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地下党员邱明
邱明（1918—2009），出生于旧馆镇大漾村芙蓉潭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迫于生计，他一生下来就被父母送进了湖州城里的育婴堂。后被本镇三桥村张家埭杨姓农户收养，起名杨金山。杨家也不宽裕，十六七岁的他就去织里拜师学打铁。
抗战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织里镇上坚持抗日斗争，其负责人王子达同志系浙江宁波人，抗战爆发后，弃笔从戎，远赴华北参加了八路军，后奉命调回浙江，在沦陷区搞地下工作。王子达同志曾任浙西特委书记、政工队长及吴兴、安吉县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留守江南，战斗在苏、浙、皖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嘉兴地委委员、秘书长、专员。1951年调杭州市工作，1953年任杭州市委副书记，1962年9月任杭州市市长。
在王子达同志的教育和指引下，邱明对党渐渐有了认识，不久就秘密加入了组织，化名“邱明”（其岳父姓邱）。
抗日战争时期，任吴兴（织里）抗日组织武装部部长。解放战争时，他受组织派遣，经线人引荐潜入练市某国民党部队（部队长姓夏），搞策反工作，并取得成功。全国解放后，经王子达同志提议，任新兴乡（旧馆镇的前身）首任乡长。其间，领导了全乡的土改、镇反、肃特等工作，并亲自抓获在逃土匪头目张生夫。
“文化大革命”时，邱明蒙受不白之冤，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后，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组织将他安排在织里造船厂工作。
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邱明同志从不居功自傲，倚老卖老。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始终相信党、忠于党，不计个人荣辱得失。
离休后，他回到家乡旧馆镇三桥村，组织关系转入中共旧馆镇委机关支部。据镇里老同志回忆，邱明党性很强，直到八九十岁，仍坚持亲自到镇上交纳党费。最后两年起不了身了，才委托家人代交。
战斗英雄徐火生
徐火生（1922—1988），别名徐煜春，旧馆镇三桥村范家兜人。
1941年7月，日本军队来村里骚扰，烧掉了村里多家的房屋，徐家也不例外。青年徐火生一气之下参加了国民党地方游击部队，发誓杀日军报仇，任上等兵。亦兵亦农地过了近四年后，于1945年3月参加新四军，为一师三旅八团二营六连战士。从此，作为一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随部队转战南北，屡建功勋。
1945年3月至1949年4月，徐火生共参加大小战斗（战役）17次，其中包括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历任副班长、班长、支部委员等职。先后荣立各类战功5次。
1950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赴朝作战，为二十三军六十九师二零六团二营六连排长，后任副连长、连长等职。多次受到表彰。
1958年5月，转业到青海省海晏县商业局工作，1959年1月调西宁市服务合作商店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为减轻国家的负担，他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携一家人回老家旧馆镇三桥村务农。
徐火生同志，为了祖国的安宁与人民的幸福，不怕流血牺牲，不计个人得失。他就像一只蜜蜂，一生都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奔波，要求人的少，给予人的多。
光电专家潘建根 潘建根，旧馆镇光明村砖桥头自然村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现任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浙江诗和远方慈善基金会创始人。
潘建根从小就聪明好学，有主见，有个性。1978年，初中毕业于塘南公社新兴中学（后并入旧馆中学），适值初中中专恢复招生第一年，他以优异成绩上线（时年仅12周岁），后被双林中学（普通高中）招录。1981年高中毕业后，以湖州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光仪系，并以优异成绩考取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光度色度学主课教师。
20世纪90年代，为了突破我国电子镇流器节能光源全行业质量合格率为零的困局，潘建根在光电学院（原光仪系）青年教师岗位上毅然下海创业，迎接挑战。
那时，家里积蓄了12万元钱正想买房，但为了创业，他不顾妻子和朋友们的反对，把其中的大部分投入到镇流器检测仪器的开发中。正如他所说：“如果半年内不把钱还回去，我连房子都买不了了。” 其实，潘建根的自信并非毫无来由。当时国内兴起紧凑型荧光灯，然而作为关键部位的镇流器缺乏质量检测设备，以至于国内没有一家厂商的产品达标。从国外进口设备需要30-40万元的天价，国内的公司完全负担不起。潘建根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本着对自己专业和研发能力的了解，他投身其中，半年内就成功研制出了售价不到2万元的检测仪器，并由此打开了国内外市场，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白手起家，背水一战，他走出坚实而具有开拓性的第一步！ 时至今日，潘建根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半导体照明测试技术和标准化领域结下累累硕果。他主持了多项国家863计划项目和各级政府科技攻关课题，申请国际、国内专利千余件，发表论文超过百篇，主持或参与起草了四十余项国际和国内半导体照明和光辐射测量领域的标准。
他担任了国际照明委员会（CIE）光和辐射测量分部（D2）中国委员、TC2-74空间光谱辐射测量技术委员会主席、CIE光和辐射测量分部中国国家代表、北美照明学会（IESNA）测试技术委员会咨询委员、全国照明电器标委会光辐射测量分标委（SAC/TC224/SC3）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照明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照明学会理事长等多项社会职务。
因其在光电检测领域作出的贡献，先后获得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突出贡献奖、国家发明专利优秀奖、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一等奖等重要奖项，并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际标准化十佳推动者、中国LED行业优秀科技人才、2016年度十大风云浙商、浙江省新锐科技浙商、浙江省软件行业优秀企业家等多项荣誉称号。
潘建根教授还曾担任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半导体照明专项专家及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客座研究员，浙江省科技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校外博士研究生导师、浙江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
在潘建根教授的带领下，远方光电信息作为国际领先的照明光电检测领域的公司占据了国内半壁江山，产品出口世界80多个国家。近年来，利用资本平台，并购维尔科技、控股慧景科技、投资红相科技、合作壹基因、纽迈分析等高科技公司，产业已经涉及光电检测、颜色检测、生物识别检测、基因测序、核磁共振、轨道检测等多个领域，服务于工业、交通、金融、军工、公共安全、医疗、科研等多个行业。未来，远方光电信息将继续落实“大检测、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将公司打造成为国际领先的智能检测识别信息技术和服务提供商。
在创业这条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道路上前行多年，潘建根对成功和失败，有独特的理解，他说：“要说失败挫折，那是天天有的，但我们又天天很成功。”
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做事要善于遵守“大道理”，当无从选择时，根据“大道理”，执中守正，大智若愚，就是最好的选择。
潘建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电机骄子沈建新
沈建新，1969年生，旧馆镇罗汉村沈家湾人。1984年在旧馆中学初中毕业后，被湖州中学特招录取。
沈建新的祖父、父亲曾先后在乡（公社）农机厂做工，父子俩粗通文墨，但心灵手巧，是当地有名的能人和“土专家”。他们从事的电气与机械设备的制造与维修工作，经验大多是靠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也许是因为儿时的耳濡目染，也许是因为骨子里的遗传基因，从小就爱思考问题、爱动手操作的他，高中毕业时，毅然报考了西安交通大学，以全系第一的成绩就读于电气工程系（原名电机系）电机专业。四年之后，也是以学业总评第一的骄人成绩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设计是为东方电机厂（中国三大电机厂之一）开发一款用于出厂试验的电机多路温度微机巡检仪，结果被成功应用于工厂的生产实践，填补了国内空白。大学毕业设计被企业开发出实际产品，这是极为少见的。1991年至1994年，沈建新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一的成绩，继续在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后改名电气工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何秀伟教授。其研究方向从电机测试跨越到电机控制，主要内容是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无位置传感器控制。当时国内尚无永磁无刷直流电机产品，这也是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方向。对此，他在电子电路、控制算法和微机软件等方面开展了全面研究，完整实现了该控制方法，达到当时国内最领先的水平。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主席、资深电机专家陈世坤教授的高度评价。他还撰写了国内高校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首篇关于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无位置传感器控制的学术论文。
