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在南浔这片热土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不少或惊心动魄或令人津津乐道的历史过往。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的许多已湮没如烟尘，有些却流传至今，为这片土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京教案 万历年间，因目睹西方传教士在南京广收门徒，拉拢朝廷官员，㴶先后三次上疏奏请驱逐西方传教士及禁教。第一份上疏中，他说：“远夷闯入都门，暗伤王化，恩乞圣命严申律令，以正人心，以维风俗。”第二份上疏中，他说：“夫左道惑众，律有明条，此臣职掌，当严也。裔夷窥视，潜在两京，则同家之隐忧，当壮也。圣明自为社稷计，岂容其留念及此乎？”第三份上疏中，他说：“远夷情形甚诡，留都根本当防，恩乞圣明早赐处分，以清重地，以正人心。”神宗览奏后，颇觉有理，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月和八月两个月先后在南京逮捕教士教徒，第一次逮捕了19人，第二次逮捕了5人。南京教案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晚明党派斗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晚明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发生的一起影响较大的反天主教事件。
沈氏诉讼案 清顺治十四年（1657）的秋天，考场舞弊案发，因考试官李振邺家人供词中牵连到沈始然，其被判流徙籍没。清顺治十六年（1659），又因为李元旦御史之狱，牵连沈荣（沈简讨）、沈重熙。这年三月，沈荣被斩，沈重熙死在牢狱里，其父母、兄弟、妻子、孩子都被官卖为仆婢。
双林镇有个恶棍王式企图利用沈氏两案敲诈巨款。这时，沈家的财物都由沈玄载负责，王式便派陆元卿说服沈玄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把财物交给他。当时沈家有一部分房产在双林镇上，王式便煽动房客不付租金，以此要挟沈家。七里村的温瑛对沈始然的弟弟沈文然说，这件事不能私下处理，如果不向官府告发，王式是不会罢休的。沈文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到省按察使司告状，王式得知后忙要和解，沈文然不同意。清顺治十七年（1660），王式将沈文然等告到了北京通政司，但没成功。第二年，王式因资金用完，便打算回家。路上，他听沈氏族人沈仲友说，沈文然到省按察使司告状是由温瑛教唆的，他便再次状告以温瑛为首的众人，结果成功了。八月，温瑛呈文辩解：“这两件案件的参与者是被告人的亲戚沈李鼎、沈雅韬等，应该去抓他们。我与他非亲非故，这件事同我有什么关系？” 清康熙元年（1662），浙江巡抚朱昌祚认为，王式这是犯上，应处以重刑。王式得知后，认为是沈仲友害他，便派儿子王春到北京去告发沈仲友。
清康熙二年（1663），闽浙总督赵廷居委派纪光岩、高凌云复查沈重熙被没收的家产。王式就把沈家的分家书以及记载里役、流水等情况的册子呈上，赵廷居认为分家书里的赡养、备嫁、卜葬的钱及嫁田都应作为王式的家产。就这样，沈家又被没收了良田400多亩（约266667平方米）、房屋80多间。
清康熙三年（1664）二月，王春又告御状。温瑛说：“这件事我想要推脱已来不及了，但是还是想要向世人说明，教唆王式告我的人是沈仲友。”五月，沈仲友暴死。之后，王式自造金字朱砂牌5块，“奉圣旨”字样的2块、“钦赐驰驿”字样的2块，“父子告御状”字样的1块，都立在按察使司的衙门外。远近的人都感到十分惊恐。不久后，温瑛告王式的公文送达，给事中杨雍建将王式自造金字朱砂牌的事上奏，王式吓得要自杀，看守他的人说：“你告了很多人，今天刚有人告你，你就想死，你为什么这般懦弱呢？”清康熙四年（1665），赵廷居亲自到湖州勘案。温瑛对按察使司的严登说，总督的这次行动表明，他的决定没有变。之前的依据是沈氏的分家书，但是按例，没收的范围不包括父母兄弟等的家产，而赡养、卜葬、备嫁的钱及嫁田，都是按比例分配的，都不是沈重熙的家产。严登等怕牵连到自己，凡是温瑛所求皆从，于是狱卒、王式被判非法取得财物计450两，王式的同党杨中华被判非法取得财物4两，一切赃物都被没收。六月，刑部有关官员再次上疏，得到圣旨批准逮捕王式。七月二十三日，都察院的额黑里奉令，委托河南道的罗壁和张吉千、山东道的已锡、浙江道的布泰等审理。会勘计12天，十月二十三日上报，二十五日圣旨下，令王式返沈氏田产。二十六日，都察院单独传唤王式父子，并下令将其押至刑部，王式处绞刑，王春责打40杖，发配宁古塔，其他人无罪释放回乡。
沈文然后和温瑛的女儿结婚，生有一子沈琬。沈文然后在边境因服劳役而病故，温氏前往收殓，带骨回乡安葬。东迁西寿星桥的北堍有一贞节牌坊，便是为温氏造的。
东迁战事
据张炳森《乌程兵事述》，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的将领赵打虎攻破湖州。
元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的将领邵宗攻打湖州，屡次打败张士诚的军队，张士诚的将领李伯升收兵退守。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徐达、常遇春于湖州攻打张士诚军，其中常遇春于港口击败张士诚军。张士诚军退防至三里桥，右丞张天麟指挥军队分三路进攻：黄宝为南路，陶子实为中路，张天麟亲自从北路进发，唐杰为后进。徐达遣常遇春攻黄宝军、王弼攻张天麟军，其自攻陶子实军，又派遣王国宝率长枪军直接攻击城防。常遇春与黄宝战，黄宝败走，欲入城，城下吊桥已断，不得入，后被俘。陶子实、张天麟皆不敢战，收其兵而退。张士诚又遣李伯升来援，由荻港潜入城，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四面围之，李伯升、张天麟闭门据守。徐达便遣王国宝攻西门，自己率领大军跟在后面。陶子实与余得全、张得义出战，后退走。张士诚又遣朱暹、王晟、戴茂、吕珍、李茂率兵来援，驻扎在城东之旧馆，并筑石寨以防守。徐达、常遇春等闻讯后，分兵驻扎于东迁的南姑嫂桥，在周围连筑十堡，以绝旧馆之援兵。李茂等惧不敢攻，皆闻风而逃。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当时驻兵于乌镇之东，以声援吕珍等人，徐达与常遇春的军队趁夜击败了他，潘元绍亦遁逃。张士诚亲自带兵来支援，双方在今练市镇的皂林附近发生战斗，张士诚败走。
九月，张士诚派徐志坚带领水兵从东迁出发，企图攻打姑嫂桥，与常遇春大战。这时，突然天色阴暗，刮起了大风，之后下起了大雨。常遇春派勇士划着数百艘船突进，徐志坚被抓。张士诚害怕，于是派徐义到旧馆勘察地形。常遇春早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派兵在路上拦截徐义。没想到徐义早已暗中派人约张士诚驻扎在南浔的弟弟张士信出兵和旧馆兵合战，拦截并没有成功。收到消息后，张士信率赤龙船亲兵支援。徐义离开旧馆后和潘元绍会合于平望镇，后又乘小船到乌镇，企图支援旧馆。常遇春从别港追击，于平望火烧赤龙船，旧馆自此没有张士诚军的外援了。此时，部队里的军粮又没有了，张士诚军的大多数兵士都投降了。
十月，徐达把张士诚军的降将带到湖州城下斩杀。城中军民大惧，常遇春领兵到达乌镇，与徐义、潘元绍作战，取得胜利。常遇春追到升山，击破了王晟的营寨，张士诚军剩余的兵卒都溃逃至旧馆，王晟、戴茂投降。徐达又攻打升山水营，常遇春率小船围困张士诚军的兵船，兵船上的士兵不但没有做好迎战的准备，反而在船上俯视而笑。常遇春内心暗笑他们守备松懈，于是率领几个壮士跳上兵船，边大声喊叫边奋勇攻击，其他的兵卒也紧跟着冲了上来。这时，朱暹带领了很多兵士来接应。这边，朱元璋的另一位将领薛显率水兵前来支援，他们放火烧掉了兵船，朱暹、吕珍等人只得投降（一说为冯胜所擒获）。战后，经清点，旧馆降兵共有6万多人。
