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王孙乐，因为他卓尔不群的书、画、印艺术而被人铭记，因为他“三痴”的奇异个性而被人铭记，因为他风骨隽奇的操守品格而被人铭记。在王孙乐诞辰百年的回眸之际，一个很值得表述而又不易表述的艺术人生却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话题。王孙乐是一介草民，也是一位文人，在湖州文脉的传承史上，他用自己的艺术人生为我们铸造了一个刻苦求索的鲜活灵魂，播撒了一片洋溢着无比暖意的人文情怀。
  见山楼遗韵
  八百里太湖，七十二诸峰，山碧水白，静远明灭。氤氲的太湖水汽和远在湖中隐现于苍茫浩瀚中的小山，弥散了一段韵味醇厚的吴越文明。由于太湖这座天然屏障的庇佑，这里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封存地带，成就了一个文化史上的桃花源。“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宁谧的太湖之水给人以顿悟人生的淡泊与明志，让人产生一种文化心理的共振。唐代开元进士薛踞在他的水部郎中卸任之际，在太湖边上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万顷波涵一碧秋，飘飘随处任轻舟。
  踏影听立忘机鹭，击楫惊飞熟梦鸥。波涵碧秋，鹭鸥轻舟，寄托了中国文人的千载闲思。
  千载之下，一个类似于薛踞的文人，放着官不做，却在这太湖边筑起了一座小楼，“置书万卷，偃仰其间，坐匡床，手短帙，未尝一日辍披览。性喜吟诗，对湖云山霭之去来，辄索句挥毫，以写其豪情逸态，盖数十年矣”。（邱深《见山楼遗稿序》）这是一个“诗痴”，名叫王醒庵，是吴江王氏二十五世孙，也是本文所述的主人公王孙乐先生的曾祖父。
  据考，吴江王氏一族与宋代当过湖州太守的苏轼有一段较深的因缘。苏轼写的著名散文《三槐堂铭》（被选入《古文观止》）评述的王佑、王旦、王素、王巩就是王孙乐的祖先。
  王佑以他的文治武功显名于五代的后汉、后周时期。入宋后在宋太祖、太宗两朝中担任官职，官至兵部侍郎。他能文能武，忠诚仁孝，天下人都盼望他能担任宰相，而王佑最终因刚直守正不为当时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三株槐树，说：“我的后代子孙一定会有成为三公的。”后来王佑的儿子王旦在宋真宗的景德和祥符年间担任宰相，此时朝政清明，天下太平，被封为魏国公的王旦也享受了十八年之久的富贵荣华。王旦的儿子王素是苏轼认识的，他以极言谏诤辅佐仁宗皇帝，出将入相三十多年，处于高位而“不满其德”（不足以尽施他的仁德）。而王素的儿子王巩则是苏轼的好朋友，他也是一个继承了王氏仁德家风，才华横溢的有志之士。苏轼有感于此，就把王氏祖辈的行事简录下来。他写这篇铭文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对事情的期望，要像晋国公王佑一样，他对勋业的希望就如对他所种的槐树一样，经过多年的努力一定能达到。我们这些平庸之辈，今天付出一点努力，明天就想得到回报，这也许是可能的，也许不可能。我们要像晋国公王佑一样，修养自身的品德，把回报的希望寄于上天。有鉴于此，苏轼在《三槐堂铭》文中说：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荫。封值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苏轼写槐是有感而发，是有典故出处的，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所以三槐喻指三公之类的高位，槐省也就指的是三公宰辅的官署。虽然古槐被视为高门积善之征，而中国的文人却是取意于它的刚正气节，仁德守为而以自勉。现当代文化名人、湖州德清的俞平伯先生就以“槐客”“古槐居士”为号，并用“古槐书屋”“槐屋”来命名自己的斋室，用典讲究出处，并不仅仅是文人间的一种风雅意趣。
  吴漤（今吴江七都）王氏是吴江望族，家境殷实，崇文尚艺。曾祖父王醒庵少时攻读四书五经，以取举业。但是一踏省闱，考试落第，从此绝意仕进。虽有官职，但不谒权贵，操守自持，养志悦性。作为乡绅，勇于为善，高义薄云。道光三年（1823），吴江发生饥荒，醒庵公首先献出自己的积粮作为倡导，乡里士绅争相捐输以济贫，老百姓“熙熙自得，相忘于岁之不登”。乡邑大夫向苏州知府状其事迹，因此入了朝廷的奏折，道光皇帝阅之大喜，就本职晋阶一级，以示嘉奖。
  所筑见山楼于太湖之滨，是王氏先祖读书唱酬吟咏之所。其筑为二层，早年藏书数千册。登楼开窗北望，洞庭东西七十二峰历历在目，故曰“见山楼”。庭院中花草满园，假山奇崛、竹林通幽。王孙乐幼年曾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园中听虫鸟鸣叫，赏芍药桂花。这种园圃的生活成了他毕生的一种人生向往。在他晚年所作的《晚香簃随笔》中记道：“有朝购一块地，四周围上竹篱，种上蔬菜和花草，圈养鸡鸭，再修卵石小径，过上世外桃源的田园静怡生活，可谓知足矣。”王孙乐祖父王云舫，“善读书，兼精八法，而于诗学尤娴之。有素观附存诸作，知其渊源家学，而因以叹醒庵之后起有人也”（邱垛《见山楼遗稿序》）。其祖母孙氏系菱湖孙氏世家，属书香门第，能读善写。王家在其祖父已经开始衰落，到其父亲王根心已无一瓢一箪留与子孙。其父王根心是个烂好人，但生性懒惰，不务正业，终因困顿，把承继的田业房产卖给了族祖王序生。王根心早早离世，由母亲沈兰贞苦苦维持生计。沈兰贞是一个道情知礼、坚毅守责的旧式家庭妇女。娘家为菱湖世家，其父为清代秀才，其兄沈骏周亦为当时名士。生于书香门第，母亲也能读善写。王孙乐晚年在他的《晚香簃随笔》中写道：“慈母沈兰贞因家庭贫困，32岁去上海表舅家，一生贞洁为人，历经千辛万苦，35年间不改嫁，一世清苦，如此贞洁，可以建碑。至今常每夜思念，默然可泣。”谋艺海上王孙乐于1906年12月11日午时出生于江苏吴江吴漤镇，父母给他取名为“午年”。自幼失父，由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他童年上过私塾，接受了经典古文的启蒙。当时的古文教学从文字的形象、声韵的感觉上都赋予了他一种生动的艺术感，而且教给了他做人的道理。由于以后再也没有上过新学，所以王孙乐的文字表达始终用的是文言，与友人交谈也往往善用“之乎者也。”他一生喜读湖州花林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在他看来经典古文是神圣的，与唐诗宋词一样，是他内在禀赋和学养的来源。
  虽然王孙乐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幼年已家贫如洗，母亲沈兰贞为谋生计，便离家去上海的远房亲戚、洋行买办屠再春表舅家帮工，服侍外太婆。母亲手脚勤快、吃苦耐劳，虽酬薪菲薄，但省吃俭用，可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王孙乐14岁时由母亲从家乡带到上海，由屠家介绍在沪郊罗店泰昌典当行当学徒。
  王孙乐笃信命相，自谓生辰年庚不佳，所以命运多乖，时遭颠沛流离、亲人不测之变。在上海时，因生活困苦不堪，有感于少时读《论语》时孔子赞其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之语，乃自名为“堪”。又贫苦坚志，反苦为乐，自谓“王氏子孙乐在其中”取字为“孙乐”。又自谓其中之乐可比旧时王孙公子。
  也许是受祖上读书因子的遗传，王孙乐不善于做生意，而酷爱上了书、画、印三门技艺。见堂中金漆匾额，则以指书空仿效。由于典业下午闭门较早，有较多的空闲，所以他能潜心笔耕不辍，三门技艺尽夜刻苦轮番攻习。他也继承了母亲穷且益坚的刻苦精神，每天黎明即起，整理店堂账台，倒盂擦桌，打扫庭院。常常趁时间尚早便摊开墨砚临池写字。假日或去母亲处，或去逛书店，积小款收罗字画方面的书刊。好学如痴，在他的壁间帐内挂满了名人书画印刷品，朝追夕摹，常睡而复起，随时心悟手追。由于勤奋苦学又争分夺秒，劳累过度，遭致咯血。
  王孙乐在此间长期追蹑《艺术研究》上俞剑华的书画评论文章和李肖白的书法技艺演讲、笔谈等，自行编辑为一本题名《艺也而近乎道》的小册子，作为借鉴学习的营养补剂。并进而投书俞、李两位先生，成了他们的函授学生。这本小册子至今仍在，虽已破旧泛黄，但上面摘记、划号笔迹斑斑，是王孙乐青年时专心研究书画的有力物证。同时，他也向当时的书法名家曾熙、台静农请教，受益匪浅。
  1931年，王孙乐由其舅父、菱湖沈骏周先生介绍，正式投帖海上金石书画家秀州朱其石先生，求学问艺。