经何秀伟教授推荐，沈建新于1994年考入浙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电机振动噪声和中小型电机专家陈永校教授。此时，陈教授正负责研制载人航天飞船所用的环空生保系统多种风机组件与电气动力装置。针对这类电气动力装置，沈建新采用全模拟电路，验证并首次实现了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具有不同初始速度时电起动的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此外，首次开发了用于电动自行车的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控制器，填补了国内空白。此后，沈建新的研究方向又拓展到电机设计，他用短短2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常规需要3年以上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沈建新在1997年博士生毕业前，又完成了多项科研项目，包括当时国内最高转速的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控制系统，该技术与当时国际最高水平相当（每分钟20000转）。
1997年底，沈建新进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作为技术负责人，开创了该校对人工心脏技术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由两个学院交叉合作的新研究领域，他亲自设计了人工心脏的驱动系统并制作了样机。
1999年，受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电子与电机工程系电机学科负责人大卫·豪教授（后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及永磁电机专家诸自强博士（后亦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的邀请，沈建新赴该校从事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永磁交流电机的设计与控制。所研究的高速永磁电机达到当时的国际最高速度水平（每分钟12万转），所发表的关于永磁无刷电机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技术的学术论文也在国际上获得优秀论文奖。
2002年，因在高速电机领域的研究声誉，沈建新被丰田集团爱信精机株式会社驻英国研究中心聘为研究工程师。在研究中心，他研发了一系列用于新型汽车的电机系统，并向公司日本总部实现了技术转移。
2004年，沈建新以引进人才的身份回到母校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任教授职，并于200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电机学科教授，也是浙大电机学科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内最年轻的教授。在浙大工作至今，他先后担任了航天电气与微特电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电机工程学系系主任、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助理等职务。目前是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管研究生培养和国际合作工作。
在浙江大学，沈建新除了开课、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还主持与钻研诸多研究项目。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电机拓扑与驱动控制、新能源技术。现有授权专利40项，不少已向工业界作成果转化。发表各类学术论文240余篇，7次获得国际上的优秀论文与最佳论文奖。7次受邀在国际学术大会上作主题报告，这在国内电机专业的学术界是极少的。
沈建新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民用、国防和航天航空等领域。例如，其研发的电机系统应用于航天员太空行走时的航天服、月球车、飞沈建新2014年2月获英国IET会士证书机，等等。
沈建新有多个学术兼职，包括：
（1）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会士，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级会员。
（2）国家精密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起人之一、中心副主任、中心驻浙江大学实验室主任。
（3）瑞士洛桑联邦工学院访问教授（2016年），是该校电机领域聘请的唯一的外国访问教授。
（4）瑞士、葡萄牙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5）二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大会主席（是浙江大学电机学科有史以来最多的），二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技术委员会主席，五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六次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二十九次其他委员会委员、十四次分会场主席，在国际电机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
（6）九部国际学术期刊和四部国内学术期刊的副主编及编委。
（7）浙江省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电机动力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学科教学委员会电机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直线电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电机及辅助系统技术保障专家组成员、航空机电系统综合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微特电机节能降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深圳电磁控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等等。
（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国家留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杭州市131人才计划等的评审专家。
（9）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科学技术奖、教育部科技奖励、浙江省科学技术奖等的评审专家。
（10）34部国际学术期刊、23部国内学术期刊、22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评审专家。
（11）荷兰埃因霍温工业大学、瑞士洛桑联邦工学院、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答辩委员会委员。
多年来，沈建新教授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因此获得了许多奖励与荣誉，主要有： （1）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培养人员。
（2）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天津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4）浙江大学优质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5）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二等奖。
（6）浙江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
（7）浙江大学王国松奖。
（8）美国IEEE优秀论文奖。
（9）六次国际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
（10）湖州市“南太湖精英计划”人才。
农民企业家朱火江
1950年，朱火江出生在旧馆镇寺桥的一个小村子里，是一名地道的农家子弟。与同龄人一样，从小挨过饿、吃过苦，在生产队捻泥、插秧样样农活都得心应手。不同的是，他除了会种田，还有一颗不满足现状、想要干一番属于自己事业的不安分的心。
1982年，乡镇企业迎来了蓬勃发展期，朱火江在经历了到部队服兵役、进乡办农具厂当竹匠、建工队当采购员后，被调入乡工业公司——从事横向联系工作，主要是到大城市吸引资金、技术，发展乡办企业。
丰富的人生阅历，让朱火江在新的岗位上如鱼得水，干得风生水起。短短几年，就从上海引来资金四五百万元，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这还不算，同时，还有多个工业项目及相关的技术、人才被他一一引到旧馆落地生根。一时间，朱火江的名字在旧馆家喻户晓，与旧馆欣欣向荣的工业一起被人们津津乐道。这么一个成功人士，乡里的领导自然是关怀有加，十分器重。如果他的人生道路就这样走下去，接下来就是到乡里当干部、捧铁饭碗，生活平坦安逸，没有半点风险。但是，不喜欢风平浪静的他夜深人静时却常常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
选准项目艰难“试水”
1991年，朱火江克服了来自政府、家庭、朋友等各个方面的阻力，毅然离开了乡工业公司，开始了他的“创业梦”。
根据多年做横向联系工作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人脉关系，他看准市场需求，选择钢铁行业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这个行业投入大，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办起来的。于是，他怀着憧憬与梦想，找了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人出资20000元，租借了邻乡一处只有200多平米的破产企业厂房，创办了江南轧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最难在一个“创”字。初次进入金属行业，生产、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厂里只有20多个员工，且大多对行业不熟悉，技术力量单薄，管理经验缺乏。民营企业兴办初期，公信度还不高，银行贷款的大门对他们几乎是关闭的。磕磕绊绊中，他曾产生过一丝犹豫：创业真的能成功吗？但是，当初离开乡工业公司时，乡领导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想要成功，就不要怕路远”，让他坚定起信念。他们边生产边摸索，几经努力，逐步将钢材年产量提高到了80吨左右。
