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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事者寻微，览迹者悟本。蘧庵居士严尔珪旧宅在杏村。
严尔珪为崇祯进士，曾官江西参政，最高官至明朝礼部主事，告老归乡后，住持拓修苓山上乘寺，在旧居建弘愿精舍，延幻师主之，潜心研究佛学。
严尔珪尝刊印佛典并为之序，序中“搆小庵於古杏溪”中提到的小庵可能为净土庵之前身。净土庵位于古杏村，依古物断是老庵，严居士家在杏村，故认为净土庵就是弘愿精舍。
严氏桂林支于明洪武初由嘉定迁至吾乡。严尔珪为石塚严氏，长芦盐运使严敬后裔。严尔珪灵柩入土荻港吴家港。其父乃刑部主事严锡，墓在菁山钓鱼潭。杏村早无严氏。附近居住的陆氏乃北宋兵马都监陆圭的后代。
上乘寺在苓山（今名灵山），梁天监七年（502）敕造，旧名清灵院，再建于宋治平二年（1065年）。严氏别业亦在苓山（严明府、允肇兄弟筑室），菱湖孙宗承诗云：“问询烟霞信不凡，萧条书屋架空岩。霜枫几树丹烧眼，竹影
一丛绿映衫。” 天目道人云：“蘧云庵在金盖山南麓，幻师指幻轮大闻法师。”天目道人与藕益大师之师父雪岭大峻为同门。故藕益大师剃度于蘧云。
严尔珪在任明朝礼部主事期间，曾游历江苏风景名胜紫琅山，民间又称为狼山，据说因狼山居中，周围又有马鞭山、剑山、军山和黄泥山四座山环绕，故民间合称“狼五山”。
五山景色奇绝，激发了大才子严尔珪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写下一篇《五山拱北碑铭》。“五山供北”既突出了五山联守的地势，又概括了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
狼山扼守长江中口，北拱南通，上卫南京，自唐末以来就一直有驻军，
1949年解放军就是先攻狼山而迫使国民政府军南逃的。《五山拱北碑铭》以“登五岳而小天下，登五山而小崇川”开篇，下笔流艳，行文酣畅，才华斐然，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佳作。
《五山拱北碑铭》登五岳而小天下，登五山而小崇川，五山其通之五岳乎！大江沈荡自恣，五峰盘峙如列掌。余每过之，几片青芙蓉，奇秀万状。白狼居然长之，若剑迹若黄泥若马鞍皆其伯仲而鳞次者矣，军山在水中央，宛一旁伍。波臣澎湃，走五山之趾，狂欲吞山，山坚壁当之，如诸葛垒，如岳家军。森布嶙峋，撼之而不动。通以此俯瞰江流，差堪夜郎自雄，称小
五岳也。州人士所疑者，谓山阳盘旋南向，其阴多巉岩绝壁，怪石聱牙，夫其情不属我乎。余解之曰：非然哉，兹山为江而设奇，为通而岸江者也，故悉其峭雄勃窣之力，南走迎江，而故张其逶迤整暇之势，分合奇正，与江水相持，要其所拥护而藩屏，神情未尝不北拱也，譬猛将军捍御边陲，逢劲敌旗鼓军容无不向敌者，可遂谓其无意本朝而有心敌国乎。然则内地安澜，数峰容与，山之轻裘而缓带者也，而兹山独处其劳；叠嶂重峦，跨江隘海，山之居重而拥强者也，而兹山孤奋其勇；山之拱通也，亦至矣。州人士犹重疑之乎，余将酹山灵加劳焉。因题之曰：五山拱北。即山灵快然当以余言为知己也。爰进铭之：维通有山，岿兮森峙。固我邦圉。畴离厥祉。江涛怒攻，介人在此。忠而被谤，佥谓南指。珪来眺临，雪其非是，五灵竞呼，曰惟所使。为通笃祜。有加於始。
附石冢严锡—严尔珪家谱：
1.严锡，严正心长子。子四。
（1）严尔珪（1590—1650）字伯玉，号琢庵，严锡长子。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举人，二年（1622）壬戌进士，知海门县，调无锡知县，升南京礼部主事进郎中，转抚州知府，升广东岭南道江西九江布政司左参政，陕西巡抚。著有《琢如诗文稿》。寿六十一。子二：书开、书成。
严书成，字逸山，严尔珪子。崇祯六年（1633）癸酉与叔严尔琮同榜举人。著有《严逸山先生文集》13卷。
严述曾，字西斋，严书开子。廪贡生，漳州通判。著有《水利救荒》。
（2）严尔璋（1605—1644）字仲玉，号峩庵，严锡次子。增贡生，赠文林郎，山东寿光知县。子三：允来、允肇、允芳。寿四十。
（3）严尔（1606—1658）字叔玉，号璞庵，严锡三子。崇祯六年（1633）癸酉与侄严书开同榜举人，十六年（1643年）癸未进士，广东程乡、东莞知县，署广州推官，升兵部职方司、吏部文选司主政。著有《璞庵集》。
子三：允维、鸿伦、鸿逵。寿五十三岁。
（4）严尔璜（1607—1639）字季玉，号卓庵，严锡季子。廪膳生。寿
三十三岁。
2.婚姻关系：（1）严尔珪，配闵氏，例赠夫人，嘉靖壬辰进士礼部尚书如霖公曾孙女，附贡赠湖广布政司讳道孚公孙女，上林苑监正龙湖公世躍之女。
（2）严尔璋，配张氏，例赠孺人，万历十三年（1585）乙酉举人山东临朐知县美甫公讳道充之女。
（3）严尔琮，配沈氏，敕封孺人，万历辛卯举人广州府推官石球公之女。
（4）严尔璜，配吴氏，前丘庠生吴时庠之女。
卜强与奔雷琴石淙凡石村，旧称樊川（樊泽），古代石淙望族卜氏世居于此。卜氏一族累世为商，至宋朝绍圣年间却出了个进士，令整个家族喜出望外，此人即是卜强。
卜强自幼聪慧，雅擅音律，传习诗文，具有“一目十行、过耳即诵”的本领，颇得师长赏识，后来，他顺利于绍圣年号科举及第，不仅一朝富贵、光耀门楣，还成功躲过了宋哲宗与太后的政治斗争，从此开始了自己坦荡得意的仕途。
宋哲宗与太后之间的政斗风波在历史上很有名，当时新旧两股势力的矛盾开始激化，展开明争暗斗，牵涉官员甚广。
宋神宗驾崩之时，赵煦年仅九岁，朝政一直由嚣张跋扈的高太后把持。
当时高太后对军国大事摆出一副“独裁者”的姿态，年少的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因赵煦年幼，凡事都向高太后禀报，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赵煦只不过是个傀儡皇帝。朝堂上，高太后特意安排赵煦的御座与她相对，如此一来，每次大臣们向她奏事，赵煦面对的就是朝中官员的屁股和背影，这些做法都令赵煦内心非常不满。
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还不肯交出政权，一众大臣依然是有事必先奏请太后，有宣谕必遵从太后之言。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彻底惹恼了赵煦，于是他开展培植政治势力，明里暗里地反抗。
然而，高太后老谋深算，手段狠辣面对无情打压，赵煦只能步步退让。
直至高太后去世，赵煦亲政，才掌控住大局，对满朝文武实施政治清算，他大力打击旧党官员，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一带），甚至在章悖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一度欲追废其太后称号。接着，他重用革新派如章悖、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大有起色，并于次年改年号为“绍圣”。卜强在此时步入政坛，正是赶上朝廷“新人换旧人”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很快得到重用。
高太后在位时，旧党官员一边倒，如今江山易主，他们就变得战战兢兢，生怕因自己的言行而被抓到什么把柄，相反新党成员扬眉吐气，不仅夺回了朝堂之上的话语权，还积极投身民间文化娱乐活动，成为推动勾栏瓦舍等民间雅集文化的重要力量。所谓勾栏瓦舍即文娱活动场所，比如投壶、焚香、弹琴、点茶、吟诗、挂画、插花这些活动就最能代表宋人生活与文化趣味，也是当时官宦人家精致生活不可或缺的技能。
卜强干起政务来井井有条，文艺方面也毫不逊色，除了诗书画以外，他最擅长就是弹琴，琴艺俨然超过了许多职业琴师。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他的琴艺：如涓流指间滑出，似腾浪琴上涌来。当然，卜强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还要更深一层，他说弹琴既可以修身养性，又可以正心养德，所谓“琴者心也”。周围的同僚和朋友都对他卓绝的技艺大为赞赏。
有一天，众多好友为卜强送来一把好琴，卜强是个行家，一眼就观出此琴非比寻常。它用料极其考究，面材是名贵的黄花梨木，底座是稀有的黑檀，更以犀牛角为足，以象牙料为轸；它的大小比例也设计得非常合理，“唯项逐渐坡下，耸而不觉其狭”，再加上“鹿角灰胎、通身黑漆”的精心修饰，令人有种肃穆清雅的感觉。
卜强用此琴弹奏，只见琴弦在他手下翻飞变换，美妙的“气味”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那种气味像是你突然走进了空旷山谷，叮咚的泉水还有盛开的兰花，然后又隐约听见几声奔雷，随后雨渐渐地止住，天边挂起一道彩虹。这哪里是琴，这分明是幻境，能令现场的所有人都沉醉其中，让过去变得遥远淡然，只有现在的琴音最真切了。一曲终了，满堂喝彩。