  朱其石，嘉兴人。其母为湖州德清人，是清儒俞曲园的女弟子。其石名宣，又名碁，另署括苍山民。他的名和别署都和他父亲朱丙一任浙江处州府宣平县令有关。宣平与青田为邻邑，青田石为印章佳材，取之殊易。其父在宣平任职，政简刑清，非常空闲，于是便把书画篆刻作为客中遣兴。大量罗致青田石和石质案供，后满载而归。不料引起地方无赖的注意，以为那么多沉甸甸的东西尽是资财，以致夜晚凿墙肆窃。一时在秀水传为笑话。其石诞生在宣平署中，故取名为宣，宣平县在括苍山下，又号括苍山民。朱其石的长兄朱大可是海上文化名人，深于国学，又擅书名，兄弟两人在上海随侍父亲，被上海文化圈誉为“机云并美”（晋代的陆机、陆云兄弟）。朱其石的母舅刘介玉，湖州德清人氏，别署天台山农，鬻书海上，颇著盛誉，其石书法耳濡目染，受其提携，又因山农结识吴昌硕，在篆刻上深获教益。补白大王郑逸梅有一则逸事说的是吴昌硕和朱其石的趣事。京剧名家荀慧生艺名白牡丹，请吴昌硕写一斋额“小留香馆”，昌硕误写为“小留云馆”，须重写一帧，而这“小留云馆”额，其石便问昌硕索取，什袭藏之。
  朱其石印名甚高，一时罕与匹敌，日本人仰慕他的名望，纷纷索印，视为瑰宝。一生刻石不下六七千方，著有《抱冰庐印存》《朱其石印存》《名印拾遗》等。书法学苏东坡，画则山水花卉，无不擅长，“平生无所事，能事画梅花”“且画梅花过一生”，从他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对梅花情有独钟。抗战前沪上诸书画名家，如张大千、谢玉岑、陆澹安、马万里、张聿光、俞逸芬等组织艺海回澜社于金钢钻社楼上，朱其石被推为理事长，主持社事。王孙乐就在这期间经过乃师得以拜见张大千、贺天健、谢玉岑、郑午昌、吴东迈等书画名流，并有充分的机会向他们求教，画艺大进。据王孙乐回忆，当时其石先师叫他把画作在扇面上，文人雅聚，以扇作为交流，求得名家的不少教益，并终身受益。
  从上述对朱其石简略的行状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孙乐对乃师的艺术风规是心仪不已，努力遵循。从治印、书法到画梅、画山水，均从师训，得其精华。甚至连处世为人也学其师的风范。晚年朱其石是嘉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为乡邦文献的收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他概不取任何酬报，被人们称为不言禄而禄亦不及的“现代介之推”。在这一点上，王孙乐也肖似朱其石，一生与禄无缘。
  王孙乐投帖拜朱其石为师后，从1931年到1937年间艺事大进，其书、印、画均独擅胜场，被当时人所看重。这是他在艺术上发展的最好时期。有一次，王孙乐在上海朱其石先生寓所直言而问：“刻印何以为佳，何以为劣？”朱师回答说：“需刻500方后方能自悟。”王孙乐便遵师教导，发奋钻研，用心揣摩，于名家印谱汉印等，用功甚深。两年中完成了300方。朱师看他苦学艺长，于1936年为他首订《王孙乐书刻润格》，把王孙乐推向社会。又有一次，王孙乐在朱师寓所临摹古人山水名迹，正值张大千、郑午昌前来做客，见客厅中的年轻陌生人便问道：“学艺者何许人？”朱师道：“乃我贤弟子也！”张、郑二位近前而细细观之，俄尔，伸出拇指对王孙乐说：“小弟将来有朝出山。”受到前辈名家的奖勉，王孙乐于画业更加精进了。
  移居浔溪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孙乐所在的典当铺被日寇所炸，他只好回到家乡吴溇。地处偏僻，生活艰难，难以维持生计。1941年自立“百花艺文社”，以鬻书卖画授艺为业。于1942年迁居南浔，由他姐夫杨人森介绍，进入庞怡泰酱园南号作账房。山于他在上海的金石书画界有一定的声誉，在吴门画派中也有一席之地，所以他的寓所来访者众多。有同道切磋艺事的，有商贾来求画求印的，有收藏者带着作品请先生鉴定、评估的。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年仅40岁的王孙乐请上海的文化名人叶恭绰、朱大可为他第五次重订《王孙乐鬻书画篆刻例》。虽然润例作于商业用途，但出自名家之手，持论公允，又保留了许多王孙乐的治艺水平的评论，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摘录如下：孙乐道兄别署黄叶村人。其祖醒庵先生筑见山楼于太湖之滨，以文章诗赋鸣于时，所交皆当时名人君学有所承，天才超迈。曾从名金石书画家朱其石先生，游艺日进。山水取法元明，简淡挺秀，学书垂二十年，造诣甚深，泛滥唐宋，神会百家，道劲隽逸，自成一格。治印上窥秦汉，钻研清季皖浙赵吴诸派，亦复苍雅可喜。而君虚怀若谷，犹昕夕孜孜，孟晋未已，尤所难能。近寓南林，四方之士无不钦迟其作品爰为删订润笔，乙酉三月。
  （润例略）南浔陈石波少时嗜好书画，喜弄笔刻石，在读书临池之余常跑裱画店，以广见闻。他在抗战前就曾看到装画店的窗桶上粘着王孙乐的润格（即上述朱其石所订）。盖上的印蜕，俨然高手。陈石波心生敬慕，直到1942年两人相交，直至今日。2005年8月31日的《南浔时讯》刊登了陈石波先生的一篇文章，记述了他们在那时的交往情况：“我识王先生在1942年，蒙他相邀，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南上进谒。店堂里面有一大间，方桌二只，笔砚纷陈，壁上钉着写好的作品。虽初次见面，互诉衷肠，畅谈书画，遂引为知己。先生长我十一龄，性情耿直，其艺已可与名家匹敌，是年我二十又六。自此过从甚密，遂成挚友。他画册较多，我向其借观，先生亦向我借阅，我有一册1941年出版的郑午昌彩色山水十二幅，他看得五体投地，（学其笔法后）说得益匪浅。册中有几处他的批语，赞赏不已。我买到名笔山水，必邀他来观赏。先生每天临池不辍，到老不倦，大字小品顺手挥出，皆成妙谛。”
  1942年春，王孙乐写下了《村人志志》一文，直接抒发了一种来自“曾祖”的悠远意味，其中的文化蕴含，耐人解读。现实的艰辛与理想的追寻，构成了一种张力。在乱世沧桑的剧变年代，这种对文化理想的寻绎与追索，给我们留下了可资警醒与深思的意义。
  村人志志（王孙乐）于城市之静处，买地一亩，构高爽平屋三间，南向。中以为书室，颜曰黄花馆。掘井一口，正门之外，东向再出小门，门外旷地，铺以石子煤屑，编矮篱使曲径通幽，名之黄叶村。篱边栽梅种菊，道旁梧桐垂杨，鸟雀声喧。夏日，蝉鸣聒耳。旁边小池种荷，池水通于港而不涸。畜鸡鸭十数头，鸭游池中，其声呷呷，可以醒脑。饮食经纪，委之荆妻，无有挂碍，终年默坐黄花馆中，窗明几净，焚香作书，读书写字。有皮黄癖，倦则奏琴一曲，憩榻宁神，聆、伶、酴、铃之歌片，怡怡然。客至，则倾壶高会，煮鸡佐酒，笑谈古今。邻居者则有名师胜友，所以交。书属骚人墨客，往来无白丁。黄乐村竹篱短垣，青山在望，平旦，携幼观红日东升，空气清新，向晚登古原，见夕阳西沉，炊烟四起。卜居当在苏垣，以吾命须离祖向东为佳，则以东吴山明水秀，出行亦便，每隔一二月过沪一行，访旧雨，观画展，以通眼福而饱见闻。然予体弱胆怯，意欲出游赏林泉之奇观，雇一壮夫同行，登山跋岭，倚为杖履。无他生产，以书画自给，儿辈书香继盛，称家学渊源。村人旷怀远志，悠悠岁月，与世无争，老母妻子，叙天伦于一室，有“帘倦喜分秋树影，市声不至野人家”之趣，乐哉乐哉！村人作是句，所以澹泊明志，野人生活，盖天性使然耳。黄叶村庄古树晚鸦，鸡犬相闻，宛然图画。春则孤芳冷艳，绿杨拂道；夏则螗蜩声远，荷香送爽；秋则风吹落帽，黄花满聚；冬则寒林飞雪，昏霾翳翳，如淡墨山水，盎然意远。信有一日，养道习静，以乐天年。如此，我愿足矣。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小春，驽57岁
  1944年，王孙乐在上海友人的书房里偶尔发现了其先祖王醒庵公的《见山楼诗钞》两册四卷。虽然书已破旧，但盖有长方印章的“见山楼王氏珍藏”的篆体依稀可辨。内页有“道光丁亥秋，吴门六润斋刘万传锓”的刻版日期和出版人。其中有清溪邱垛撰写的《见山楼遗稿序》，乌程张鑑《序》，归安雅堂卞斌《梅花吟原序》，同里张海珊、陈清翰、张增等人的题词。经仔细阅读，认定是先祖真遗。于是用自己一柄珍爱的宝剑与友人换回了这本王氏珍书，重新线装并在封页笺题，作为传家之宝，永志珍藏。其题曰：“是篇为吾祖醒庵公手笔。1937年丁丑事变，殃及乡村，有稿损失殆尽。词人宋科海乱后曾得此册。予见之快然，深庆先人遗著得以不泯，商之借留，俟他日梓付梨枣，以存孝思。1944年冬日，吴江王孙乐识，时居浔溪。”以后这四册标志着“门风家学”的《见山楼诗钞》一直顾怜着困苦孤独的诗钞主人的后嗣。这种无法抹掉的祖先历史的铭记和与生俱来的名士气质，对王孙乐的人生艺术留下了刀刻一般的痕迹。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有意韵的一种传统。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深有盛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王孙乐一生恪守着这种“优美之门风”，无论是待人处世还是艺术研究，他都要详考家世风习、源流出处。这成了他的一门独得的心法，也是他的生命气质的根源和支撑。清远艺社
