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中国书法、中医药、中国京剧皆为中国国粹。书法虽不如小说、戏剧、绘画那样直接地塑造艺术形象，但汉字是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的，本身就是艺术基础。除表达文字内容以外，通过书写工具的轻重、曲直、方圆、疏密、藏露、柔刚、枯润、疾涩等变化创造出种种艺术形象，它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字仅停留在符号阶段，而是形成艺术的美并成为表达民族美学的工具。许多不识汉字的外国人品评中国书艺作品的结论往往和中国的评论家一致，说明人类存在对美的共识。
汉字从产生到现在的数千年中，自两晋开始篆、隶、楷、行、草各体基本稳定，虽有变化也仅是风格流派的不同，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书界代表人物都与湖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你看：晋·王羲之——所书《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曾任湖州太守。
南北朝·智永（王法极）——所书《千字义》八百卷分赠东南诸寺，传居湖州善琏。
唐·颜真卿——所书《祭侄帖》为“天下第二行书”，曾任湖州刺史。宋·苏东坡——被誉为“国朝善书，当推第一”，曾任湖州太守。
元·赵孟頫——开创元代书画新风，把诗、书、画结为一体的中国画奠基者，形成东方艺术特征。湖州人。
清·吴昌硕——诗、书、画、印一统，“海上画派”领袖。湖州安吉人。
民国至今·沈尹默——唯一载入《辞海》的书法家，湖州人。
《辞海》是国家组织大批专家耗数十年精力编纂的权威性辞书，唯有沈尹默入席。参照日本权威的“中国书法研究会”20世纪的评定，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半”书法家，沈尹默就是“一个”。所以，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唯有湖州能在中国书法史上出现有脉可循的现象？21世纪能不能再产生代表人物？凡称艺术的，必然是民族性、个性、情感的三者统一。其中艺术个性尤具感染力。法国罗丹说：“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写诗为文作画都是如此。生活的空间和传统审美标准体现了回避不掉的民族精神。我们不了解商周秦汉的生活情调风格，但从研究他们的书法中就能体会到一些。中国书法中表现的人格力量、创造意境都具时代特征，这就和不管你把头发染成什么颜色，你还是当代的中国人一样。
古人说：“书者，抒也。抒胸中之气，散心中之郁。”现在全国大小书法队伍庞大，但一切文艺作品从来都是讲质量，并由历史筛选的。这里举一个例子看湖州曾有谁强烈地展示其个性特征：有一年，日本春光书道会会长来湖时，参观一个市级书法展。毕，请他对展品作一评比。他听了又蜇回展厅的末尾一间，指着挤在一起未裱作品中的一件小幅说：“这位第一。”后来他又分别指出两件。再出门时，我提请他注意挂在前面精心装裱的作品，他却无所表示。他的这种品评至少是撇开了作书者的地位、年龄、社会影响等，只从就书论书的角度得出的。这幅“跳”出来的作者就是南浔当年82岁的王孙乐先生。