十一月，冯国胜押着投降的将领到湖州城下，让城中的守将李伯升投降，李伯升不愿降，在城上大呼：“张太尉养我，厚待于我，我怎么忍心背叛他？”于是抽刀欲自杀。左右见状，立刻规劝他：此时援绝势孤，久困城中，不如降。李伯升低着头久久不言。后来，他的部下张天骐等人开城投降，无奈之下李伯升也只能投降。张士诚失去湖州后，只能退回苏州。徐达则东进至南浔城中，城中的守将王胜投降，徐达就率领部队去攻打苏州了。
苦难沦陷
宋德祐二年（1276），元兵南下，经东迁至湖州，一路纵火杀人，知州赵良淳闭门自杀。
清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中旬，发生马腰兵变，误伤良民。
清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太平军至马腰、七里、神墩、西林等地抢掠物资。到了晚上，就把木器堆积在马腰塘桥上焚烧，火光通天，20余里（约10千米）外皆可见，百姓惶恐不安。同年八月，太平军向西进发。此时，方丈港村的朱文初率枪船10余艘，在九里桥附近伏击，因寡不敌众，败退于湖滨一带。因找不到朱文初，太平军便杀进村里，来不及逃走的10余人被杀，全村民房有十分之七被焚。原有的50多间厅堂，仅剩清乾隆年间朱履安所建的涵素堂、朱天来所建的志成堂、朱九畴所居的淳聚堂。朱文初后来驻扎在陆家湾直至太平军败退，缴获大米20多石。
1937年10月16日，日军到方丈港大肆劫掠，铁墙门里的10多间平房被烧毁。村民朱云德是夜乘船从嘉兴盐公堂出发回家，绕小路来到闵塘兜，想要穿过运河。到九里桥时，被日军敌舰扣住至祜村，朱云德被带上岸后枪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同行的沈聘珍和几名水手，一名水手潜入河里才幸免于难。同年11月29日，日军行至马腰杀人放火，街上的房屋被烧得所剩无几。
此时，国民党的武装部队，如吴江县保卫团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四大队、独立大队，还有太湖金阿三的土匪部队等都在马腰周围活动，他们到处抢劫、滥收税、抽壮丁、抢军柴，狐假虎威，滥施刑罚。比如1937年12月20日夜，金阿三的土匪部队就在方丈港洗劫了约4小时之久，导致50多户家庭受灾。正像歌谣里描述的，“乡长打船造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上南落北，户长卖田卖兜网鱼”，百姓不堪其扰。
1940年，日军勒令东迁居民限期搬迁，东迁自此成为一片瓦砾，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1943年，日寇又派汪伪军驻扎于马腰。他们在永丰桥上筑起了一座高达5米的炮楼，借以瞭望白米塘河两岸的风声。日寇投降后，汪伪军逃窜时，该炮楼被炸塌。
红色印记
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1年夏，经华中局批准，苏皖区党委调整了浙西党组织的管辖范围——以京杭国道为界，将浙西特委分设为浙西、浙西北两个特委。浙西北特委由朱辉任书记，刘烈人、徐明等为委员，辖东片的吴兴县委、嘉兴县委、海北工委及苏西、锡南地区的部分党组织。中共浙西北特委建立后，机关相继驻扎于吴兴县双林镇（今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吴江县严墓镇（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铜罗镇），1941年迁往南浔，地点选在了书记朱辉的夫人家——运河以北的姚家滩（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浔北村）汪宅，这也是南浔最早的新四军办事处。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为这里交通方便，利于疏散，又有小店作为掩护，相对比较隐蔽。当时这里还有两个联络点：一个在宝大祥布店，联系人是汪炎清（又名徐勤）；另一个在南栅兴福桥西堍，由汪群负责。
1942年2月，苏皖区党委决定将浙西北特委与太滆特委合并。浙西地区除留下少数干部坚持以外，其余干部撤往太滆地区。同年5月，太滆特委改为太滆地委，原浙西北特委辖区的工作由太滆地委领导。
见证南浔的和平解放
江沙《关于南浔解放的经过》 我受地下党支部的派遣去东迁塘先行联络以迎接解放大军。1949年5月1日下午5时许，我携带党给我的联络信号——一面绸制的小红旗，和南浔中学的教师姚逊二人步行走出南浔西栅，沿頔塘向西行进。中途姚逊突然腹疼难熬，脸色发白，无法行走，故而折回。因此，我一人前往。
走到东迁附近时，忽然见到前面桑地里有20多名解放军侦察部队的战士，身穿各种式样的制服，有的还戴着军帽。看到其中的一个背着木壳枪，戴着一顶八角帽，我立即走上前去，从怀中取出小红旗，按规定的方式和侦察部队的领导取得联系。这时，胡国钧同志也从轧村地下党支部赶到，与他取得联络后，他、我和侦察部队的同志一起在东迁军站附近的一家茅屋里等候大军的到来。
这时天逐渐黑了，部队领导命令通信兵爬上电线杆，通知南浔军政当局马上派代表来东迁塘谈判投诚。通信兵当时背的是一架军用电话机，他爬到电线杆顶端，将军用电话机的电话线搭在长途电话线上，边摇边呼叫。那时我、胡国钧与部队领导站在电线杆旁，只听见通信兵摇电话，一会儿摇到湖州，一会儿摇到长兴，一会儿摇到织里，最后才通到南浔。接到上级的命令“接到通知，马上派代表到东迁塘谈判投诚事宜”后，我们便在茅屋中等候。这时，突然听到外面响了两声枪声，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赶到外面，看到一名特务被哨兵击毙在地，而哨兵也因特务夺枪而小腿受伤。大家当即把伤员抬到茅屋中进行包扎。这时（大约晚上8时半），南浔方向开来了一艘小汽艇，到东迁塘靠岸，汽艇中有鲍松云（时任国民党南浔区党部副书记、副镇长），吴冠玺（时任南浔区自卫大队副大队长），林黎元（时任南浔中学校长）3人，谈判的地点就选在东迁塘附近的茅屋中。
解放军领导人向他们宣传政策，并和他们“约法八章”，要求当局立即放下武装，无条件投诚。谈话结束时，李长三（里村乡的贫民，后加入区中队，并入党）步行送来南浔人员、武器花名册。（这时解放军的大部队还没有到来）为了救护伤员，我与胡国钧还有几名战士一起用门板抬着他进入小汽艇，和鲍松云、吴冠玺、林黎元一同乘小汽艇到三济桥上岸，并抬着他去到了晟舍附近的解放军团部（小汽艇何时返回南浔的我记不清楚了）。
5月2日清晨，我们在舍的解放军团部见到了李团长，同时在公路旁遇到了徐迟、郑明涛两位老师。在团部吃过早饭，早晨7时左右，大部队出发向南浔方向行进，我和胡国钧始终跟李团长一起。部队过了东迁，遇到了两次国民党飞机盘旋扫射，大家分散卧倒在田岸两侧才得以躲过。大约下午1时，大军到达南浔后，从西栅进入市中心，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大家都被晒得很热。（此文根据江沙1989年5月31日的回忆稿整理而成）
江沙《南浔迎接解放回忆》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地下党吴嘉工委联络员胡国钧同志接受党的派遣，专程来南浔向打入自卫队的地下党同志传达“迎接大军、解放南浔”指示。他当晚离浔，又连夜到织里、轧村等地，向地下党同志传达指示，部署新的战斗任务。
当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渡江，国民党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夜沿公路向东流窜。南浔的国民党军政头目惶惶不可终日，整日处于一片恐慌混乱之中。南浔的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日夜都在盼望解放。