顺应市场壮大规模
经过几年的磨砺，朱火江的思维、眼光开阔了，远大了。这时，江南轧钢厂的小作坊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创业梦想了。也是机缘凑巧，1994年，旧馆镇的领导找到他，希望他这名党员同志回乡办企业，带领一方老百姓致富。
朱火江和他的合伙人很快就作出决定——回旧馆创业，壮大已有起色的事业。他们以做大做强企业为目标，成立了浙江富钢金属轧制有限公司。
这一次，没有现成的厂房可利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选址、建房、购买设备、招聘人才，样样都自己操心、自己动手。企业开工后，产品的数量和生产效益比过去有大幅提升，大家都很兴奋。成绩面前，朱火江头脑十分清醒。他知道自己的企业潜伏着重重危机：与圈子里的同行相比，新厂的规模还是太小，设备也比较落后，生产成本高，产品品质上不去。他告诫伙伴们：“市场是残酷的，优胜劣汰，如果安于现状，终究会被淘汰。”于是，他们花重金进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产品品质，申请注册“盛特隆”为富钢商标。很快，“富钢”的产品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得到了用户的肯定，该商标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产品被列入“浙江省名牌产品”。
紧接着，“富钢”趁热打铁，在2003年顺利通过了ISO9001与ISO2000质量体系认证，建立了完善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培育了一支精干的质检队伍。当年实现年产钢材3万吨，产值8000多万元。2004年又投入102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同年实现产量翻番，产值上升到2.28亿元。
朱火江常说：“做企业，必须懂得市场规律。”那时，市场上对于高新产品的需求并不多，粗钢是主流产品，而且，粗钢生产利润大，投入小。面对诱人的利润，很多人都劝他再上一条粗钢生产线。通过冷静思考，和对市场形势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他感觉到产品已经出现过剩。“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资源上还是规模上，都无法与国内众多钢铁企业巨人相比，我们是赢得起、输不起，不能盲目跟着别人走。”他毅然决定不跟风。果然，没过多久，钢价开始回落，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粗钢利润一天天下跌，最低的时候只剩2000元/吨。由于朱火江的坚持，让“富钢”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到了2006年，“富钢”又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因为土地等因素的制约，短时间内“富钢”规模难于继续扩展。朱火江决定将发展重心转向邻省安徽，他在绩溪成立了安徽富凯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专业生产不锈钢。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富凯”就成了当地企业中的“大哥大”，他们年上缴利税多达5000多万元，几乎占了绩溪全市税收的“半壁江山”。
绩溪市人民政府充分肯定了朱火江的贡献，推选他当“奥运火炬手”。2008年5月30日上午，奥运圣火在绩溪激情传递，在绩溪百姓“中国加油”“北京加油”的祝福声中，他身穿运动服，高举奥运圣火火炬，参加了奥运圣火的传递。事后，他激动地说：“我的心情是那样的激情澎湃！面对如此巨大的荣誉，我除了感激，心中默默期盼着不断壮大企业，发展生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逆势转型做强企业
在安徽绩溪的发展取得成功的时候，省政府发出了“浙商回归”的号召，怀着对家乡深厚的感念，朱火江毫不犹豫地带领着他的团队，再次将发展重心移回到了家乡——旧馆镇。
2008年底，朱火江在当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旧馆镇组建起了跨区域、多产业的钢铁集团公司——富钢集团，公司占地600多亩，注册资金21530万元。先期筹建“盛特隆”普钢项目，该项目生产线长达525米，设备先进，正常生产年产量可达60万吨。与老厂生产相比，产量可增3倍；产品规格更丰富，小棒、大棒一应齐全；而劳动力却可节省20％以上。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企业将从此飞跃起来之时，他们再一次遇上了大麻烦。2008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雪灾、汶川大地震之后，又遭遇了世界金融风暴。严峻的形势导致全球钢铁贸易的严重下滑，原材料价格暴涨，成品价格却“跌跌不休”。可以说，他们面临的困难甚至超过了创业初期。
危机面前，朱火江及时召集公司管理层开会，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为任何危机中都蕴含着机遇，决定走多元发展的道路，改变原先“普钢”、“特钢”分步上的策略，多头齐进，从困境中跳出来。
由于思路正确，富钢集团开局的2009年，快速兴建的年产50万吨“棒线合一”生产线3月份投产，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企业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业内的产业链衔接更为科学合理，产品系列化程度更高。这年，取得了产值25.4亿元，上交税金1745.78万元的好成绩。
2010年，中央把调整结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制定了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政策措施。朱火江决定投资2.5亿元，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产模式。一是上了年产25万吨大型铸件的项目，这是“富钢”实现转型升级，增加产品科技含量的一个重要项目；二是启动物流项目一期工程，建设深水码头。水路运输是钢铁企业的命脉，想要降低成本加快企业发展，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随着这些高新技术项目的建成投产，不断改写着富钢集团的历史。
朱火江说：“企业经营不能闭门造车。”在企业高速发展的时候，他居安思危，丝毫不敢懈怠。2012年7月30日，通过努力，他们成功地与宝钢集团联姻，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这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次“国民合作”，无疑将会给富钢集团带来新的、更好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传统产业库存增加，产能严重过剩。为破解难题，朱火江带领他的团队，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装备水平，研发高端品种，延伸产业链，让传统产业迈上了中高端。正像湖州市委书记陈伟俊视察富钢后说的那样：“老产品换成了新东西，小产品走进了大市场。” 富钢集团从2012年至2016年连续五年荣登“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名单”，并于2014年8月列入国家工信部《钢铁企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录。2017年1—7月，实行工业产值224529万元，同比增长8.21％，利税15118万元，同比增长183.43％。
画坛名家杨瑜宗
杨瑜宗，吴兴人，1968年生，号能相居士，添香楼主。
先生自幼酷爱书画，深研古今美术经典，才思敏锐，耿介诚厚，笃行儒家忠恕之道。师从书画大家孔氏门下，执冠后，一直追随孔氏两代名家学艺。花鸟技法师法大师孔小瑜、孔伯容父子，山水画受大师孔仲起先生指点。后又就读于中国美院教授仁量先生山水高研班。作品发表于《美术报》《劳动报》《航空报》等媒体，出版有《杨瑜宗博古牡丹画集》《2009年中国画坛百家·杨瑜宗》《聚焦浙派·水墨前沿中国当代画坛名家杨瑜宗》等。现为中国青铜画艺术研究院院长，南浔瑜文斋书画院院长，浙江青年国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职业画家。
杨瑜宗先生是一位有思想、有个性的画家，他研习经典，又不沉迷于“名家样”。他把精力投在中国画的灵魂——气韵和笔墨上，笔法、墨法娴熟，笔墨苍劲秀润，不失元人精髓；画面虚实疏密，尽显灵动，可谓“虚淡静若，意气泰然”。他的山水有一股超然于世俗之外的静气，素雅、清高；他的青铜博古画则沉稳厚重，古意盎然。
杨瑜宗还精于收藏、鉴赏，除书画外，对青铜器、玉石、旧家具、盆景等都有深入研究，有极高的造诣。
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先生的乡土情结。杨瑜宗成名后，一直扎根于家乡，推动他的艺术普及事业。先是在江南名镇南浔办起了瑜文斋书画院，无偿为当地美术爱好者提供参观学习的空间。现在，又在千年古镇南浔区旧馆镇新兴港创建浙北中国画院、中国八大美院学生写生基地和画家工作室。先生愿望，通过几年努力，将新兴港打造成国内一流的“书画小镇”，造福乡里。
朱军民与他的麦秆画
旧馆镇新兴港，有一位做麦秆画的美术家，他就是“非遗”传承人、湖州市工艺美术大师朱军民。
朱军民，1969年2月出生在南浔区旧馆镇新兴港村。儿时家境贫苦，十一二岁就学会做饭、洗衣，为父母分担家务。初中毕业后，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种田养蚕，侍弄家中的承包田地。继而，拜师学习能养活自己的手艺，先后做过木匠、安装铝合金门窗等工作。
朱军民的艺术细胞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他小时候就喜欢涂涂画画，家里的破墙是他“艺术作品”的第一个展示场所，从前头屋到卧室贴满了他稚嫩的铅笔画、蜡笔画、水彩画。读初中时，他的画作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过区、县展览和比赛。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让他与麦秆画结上了缘。
那年，他22岁。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介绍白洋淀芦苇画的文章和作品图片，他一下子被吸引了。聪明的他从白洋淀的芦苇，随即想到了家乡金灿灿的麦浪。一根根麦秆，与芦苇是何等相似！芦苇能作画，麦秆也一定可以作画——他从此萌生了用麦秆作画的想法。
当时，本地还没有见过谁用麦秆作画，也不知道这个世上有没有这种技艺。老师肯定没有，只能凭自己摸索。开始的第一天，朱军民先在纸上画了一幅简单的图案：两只小鸡争夺一条蚯蚓。然后，用刀片将麦秆剖开，再用胶水贴到图案上，用熨斗烫平。处女作《两只小鸡争食》就这样完成了。
