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第三章 石淙蚕花
内容
石蚕花是湖州蚕桑文化的代表之一。早在500多年前，石蚕农就在种桑养蚕期间扎制蚕花，在蚕匾、蚕房门拴等处插上各色蚕花，用于驱邪祈愿，寄托蚕事丰收的美好夙愿。2008年石淙蚕花走进北京奥运会，2010年石淙蚕花走进上海世博会，受到了国内外各界友人的青睐。石淙蚕花因其悠久的历史渊源、独特的民俗文化，被列入《湖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石淙蚕花与蚕花娘娘北宋时期，江南桑蚕产业就已发展成熟，当时浙江地区每年向朝廷上贡的丝绵占全国总数的2/3。在明清时期，湖州蚕桑产业已稳居全国之首。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顾炎武曾这样形容湖州蚕桑产业，“湖塘业已半为桑田”。明代《西吴枝乘》赞叹，“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
产业兴盛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明清时期，湖州地区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蚕桑民俗文化，包括马鸣王菩萨、蚕花娘娘的传说、种桑养蚕的农谚和禁忌、蚕花庙会、与种桑养蚕相关节日习俗等。在这些蚕桑民俗文化中，湖州的石淙蚕花是较有特色的一种。
所谓石淙蚕花，是一种民间手工艺，就是用彩色的皱纸，做成仿真的花朵。其制作手艺并不复杂，将皱纸染色，剪成花瓣状，用柴须做成花梗，从花蕊开始，由内而外依次扎制，最后用棉线或丝线扎紧。
蚕花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蚕事期间绑在蚕架，插在蚕门上，或放置在蚕室里、蚕匾上；二是用于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方面；三是作为妇女的头饰，蚕事期间或庙会活动中可以戴在头上。
过去蚕花的使用是很讲究的，不同场合需使用不同类型的蚕花。一枝花加一片叶，称“小蚕花”，主要用于蚕妇掸蚕，插于蚕事用具上驱邪、婚丧嫁娶时讨吉利等；由两朵花合成一枝，花瓣或叶片上攀附一个蚕宝宝，称“双蕊花”或“蚕宝花”，主要用于庙会，节日插于蚕妇鬓角；花形较大的一种，称“护心花”，庙会时蚕妇佩戴于胸口；四五朵蚕花扎于一枝，称“埭头花”，旧时流行用作妇女的发簪；两朵花型较大的锯齿状蚕花上下排列，周边绕有小型花片，称“蝴蝶蚕花”，庙会时持在手中。
蚕花之乡莫永平摄石淙蚕花起源于蚕，最早可追溯到远古炎黄时期，各式各样的传说都指向同一个源头。当时，以蚩尤为代表的南蛮各氏族部落与轩辕黄帝所代表的中原部落群体发生过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战争，结果南蛮各氏族部落大败，被迫南迁。到了商周时期南蛮群体仍然被商周奴隶主阶级不断讨伐，除了少部分持续南迁并与当地其他部落群体融合成了南方甚至南亚的苗、瑶、畲、水、壮、侗、土家、布依、门巴、高棉等民族之外，蛮人的大多数成员都沦为了华夏族的奴隶。为表示轻蔑和歧视，汉代之后又把古蛮字下面加了个“虫”，成了“蠻”，表示蚕的含义，同时也暗指蛮人奴隶如同虫子一样低贱。
从此，蛮字带有了贬义。
事实上，南蛮部落是勤劳聪慧的部落。南蛮的“蛮”字，古字金文为两“系”中间夹一“言”（即繁体“蠻”字的上半部分），为象形字。上古时期，氏族部落以群居为主，并没有专门养蚕的场所，养蚕只能在野外桑林中进行，待蚕儿即将要吐丝之前，将一种稻草扎的蚕山框架放在桑林中蚕儿便可爬到上面吐丝结茧。
夏朝以后随着财产制度私有化，人们居住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至此，人们将野蚕移到家宅内喂养，并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家蚕。这些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的部落群体自称为“mán”族。但是我国古代南方原始部落只有口语语言，没有文字，于是中原人就按其发音造出了一个表示养蚕缫丝寓意的“蛮”字，意为发明养蚕缫丝的人群。“蛮”字最初是表示美丽的蚕织品的含义，后又衍生出了绵长、连绵之意，均是褒义、赞美之辞。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称织斑之功”，意思是华夏族是在打败南蛮之后才取得蚕丝的。这段记载也成为“蛮人是养蚕缫丝发明者”的佐证。
关于蚕的由来，民间神话传说很多。至今，苗、瑶、畲族民间还流传着以狗为氏族图腾，以盘王为其祖先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与发明养蚕缫丝历史相关的影子。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一条尨犬，名叫盘瓠。上古时代高辛皇后耳痛三年，后来从耳朵里取出一条虫子，外形似蚕的模样，将其在盘中饲养后竟然变成了条尨犬，它浑身毫光闪现，遍体锦缎。
高辛皇（即帝喾高辛氏）见了大喜，将此尨犬赐名盘瓠。其时，犬戎氏族部落入侵，国家危急，高辛皇后下诏求贤谓有能斩番王首级来献者，即将第三公主嫁他为妻。尨犬知道后，即前往敌营，乘番王酒醉，用口咬断他的脖子，衔回献给了高辛皇后。
高辛皇后因为他是狗而不想将公主嫁给他，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尨犬忽然像人一样说话了：“你将我放入金钟内，七天七夜，就可变为人形。”高辛皇后吩咐手下遵嘱照办，到了第六天，公主怕他被闷死，悄悄打开金钟一看，尨犬的身体已变成人形，尚余犬头未变，由于泄漏了光气，它已经无法完成最终的变化。于是盘瓠穿上大衣，公主戴上了狗头冠而成婚。二人结婚后不愿留在原来的部落之中，于是入山隐居。生有三儿一女，长子追随父亲姓盘，次子以蓝草为姓，三子姓雷以承黄帝之妻嫘祖之姓（帝喾高辛氏乃黄帝之孙，“嫘”“雷”通假），女儿叫淑玉，女儿长大后与一名叫钟智深的男子结婚。这几个姓氏也是苗、瑶，畲三个民族中蓝、盘、钟、雷四大姓氏的起源。
无独有偶，我国汉族地区也有与此十分类似的蚕桑起源的传说故事。春秋时期思想家荀子除了有一句大家熟知的“青出于蓝”的名言之外，在蚕桑培育方面还写下过一篇《蚕赋》，其中描写蚕的形态时有一句“此夫身女而头马首”，原意是说蚕的身体柔软婉转，似女性之躯体，头则似马之首。这
一比喻恰到好处地描绘出了蚕的形态特征，但并非荀子首创，它来源于远古时代的一个有关蚕桑起源的“马头娘娘的传说”。相传帝喾高辛氏时，蜀中某女之父被人掠去，只剩所骑白马返回。其母伤心之至，发誓道：谁只要能将其夫救得生还，就把女儿嫁给他！白马闻言仰天长啸，挣脱缰绳疾驰而去。
几天后，白马载着其父返回家中。其母见此反悔，不再提及嫁女之事。从此白马整日嘶鸣不止，不思饮食。其父见状，心中暗暗为女儿着急，于是取箭将马射杀，并把马皮剥下晾在院子里。谁知那马皮突然飞起将姑娘卷走，不知去向。数日之后，家人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姑娘，但见那马皮还紧紧包裹着她，而姑娘的头已经变成了马头的模样，正伏在树枝上吐丝缠绕自己。家人将其从树上取回饲养。养蚕吐丝结茧缫丝的历史从此开始。由于这种虫子总是吐丝缠绕自己，人们就把它叫作“蚕”（缠），又因为姑娘是在树上丧失生命的，大家就把这种树叫“桑”（丧）。后世人们为感激小姑娘为人们带来了丝绸锦衣，把她尊为蚕神，称为“马头娘”或“马头神”。在江南地区人们还称她为“蚕花娘娘”和“马鸣王菩萨”。