  1945年初夏对王孙乐来说是一个噩梦。这时他已有七个儿女，前五个均幼殇。第六个儿子王大寿这时六岁，已能识字作书，深得王孙乐喜爱，其七女尚在襁褓。可是这一双儿女在一星期内遭出痧子相继天折，给他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打击是沉重的。无钱治病，只好忍痛将自己收藏的名家精品出让。幸在1946年八子王留青出生，满月之时设宴招待众宴友，席间王孙乐向在座的各位道出为儿子取名留青的典故。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住宅有一天被小偷光顾，献之一惊，然后慢慢地说，梁上君子，室中他物都可拿，唯青毡乃我家旧物，请留下。八子的出生，使得王氏香火得以传延，而且更重要的是家族文化的承传后继有望了。
  抗战胜利后的南浔百业待兴，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提高，王孙乐门下的学书学画者不断增加。据王孙乐的早期弟子、与王孙乐在庞怡泰酱号南号同事的邵洗石先生回忆，当时前来拜师学艺的多为富家子女，而且都举办了隆重的仪式。先是送上蹄髈、整鱼、糕点、糖果等拜师礼，然后由家人陪伴，用一块红毡毯铺在地上，学生屈膝跪下，行三叩头，叫先生万福，然后由先生用双手扶着说起来，表示同意接纳。但是这些富家子女在学的时间都不很长，大都不到一年就不辞而别。究其原因是他们大多为镀金而来，先生做事认真，望生成龙心切。但是这些富家子女娇气很足，讲得复杂了他们不理解，讲得简单一点他们又听不进去，讲得严肃一点还往往涨红了脸，有时还要流眼泪。
  邵洗石当时是酱园学徒，喜好写字，常向先生请教，先生对他作了耐心而又细致的指导。因为他备不起拜师礼，虽有心愿，但不好开口。有一天王先生突然对洗石说：“你要做我的学生，现在可以了，我不收你的拜师礼，但要给你起个名字。”这正是邵洗石求之不得的事。先生拿出一块骨质章坯，当场就刻了“子仁”两个篆字，邵洗石成了王孙乐的第一位正式弟子。凡成为王孙乐弟子的，先生都要为他取名，这是规矩。邵洗石长期侍砚先生，为先生磨墨洗笔，牵纸钤印，与先生感情融洽，两人成了忘年交。
  1946年冬，王孙乐由其师介绍加入了清远艺社，并应命去上海清远艺社参加书画展。这是一个可以赴沪一展身手的极好机遇，他很快创作了一批山水立轴和书法对联屏条参展。清远艺社由王一亭、谭建丞等人于1929年在上海成立，位于上海北京路湖社楼上，是湖州同乡会“湖社”属下的一个艺术团体，其社名出自民国著名书法家、陈英士之弟、湖社社长陈蔼士的手笔。这次参展的湖州籍书画家有40人之多，其中著名的有庞虚斋、庞左玉、杨清馨、沈尹默、吴东迈、吴藻雪等。王孙乐因为贫困，出展了苏帮裱件38幅，标价不高，很受书画爱好者欢迎，竟售出了35件。其中一幅三尺联“莫论今世事，多读古人书”因隐含对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高压的不满，受到众多参观者的共鸣，仅此一幅复定8件之多。由于王孙乐书画行销看好，使他一扫暂时贫困，并为艺社同人所关注。当时清远艺社需要一位负责日常事务的专人，便请王孙乐担任此职。后来因艺社经费没有来源，此事成为泡影。在展事期间，王孙乐与湖州杨清馨、吴东迈常常在一起会饮谈艺，相处甚洽。海上著名漫画家（亦擅国画）杨清馨家住上海山海关路安顺里，与王孙乐的舅家是斜对面。在沪逗留期间，两人每日相见谈艺。当时与杨先生合作了许多扇面，王孙乐的书、画、印艺术颇受杨先生推重。杨先生劝王孙乐在上海以艺谋生，并为他介绍刻印等，生意还可以。在沪逗留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币值剧贬，物价飞涨，在沪难以立足，便返回南浔。这一时期王孙乐常常往来于浔沪之间，家居以书画独立，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心，书、画、印的创作热情也日益旺盛。
  王孙乐与杨清馨先生亦师亦友，感情甚深。在晚年所写的《晚香簃随笔》中记述了杨先生的事略：“杨清馨原乌镇人，寓沪久，他的一个儿子早在美国开设印刷厂。在沪与夫人二人居于安顺里楼上。他早年留学日本攻画，长于山水、人物。在沪供职于新闻报社，每日插画（能手），从不间断。他因体弱而有鸦片嗜好。后来我辞职商业，以书画在家独立，湖州方面嘱画者甚多，他颇有名望。出版连环画（斯大林面容酷似），这是在日本学得的。我入房学京胡，他亦长于京胡，曾一次我唱搜孤救孤片断，他以京胡操之，听者赞喜。”王孙乐一直精心保存着“清远艺社用笺”“清远艺社缄”的笺纸和信封，现已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在这段时间里，他仍与其师朱其石先生保持密切来往，每年均要去上海拜访请教，平时则以书信交流。1948年，王孙乐与朱其石先生在上海西藏路的宁波同乡会所在地再次举办了一个师生书画展，得到了众多书画同行的赏识。
  王孙乐与著名学者、南社社员沈镕有密切的交往。沈镕，字伯经，南浔人，清代秀才，后入南洋法官养成所学习法律。辛亥时，用诗歌颂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并向牺牲的烈士致以思慕之忱。后任上海国学扶轮社、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编辑，辑有《中华新字典》《中华万字字典》《虚字指南》《历代古文评注读本》《历代诗选》等，影响广泛。伯经回南浔，王孙乐总要登门造访，相谈甚谐。1948年初，王孙乐赠与伯经先生书、画各一幅。伯经先生回赠他书籍《万韧名鉴录》一册。
  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王孙乐一度去枫径田粮办事处当职员。但时间不长，失业以后就闲居在家。
  沉醉清风
  1949年后他入失救处做上门写账工作，月薪30元，这是他最艰难的时期，靠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四口实在不容易。1958年进入南浔大饼合作商店做固定会计，后转入国营，直至退休。王孙乐理财一丝不苟，如他的书法，颇获好誉。
  因为生活困难，他想到了在抗战时期结识的著名评弹家、嘉兴人胡天如先生。胡天如先生的说书、评弹在苏、嘉、湖一带颇负盛名，此人性情豪爽，交游广泛。亦擅绘事，尤长仕女，收藏甚富。抗战时期胡先生曾率队来浔演出，喜交书画同好，便与王孙乐订交。胡先生得知苏州宝林寺工艺美术厂有画件加工业务，便受该厂之托，诚邀王孙乐及陈石波、朱忆椿去参观，三人随胡赴苏。王孙乐此时急于想摆脱商业工作而从事绘画事业，向苏方提出要入社，遭到对方的婉拒。之后接了一些加工画件，继而争取入社，他自恃画艺高、出手快，自会有人赏识，便决意弃商从艺，发挥特长。陈石波力劝他慎重行事，不能离职，因为此系外包工，没有保障，还是业余为之为上策。讵料王孙乐去意已决，毅然辞职并得到了批准。可是苏州方面虽然把画资寄来，但画件却迟迟不见踪影，他开始发慌，匆忙去函催促，但仍杳无音信。后来幸亏张明山先生介绍去西栅某单位司账，否则断了生路，后果不堪设想。不久，苏州工艺厂又寄来小片山水画件二百打，每片画资不到一角，如此薄资，岂能低就。至此他才觉悟到做事需慎重，三思而行。但从此事中我们也能看出王孙乐为艺的热忱与奋不顾身。实际上作工艺画是那个年代的画家的唯一生路大名鼎鼎的上海画家陶冷月，原先人们要用金条来买他的画，此时正在为一厂家画热水瓶壳。湖州谭建丞在湖城北街的美术社刻烟嘴，一打才一毛钱，刻一只烟嘴还不到一分钱。
  与此同时，王孙乐笔耕不辍，精研艺事。1957年，他有墨梅参加浙江省首届国画展，同年由乃师朱其石介绍加入了由张鲁厂、王福厂、王个簃、来楚生、马公愚、钱瘦铁、钱君匋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金石篆刻研究会。1958年，应该会要求创作“推陈出新、符合人民大众观赏”的篆刻作品四方。1960年，参加嘉兴县“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当代名人杰作展”。1965年，应《浙江日报》副刊美术编辑、湖州双林人傅伯星先生之请两次发表作品于该报的“每月美术作品”栏，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他还力争与书画主流艺术保持联系，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艺。
  1964年，王孙乐的妻子朱巧珍精神失常，这对本来已经非常艰难的王家来说是雪上加霜。但他仍专心致志于书、画、印，穷年矻矻，醉心于此，愈穷愈坚。他曾说道：“常废寝忘食，以临池学书为意志，其中甘苦吾一人知之，亲戚常讥笑我没出息，无一新衣，唯笔墨书本而已。”他一边服侍病妻一边刻苦精研，立“不忧其贫忧其道”为庭训。孜孜不倦于艺事。醉心笔墨刀刻而不弃，为了学艺，常夜思不眠，趁兴又复起，伏案以书、画、印为乐，悄然挥毫三更而不觉，一度积劳成疾。