5月1日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东迁塘，我受中共南浔地下党支部的派遣，身藏联络信号，到东迁塘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夜，南浔国民党军政当局派出3名代表来到东迁塘上。在一间茅屋里，解放军向谈判代表宣传党的政策，并和他们“约法八章”，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地投降。谈判至深夜方才结束。天刚开始亮时，我们到了晟舍的团部驻地，李团长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不一会儿，我就遇到了南浔中学的徐迟、郑明涛等进步老师。
5月2日下午，由于事先做好了工作，在一枪未发、兵不血刃中，全镇解放了。南浔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亲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歌声连成一片，南浔这个江南古镇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原载1984年4月16日的《湖州报》）《南浔史略》中记载的解放纪实[1] 1949年2月下旬，国民党军政部命令所谓“苏浙皖边区纵队集中到南浔点验，这个纵队由太湖地区以及苏浙皖南交界地区的一些股匪和地痞流氓组成，完全是乌合之众。他们一到南浔镇上，就到处乱闯，强占民房，要这要那，运河以北的商店和住在此处的居民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自称是纵队司令施某委派的王旅长向地方提出了索取300石大米的要求，否则如发生任何事故，他们不负责任。谈判最终以50石大米收场，钞票都落入了司令和点验人员的腰包中…… 尽管共产党于4月7日在新华电台发出通知，限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在12日前表明态度，向人民无条件投降，以后又宽限了一周，否则将全面进军。可是4月8日，当嘉兴的国民党军政部某开训班学员为向人民解放军靠拢，以出操为由，携队向吴兴、长兴方向移动经马腰到达丁泾地区 [1]该段内容据江沙、吴冠玺等的回忆记录，收录时有改动，主要更正了其错误的部分，如：无条件投诚一段中，王志忠和陈国楷二人并未到晟舍去，而由鲍松云、吴冠玺作为代表，他们也不是沿公路走去的，而是坐汽艇去的；特务梅天宝是被打死在东迁汽车站附近的。时，却遭到了反动政府组织的地方武装部队的阻击，南浔的水警大队和自卫大队亦应召参加。这时，南浔街上通宵戒严，如临大敌，百姓不知真相，惶惶不安。
此时，邵家骏从苏北来南浔中学。邵家骏是南浔中学的校友，1947年与林黎元、徐迟、姚逊等合办《南浔周报》，任总编辑，南浔中学的学生演出剧目《升官图》，他是导演。1948年春，他与丁锡山参加党的活动，因被叛徒出卖，丁锡山不幸牺牲。邵家骏因事先获得消息，得以及时转移，至苏北加入了解放军。同年12月2日晚上，他从苏北解放区秘密回到南浔，在南浔中学与林黎元、徐迟、姚逊密谈关于南浔解放的事情。
按邵家骏的意见，几人决定在南浔中学利用原有校务会议秘密开展这一活动。
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一举解放国民党反动政府首都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自4月25日起，南浔陆续有国民党的败兵经过，坐车的、步行的，昼夜不绝，到28日下午才慢慢减少……那时的南浔西栅由水警及自卫队并配合各区救火会的会员日夜守护，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故在解放前夕，镇上虽然日夜有败兵经过，但未有群众遭受严重损失。南浔人民急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到达。
正当这个时候，在乡军官郑雨华自称奉军统特务陈五瑶之命，与陈国楷联系，威胁陈国楷把自卫队的枪械全部交由他们接收，企图把这些力量拉出去发展反革命武装。此事为王志忠所获悉，他坚决拒绝，并不准他们进来活动。水警大队和自卫队留守期间，枪械集中，并无散失，至于留存在仓库内的大量公粮，在群众的监视下，亦全部保留，未遭偷盗，在全国负有声誉的嘉业藏书楼中收藏的图书也安然无恙。
4月30日晚，闻湖州已经解放，徐迟、林黎元、姚逊三人即到东大街电讯局要求（电讯局）董主任接通湖州方面的电话，与湖州报社的陆冰杨（地下党员，后任嘉兴中学、海盐中学等校的校长）通话，联系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南浔的事宜。电话很顺利地接通了，陆冰杨简要介绍湖州解放的情况，说湖州已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欢迎南浔火速派人前来，并表示可以陪同去军管会联系。几人当即约定次日（5月1日）由南浔方面派联络人员步行去湖州，陆冰杨在八里店等候。诸事就绪，徐迟、姚逊、林黎元三人立即前往拜访王志忠，告知其联系结果。当晚，决定由徐迟、孙、学毅、郑明涛三人前往湖州联系，接受无条件投诚，迎接南浔和平解放。5月1日清晨，徐迟、孙学毅、郑明涛、姚逊在林黎元家共进早点，之后林黎元、姚逊送徐迟、孙、学毅、郑明涛三人到汽车站。这时，公路上无人，在晨曦中，徐迟等人带着南浔人民的愿望，胸怀红心，直奔湖州。林黎元便在南浔等待电话里的好消息。下午1时，震泽镇的沈求吾专程来南浔中学探问消息，因与徐迟事前已有联系，他表示震泽与南浔采取同一态度，此次徐迟去湖州联系，顺便也可解决震泽的和平解放问题，他到南浔中学就是来等待南浔的联系结果的。下午4时半左右，电话铃响了，徐迟从人民解放军27军80师政治部打来电话，说在中途碰到了人民解放军，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决定不去湖州了，要求林黎元等立即做好准备到祜村以西的三济桥与人民解放军商谈有关南浔和平解放的问题，并告知他们80师政治部常主任提出的四点注意事项：
1.水警大队与自卫大队必须向人民解放军无条件投诚；
2.联系投诚时必须携带水警大队与自卫大队全部人员的名册和武器弹药清单；
3.指定由南浔中学校长林黎元陪同水警大队大队长王志忠和自卫大队大队长陈国楷前往商谈无条件投诚事宜；
4.前往人员应沿公路步行前进，除可带手电筒外，不得携带任何武器。
得悉具体通知后，即由林黎元分别转告王志忠和陈国楷，按通知要点迅速做好准备立即出发。那天，为了造清册等工作，林黎元等一直忙到晚上7时半才就绪。到王志忠家时，陈国楷已先到场，此外尚有张仲凯、鲍松云、吴冠玺等人，王志忠、陈国楷二人精神有点紧张，似乎有所顾虑，大家商量后，决定由副镇长鲍松云、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吴冠玺二人作为代表，由林黎元陪同，坐汽艇出发。
汽艇开到东迁塘时，遇到人民解放军前哨，于是停泊登岸，这时在自卫大队的陈家骏已在东迁等候多时。
从他们的叙述中，几人获悉东迁汽车站附近埋伏了一个带枪的特务（事后知道是震泽的梅天宝），他与解放军侦察员相遇，因形色慌张引发侦察员的怀疑，他遂拔枪行凶。侦察员腿部被枪打伤，特务则头部中弹，躺于公路边。
前往谈判的人员在东迁汽车站附近的茅屋里等候政治部的通知。不久，大家和受伤的侦察员一起乘坐汽艇到晟舍，和人民解放军80师政治部接洽。汽艇到达舍，已是5月2日清晨5时左右。
到达师部后休息时，几人受到了优待，师部给他们供应膳食。因政治部的常主任有事外出未返，由徐政委主持谈判。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的有27军民运科的科长金灼之、80师民运科的刘科长；南浔方面，有林黎元、鲍松云、吴冠玺、徐迟、郑明涛。据说当时孙学毅已随夏衍同志向前推进，故其未参加。谈判开始后，首先由徐政委简要介绍当前形势，其次交代政策，并对南浔这样的做法表示欢迎，指出它可作为其他城镇的榜样，最后宣布了四项决定：
1.水警大队和自卫大队的武器弹械必须全部交给人民解放军，所有人员集中受训后听候分编，不愿参军的发给证明及路费回家；
