢诸本互有出入”。
  《续修四库全书》中收有《补农书》全文，署“明沈□撰，清张履祥补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