  其子王留青曾这样回忆他父亲：“父亲志坚不移，反其苦而曰：王氏子孙快乐。小时候常听他讲治学的苦乐经，甚至头发长了也顾不得梳理，潜心学习，自谦为‘驽马’。记得幼年时放学回家，见坐在书桌前的父亲挥毫不止。傍晚，薄酒一杯，操起那把旧京胡还悠闲地唱起一段‘三国’。父亲曾自习琵琶，因无师而不成功，唯京剧曾入票房，对梅派尤为着迷，退休后还自编唱段，自娱自乐。”王孙乐有一友人曾赋诗一首：神交已见性情融，俗客高人迥不同。
  鬼影浔东钓明月，赢来两袖是清风。冰心侠骨凌云笔，量腹度身克俭翁。
  其道天伦似家狱，不妨沉醉一樽中。
  这是对王孙乐这一时期的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
  学书途径有关书、画、印的艺术渊源和意趣王孙乐有一篇自述：退老以后，惟学书刻印为事。早岁专学鲁公，其后涉猎各家，旁及篆隶。晚归纳米苏羲献。当感学有不足，自视亦然。故作印“有愧”以自嘲。偶尔作画，随笔点刷，满纸涂鸦，亦堪发笑，痴人意趣其在此而不在彼。偶句口占：末技雕虫愧未工，钻刀窃喜悟穷通。
  寻春老朽党恩托，夜静常留砚几中。
  历来画人醉心石涛，于当世拜倒贺天健、郑午昌二公，书则心赏袁寒云、叶恭绰、谢玉岑，刻印推崇吴缶庐及吾师朱其石先生。
  学而不足，常恨不能进入书画府库中去饱览、揣摩，以目嫖之，以心脑嫖之，大嫖特嫖，越嫖精神越爽，毫不萎靡，然后足我所好。非然者，那得不惭其肤浅。今垂垂老矣，桑榆晚景，不复遐想，有兴挥写，夫惟适性自怡而已矣。
  1981年3月王孙乐其中借用一“嫖”字，反贬为褒，如果不是深入艺中三昧，决道不出此言，由此可知王孙乐于书于画于印已达成一种超越的境地。
  王孙乐一生刻印1600余方，治印材质的范围较广，石、牙、铜、水晶、黄杨木，甚至瓜蒂都有。因家贫，与田黄、鱼冻、鸡血等上等石料无缘。1983年，因白内障开刀不奏效，创作了“金石刻画河山壮丽”一大印之后就此封刀。将自己保存数十年的印石钤蜕成册，亲笔题跋，精心线装了《王孙乐拓印》五卷，以示后人。
  王孙乐治印遵师之训，先遍学籀文、秦篆，摹古玺、秦汉之印，而后练习章法刀法。近学皖浙诸家，并于玺印、封泥、汉官印中浸淫日深，在海上游学，耳濡目染，眼界大开，且悟虚实相生、疏密有致之理。风格或深穆古厚，或恬静清朴，匠心别具而不失法度。尤其是他的细笔朱文印，究心古玺，瘦硬矢矫，如铁笔写字，所刻纹路流利顺畅，又别具一种鲜活灵润的自然天趣。其印朱文结构妥帖精妙，白文沉雄朴茂，于大气升旋中有清新古拙意趣。功力深邃，一笔不苟，稳练饱满是其特色。
  他的印艺可以说是别具一家，四方书画名人仰慕他的才艺，纷纷请他刻印，视为瑰珍。这些名家有谭建丞、张苕生、潘韵、吴山明、李震坚、吴藕汀、傅伯星等。
  王孙乐山水取法明清诸家，尤醉心于石涛，近学奚铁生、郑午昌，构图新奇，笔墨劲健纵恣，于气势豪放中寓静穆。，画梅是其所长，于花木中对梅情有独钟，自有心法。浓写花枝淡写梢，鳞皴老干墨微焦。其枝干劲直，自然清逸，充溢着一股孤傲正直的士气。
  书法艺术对王孙乐来说是生生不息的。他晚年精心创作的每件作品都有新意，在不断地变。从临摹中吸收新的书法语意，充实自己，又能从不经意之中异化原法帖的面目，在这样一种双向的交流中，获得了书法的一种新的意义，别具生趣，不落俗套。
  1973年，他应友人之邀去上海参观了上海博物馆，见王献之《鸭头丸帖》十五字（为米芾临）墨迹，便回南浔用自己的风格临写了《鸭头丸帖》，既写出了原帖的潇洒，又有出己意的生涩笔意，把这两者转换成一种高度的统一与和谐。
  1986年4月，他应好友湖州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林拯民先生之邀，作手卷王勃《滕王阁序》、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引并序》，为平生壮观之作。他在写成之后，得意之情不能抑制，夜不成寐，于三更复起，记下了创作这两件作品的感言：王勃《膝王阁序》手卷，正文763字，上下款43字，尾记143字，共949字。全幅949字，要在一幅之中不宽不窄写进，这是难度。更要在近千字而无一败笔，难度更大此无他，毕生浸馈其中，要穷年不折不扣梦寐以求不为功。今以老兄之雅，特全力以赴者，感其相知之诚者也。早曾说过，要将尾句写进，王勃九原有知，当笑老夫竖子可教也，想谓然耶！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引并序》，此幅在我百年之后加以纪念藏玩。在一个偶然时刻所书。属遒劲、古拙，某些字如“舞”“劲”“观”“痴”等等字面，得其沉古之趣。充分流露出晚岁进入化境而尚未全化，带有遒劲。较我已裱之件，其味不同。既属相知之诚，合应告之，非自诩也。八六、四、四、三更复起记此。
  王孙乐对自己的书法艺术充满的自信之情，溢于言表。此二幅均为王孙乐的精品之作。如《舞剑器》“通幅遒劲古拙，神完气足，成功地把握了杜诗的丰富内涵，着意在笔势和行气上，充分体现了剑器舞雄健刚劲的姿态和淋漓顿挫的节奏，挥写时心灵节奏随剑器舞而起伏低昂，心手交融，笔力沉雄，与杜诗相得益彰”。（林拯民评语）王孙乐论书推一“雅”字，去一“俗”字。他在《书法小识》中说：“学艺既有成就，尤贵去俗。万病皆可治，惟俗不可医，为人如此，于艺术为尤甚。祛俗无他法，多读书，淡利禄，则书卷之气上升。……俗为艺术上必不可有，雅为艺术上必不可无，作人亦然。意志高洁，遗世独立，贫贱不戚，富贵不淫，此之曰雅。俗难知而易得，既得而难去。雅难知而难得，既得而易失。在其人志之所之，未可强至。此所以古人教人，立志为艺。”王孙乐对书法一艺的真知灼见，也是我们把握和领悟王孙乐书法的一个门径。
  有人曾以“书贵瘦硬方通神”（杜甫诗句）为题介绍王孙乐的书法，他看了以后不是很满意，写了一则黄庭坚论书法的字幅贴在墙上：“夫书贵肥，沉厚非肥也，肥而无骨为墨猪，为肉鸭；书贵瘦硬，清挺非瘦硬也，瘦而不润为枯骨，为断柴。姿媚是小疵，轻佻是大病。”王孙乐书法线条古拙劲健，风神洒脱，无一轻佻之笔，点画苍劲，长线短笔，揖让有序，用笔以锐带钝，结体取斜侧之姿，章法穿插古朴茂密，形成了一种跌宕凝动的风格。王孙乐半生辛苦，一直处于生活的困境，其字颇有孑然如注的感觉，有一种苍凉凄然的境界，令人望而起敬畏之心。晚境略有好转，书风也悄然有变，具有一种爽朗的气度。艺术家往往是个命运悲切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个风趣的伙伴，乐天达观，充满灵性。王孙乐的书法以超人的力量去克服命运的忧患，不断地创造对生活的热情。看王孙乐的书法，我们会感到他温暖的人文情怀，他和我们在一起分享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当然也一起分担感怆悲怀。
  对学书之道，王孙乐有这样一段论述：作为一个正路书家，莫不精通正草篆隶四体。十年苦学为一个转折点，二十年为二个转折点，三十年苦学为三个转折点，余类推。此前贤语也，一点不假。
  十年朝夕苦学，勤练之后，具初步成就。要进入“旁通名家”奠定根底，腕力渐稳。再进而“神会百家之妙”的三个转折点后，此时临写即可书其在我，无适不可而心手相应，自成面貌，即自成一家，脱尽某一家依样画葫芦的抄袭之弊。斯为可贵。
  今日朝学执笔，暮已大家，钻营地位，加以法螺。天下老子第一，比比皆是。惟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戒骄惜阴，三更灯火五更鸡，始有成功之望。
  迨神会百家时期，专攻一体，或行草、或篆隶，按自己喜爱而专一体，到达一专多能。则左右逢源，无往不利，字大如斗，字小如蚁，皆可由衷兴发，横扫千军。巨眼行家乃有味而赏之。
  在我早粥后，临池如故，必然学到停止呼吸为止。
  如苏轼在《三槐堂记》里所说，今天付出一点努力，明天就想得回报，吾不为之。
  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是执着的，但他的艺术之路是孤独的。他的艺术一般人学不了，对这一点他有清醒的认识。他说：“道外人既无功底，不甚了了，只是看看罢了，谈不到赏心乐事。鉴赏家目透纸背，盖其目破万轴之所以然也。”他不是为了投其所好，取悦众人，而是为了自己赏心乐事，为了得到“目破万轴”的知音。他是一位真诚的艺术家，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王孙乐一生不知临摹过多少碑帖，在上海时，他常常去旧书摊、新书店，求购名家古碑帖。抗战爆发，只身从沪逃难返回故乡，又迁居南浔，许多珍贵碑帖画册被焚或遗失。但是这样几种古代碑帖他是保存和借鉴了一生的：王羲之、王献之等《大观帖》共5册；宋拓《王羲之十七帖》；汉《张迁碑》；《夏承碑集联》；《吴天发神谶碑》；《郑文公碑》；宋拓《石鼓文》；汉《韩敕碑》（残页）；《米襄阳行书帖》；《包安吴家书临帖合册》；《文徵明真迹本》；《苏东坡题挑耳图真迹》；《王虚舟临唐宋六种》。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在1949年前收集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取法的途径比较广，走的是碑帖结合的路子。他对传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转益多师，广综博览。在法帖的临摹上，反对一味形似，强调蜕变，脱去法帖习气，表露自我精神。既有帖学的流畅与韵味，又有碑学的涩重与气势，无论在用笔还是结体上，表现的方法和丰富性是超逸他的同侪之辈的。
