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2004年，对于王世襄来说是勾起“南浔记忆”最多的年份。
这年年初，他被聘为湖州市文化顾问。也是这一年，南浔区领导两次去北京看望他。儿时曾在南浔外婆家居住的王世襄也为“南浔金氏故居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并作诗相赠。
对于南浔金家，王世襄充满感情，他回忆说：“我母亲家位于江浙交界的南浔小镇，此镇不大，濒临太湖，却住有不少大户人家，金氏家庭就是其中之一。母亲家有钱，外公一直住在南浔镇，发家立业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按：金焘曾出国两次），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这在当时是少有的。”
1920年，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奉命出使墨西哥，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兼古巴全权大使。本来是要全家赴任的，可是此时他却染上了猩红热，不宜远行。为此，送走父亲后，王世襄随母亲客居在上海舅舅家。不久之后，又随母亲迁居南浔外婆家，在“小金山”承王世襄在北京芳嘉园留影德堂里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他游览了南浔的名胜古迹和园林豪宅，而他那口流利的南浔话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王世襄对在南浔吃过的美食更是赞不绝口，他在几十年后写的《春菰秋蕈总关情》中道：“记得十一二岁时，随母暂住南浔外家……到这里来做佣工的农家妇女，大多来自洞庭东西山。
服侍外婆的是一位老妪，就是东山人，每年深秋，都要从家带一甏‘寒露蕈’来，清油中浸渍着一颗颗如纽扣大的蘑菇，还漂着几根灯草，据说用它可以解毒。这种野生菌只有寒露时节才出土，因而得名。其味之佳，可谓无与伦比。正因为它是外婆的珍馐，母亲不许我多吃，所以才感到特别鲜美。”
1924年王世襄与父母游览杭州灵隐80年后，年届九旬的王老在回忆这段时光时，感慨地对专程来拜访他的南浔领导说：“1982年夏天，我出差到上海，曾顺便到南浔外婆家去‘寻根’。住在一家小旅馆，那天很热，开了一夜电风扇。”他感叹道；“南浔名人蛮多，好东西蛮多。”说着，他顺手拿出一幅字，这是他事先花了半天时间作的一首诗，诗云：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
处世虽惭违宅相，此生仍半属湖州。
晋魏舒外家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后舒果贵。襄一生坎坷，有负宅相多矣。步戴表元湖州诗韵，书赠南浔金氏故居纪念馆。甲申初夏畅安王世襄时年九十。
他进一步解释道，这首诗后面一段文字，讲的是晋代魏舒的一个典故。言外之意，就是说魏舒外婆家风水好，后来果然出了大人物。伢姆妈家里也风水好，不过却出了我这个“运动员”（指历经磨难），有愧于伢外婆家啊！ 这当然是王老的谦虚之言，但其中又包含着多少岁月的沧桑。事实上，王世襄对于文化艺术的兴趣和热爱的确更多源自于外祖家的艺术熏陶。从其研究领域涉及的书画、竹刻、家具、雕塑等诸多方面看，可以明显感觉出其家庭影响的存在，而他也的确为金家做了不少贡献。
对王世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母亲金章了。金章对儿子关爱备至，格外重视其学业，并亲自教其习文练字；王世襄也自幼受母亲的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在上海博物馆明代家具馆前留影熏陶而对艺术颇感兴趣，而母亲逝世更是王世襄人生的最大转折点。为什么母亲的去世会使王世襄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呢？2005年王世襄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时娓娓道来：因为我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王世容）。那年猩红热流行，我先得，又传给他了，结果我命大没事，我哥哥被我传染了，去世了。要活着，他可以成为大家。他是非常用功又懂得礼貌的。我是一到舅舅家就先捅马蜂窝，就上房，带着一帮孩子上房，家里人说这个淘气外甥要来了，大家得戒严似的。等我哥哥
一死，亲戚都说，哎呀！真可惜！怎么 《鲤鱼桃花湖石图》（金城与陶陶、余涤凡合作）死了个好的呀。
哥哥死之后，母亲原本两个孩子剩下一个了，就溺爱了，总是比较有点放任了。反正有那么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玩只要对身体无害，或者有益。你想玩鸽子，整天轰鸽子上房，这其实是一种运动啊。你要去玩蛐蛐，你上野地里去逮去。后来，我学摔跤什么的，她觉得都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这个身体倒是确实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可是我从来不抽烟不喝酒、赌钱，这些坏习气我一概不沾。当然，也是一方面，是放纵我，让我尽量地玩。可是，同时她也很揪心，这个孩子老不好好上学，不好好认真念书。我又不那么服从管教，又贪玩贪得太厉害。
斗蟋蟀、玩蛐蛐、打野兔、架大鹰……王世襄就这样一直“不务正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年春天他的慈母金章因病逝世，这对已经25岁的王世襄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使得无忧无虑的他猛然“顿悟”，感觉到太辜负母亲的苦心和期望了，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于是，他开始摒弃一切玩好，埋头苦读。