无论是在蜀中还是在江浙等蚕桑产区的农村，新中国成立前都可见到供有马头娘塑像的蚕神庙，塑像形象是一个骑在白马身上的美丽的小姑娘。这个故事在《太古蚕马记》《搜神记》《太平广记》等古籍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它间接地说明了我国的养蚕缫丝历史大约是从黄帝之后裔帝喾高辛氏时期开始的，至今应该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了。
这些民间神话传说虽然略有差异，但是通过它们，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至少在非常远古的时代，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也已经开始养蚕缫丝织绸了：那蚕形的尨犬盛放在盘中，身着锦缎，分明映射出古代游猎部落（猎犬）已经开始学习农耕技术。故事中涉及的“盘瓠”的名称，实际上这表明了当时的人们正在逐步用陶器来替代葫芦做的水瓢（即“瓠”）。也就是说，养蚕缫丝的历史与陶器发明的历史几乎等同。
论及石淙蚕花的起源，就与蚕花娘娘的传说有关，而蚕花娘娘传说的源头，就是这些上古神话。据石淙当地人讲，蚕花娘娘会在清明节假扮村姑，踏遍含山等地的每寸土地，但凡她走过的土地都会留下蚕花喜气。此后谁再次经过蚕花娘娘走过的地方，就会把蚕花喜气带回去，养蚕便会获得丰收。
因而，在含山庙会期间，不仅桐乡市、德清县境内的乡民，乃至嘉兴，吴江等地的蚕农也前来“踏喜气”。这些蚕妇都纷纷争购石淙人出售的彩纸蚕花，簪戴在头上，以祈求吉祥如意。
还有一说，石淙蚕花跟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有关。相传，西施从越国前往吴国，途经杭嘉湖蚕乡时，把美丽的花朵分送给蚕妇，预祝蚕花丰收，那一年，果然是家家养蚕即丰收，从此相沿成习，杭嘉湖蚕乡的蚕妇们就有了簪戴蚕花的习俗。民间叙事大多渺不可考。
从文献资料来看，至少在明代就已有蚕花买卖。明末清初湖州人董说在《村居述》一诗中说：“耆旧集中看故国，田家谶里证残经；卖花人到话新事，除却看山总厌听。”乡村所卖的花，大概不是真花，而是纸扎的蚕花。清代留下的相关记述尤为多，如朱恒《武原竹枝词》：“小年朝过便焚香，礼拜潮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其后注释曰：“正月三日为小年朝，习俗以是日航海至普陀烧香。戴纸花，号蚕花。”又如光绪《石门县志》：“春时，妇女烧香，鱼贯于路，归时率买纸花攒髻，曰：买蚕花。”清代崇尚蚕花习俗影响很深，甚至僧界也不免此俗。据湖州人汪日桢《湖蚕述》所言：“俗于腊月十二日、二月十二日礼拜经忏，谓之蚕花忏。僧人亦以五色纸花施送，谓之送蚕花。” 石淙蚕花艺人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前，一些石淙村人带着蚕花外出到富阳、绍兴、嘉兴、无锡、余杭塘栖等地“送蚕花”，换取一些粮食、衣物来补给家用，由此可见石淙蚕花作为一种地方特色手艺，其自身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断多年的石蚕花又逐渐复兴起来，尤其是
2005年国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石淙蚕花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不仅给予传承人生活补贴，还建立了石淙蚕花文化馆，中小学开设了蚕花校本文化课程，每周邀请蚕花传承人前来授课。此外，蚕花文化馆还成立了“缤纷小蚕花社团”，每月邀请蚕花传承人前来为社团成员授课两次。
石淙蚕花与众多民俗艺术的处境不同，因为它仍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所以不必依靠政府“输血”而生，而完全可以自力更生地保持良性的活态传承。
当下石淙蚕花制作主要分布在石淙镇的集镇、南坝村、花园湾村、羊河坝村、银子桥村、姚家坝村、镇西村、石淙村等地。
据石村党委书记李彬彬介绍，蚕花制作已成为该村一个产业。300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都在做，有的人家一个清明节就可收入四五千元。像北街自然村，家家都在做。
目前，石淙蚕花的销售遍布杭嘉湖地区。每年清明节前，蚕娘们纷纷带着精心扎制的蚕花，前往含山、桐乡等地销售，更有蚕娘将蚕花带至杭州灵隐寺、余杭、萧山等地庙会上售卖。每年农历正月十一、清明节、九月十六均有来自苏州、嘉兴、嘉善、德清等地数以万计的香客慕名前来石淙太君庙进香朝拜，购买石淙蚕花。石淙当地人说，石淙镇太君庙会也是石淙蚕花主要销售场所之一，每一个前来的善男信女都会在进庙前买一朵蚕花，男性信众一般将蚕花插在帽子上，女性信众将“小蚕花”插在发髻上，离开庙会前还会买一些蚕花，用来放在船舷、家门、床沿等处，祈求平安、吉祥。旧时，石淙镇举行太君庙会活动的时候，不戴蚕花的人或祭品是不允许进出太君庙的，因为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神灵的不恭敬。含山庙会时，见蚕花娘娘也要戴蚕花，表示对蚕花娘娘的尊敬和信诚。
当下，庙会俨然成了石淙蚕花的重要销售市场。因为石淙镇周边有诸多庙会，而且这些庙会在历史上大都与蚕神信仰密切相关。南京艺术学院李立新教授在考察含山蚕花节庙会后写道：站在含山塔顶远眺，只见从蚕花路到古运河两岸，五彩缤纷的蚕花将整个含山地区装扮成一个花的海洋，古桥、居民、商贩、孩童、游客均全被淹没在蚕花之中。
庙会向来是各种民俗艺术汇聚的公共文化空间，庙会期间不仅集中上演小戏、秧歌、傩舞等民俗表演艺术，同时也是剪纸、泥塑、面塑、纸扎等民俗造型艺术的交易场合。在庙会这种即圣即俗的特殊文化空间中，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传统民俗意识不自觉地就被激活了，消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成为文化认同的一种易于采用的表征。因而，目前政府大力保护庙会这种民俗，其实也就是在保护蚕花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下蚕花在保佑蚕桑生产方面的民间信仰功能已经基本祛魅，很少有蚕农因蚕桑生产的民俗活动需要前来购买蚕花了，但是由于民俗文化影响力的惯性，人们仍然认同蚕花是吉祥的，因而在婚丧嫁娶中，清明节祭祖、扫墓时，还在习惯性地将蚕花作为一种吉祥物，尤其是清明祭祖，已经成为蚕花消费的重要事由。
人们不仅会把蚕花视为婚礼上的吉祥物，而且将其看作爱情的象征物。