  笔者曾见王孙乐在1975年临古人名家作品的册页。其首页有一篇夫子自道：旧存大观帖揭本，往者以学颜米，十年以后，尝数临之适更涉猎明清诸大家，日不停观，手不停挥，旁通各家，神会百家，习若而知其所以然者，此之谓癖人。
  是册为七十岁时所临晋之羲献、索靖，唐之虞、褚、薛、陆柬之，宋之米、苏及倪、董十数家，得二十四页，存以自娱。丁冬病中整理，将以付装而记之。从这些临作看来，王孙乐对古人法帖的态度是注重神似，强调变化。他在早期阶段，主要是临习颜真卿和米芾，长期坚持，得其形似，在掌握了古人的技法形貌之后，再拆骨还父，拆肉还母，抛弃所得到的形貌而达到神似，最后表露出自己的精神风格。王孙乐的书法风貌在20世纪40年代已臻成熟，但他仍临池不辍，仍旧从古法帖中吸取有益成分来滋养自己的书法。他强调要变化。一是临摹的对象要变，不能拘于一家一帖，要转益多师，在多种古人法帖的影响之下，丰富自己对书法的认识，而且各种字帖会交互影响。这样一种一种地临，顺藤摸瓜，沿着各种可能的演变走下去，再与自己的人生感悟互相作用，就会走出自己的路子。另一方面，临摹要得其神似，显露自家精神，这样的书法才有生命力。二王书法在齐梁时人人临摹、家家习练，结果亦步亦趋，风流扫地，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而到了唐代，临习者各自掺杂了自家的理解和发挥，有欧阳询的劲、虞世南的润、褚遂良的瘦、颜真卿的肥，融入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反而使二王书法表现出勃勃的生气。王孙乐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实践的。这些临摹之作，以自家风格临写古人法书，不拘泥于点画结体的形似而对法帖的精神面貌作了比较准确的表达与阐释。他所临写的王献之《鸭头丸帖》用自由奔放的用笔表达出了原帖的遒美潇洒，同时又清晰地表现出自己的强烈个性与艺术独创性。王孙乐在临习法帖时还探求古人考辨，加深对法帖的理解如王羲之《月帖》临写之后，录写了王世贞的题跋：“右此月帖，二十五字，结法完美，遒逸而微，有米家风，疑为此君临本。”接下来又录写了莫是龙的题识：“此月帖王世贞鉴为米家风，良是。非深于书学者，不能辩也。”这样对临帖的勤奋和深入，成就了王孙乐书法的独特风貌和引人注目的业绩。
  知交谭建丞“文化大革命”后期，王孙乐开始和谭建丞有了交往。这时生活困难的王孙乐意欲出售一些所藏的字帖画册，聊为家补。俗云：“和尚无饭吃，佛经也要卖。”痴迷书画的王孙乐出此下策，实在是不得已。好友陈石波在其中牵线搭桥，谭建丞和王孙乐有了书信来往。
  一次王孙乐在谭处寄售碑帖数种，一时没有买主，只得退回。后来谭建丞觉得其中的影印本《张迁碑》甚佳，便修书一通曰：“寄示碑帖数种，内有影印本《张迁碑》一册，似粘有标签为四元、五元，弟已忘记，此本如尚存，而尊已可不时时翻阅，弟想遵照标值得之。先生亦许我手，蒙悉允后，乞交邮寄下弟，即将书款并邮费寄上。”谭建丞隶书出于张迁，他当时生活也很艰难，能出四五元购下，也是考虑再三，得之如获至宝。当时笔者已拜在谭师门下侍砚聆教，他曾从衣柜中拿出用缎子包着的这本《张迁碑》给我看过。我还从谭先生手中购到了王孙乐出让的陆心源藏明拓本曹全碑、张季筏画册、奚铁生山水集等碑册。也从谭先生那里了解到了王孙乐的一些艺事。这次得以获阅谭师致王孙乐函十数通，更加深入了解了他们在那一时期的鲜为人知的交往逸事，感慨万分。录摘其要，梳理成文，以飨读者。
  湛翁道席：石波先生来，又承大札，殷殷指教，使小弟感佩无涯。此次所赐尊镌妙迹有六十二方之多，近日可以足成一专集。书画刻之外更有手札，四美交辉，奚抵三痴称绝也。又读到不可无酒，下班后沽酌静对云云，恨不得顿添双翼，提壶飞到尊前。但面聆教益自有其时，不过迟早间耳。
  这是谭建丞对王孙乐“三绝”之外更有“四美”的评价，并表示了对王孙乐沽酌静对之生活情趣的向往，语殷情切，读之令人动容。
  六十年来治印者舍缶老、师曾而外，称时杰辈总跳不出浙派畴范。齐白石老人有几枚大者尚可，看看钦其腕力也邓散木骤见动人，久看则索然乏味，人谓粪气太重，不为无因。对尊作则薰香顶礼，赞不绝口。此由周秦而溯古，才有斯风味。然耶？尊之三痴能先让一痴给小生此则谭先生从印学的现状入手对王孙乐印艺所作的论述，并对其印学的渊源作了揭示，既可了解谭建丞的印学思想，也可以在比较中鉴别王孙乐的印艺价值。
  有一次，王孙乐为谭建丞刻了一方名印。谭建丞原名“钧”，七十岁以后改名为“今”，这是由湖州旅沪印学前辈陆培之建议的。不知其由者还以为谭建丞用“今”是笔误或是认作求简。王孙乐去函极称“今”字大妙，既平易近人，又有时代感，且有借古开今之意。如用“钧”字则有点封建自大，如写钧阅、钧启、钧安，真不知所指矣。王孙乐此论谭建丞深有同感，并为之绝倒，谭在回复中说：“翁一见即连呼‘大妙、大妙’，见解高人一等，宁不令人拜倒耶。”谭建丞在一封信中系统地评价了王孙乐的书画艺术：昔郑燮三绝，今尊竟有四绝，不但篆刻最为君之特长，全国金石家下走（谭自己的谦称）未能遍识，而大江以南则莫不识之，欲与尊抗衡实无一人。然走（谭自称）过誉人皆知之，而公亦必自知之。如能得暇，多钤留稿珍赏之。甚惜为他人镌者，人已取去只有望公乘此光荣退闲多刻数方，钤成一部印谱，则丁黄邓赵不能专美于前矣。尊论宋元以来印刻边款确无趣味，即完白山人亦不及，缶老、徐三庚最为下驷。清光绪间人多好之，不知何故尊之边款可谓高绝，尤归在自然。赵无闷有时还带习气，则在先生下矣陆培丈与吴缶老至交，谓予言：缶庐治印只至五十五岁，以后均不过篆，印口或凿边款数字诸乐三先生言缶师刻印六十二岁而止。今尊镌治乃增缶翁十年，吴五十岁左右是无此之整，此湛翁胜缶多矣。
  法书出入二王，功力之深，天趣之富，非食烟火人能梦到，石翁谓似嫌太瘦少肉，弟未敢同意也。瘦硬而后通神。若刘石庵晚年作有墨猪之，确无清风气矣，记得放翁有句云：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孥虚空此诗可为先生墨妙作为定评。
  尊画花竹为胜，于中有梅花三帧可叹观止文字之雅莫妙于公之自批旁注，短小精辟，洒落不凡，信手拈来，便成妙谛，如睹菩萨拈花微笑时也。
  谭建丞论王孙乐的“四绝”是指书、画、印之外的旁批跋文。谭先生别具慧眼，把书法小札推为一绝，得获王孙乐深心。虽然谭建丞自谓有“过誉”的习惯，但此处对王孙乐的评价有史实，有依据，并非一味过誉。
  其实谭建丞称颂王孙乐的还有一绝：相字。谭建丞曰：”湛翁公诚博学绝传之相字经，公可续而成之真艺林佳话矣。”此事的缘由是以一枚吴昌硕的“古鹤巢”印而引起的。有一次，王孙乐受人之托向谭建丞转让四枚吴昌硕印，谭建丞留下了这方“古鹤巢”印，并说“‘古鹤巢’印，尊评极为，与鄙意正同，已留之，聊充一格。‘古鹤巢’印虽不喜此一路，遂留而用之，因其巧谐也。”谭建丞为什么留下了他并不喜欢的这枚印？因为王孙乐说这癯而长、瘠而弱的鹤是谭建丞的相格，并论“癯人多作肥字，胖人之字多瘦，今翁以瘦鹤之姿写肥硕之字，正合相字之术。先生字饱满圆润藏锋出力，大气盘旋，生力弥满，是有福寿相。”读了王孙乐的相字之书，谭建丞引发了一番人生感慨：“相字之术久不传，先生一语中之。下走确是瘠而弱者，癯而略长，故朋辈呼之以瘦鹤。曾见相印书似有其理，如相笏、相鹤、相马牛等经，则弟聆其名目而已。惟翁推小弟有福泽，则走不敬承。自知最无福之人耳。平生不喜食肉，每饭必得野蔬青菜乃佳，此无食肉相也。一月吃不尽三斗米，有何宦情，此无食禄相也；终日好劳动、好扫地、好锄地栽花，非书不坐，此更非安逸相，昔从事金融业二十年，而囊中无私蓄。任救济院长十年而阮囊益空。俗谚有熟年不吃肉，荒年不吃粥之语，乃不佞更于早起难得吃粥，晚餐通年吃粥，只午餐乃吃饭，此又薄相之一。午睡五十余年，不论在舟车中，亦未放弃，此点似胜人一筹。迄今身无挂碍；心有六如，交游都为鸿儒，曾不以下愚见弃。湛翁即鸿儒之一，虽未瞻韩识荆也，蒙不弃，此点真超人之大福也。”从王孙乐的相字，读到自己的人生境况，洋洋洒洒，磊磊落落，从中可以看出谭王之间的知遇之交真是融洽无间，真情毕现。
  十年慕蔺，一夕识荆。谭建丞和王孙乐第一次相见是在1978年12月。谭建丞行色匆匆来到南浔，已过午饭时间。由陈石波作东来到一家酒肆，则已收帘熄炉，欲提壶不得。王孙乐则十分愤急，当炉人为王孙乐威力所慑，遂开炉摆桌上菜。谭建丞则“唯先生之命是听，得尝到咖喱鱼片，洋洋乎美哉，熊掌不足道也”。酒足饭饱之余则畅谈艺事。谭建丞记道：“吸受一言之诲，胜读旧籍今文。如谓‘敬信未深则何得’。”对书画之道应存敬信之心，才能有所成就，是王孙乐的一贯主张。席间，王孙乐突然谈起治印的艺术，并慨然提出为谭镌刻。谭建丞从行囊中取出一枚印石求教，王孙乐连连呼道“佳石也，佳石也”。但是可惜人事相牵，谭建丞不能久留，便依依道别。此一会晤，给谭建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用“平生喜事”“心心相印”来表达这次会晤的怡乐之情，他还记道“到家后复堕尘网，但阁下（指王孙乐）照人之清气，永不可磨矣”。