2.人民解放军到南浔后，立即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做好地方支援前线及维护地方治安等工作；
3.镇上所有旧机构一律暂不变动，保护好公物，听候指示再行决定；
4.货币以人民币为主，华中币为辅，其比值另行公布，至于国民党的纸币，因目前人民币和华中币流通尚少，可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则，暂准使用，听候决定办法（事实上，解放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的纸币就停止使用了）。
无条件投诚谈判圆满结束后，大家与师部的刘科长乘汽艇回到南浔。
临走时，徐政委一再嘱咐刘科长在途中要注意大家的安全，以防国民党飞机的袭击。此时大家得知，政治部已电话通知前哨部队，命令他们在镇郊待命，等候谈判人员回到镇上，便组织群众出镇欢迎。徐迟等回到镇上，立即通知在学校的农工商团体，由南浔中学的师生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举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大红横幅，列队到汽车站迎接人民解放军。在一片军乐、爆竹、口号和掌声中，陈家骏等陪同李团长和解放军战士与南浔中学的师生和其他群众亲切握手。军队进入南浔时，沿途居民及商店职工都夹道欢迎。当时是5月2日中午，天气晴朗，群众像见了亲人一样，群情沸腾。接着，由人民解放军27军民运科科长金灼之在邢家白场（即现在的人民广场）召开全镇群众大会。
水警大队和自卫大队的全体队员把武器留在队里之后，也参加了大会。会上，金灼之科长宣布南浔已和平解放，号召全镇人民参加支前工作，解放全中国。会后，师部的刘科长和李团长等分别到水警大队、自卫大队收缴全部枪支弹药。两天以后，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简要地报道了关于南浔和平解放的情况，号召尚未解放的城镇应以南浔为榜样，争取和平解放。5月3日，金灼之科长在商会召集有关人员，宣布成立南浔镇临时委员会，推动各项地方工作的开展，并在大桥上公之于众。临时委员会由金灼之科长和李团长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下设支前、警卫、宣教、后勤4个组：由金灼之兼任支前组长，陈国楷与鲍松云为副组长；李团长兼任警卫组组长，王志忠为副组长；林黎元为宣教组组长，具体工作由南浔中学的师生分担；庄骥千为后勤组组长，具体工作由商会全体人员分担。
同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南浔田粮仓库，点收全部存粮。为庆祝南浔和平解放，全镇军民联欢，举行化装游行提灯大会，人民欢欣鼓舞，共庆新南浔的诞生。因金灼之与李团长随部队推进，临时委员会改由9兵团（当时司令员为宋任穷）西京大队民运科科长丁超负责。
5月中旬，吴兴县党委派乌化东、钦凤阶、李光惠等同志到达南浔，筹组南浔区人民政府。至此，南浔成立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新政权机构，领导南浔人民建设新南浔。
剿匪风云
李云辉《解放初吴兴的斗争》（摘录）
1949年4月27日湖州解放。5月10日，108名南下干部带着3支步枪来到菱湖，组建新的人民政权。5月18日，吴兴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7月25日，我们湖嘉公学的第一批学员来到吴兴县人民政府，加上坚持在地下工作的同志，总数只有300余人。当时吴兴还维持着旧的保甲制度，国民党溃退南逃时，有一个师溃散在吴兴、长兴境内，仅吴兴一地就约有土匪2000人，以活动在双林、南浔、织里交界处的张春富、张阿团部队为代表。
我们被分配到南浔工作的第二天，南浔和织里两个区的干部正集中在南浔的浔中小礼堂开会，消息传来：织里区中队叛变，我们派去的秦家书同志（地下党员）被杀害。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我们到达南浔的前一个月，嘉兴军分区第9独立营1连的文书沈向荣同志就被土匪打死在南浔华家桥堍。据统计，在剿匪斗争中，我们有11位同志的鲜血染红了吴兴大地。
我们随南下部队奔赴农村，到达里林乡、曹湾村，背包还未放下，群众前来举报，说土匪在竹相兜抢劫，距我们仅一块田畈。我们立即出发进行追击，土匪见我们到来，立即逃遁。为了剿匪，上级派来了解放军311团的一个主力排——子弟兵（山东支前民兵）1连，他们6月与土匪激战5次，捕获土匪42人，7月份又捕获土匪47人。
整个剿匪过程中，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当时南浔在农村设了两个点，一个由区委书记冯化东带10多人驻曹湾，另一个由公安局项股长带10多人驻马腰。有一天，我们抓住于雄手下的一名土匪，因新同志缺乏经验，看管不严，土匪逃跑了。该土匪回去后，扬言“马腰仅10多人，只有几个山东人（指南下的干部）厉害些，其余都是学生。只要打死那几个，他们就不敢动了”（这是该土匪第二次被捕时交代的）。于是，土匪集中300多人准备偷袭马腰。幸亏群众及时举报，我们做了准备，将庠上小组的3人撤回马腰，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同时向南浔区委求援，得到19团一个排的支援。部队于当晚9时左右赶到马腰，土匪看到有大批解放军，知道阴谋败露，匆忙向南溃逃。
还有一次，我去王家兜的伪保长（屠幸福）处催预借粮时遇到了3名土匪（当时他们穿便衣，我不知道）。当时，我被一名群众拉进家里，他非要我吃碗菜再走，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该群众告知，我所遇见的3人是土匪，也是去伪保长家要粮的，他们准备在我回去时进行袭击。
司延兴在（迁西乡）祜村庙中开群众大会时，张阿团带领的土匪混在其中企图暗杀他，由于群众的保护才得幸免。
1949年10月18日，召开匪工作会议，认真贯彻“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全面剿匪”的方针。为了加强军事清剿，省委给吴兴派来工作团，并配备19团驻扎在南浔。当时我在里村乡担任乡长，19团的一名排长兼任副乡长。11月的一天，我接到区委的指示，要我配合19团去横街乡长河兜捉拿土匪沈顺狗和沈脂谱。全队从横巨头向南挺进，我从屯圩向东包抄，将沈顺狗家团团包围，沈顺狗躲在米桶里，我们向他喊话后，他只好乖乖地投降。
1950年4月，全县基本上消除土匪祸患。当时统计，全县共消灭土匪9股，计375人，政治瓦解土匪40股，计259人，缴获枪支322件。
“八二〇”反坎风云
《退休老人见闻录》（摘录）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浔西乡伪乡长郑湘暗地里勾结金阿三等土匪，又与伪区长俞伯驹等勾搭成奸，对贫农进行百般敲诈。他们带领着一批地痞流氓横行霸道：抄家、卸大门、揭镬子、私立土牢、吊打百姓……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贫农每次听到郑湘来收捐，无不慌张逃命。浔西乡的贫农殷长龙因拿不出壮丁米，被打得皮开肉绽。为躲避郑湘的敲诈，王家庄的农民都逃到江苏七都的亲戚家避难，整个村庄十室九空。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南浔，生活在悲惨沦陷区的广大群众纷纷响应。被郑湘等逼迫得背井离乡的农民们陆续回到家里，但由于房屋倒塌，家具农器全无，生活十分困难。因此，反对汉奸、伪乡长斗争的烈火在南的农村熊熊燃烧。8月20日那一天，以殷长龙等为首的群众掀起反坎斗争。