后来，朱军民和朋友合作，在湖州开办了一家麦秆画工坊，技艺渐渐成熟，他的麦秆画，甚至走进了上海城隍庙。然而，制作麦秆画毕竟太费时了，一幅画，做起来起码得三五天，复杂的要花上一两个月。材料成本虽低，但花功夫实在太深。过了一年多，他明白单靠这活，难于维持正常生计。那时又刚结婚，妻子怀孕，生活压力很大，无奈之下，朱军民只得放弃麦秆画的创作，另谋出路。
2009年，朱军民从央视频道看到河南麦秆画名家汤金明的事迹报道，那熟悉的麦秆，又重新点燃了朱军民埋藏内心的创作热情。通过学习了解，朱军民知道了麦秆画的历史，这种画在隋唐时期就有，还是宫廷艺术品，受到皇室贵族的追捧。麦秆画因其制作材料为麦秆而得名，是一种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融合了国画、版画、书法、贴画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被称为“中华一绝”，全国有多个地方在做。
第二次拿起刻刀和烙铁的朱军民，随着其人生阅历的丰富和艺术修养的精进，与过去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麦秆画最难的是在麦秆的表面上色，最怕的是作品放久了被虫蛀咬。他通过反复试验，用高温蒸煮、漂白、烫染等几道工艺，彻底解决了上述问题。制作中，他又大胆化平面为立体，造型更加生动逼真。他借助烙铁，对画上阴暗部分进行熏烫，以不同的熏烫程度，恰当地区分出物体的层次，使物体的质感更加明显。他精益求精，创作过程不敢丝毫马虎，他完成的《猛虎》，单老虎的毛发就拼贴了3万多根麦秆丝，费时6个多月。《百子图》是他的代表作。为了创作这幅作品，朱军民前后跨时十年，突破了麦秆画的传统做法，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呈现具象，并融入西方绘画和民间手工技艺，作品恢宏大气，形象逼真。
朱军民的麦秆画在南浔、湖州等地展出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2016年，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聘他担任艺术老师；吴兴区扎村小学聘任他为该校拓展课程指导老师；他的家乡旧馆镇新兴港村结合传统古村落修复建设，为他开设了麦秆画制作工作室。
但是，朱军民现在的身份还是一名水电安装工，制作麦秆画只是他的一项副业，其实，连副业也谈不上，因为到目前为止，尽管他的作品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却尚未产生经济效益。朱军民平静地说，他不想用麦秆画赚钱，他作麦秆画，是兴趣、乐趣、情趣。他在麦秆画的制作过程中，消除了一天工作的疲劳，平复了心境，回归了本性。
朱军民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他会在麦秆画创作的道路上不停地走下去，他不但要把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还打算教学生、带徒弟，把这神奇的艺术传下去。他有一个愿望，他要在古镇新兴港搞一个作坊，把有兴趣的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将麦秆画做成一个产业，造福桑梓。
胡建军和他的钢琴收藏
在南浔区旧馆镇木地板工业园区，有一家叫欧象木业的地板厂。从外表看，它与其他地板厂并无两样：进门院子里摆放着一大堆又粗又长的木头，车间里机器轰鸣，空气中弥漫着木材的香味。但走进老板的办公区，你就会滋生别样的情愫。楼梯两侧的墙壁上，一幅幅儿童画，充满想象和天真，办公桌的一侧，居然被一架古老的钢琴所占据。还有，橱柜上摆放的年代久远的欧式照相机、留声机、自鸣钟……这哪里是想象中的加工厂，俨然是一座典雅的艺术馆。
老板名叫胡建军，湖州人，50多岁。他中等身材，胖墩墩的，举手投足间充满活力，尤其是那双炯炯有神的圆眼睛洋溢着智慧与神气。
他出生在1958年的春天，正是万物苏醒、百花齐放的时日。但美丽的季节并没有给他铺设起一条鸟语花香的人生坦途，也没有给他安分守己的性格。
他的父亲是名老干部，说起来建军也是个“红二代”，可是，他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从政。
小时候，胡建军家中生活拮据。兄妹四人，他是老大，七八岁就开始帮爸妈千家务活，照看三个妹妹。
1975年，他高中毕业后，就被下放到白雀乡的一个偏远的村庄插队落户。在那里，建军扎扎实实地当了四年农民，与农村的青年们一样，早出晚归，靠劳动挣工分自己养活自己。由于他劳动好，表现出色，还被评为当时的嘉兴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
建军父亲是温州人，母亲是湖州南浔人。湖州女人温柔善良、认真细心，温州男儿大胆执着，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父母的这些品行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1979年，建军上调回城，分配到浙江汽车运输公司湖州分公司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1983年，他辞去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铁饭碗”，开了一家个体照相馆，师从湖州著名摄影师许泉生先生。照相机刚玩得得心应手，他又转行开服装店卖衣服。五年后，去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深圳，做起了国际贸易，专业经营丝绸。1994年移民去香港，1999年又去德国定居，经营木材生意。2005年，重返国内，到南区旧馆镇办了木地板厂。
然而，胡建军说：“这些说复杂不算复杂，说简单也不简单的经历，只是我人生的一面。我人生的真正梦想是收藏钢琴。” 建军从小就喜爱艺术，唱歌、画画、吹口琴、吹笛子。在农村插队时，参加宣传队演节目，称得上是个文艺青年。当年看了钢琴家殷承宗伴奏的电影《钢琴伴唱〈红灯记〉》后，像着了魔似的，跟着放映机满公社跑着一遍又一遍的看了无数次。
大家都以为他对电影的内容入迷了，却没人知道，那是他突然对钢琴产生了莫名的崇拜。那段时间，他连做梦都想拥有一架钢琴。但现实是，不要说根本没钱买钢琴，就算有钱，也没有地方买得到钢琴，而且，即使有了钢琴，家中三四十个平方米的斗室也放不下一架钢琴。
2000年，胡建军在德国波恩看到了一架生产于130多年前的法国钢琴，经过了解，这架造型别致的钢琴，琴键全部由象牙制成，琴上的两座蜡台外镀黄金，制作工艺代表了当时法国钢琴制作的最高水平。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这样，他不仅拥有了钢琴，而且是世界级的名贵钢琴。谁知，这一次因为圆喜欢钢琴之梦的出手，竟然开启了他的第二个梦想——收藏钢琴。
随着在欧洲的生活圈子的扩大，建军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欧洲朋友，其中有一位是音乐圣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首席调琴师。在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他开始了收藏钢琴的历程。
14年时间，建军踏遍大半个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都留有他的脚印。通过以新换旧、收购琴行，甚至真情感化等方式共收得钢琴340多架，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最多的一次收藏是在2004年。当他得知小镇菲尔顿（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处）的85岁的钢琴收藏家病故，连夜乘飞机从德国过去，经过艰难的谈判，一下子从老收藏家的继承人那里得到了24架钢琴，其中有一架出自奥地利皇家钢琴制造师衣格纳茨·贝森朵夫之手。这可是“帝王”级的宝贝啊！最有趣的一次收藏是在法国。那年，建军因生意上的事去法国，他住在一家小旅馆。无意中发现店堂内摆放着一架古老的钢琴，虽然已经不能弹奏了，却依然透着妩媚与高贵，让他割舍不了。一打听，才知这架钢琴连店老板都不知道生产于何年，说是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建军把想法一说，老板连连摇头，说这是传家宝，绝对不可以卖的。但是，他一直不肯放弃，此后的两年里，他来回200多公里，几乎踏破小旅馆的门板，终于把老板一家感动了。老板的两个女儿帮他做她们妈妈的工作，老板把这架古老的钢琴送给了他。老板说：“胡先生，你的真情让我们没法拒绝。” 在建军所收藏的340多架钢琴中，制造年代最久的超过200年，最“年轻”的也有80多年。更可宝贵的是这些钢琴的品质，很多是世界顶级的宝贝。贝森朵夫钢琴诞生于1828年，“二战”时工厂遭遇轰炸，这一享誉全球的大牌钢琴几乎毁于一旦。因此，“二战”前的贝森朵夫钢琴现在很难见得到了，但在他的收藏里，这款古董钢琴却有10架之多。2013年10月，湖州举行“清丽南太湖”公益文艺晚会，晚会的高潮是“与孔祥东同台，百人百架钢琴齐奏”。那100架学生弹的钢琴由建军无偿提供，组委会告诉钢琴家孔祥东，已为他准备了钢琴，大师却说：“我从来不用别人的琴。”但他听到胡建军有10架贝森朵夫可由其挑选时，大师立刻兴奋了起来。
建军的收藏钢琴梦实现了。回眸往事，说句千辛万苦，一点也不夸张。
单说到手的钢琴从欧洲一一运来湖州，其费时、费钱、费力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还有运输过程中的担心、牵挂，真是架架连心，叫人寝食不安、心力憔悴。
建军从事收藏之初，大部分人都不理解。正是房价上升的时候，他却把湖城最繁华地段的几处店铺卖掉了，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换来的是一批不能吃不能喝的古董钢琴。很多人因此叫他“胡疯子”“缺心眼”。
前几批钢琴运到旧馆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到这一架架远道而来的珍贵钢琴，立刻就有谈转让的、谈合作的。但都被建军婉言拒绝了，他不是记恨他们以前对自己的嘲笑，建军没这么小气。他说：“我收藏钢琴，不是为了倒卖赚钱，我有更大的梦想。”果然，建军的梦还在继续！ 建军曾经去厦门参观过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从那里知道，受这个博物馆的滋养，厦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钢琴家，老一辈的如钢琴大师殷承宗先生，年轻一辈的有旅美青年钢琴家吴迪等。建军想，湖州自古就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出过赵孟頫这样的书法大家，有“文房四宝”的湖笔，也有南浔嘉业堂藏书楼这样的骄傲。如果能在家乡建成钢琴博物馆，而且若干年后，在这个湖州钢琴博物馆的影响下，世界上若真出了几个湖州籍的钢琴家，那是多么惬意、多么自豪的事啊！ 建军的想法得到了中共南浔区区委、南浔区人民政府的重视，区委、区府主要领导多次亲临现场参观指导，并明确表态，全力支持他在南浔建造钢琴博物馆。
在领导们的关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前期准备，2014年5月28日，位于南浔镇年丰路的钢琴博物馆正式破土动工，时任南浔区区委书记叶理中等领导到场祝贺。
如今，在南浔镇年丰路上的绿荫里，一幢鲜红色的西式大厦巍然而立，这就是胡建军的钢琴艺术馆。