卜强对它爱不释手、啧啧称奇。这时，一位朋友道出了此琴的来历，原来这把琴是朋友请世外高人定制的，世间仅此一件，十分珍贵。也由于特制，所以音域格外辽阔，音色也特别优美。
按照朋友所指，卜强又重新拿起这把琴，仔细地端详起来，果然他看到了琴里贴满各种奇怪的小木片，内部结构要比一般琴复杂许多。朋友称，琴内加格加板的方法，可以令琴韵更绵长，达到“声有匮而不散”的功效，这可是独创的发明。
卜强阅琴无数，但这么好的琴他还是头一次见，他非常喜欢，于是就想把它买下来。
“琴之为器，而德在其中。”朋友表示只有卜强的修养和琴艺配得上这把好琴，所以将琴卖给了卜强，并且答应不会再制作第二把琴，让此琴成为世间孤品。
卜强对朋友感激不尽，为了表示对奔雷琴的重视，他特意命人在家乡凡石村上修一座琴堂，专门用于存放这件乐器。清同治《湖州府志》有记载：“琴堂庵在府城南樊泽村，宋进士卜强本家有古琴，名奔雷，为世重宝，贮此，后人即其堂为庵。”琴堂庵旧址现在是凡村主庙。南宋周密在《视听抄》
一书中列举了北方名琴十七床，其中卜强的奔雷琴名列第一。
后来，奔雷琴辗转落入天津收藏家宋镜涵手中。宋先生对此琴十分珍爱，从他在琴上题的两首诗的内容中就可以看出。“南北东西几度游，名琴能遇不能求。奔雷无意欣相遇，夙愿多年始得酬。”另一首是“久经风鹤不堪嗟，一抚奔雷兴倍赊。三十年来成伴侣，怡情养性不离他”。
天津自民国就有琴集的传统，各方收藏家汇聚津门、争藏古琴，宋镜涵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收藏的奔雷琴能赛过其他收藏家手中最珍稀的古琴。奔雷琴背面龙池上有方刻有古篆体“奔雷”二字。1983年，该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王阳明弟子陆澄沧海桑田，时代变迁，由于石淙史料分散且多有佚失，令众多的石淙名人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鲜有人知，陆澄就是其中之一。
陆澄（1485—1563），字原静，号清伯，湖州石淙人，是阳明夫子早期最著名弟子之一。
王阳明（1472—1529），又名王守仁，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世人称阳明先生。他是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释道三家之学，集文韬武略于
一身，是历史上“立德、立言、立功”第一人。作为古代“三不朽”的典范，他在哲学、军事学和教育学等方面多有建树。王阳明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建树颇丰，弟子无数。据考证，亲听过王阳明教诲的弟子达400余人，再传弟子不计其数。
在湖州地区，一般认为是阳明夫子的亲传弟子的共有3人，分别是陆澄、顾应祥和高冕，其中，陆澄的学术成就最高，王阳明代表作《传习录》多为其所记。
陆澄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成为进士，被朝廷授予刑部主事一职，后官至广西佥事，由于卷入明代“大礼议”政治旋涡，先被朝廷革职，后来官复原职，最后又被朝廷革职。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师从王阳明后，专心治学，终成大家。
对明朝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礼议”之争，时间跨度逾二十年，它不仅是新皇权与旧阁权之间的政治冲突，也是传统程朱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之间的较量，更是一场天理与人情之间的博弈。
这场政治风波的起因是皇帝死了却没有子嗣，新推选的皇帝为了给死去的亲生父亲一个比较高的封号，与朝臣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死去，首辅大臣杨延和等拥立朱厚熜为继承人。当时受封为“兴献王”的朱厚熜才十五岁。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那时已经去世了。按规矩，朱厚熜即位后应该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但是他很想尊奉父亲，所以打算把对父亲称谓改为“皇考”。于是，即位典礼后的第五天，朱厚熜便下诏让大臣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这种做法贬低了先帝的地位，所以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
当时，陆澄还是程朱理学的忠实拥护者，他对这项提议也持否定态度，于是身先士卒地投入了“战斗”。（另一种说法是，陆澄上疏时，已经认识王阳明，开始学习陆王心学，却仍坚持提出反对意见，请见后文详解。）正德十六年八月，陆澄上疏云：继孝宗者武宗也，继武宗者皇上也。
礼，为人后者为之子，是皇上非惟武宗之臣，又为后之子也。昔鲁跻僖公，《春秋》讥之，谓先祢而后祖也。夫僖，兄也；闵，弟也。闵先为君，有父道焉；僖以臣继君，有子道焉。夫闵，弟也，而可为僖祢；武宗，兄也，犹不可为皇上祢乎？故今日之礼，当祢武宗无疑也。（《明伦大典》卷4）陆澄认为只有先帝才能称“父”，其中道理岂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然而，这份上奏触怒了皇上，他也很快被朝廷革职了。
当时，程朱理学是学界正统，朱子的立场与程颐在濮议中的态度是一致的，即要站在大局的角度，反对尊崇本生父母。那时，朝廷大部分官员都信奉此道，主张要按规矩、按礼法来办事，朱厚熜的想法自然很难被接受。虽然陆澄已被罢黜，但他的想法依然坚定不移，直到遇到老师王阳明。
王阳明的观点很明确，孝亲之心乃人之本心，良知即“至善”，他主张推尊自己生身父母的，这些从他的著作《传习录》中可以得出。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卷上，陆澄录，33条）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 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传习录》卷上，陆澄录，68条）圣人的语录和道理并非固定不变的，如果将所谓的“道理”变成僵化的教条，反而是有害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道理懂得再多，也过不好这一生”的根本原因，而与这世上众多制度相比，“成就自家心体”则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用来解读“大礼议”之争的话，那便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见解：即只要皇帝的想法是纯乎天理，也尽了诚孝之心，这种做法就属于“至善”。
《传习录》的其他相关细节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示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罹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传习录》卷上，陆澄录，21条）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传习录》卷上，陆澄录，
31条）从陆澄的发问来看，可以判断最初他是主张通过读书来获得道理的，说白了就是肯定古圣先贤留下的那套理论，只要用心学习，就能有的长进，无须作出改变或调整。但老师王阳明则认为，“至理名言”虽好，但世事不断变化，相对于“死”的道理，不如在“心体”上用功，像磨镜子一样细细打磨。
我们如果将这个观点，套用在朱厚熜这个事情上，就不难发现，只要“心体明”、孝心至纯，自然会“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陆澄是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又是《传习录》的主要记录者，自然比旁人更懂得其中的道理，于是他又向朝廷上疏了：“父子天伦不可夺，礼臣之言未必是，张、桂之言未必非。恨初议之不经，而怃悔无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澄自受到阳明的影响，导致了他在后疏中的不同立场。