1945年8月20日，殷长龙等敲着锣，喊着“活捉伪乡长，打死郑湘”的口号，拉开反坎斗争的大幕，吓得郑湘逃跑到镇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声势浩大地追赶到镇里，哪里知道，伪乡长郑湘已躲进国民党的军队里。农民一进镇，国民党军队就大批量出动，他们架设机枪，上好刺刀，如临大敌般镇压人民，当场打伤100多人。殷长龙在垂虹桥顶上敲锣示威，被他们推下河里淹死。直到1949年，伪乡长郑湘才被镇压。
南京教案 万历年间，因目睹西方传教士在南京广收门徒，拉拢朝廷官员，㴶先后三次上疏奏请驱逐西方传教士及禁教。第一份上疏中，他说：“远夷闯入都门，暗伤王化，恩乞圣命严申律令，以正人心，以维风俗。”第二份上疏中，他说：“夫左道惑众，律有明条，此臣职掌，当严也。裔夷窥视，潜在两京，则同家之隐忧，当壮也。圣明自为社稷计，岂容其留念及此乎？”第三份上疏中，他说：“远夷情形甚诡，留都根本当防，恩乞圣明早赐处分，以清重地，以正人心。”神宗览奏后，颇觉有理，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月和八月两个月先后在南京逮捕教士教徒，第一次逮捕了19人，第二次逮捕了5人。南京教案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晚明党派斗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晚明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发生的一起影响较大的反天主教事件。
沈氏诉讼案 清顺治十四年（1657）的秋天，考场舞弊案发，因考试官李振邺家人供词中牵连到沈始然，其被判流徙籍没。清顺治十六年（1659），又因为李元旦御史之狱，牵连沈荣（沈简讨）、沈重熙。这年三月，沈荣被斩，沈重熙死在牢狱里，其父母、兄弟、妻子、孩子都被官卖为仆婢。
双林镇有个恶棍王式企图利用沈氏两案敲诈巨款。这时，沈家的财物都由沈玄载负责，王式便派陆元卿说服沈玄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把财物交给他。当时沈家有一部分房产在双林镇上，王式便煽动房客不付租金，以此要挟沈家。七里村的温瑛对沈始然的弟弟沈文然说，这件事不能私下处理，如果不向官府告发，王式是不会罢休的。沈文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到省按察使司告状，王式得知后忙要和解，沈文然不同意。清顺治十七年（1660），王式将沈文然等告到了北京通政司，但没成功。第二年，王式因资金用完，便打算回家。路上，他听沈氏族人沈仲友说，沈文然到省按察使司告状是由温瑛教唆的，他便再次状告以温瑛为首的众人，结果成功了。八月，温瑛呈文辩解：“这两件案件的参与者是被告人的亲戚沈李鼎、沈雅韬等，应该去抓他们。我与他非亲非故，这件事同我有什么关系？” 清康熙元年（1662），浙江巡抚朱昌祚认为，王式这是犯上，应处以重刑。王式得知后，认为是沈仲友害他，便派儿子王春到北京去告发沈仲友。
清康熙二年（1663），闽浙总督赵廷居委派纪光岩、高凌云复查沈重熙被没收的家产。王式就把沈家的分家书以及记载里役、流水等情况的册子呈上，赵廷居认为分家书里的赡养、备嫁、卜葬的钱及嫁田都应作为王式的家产。就这样，沈家又被没收了良田400多亩（约266667平方米）、房屋80多间。
清康熙三年（1664）二月，王春又告御状。温瑛说：“这件事我想要推脱已来不及了，但是还是想要向世人说明，教唆王式告我的人是沈仲友。”五月，沈仲友暴死。之后，王式自造金字朱砂牌5块，“奉圣旨”字样的2块、“钦赐驰驿”字样的2块，“父子告御状”字样的1块，都立在按察使司的衙门外。远近的人都感到十分惊恐。不久后，温瑛告王式的公文送达，给事中杨雍建将王式自造金字朱砂牌的事上奏，王式吓得要自杀，看守他的人说：“你告了很多人，今天刚有人告你，你就想死，你为什么这般懦弱呢？”清康熙四年（1665），赵廷居亲自到湖州勘案。温瑛对按察使司的严登说，总督的这次行动表明，他的决定没有变。之前的依据是沈氏的分家书，但是按例，没收的范围不包括父母兄弟等的家产，而赡养、卜葬、备嫁的钱及嫁田，都是按比例分配的，都不是沈重熙的家产。严登等怕牵连到自己，凡是温瑛所求皆从，于是狱卒、王式被判非法取得财物计450两，王式的同党杨中华被判非法取得财物4两，一切赃物都被没收。六月，刑部有关官员再次上疏，得到圣旨批准逮捕王式。七月二十三日，都察院的额黑里奉令，委托河南道的罗壁和张吉千、山东道的已锡、浙江道的布泰等审理。会勘计12天，十月二十三日上报，二十五日圣旨下，令王式返沈氏田产。二十六日，都察院单独传唤王式父子，并下令将其押至刑部，王式处绞刑，王春责打40杖，发配宁古塔，其他人无罪释放回乡。
沈文然后和温瑛的女儿结婚，生有一子沈琬。沈文然后在边境因服劳役而病故，温氏前往收殓，带骨回乡安葬。东迁西寿星桥的北堍有一贞节牌坊，便是为温氏造的。
东迁战事
据张炳森《乌程兵事述》，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的将领赵打虎攻破湖州。
元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的将领邵宗攻打湖州，屡次打败张士诚的军队，张士诚的将领李伯升收兵退守。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徐达、常遇春于湖州攻打张士诚军，其中常遇春于港口击败张士诚军。张士诚军退防至三里桥，右丞张天麟指挥军队分三路进攻：黄宝为南路，陶子实为中路，张天麟亲自从北路进发，唐杰为后进。徐达遣常遇春攻黄宝军、王弼攻张天麟军，其自攻陶子实军，又派遣王国宝率长枪军直接攻击城防。常遇春与黄宝战，黄宝败走，欲入城，城下吊桥已断，不得入，后被俘。陶子实、张天麟皆不敢战，收其兵而退。张士诚又遣李伯升来援，由荻港潜入城，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四面围之，李伯升、张天麟闭门据守。徐达便遣王国宝攻西门，自己率领大军跟在后面。陶子实与余得全、张得义出战，后退走。张士诚又遣朱暹、王晟、戴茂、吕珍、李茂率兵来援，驻扎在城东之旧馆，并筑石寨以防守。徐达、常遇春等闻讯后，分兵驻扎于东迁的南姑嫂桥，在周围连筑十堡，以绝旧馆之援兵。李茂等惧不敢攻，皆闻风而逃。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当时驻兵于乌镇之东，以声援吕珍等人，徐达与常遇春的军队趁夜击败了他，潘元绍亦遁逃。张士诚亲自带兵来支援，双方在今练市镇的皂林附近发生战斗，张士诚败走。
九月，张士诚派徐志坚带领水兵从东迁出发，企图攻打姑嫂桥，与常遇春大战。这时，突然天色阴暗，刮起了大风，之后下起了大雨。常遇春派勇士划着数百艘船突进，徐志坚被抓。张士诚害怕，于是派徐义到旧馆勘察地形。常遇春早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派兵在路上拦截徐义。没想到徐义早已暗中派人约张士诚驻扎在南浔的弟弟张士信出兵和旧馆兵合战，拦截并没有成功。收到消息后，张士信率赤龙船亲兵支援。徐义离开旧馆后和潘元绍会合于平望镇，后又乘小船到乌镇，企图支援旧馆。常遇春从别港追击，于平望火烧赤龙船，旧馆自此没有张士诚军的外援了。此时，部队里的军粮又没有了，张士诚军的大多数兵士都投降了。
十月，徐达把张士诚军的降将带到湖州城下斩杀。城中军民大惧，常遇春领兵到达乌镇，与徐义、潘元绍作战，取得胜利。常遇春追到升山，击破了王晟的营寨，张士诚军剩余的兵卒都溃逃至旧馆，王晟、戴茂投降。徐达又攻打升山水营，常遇春率小船围困张士诚军的兵船，兵船上的士兵不但没有做好迎战的准备，反而在船上俯视而笑。常遇春内心暗笑他们守备松懈，于是率领几个壮士跳上兵船，边大声喊叫边奋勇攻击，其他的兵卒也紧跟着冲了上来。这时，朱暹带领了很多兵士来接应。这边，朱元璋的另一位将领薛显率水兵前来支援，他们放火烧掉了兵船，朱暹、吕珍等人只得投降（一说为冯胜所擒获）。战后，经清点，旧馆降兵共有6万多人。