每天，这里游人络绎不绝；每天，这里琴声悠扬……
邱明（1918—2009），出生于旧馆镇大漾村芙蓉潭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迫于生计，他一生下来就被父母送进了湖州城里的育婴堂。后被本镇三桥村张家埭杨姓农户收养，起名杨金山。杨家也不宽裕，十六七岁的他就去织里拜师学打铁。
抗战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织里镇上坚持抗日斗争，其负责人王子达同志系浙江宁波人，抗战爆发后，弃笔从戎，远赴华北参加了八路军，后奉命调回浙江，在沦陷区搞地下工作。王子达同志曾任浙西特委书记、政工队长及吴兴、安吉县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留守江南，战斗在苏、浙、皖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州市委副书记、书记，嘉兴地委委员、秘书长、专员。1951年调杭州市工作，1953年任杭州市委副书记，1962年9月任杭州市市长。
在王子达同志的教育和指引下，邱明对党渐渐有了认识，不久就秘密加入了组织，化名“邱明”（其岳父姓邱）。
抗日战争时期，任吴兴（织里）抗日组织武装部部长。解放战争时，他受组织派遣，经线人引荐潜入练市某国民党部队（部队长姓夏），搞策反工作，并取得成功。全国解放后，经王子达同志提议，任新兴乡（旧馆镇的前身）首任乡长。其间，领导了全乡的土改、镇反、肃特等工作，并亲自抓获在逃土匪头目张生夫。
“文化大革命”时，邱明蒙受不白之冤，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后，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组织将他安排在织里造船厂工作。
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邱明同志从不居功自傲，倚老卖老。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始终相信党、忠于党，不计个人荣辱得失。
离休后，他回到家乡旧馆镇三桥村，组织关系转入中共旧馆镇委机关支部。据镇里老同志回忆，邱明党性很强，直到八九十岁，仍坚持亲自到镇上交纳党费。最后两年起不了身了，才委托家人代交。
战斗英雄徐火生
徐火生（1922—1988），别名徐煜春，旧馆镇三桥村范家兜人。
1941年7月，日本军队来村里骚扰，烧掉了村里多家的房屋，徐家也不例外。青年徐火生一气之下参加了国民党地方游击部队，发誓杀日军报仇，任上等兵。亦兵亦农地过了近四年后，于1945年3月参加新四军，为一师三旅八团二营六连战士。从此，作为一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随部队转战南北，屡建功勋。
1945年3月至1949年4月，徐火生共参加大小战斗（战役）17次，其中包括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历任副班长、班长、支部委员等职。先后荣立各类战功5次。
1950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赴朝作战，为二十三军六十九师二零六团二营六连排长，后任副连长、连长等职。多次受到表彰。
1958年5月，转业到青海省海晏县商业局工作，1959年1月调西宁市服务合作商店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为减轻国家的负担，他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携一家人回老家旧馆镇三桥村务农。
徐火生同志，为了祖国的安宁与人民的幸福，不怕流血牺牲，不计个人得失。他就像一只蜜蜂，一生都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奔波，要求人的少，给予人的多。
光电专家潘建根 潘建根，旧馆镇光明村砖桥头自然村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现任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浙江诗和远方慈善基金会创始人。
潘建根从小就聪明好学，有主见，有个性。1978年，初中毕业于塘南公社新兴中学（后并入旧馆中学），适值初中中专恢复招生第一年，他以优异成绩上线（时年仅12周岁），后被双林中学（普通高中）招录。1981年高中毕业后，以湖州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光仪系，并以优异成绩考取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光度色度学主课教师。
20世纪90年代，为了突破我国电子镇流器节能光源全行业质量合格率为零的困局，潘建根在光电学院（原光仪系）青年教师岗位上毅然下海创业，迎接挑战。
那时，家里积蓄了12万元钱正想买房，但为了创业，他不顾妻子和朋友们的反对，把其中的大部分投入到镇流器检测仪器的开发中。正如他所说：“如果半年内不把钱还回去，我连房子都买不了了。” 其实，潘建根的自信并非毫无来由。当时国内兴起紧凑型荧光灯，然而作为关键部位的镇流器缺乏质量检测设备，以至于国内没有一家厂商的产品达标。从国外进口设备需要30-40万元的天价，国内的公司完全负担不起。潘建根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本着对自己专业和研发能力的了解，他投身其中，半年内就成功研制出了售价不到2万元的检测仪器，并由此打开了国内外市场，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白手起家，背水一战，他走出坚实而具有开拓性的第一步！ 时至今日，潘建根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半导体照明测试技术和标准化领域结下累累硕果。他主持了多项国家863计划项目和各级政府科技攻关课题，申请国际、国内专利千余件，发表论文超过百篇，主持或参与起草了四十余项国际和国内半导体照明和光辐射测量领域的标准。
他担任了国际照明委员会（CIE）光和辐射测量分部（D2）中国委员、TC2-74空间光谱辐射测量技术委员会主席、CIE光和辐射测量分部中国国家代表、北美照明学会（IESNA）测试技术委员会咨询委员、全国照明电器标委会光辐射测量分标委（SAC/TC224/SC3）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照明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照明学会理事长等多项社会职务。
因其在光电检测领域作出的贡献，先后获得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突出贡献奖、国家发明专利优秀奖、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一等奖等重要奖项，并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际标准化十佳推动者、中国LED行业优秀科技人才、2016年度十大风云浙商、浙江省新锐科技浙商、浙江省软件行业优秀企业家等多项荣誉称号。
潘建根教授还曾担任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半导体照明专项专家及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客座研究员，浙江省科技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校外博士研究生导师、浙江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
在潘建根教授的带领下，远方光电信息作为国际领先的照明光电检测领域的公司占据了国内半壁江山，产品出口世界80多个国家。近年来，利用资本平台，并购维尔科技、控股慧景科技、投资红相科技、合作壹基因、纽迈分析等高科技公司，产业已经涉及光电检测、颜色检测、生物识别检测、基因测序、核磁共振、轨道检测等多个领域，服务于工业、交通、金融、军工、公共安全、医疗、科研等多个行业。未来，远方光电信息将继续落实“大检测、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将公司打造成为国际领先的智能检测识别信息技术和服务提供商。
在创业这条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道路上前行多年，潘建根对成功和失败，有独特的理解，他说：“要说失败挫折，那是天天有的，但我们又天天很成功。”
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做事要善于遵守“大道理”，当无从选择时，根据“大道理”，执中守正，大智若愚，就是最好的选择。
潘建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电机骄子沈建新
沈建新，1969年生，旧馆镇罗汉村沈家湾人。1984年在旧馆中学初中毕业后，被湖州中学特招录取。
沈建新的祖父、父亲曾先后在乡（公社）农机厂做工，父子俩粗通文墨，但心灵手巧，是当地有名的能人和“土专家”。他们从事的电气与机械设备的制造与维修工作，经验大多是靠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也许是因为儿时的耳濡目染，也许是因为骨子里的遗传基因，从小就爱思考问题、爱动手操作的他，高中毕业时，毅然报考了西安交通大学，以全系第一的成绩就读于电气工程系（原名电机系）电机专业。四年之后，也是以学业总评第一的骄人成绩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设计是为东方电机厂（中国三大电机厂之一）开发一款用于出厂试验的电机多路温度微机巡检仪，结果被成功应用于工厂的生产实践，填补了国内空白。大学毕业设计被企业开发出实际产品，这是极为少见的。1991年至1994年，沈建新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一的成绩，继续在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后改名电气工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何秀伟教授。其研究方向从电机测试跨越到电机控制，主要内容是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无位置传感器控制。当时国内尚无永磁无刷直流电机产品，这也是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方向。对此，他在电子电路、控制算法和微机软件等方面开展了全面研究，完整实现了该控制方法，达到当时国内最领先的水平。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主席、资深电机专家陈世坤教授的高度评价。他还撰写了国内高校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首篇关于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无位置传感器控制的学术论文。
