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多数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会对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记忆犹新。批斗、抄家、贴大字报、破四旧似乎每天都在发生，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有着富商、地主、买办等“剥削阶级”背景的金氏家族，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金家收藏的那些艺术珍宝也正是破“四旧”的重点。
金家各房中，艺术收藏最为丰富的非大房莫属，其后人后来基本留在了北京。金城过世后，两个儿子自立门户，长子金开藩居于钱粮胡同老宅，次子金开华则迁到了不远的新鲜胡同。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金家大房的收藏开始陆续散出。
据《琉璃厂老字号纪事》一文记述“……成古斋主要经营字画、瓷器。
开张以后（开设于1933年），生意挺好，因为手里有货。大部分货源是金家的。金城收藏的古玩多，大户人家船破有底，底破有帮。金家那哥俩儿（指金开藩和金开华）不把成章当外人，出手好东西就信服他，所以好东西都到了成古斋……” 虽然金家大房早已走了下坡路，但正所谓“大户人家船破有底”，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仍可算得上是收藏大家。其中仅金城长孙金曾望（字鲁瞻，金开藩之子）就收藏有金城画作300余幅，其中包括临摹董其昌册页等精品画作，其余文物也是相当丰富。
“文革”前，曾有博物馆出资3万元整体收购金城的画作，但金曾望因为祖产不愿出手。岂料，“文革”开始后，这300余幅画作连同其他艺术藏品一起被抄了个精光，迄今查无下落。
据金城的另一个孙子金曾武（字德威，金开华之子）生前忆述，他收藏的艺术品在“文革”之初就被红卫兵分几次抄走了，其中包括金城的册页、青绿山水等，也有古物陈列所期间临摹的画作，单印章就有六大箱之多。他后来回想起来，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很可能是有人冒充红卫兵前来抄家，因为当时他们一进门，二话没说，便指定要金城的画，找到之后，又立马抬走。“文革”后，相关部门落实政策，发还了一部分他的旧藏，但都是些“修头的和剃脚的”（指品相差）。
相较而言，同在北京的金章之子王世襄的举动，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铺天盖地的风暴中，王世襄被迫率先起来“自我革命”。他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家中所珍藏的那些“四旧”，随时有可能在红卫兵手中化为灰烬。于是，他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文物局的红卫兵前来抄家。这些红卫兵的确与众不同，虽然是抄家，却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有人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学生到院子里来看热闹，在一块巨型条砖上踩了一下，一位红卫兵便训斥道：“靠边点，踩坏了怎么办？”那小学生说：“踩坏了我赔！”红卫兵说：“你赔得起吗？你知道这是哪朝哪代的？”吓得那小学生赶紧站到了一旁。当金城旧藏、国宝级文物——宣德釉里红
三鱼高足杯（现藏上海博物馆）这场浩劫结束时，无数文化瑰宝荡然无存，而王世襄却在党落实政策时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心爱之物。
王世襄的文物虽然躲过一劫，但他身心的磨难却躲不过。“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吃尽了苦头。
和在北京的金氏后人一样，在上海的金氏族人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冲击。
金绍坊在上海的故居——承德坊
1966年“文革”伊始，红卫兵、造反派冲到金绍坊的家里，叫嚷着要抄家、破四旧。已经77岁高龄的西厓老人，担心凝聚了自己毕生精力与心血的竹刻刻件会遭遇不测，他主动打电话给上海博物馆，要求该馆对他所有的竹刻作品全部接收，但却一时没有回音。而那块金先生最珍视的“锲而不舍”匾额，亦被红卫兵摘下来摔到地上。老人心都碎了，但又无能为力；等到他们走后，西厓老人又忙将其珍藏起来，有时用作搁箱子，有时又反过来放在厨房当垫板。经过几次抄家的洗劫，老人珍藏的书画、文玩、印章等损失殆尽，可这块匾额虽然背面刀痕累累，可正面却完好无损，总算得以保存下来。令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部分竹刻作品，后来还是被上海博物馆收购而得以保存了下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同在上海的江夫人及其子孙同样遭遇“文革”的“洗礼”。据金达亨先生忆述，“文革”开始时，他已被下放到上海农村近10年，当时祖母江氏还健在。
有一次，他回城里来看望祖母，一进门，就看见屋里一片狼藉，照片撒了一地，老太太一个人呆呆地坐着。问了祖母之后，才知道红卫兵刚来抄过家，老太太收藏的古董、首饰抄得一点不剩，连橱柜里的衣服也没能幸免。受了刺激的江氏，不久后因病去世。
这样的“覆巢”式的抄家，金开钺也经历过。他平日里爱好收藏，经过多年经营，积累了几箱字画文玩。可
三次抄家将他的旧藏抄得干干净净，连祖宗的遗像和照片也没能留下来。不但如此，他还被批斗、停职，当时已是心灰意冷。