一位卖蚕花的蚕娘说，由于受到李商隐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蚕花之乡莫永平摄始干”的影响，在含山蚕花节上，也有不少年轻人也争相购买蚕花赠送情人，以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无疑给石淙蚕花添加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角度，有可能进一步推动石淙蚕花文化功能的现代转换。
随着石淙蚕花民间信仰价值的弱化，其娱乐与审美价值愈发得到重视。
当下庙会上人们争相购买蚕花，与其说是为了祈求吉祥如意，不如说是为了与众人一起娱乐。这些游人中，除了虔敬的香客，很少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传统手工制作的蚕花，适应此需求，市面上销售的蚕花大多是从义乌购买成形的花片和各种零件，然后在石淙组装的塑料布蚕花。
手工制作的蚕花也并不完全恪守传统，普遍采用丝绸或塑料纸代替皱纸，用铅丝代替柴须梗，这样制作的蚕花不易褪色，花梗质地比较坚硬，不易折断，搬运也比较方便。
不少当地人开始购买石淙蚕花作为家中日常装饰，蚕花艺人适应此需要，不仅在材料上大胆变革，而且开始重视艺术设计与创新，推出了满束多枝多叶的“满堂灿”，大朵荷花形状的“莲荷蚕神”，以及单只或一束仿真的玫瑰花等新类型蚕花。很显然，美观、实用已逐渐成为当代石淙蚕花在研发制作上的新取向。
石淙蚕花相关的民俗活动植桑养蚕，对素有“丝绸之府”美誉的石淙来说，真是最惯常不过的农事。“家家户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
这是清代浔籍诗人董蠡舟在《石淙蚕桑乐府》中的描述。“小年朝过便焚香，礼罢观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清朝朱恒《武原竹枝词》中所描述的“纸花”与石淙蚕花颇有渊源。世代养蚕的历史，使石淙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蚕花文化，亘古绵长。石淙蚕花是石淙镇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标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石淙蚕花不仅出现在附近地方庙会上，而且走出了石淙，赴北京奥运，进上海世博，受到各国友人的青睐。
请蚕花植桑饲蚕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劳动过程。附近村民为求得蚕神的庇护以佑蚕事的丰收，常常举行丰富而隆重的祭祀活动，祭祀习俗中最耀眼的便是请蚕花。请蚕花历时已久，早年是在“掸蚕”或“大眠”的时侯进行。现在，
一般选在农历十二月十二，这是“蚕花五圣”的生日。整个祭祀过程名堂繁多，祭品也很讲究。主人会将一蒸箪的祭品端出门外，里面有鸡蛋、猪肉、团子、桑叶、茧丝，以及酒盅、筷子、蚕神像、元宝等。焚香独礼拜后，当场焚烧蚕神像和纸钱。仪式一结束，邻家的、自家的孩子便会一哄而上，抢走祭品。蚕俗以为孩子们抢得越快，来年的蚕花就会越丰盛。
据有关资料考察，早在公元500年前后的南北朝时期，勤劳朴素的石淙村民就开始有扎制蚕花的习俗，石淙村便成为“石淙蚕花”的发源地，主要集中在北街、西兜、费家兜等少数几个自然村。每逢蚕事或农闲时，蚕娘们便聚集在一起扎蚕花。蚕花一般用绸、绢扎制而成，而石淙蚕花最早则用皱纸。根据扎制需要，先将皱纸染色，剪成花瓣状，用柴须做成花梗子，从花蕊开始，由内而外依次扎制，最后用棉线、丝绵兜紧扎。蚕花，最早是戴于蚕乡女子发髻、鬓边和辫梢，插于蚕种、蚕匾、叶墩等与蚕事有关的器物，用于蚕事祭祀活动，祈福避邪。石淙附近的不少地方都会每年举行规模不等的蚕花庙会，村民开始赶庙会卖蚕花，石淙蚕花便远近闻名了。庙会上有制作精美的蚕花出售，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会买一朵，男插帽檐，女别发髻，一团喜气。
嫁蚕花嫁蚕花指的是嫁蚕花匾。蚕花匾由养蚕用的竹匾制作而成。里面盛放着寓意吉祥的糕点、茶食和水果，包括糕、圆子、生面、茨菇、花生、发芽蚕豆、红鸡蛋，甘蔗、橘子、苹果、菱等。匾中央放一小碗糯米饭，饭上插一朵花，即用绢、绸或皱纸做成的蚕花。匾檐上面罩一层薄薄的红丝绵。蚕花匾和其他嫁妆一起放在新房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蚕花匾的大小越来越向精巧方向发展，由原来的1米左右的直径缩小到50厘米左右，以便于放置。
现在，“蚕花匾”“挑蚕花水”也成为象征新人嫁娶吉祥、幸福的必做之事。
石淙蚕花制作莫永平摄焐蚕花在石淙村至今还保留着大年初一“焐蚕花”习俗，也叫“困（谐音）蚕花”。勤劳而习惯于早起的蚕娘们在这新年第一天要故意睡得迟一些起床，多在床上焐一会，以寄托对蚕事兴旺的美好祝愿。其实这个习俗来源于很早以前生产中的“暖种”习俗。旧时养蚕，蚕种自产自孵，为了催发蚕种孵化，蚕娘们要连续多日把蚕种纸焐在胸前，靠体温来促使蚕种孵化。后来蚕种孵化技术不断发展，“暖种”这一蚕事逐渐淡化，慢慢地演变为大年初一“焐蚕花”习俗，以祈祷这年蚕花十二分，甚至二十四分。谢蚕花，每年蚕茧丰收的时候，就该“谢蚕花”了。谢蚕花，其实就是谢蚕神，一般都要准备一些鱼肉之类的，祭祀一番。谢过蚕花，总要合家聚餐。因为丰收的喜悦，这顿饭吃得喜气洋洋，像过大年似的，这就叫“蚕花饭”。谢蚕花既是谢蚕神，也是谢辛苦了整个蚕月的全家老小。祭神仪式简约而隆重。有的蚕家是在端午节谢蚕神的，俗称“端午谢蚕花”。蚕农们会用猪头、肋条肉之类来款待“蚕花娘娘”。送蚕花，蚕花像牡丹又似月季，一切都在似与不似之间。它似花非花，是蚕农幸福、美好、吉祥的象征。人们将石淙蚕花奉为至宝，成为到石淙必买的一种纪念品，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或插在花瓶中以愿家事兴旺。
石淙蚕花制作组照莫永平摄石淙蚕花制作组照莫永平摄传蚕花
2002年“中国民间艺术游”浙江活动开幕式和2005年“湖州接轨大上海”活动中，石淙都选派代表进行扎蚕制花演示。2008年，6000朵石蚕花被选送北京奥运会，成为馈赠外宾的礼品；同年石淙蚕花专程赴杭州参加“浙江省千镇万村种文化”展演活动，受到一致好评。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部分国家馆馆长专门前来考察石淙蚕花，并得到各国友人青睐。同年，“石淙扎蚕花”和“九月十六太君会”两项文化活动项目被列入《湖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使石淙蚕花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南天湖文化小传人”活动使石淙蚕花进一步走进校园，让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