  笔者检得王孙乐致谭建丞函一封，这是应谭请书而作的回复：旧纸质纯，最宜书画，乐于命笔，毛锥不适以普通羊毫，如取北狼毫才能如意。日间坐办公桌上，案牍之外，书生随笔寄情，临池为乐。计之，米法十三、苏氏三、羲一、献二。
  作画兴趣甚懒，以家里斗室之中笔墨、水孟、颜料、画盆、青绿乳钵，取用收拾麻烦，不象以往摊于大画桌上，坐下即可涂写，岂不省力。灯下试墨涂二张，合之二十二页，好似炒一客十景，供嗜痴之精神食料。雕虫小道无裨实用，无所用其以，仁者不过用覆酱瓶耳。
  这是一篇夫子自道。向谭建丞真情坦露了自己的心迹，涉笔成趣。
  王孙乐和谭建丞的交谊颇有古风，是非常文人化的，他们互相嘉勉，时时砥砺，坦诚相见，真情有加，为我们这些书画后学留下了可资效法的一段佳话。
  四怪三痴二癖好浙江文史馆馆长、省书协原主席郭仲选是王孙乐生前好友，曾在王孙乐谢世三周年时为《王孙乐书画篆刻精品集》（未出版）写了一篇序文，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了王的艺术成就，并对王孙乐的豪爽不羁、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疾恶如仇、执着追求、正直坦率的做人原则表示十分赞赏。郭老曾有过这么一个评价：王孙乐先生是“四怪老人”。一怪在安贫乐道，疾恶如仇；二怪在名号斋名和他做人名实相符；三怪在不恃才傲物、邀宠取幸；四怪在书体自成一家。这是作为王孙乐知己的切肤之言，一生痴心书、画、印的“三痴老人”王孙乐有两个伴其终生的癖好。
  一是“洁癖”。在王孙乐的庭院南墙上至今还嵌挂着他手书的“洁癖”两个篆字，他家人还保存着“三痴老人勤打扫”的墨迹，他的“黄花馆”迎面可见的便是“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的自书对联。一个“扫”字道出了王孙乐爱洁的脾性。每天早晨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卧室，用鸡毛掸帚拂去书架、画桌上的灰尘。然后洒扫庭院，灌水浇花。再去后屋饭室，用湿布揩抹八仙桌，把隔夜碗筷再洗一遍，用洁布盖好。做完清洁工作，便拄着百龙拐杖，独自踽踽而行，晨光熹微，孤村烟锁，人家雾隐，杖藜独立芳洲，不觉悄然意远。早餐之后便在窗明几净的画室中搦笔濡墨挥毫，此时神清气爽，下笔有如神助。
  二是书癖。爱读书本如命，得祖先见山楼主之遗传。少时在沪学艺买不起书，便向亲友借阅。后省吃俭用和积小款逛古旧书摊，还在沪上参加一种读书集会，每年数次，会上购书可分月归还，购入了大量书画碑帖及国文读本，潜心学习。穷年矻矻，往岁甚至早吃新鲜米，夜烧活树柴，醉心于此，愈穷愈坚。常废寝忘食地以临池为意志，余暇则披读书本。其中甘苦吾一人知之，亲戚常讥笑他没有出息，无一新衣，唯笔墨、书本而已。他常说：“读书得法，事半功倍。”他凡读书必动笔，看到好的篇章、警语就作摘录、剪贴、划红笔、释文意、写心得。有时为弄清一个字义，翻查《辞源》《辞海》。旧书不厌百回读，像《唐宋八大家文钞》《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书不知读过多少遍。常于枕边伴读的有《随园诗话》《后汉书》《梦溪笔谈》《小仓山房尺犊》《夜谭随录》《袁中郎全集》《阅微草堂笔记》等商务万有文库的读本。晚年把自己学习所得，编成《求知篇》三册、《非痴集》二册。在《非痴集》他自作跋云：“学书习画余暇，以文字修养，间作短记，或录名贤诗稿统归。”读书的癖好，成了书画艺术的精神来源。
  王孙乐作联自譬：洁身自好培老节，两袖烟水作清观。烟水指一支卷烟和一杯薄酒，这也是王孙乐的两大癖好。
  王孙乐对名号、别署、斋名有特别的喜好。
  孙乐幼年家贫如洗，祖业无一笔一瓢，“右下印用族堂叔所留赠者，上用收藏印亲于破画中剪取者”。王孙乐集取了许多先人的斋号：见山楼、种蕉厂、小来禽馆、小香目邻、停琴俟月轩、餐花饮月轩、铁龙厂、栽云仙馆、声画寮、梅花一卷楼、柳墅等，上述名号反映了见山楼主人闲云野鹤般闲适的生活志趣，是王孙乐向往的一种理想的生活，虽在现实生活中苦不堪言，但在心灵中陶醉一番，亦是一乐事也。
  但是王孙乐自己的别署名号，却沉重苦涩得多。
  王孙乐名号甚多，且有深意。因出生于丙午年，家氏同辈中一字称“午年”。又因勤苦好学，由此悟到古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之言，学艺不进则退，须持之以恒，便自谦为“驽马”，有时称“阿驽”，晚年更号“驽叟”。“三痴”之写于20世纪40年代就用，1943年就刻有“三痴”二字的石印，当时，王孙乐自道的“三痴”是痴书画、痴印刻、痴诗文，后来易为书、画、印，80岁左右以“三痴老人”为号，直至去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结识了许多书画大家，自谦知识见解浅鄙，幼年又居处枯木黄叶的乡村，自定名“黄叶村人”，不同时期还以“村人”“黄叶村翁”“湛翁”自称。因“半生辛苦”有“苦田”之称，又曰“苕边老农”。有“黄花晚节香”之志，名“王晚芗”。退休后，取斋号为“晚香簃”，1984年以后因托人访来银杏木板，重题斋名为“黄花馆”，又名“黄花小筑”。早年用的斋名为“待燕草堂”，这是有感于故时吴漤旧居见山楼的废圮而作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932年，镌“燕归来”印一方，并作边款“吾思伊人但愿燕归来，”怀旧情绪可见一斑。还有“白萝馆”“砚云楼”“昨非庵”等。
  自取名号和为斋室命名是中国文人的雅事，其中不乏怪僻奇诡的意趣，但通常也道出名号主人的志向与品格。这是一种精神超越的作为，苦中作乐。
  王孙乐早年除书、画、印之外，还爱好琴、棋、吹拉弹唱。他酷爱京戏，尤喜拉京胡。操起琴来一拉就是一两小时，大家都喜欢听。有一次，一个京戏班子来浔演出，路过王家，听到王孙乐正在操一首《夜深沉》，大家都停下脚步，侧耳静听，然后大呼其妙。王孙乐于京剧独钟“言派”。“言派”是著名京剧演员言菊朋在“谭派”基础上吸收其他行当和京韵大鼓的唱念方法之后的创造，其声腔婉转跌宕，细腻精彩。他经常说，言菊朋先生之所以能独辟蹊径，以儒雅的演唱风格为世人所重，是因为他有超群的文化素养，精通多种艺术。艺术相通，书画篆刻家要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也要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他还说，各种艺术都要有过硬的功夫，实至名必归。琵琶也曾是他的爱好之一，弹奏起来可谓曲尽其妙。但是为了苦练指功，在冬天下雪冰冻的时候，把手指插在冰雪里冻得发红僵硬，动弹不得，然后再弹奏，直到手指发热、关节灵活才会停下来，如此反复练习。旁人见及，问他是否有明显效果，他回答说，只有如此苦练，弹起来不分春夏秋冬，才能得心应手。由此可以推知，他在书、画、印上不知下过多少苦功。
  操守与风骨王孙乐的艺术人生的精神价值取向，可以用一“痴”字来涵盖。
  王孙乐自号“三痴”，这个“痴”是他的一种生存的方式，一种人生的体验，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最真切的挚爱。中国古人有很多痴人、怪人，比如说书痴、画痴、剑痴、琴痴，都是些真人至人。在书画史上就有“顾痴”（恺之）、“张颠”（旭）、“素狂”（怀素）、“米颠”（芾）、“杨风子”（凝式）、“梁风子”（楷）、“黄大痴”（公望）、“倪迂”（瓒）等，他们之所以痴、颠、疯、迂，都是超越世俗，痴迷于某一种艺术的性情中人。清代的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情形下，还披阅十年、增删五次，呕心沥血地写那本“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红楼梦》。这些“痴绝”为艺也并没有名山不朽之类的功利目的，而求得在二三好友亲朋中引起激赏。这种人在当时都是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喜欢的，但是他们执迷不悔，一意孤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命境界。王孙乐对书法的投入是痴情的，甚至与他的对象世界打成一片，忘乎所以。这种状态已然是一种原本的艺术行为了。这种痴的心态，真有一种把整个世界抛到脑袋背后的博大真人气息。王孙乐庶几然也。