十一月，冯国胜押着投降的将领到湖州城下，让城中的守将李伯升投降，李伯升不愿降，在城上大呼：“张太尉养我，厚待于我，我怎么忍心背叛他？”于是抽刀欲自杀。左右见状，立刻规劝他：此时援绝势孤，久困城中，不如降。李伯升低着头久久不言。后来，他的部下张天骐等人开城投降，无奈之下李伯升也只能投降。张士诚失去湖州后，只能退回苏州。徐达则东进至南浔城中，城中的守将王胜投降，徐达就率领部队去攻打苏州了。
苦难沦陷
宋德祐二年（1276），元兵南下，经东迁至湖州，一路纵火杀人，知州赵良淳闭门自杀。
清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中旬，发生马腰兵变，误伤良民。
清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太平军至马腰、七里、神墩、西林等地抢掠物资。到了晚上，就把木器堆积在马腰塘桥上焚烧，火光通天，20余里（约10千米）外皆可见，百姓惶恐不安。同年八月，太平军向西进发。此时，方丈港村的朱文初率枪船10余艘，在九里桥附近伏击，因寡不敌众，败退于湖滨一带。因找不到朱文初，太平军便杀进村里，来不及逃走的10余人被杀，全村民房有十分之七被焚。原有的50多间厅堂，仅剩清乾隆年间朱履安所建的涵素堂、朱天来所建的志成堂、朱九畴所居的淳聚堂。朱文初后来驻扎在陆家湾直至太平军败退，缴获大米20多石。
1937年10月16日，日军到方丈港大肆劫掠，铁墙门里的10多间平房被烧毁。村民朱云德是夜乘船从嘉兴盐公堂出发回家，绕小路来到闵塘兜，想要穿过运河。到九里桥时，被日军敌舰扣住至祜村，朱云德被带上岸后枪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同行的沈聘珍和几名水手，一名水手潜入河里才幸免于难。同年11月29日，日军行至马腰杀人放火，街上的房屋被烧得所剩无几。
此时，国民党的武装部队，如吴江县保卫团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四大队、独立大队，还有太湖金阿三的土匪部队等都在马腰周围活动，他们到处抢劫、滥收税、抽壮丁、抢军柴，狐假虎威，滥施刑罚。比如1937年12月20日夜，金阿三的土匪部队就在方丈港洗劫了约4小时之久，导致50多户家庭受灾。正像歌谣里描述的，“乡长打船造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上南落北，户长卖田卖兜网鱼”，百姓不堪其扰。
1940年，日军勒令东迁居民限期搬迁，东迁自此成为一片瓦砾，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1943年，日寇又派汪伪军驻扎于马腰。他们在永丰桥上筑起了一座高达5米的炮楼，借以瞭望白米塘河两岸的风声。日寇投降后，汪伪军逃窜时，该炮楼被炸塌。
红色印记
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1年夏，经华中局批准，苏皖区党委调整了浙西党组织的管辖范围——以京杭国道为界，将浙西特委分设为浙西、浙西北两个特委。浙西北特委由朱辉任书记，刘烈人、徐明等为委员，辖东片的吴兴县委、嘉兴县委、海北工委及苏西、锡南地区的部分党组织。中共浙西北特委建立后，机关相继驻扎于吴兴县双林镇（今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吴江县严墓镇（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铜罗镇），1941年迁往南浔，地点选在了书记朱辉的夫人家——运河以北的姚家滩（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浔北村）汪宅，这也是南浔最早的新四军办事处。之所以选择此地，是因为这里交通方便，利于疏散，又有小店作为掩护，相对比较隐蔽。当时这里还有两个联络点：一个在宝大祥布店，联系人是汪炎清（又名徐勤）；另一个在南栅兴福桥西堍，由汪群负责。
1942年2月，苏皖区党委决定将浙西北特委与太滆特委合并。浙西地区除留下少数干部坚持以外，其余干部撤往太滆地区。同年5月，太滆特委改为太滆地委，原浙西北特委辖区的工作由太滆地委领导。
见证南浔的和平解放
江沙《关于南浔解放的经过》 我受地下党支部的派遣去东迁塘先行联络以迎接解放大军。1949年5月1日下午5时许，我携带党给我的联络信号——一面绸制的小红旗，和南浔中学的教师姚逊二人步行走出南浔西栅，沿頔塘向西行进。中途姚逊突然腹疼难熬，脸色发白，无法行走，故而折回。因此，我一人前往。
走到东迁附近时，忽然见到前面桑地里有20多名解放军侦察部队的战士，身穿各种式样的制服，有的还戴着军帽。看到其中的一个背着木壳枪，戴着一顶八角帽，我立即走上前去，从怀中取出小红旗，按规定的方式和侦察部队的领导取得联系。这时，胡国钧同志也从轧村地下党支部赶到，与他取得联络后，他、我和侦察部队的同志一起在东迁军站附近的一家茅屋里等候大军的到来。
这时天逐渐黑了，部队领导命令通信兵爬上电线杆，通知南浔军政当局马上派代表来东迁塘谈判投诚。通信兵当时背的是一架军用电话机，他爬到电线杆顶端，将军用电话机的电话线搭在长途电话线上，边摇边呼叫。那时我、胡国钧与部队领导站在电线杆旁，只听见通信兵摇电话，一会儿摇到湖州，一会儿摇到长兴，一会儿摇到织里，最后才通到南浔。接到上级的命令“接到通知，马上派代表到东迁塘谈判投诚事宜”后，我们便在茅屋中等候。这时，突然听到外面响了两声枪声，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赶到外面，看到一名特务被哨兵击毙在地，而哨兵也因特务夺枪而小腿受伤。大家当即把伤员抬到茅屋中进行包扎。这时（大约晚上8时半），南浔方向开来了一艘小汽艇，到东迁塘靠岸，汽艇中有鲍松云（时任国民党南浔区党部副书记、副镇长），吴冠玺（时任南浔区自卫大队副大队长），林黎元（时任南浔中学校长）3人，谈判的地点就选在东迁塘附近的茅屋中。
解放军领导人向他们宣传政策，并和他们“约法八章”，要求当局立即放下武装，无条件投诚。谈话结束时，李长三（里村乡的贫民，后加入区中队，并入党）步行送来南浔人员、武器花名册。（这时解放军的大部队还没有到来）为了救护伤员，我与胡国钧还有几名战士一起用门板抬着他进入小汽艇，和鲍松云、吴冠玺、林黎元一同乘小汽艇到三济桥上岸，并抬着他去到了晟舍附近的解放军团部（小汽艇何时返回南浔的我记不清楚了）。
5月2日清晨，我们在舍的解放军团部见到了李团长，同时在公路旁遇到了徐迟、郑明涛两位老师。在团部吃过早饭，早晨7时左右，大部队出发向南浔方向行进，我和胡国钧始终跟李团长一起。部队过了东迁，遇到了两次国民党飞机盘旋扫射，大家分散卧倒在田岸两侧才得以躲过。大约下午1时，大军到达南浔后，从西栅进入市中心，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大家都被晒得很热。（此文根据江沙1989年5月31日的回忆稿整理而成）
江沙《南浔迎接解放回忆》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地下党吴嘉工委联络员胡国钧同志接受党的派遣，专程来南浔向打入自卫队的地下党同志传达“迎接大军、解放南浔”指示。他当晚离浔，又连夜到织里、轧村等地，向地下党同志传达指示，部署新的战斗任务。
当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渡江，国民党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夜沿公路向东流窜。南浔的国民党军政头目惶惶不可终日，整日处于一片恐慌混乱之中。南浔的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日夜都在盼望解放。
5月1日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东迁塘，我受中共南浔地下党支部的派遣，身藏联络信号，到东迁塘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夜，南浔国民党军政当局派出3名代表来到东迁塘上。在一间茅屋里，解放军向谈判代表宣传党的政策，并和他们“约法八章”，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地投降。谈判至深夜方才结束。天刚开始亮时，我们到了晟舍的团部驻地，李团长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不一会儿，我就遇到了南浔中学的徐迟、郑明涛等进步老师。