石淙蚕花扎制技艺代表陆柳珠陆柳珠，女，浙江湖州石淙人，湖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石淙蚕花扎制技艺。她扎制的蚕花集成了历代石淙蚕花扎制的技艺，具有饱满、鲜艳、美观、耐用观赏性强的特点。深受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广大群众的青睐。她还根据市场需求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对蚕花扎制工艺在传统蚕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和创新，不断扎制出石淙蚕花的新产品和新品种，得到了广大用户的赞赏和肯定。近年来，她代表非遗传承项目曾三次参加湖州市接轨大上海活动，设台扎制和展示。2008年11月，石淙蚕花在浙江省文明委举行的全省民俗文化展活动中进行了现场扎制展示，曾多次代表南浔区参加市级民俗展演展示活动。世博会期间，在外宾游石淙活动中与外宾近距离接触。2011年4月由浙江省文化厅、省妇联、非遗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的浙江省“民间巧女”手工技艺大赛中，她选送的《莲花请蚕神》蚕花作品被评为银奖。
陆柳珠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跟随母亲和姑妈开始学习扎制蚕花。那时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偷偷地扎制蚕花，当时她一边陪母亲扎制蚕花，同时也在旁边从最简单的工艺做起，剪柴须（即水稻长稻谷的那一段）、绕线团、染棉蔸、做蕊头（花蕾）等，从秋天开始每天做几朵，一直做到次年的清明前后，统统拿出来装在“洋油箱”里（小铁皮箱子）及其他的盛具内，并带上用稻柴扎成的把子（到目的地把蚕花插在把子上以作展示）。在广大蚕农忙着准备饲养春蚕前奔赴桐乡（乌镇）、嘉兴（王江泾）、安徽（仙山）、绍兴、吴江（七都、八都）、上海（青浦）等地的集镇或走村串户叫卖蚕花，特别在清明含山节销量最为集中。这一天村上有300多位会做蚕花的农户都背着蚕花、拎着粽子上含山卖蚕花，成为清明节游含山的一道风景线。游含山的广大民众都奔着到含山买蚕花、请蚕神的目的而来。到了含山不买蚕花回家等于没上含山，所以民间有这样一句话，“石淙蚕花含山节，没有蚕花不算节”。历朝历代上含山卖蚕花的都是我们石淙人，为清明节游含山增添了不少色彩。
石淙人扎制的蚕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清明日，一个天仙般的年轻女子来到盘龙石塚（石淙的前称）镇，挨家挨户赐予蚕农滴水般的鲜花，这一年凡受赐予鲜花的蚕农都收到了蚕花廿四分的好收成。第二年那年轻的女子不再出现，那一年盘龙石塚的蚕农蚕丝收成大为下降，这时人们才想到上一年蚕花娘娘降落人间赠赐蚕花的情景，大家猜测是她保佑了上一年盘龙石塚镇的蚕丝有廿四分的好收成。于是石淙附近的蚕农按蚕花娘娘赠赐的蚕花式样用各种颜色的纸扎制成花。起先由陆氏宗族开始仿效扎制蚕花，以蚕花寄托蚕花娘娘的恩赐，以蚕花祈祷蚕神赐予蚕农廿四分的好收成。把自己扎制的蚕花插在蚕房蚕垒上、蚕匾里、蚕凳上、蒲墩上，即插在养蚕所用的一切工具，并戴在妇人的发髻上，把蚕花奉为蚕丝廿四分好收成的灵丹妙药。凡涉及养蚕的房子、工具以及进蚕房的人，都要戴上和插上蚕花。陆氏宗族多自制自用，在自用多余的基础上，送给亲朋好友，再逐渐发展到收取工本费卖给蚕农。
在陆氏宗族中陆圭夫人姚氏（石淙太君庙的主人公）扎制的蚕花最为漂亮，鲜艳、饱满，可与鲜花媲美。所以姚氏夫人的蚕花是出了名的，十里八乡都争着购买姚氏夫人的蚕花，她的蚕花生意越做越好，后来干脆做起了卖蚕花的行当，直至陆圭殉职疆场。公元1154年即绍兴二十四年，宋高宗封陆圭为“镇海朝王”，姚氏夫人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同时被封为大太君、
二太君、三太君，金将军和杨将军。此后石淙蚕花名声大震，江浙沪皖三省
一市的信男信女凡到石淙太君庙进香都要带回石淙蚕花，视“石淙蚕花”是陆老相公和姚氏夫人的保护神（因为姚氏夫人生前也是卖蚕花的）。于是盘龙石塚镇附近的老小女人纷纷仿效做起了蚕花。
蚕花的制作材料有：毛边纸、春草纸、灯草、绉纸、柴须、棉线、颜料、胶水、铁丝、棉蔸、尼丝纺、真丝绸等。蚕花的制作工艺：将无色的各种纸或布料染成各种不同的颜色（布料上浆后晒干用熨斗熨平），扎制中先用柴须与铁丝包好有色的春草纸待用，然后用花色纸剪成花瓣的形状，再用绿色的纸剪成边部带锯齿的叶状待用，并用黄色的春草纸剪成细条状，做成花蕾（即花蕊头）卷在铁丝上，再用一小片花色的纸和线一边卷一边扎花瓣，用三片花瓣包住花蕊，再依次扎上四片、五片，共计12片，用手一边捏住铁丝一边扎上已剪好的花瓣。在扎之前要对每一片花瓣捏出一个皱褶，扎完花瓣后用相同的方法扎上已剪好的蚕花叶子，然后再用染成绿色的棉蔸绕在花梗上，既美观又牢固，这样一朵蚕花才制作完成。在我小时候我们扎的蚕花都以绉纸为主，我妈这一代还是自染的毛边纸、春草纸、灯草，到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形势的发展，我们扎制蚕花的条件也在不断地改变，把以前用柴须、铁丝扎成的花引改成了金丝线和综丝（丝织机上用的一种），毛边纸、灯草、春草纸、绉纸统统改换成了尼丝纺和真丝品种，花的色样也从原来单
一的既像牡丹花又像凤仙花的传统小花，现在发展到蚕宝宝花、胸花、荷花、桃花等。
石淙蚕花看似扎制工艺简单，但也有染、浆、晒、熨、剪、卡、选、扎工八道工艺，要达到饱满、鲜艳、配色得体才能深受顾客的喜爱。我被石淙学校选聘为“阳光大课间活动——石淙蚕花进校园”课程的指导老师，在指导她们扎制过程中不但现场操作和手把手指导，而且教她们要正确认识扎制蚕花的意义，真正尊重石淙蚕花的历史，同时发展石淙蚕花。现在我们扎制蚕花的人有300多位，分布全镇各个自然村，又加上我们在学校里教出了一批小姑娘，而且每年有年轻的妈妈、奶奶加入这个行列，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去，蚕花的销售量每一年都在增加，是外地来石淙太君庙的香客每年必戴的饰品，顾客特别青睐手工制作的蚕花，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国家有关部门将其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工艺品送给各国来宾，又作为中国丝绸文化的代表之一进了中国馆，为发展中国丝绸文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蚕花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是湖州的丝绸文化，也可以看作中国丝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仅要继承蚕花的制作技艺，也要把这一工艺所代表的文化传播下去，这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
总的来说，我认为蚕花的发展会越来越好，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得益为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中国丝绸博物馆对石淙蚕花非常重视，曾二度定制蚕花向世人展示，省、市、区每次的民俗节庆都把石淙蚕花推向公众参与展示，充分体现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对石淙蚕花的重视和支持。其次，石淙镇是蚕花的扎制发源地，祖祖辈辈都是扎制蚕花的，掌握了较为熟练的技术，因此，我对石淙蚕花的发展有十分的信心。只要能将蚕花工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石淙蚕花必将前程灿烂、芬芳四溢。