看来是陆澄的悔意感动了皇帝，所以马上他就被官复原职。
但“大礼议”之争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嘉靖皇帝朱厚熜用暴力镇压了文武百官。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锦衣卫一下子就抓捕了134名官员，其中有的被严刑拷打致死，有的被发配边疆，还有的受到廷杖处罚。
从此，朝中再也没有反对“议礼”的声音了，即使从前抗争得“很凶”的官员，也不敢再公然与皇帝对抗，而嘉靖尊称生父的主张也顺利实现。那些在“大礼议”中，支持皇帝的官员从此权力日益稳固，他们开始凶狠地排斥异己，对于曾经的反对派严厉打击。
这时，之前陆澄那份有异见的上疏，也被别有用心的官员们给翻了出来，他们直指他是“反覆”小人，绝不可留用。如此一来，陆澄又被革职了。
综观陆澄这一生，大起大落，历史上对他的褒贬也不一，但其对陆王心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传习录》多为他所记，其所记语录深入浅出，易于理解，足见其对恩师的语录曾下过的苦功。陆澄与恩师王阳明亦师亦友感情很深，陆澄的父亲陆璩死的时候，王阳明还亲手为其写了墓碑铭。
在《王阳明全集》中就有这篇《明封刑部主事浩斋陆君墓碑铭》：封君之葬也，子澄毁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问于阳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资以盛宾主，至于毁家，不则以为俭其亲也。不肖孤则何费之敢靳！大惧疾之不任，遂底于颠殒，以重其不孝。敢请已之，如何？”阳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椁衣衾之得为也者，君子不以俭其亲。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亲遂非而导侈也。又况以殆其遗体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礼告，人岂有非之者！将湖俗之变，必自吾子始矣。一举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复以志墓之文请。阳明子辞之不得，则谓之曰：“志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树。孔子之葬其亲也，自以为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无识也，而封之，崇四尺。其于季札之葬，则为之识曰：‘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后之志者，若是焉可矣。而内以诬其亲，外以诬于人，是故君子耻之。吾子志于贤圣之学，苟卒为贤圣之归，是使其亲为贤圣者之父也，志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尝以其田二顷给吾党之贫者以资学，是于斯文为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无已，则如夫子之于札也乎？”因为之题其识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斋陆君之墓”，而书其事于石之阴。君讳璩，字文华，湖之归安人。墓在樊泽。子澄，举进士，方为刑部员外郎。澄之兄曰津。
从当时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陆氏是石淙名门望族，其父陆璩曾任刑部主事，由此我产生一种跟部分历史学家截然不同的观点。
最初满朝文武都参与到了反对皇上的“大潮”当中，那么陆澄的父亲有没有幸免呢？如果父亲被同僚所裹挟，进入了危险的“政治旋涡”，一向孝顺的儿子陆澄又会怎么做呢?陆澄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自然“心体”敞亮，当这样的一个聪慧卓绝的人，在面对“世间纷争”、进退两难之际，他会做何抉择呢?难怪史料上流传的另一种说法，说当时陆澄明明已拜王阳明为师，在学习了陆王心学之后，反而奇怪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甚至“冲锋在前”，像抢着被革职似的向皇帝上疏。这里面的微妙之处在于，如果趁着最初皇帝羽翼未丰之时提出反对，往往受到的处罚就最轻，也能在父亲进退两难间，最大限度地保全家族。事实上，后来的皇帝就没有那么仁慈，而其间无论任何一方得势，对另一方打压之势也都没有表现出丝毫仁慈。
回顾这段政治风波，比起被杀害、被打压的大多数官员，陆澄其实受到的伤害是较小的。如果王阳明早就洞悉原委，那么他为陆澄的父亲写墓碑铭，就多了另外一层深意；如果陆澄每次关键时刻的抉择，都是在进入那种高层的“心体”境界时作出的，那么以后许多事情也就都解释得通了。
为什么有些人道理懂得再多，也过不好这一生？世间道理并非固定不变的。只要“成就自家心体”，成就自然而来。
当回过头来再来看陆澄，他的人生无疑是有价值的，陆澄的影响力在死后不断发扬的，或者说他死后依然被人铭记是由于《传习录》这部著作，陆澄与他老师王阳明之间的问答，作为阳明心学的重要思想，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启发着后人，甚至到了近现代，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地方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部书，从而知道了陆澄这个人。
行文至此，我不禁对陆澄又多了一份敬意。
据《湖州府志》记载，陆澄为始祖陆肇的一个旁支，其兄长和子女也均有建树。
陆澄家族谱系如下：陆璩，陆澄父，赠承德郎，刑部主事。
陆澄，字原静，号清伯，陆时雍父。正德十二年（1517年）辛巳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广西佥事致仕。师事王阳明，讲“致良知”之说，王阳明《传习录》多为其所记。
陆津，陆澄兄。
陆濂，陆时雍（嗣）父，赠奉政大夫，工部郎中。
陆时雍字幼淳，陆澄子。嘉靖二年（1523）癸未联捷成进士，授上高知县，调永宁知县，迁工部郎中，劾武定侯郭勋，谪提举海北盐课。郭勋败，官四川佥事，升江西提学副使，以疾归，杜门养病十年。有《平川遗稿》《南游漫稿》《水利志》。
陆时中，字幼贞，陆澄从子。嘉靖元年（1522）壬午与陆时雍同榜举人。
有《午峰集》《建文逸史》。
据考证，陆璩墓和陆澄（陆璩之子）墓均在樊泽，即今天的石淙地区。
姜兆熊和《樊川丛话》从考古发掘情况看，石淙地域内出土石器文物也较多，据采集的标本分析，渔林村遗址为新石器至春秋时期，出土的米字纹、回纹、曲折纹等硬陶为周朝遗物。樊泽四野亦有数量惊人的砖井，应是当年染布取水所用。井砖为长条形宋式香糕砖，被村民用作磨刀石。2015年底，为配合太嘉河水利工程幻涹港基本建设，文物部门对凡石桥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大量瓷器、陶器、漆器等宋代遗存。可见石淙小镇在宋朝时期就已经相当繁华，有大户富贵人家聚居于此，形成集市。
相关史料显示，在明洪武年间此地建立了织染局。随着丝绸业的发展，因染色行业而致富的大户不断兴起，推动小镇的二度繁荣。
经济的兴盛催生文化的繁荣，文人及作品应运而生。姜兆熊和他的《樊川丛话》就是一个典型。
姜兆熊，字恂如，明朝人，著有《樊川丛话》一书。此书记叙了一些杂事，分为朝庙、山川、考证、诗话、闺秀、仙释、怪异、数验八个门类，被当时的浙江巡抚推荐列入《四库全书总目》。
关于姜兆熊生平事迹，我翻遍了几个图书馆，均无所获，如有记述，大都只以一句“生卒年及生平均不可考”，我又在网上检索，显示姜兆熊是湖州人，令我更生疑惑，不得已之下，变换了研究思路，先从《樊川丛话》中寻找蛛丝马迹。俗话说“言为心声”，著作是一个人的精神产物，我想或多或少会留下那个人的生活或工作的痕迹。
偶然翻到《樊川丛话》中关于道场山多宝塔的记载，冥冥中似曾相识，仔细一想，竟与我小时候从当地老人口中听到的传说不谋而合。多宝塔，建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在湖州正南五公里处的道场山顶。塔身通高
33米，若人自外地至湖州，首见道场山顶的多宝塔，因此成了湖州的标志。