  家学渊源，与沪上名人的交游经历以及艰苦多难、持节苦守的人生道路，形成了王孙乐那种放达不羁而又淳质率真的名士气。中国古文化的熏陶，又使得他沉湎于内在精神的富有，陶醉于内在世界的享受。从王孙乐的艺术人生实践来看，他用以标志自己操守的物象梅和菊，就是一种极富于人文情调的诗化感受。先祖醒庵公的咏梅诗，给予王孙乐以极大的精神支撑。梅花那种寂寞中的自足，独自开放的孤傲，最为王孙乐赏识。“故山白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独自香”，这种冲寂自妍、不求识赏的孤清，成了自己的理想人格范式。他屡屡不厌地画梅花，并把梅花诗作为自己书写的题材，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生探索。
  如果说爱梅表现了王孙乐一种自珍自恋的文人情调和诗化感受，那么爱菊则表现了他的一种自足自适的高士情怀和人生志向。我认为王孙乐更倾向于后者的品格，他以“黄花馆”命名斋号表明的就是这种意志。菊花既在严霜中绽开，又在东篱边自适，不论出处进退，都有可贵的品性，具有儒道两种人格的互补性。王孙乐特别喜爱著名的咏菊诗人陶渊明，陶诗所咏的菊花那晚节凛然、孤怀磊落的傲岸之气，成了王孙乐的人生追求。陶诗“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中的菊花那东篱自适、冲和恬淡的精神，使王孙乐化苦辛为欢愉，化矛盾为圆融，得到了心灵与生活的安顿与止泊。身心双修，人艺交养，达到一种自得、自乐的人生境界和人生享受。
  我看王孙乐的书法，觉得有一道奇寒的锐光迎面逼来，充满着一股强劲、超拔和奇崛，如鹰隼骨劲气猛。作为草民书家，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生活到书法，采取的都是无拘无束的态度，孤傲不羁，隽奇冷峻，成了他的独特艺术风格。
  王孙乐书法的点画饱满有力，其点如坠石，笔画的外形为四角形，比较厚重，其线条如云舒卷，虽然有的很细，但很坚挺，跌宕起伏，表现出一种内蕴的张力，有浑厚苍茫的感觉。他的用笔很重，有时突然裂变，产生一种爆发力，有盘钢屈铁的气概。其结字融合了颜、米的特点，既宽博开张，又欹侧纵横，生动有致，他的行书的字态往往由于欹侧而产生美感。在章法上，有行有列，通过一种秩序，将单独的字形连贯。字体大小不一，笔画粗细相间。总体感觉上章法的字距行距比较紧凑，通篇厚实饱满，茂密雄深，但使人感觉又不是壅塞，有时甚至感到很虚灵，这是因为他的布白有独到之处。在一幅作品中，他把上下左右的空白留得很多，而且在题款处，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拉开距离，所以通篇看上去清新疏朗。还有在字中布眼，有他自己独到的心法。书作中的字眼是结体神采的流露，就像人的情意在眼中流露一样。王孙乐于此处理得相当丰富生动。他的对联代表作“晋帖魏碑楷模百世，韩潮苏海澎湃千秋”，其中的“晋”字下面的“日”作一钩一点形成两个三角形的“眼”，“帖”字“巾”和“占”的两处牵丝又形成了两个三角形的眼，前者稍钝，后者尖锐，趣味横生。以此类推，其中的“魏碑楷模”“韩潮苏海”都有这样精光摄人的字眼，或三角、或四方，变化多端，奇趣迭出。这种字眼就是书法的表情，与书者的气格心志、品性、才学密切相关。内在感情丰富的人字眼多精光逼人，笔势字姿欹荡字眼则多顾盼生采，善于处理字眼者是书中高手，于此一斑就可以看出王孙乐书法艺术的水平了。
  杜甫有“书贵瘦硬方通神”之论，汉魏崇尚风骨，劲瘦之笔成为书法主貌。唐以后，笔力之形由瘦硬（欧阳询）至劲腴（颜真卿）至硕（苏轼）至臃肥（刘石庵），其中的变化趋俗应时，适俗求实笔风渐开。清瘦逞高格不复为时代主流。但王孙乐的艺术指向却很明显，在他的清苦的生活里品味心灵的清高，人与艺的一致、笔墨形构与自我个性的契合可见一斑。
  这种品味还表现在他的书法用笔，王孙乐常说，做人骨力要紧，写字笔力要紧，王孙乐书法的笔力形态是线条的边缘适度毛糙而起伏自然有象。如屋漏痕，如虫蚀木，如坼壁路，如天边阵云、万岁枯藤，如远峦起伏、林木参差，也如谭建丞评王孙乐的书法“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孥虚空”。这种形态总体上称为“涩”。东汉蔡邕所提出的“涩”既是内在的用笔，又是外在的形观，它是笔力形成、表现以及魅力的所在。书法的基本理法就在于一个“涩”字，阴阳刚柔的运化在于“涩”，“涩”就是力，“涩”为本理主观，偏执成滞，又须在“疾”之畅运之中达到疾涩互补。人生、自然、万事万物皆“涩”，王孙乐是身体力行地悟到了这一层，而且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书法如果作一形象的说法，如远峦起伏、林木参差、树皮鳞次，大起伏中具小毛糙，力蕴其中，整体具象，如古代书论所说的“天边阵云，万岁枯藤”。
  当然艺术有它的自律性，王孙乐书法中的涩感并不是和他生活的苦涩一一对应的。这种书法的涩感主要的是来自他的篆刻，也就是说“金石味”。他的书法线条边缘的自然残损、粗糙起伏，产生了一种浑厚的金石气，古朴而生动，斑驳而自然。长期的治印实践，使他对刻石时的崩裂爆破的边缘有很深的感受，这是一种流露到制作过程中的感情状态。刻石运刀只能在石头上一点一点地推进，刻出来的线条两边比较粗糙，还有印石自然爆裂，形成一种自然有象的美感。他把这种状态运用在书法上，笔锋顶着纸面走，如有物阻拒，竭力与争，笔锋的铺毫逸出线条的边缘，不期颤而颤，顿挫有致，形成一种苍茫感。有人指出，王孙乐的字刻在碑石上效果更好，说的也是这种金石味。
  王孙乐以“洁癖”自称，这是他的生活习性，也是作书的习惯。这“洁”字实是一个“敬”字，“敬”则洁，洁则清，清则不俗。中国文化传统有“敬字惜纸”的习俗，实际上是上古苍颉造字“天雨粟，神鬼泣”的神话的演绎，是中华民族对汉字所具有的天地之灵、万物之象、人类之性所抱的一种敬畏心理。对书艺的探求、理解、书写，可以寄托身心，凝聚精魄。所以，王孙乐对执笔在纸上书写一事相当敬重。他作书，即使是日课也一丝不苟，即使经济困难，纸、笔、墨必精良。纸常用半生半熟的宣纸，笔必是北狼毫精品，墨都是自磨，备上等墨和普通墨两种，普通墨作日课用。后期日课也用好墨，因为有出乎意外的好书数行，他就会珍爱地保存起来。作书时一定要在没有外界干扰的安静环境之中。可以说古人的书写习惯他都遵从：笔不妄下，笔无妄形，力不轻泄，意不菲薄，字不苟为，构不率作，惜墨如金，惜纸如命，笔不乱捐，迹不轻弃。每次书写如对至尊，谨重、慎决、精洁、净意，以全身心力对待。如焚香持琴，高山发音。有一次，一位老友来访，他正在书写长卷《琵琶行》，门敲了很久他都不应声，直到写完才去开门。他对老友表示歉意，说：“书是我在为天地行事，不是我个人的事，多有得罪，也只能怪老天爷。”他又说：“书写的时候，气不能断。如果开门应酬，断了气，就达不到神完气足了。古人讲‘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就是这个道理。” 王孙乐书法如枯槎老材，风霜凛冽，格高而少蕴藉，猛厉而少纾余，超荡而少雍容，这一点与他的人生命运蹇促多艰是相契合的，人与艺在王孙乐身上是统一的。王孙乐有一副自作联语，张贴在黄花馆的门前，虽已泛黄，但至今还在（据说有人要高价把这块门板买去）：“岁月留鸿爪，生涯寄马蹄。”王孙乐的足迹渐渐伸远，慢慢模糊，留给我们的思索和意味很多。像他的这种生活意志和人生追求，在现实社会中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是不是有人会指责这是缺乏现实精神的好古癖。在他生前就有这样的遭遇，他的痴与癖就让街坊邻居看不惯，觉得他是一个怪人。是的，这种指责容易理解，一个人可以羡慕过去，试图重现过去，留恋过去的某种精神，对过去岁月的浪漫渴望，实际上是一种无视因果的天真想法。就像一棵桃树不能变回一枚桃核，一个老人也不可能实在地再年轻一次。但是问题又不是那么简单，往昔的岁月、古人的理想会使人仰慕和向往。尤其是由于时代的飞速发展，有些东西连我们还没有熟悉就已经成为过去，在人们的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对古代事物恒久性的痴迷，这是一种文化的机制。现在的古镇旅游热、古物收藏热，就是对这种人类创造的恒久不变的东西的热情与向往。发古之幽思，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精神和行为追求的一个热点，通过想象和虚拟的努力来重塑有价值的观念和人们普遍关心的事物。从这一点上来说，拯救性地挖掘王孙乐的文化遗产，就像重塑一个古色古香的江南小镇一样，既有历史文化的意义，又有时代现实的作用。
  对王孙乐的人生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从上面的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历了人生浮沉、战争乱离、生活磨难，在艰难的挣扎中，或者无奈叹息，或者寻求解脱。在他的骨了里有着没有瑕疵的人生信念，他只为艺术而执着，为自适而生活，不懂得机巧与倾轧，只懂得隐忍与孤傲，一生清贫只为一身傲骨而来。