石淙蚕花与蚕花娘娘北宋时期，江南桑蚕产业就已发展成熟，当时浙江地区每年向朝廷上贡的丝绵占全国总数的2/3。在明清时期，湖州蚕桑产业已稳居全国之首。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顾炎武曾这样形容湖州蚕桑产业，“湖塘业已半为桑田”。明代《西吴枝乘》赞叹，“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
产业兴盛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明清时期，湖州地区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蚕桑民俗文化，包括马鸣王菩萨、蚕花娘娘的传说、种桑养蚕的农谚和禁忌、蚕花庙会、与种桑养蚕相关节日习俗等。在这些蚕桑民俗文化中，湖州的石淙蚕花是较有特色的一种。
所谓石淙蚕花，是一种民间手工艺，就是用彩色的皱纸，做成仿真的花朵。其制作手艺并不复杂，将皱纸染色，剪成花瓣状，用柴须做成花梗，从花蕊开始，由内而外依次扎制，最后用棉线或丝线扎紧。
蚕花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蚕事期间绑在蚕架，插在蚕门上，或放置在蚕室里、蚕匾上；二是用于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方面；三是作为妇女的头饰，蚕事期间或庙会活动中可以戴在头上。
过去蚕花的使用是很讲究的，不同场合需使用不同类型的蚕花。一枝花加一片叶，称“小蚕花”，主要用于蚕妇掸蚕，插于蚕事用具上驱邪、婚丧嫁娶时讨吉利等；由两朵花合成一枝，花瓣或叶片上攀附一个蚕宝宝，称“双蕊花”或“蚕宝花”，主要用于庙会，节日插于蚕妇鬓角；花形较大的一种，称“护心花”，庙会时蚕妇佩戴于胸口；四五朵蚕花扎于一枝，称“埭头花”，旧时流行用作妇女的发簪；两朵花型较大的锯齿状蚕花上下排列，周边绕有小型花片，称“蝴蝶蚕花”，庙会时持在手中。
蚕花之乡莫永平摄石淙蚕花起源于蚕，最早可追溯到远古炎黄时期，各式各样的传说都指向同一个源头。当时，以蚩尤为代表的南蛮各氏族部落与轩辕黄帝所代表的中原部落群体发生过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战争，结果南蛮各氏族部落大败，被迫南迁。到了商周时期南蛮群体仍然被商周奴隶主阶级不断讨伐，除了少部分持续南迁并与当地其他部落群体融合成了南方甚至南亚的苗、瑶、畲、水、壮、侗、土家、布依、门巴、高棉等民族之外，蛮人的大多数成员都沦为了华夏族的奴隶。为表示轻蔑和歧视，汉代之后又把古蛮字下面加了个“虫”，成了“蠻”，表示蚕的含义，同时也暗指蛮人奴隶如同虫子一样低贱。
从此，蛮字带有了贬义。
事实上，南蛮部落是勤劳聪慧的部落。南蛮的“蛮”字，古字金文为两“系”中间夹一“言”（即繁体“蠻”字的上半部分），为象形字。上古时期，氏族部落以群居为主，并没有专门养蚕的场所，养蚕只能在野外桑林中进行，待蚕儿即将要吐丝之前，将一种稻草扎的蚕山框架放在桑林中蚕儿便可爬到上面吐丝结茧。
夏朝以后随着财产制度私有化，人们居住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至此，人们将野蚕移到家宅内喂养，并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家蚕。这些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的部落群体自称为“mán”族。但是我国古代南方原始部落只有口语语言，没有文字，于是中原人就按其发音造出了一个表示养蚕缫丝寓意的“蛮”字，意为发明养蚕缫丝的人群。“蛮”字最初是表示美丽的蚕织品的含义，后又衍生出了绵长、连绵之意，均是褒义、赞美之辞。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称织斑之功”，意思是华夏族是在打败南蛮之后才取得蚕丝的。这段记载也成为“蛮人是养蚕缫丝发明者”的佐证。
关于蚕的由来，民间神话传说很多。至今，苗、瑶、畲族民间还流传着以狗为氏族图腾，以盘王为其祖先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与发明养蚕缫丝历史相关的影子。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一条尨犬，名叫盘瓠。上古时代高辛皇后耳痛三年，后来从耳朵里取出一条虫子，外形似蚕的模样，将其在盘中饲养后竟然变成了条尨犬，它浑身毫光闪现，遍体锦缎。
高辛皇（即帝喾高辛氏）见了大喜，将此尨犬赐名盘瓠。其时，犬戎氏族部落入侵，国家危急，高辛皇后下诏求贤谓有能斩番王首级来献者，即将第三公主嫁他为妻。尨犬知道后，即前往敌营，乘番王酒醉，用口咬断他的脖子，衔回献给了高辛皇后。
高辛皇后因为他是狗而不想将公主嫁给他，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尨犬忽然像人一样说话了：“你将我放入金钟内，七天七夜，就可变为人形。”高辛皇后吩咐手下遵嘱照办，到了第六天，公主怕他被闷死，悄悄打开金钟一看，尨犬的身体已变成人形，尚余犬头未变，由于泄漏了光气，它已经无法完成最终的变化。于是盘瓠穿上大衣，公主戴上了狗头冠而成婚。二人结婚后不愿留在原来的部落之中，于是入山隐居。生有三儿一女，长子追随父亲姓盘，次子以蓝草为姓，三子姓雷以承黄帝之妻嫘祖之姓（帝喾高辛氏乃黄帝之孙，“嫘”“雷”通假），女儿叫淑玉，女儿长大后与一名叫钟智深的男子结婚。这几个姓氏也是苗、瑶，畲三个民族中蓝、盘、钟、雷四大姓氏的起源。
无独有偶，我国汉族地区也有与此十分类似的蚕桑起源的传说故事。春秋时期思想家荀子除了有一句大家熟知的“青出于蓝”的名言之外，在蚕桑培育方面还写下过一篇《蚕赋》，其中描写蚕的形态时有一句“此夫身女而头马首”，原意是说蚕的身体柔软婉转，似女性之躯体，头则似马之首。这
一比喻恰到好处地描绘出了蚕的形态特征，但并非荀子首创，它来源于远古时代的一个有关蚕桑起源的“马头娘娘的传说”。相传帝喾高辛氏时，蜀中某女之父被人掠去，只剩所骑白马返回。其母伤心之至，发誓道：谁只要能将其夫救得生还，就把女儿嫁给他！白马闻言仰天长啸，挣脱缰绳疾驰而去。
几天后，白马载着其父返回家中。其母见此反悔，不再提及嫁女之事。从此白马整日嘶鸣不止，不思饮食。其父见状，心中暗暗为女儿着急，于是取箭将马射杀，并把马皮剥下晾在院子里。谁知那马皮突然飞起将姑娘卷走，不知去向。数日之后，家人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姑娘，但见那马皮还紧紧包裹着她，而姑娘的头已经变成了马头的模样，正伏在树枝上吐丝缠绕自己。家人将其从树上取回饲养。养蚕吐丝结茧缫丝的历史从此开始。由于这种虫子总是吐丝缠绕自己，人们就把它叫作“蚕”（缠），又因为姑娘是在树上丧失生命的，大家就把这种树叫“桑”（丧）。后世人们为感激小姑娘为人们带来了丝绸锦衣，把她尊为蚕神，称为“马头娘”或“马头神”。在江南地区人们还称她为“蚕花娘娘”和“马鸣王菩萨”。