多宝塔又名文笔塔，由于唐宋以后江南建塔增高，塔形纤纤，远远望之，酷肖一笔，故有此称。多宝塔又称文风塔，有传说湖州唐和北宋年间一直没有出过状元，道场老僧说：“此非人事，道场在州之南方，文笔山也，低于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于是他就化缘在道场山背建塔，时值北宋熙宁癸丑（1073年），并告诉湖州人：“后三十年出状元矣。”[见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三）]果然在大观和政和的丑年湖州人贾安宅、莫俦先后中得状元。
明姜兆熊的《樊川丛话》也有这类记载：“‘多宝塔’立石适届丑日，僧曰：‘自后逢丑必擢高第。’”接着列出了自宋大观己丑（1109年）至明嘉靖乙丑（1529年）湖州历代逢丑登第的名单。仕途奇魁，耀摘高第，历史的巧合应验了老僧之说，与塔的高耸其卓如笔的形象有了内在的联系。虽属风水，也投射出了湖州的民俗心理，反映了湖州人刻苦练笔，发愤读书，文运鼎盛的情景。从这则记述来看，我猜测他是湖州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又查了《钦定续文献通考》，上面记载姜兆熊为归安人，那不就是湖州人吗，我心情十分激动，又找出了《千顷堂书目》，同样印证了姜兆熊为湖州人的观点。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放下了一半。那么姜兆熊是湖州哪个地方的人呢?通过《樊川丛话》中的书名“樊川”两字，我找到了湖州石淙的凡石村，因为“樊川”即“樊泽”，而“樊泽”在当地方言里，不就是“凡石”吗？我又走访了一些当地老人，据他们回忆，民间确实有这种说法。因为旧社会识字的太少了，特别是农村，樊川和樊泽实在拗口，让人难以理解，所以樊川其实就是今天的石淙凡石村。
在查阅书目，追踪姜兆熊生平蛛丝马迹的时候，我还意外发现了一件趣事。姜家后裔中居然有明代著名文人姜秋岛。姜秋岛也承袭了先辈博古嗜奇的秉性，后来写成了一部奇书《金井志》，这让我又联想到“家学渊源”这四个字。
藏书家严元照严元照，（1773—1817），字元能（一作修能），一字久能（一作九能），号悔庵，又号蕙櫋，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卒于仁宗嘉庆二十二年，年
四十五岁。浙江归安石冢村（今湖州石淙）人，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文学家。一生无仕，擅书法，工诗词古文，又熟于小学，精治目录版本学。著有《蕙櫋杂记》《悔庵文抄》《诗抄抄》《柯家山馆词》等。此外，撰藏书题跋甚多，所著《悔庵学文》八卷（所录书跋，多为其他藏书家所未具）。所作跋语，以考核精审知名。
严元照之所能成为藏书家，与其家族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严氏乃邑中大族，世居石淙。严氏家学渊源，书香绵延五百余年，明初至清中期科举人物辈出。严氏始祖于明洪武初由嘉定迁至石溪（今西汇角），以科举起家，历官河间长芦盐运使。
元照早年居祖地苕溪芳椒堂（今石淙），中年迁居德清。平生藏书颇巨，聚书数万卷，多为宋元刊本，别贮于“芳椒堂”（石淙）、“柯家山馆”（德清）、“画扇斋”（不知在何处）。其中“芳椒堂”藏书数量最多。
严父树萼公（字茂先，一字半庵），亦是喜藏书之人，家风甚严。元照少负异才，八岁能书。十岁于屏风上作四体书（真、草、隶、篆），非常人能及，人称“江南奇童”。年及冠，即好宋椠书，“书癖”之名传于一时。
严氏藏书印有“石溪严氏芳椒堂藏书”“石溪严氏”“芳椒堂藏书”“芳椒堂印”“严氏九能”“元照之印”“元照私印”“蕙櫋”“画扇斋”“晓硅石换田毓印”等。
其姬妾张秋月，安徽祁门人，年十九归之照（严之照）。字香修，一字幼怜，亦能藏书，藏书印文有“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余独好修以为常”“侍儿香修”“香修”等。
秋月离世早，元照为悼姬人作有《念奴娇》词：“小姑江上，记当年初与伊人相遇。豆蔻梢头，芳意浅、娇小未通眉语。十载心期，三春病讯。端被多情误。妆成金屋，美人容易迟暮。惆怅花谢花开，艳桃秾李总惹东风妒。
莺语叮咛，留不得、零落红英无数。草草年华，沉沉风雨，此恨凭谁诉。重寻陈迹，一如春梦无据。”词真意切，写的分明是相识、相知、结发以至永别的情景。
元照性倜傥，一生无官。科场失败后，绝意仕进，致力于经史实学，雅学的研究尤为精深，其著作《娱亲雅言》《尔雅匡名》，“旁罗异文校训，钩稽疏证，补邢疏所不逮”，为清代大学问家朱珪（嘉庆帝师）、阮元（一代文宗，著名诗篇《吴兴杂诗》）所称道。
严父树萼公去世后，元照因家变从石塚村迁居至德清衡溪南侧柯家山麓，取读书室名为“柯家山馆”。移居德清后，以闭门读书治经为好。晚年久病，秋月侍奉汤药。元照于《柯家山馆遗诗》中《病榻读书漫述》记：“仆自壬申仲秋患肠澼之疾，久而弗愈。……扶持妪煦唯少张一人而已。宛转床蓐之间，借书卷以自遣。”元照卒于仁宗嘉庆二十二年，年四十五岁。
严元照藏书流散后，部分归于吴兴陆氏“皕宋楼”。“皕宋楼”主人陆心源刊刻的湖州地方文献《湖州丛书》收录严氏著作《尔雅匡名》《柯家山馆遗诗》《娱亲雅言》《柯家山馆诗集》《悔庵学文》等。民国藏书家潘景郑曾想将他所写的书跋，编为一册付梓，惜未完成。
严氏家族，满门文豪。美国犹他州的家谱学会收藏有《浙江湖州归安石溪严氏家谱》（清宣统三年木刻活字印本），想必记载较更详尽。严氏族人著作颇丰，如严正邦《白云小言》，严敬《如弦集》，严锡《中州恤稿》，严尔琼《璞庵集》，严书开《严逸山先生文集》，严元照《尔雅匡名》《娱亲雅言》《悔庵学文》等。
但清乾嘉年间的归安名士严元照是否为石淙（古称石冢）人，一直有争论，笔者在其著作中查到相关论述，其家与古寺相邻，村上有三座古桥。西汇角与青莲寺相去里许，今存古桥二座，东为永济，西为圣堂，其地理位置与其所述相近，又有严氏聚族而居的史料成为佐证，故西汇角为严氏祖居地“石冢村”无疑。
抗日名将俞国桥
2017年8月14日上午，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纪念日前夕，抗日烈士俞国桥的后代来到南浔区石淙镇南坝村，站在柳思桥上，缅怀先辈的英勇抗日的事迹。简短的祭拜后，俞国桥的儿女俞斌模和俞月仙手持烈士证明书，在
一棵百年古树下合影留念。
1944年，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日军节节败退。12月28日，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第一总队毕业的俞国桥少校副营长率部在千金、石淙一带阻击日伪敌军。当时，配有四门迫击炮的五百多名日伪军向千金、石淙进犯。在石淙镇柳思桥驻防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二纵队二营进行了积极抵抗，激战三小时，毙敌甚众。对抗中，日军又从千金方向增援百余人进行反扑。此时，抗日名将俞国桥俞国桥副营长率部增援，指挥战斗。敌众我寡，激战三十余分钟，国军将士伤亡惨重，俞国桥身中七弹，壮烈殉国，年仅28岁。2016年12月，民政部追授俞国桥“抗日烈士”称号，以资褒扬。
1916年出生的俞国桥，自幼聪慧勤奋，文武兼备，高中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现杭州第二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俞国桥一腔热血，立志抗日报国，弃笔从戎，毅然奔赴武昌，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经严格考试，被黄埔第十四期录取。1938年11月，俞国桥结束学生教育后，以少尉学员升入尉官班第四期，继续学习，于1939年7月毕业。黄埔毕业后，俞国桥被分配在浙江保安部队服役，领中尉、上尉军衔，先后在金华、龙游溪口、遂昌、临海等地驻防。
“父亲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优秀外，还非常严厉，因一次向日本人讨药膏给母亲治疮被父亲发现，把我狠狠打了一顿，说我没骨气，向敌人低头。”已经82岁的俞斌模说，当时他只有8岁，妹妹俞月仙只有4岁，但那次经历老人一辈子都难忘。所以老人之后在教育儿女时，要他们做人都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被打之后，父亲要我照顾好母亲，说自己要去抗日，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如今，俞斌模和俞月仙两位老人已是儿孙满堂，每一次家庭聚会时，他们都会用父亲当年英勇抗敌的故事教育后代，希望孩子们时刻都怀有一颗爱国心，即便没有轰轰烈烈，也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份力。