5月2日下午，由于事先做好了工作，在一枪未发、兵不血刃中，全镇解放了。南浔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亲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歌声连成一片，南浔这个江南古镇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原载1984年4月16日的《湖州报》）《南浔史略》中记载的解放纪实[1] 1949年2月下旬，国民党军政部命令所谓“苏浙皖边区纵队集中到南浔点验，这个纵队由太湖地区以及苏浙皖南交界地区的一些股匪和地痞流氓组成，完全是乌合之众。他们一到南浔镇上，就到处乱闯，强占民房，要这要那，运河以北的商店和住在此处的居民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自称是纵队司令施某委派的王旅长向地方提出了索取300石大米的要求，否则如发生任何事故，他们不负责任。谈判最终以50石大米收场，钞票都落入了司令和点验人员的腰包中…… 尽管共产党于4月7日在新华电台发出通知，限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在12日前表明态度，向人民无条件投降，以后又宽限了一周，否则将全面进军。可是4月8日，当嘉兴的国民党军政部某开训班学员为向人民解放军靠拢，以出操为由，携队向吴兴、长兴方向移动经马腰到达丁泾地区 [1]该段内容据江沙、吴冠玺等的回忆记录，收录时有改动，主要更正了其错误的部分，如：无条件投诚一段中，王志忠和陈国楷二人并未到晟舍去，而由鲍松云、吴冠玺作为代表，他们也不是沿公路走去的，而是坐汽艇去的；特务梅天宝是被打死在东迁汽车站附近的。时，却遭到了反动政府组织的地方武装部队的阻击，南浔的水警大队和自卫大队亦应召参加。这时，南浔街上通宵戒严，如临大敌，百姓不知真相，惶惶不安。
此时，邵家骏从苏北来南浔中学。邵家骏是南浔中学的校友，1947年与林黎元、徐迟、姚逊等合办《南浔周报》，任总编辑，南浔中学的学生演出剧目《升官图》，他是导演。1948年春，他与丁锡山参加党的活动，因被叛徒出卖，丁锡山不幸牺牲。邵家骏因事先获得消息，得以及时转移，至苏北加入了解放军。同年12月2日晚上，他从苏北解放区秘密回到南浔，在南浔中学与林黎元、徐迟、姚逊密谈关于南浔解放的事情。
按邵家骏的意见，几人决定在南浔中学利用原有校务会议秘密开展这一活动。
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一举解放国民党反动政府首都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自4月25日起，南浔陆续有国民党的败兵经过，坐车的、步行的，昼夜不绝，到28日下午才慢慢减少……那时的南浔西栅由水警及自卫队并配合各区救火会的会员日夜守护，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故在解放前夕，镇上虽然日夜有败兵经过，但未有群众遭受严重损失。南浔人民急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到达。
正当这个时候，在乡军官郑雨华自称奉军统特务陈五瑶之命，与陈国楷联系，威胁陈国楷把自卫队的枪械全部交由他们接收，企图把这些力量拉出去发展反革命武装。此事为王志忠所获悉，他坚决拒绝，并不准他们进来活动。水警大队和自卫队留守期间，枪械集中，并无散失，至于留存在仓库内的大量公粮，在群众的监视下，亦全部保留，未遭偷盗，在全国负有声誉的嘉业藏书楼中收藏的图书也安然无恙。
4月30日晚，闻湖州已经解放，徐迟、林黎元、姚逊三人即到东大街电讯局要求（电讯局）董主任接通湖州方面的电话，与湖州报社的陆冰杨（地下党员，后任嘉兴中学、海盐中学等校的校长）通话，联系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南浔的事宜。电话很顺利地接通了，陆冰杨简要介绍湖州解放的情况，说湖州已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欢迎南浔火速派人前来，并表示可以陪同去军管会联系。几人当即约定次日（5月1日）由南浔方面派联络人员步行去湖州，陆冰杨在八里店等候。诸事就绪，徐迟、姚逊、林黎元三人立即前往拜访王志忠，告知其联系结果。当晚，决定由徐迟、孙、学毅、郑明涛三人前往湖州联系，接受无条件投诚，迎接南浔和平解放。5月1日清晨，徐迟、孙学毅、郑明涛、姚逊在林黎元家共进早点，之后林黎元、姚逊送徐迟、孙、学毅、郑明涛三人到汽车站。这时，公路上无人，在晨曦中，徐迟等人带着南浔人民的愿望，胸怀红心，直奔湖州。林黎元便在南浔等待电话里的好消息。下午1时，震泽镇的沈求吾专程来南浔中学探问消息，因与徐迟事前已有联系，他表示震泽与南浔采取同一态度，此次徐迟去湖州联系，顺便也可解决震泽的和平解放问题，他到南浔中学就是来等待南浔的联系结果的。下午4时半左右，电话铃响了，徐迟从人民解放军27军80师政治部打来电话，说在中途碰到了人民解放军，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决定不去湖州了，要求林黎元等立即做好准备到祜村以西的三济桥与人民解放军商谈有关南浔和平解放的问题，并告知他们80师政治部常主任提出的四点注意事项：
1.水警大队与自卫大队必须向人民解放军无条件投诚；
2.联系投诚时必须携带水警大队与自卫大队全部人员的名册和武器弹药清单；
3.指定由南浔中学校长林黎元陪同水警大队大队长王志忠和自卫大队大队长陈国楷前往商谈无条件投诚事宜；
4.前往人员应沿公路步行前进，除可带手电筒外，不得携带任何武器。
得悉具体通知后，即由林黎元分别转告王志忠和陈国楷，按通知要点迅速做好准备立即出发。那天，为了造清册等工作，林黎元等一直忙到晚上7时半才就绪。到王志忠家时，陈国楷已先到场，此外尚有张仲凯、鲍松云、吴冠玺等人，王志忠、陈国楷二人精神有点紧张，似乎有所顾虑，大家商量后，决定由副镇长鲍松云、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吴冠玺二人作为代表，由林黎元陪同，坐汽艇出发。
汽艇开到东迁塘时，遇到人民解放军前哨，于是停泊登岸，这时在自卫大队的陈家骏已在东迁等候多时。
从他们的叙述中，几人获悉东迁汽车站附近埋伏了一个带枪的特务（事后知道是震泽的梅天宝），他与解放军侦察员相遇，因形色慌张引发侦察员的怀疑，他遂拔枪行凶。侦察员腿部被枪打伤，特务则头部中弹，躺于公路边。
前往谈判的人员在东迁汽车站附近的茅屋里等候政治部的通知。不久，大家和受伤的侦察员一起乘坐汽艇到晟舍，和人民解放军80师政治部接洽。汽艇到达舍，已是5月2日清晨5时左右。
到达师部后休息时，几人受到了优待，师部给他们供应膳食。因政治部的常主任有事外出未返，由徐政委主持谈判。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的有27军民运科的科长金灼之、80师民运科的刘科长；南浔方面，有林黎元、鲍松云、吴冠玺、徐迟、郑明涛。据说当时孙学毅已随夏衍同志向前推进，故其未参加。谈判开始后，首先由徐政委简要介绍当前形势，其次交代政策，并对南浔这样的做法表示欢迎，指出它可作为其他城镇的榜样，最后宣布了四项决定：
1.水警大队和自卫大队的武器弹械必须全部交给人民解放军，所有人员集中受训后听候分编，不愿参军的发给证明及路费回家；
2.人民解放军到南浔后，立即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做好地方支援前线及维护地方治安等工作；
3.镇上所有旧机构一律暂不变动，保护好公物，听候指示再行决定；