无论是在蜀中还是在江浙等蚕桑产区的农村，新中国成立前都可见到供有马头娘塑像的蚕神庙，塑像形象是一个骑在白马身上的美丽的小姑娘。这个故事在《太古蚕马记》《搜神记》《太平广记》等古籍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它间接地说明了我国的养蚕缫丝历史大约是从黄帝之后裔帝喾高辛氏时期开始的，至今应该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了。
这些民间神话传说虽然略有差异，但是通过它们，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至少在非常远古的时代，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也已经开始养蚕缫丝织绸了：那蚕形的尨犬盛放在盘中，身着锦缎，分明映射出古代游猎部落（猎犬）已经开始学习农耕技术。故事中涉及的“盘瓠”的名称，实际上这表明了当时的人们正在逐步用陶器来替代葫芦做的水瓢（即“瓠”）。也就是说，养蚕缫丝的历史与陶器发明的历史几乎等同。
论及石淙蚕花的起源，就与蚕花娘娘的传说有关，而蚕花娘娘传说的源头，就是这些上古神话。据石淙当地人讲，蚕花娘娘会在清明节假扮村姑，踏遍含山等地的每寸土地，但凡她走过的土地都会留下蚕花喜气。此后谁再次经过蚕花娘娘走过的地方，就会把蚕花喜气带回去，养蚕便会获得丰收。
因而，在含山庙会期间，不仅桐乡市、德清县境内的乡民，乃至嘉兴，吴江等地的蚕农也前来“踏喜气”。这些蚕妇都纷纷争购石淙人出售的彩纸蚕花，簪戴在头上，以祈求吉祥如意。
还有一说，石淙蚕花跟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有关。相传，西施从越国前往吴国，途经杭嘉湖蚕乡时，把美丽的花朵分送给蚕妇，预祝蚕花丰收，那一年，果然是家家养蚕即丰收，从此相沿成习，杭嘉湖蚕乡的蚕妇们就有了簪戴蚕花的习俗。民间叙事大多渺不可考。
从文献资料来看，至少在明代就已有蚕花买卖。明末清初湖州人董说在《村居述》一诗中说：“耆旧集中看故国，田家谶里证残经；卖花人到话新事，除却看山总厌听。”乡村所卖的花，大概不是真花，而是纸扎的蚕花。清代留下的相关记述尤为多，如朱恒《武原竹枝词》：“小年朝过便焚香，礼拜潮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其后注释曰：“正月三日为小年朝，习俗以是日航海至普陀烧香。戴纸花，号蚕花。”又如光绪《石门县志》：“春时，妇女烧香，鱼贯于路，归时率买纸花攒髻，曰：买蚕花。”清代崇尚蚕花习俗影响很深，甚至僧界也不免此俗。据湖州人汪日桢《湖蚕述》所言：“俗于腊月十二日、二月十二日礼拜经忏，谓之蚕花忏。僧人亦以五色纸花施送，谓之送蚕花。” 石淙蚕花艺人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前，一些石淙村人带着蚕花外出到富阳、绍兴、嘉兴、无锡、余杭塘栖等地“送蚕花”，换取一些粮食、衣物来补给家用，由此可见石淙蚕花作为一种地方特色手艺，其自身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断多年的石蚕花又逐渐复兴起来，尤其是
2005年国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石淙蚕花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不仅给予传承人生活补贴，还建立了石淙蚕花文化馆，中小学开设了蚕花校本文化课程，每周邀请蚕花传承人前来授课。此外，蚕花文化馆还成立了“缤纷小蚕花社团”，每月邀请蚕花传承人前来为社团成员授课两次。
石淙蚕花与众多民俗艺术的处境不同，因为它仍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所以不必依靠政府“输血”而生，而完全可以自力更生地保持良性的活态传承。
当下石淙蚕花制作主要分布在石淙镇的集镇、南坝村、花园湾村、羊河坝村、银子桥村、姚家坝村、镇西村、石淙村等地。
据石村党委书记李彬彬介绍，蚕花制作已成为该村一个产业。300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都在做，有的人家一个清明节就可收入四五千元。像北街自然村，家家都在做。
目前，石淙蚕花的销售遍布杭嘉湖地区。每年清明节前，蚕娘们纷纷带着精心扎制的蚕花，前往含山、桐乡等地销售，更有蚕娘将蚕花带至杭州灵隐寺、余杭、萧山等地庙会上售卖。每年农历正月十一、清明节、九月十六均有来自苏州、嘉兴、嘉善、德清等地数以万计的香客慕名前来石淙太君庙进香朝拜，购买石淙蚕花。石淙当地人说，石淙镇太君庙会也是石淙蚕花主要销售场所之一，每一个前来的善男信女都会在进庙前买一朵蚕花，男性信众一般将蚕花插在帽子上，女性信众将“小蚕花”插在发髻上，离开庙会前还会买一些蚕花，用来放在船舷、家门、床沿等处，祈求平安、吉祥。旧时，石淙镇举行太君庙会活动的时候，不戴蚕花的人或祭品是不允许进出太君庙的，因为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神灵的不恭敬。含山庙会时，见蚕花娘娘也要戴蚕花，表示对蚕花娘娘的尊敬和信诚。
当下，庙会俨然成了石淙蚕花的重要销售市场。因为石淙镇周边有诸多庙会，而且这些庙会在历史上大都与蚕神信仰密切相关。南京艺术学院李立新教授在考察含山蚕花节庙会后写道：站在含山塔顶远眺，只见从蚕花路到古运河两岸，五彩缤纷的蚕花将整个含山地区装扮成一个花的海洋，古桥、居民、商贩、孩童、游客均全被淹没在蚕花之中。
庙会向来是各种民俗艺术汇聚的公共文化空间，庙会期间不仅集中上演小戏、秧歌、傩舞等民俗表演艺术，同时也是剪纸、泥塑、面塑、纸扎等民俗造型艺术的交易场合。在庙会这种即圣即俗的特殊文化空间中，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传统民俗意识不自觉地就被激活了，消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成为文化认同的一种易于采用的表征。因而，目前政府大力保护庙会这种民俗，其实也就是在保护蚕花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下蚕花在保佑蚕桑生产方面的民间信仰功能已经基本祛魅，很少有蚕农因蚕桑生产的民俗活动需要前来购买蚕花了，但是由于民俗文化影响力的惯性，人们仍然认同蚕花是吉祥的，因而在婚丧嫁娶中，清明节祭祖、扫墓时，还在习惯性地将蚕花作为一种吉祥物，尤其是清明祭祖，已经成为蚕花消费的重要事由。
人们不仅会把蚕花视为婚礼上的吉祥物，而且将其看作爱情的象征物。
一位卖蚕花的蚕娘说，由于受到李商隐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蚕花之乡莫永平摄始干”的影响，在含山蚕花节上，也有不少年轻人也争相购买蚕花赠送情人，以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无疑给石淙蚕花添加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角度，有可能进一步推动石淙蚕花文化功能的现代转换。