严尔珪为崇祯进士，曾官江西参政，最高官至明朝礼部主事，告老归乡后，住持拓修苓山上乘寺，在旧居建弘愿精舍，延幻师主之，潜心研究佛学。
严尔珪尝刊印佛典并为之序，序中“搆小庵於古杏溪”中提到的小庵可能为净土庵之前身。净土庵位于古杏村，依古物断是老庵，严居士家在杏村，故认为净土庵就是弘愿精舍。
严氏桂林支于明洪武初由嘉定迁至吾乡。严尔珪为石塚严氏，长芦盐运使严敬后裔。严尔珪灵柩入土荻港吴家港。其父乃刑部主事严锡，墓在菁山钓鱼潭。杏村早无严氏。附近居住的陆氏乃北宋兵马都监陆圭的后代。
上乘寺在苓山（今名灵山），梁天监七年（502）敕造，旧名清灵院，再建于宋治平二年（1065年）。严氏别业亦在苓山（严明府、允肇兄弟筑室），菱湖孙宗承诗云：“问询烟霞信不凡，萧条书屋架空岩。霜枫几树丹烧眼，竹影
一丛绿映衫。” 天目道人云：“蘧云庵在金盖山南麓，幻师指幻轮大闻法师。”天目道人与藕益大师之师父雪岭大峻为同门。故藕益大师剃度于蘧云。
严尔珪在任明朝礼部主事期间，曾游历江苏风景名胜紫琅山，民间又称为狼山，据说因狼山居中，周围又有马鞭山、剑山、军山和黄泥山四座山环绕，故民间合称“狼五山”。
五山景色奇绝，激发了大才子严尔珪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写下一篇《五山拱北碑铭》。“五山供北”既突出了五山联守的地势，又概括了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
狼山扼守长江中口，北拱南通，上卫南京，自唐末以来就一直有驻军，
1949年解放军就是先攻狼山而迫使国民政府军南逃的。《五山拱北碑铭》以“登五岳而小天下，登五山而小崇川”开篇，下笔流艳，行文酣畅，才华斐然，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佳作。
《五山拱北碑铭》登五岳而小天下，登五山而小崇川，五山其通之五岳乎！大江沈荡自恣，五峰盘峙如列掌。余每过之，几片青芙蓉，奇秀万状。白狼居然长之，若剑迹若黄泥若马鞍皆其伯仲而鳞次者矣，军山在水中央，宛一旁伍。波臣澎湃，走五山之趾，狂欲吞山，山坚壁当之，如诸葛垒，如岳家军。森布嶙峋，撼之而不动。通以此俯瞰江流，差堪夜郎自雄，称小
五岳也。州人士所疑者，谓山阳盘旋南向，其阴多巉岩绝壁，怪石聱牙，夫其情不属我乎。余解之曰：非然哉，兹山为江而设奇，为通而岸江者也，故悉其峭雄勃窣之力，南走迎江，而故张其逶迤整暇之势，分合奇正，与江水相持，要其所拥护而藩屏，神情未尝不北拱也，譬猛将军捍御边陲，逢劲敌旗鼓军容无不向敌者，可遂谓其无意本朝而有心敌国乎。然则内地安澜，数峰容与，山之轻裘而缓带者也，而兹山独处其劳；叠嶂重峦，跨江隘海，山之居重而拥强者也，而兹山孤奋其勇；山之拱通也，亦至矣。州人士犹重疑之乎，余将酹山灵加劳焉。因题之曰：五山拱北。即山灵快然当以余言为知己也。爰进铭之：维通有山，岿兮森峙。固我邦圉。畴离厥祉。江涛怒攻，介人在此。忠而被谤，佥谓南指。珪来眺临，雪其非是，五灵竞呼，曰惟所使。为通笃祜。有加於始。
附石冢严锡—严尔珪家谱：
1.严锡，严正心长子。子四。
（1）严尔珪（1590—1650）字伯玉，号琢庵，严锡长子。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举人，二年（1622）壬戌进士，知海门县，调无锡知县，升南京礼部主事进郎中，转抚州知府，升广东岭南道江西九江布政司左参政，陕西巡抚。著有《琢如诗文稿》。寿六十一。子二：书开、书成。
严书成，字逸山，严尔珪子。崇祯六年（1633）癸酉与叔严尔琮同榜举人。著有《严逸山先生文集》13卷。
严述曾，字西斋，严书开子。廪贡生，漳州通判。著有《水利救荒》。
（2）严尔璋（1605—1644）字仲玉，号峩庵，严锡次子。增贡生，赠文林郎，山东寿光知县。子三：允来、允肇、允芳。寿四十。
（3）严尔（1606—1658）字叔玉，号璞庵，严锡三子。崇祯六年（1633）癸酉与侄严书开同榜举人，十六年（1643年）癸未进士，广东程乡、东莞知县，署广州推官，升兵部职方司、吏部文选司主政。著有《璞庵集》。
子三：允维、鸿伦、鸿逵。寿五十三岁。
（4）严尔璜（1607—1639）字季玉，号卓庵，严锡季子。廪膳生。寿
三十三岁。
2.婚姻关系：（1）严尔珪，配闵氏，例赠夫人，嘉靖壬辰进士礼部尚书如霖公曾孙女，附贡赠湖广布政司讳道孚公孙女，上林苑监正龙湖公世躍之女。
（2）严尔璋，配张氏，例赠孺人，万历十三年（1585）乙酉举人山东临朐知县美甫公讳道充之女。
（3）严尔琮，配沈氏，敕封孺人，万历辛卯举人广州府推官石球公之女。
（4）严尔璜，配吴氏，前丘庠生吴时庠之女。
卜强与奔雷琴石淙凡石村，旧称樊川（樊泽），古代石淙望族卜氏世居于此。卜氏一族累世为商，至宋朝绍圣年间却出了个进士，令整个家族喜出望外，此人即是卜强。
卜强自幼聪慧，雅擅音律，传习诗文，具有“一目十行、过耳即诵”的本领，颇得师长赏识，后来，他顺利于绍圣年号科举及第，不仅一朝富贵、光耀门楣，还成功躲过了宋哲宗与太后的政治斗争，从此开始了自己坦荡得意的仕途。
宋哲宗与太后之间的政斗风波在历史上很有名，当时新旧两股势力的矛盾开始激化，展开明争暗斗，牵涉官员甚广。
宋神宗驾崩之时，赵煦年仅九岁，朝政一直由嚣张跋扈的高太后把持。
当时高太后对军国大事摆出一副“独裁者”的姿态，年少的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因赵煦年幼，凡事都向高太后禀报，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赵煦只不过是个傀儡皇帝。朝堂上，高太后特意安排赵煦的御座与她相对，如此一来，每次大臣们向她奏事，赵煦面对的就是朝中官员的屁股和背影，这些做法都令赵煦内心非常不满。
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还不肯交出政权，一众大臣依然是有事必先奏请太后，有宣谕必遵从太后之言。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彻底惹恼了赵煦，于是他开展培植政治势力，明里暗里地反抗。
然而，高太后老谋深算，手段狠辣面对无情打压，赵煦只能步步退让。
直至高太后去世，赵煦亲政，才掌控住大局，对满朝文武实施政治清算，他大力打击旧党官员，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一带），甚至在章悖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一度欲追废其太后称号。接着，他重用革新派如章悖、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大有起色，并于次年改年号为“绍圣”。卜强在此时步入政坛，正是赶上朝廷“新人换旧人”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很快得到重用。
高太后在位时，旧党官员一边倒，如今江山易主，他们就变得战战兢兢，生怕因自己的言行而被抓到什么把柄，相反新党成员扬眉吐气，不仅夺回了朝堂之上的话语权，还积极投身民间文化娱乐活动，成为推动勾栏瓦舍等民间雅集文化的重要力量。所谓勾栏瓦舍即文娱活动场所，比如投壶、焚香、弹琴、点茶、吟诗、挂画、插花这些活动就最能代表宋人生活与文化趣味，也是当时官宦人家精致生活不可或缺的技能。
卜强干起政务来井井有条，文艺方面也毫不逊色，除了诗书画以外，他最擅长就是弹琴，琴艺俨然超过了许多职业琴师。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他的琴艺：如涓流指间滑出，似腾浪琴上涌来。当然，卜强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还要更深一层，他说弹琴既可以修身养性，又可以正心养德，所谓“琴者心也”。周围的同僚和朋友都对他卓绝的技艺大为赞赏。
有一天，众多好友为卜强送来一把好琴，卜强是个行家，一眼就观出此琴非比寻常。它用料极其考究，面材是名贵的黄花梨木，底座是稀有的黑檀，更以犀牛角为足，以象牙料为轸；它的大小比例也设计得非常合理，“唯项逐渐坡下，耸而不觉其狭”，再加上“鹿角灰胎、通身黑漆”的精心修饰，令人有种肃穆清雅的感觉。
卜强用此琴弹奏，只见琴弦在他手下翻飞变换，美妙的“气味”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那种气味像是你突然走进了空旷山谷，叮咚的泉水还有盛开的兰花，然后又隐约听见几声奔雷，随后雨渐渐地止住，天边挂起一道彩虹。这哪里是琴，这分明是幻境，能令现场的所有人都沉醉其中，让过去变得遥远淡然，只有现在的琴音最真切了。一曲终了，满堂喝彩。