  透过他的书法作品，依旧可以看出他挥洒出的隽瘦身影，甚至可以看到他的本真。尽管他在清苦中的逍遥自在与愉悦，但他艰难的命运、执着的态度和时代匆匆向前的脚步却使他这个人显得有点悲剧意味。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他考验了自己对困苦的承受能力，在深度的煎熬与奋发的努力中很不轻易地又很自然地表现了自我，从容地流露出一种自在与情怀，给了我们一个蕴含隽永而又独特的人生艺术的注解。
  黄花晚节香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事业欣欣向荣，王孙乐的艺术成就不断为人所知。他也以书画会友，焕发了艺术青春。1983年，应邀赴绍兴参加王羲之《兰亭集序》1630周年纪念的全国书法盛会，与同行切磋书艺，又拓宽了眼界。1987年5月1日，湖州市文联、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北大楼第二展厅举办“王孙乐书画篆刻展”，展出其书、画、印作品共100件，郭仲选先生题写了展标。展览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1990年，王孙乐作为省文史馆员第一次参加浙江省文史馆的集会，会上受到沈祖伦省长等领导的亲切接见。1993年，又参加了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建馆45周年庆典。同时与各地书信交往频繁，应征作品接连不断。他的书法作品三次东渡扶桑，并选入日本国《中国当代墨宝集》。他的作品与传略入选《中国美术馆年鉴》《中国现代书法人名辞典》《国际现代书画篆刻大辞典》《国际现代书画名家教授大画册》《世界名人录》等典册，并获得中国作协文艺报社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王孙乐晚年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关怀，鼓舞着他为振兴南浔经济发展、繁荣地方文化多作贡献。他关心家乡发展，创作了许多作品奉献社会。为亚运会捐赠了力作，先后为四川朱德故居、广西民族英雄纪念碑寄送大件作品，为抗灾自救创作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王孙乐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在南浔随处可见，著名的有“清风桥”“南浔陵园”“徐一冰纪念碑”“南浔电影院”等，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观。“湖州宾馆”四个大字，灿烂夺目，无人不夸。1993年，他参加市政协会议时创作了一首诗：笔底起云烟，回归大自然。
  风雷催短棹，龙凤舞青天。
  文绣增光彩，山河改旧颜。
  痴人非说梦，书画写心田。寄托了自己的情思，并表达了他晚年乐在其中的喜悦心情。
  1984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他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这使他真的感到一种梦想成真的知足感。他一生向往的那种世外桃源般的静怡生活，此时正成了他晚年的归宿。他异常高兴，逢人便夸政府。在新宅南面有个小小庭园，种着数十盆菊花，东篱佳色，赏心悦目，他将书斋移名“黄花馆”，用银杏木板刻成隶书字体，漆黄墨绿，十分古朴。将庭园命名为“桃源深处”，有身在世外之感。
  改建寓所位于古镇南浔浔东里原庞莱臣私家花园宜园的放鹤亭东墙。于此，王孙乐专写一文，以寄托“沧桑变局如棋易，块垒填胸借酒浇”的感慨。此文原无发表，可与《从园林谈到古画鉴藏家庞虚斋》一文相参，兹录于后，原题为《晚香簃随笔》：我现居屋后，原是邢、刘、庞、张四大家之一，号称东南第一书画收藏家庞虚斋之“宜园”所在，我处为当时养鹤地，罗汉青松还在。今梁园日暮，已成废墟，而荷池十亩，犹未凋零。数年前我曾作《观莲图》记其事。今藕塘被挖，只是一泓池水。夕阳衰草，荒冢累累。物换星移，无复当年曲桥风荷，游人如织。向晚，“笃笃笃”，游客还能吃到担售鲜美小馄饨。转眼数十年过去，小馄饨之情之味，还留我舌本。
  今宜园隔堤张氏有池，绿荷葱郁为点缀其间。宜园盛况，为南浔庞氏最先经营。稍后张氏不甘落后，就南栅更番营建规模密丽之“适园”，搜尽奇石，十年始成。幽谷台榭，尽曲折之美，佳木异卉，极园林之胜。壁间碑版甚富，楠木厅尤称独步，日落西山夜黄昏，此后张氏浸衰，至于一蹶不振，资产荡于当时沪上所称“轮盘赌”，一夜豪华，金珠宝玉如粪土。欲将适园十万金脱售而无人顾问其时，我自沪言旋，曾与二三好友携酒饮于其间。1937年中日之役适园夷为平地，一片瓦砾，已成荒土荒土现为烈士陵园，有我题刻碑石。东郊之“分水墩”，原有魁星阁，同是南浔游踪名迹，毁于日寇，只有废墩杂草刘氏小莲庄幸免于难，重加修缮一新，与比邻“嘉业堂藏书楼”“刘氏家庙”为目前南浔名胜。沧桑兴废，只唯诗人、词客之感慨吟咏已也。
  庞氏能书善画，鉴别更精。曾将所藏历来名画辑为线装本《虚斋名画录》，每部或十册，有夹板。我曾得此一部，后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三痴老人八十有四。
  岁月沧桑人事变易。比之一夜豪华如粪土的金珠宝玉，诗人词客的感慨吟咏更有价值。王孙乐的诗情文心于此可见。
  得一小园，王孙乐实现了自己平生的梦想，此中景况与40年代《村人志志》中所记的八九不离十。早年王孙乐曾请名手高人批命，后有两句“双槐挺立，蔗境勿疑”。王孙乐有九个儿女，但命运多乖，但最后有八、九子长大成人，业绩不菲，可谓“双槐挺立”。而他晚年怡乐幸福，与早年时遭颠沛形成对照，所以他常说“改革发展人安定，十年老有甘蔗运”。
  王孙乐知足常乐，永葆晚节，有联语：“渐觉凉风侵白袷，敢将傲骨比黄花”，这是他人生态度的写照，也是他刚直不阿的个性表露，他曾表示“宁穷到底，硬到死，不改从艺坚志”。他虽然收入不多，但每逢救灾、扶贫、助残等活动，都积极参与，以力作捐赠义卖。
  1995年11月，王孙乐九十大寿，郭仲选亲自赶到南浔祝贺。谭建丞于病中专门用红纸写一“寿”字作为贺礼。不料在谭建丞故后，王孙乐每天念道“老先生回归了，下一个要轮到我了”，随即真的一病不起。
  王孙乐在生命快将终结之时，写下了一系列的小纸条，说是“临终遗言”。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或者是遗产的分配这类“俗累”，而是一个生命面对死亡的感受。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奋进、搏斗、挣扎之后，终于又回复到生命最真实、最古朴的本色。1995年12月15日去年，人肝肾不足，气血两亏。三帖药吃完，胃口已开，觉得饿，但仍畏寒。寒温未尽，怕冷。鼻涕、咳嗽不止。晚上不好睡，失眠。再吃三帖，请用健脾开胃、宽胸、安神之药。止咳。
  老年不能发汗，出汗体虚弱，这是什么道理？今后有请出诊，请带血压器及听筒。
  1995年12月19日
  三帖药吃完之后，仍有小咳，怕冷，除胃口已开，觉饿外，全身绝对不支、无力，日夜在床，不能起床。恐不久病死。是否请病后调理，健腰膝用点黄芪，支持全身。这次必死。
  1995年12月20日第二次三帖药吃完，咳呛已止，仍有小咳，怕冷，终日在床，四肢无力，胃口已开，无力不能起床，是否请病后调理，健腰膝用点黄芪、党参恢复健康。我估计这次病不起，不久死去？
  1995年12月21日心神不交，不好睡，全身乏力，日夜在床，无力起床，寸步难行。只吃粥，吃不进饭，右足常发麻，日里夜里，有时弄不清楚。这病况必趋恶化。现仍怕冷，胃口吃不多。
  自我感觉病况不好，恐难药救？
  1995年12月22日心神不交，不好睡，全体乏力，日夜在床，无力起床，只吃粥，不吃饭。这病况必重不起。必死之症。怕冷。自我感觉。
  王孙乐不愧为一介文人，面对死亡还表现得那么名士气。
  1996年3月28日下午2时15分，王孙乐因病与世长辞，终年91岁。
  在王孙乐病重期间，受到二儿媳的精心照料。在他弥留之际，对儿子说：“论地位、职务不如他人，我的作品真金不怕火，可与强者比试。保存好我的作品，我走以后，会有人寻访而来”，并希望有朝能出版他的作品集。
  果不出所料，王孙乐逝世至今，已有北京、天津、烟台、济南、桂林、长春、香港等地30多家艺术机构和出版单位来信来函，要求收藏、入编、拍卖王孙乐的作品。
  2002年，王孙乐八子王留青先生将父亲遗留的书、画、印作品及生平所珍藏的资料全部献赠家乡，从而实现了王孙乐“魂系浔溪、回归社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