随着石淙蚕花民间信仰价值的弱化，其娱乐与审美价值愈发得到重视。
当下庙会上人们争相购买蚕花，与其说是为了祈求吉祥如意，不如说是为了与众人一起娱乐。这些游人中，除了虔敬的香客，很少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传统手工制作的蚕花，适应此需求，市面上销售的蚕花大多是从义乌购买成形的花片和各种零件，然后在石淙组装的塑料布蚕花。
手工制作的蚕花也并不完全恪守传统，普遍采用丝绸或塑料纸代替皱纸，用铅丝代替柴须梗，这样制作的蚕花不易褪色，花梗质地比较坚硬，不易折断，搬运也比较方便。
不少当地人开始购买石淙蚕花作为家中日常装饰，蚕花艺人适应此需要，不仅在材料上大胆变革，而且开始重视艺术设计与创新，推出了满束多枝多叶的“满堂灿”，大朵荷花形状的“莲荷蚕神”，以及单只或一束仿真的玫瑰花等新类型蚕花。很显然，美观、实用已逐渐成为当代石淙蚕花在研发制作上的新取向。
石淙蚕花相关的民俗活动植桑养蚕，对素有“丝绸之府”美誉的石淙来说，真是最惯常不过的农事。“家家户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
这是清代浔籍诗人董蠡舟在《石淙蚕桑乐府》中的描述。“小年朝过便焚香，礼罢观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清朝朱恒《武原竹枝词》中所描述的“纸花”与石淙蚕花颇有渊源。世代养蚕的历史，使石淙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蚕花文化，亘古绵长。石淙蚕花是石淙镇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标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石淙蚕花不仅出现在附近地方庙会上，而且走出了石淙，赴北京奥运，进上海世博，受到各国友人的青睐。
请蚕花植桑饲蚕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劳动过程。附近村民为求得蚕神的庇护以佑蚕事的丰收，常常举行丰富而隆重的祭祀活动，祭祀习俗中最耀眼的便是请蚕花。请蚕花历时已久，早年是在“掸蚕”或“大眠”的时侯进行。现在，
一般选在农历十二月十二，这是“蚕花五圣”的生日。整个祭祀过程名堂繁多，祭品也很讲究。主人会将一蒸箪的祭品端出门外，里面有鸡蛋、猪肉、团子、桑叶、茧丝，以及酒盅、筷子、蚕神像、元宝等。焚香独礼拜后，当场焚烧蚕神像和纸钱。仪式一结束，邻家的、自家的孩子便会一哄而上，抢走祭品。蚕俗以为孩子们抢得越快，来年的蚕花就会越丰盛。
据有关资料考察，早在公元500年前后的南北朝时期，勤劳朴素的石淙村民就开始有扎制蚕花的习俗，石淙村便成为“石淙蚕花”的发源地，主要集中在北街、西兜、费家兜等少数几个自然村。每逢蚕事或农闲时，蚕娘们便聚集在一起扎蚕花。蚕花一般用绸、绢扎制而成，而石淙蚕花最早则用皱纸。根据扎制需要，先将皱纸染色，剪成花瓣状，用柴须做成花梗子，从花蕊开始，由内而外依次扎制，最后用棉线、丝绵兜紧扎。蚕花，最早是戴于蚕乡女子发髻、鬓边和辫梢，插于蚕种、蚕匾、叶墩等与蚕事有关的器物，用于蚕事祭祀活动，祈福避邪。石淙附近的不少地方都会每年举行规模不等的蚕花庙会，村民开始赶庙会卖蚕花，石淙蚕花便远近闻名了。庙会上有制作精美的蚕花出售，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会买一朵，男插帽檐，女别发髻，一团喜气。
嫁蚕花嫁蚕花指的是嫁蚕花匾。蚕花匾由养蚕用的竹匾制作而成。里面盛放着寓意吉祥的糕点、茶食和水果，包括糕、圆子、生面、茨菇、花生、发芽蚕豆、红鸡蛋，甘蔗、橘子、苹果、菱等。匾中央放一小碗糯米饭，饭上插一朵花，即用绢、绸或皱纸做成的蚕花。匾檐上面罩一层薄薄的红丝绵。蚕花匾和其他嫁妆一起放在新房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蚕花匾的大小越来越向精巧方向发展，由原来的1米左右的直径缩小到50厘米左右，以便于放置。
现在，“蚕花匾”“挑蚕花水”也成为象征新人嫁娶吉祥、幸福的必做之事。
石淙蚕花制作莫永平摄焐蚕花在石淙村至今还保留着大年初一“焐蚕花”习俗，也叫“困（谐音）蚕花”。勤劳而习惯于早起的蚕娘们在这新年第一天要故意睡得迟一些起床，多在床上焐一会，以寄托对蚕事兴旺的美好祝愿。其实这个习俗来源于很早以前生产中的“暖种”习俗。旧时养蚕，蚕种自产自孵，为了催发蚕种孵化，蚕娘们要连续多日把蚕种纸焐在胸前，靠体温来促使蚕种孵化。后来蚕种孵化技术不断发展，“暖种”这一蚕事逐渐淡化，慢慢地演变为大年初一“焐蚕花”习俗，以祈祷这年蚕花十二分，甚至二十四分。谢蚕花，每年蚕茧丰收的时候，就该“谢蚕花”了。谢蚕花，其实就是谢蚕神，一般都要准备一些鱼肉之类的，祭祀一番。谢过蚕花，总要合家聚餐。因为丰收的喜悦，这顿饭吃得喜气洋洋，像过大年似的，这就叫“蚕花饭”。谢蚕花既是谢蚕神，也是谢辛苦了整个蚕月的全家老小。祭神仪式简约而隆重。有的蚕家是在端午节谢蚕神的，俗称“端午谢蚕花”。蚕农们会用猪头、肋条肉之类来款待“蚕花娘娘”。送蚕花，蚕花像牡丹又似月季，一切都在似与不似之间。它似花非花，是蚕农幸福、美好、吉祥的象征。人们将石淙蚕花奉为至宝，成为到石淙必买的一种纪念品，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或插在花瓶中以愿家事兴旺。
石淙蚕花制作组照莫永平摄石淙蚕花制作组照莫永平摄传蚕花
2002年“中国民间艺术游”浙江活动开幕式和2005年“湖州接轨大上海”活动中，石淙都选派代表进行扎蚕制花演示。2008年，6000朵石蚕花被选送北京奥运会，成为馈赠外宾的礼品；同年石淙蚕花专程赴杭州参加“浙江省千镇万村种文化”展演活动，受到一致好评。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部分国家馆馆长专门前来考察石淙蚕花，并得到各国友人青睐。同年，“石淙扎蚕花”和“九月十六太君会”两项文化活动项目被列入《湖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使石淙蚕花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南天湖文化小传人”活动使石淙蚕花进一步走进校园，让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
石淙蚕花扎制技艺代表陆柳珠陆柳珠，女，浙江湖州石淙人，湖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石淙蚕花扎制技艺。她扎制的蚕花集成了历代石淙蚕花扎制的技艺，具有饱满、鲜艳、美观、耐用观赏性强的特点。深受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广大群众的青睐。她还根据市场需求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对蚕花扎制工艺在传统蚕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和创新，不断扎制出石淙蚕花的新产品和新品种，得到了广大用户的赞赏和肯定。近年来，她代表非遗传承项目曾三次参加湖州市接轨大上海活动，设台扎制和展示。2008年11月，石淙蚕花在浙江省文明委举行的全省民俗文化展活动中进行了现场扎制展示，曾多次代表南浔区参加市级民俗展演展示活动。世博会期间，在外宾游石淙活动中与外宾近距离接触。2011年4月由浙江省文化厅、省妇联、非遗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的浙江省“民间巧女”手工技艺大赛中，她选送的《莲花请蚕神》蚕花作品被评为银奖。