卜强对它爱不释手、啧啧称奇。这时，一位朋友道出了此琴的来历，原来这把琴是朋友请世外高人定制的，世间仅此一件，十分珍贵。也由于特制，所以音域格外辽阔，音色也特别优美。
按照朋友所指，卜强又重新拿起这把琴，仔细地端详起来，果然他看到了琴里贴满各种奇怪的小木片，内部结构要比一般琴复杂许多。朋友称，琴内加格加板的方法，可以令琴韵更绵长，达到“声有匮而不散”的功效，这可是独创的发明。
卜强阅琴无数，但这么好的琴他还是头一次见，他非常喜欢，于是就想把它买下来。
“琴之为器，而德在其中。”朋友表示只有卜强的修养和琴艺配得上这把好琴，所以将琴卖给了卜强，并且答应不会再制作第二把琴，让此琴成为世间孤品。
卜强对朋友感激不尽，为了表示对奔雷琴的重视，他特意命人在家乡凡石村上修一座琴堂，专门用于存放这件乐器。清同治《湖州府志》有记载：“琴堂庵在府城南樊泽村，宋进士卜强本家有古琴，名奔雷，为世重宝，贮此，后人即其堂为庵。”琴堂庵旧址现在是凡村主庙。南宋周密在《视听抄》
一书中列举了北方名琴十七床，其中卜强的奔雷琴名列第一。
后来，奔雷琴辗转落入天津收藏家宋镜涵手中。宋先生对此琴十分珍爱，从他在琴上题的两首诗的内容中就可以看出。“南北东西几度游，名琴能遇不能求。奔雷无意欣相遇，夙愿多年始得酬。”另一首是“久经风鹤不堪嗟，一抚奔雷兴倍赊。三十年来成伴侣，怡情养性不离他”。
天津自民国就有琴集的传统，各方收藏家汇聚津门、争藏古琴，宋镜涵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收藏的奔雷琴能赛过其他收藏家手中最珍稀的古琴。奔雷琴背面龙池上有方刻有古篆体“奔雷”二字。1983年，该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王阳明弟子陆澄沧海桑田，时代变迁，由于石淙史料分散且多有佚失，令众多的石淙名人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鲜有人知，陆澄就是其中之一。
陆澄（1485—1563），字原静，号清伯，湖州石淙人，是阳明夫子早期最著名弟子之一。
王阳明（1472—1529），又名王守仁，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世人称阳明先生。他是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释道三家之学，集文韬武略于
一身，是历史上“立德、立言、立功”第一人。作为古代“三不朽”的典范，他在哲学、军事学和教育学等方面多有建树。王阳明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建树颇丰，弟子无数。据考证，亲听过王阳明教诲的弟子达400余人，再传弟子不计其数。
在湖州地区，一般认为是阳明夫子的亲传弟子的共有3人，分别是陆澄、顾应祥和高冕，其中，陆澄的学术成就最高，王阳明代表作《传习录》多为其所记。
陆澄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成为进士，被朝廷授予刑部主事一职，后官至广西佥事，由于卷入明代“大礼议”政治旋涡，先被朝廷革职，后来官复原职，最后又被朝廷革职。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师从王阳明后，专心治学，终成大家。
对明朝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礼议”之争，时间跨度逾二十年，它不仅是新皇权与旧阁权之间的政治冲突，也是传统程朱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之间的较量，更是一场天理与人情之间的博弈。
这场政治风波的起因是皇帝死了却没有子嗣，新推选的皇帝为了给死去的亲生父亲一个比较高的封号，与朝臣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死去，首辅大臣杨延和等拥立朱厚熜为继承人。当时受封为“兴献王”的朱厚熜才十五岁。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那时已经去世了。按规矩，朱厚熜即位后应该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但是他很想尊奉父亲，所以打算把对父亲称谓改为“皇考”。于是，即位典礼后的第五天，朱厚熜便下诏让大臣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这种做法贬低了先帝的地位，所以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
当时，陆澄还是程朱理学的忠实拥护者，他对这项提议也持否定态度，于是身先士卒地投入了“战斗”。（另一种说法是，陆澄上疏时，已经认识王阳明，开始学习陆王心学，却仍坚持提出反对意见，请见后文详解。）正德十六年八月，陆澄上疏云：继孝宗者武宗也，继武宗者皇上也。
礼，为人后者为之子，是皇上非惟武宗之臣，又为后之子也。昔鲁跻僖公，《春秋》讥之，谓先祢而后祖也。夫僖，兄也；闵，弟也。闵先为君，有父道焉；僖以臣继君，有子道焉。夫闵，弟也，而可为僖祢；武宗，兄也，犹不可为皇上祢乎？故今日之礼，当祢武宗无疑也。（《明伦大典》卷4）陆澄认为只有先帝才能称“父”，其中道理岂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然而，这份上奏触怒了皇上，他也很快被朝廷革职了。
当时，程朱理学是学界正统，朱子的立场与程颐在濮议中的态度是一致的，即要站在大局的角度，反对尊崇本生父母。那时，朝廷大部分官员都信奉此道，主张要按规矩、按礼法来办事，朱厚熜的想法自然很难被接受。虽然陆澄已被罢黜，但他的想法依然坚定不移，直到遇到老师王阳明。
王阳明的观点很明确，孝亲之心乃人之本心，良知即“至善”，他主张推尊自己生身父母的，这些从他的著作《传习录》中可以得出。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卷上，陆澄录，33条）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 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传习录》卷上，陆澄录，68条）圣人的语录和道理并非固定不变的，如果将所谓的“道理”变成僵化的教条，反而是有害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道理懂得再多，也过不好这一生”的根本原因，而与这世上众多制度相比，“成就自家心体”则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用来解读“大礼议”之争的话，那便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见解：即只要皇帝的想法是纯乎天理，也尽了诚孝之心，这种做法就属于“至善”。
《传习录》的其他相关细节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示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罹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传习录》卷上，陆澄录，21条）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传习录》卷上，陆澄录，
31条）从陆澄的发问来看，可以判断最初他是主张通过读书来获得道理的，说白了就是肯定古圣先贤留下的那套理论，只要用心学习，就能有的长进，无须作出改变或调整。但老师王阳明则认为，“至理名言”虽好，但世事不断变化，相对于“死”的道理，不如在“心体”上用功，像磨镜子一样细细打磨。
我们如果将这个观点，套用在朱厚熜这个事情上，就不难发现，只要“心体明”、孝心至纯，自然会“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陆澄是王阳明的亲传弟子，又是《传习录》的主要记录者，自然比旁人更懂得其中的道理，于是他又向朝廷上疏了：“父子天伦不可夺，礼臣之言未必是，张、桂之言未必非。恨初议之不经，而怃悔无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澄自受到阳明的影响，导致了他在后疏中的不同立场。