4.货币以人民币为主，华中币为辅，其比值另行公布，至于国民党的纸币，因目前人民币和华中币流通尚少，可根据群众自愿的原则，暂准使用，听候决定办法（事实上，解放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的纸币就停止使用了）。
无条件投诚谈判圆满结束后，大家与师部的刘科长乘汽艇回到南浔。
临走时，徐政委一再嘱咐刘科长在途中要注意大家的安全，以防国民党飞机的袭击。此时大家得知，政治部已电话通知前哨部队，命令他们在镇郊待命，等候谈判人员回到镇上，便组织群众出镇欢迎。徐迟等回到镇上，立即通知在学校的农工商团体，由南浔中学的师生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举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大红横幅，列队到汽车站迎接人民解放军。在一片军乐、爆竹、口号和掌声中，陈家骏等陪同李团长和解放军战士与南浔中学的师生和其他群众亲切握手。军队进入南浔时，沿途居民及商店职工都夹道欢迎。当时是5月2日中午，天气晴朗，群众像见了亲人一样，群情沸腾。接着，由人民解放军27军民运科科长金灼之在邢家白场（即现在的人民广场）召开全镇群众大会。
水警大队和自卫大队的全体队员把武器留在队里之后，也参加了大会。会上，金灼之科长宣布南浔已和平解放，号召全镇人民参加支前工作，解放全中国。会后，师部的刘科长和李团长等分别到水警大队、自卫大队收缴全部枪支弹药。两天以后，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简要地报道了关于南浔和平解放的情况，号召尚未解放的城镇应以南浔为榜样，争取和平解放。5月3日，金灼之科长在商会召集有关人员，宣布成立南浔镇临时委员会，推动各项地方工作的开展，并在大桥上公之于众。临时委员会由金灼之科长和李团长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下设支前、警卫、宣教、后勤4个组：由金灼之兼任支前组长，陈国楷与鲍松云为副组长；李团长兼任警卫组组长，王志忠为副组长；林黎元为宣教组组长，具体工作由南浔中学的师生分担；庄骥千为后勤组组长，具体工作由商会全体人员分担。
同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南浔田粮仓库，点收全部存粮。为庆祝南浔和平解放，全镇军民联欢，举行化装游行提灯大会，人民欢欣鼓舞，共庆新南浔的诞生。因金灼之与李团长随部队推进，临时委员会改由9兵团（当时司令员为宋任穷）西京大队民运科科长丁超负责。
5月中旬，吴兴县党委派乌化东、钦凤阶、李光惠等同志到达南浔，筹组南浔区人民政府。至此，南浔成立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新政权机构，领导南浔人民建设新南浔。
剿匪风云
李云辉《解放初吴兴的斗争》（摘录）
1949年4月27日湖州解放。5月10日，108名南下干部带着3支步枪来到菱湖，组建新的人民政权。5月18日，吴兴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7月25日，我们湖嘉公学的第一批学员来到吴兴县人民政府，加上坚持在地下工作的同志，总数只有300余人。当时吴兴还维持着旧的保甲制度，国民党溃退南逃时，有一个师溃散在吴兴、长兴境内，仅吴兴一地就约有土匪2000人，以活动在双林、南浔、织里交界处的张春富、张阿团部队为代表。
我们被分配到南浔工作的第二天，南浔和织里两个区的干部正集中在南浔的浔中小礼堂开会，消息传来：织里区中队叛变，我们派去的秦家书同志（地下党员）被杀害。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我们到达南浔的前一个月，嘉兴军分区第9独立营1连的文书沈向荣同志就被土匪打死在南浔华家桥堍。据统计，在剿匪斗争中，我们有11位同志的鲜血染红了吴兴大地。
我们随南下部队奔赴农村，到达里林乡、曹湾村，背包还未放下，群众前来举报，说土匪在竹相兜抢劫，距我们仅一块田畈。我们立即出发进行追击，土匪见我们到来，立即逃遁。为了剿匪，上级派来了解放军311团的一个主力排——子弟兵（山东支前民兵）1连，他们6月与土匪激战5次，捕获土匪42人，7月份又捕获土匪47人。
整个剿匪过程中，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当时南浔在农村设了两个点，一个由区委书记冯化东带10多人驻曹湾，另一个由公安局项股长带10多人驻马腰。有一天，我们抓住于雄手下的一名土匪，因新同志缺乏经验，看管不严，土匪逃跑了。该土匪回去后，扬言“马腰仅10多人，只有几个山东人（指南下的干部）厉害些，其余都是学生。只要打死那几个，他们就不敢动了”（这是该土匪第二次被捕时交代的）。于是，土匪集中300多人准备偷袭马腰。幸亏群众及时举报，我们做了准备，将庠上小组的3人撤回马腰，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同时向南浔区委求援，得到19团一个排的支援。部队于当晚9时左右赶到马腰，土匪看到有大批解放军，知道阴谋败露，匆忙向南溃逃。
还有一次，我去王家兜的伪保长（屠幸福）处催预借粮时遇到了3名土匪（当时他们穿便衣，我不知道）。当时，我被一名群众拉进家里，他非要我吃碗菜再走，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该群众告知，我所遇见的3人是土匪，也是去伪保长家要粮的，他们准备在我回去时进行袭击。
司延兴在（迁西乡）祜村庙中开群众大会时，张阿团带领的土匪混在其中企图暗杀他，由于群众的保护才得幸免。
1949年10月18日，召开匪工作会议，认真贯彻“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全面剿匪”的方针。为了加强军事清剿，省委给吴兴派来工作团，并配备19团驻扎在南浔。当时我在里村乡担任乡长，19团的一名排长兼任副乡长。11月的一天，我接到区委的指示，要我配合19团去横街乡长河兜捉拿土匪沈顺狗和沈脂谱。全队从横巨头向南挺进，我从屯圩向东包抄，将沈顺狗家团团包围，沈顺狗躲在米桶里，我们向他喊话后，他只好乖乖地投降。
1950年4月，全县基本上消除土匪祸患。当时统计，全县共消灭土匪9股，计375人，政治瓦解土匪40股，计259人，缴获枪支322件。
“八二〇”反坎风云
《退休老人见闻录》（摘录）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浔西乡伪乡长郑湘暗地里勾结金阿三等土匪，又与伪区长俞伯驹等勾搭成奸，对贫农进行百般敲诈。他们带领着一批地痞流氓横行霸道：抄家、卸大门、揭镬子、私立土牢、吊打百姓……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贫农每次听到郑湘来收捐，无不慌张逃命。浔西乡的贫农殷长龙因拿不出壮丁米，被打得皮开肉绽。为躲避郑湘的敲诈，王家庄的农民都逃到江苏七都的亲戚家避难，整个村庄十室九空。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南浔，生活在悲惨沦陷区的广大群众纷纷响应。被郑湘等逼迫得背井离乡的农民们陆续回到家里，但由于房屋倒塌，家具农器全无，生活十分困难。因此，反对汉奸、伪乡长斗争的烈火在南的农村熊熊燃烧。8月20日那一天，以殷长龙等为首的群众掀起反坎斗争。
1945年8月20日，殷长龙等敲着锣，喊着“活捉伪乡长，打死郑湘”的口号，拉开反坎斗争的大幕，吓得郑湘逃跑到镇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声势浩大地追赶到镇里，哪里知道，伪乡长郑湘已躲进国民党的军队里。农民一进镇，国民党军队就大批量出动，他们架设机枪，上好刺刀，如临大敌般镇压人民，当场打伤100多人。殷长龙在垂虹桥顶上敲锣示威，被他们推下河里淹死。直到1949年，伪乡长郑湘才被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