王孙乐（1906—1996），原籍吴江，少年时在上海学徒并投帖书画大家朱其石门下孜孜苦攻书、画、印，自号“三痴”。上海沦陷后1941年流寓到湖州南浔，开办“百花艺文社”以书印为生。1949年后长期在商业食堂中任会计，因妻子患精神病，里外一切由他操持，苦不堪言，遂以“堪”字为名。稍有空隙仍以书、画、印为目标，他说：“其中之乐可比旧日王孙公子。”后来就以“王孙乐”为常用名。因肖马，性格又耿直不阿，最恶逢迎谀媚，又以“驽翁”为号（即调教不驯的老马）。他明知自己的个性不讨人喜欢，又不善应酬，但表示“宁穷到底，硬到死，不改其志”。有一次，某报以《书贵瘦硬方通神》为题介绍他的书作，他看了不高兴，写了一张黄山谷论书的语录贴在墙上：“夫书贵肥，沉厚非肥也。肥而无骨为墨猪，为肉鸭；书贵瘦硬……姿媚是小疵，轻佻是大病。”他在笔记中写道：“学书必先树骨，不知立骨之要，一以柔媚为能事，此不足以言书。”“学艺尤贵去俗，诸病皆可治，惟俗不可医。为人如此，于艺尤甚。”“君子不忧其贫忧其道。”从中可以看出王老待人论书都以中华民族的美德为先决条件，爱憎分明，毫不掩饰。省文史馆馆长郭仲选先生在他生前故后都到南浔拜访及慰问家属。他说：“王孙乐先生有四怪：怪在安贫乐道疾恶如仇，怪在名号斋名和他为人名实相符，怪在不恃才傲物邀宠取幸，怪在书体自成一家。”在一次省文史馆员会议期间，鲁迅先生的同事、文学家黄源先生问书界泰斗沙孟海：“以书法论，湖州哪位最好？”沙老不顾旁人在场坦然答道：“王孙乐。”确实，湖州当代已故书家唯独沈尹默和王孙乐二位没有出现过伪作，这是因为他们的用笔和书体章法表达出的个性和人格力量在国内无人相近。王老的一些精品和他的不少墨书信札，虽不如《兰亭》式的轻松优美，《祭侄》式的激昂悲壮，但却有个性孤高、节奏鲜明、倔强独立的气质，没有一点做作讨好的痕迹。王老生前因主客观原因在本地显彰不够，但改革开放对他的艺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不少作品就由日本、新加坡辑入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并在国内多次展出。中央文化部有关部门和十多个省市的艺术展览部门多次来人来函索取研究资料和收藏精品。这一时期他形容自己是“十年甘蔗老来甜”，并把“白萝馆”和“待燕草堂”的斋名改为“黄花馆”。刻了一方“燕归来”的印，表示终于盼到了燕已归来，黄花晚节香的好时光了。1979年，他在笔记中写道：“生平家无长物……唯画案书筒、破箱纸笔是为良友……时或夜阑更深摊书独游，莫谓咄咄怪事。老怀萧疏，坦然自适。”并写了一首诗：“末技雕虫愧未工，铅工窃喜悟穷通。寻春老朽党恩托，夜静常留砚几中。”王老笔下写出的“寻春老朽党恩托”非泛泛之词，确是发自肺腑之真言，“悟穷通”三字也是对自己艺术的评价。
王老的文笔很好，虽平日诗作不多，但在信札中却可以看到他的文采情趣。如1983年5月致友人信中写道：“者番应邀作绍兴之行，次日车发兰亭，正喜春雨油油，绿草如茵，流觞曲水，双鹅嬉池，虽湿肩浸鞋，翻得其趣。翌宿东湖领略一番，越两日去杭瞻仰灵隐，香火正盛，有西天府近之致……二十四日既达蓬舍，以有洁癖，打扫一过……人谓龙虎精神，驽则犬马之劳不为过也。有所笔墨寄情，恒三更不休，生平唯慕豪纵，事无不可对人言……”另一信中说：“雷雨不止，继以雷阵，河槽已与堤平。人为水汽所蒸，意有不适。走崖岸观急流东湍，潺潺有声。远望一片淼阔，睹此潦澜，心伤逝水。世有伯牙，写人琴弦，清音沁涤胸怀，为三十年来所未见，饭逋酒，枯坐聆檐雨节拍，聊作听泉观。一时兴发抻纸作《云水苍茫图》数幅以寄浊襟。”王老一生共刻了1600多方印，除一铜质一瓜蒂外，因贫，从未拥有上等石料，晚年将仅存印蜕250余件自己订成5卷。因患白内障左目失明，78岁停印，80岁停画，但在87岁时还能书写蝇头小字，留有山水册页及《宋女词人集册》共3册。临终前写的“此番药石无效，怕冷，必死无疑”等小字仍无倚斜颤抖之笔，足见其腕力。
“岁月留鸿爪，生涯寄马蹄”是他最后一次自书的春联，贴在门上。我觉得用来形容湖州古今书法渊源也很贴切。笔墨就是作者的鸿爪痕迹，岁月匆匆，一切成果犹如蹄印留在人生的道路上。今天湖州的书法创作与全国书展作品相比，尚未有大的影响，如外地早已有的一些现代探索式的书作在本地尚未见开拓者。因此，对新人的鼓励、扶掖、宣扬、研讨等活动固有紧迫之感，对健在的注意关心、总结，对已故书家的整理、纪念、研究等也应该理顺其脉络，确定其成果，让湖州书法史不断延续。王孙乐先生是其中很有个性的一位，虽然他一生坎坷，以“苕边老农”自比淡泊勤耕艺田，相信他的艺术人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引起世人的瞩目。