看来是陆澄的悔意感动了皇帝，所以马上他就被官复原职。
但“大礼议”之争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嘉靖皇帝朱厚熜用暴力镇压了文武百官。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锦衣卫一下子就抓捕了134名官员，其中有的被严刑拷打致死，有的被发配边疆，还有的受到廷杖处罚。
从此，朝中再也没有反对“议礼”的声音了，即使从前抗争得“很凶”的官员，也不敢再公然与皇帝对抗，而嘉靖尊称生父的主张也顺利实现。那些在“大礼议”中，支持皇帝的官员从此权力日益稳固，他们开始凶狠地排斥异己，对于曾经的反对派严厉打击。
这时，之前陆澄那份有异见的上疏，也被别有用心的官员们给翻了出来，他们直指他是“反覆”小人，绝不可留用。如此一来，陆澄又被革职了。
综观陆澄这一生，大起大落，历史上对他的褒贬也不一，但其对陆王心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传习录》多为他所记，其所记语录深入浅出，易于理解，足见其对恩师的语录曾下过的苦功。陆澄与恩师王阳明亦师亦友感情很深，陆澄的父亲陆璩死的时候，王阳明还亲手为其写了墓碑铭。
在《王阳明全集》中就有这篇《明封刑部主事浩斋陆君墓碑铭》：封君之葬也，子澄毁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问于阳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资以盛宾主，至于毁家，不则以为俭其亲也。不肖孤则何费之敢靳！大惧疾之不任，遂底于颠殒，以重其不孝。敢请已之，如何？”阳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椁衣衾之得为也者，君子不以俭其亲。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亲遂非而导侈也。又况以殆其遗体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礼告，人岂有非之者！将湖俗之变，必自吾子始矣。一举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复以志墓之文请。阳明子辞之不得，则谓之曰：“志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树。孔子之葬其亲也，自以为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无识也，而封之，崇四尺。其于季札之葬，则为之识曰：‘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后之志者，若是焉可矣。而内以诬其亲，外以诬于人，是故君子耻之。吾子志于贤圣之学，苟卒为贤圣之归，是使其亲为贤圣者之父也，志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尝以其田二顷给吾党之贫者以资学，是于斯文为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无已，则如夫子之于札也乎？”因为之题其识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斋陆君之墓”，而书其事于石之阴。君讳璩，字文华，湖之归安人。墓在樊泽。子澄，举进士，方为刑部员外郎。澄之兄曰津。
从当时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陆氏是石淙名门望族，其父陆璩曾任刑部主事，由此我产生一种跟部分历史学家截然不同的观点。
最初满朝文武都参与到了反对皇上的“大潮”当中，那么陆澄的父亲有没有幸免呢？如果父亲被同僚所裹挟，进入了危险的“政治旋涡”，一向孝顺的儿子陆澄又会怎么做呢?陆澄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自然“心体”敞亮，当这样的一个聪慧卓绝的人，在面对“世间纷争”、进退两难之际，他会做何抉择呢?难怪史料上流传的另一种说法，说当时陆澄明明已拜王阳明为师，在学习了陆王心学之后，反而奇怪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甚至“冲锋在前”，像抢着被革职似的向皇帝上疏。这里面的微妙之处在于，如果趁着最初皇帝羽翼未丰之时提出反对，往往受到的处罚就最轻，也能在父亲进退两难间，最大限度地保全家族。事实上，后来的皇帝就没有那么仁慈，而其间无论任何一方得势，对另一方打压之势也都没有表现出丝毫仁慈。
回顾这段政治风波，比起被杀害、被打压的大多数官员，陆澄其实受到的伤害是较小的。如果王阳明早就洞悉原委，那么他为陆澄的父亲写墓碑铭，就多了另外一层深意；如果陆澄每次关键时刻的抉择，都是在进入那种高层的“心体”境界时作出的，那么以后许多事情也就都解释得通了。
为什么有些人道理懂得再多，也过不好这一生？世间道理并非固定不变的。只要“成就自家心体”，成就自然而来。
当回过头来再来看陆澄，他的人生无疑是有价值的，陆澄的影响力在死后不断发扬的，或者说他死后依然被人铭记是由于《传习录》这部著作，陆澄与他老师王阳明之间的问答，作为阳明心学的重要思想，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启发着后人，甚至到了近现代，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地方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部书，从而知道了陆澄这个人。
行文至此，我不禁对陆澄又多了一份敬意。
据《湖州府志》记载，陆澄为始祖陆肇的一个旁支，其兄长和子女也均有建树。
陆澄家族谱系如下：陆璩，陆澄父，赠承德郎，刑部主事。
陆澄，字原静，号清伯，陆时雍父。正德十二年（1517年）辛巳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广西佥事致仕。师事王阳明，讲“致良知”之说，王阳明《传习录》多为其所记。
陆津，陆澄兄。
陆濂，陆时雍（嗣）父，赠奉政大夫，工部郎中。
陆时雍字幼淳，陆澄子。嘉靖二年（1523）癸未联捷成进士，授上高知县，调永宁知县，迁工部郎中，劾武定侯郭勋，谪提举海北盐课。郭勋败，官四川佥事，升江西提学副使，以疾归，杜门养病十年。有《平川遗稿》《南游漫稿》《水利志》。
陆时中，字幼贞，陆澄从子。嘉靖元年（1522）壬午与陆时雍同榜举人。
有《午峰集》《建文逸史》。
据考证，陆璩墓和陆澄（陆璩之子）墓均在樊泽，即今天的石淙地区。
姜兆熊和《樊川丛话》从考古发掘情况看，石淙地域内出土石器文物也较多，据采集的标本分析，渔林村遗址为新石器至春秋时期，出土的米字纹、回纹、曲折纹等硬陶为周朝遗物。樊泽四野亦有数量惊人的砖井，应是当年染布取水所用。井砖为长条形宋式香糕砖，被村民用作磨刀石。2015年底，为配合太嘉河水利工程幻涹港基本建设，文物部门对凡石桥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大量瓷器、陶器、漆器等宋代遗存。可见石淙小镇在宋朝时期就已经相当繁华，有大户富贵人家聚居于此，形成集市。
相关史料显示，在明洪武年间此地建立了织染局。随着丝绸业的发展，因染色行业而致富的大户不断兴起，推动小镇的二度繁荣。
经济的兴盛催生文化的繁荣，文人及作品应运而生。姜兆熊和他的《樊川丛话》就是一个典型。
姜兆熊，字恂如，明朝人，著有《樊川丛话》一书。此书记叙了一些杂事，分为朝庙、山川、考证、诗话、闺秀、仙释、怪异、数验八个门类，被当时的浙江巡抚推荐列入《四库全书总目》。
关于姜兆熊生平事迹，我翻遍了几个图书馆，均无所获，如有记述，大都只以一句“生卒年及生平均不可考”，我又在网上检索，显示姜兆熊是湖州人，令我更生疑惑，不得已之下，变换了研究思路，先从《樊川丛话》中寻找蛛丝马迹。俗话说“言为心声”，著作是一个人的精神产物，我想或多或少会留下那个人的生活或工作的痕迹。
偶然翻到《樊川丛话》中关于道场山多宝塔的记载，冥冥中似曾相识，仔细一想，竟与我小时候从当地老人口中听到的传说不谋而合。多宝塔，建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在湖州正南五公里处的道场山顶。塔身通高
33米，若人自外地至湖州，首见道场山顶的多宝塔，因此成了湖州的标志。