陆柳珠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跟随母亲和姑妈开始学习扎制蚕花。那时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偷偷地扎制蚕花，当时她一边陪母亲扎制蚕花，同时也在旁边从最简单的工艺做起，剪柴须（即水稻长稻谷的那一段）、绕线团、染棉蔸、做蕊头（花蕾）等，从秋天开始每天做几朵，一直做到次年的清明前后，统统拿出来装在“洋油箱”里（小铁皮箱子）及其他的盛具内，并带上用稻柴扎成的把子（到目的地把蚕花插在把子上以作展示）。在广大蚕农忙着准备饲养春蚕前奔赴桐乡（乌镇）、嘉兴（王江泾）、安徽（仙山）、绍兴、吴江（七都、八都）、上海（青浦）等地的集镇或走村串户叫卖蚕花，特别在清明含山节销量最为集中。这一天村上有300多位会做蚕花的农户都背着蚕花、拎着粽子上含山卖蚕花，成为清明节游含山的一道风景线。游含山的广大民众都奔着到含山买蚕花、请蚕神的目的而来。到了含山不买蚕花回家等于没上含山，所以民间有这样一句话，“石淙蚕花含山节，没有蚕花不算节”。历朝历代上含山卖蚕花的都是我们石淙人，为清明节游含山增添了不少色彩。
石淙人扎制的蚕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清明日，一个天仙般的年轻女子来到盘龙石塚（石淙的前称）镇，挨家挨户赐予蚕农滴水般的鲜花，这一年凡受赐予鲜花的蚕农都收到了蚕花廿四分的好收成。第二年那年轻的女子不再出现，那一年盘龙石塚的蚕农蚕丝收成大为下降，这时人们才想到上一年蚕花娘娘降落人间赠赐蚕花的情景，大家猜测是她保佑了上一年盘龙石塚镇的蚕丝有廿四分的好收成。于是石淙附近的蚕农按蚕花娘娘赠赐的蚕花式样用各种颜色的纸扎制成花。起先由陆氏宗族开始仿效扎制蚕花，以蚕花寄托蚕花娘娘的恩赐，以蚕花祈祷蚕神赐予蚕农廿四分的好收成。把自己扎制的蚕花插在蚕房蚕垒上、蚕匾里、蚕凳上、蒲墩上，即插在养蚕所用的一切工具，并戴在妇人的发髻上，把蚕花奉为蚕丝廿四分好收成的灵丹妙药。凡涉及养蚕的房子、工具以及进蚕房的人，都要戴上和插上蚕花。陆氏宗族多自制自用，在自用多余的基础上，送给亲朋好友，再逐渐发展到收取工本费卖给蚕农。
在陆氏宗族中陆圭夫人姚氏（石淙太君庙的主人公）扎制的蚕花最为漂亮，鲜艳、饱满，可与鲜花媲美。所以姚氏夫人的蚕花是出了名的，十里八乡都争着购买姚氏夫人的蚕花，她的蚕花生意越做越好，后来干脆做起了卖蚕花的行当，直至陆圭殉职疆场。公元1154年即绍兴二十四年，宋高宗封陆圭为“镇海朝王”，姚氏夫人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同时被封为大太君、
二太君、三太君，金将军和杨将军。此后石淙蚕花名声大震，江浙沪皖三省
一市的信男信女凡到石淙太君庙进香都要带回石淙蚕花，视“石淙蚕花”是陆老相公和姚氏夫人的保护神（因为姚氏夫人生前也是卖蚕花的）。于是盘龙石塚镇附近的老小女人纷纷仿效做起了蚕花。
蚕花的制作材料有：毛边纸、春草纸、灯草、绉纸、柴须、棉线、颜料、胶水、铁丝、棉蔸、尼丝纺、真丝绸等。蚕花的制作工艺：将无色的各种纸或布料染成各种不同的颜色（布料上浆后晒干用熨斗熨平），扎制中先用柴须与铁丝包好有色的春草纸待用，然后用花色纸剪成花瓣的形状，再用绿色的纸剪成边部带锯齿的叶状待用，并用黄色的春草纸剪成细条状，做成花蕾（即花蕊头）卷在铁丝上，再用一小片花色的纸和线一边卷一边扎花瓣，用三片花瓣包住花蕊，再依次扎上四片、五片，共计12片，用手一边捏住铁丝一边扎上已剪好的花瓣。在扎之前要对每一片花瓣捏出一个皱褶，扎完花瓣后用相同的方法扎上已剪好的蚕花叶子，然后再用染成绿色的棉蔸绕在花梗上，既美观又牢固，这样一朵蚕花才制作完成。在我小时候我们扎的蚕花都以绉纸为主，我妈这一代还是自染的毛边纸、春草纸、灯草，到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形势的发展，我们扎制蚕花的条件也在不断地改变，把以前用柴须、铁丝扎成的花引改成了金丝线和综丝（丝织机上用的一种），毛边纸、灯草、春草纸、绉纸统统改换成了尼丝纺和真丝品种，花的色样也从原来单
一的既像牡丹花又像凤仙花的传统小花，现在发展到蚕宝宝花、胸花、荷花、桃花等。
石淙蚕花看似扎制工艺简单，但也有染、浆、晒、熨、剪、卡、选、扎工八道工艺，要达到饱满、鲜艳、配色得体才能深受顾客的喜爱。我被石淙学校选聘为“阳光大课间活动——石淙蚕花进校园”课程的指导老师，在指导她们扎制过程中不但现场操作和手把手指导，而且教她们要正确认识扎制蚕花的意义，真正尊重石淙蚕花的历史，同时发展石淙蚕花。现在我们扎制蚕花的人有300多位，分布全镇各个自然村，又加上我们在学校里教出了一批小姑娘，而且每年有年轻的妈妈、奶奶加入这个行列，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去，蚕花的销售量每一年都在增加，是外地来石淙太君庙的香客每年必戴的饰品，顾客特别青睐手工制作的蚕花，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国家有关部门将其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工艺品送给各国来宾，又作为中国丝绸文化的代表之一进了中国馆，为发展中国丝绸文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蚕花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是湖州的丝绸文化，也可以看作中国丝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仅要继承蚕花的制作技艺，也要把这一工艺所代表的文化传播下去，这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
总的来说，我认为蚕花的发展会越来越好，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得益为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中国丝绸博物馆对石淙蚕花非常重视，曾二度定制蚕花向世人展示，省、市、区每次的民俗节庆都把石淙蚕花推向公众参与展示，充分体现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对石淙蚕花的重视和支持。其次，石淙镇是蚕花的扎制发源地，祖祖辈辈都是扎制蚕花的，掌握了较为熟练的技术，因此，我对石淙蚕花的发展有十分的信心。只要能将蚕花工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石淙蚕花必将前程灿烂、芬芳四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