《世纪窗》
2000年11月15日日
汉字从产生到现在的数千年中，自两晋开始篆、隶、楷、行、草各体基本稳定，虽有变化也仅是风格流派的不同，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书界代表人物都与湖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你看：晋·王羲之——所书《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曾任湖州太守。
南北朝·智永（王法极）——所书《千字义》八百卷分赠东南诸寺，传居湖州善琏。
唐·颜真卿——所书《祭侄帖》为“天下第二行书”，曾任湖州刺史。宋·苏东坡——被誉为“国朝善书，当推第一”，曾任湖州太守。
元·赵孟頫——开创元代书画新风，把诗、书、画结为一体的中国画奠基者，形成东方艺术特征。湖州人。
清·吴昌硕——诗、书、画、印一统，“海上画派”领袖。湖州安吉人。
民国至今·沈尹默——唯一载入《辞海》的书法家，湖州人。
《辞海》是国家组织大批专家耗数十年精力编纂的权威性辞书，唯有沈尹默入席。参照日本权威的“中国书法研究会”20世纪的评定，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半”书法家，沈尹默就是“一个”。所以，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唯有湖州能在中国书法史上出现有脉可循的现象？21世纪能不能再产生代表人物？凡称艺术的，必然是民族性、个性、情感的三者统一。其中艺术个性尤具感染力。法国罗丹说：“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写诗为文作画都是如此。生活的空间和传统审美标准体现了回避不掉的民族精神。我们不了解商周秦汉的生活情调风格，但从研究他们的书法中就能体会到一些。中国书法中表现的人格力量、创造意境都具时代特征，这就和不管你把头发染成什么颜色，你还是当代的中国人一样。
古人说：“书者，抒也。抒胸中之气，散心中之郁。”现在全国大小书法队伍庞大，但一切文艺作品从来都是讲质量，并由历史筛选的。这里举一个例子看湖州曾有谁强烈地展示其个性特征：有一年，日本春光书道会会长来湖时，参观一个市级书法展。毕，请他对展品作一评比。他听了又蜇回展厅的末尾一间，指着挤在一起未裱作品中的一件小幅说：“这位第一。”后来他又分别指出两件。再出门时，我提请他注意挂在前面精心装裱的作品，他却无所表示。他的这种品评至少是撇开了作书者的地位、年龄、社会影响等，只从就书论书的角度得出的。这幅“跳”出来的作者就是南浔当年82岁的王孙乐先生。
王孙乐（1906—1996），原籍吴江，少年时在上海学徒并投帖书画大家朱其石门下孜孜苦攻书、画、印，自号“三痴”。上海沦陷后1941年流寓到湖州南浔，开办“百花艺文社”以书印为生。1949年后长期在商业食堂中任会计，因妻子患精神病，里外一切由他操持，苦不堪言，遂以“堪”字为名。稍有空隙仍以书、画、印为目标，他说：“其中之乐可比旧日王孙公子。”后来就以“王孙乐”为常用名。因肖马，性格又耿直不阿，最恶逢迎谀媚，又以“驽翁”为号（即调教不驯的老马）。他明知自己的个性不讨人喜欢，又不善应酬，但表示“宁穷到底，硬到死，不改其志”。有一次，某报以《书贵瘦硬方通神》为题介绍他的书作，他看了不高兴，写了一张黄山谷论书的语录贴在墙上：“夫书贵肥，沉厚非肥也。肥而无骨为墨猪，为肉鸭；书贵瘦硬……姿媚是小疵，轻佻是大病。”他在笔记中写道：“学书必先树骨，不知立骨之要，一以柔媚为能事，此不足以言书。”