经何秀伟教授推荐，沈建新于1994年考入浙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电机振动噪声和中小型电机专家陈永校教授。此时，陈教授正负责研制载人航天飞船所用的环空生保系统多种风机组件与电气动力装置。针对这类电气动力装置，沈建新采用全模拟电路，验证并首次实现了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具有不同初始速度时电起动的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此外，首次开发了用于电动自行车的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控制器，填补了国内空白。此后，沈建新的研究方向又拓展到电机设计，他用短短2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常规需要3年以上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沈建新在1997年博士生毕业前，又完成了多项科研项目，包括当时国内最高转速的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控制系统，该技术与当时国际最高水平相当（每分钟20000转）。
1997年底，沈建新进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作为技术负责人，开创了该校对人工心脏技术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由两个学院交叉合作的新研究领域，他亲自设计了人工心脏的驱动系统并制作了样机。
1999年，受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电子与电机工程系电机学科负责人大卫·豪教授（后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及永磁电机专家诸自强博士（后亦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的邀请，沈建新赴该校从事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永磁交流电机的设计与控制。所研究的高速永磁电机达到当时的国际最高速度水平（每分钟12万转），所发表的关于永磁无刷电机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技术的学术论文也在国际上获得优秀论文奖。
2002年，因在高速电机领域的研究声誉，沈建新被丰田集团爱信精机株式会社驻英国研究中心聘为研究工程师。在研究中心，他研发了一系列用于新型汽车的电机系统，并向公司日本总部实现了技术转移。
2004年，沈建新以引进人才的身份回到母校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任教授职，并于200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电机学科教授，也是浙大电机学科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内最年轻的教授。在浙大工作至今，他先后担任了航天电气与微特电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电机工程学系系主任、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助理等职务。目前是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管研究生培养和国际合作工作。
在浙江大学，沈建新除了开课、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还主持与钻研诸多研究项目。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电机拓扑与驱动控制、新能源技术。现有授权专利40项，不少已向工业界作成果转化。发表各类学术论文240余篇，7次获得国际上的优秀论文与最佳论文奖。7次受邀在国际学术大会上作主题报告，这在国内电机专业的学术界是极少的。
沈建新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民用、国防和航天航空等领域。例如，其研发的电机系统应用于航天员太空行走时的航天服、月球车、飞沈建新2014年2月获英国IET会士证书机，等等。
沈建新有多个学术兼职，包括：
（1）英国工程技术学会会士，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级会员。
（2）国家精密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起人之一、中心副主任、中心驻浙江大学实验室主任。
（3）瑞士洛桑联邦工学院访问教授（2016年），是该校电机领域聘请的唯一的外国访问教授。
（4）瑞士、葡萄牙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5）二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大会主席（是浙江大学电机学科有史以来最多的），二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技术委员会主席，五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六次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二十九次其他委员会委员、十四次分会场主席，在国际电机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
（6）九部国际学术期刊和四部国内学术期刊的副主编及编委。
（7）浙江省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电机动力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学科教学委员会电机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直线电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电机及辅助系统技术保障专家组成员、航空机电系统综合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微特电机节能降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深圳电磁控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等等。
（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国家留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杭州市131人才计划等的评审专家。
（9）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科学技术奖、教育部科技奖励、浙江省科学技术奖等的评审专家。
（10）34部国际学术期刊、23部国内学术期刊、22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评审专家。
（11）荷兰埃因霍温工业大学、瑞士洛桑联邦工学院、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答辩委员会委员。
多年来，沈建新教授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因此获得了许多奖励与荣誉，主要有： （1）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培养人员。
（2）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天津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4）浙江大学优质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5）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二等奖。
（6）浙江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
（7）浙江大学王国松奖。
（8）美国IEEE优秀论文奖。
（9）六次国际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
（10）湖州市“南太湖精英计划”人才。
农民企业家朱火江
1950年，朱火江出生在旧馆镇寺桥的一个小村子里，是一名地道的农家子弟。与同龄人一样，从小挨过饿、吃过苦，在生产队捻泥、插秧样样农活都得心应手。不同的是，他除了会种田，还有一颗不满足现状、想要干一番属于自己事业的不安分的心。
1982年，乡镇企业迎来了蓬勃发展期，朱火江在经历了到部队服兵役、进乡办农具厂当竹匠、建工队当采购员后，被调入乡工业公司——从事横向联系工作，主要是到大城市吸引资金、技术，发展乡办企业。
丰富的人生阅历，让朱火江在新的岗位上如鱼得水，干得风生水起。短短几年，就从上海引来资金四五百万元，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这还不算，同时，还有多个工业项目及相关的技术、人才被他一一引到旧馆落地生根。一时间，朱火江的名字在旧馆家喻户晓，与旧馆欣欣向荣的工业一起被人们津津乐道。这么一个成功人士，乡里的领导自然是关怀有加，十分器重。如果他的人生道路就这样走下去，接下来就是到乡里当干部、捧铁饭碗，生活平坦安逸，没有半点风险。但是，不喜欢风平浪静的他夜深人静时却常常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
选准项目艰难“试水”
1991年，朱火江克服了来自政府、家庭、朋友等各个方面的阻力，毅然离开了乡工业公司，开始了他的“创业梦”。
根据多年做横向联系工作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人脉关系，他看准市场需求，选择钢铁行业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这个行业投入大，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办起来的。于是，他怀着憧憬与梦想，找了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人出资20000元，租借了邻乡一处只有200多平米的破产企业厂房，创办了江南轧钢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最难在一个“创”字。初次进入金属行业，生产、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厂里只有20多个员工，且大多对行业不熟悉，技术力量单薄，管理经验缺乏。民营企业兴办初期，公信度还不高，银行贷款的大门对他们几乎是关闭的。磕磕绊绊中，他曾产生过一丝犹豫：创业真的能成功吗？但是，当初离开乡工业公司时，乡领导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想要成功，就不要怕路远”，让他坚定起信念。他们边生产边摸索，几经努力，逐步将钢材年产量提高到了80吨左右。