“文革”结束后，政府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还发给他10元钱作为补偿。已是耄耋之年的金老先生感慨地说：“那时觉得已经很欣慰了，平反了还能有钱拿，现在想想看，真像是做了一场荒诞的梦啊！” “文革”结束已经整整30年了，经历过那场浩劫的金氏后人，现在讲起那段往事时还心有余悸。往事不堪回首，但他们在充满血泪的岁月里从未改变过对国家的赤诚之心。
金家各房中，艺术收藏最为丰富的非大房莫属，其后人后来基本留在了北京。金城过世后，两个儿子自立门户，长子金开藩居于钱粮胡同老宅，次子金开华则迁到了不远的新鲜胡同。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金家大房的收藏开始陆续散出。
据《琉璃厂老字号纪事》一文记述“……成古斋主要经营字画、瓷器。
开张以后（开设于1933年），生意挺好，因为手里有货。大部分货源是金家的。金城收藏的古玩多，大户人家船破有底，底破有帮。金家那哥俩儿（指金开藩和金开华）不把成章当外人，出手好东西就信服他，所以好东西都到了成古斋……” 虽然金家大房早已走了下坡路，但正所谓“大户人家船破有底”，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仍可算得上是收藏大家。其中仅金城长孙金曾望（字鲁瞻，金开藩之子）就收藏有金城画作300余幅，其中包括临摹董其昌册页等精品画作，其余文物也是相当丰富。
“文革”前，曾有博物馆出资3万元整体收购金城的画作，但金曾望因为祖产不愿出手。岂料，“文革”开始后，这300余幅画作连同其他艺术藏品一起被抄了个精光，迄今查无下落。
据金城的另一个孙子金曾武（字德威，金开华之子）生前忆述，他收藏的艺术品在“文革”之初就被红卫兵分几次抄走了，其中包括金城的册页、青绿山水等，也有古物陈列所期间临摹的画作，单印章就有六大箱之多。他后来回想起来，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很可能是有人冒充红卫兵前来抄家，因为当时他们一进门，二话没说，便指定要金城的画，找到之后，又立马抬走。“文革”后，相关部门落实政策，发还了一部分他的旧藏，但都是些“修头的和剃脚的”（指品相差）。
相较而言，同在北京的金章之子王世襄的举动，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铺天盖地的风暴中，王世襄被迫率先起来“自我革命”。他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家中所珍藏的那些“四旧”，随时有可能在红卫兵手中化为灰烬。于是，他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文物局的红卫兵前来抄家。这些红卫兵的确与众不同，虽然是抄家，却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有人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学生到院子里来看热闹，在一块巨型条砖上踩了一下，一位红卫兵便训斥道：“靠边点，踩坏了怎么办？”那小学生说：“踩坏了我赔！”红卫兵说：“你赔得起吗？你知道这是哪朝哪代的？”吓得那小学生赶紧站到了一旁。当金城旧藏、国宝级文物——宣德釉里红
三鱼高足杯（现藏上海博物馆）这场浩劫结束时，无数文化瑰宝荡然无存，而王世襄却在党落实政策时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心爱之物。
王世襄的文物虽然躲过一劫，但他身心的磨难却躲不过。“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吃尽了苦头。
和在北京的金氏后人一样，在上海的金氏族人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冲击。
金绍坊在上海的故居——承德坊
1966年“文革”伊始，红卫兵、造反派冲到金绍坊的家里，叫嚷着要抄家、破四旧。已经77岁高龄的西厓老人，担心凝聚了自己毕生精力与心血的竹刻刻件会遭遇不测，他主动打电话给上海博物馆，要求该馆对他所有的竹刻作品全部接收，但却一时没有回音。而那块金先生最珍视的“锲而不舍”匾额，亦被红卫兵摘下来摔到地上。老人心都碎了，但又无能为力；等到他们走后，西厓老人又忙将其珍藏起来，有时用作搁箱子，有时又反过来放在厨房当垫板。经过几次抄家的洗劫，老人珍藏的书画、文玩、印章等损失殆尽，可这块匾额虽然背面刀痕累累，可正面却完好无损，总算得以保存下来。令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部分竹刻作品，后来还是被上海博物馆收购而得以保存了下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同在上海的江夫人及其子孙同样遭遇“文革”的“洗礼”。据金达亨先生忆述，“文革”开始时，他已被下放到上海农村近10年，当时祖母江氏还健在。
有一次，他回城里来看望祖母，一进门，就看见屋里一片狼藉，照片撒了一地，老太太一个人呆呆地坐着。问了祖母之后，才知道红卫兵刚来抄过家，老太太收藏的古董、首饰抄得一点不剩，连橱柜里的衣服也没能幸免。受了刺激的江氏，不久后因病去世。
这样的“覆巢”式的抄家，金开钺也经历过。他平日里爱好收藏，经过多年经营，积累了几箱字画文玩。可
三次抄家将他的旧藏抄得干干净净，连祖宗的遗像和照片也没能留下来。不但如此，他还被批斗、停职，当时已是心灰意冷。
“文革”结束后，政府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还发给他10元钱作为补偿。已是耄耋之年的金老先生感慨地说：“那时觉得已经很欣慰了，平反了还能有钱拿，现在想想看，真像是做了一场荒诞的梦啊！” “文革”结束已经整整30年了，经历过那场浩劫的金氏后人，现在讲起那段往事时还心有余悸。往事不堪回首，但他们在充满血泪的岁月里从未改变过对国家的赤诚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