“学艺尤贵去俗，诸病皆可治，惟俗不可医。为人如此，于艺尤甚。”“君子不忧其贫忧其道。”从中可以看出王老待人论书都以中华民族的美德为先决条件，爱憎分明，毫不掩饰。省文史馆馆长郭仲选先生在他生前故后都到南浔拜访及慰问家属。他说：“王孙乐先生有四怪：怪在安贫乐道疾恶如仇，怪在名号斋名和他为人名实相符，怪在不恃才傲物邀宠取幸，怪在书体自成一家。”在一次省文史馆员会议期间，鲁迅先生的同事、文学家黄源先生问书界泰斗沙孟海：“以书法论，湖州哪位最好？”沙老不顾旁人在场坦然答道：“王孙乐。”确实，湖州当代已故书家唯独沈尹默和王孙乐二位没有出现过伪作，这是因为他们的用笔和书体章法表达出的个性和人格力量在国内无人相近。王老的一些精品和他的不少墨书信札，虽不如《兰亭》式的轻松优美，《祭侄》式的激昂悲壮，但却有个性孤高、节奏鲜明、倔强独立的气质，没有一点做作讨好的痕迹。王老生前因主客观原因在本地显彰不够，但改革开放对他的艺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不少作品就由日本、新加坡辑入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并在国内多次展出。中央文化部有关部门和十多个省市的艺术展览部门多次来人来函索取研究资料和收藏精品。这一时期他形容自己是“十年甘蔗老来甜”，并把“白萝馆”和“待燕草堂”的斋名改为“黄花馆”。刻了一方“燕归来”的印，表示终于盼到了燕已归来，黄花晚节香的好时光了。1979年，他在笔记中写道：“生平家无长物……唯画案书筒、破箱纸笔是为良友……时或夜阑更深摊书独游，莫谓咄咄怪事。老怀萧疏，坦然自适。”并写了一首诗：“末技雕虫愧未工，铅工窃喜悟穷通。寻春老朽党恩托，夜静常留砚几中。”王老笔下写出的“寻春老朽党恩托”非泛泛之词，确是发自肺腑之真言，“悟穷通”三字也是对自己艺术的评价。
王老的文笔很好，虽平日诗作不多，但在信札中却可以看到他的文采情趣。如1983年5月致友人信中写道：“者番应邀作绍兴之行，次日车发兰亭，正喜春雨油油，绿草如茵，流觞曲水，双鹅嬉池，虽湿肩浸鞋，翻得其趣。翌宿东湖领略一番，越两日去杭瞻仰灵隐，香火正盛，有西天府近之致……二十四日既达蓬舍，以有洁癖，打扫一过……人谓龙虎精神，驽则犬马之劳不为过也。有所笔墨寄情，恒三更不休，生平唯慕豪纵，事无不可对人言……”另一信中说：“雷雨不止，继以雷阵，河槽已与堤平。人为水汽所蒸，意有不适。走崖岸观急流东湍，潺潺有声。远望一片淼阔，睹此潦澜，心伤逝水。世有伯牙，写人琴弦，清音沁涤胸怀，为三十年来所未见，饭逋酒，枯坐聆檐雨节拍，聊作听泉观。一时兴发抻纸作《云水苍茫图》数幅以寄浊襟。”王老一生共刻了1600多方印，除一铜质一瓜蒂外，因贫，从未拥有上等石料，晚年将仅存印蜕250余件自己订成5卷。因患白内障左目失明，78岁停印，80岁停画，但在87岁时还能书写蝇头小字，留有山水册页及《宋女词人集册》共3册。临终前写的“此番药石无效，怕冷，必死无疑”等小字仍无倚斜颤抖之笔，足见其腕力。
“岁月留鸿爪，生涯寄马蹄”是他最后一次自书的春联，贴在门上。我觉得用来形容湖州古今书法渊源也很贴切。笔墨就是作者的鸿爪痕迹，岁月匆匆，一切成果犹如蹄印留在人生的道路上。今天湖州的书法创作与全国书展作品相比，尚未有大的影响，如外地早已有的一些现代探索式的书作在本地尚未见开拓者。因此，对新人的鼓励、扶掖、宣扬、研讨等活动固有紧迫之感，对健在的注意关心、总结，对已故书家的整理、纪念、研究等也应该理顺其脉络，确定其成果，让湖州书法史不断延续。王孙乐先生是其中很有个性的一位，虽然他一生坎坷，以“苕边老农”自比淡泊勤耕艺田，相信他的艺术人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引起世人的瞩目。
《世纪窗》
2000年11月15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