顺应市场壮大规模
经过几年的磨砺，朱火江的思维、眼光开阔了，远大了。这时，江南轧钢厂的小作坊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创业梦想了。也是机缘凑巧，1994年，旧馆镇的领导找到他，希望他这名党员同志回乡办企业，带领一方老百姓致富。
朱火江和他的合伙人很快就作出决定——回旧馆创业，壮大已有起色的事业。他们以做大做强企业为目标，成立了浙江富钢金属轧制有限公司。
这一次，没有现成的厂房可利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选址、建房、购买设备、招聘人才，样样都自己操心、自己动手。企业开工后，产品的数量和生产效益比过去有大幅提升，大家都很兴奋。成绩面前，朱火江头脑十分清醒。他知道自己的企业潜伏着重重危机：与圈子里的同行相比，新厂的规模还是太小，设备也比较落后，生产成本高，产品品质上不去。他告诫伙伴们：“市场是残酷的，优胜劣汰，如果安于现状，终究会被淘汰。”于是，他们花重金进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产品品质，申请注册“盛特隆”为富钢商标。很快，“富钢”的产品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得到了用户的肯定，该商标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产品被列入“浙江省名牌产品”。
紧接着，“富钢”趁热打铁，在2003年顺利通过了ISO9001与ISO2000质量体系认证，建立了完善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培育了一支精干的质检队伍。当年实现年产钢材3万吨，产值8000多万元。2004年又投入102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同年实现产量翻番，产值上升到2.28亿元。
朱火江常说：“做企业，必须懂得市场规律。”那时，市场上对于高新产品的需求并不多，粗钢是主流产品，而且，粗钢生产利润大，投入小。面对诱人的利润，很多人都劝他再上一条粗钢生产线。通过冷静思考，和对市场形势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他感觉到产品已经出现过剩。“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资源上还是规模上，都无法与国内众多钢铁企业巨人相比，我们是赢得起、输不起，不能盲目跟着别人走。”他毅然决定不跟风。果然，没过多久，钢价开始回落，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粗钢利润一天天下跌，最低的时候只剩2000元/吨。由于朱火江的坚持，让“富钢”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到了2006年，“富钢”又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因为土地等因素的制约，短时间内“富钢”规模难于继续扩展。朱火江决定将发展重心转向邻省安徽，他在绩溪成立了安徽富凯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专业生产不锈钢。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富凯”就成了当地企业中的“大哥大”，他们年上缴利税多达5000多万元，几乎占了绩溪全市税收的“半壁江山”。
绩溪市人民政府充分肯定了朱火江的贡献，推选他当“奥运火炬手”。2008年5月30日上午，奥运圣火在绩溪激情传递，在绩溪百姓“中国加油”“北京加油”的祝福声中，他身穿运动服，高举奥运圣火火炬，参加了奥运圣火的传递。事后，他激动地说：“我的心情是那样的激情澎湃！面对如此巨大的荣誉，我除了感激，心中默默期盼着不断壮大企业，发展生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逆势转型做强企业
在安徽绩溪的发展取得成功的时候，省政府发出了“浙商回归”的号召，怀着对家乡深厚的感念，朱火江毫不犹豫地带领着他的团队，再次将发展重心移回到了家乡——旧馆镇。
2008年底，朱火江在当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旧馆镇组建起了跨区域、多产业的钢铁集团公司——富钢集团，公司占地600多亩，注册资金21530万元。先期筹建“盛特隆”普钢项目，该项目生产线长达525米，设备先进，正常生产年产量可达60万吨。与老厂生产相比，产量可增3倍；产品规格更丰富，小棒、大棒一应齐全；而劳动力却可节省20％以上。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企业将从此飞跃起来之时，他们再一次遇上了大麻烦。2008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雪灾、汶川大地震之后，又遭遇了世界金融风暴。严峻的形势导致全球钢铁贸易的严重下滑，原材料价格暴涨，成品价格却“跌跌不休”。可以说，他们面临的困难甚至超过了创业初期。
危机面前，朱火江及时召集公司管理层开会，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为任何危机中都蕴含着机遇，决定走多元发展的道路，改变原先“普钢”、“特钢”分步上的策略，多头齐进，从困境中跳出来。
由于思路正确，富钢集团开局的2009年，快速兴建的年产50万吨“棒线合一”生产线3月份投产，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企业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业内的产业链衔接更为科学合理，产品系列化程度更高。这年，取得了产值25.4亿元，上交税金1745.78万元的好成绩。
2010年，中央把调整结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制定了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政策措施。朱火江决定投资2.5亿元，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产模式。一是上了年产25万吨大型铸件的项目，这是“富钢”实现转型升级，增加产品科技含量的一个重要项目；二是启动物流项目一期工程，建设深水码头。水路运输是钢铁企业的命脉，想要降低成本加快企业发展，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随着这些高新技术项目的建成投产，不断改写着富钢集团的历史。
朱火江说：“企业经营不能闭门造车。”在企业高速发展的时候，他居安思危，丝毫不敢懈怠。2012年7月30日，通过努力，他们成功地与宝钢集团联姻，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这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次“国民合作”，无疑将会给富钢集团带来新的、更好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传统产业库存增加，产能严重过剩。为破解难题，朱火江带领他的团队，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装备水平，研发高端品种，延伸产业链，让传统产业迈上了中高端。正像湖州市委书记陈伟俊视察富钢后说的那样：“老产品换成了新东西，小产品走进了大市场。” 富钢集团从2012年至2016年连续五年荣登“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名单”，并于2014年8月列入国家工信部《钢铁企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录。2017年1—7月，实行工业产值224529万元，同比增长8.21％，利税15118万元，同比增长183.43％。
画坛名家杨瑜宗
杨瑜宗，吴兴人，1968年生，号能相居士，添香楼主。
先生自幼酷爱书画，深研古今美术经典，才思敏锐，耿介诚厚，笃行儒家忠恕之道。师从书画大家孔氏门下，执冠后，一直追随孔氏两代名家学艺。花鸟技法师法大师孔小瑜、孔伯容父子，山水画受大师孔仲起先生指点。后又就读于中国美院教授仁量先生山水高研班。作品发表于《美术报》《劳动报》《航空报》等媒体，出版有《杨瑜宗博古牡丹画集》《2009年中国画坛百家·杨瑜宗》《聚焦浙派·水墨前沿中国当代画坛名家杨瑜宗》等。现为中国青铜画艺术研究院院长，南浔瑜文斋书画院院长，浙江青年国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职业画家。
杨瑜宗先生是一位有思想、有个性的画家，他研习经典，又不沉迷于“名家样”。他把精力投在中国画的灵魂——气韵和笔墨上，笔法、墨法娴熟，笔墨苍劲秀润，不失元人精髓；画面虚实疏密，尽显灵动，可谓“虚淡静若，意气泰然”。他的山水有一股超然于世俗之外的静气，素雅、清高；他的青铜博古画则沉稳厚重，古意盎然。
杨瑜宗还精于收藏、鉴赏，除书画外，对青铜器、玉石、旧家具、盆景等都有深入研究，有极高的造诣。
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先生的乡土情结。杨瑜宗成名后，一直扎根于家乡，推动他的艺术普及事业。先是在江南名镇南浔办起了瑜文斋书画院，无偿为当地美术爱好者提供参观学习的空间。现在，又在千年古镇南浔区旧馆镇新兴港创建浙北中国画院、中国八大美院学生写生基地和画家工作室。先生愿望，通过几年努力，将新兴港打造成国内一流的“书画小镇”，造福乡里。
朱军民与他的麦秆画
旧馆镇新兴港，有一位做麦秆画的美术家，他就是“非遗”传承人、湖州市工艺美术大师朱军民。
朱军民，1969年2月出生在南浔区旧馆镇新兴港村。儿时家境贫苦，十一二岁就学会做饭、洗衣，为父母分担家务。初中毕业后，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种田养蚕，侍弄家中的承包田地。继而，拜师学习能养活自己的手艺，先后做过木匠、安装铝合金门窗等工作。
朱军民的艺术细胞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他小时候就喜欢涂涂画画，家里的破墙是他“艺术作品”的第一个展示场所，从前头屋到卧室贴满了他稚嫩的铅笔画、蜡笔画、水彩画。读初中时，他的画作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过区、县展览和比赛。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让他与麦秆画结上了缘。
那年，他22岁。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介绍白洋淀芦苇画的文章和作品图片，他一下子被吸引了。聪明的他从白洋淀的芦苇，随即想到了家乡金灿灿的麦浪。一根根麦秆，与芦苇是何等相似！芦苇能作画，麦秆也一定可以作画——他从此萌生了用麦秆作画的想法。
当时，本地还没有见过谁用麦秆作画，也不知道这个世上有没有这种技艺。老师肯定没有，只能凭自己摸索。开始的第一天，朱军民先在纸上画了一幅简单的图案：两只小鸡争夺一条蚯蚓。然后，用刀片将麦秆剖开，再用胶水贴到图案上，用熨斗烫平。处女作《两只小鸡争食》就这样完成了。