多宝塔又名文笔塔，由于唐宋以后江南建塔增高，塔形纤纤，远远望之，酷肖一笔，故有此称。多宝塔又称文风塔，有传说湖州唐和北宋年间一直没有出过状元，道场老僧说：“此非人事，道场在州之南方，文笔山也，低于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于是他就化缘在道场山背建塔，时值北宋熙宁癸丑（1073年），并告诉湖州人：“后三十年出状元矣。”[见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三）]果然在大观和政和的丑年湖州人贾安宅、莫俦先后中得状元。
明姜兆熊的《樊川丛话》也有这类记载：“‘多宝塔’立石适届丑日，僧曰：‘自后逢丑必擢高第。’”接着列出了自宋大观己丑（1109年）至明嘉靖乙丑（1529年）湖州历代逢丑登第的名单。仕途奇魁，耀摘高第，历史的巧合应验了老僧之说，与塔的高耸其卓如笔的形象有了内在的联系。虽属风水，也投射出了湖州的民俗心理，反映了湖州人刻苦练笔，发愤读书，文运鼎盛的情景。从这则记述来看，我猜测他是湖州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又查了《钦定续文献通考》，上面记载姜兆熊为归安人，那不就是湖州人吗，我心情十分激动，又找出了《千顷堂书目》，同样印证了姜兆熊为湖州人的观点。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放下了一半。那么姜兆熊是湖州哪个地方的人呢?通过《樊川丛话》中的书名“樊川”两字，我找到了湖州石淙的凡石村，因为“樊川”即“樊泽”，而“樊泽”在当地方言里，不就是“凡石”吗？我又走访了一些当地老人，据他们回忆，民间确实有这种说法。因为旧社会识字的太少了，特别是农村，樊川和樊泽实在拗口，让人难以理解，所以樊川其实就是今天的石淙凡石村。
在查阅书目，追踪姜兆熊生平蛛丝马迹的时候，我还意外发现了一件趣事。姜家后裔中居然有明代著名文人姜秋岛。姜秋岛也承袭了先辈博古嗜奇的秉性，后来写成了一部奇书《金井志》，这让我又联想到“家学渊源”这四个字。
藏书家严元照严元照，（1773—1817），字元能（一作修能），一字久能（一作九能），号悔庵，又号蕙櫋，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卒于仁宗嘉庆二十二年，年
四十五岁。浙江归安石冢村（今湖州石淙）人，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文学家。一生无仕，擅书法，工诗词古文，又熟于小学，精治目录版本学。著有《蕙櫋杂记》《悔庵文抄》《诗抄抄》《柯家山馆词》等。此外，撰藏书题跋甚多，所著《悔庵学文》八卷（所录书跋，多为其他藏书家所未具）。所作跋语，以考核精审知名。
严元照之所能成为藏书家，与其家族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严氏乃邑中大族，世居石淙。严氏家学渊源，书香绵延五百余年，明初至清中期科举人物辈出。严氏始祖于明洪武初由嘉定迁至石溪（今西汇角），以科举起家，历官河间长芦盐运使。
元照早年居祖地苕溪芳椒堂（今石淙），中年迁居德清。平生藏书颇巨，聚书数万卷，多为宋元刊本，别贮于“芳椒堂”（石淙）、“柯家山馆”（德清）、“画扇斋”（不知在何处）。其中“芳椒堂”藏书数量最多。
严父树萼公（字茂先，一字半庵），亦是喜藏书之人，家风甚严。元照少负异才，八岁能书。十岁于屏风上作四体书（真、草、隶、篆），非常人能及，人称“江南奇童”。年及冠，即好宋椠书，“书癖”之名传于一时。
严氏藏书印有“石溪严氏芳椒堂藏书”“石溪严氏”“芳椒堂藏书”“芳椒堂印”“严氏九能”“元照之印”“元照私印”“蕙櫋”“画扇斋”“晓硅石换田毓印”等。
其姬妾张秋月，安徽祁门人，年十九归之照（严之照）。字香修，一字幼怜，亦能藏书，藏书印文有“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余独好修以为常”“侍儿香修”“香修”等。
秋月离世早，元照为悼姬人作有《念奴娇》词：“小姑江上，记当年初与伊人相遇。豆蔻梢头，芳意浅、娇小未通眉语。十载心期，三春病讯。端被多情误。妆成金屋，美人容易迟暮。惆怅花谢花开，艳桃秾李总惹东风妒。
莺语叮咛，留不得、零落红英无数。草草年华，沉沉风雨，此恨凭谁诉。重寻陈迹，一如春梦无据。”词真意切，写的分明是相识、相知、结发以至永别的情景。
元照性倜傥，一生无官。科场失败后，绝意仕进，致力于经史实学，雅学的研究尤为精深，其著作《娱亲雅言》《尔雅匡名》，“旁罗异文校训，钩稽疏证，补邢疏所不逮”，为清代大学问家朱珪（嘉庆帝师）、阮元（一代文宗，著名诗篇《吴兴杂诗》）所称道。
严父树萼公去世后，元照因家变从石塚村迁居至德清衡溪南侧柯家山麓，取读书室名为“柯家山馆”。移居德清后，以闭门读书治经为好。晚年久病，秋月侍奉汤药。元照于《柯家山馆遗诗》中《病榻读书漫述》记：“仆自壬申仲秋患肠澼之疾，久而弗愈。……扶持妪煦唯少张一人而已。宛转床蓐之间，借书卷以自遣。”元照卒于仁宗嘉庆二十二年，年四十五岁。
严元照藏书流散后，部分归于吴兴陆氏“皕宋楼”。“皕宋楼”主人陆心源刊刻的湖州地方文献《湖州丛书》收录严氏著作《尔雅匡名》《柯家山馆遗诗》《娱亲雅言》《柯家山馆诗集》《悔庵学文》等。民国藏书家潘景郑曾想将他所写的书跋，编为一册付梓，惜未完成。
严氏家族，满门文豪。美国犹他州的家谱学会收藏有《浙江湖州归安石溪严氏家谱》（清宣统三年木刻活字印本），想必记载较更详尽。严氏族人著作颇丰，如严正邦《白云小言》，严敬《如弦集》，严锡《中州恤稿》，严尔琼《璞庵集》，严书开《严逸山先生文集》，严元照《尔雅匡名》《娱亲雅言》《悔庵学文》等。
但清乾嘉年间的归安名士严元照是否为石淙（古称石冢）人，一直有争论，笔者在其著作中查到相关论述，其家与古寺相邻，村上有三座古桥。西汇角与青莲寺相去里许，今存古桥二座，东为永济，西为圣堂，其地理位置与其所述相近，又有严氏聚族而居的史料成为佐证，故西汇角为严氏祖居地“石冢村”无疑。
抗日名将俞国桥
2017年8月14日上午，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纪念日前夕，抗日烈士俞国桥的后代来到南浔区石淙镇南坝村，站在柳思桥上，缅怀先辈的英勇抗日的事迹。简短的祭拜后，俞国桥的儿女俞斌模和俞月仙手持烈士证明书，在
一棵百年古树下合影留念。
1944年，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日军节节败退。12月28日，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第一总队毕业的俞国桥少校副营长率部在千金、石淙一带阻击日伪敌军。当时，配有四门迫击炮的五百多名日伪军向千金、石淙进犯。在石淙镇柳思桥驻防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二纵队二营进行了积极抵抗，激战三小时，毙敌甚众。对抗中，日军又从千金方向增援百余人进行反扑。此时，抗日名将俞国桥俞国桥副营长率部增援，指挥战斗。敌众我寡，激战三十余分钟，国军将士伤亡惨重，俞国桥身中七弹，壮烈殉国，年仅28岁。2016年12月，民政部追授俞国桥“抗日烈士”称号，以资褒扬。
1916年出生的俞国桥，自幼聪慧勤奋，文武兼备，高中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现杭州第二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俞国桥一腔热血，立志抗日报国，弃笔从戎，毅然奔赴武昌，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经严格考试，被黄埔第十四期录取。1938年11月，俞国桥结束学生教育后，以少尉学员升入尉官班第四期，继续学习，于1939年7月毕业。黄埔毕业后，俞国桥被分配在浙江保安部队服役，领中尉、上尉军衔，先后在金华、龙游溪口、遂昌、临海等地驻防。
“父亲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优秀外，还非常严厉，因一次向日本人讨药膏给母亲治疮被父亲发现，把我狠狠打了一顿，说我没骨气，向敌人低头。”已经82岁的俞斌模说，当时他只有8岁，妹妹俞月仙只有4岁，但那次经历老人一辈子都难忘。所以老人之后在教育儿女时，要他们做人都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被打之后，父亲要我照顾好母亲，说自己要去抗日，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如今，俞斌模和俞月仙两位老人已是儿孙满堂，每一次家庭聚会时，他们都会用父亲当年英勇抗敌的故事教育后代，希望孩子们时刻都怀有一颗爱国心，即便没有轰轰烈烈，也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