后来，朱军民和朋友合作，在湖州开办了一家麦秆画工坊，技艺渐渐成熟，他的麦秆画，甚至走进了上海城隍庙。然而，制作麦秆画毕竟太费时了，一幅画，做起来起码得三五天，复杂的要花上一两个月。材料成本虽低，但花功夫实在太深。过了一年多，他明白单靠这活，难于维持正常生计。那时又刚结婚，妻子怀孕，生活压力很大，无奈之下，朱军民只得放弃麦秆画的创作，另谋出路。
2009年，朱军民从央视频道看到河南麦秆画名家汤金明的事迹报道，那熟悉的麦秆，又重新点燃了朱军民埋藏内心的创作热情。通过学习了解，朱军民知道了麦秆画的历史，这种画在隋唐时期就有，还是宫廷艺术品，受到皇室贵族的追捧。麦秆画因其制作材料为麦秆而得名，是一种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融合了国画、版画、书法、贴画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被称为“中华一绝”，全国有多个地方在做。
第二次拿起刻刀和烙铁的朱军民，随着其人生阅历的丰富和艺术修养的精进，与过去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麦秆画最难的是在麦秆的表面上色，最怕的是作品放久了被虫蛀咬。他通过反复试验，用高温蒸煮、漂白、烫染等几道工艺，彻底解决了上述问题。制作中，他又大胆化平面为立体，造型更加生动逼真。他借助烙铁，对画上阴暗部分进行熏烫，以不同的熏烫程度，恰当地区分出物体的层次，使物体的质感更加明显。他精益求精，创作过程不敢丝毫马虎，他完成的《猛虎》，单老虎的毛发就拼贴了3万多根麦秆丝，费时6个多月。《百子图》是他的代表作。为了创作这幅作品，朱军民前后跨时十年，突破了麦秆画的传统做法，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呈现具象，并融入西方绘画和民间手工技艺，作品恢宏大气，形象逼真。
朱军民的麦秆画在南浔、湖州等地展出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2016年，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聘他担任艺术老师；吴兴区扎村小学聘任他为该校拓展课程指导老师；他的家乡旧馆镇新兴港村结合传统古村落修复建设，为他开设了麦秆画制作工作室。
但是，朱军民现在的身份还是一名水电安装工，制作麦秆画只是他的一项副业，其实，连副业也谈不上，因为到目前为止，尽管他的作品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却尚未产生经济效益。朱军民平静地说，他不想用麦秆画赚钱，他作麦秆画，是兴趣、乐趣、情趣。他在麦秆画的制作过程中，消除了一天工作的疲劳，平复了心境，回归了本性。
朱军民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他会在麦秆画创作的道路上不停地走下去，他不但要把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还打算教学生、带徒弟，把这神奇的艺术传下去。他有一个愿望，他要在古镇新兴港搞一个作坊，把有兴趣的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将麦秆画做成一个产业，造福桑梓。
胡建军和他的钢琴收藏
在南浔区旧馆镇木地板工业园区，有一家叫欧象木业的地板厂。从外表看，它与其他地板厂并无两样：进门院子里摆放着一大堆又粗又长的木头，车间里机器轰鸣，空气中弥漫着木材的香味。但走进老板的办公区，你就会滋生别样的情愫。楼梯两侧的墙壁上，一幅幅儿童画，充满想象和天真，办公桌的一侧，居然被一架古老的钢琴所占据。还有，橱柜上摆放的年代久远的欧式照相机、留声机、自鸣钟……这哪里是想象中的加工厂，俨然是一座典雅的艺术馆。
老板名叫胡建军，湖州人，50多岁。他中等身材，胖墩墩的，举手投足间充满活力，尤其是那双炯炯有神的圆眼睛洋溢着智慧与神气。
他出生在1958年的春天，正是万物苏醒、百花齐放的时日。但美丽的季节并没有给他铺设起一条鸟语花香的人生坦途，也没有给他安分守己的性格。
他的父亲是名老干部，说起来建军也是个“红二代”，可是，他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从政。
小时候，胡建军家中生活拮据。兄妹四人，他是老大，七八岁就开始帮爸妈千家务活，照看三个妹妹。
1975年，他高中毕业后，就被下放到白雀乡的一个偏远的村庄插队落户。在那里，建军扎扎实实地当了四年农民，与农村的青年们一样，早出晚归，靠劳动挣工分自己养活自己。由于他劳动好，表现出色，还被评为当时的嘉兴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
建军父亲是温州人，母亲是湖州南浔人。湖州女人温柔善良、认真细心，温州男儿大胆执着，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父母的这些品行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1979年，建军上调回城，分配到浙江汽车运输公司湖州分公司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1983年，他辞去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铁饭碗”，开了一家个体照相馆，师从湖州著名摄影师许泉生先生。照相机刚玩得得心应手，他又转行开服装店卖衣服。五年后，去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深圳，做起了国际贸易，专业经营丝绸。1994年移民去香港，1999年又去德国定居，经营木材生意。2005年，重返国内，到南区旧馆镇办了木地板厂。
然而，胡建军说：“这些说复杂不算复杂，说简单也不简单的经历，只是我人生的一面。我人生的真正梦想是收藏钢琴。” 建军从小就喜爱艺术，唱歌、画画、吹口琴、吹笛子。在农村插队时，参加宣传队演节目，称得上是个文艺青年。当年看了钢琴家殷承宗伴奏的电影《钢琴伴唱〈红灯记〉》后，像着了魔似的，跟着放映机满公社跑着一遍又一遍的看了无数次。
大家都以为他对电影的内容入迷了，却没人知道，那是他突然对钢琴产生了莫名的崇拜。那段时间，他连做梦都想拥有一架钢琴。但现实是，不要说根本没钱买钢琴，就算有钱，也没有地方买得到钢琴，而且，即使有了钢琴，家中三四十个平方米的斗室也放不下一架钢琴。
2000年，胡建军在德国波恩看到了一架生产于130多年前的法国钢琴，经过了解，这架造型别致的钢琴，琴键全部由象牙制成，琴上的两座蜡台外镀黄金，制作工艺代表了当时法国钢琴制作的最高水平。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这样，他不仅拥有了钢琴，而且是世界级的名贵钢琴。谁知，这一次因为圆喜欢钢琴之梦的出手，竟然开启了他的第二个梦想——收藏钢琴。
随着在欧洲的生活圈子的扩大，建军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欧洲朋友，其中有一位是音乐圣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首席调琴师。在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他开始了收藏钢琴的历程。
14年时间，建军踏遍大半个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都留有他的脚印。通过以新换旧、收购琴行，甚至真情感化等方式共收得钢琴340多架，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最多的一次收藏是在2004年。当他得知小镇菲尔顿（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处）的85岁的钢琴收藏家病故，连夜乘飞机从德国过去，经过艰难的谈判，一下子从老收藏家的继承人那里得到了24架钢琴，其中有一架出自奥地利皇家钢琴制造师衣格纳茨·贝森朵夫之手。这可是“帝王”级的宝贝啊！最有趣的一次收藏是在法国。那年，建军因生意上的事去法国，他住在一家小旅馆。无意中发现店堂内摆放着一架古老的钢琴，虽然已经不能弹奏了，却依然透着妩媚与高贵，让他割舍不了。一打听，才知这架钢琴连店老板都不知道生产于何年，说是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建军把想法一说，老板连连摇头，说这是传家宝，绝对不可以卖的。但是，他一直不肯放弃，此后的两年里，他来回200多公里，几乎踏破小旅馆的门板，终于把老板一家感动了。老板的两个女儿帮他做她们妈妈的工作，老板把这架古老的钢琴送给了他。老板说：“胡先生，你的真情让我们没法拒绝。” 在建军所收藏的340多架钢琴中，制造年代最久的超过200年，最“年轻”的也有80多年。更可宝贵的是这些钢琴的品质，很多是世界顶级的宝贝。贝森朵夫钢琴诞生于1828年，“二战”时工厂遭遇轰炸，这一享誉全球的大牌钢琴几乎毁于一旦。因此，“二战”前的贝森朵夫钢琴现在很难见得到了，但在他的收藏里，这款古董钢琴却有10架之多。2013年10月，湖州举行“清丽南太湖”公益文艺晚会，晚会的高潮是“与孔祥东同台，百人百架钢琴齐奏”。那100架学生弹的钢琴由建军无偿提供，组委会告诉钢琴家孔祥东，已为他准备了钢琴，大师却说：“我从来不用别人的琴。”但他听到胡建军有10架贝森朵夫可由其挑选时，大师立刻兴奋了起来。
建军的收藏钢琴梦实现了。回眸往事，说句千辛万苦，一点也不夸张。
单说到手的钢琴从欧洲一一运来湖州，其费时、费钱、费力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还有运输过程中的担心、牵挂，真是架架连心，叫人寝食不安、心力憔悴。
建军从事收藏之初，大部分人都不理解。正是房价上升的时候，他却把湖城最繁华地段的几处店铺卖掉了，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换来的是一批不能吃不能喝的古董钢琴。很多人因此叫他“胡疯子”“缺心眼”。
前几批钢琴运到旧馆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到这一架架远道而来的珍贵钢琴，立刻就有谈转让的、谈合作的。但都被建军婉言拒绝了，他不是记恨他们以前对自己的嘲笑，建军没这么小气。他说：“我收藏钢琴，不是为了倒卖赚钱，我有更大的梦想。”果然，建军的梦还在继续！ 建军曾经去厦门参观过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从那里知道，受这个博物馆的滋养，厦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钢琴家，老一辈的如钢琴大师殷承宗先生，年轻一辈的有旅美青年钢琴家吴迪等。建军想，湖州自古就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出过赵孟頫这样的书法大家，有“文房四宝”的湖笔，也有南浔嘉业堂藏书楼这样的骄傲。如果能在家乡建成钢琴博物馆，而且若干年后，在这个湖州钢琴博物馆的影响下，世界上若真出了几个湖州籍的钢琴家，那是多么惬意、多么自豪的事啊！ 建军的想法得到了中共南浔区区委、南浔区人民政府的重视，区委、区府主要领导多次亲临现场参观指导，并明确表态，全力支持他在南浔建造钢琴博物馆。
在领导们的关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前期准备，2014年5月28日，位于南浔镇年丰路的钢琴博物馆正式破土动工，时任南浔区区委书记叶理中等领导到场祝贺。
如今，在南浔镇年丰路上的绿荫里，一幢鲜红色的西式大厦巍然而立，这就是胡建军的钢琴艺术馆。
每天，这里游人络绎不绝；每天，这里琴声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