王世襄动情地说：“1939年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或许他是试图从中国古代艺术中探寻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以此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恩，所以他选择了中国古代绘画这一领域，以极大的毅力写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
金章编撰的《濠梁知乐集》，为画鱼专著，共四卷，是其在任教中国画学研究会时为教学而作的教材，原有初稿和写定本两本。写定本更为详细，且附有金章手绘的鱼态图式，十分珍贵，原存于南浔金家“承德堂”，日寇侵占南浔时，毁于战火。
对此，王世襄十分痛心，并对仅存的初稿倍加珍惜。
1943年，王世襄由京入蜀，初稿本携在行囊，过渝时曾求马叔平（名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尹默（湖州人，著名书法家）题签。到达川西李庄之营造社时，王世襄恐初稿再失，于是节衣缩食，易得夹江竹纸，利用业余时间在油灯下用小楷认真抄录了《濠梁知乐集》，印成100册，分赠各图书馆。1958年，王世襄编撰《画学汇编》，因侧重技法，又将其第三卷《作法》收录，当时仅印200部。但这些书籍后来大多都因战乱、“文革”等原因而散失无余。为了使母亲的遗著得以传世，经王世襄的努力，1985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濠梁知乐集》，该书成为学习画鱼学生必读之书。
直到耄耋之年，王世襄仍不忘精心编辑出版母亲的作品集。
1999年，中国近代名家书画全集之《金章/金鱼百影》一书在香港出版，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金章的知名度。王世襄在整理母亲作品的过程中，重新品赏一幅幅精美的图画，看那些美丽的金鱼灵动鲜活，儿时在母亲的指点下欣赏金鱼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对王世襄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有他的几个舅舅。他曾深情地回忆道：“幼年立几案观诸舅父作画刻竹，情景犹历历在目也。”王世襄的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均擅长竹刻，勤于著述，富王世襄部分著作有收藏，有《可读庐刻竹拓本》等佳作传世。20世纪中叶后，金西厓先生因年事已高，遂嘱托王世襄为他整理《刻竹小言》的手稿，这成为王世襄竹刻研究的发端。他在自述诗中这样写道：“外家才艺殊，两舅工刻竹。小言命编校，敢不忠所托。从此癖此君，耽爱情颇笃。”王世襄喜爱“此君”，既非喜植，也不爱刻，而是好鉴赏。他运用独特的治学方法，倾注感情、穷追渊源、独具慧眼、点石成金，使竹刻研究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支。
王世襄的竹刻研究，与他探索其他门类的文物一样，同样起步于古代竹刻源流的考证和演变规律的阐述上。为此，他在阅读、观看了大量相关文献和实物的基础上，对《刻竹小言》的文图进行了认真编校，并专门撰写了前言《试论竹刻的恢复和发展》，于1980年出版了《竹刻艺术》一书。该书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即销售一空，成为新中国第一本关于竹刻艺术的研究性图录。
对于舅父著作的整理和修订，拉开了王世襄纵横驰骋于竹刻艺术研究领域的序幕。他先后出版了《竹刻》、《中国竹刻图录》、《竹刻鉴赏》等书籍，并在香港、台湾等地以“竹刻艺术”为题发表演讲，引起很大轰动，使竹刻家学发扬光大。
虽然王老已经几十年没有来过南浔外婆家了，但他还一直记挂着南浔，认为自己是半个南浔人。不仅托人拍外婆家老宅的照片给他看，还将金家和自己的相关书籍赠送给湖州及南浔的相关单位和部门。几十年过去了，王世襄还对在南浔外婆家吃过的美食念念不忘。他曾说：“或许有人会问我‘你平生吃到的蕈子以哪一次为最好？’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最好吃的是外婆的下粥小菜、母亲只准我尝几颗的寒露蕈’……”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外婆家总能勾起无数美好的回忆吧！ 我曾这样想过，当岁月流逝而去，往昔不可能重现时，王老毕生工作的意义才会愈加凸现出来。如果没有他默默地挖掘与整理，人们该有多少遗憾？多亏有他！
这年年初，他被聘为湖州市文化顾问。也是这一年，南浔区领导两次去北京看望他。儿时曾在南浔外婆家居住的王世襄也为“南浔金氏故居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并作诗相赠。
对于南浔金家，王世襄充满感情，他回忆说：“我母亲家位于江浙交界的南浔小镇，此镇不大，濒临太湖，却住有不少大户人家，金氏家庭就是其中之一。母亲家有钱，外公一直住在南浔镇，发家立业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按：金焘曾出国两次），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这在当时是少有的。”
1920年，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奉命出使墨西哥，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兼古巴全权大使。本来是要全家赴任的，可是此时他却染上了猩红热，不宜远行。为此，送走父亲后，王世襄随母亲客居在上海舅舅家。不久之后，又随母亲迁居南浔外婆家，在“小金山”承王世襄在北京芳嘉园留影德堂里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他游览了南浔的名胜古迹和园林豪宅，而他那口流利的南浔话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王世襄对在南浔吃过的美食更是赞不绝口，他在几十年后写的《春菰秋蕈总关情》中道：“记得十一二岁时，随母暂住南浔外家……到这里来做佣工的农家妇女，大多来自洞庭东西山。
服侍外婆的是一位老妪，就是东山人，每年深秋，都要从家带一甏‘寒露蕈’来，清油中浸渍着一颗颗如纽扣大的蘑菇，还漂着几根灯草，据说用它可以解毒。这种野生菌只有寒露时节才出土，因而得名。其味之佳，可谓无与伦比。正因为它是外婆的珍馐，母亲不许我多吃，所以才感到特别鲜美。”
1924年王世襄与父母游览杭州灵隐80年后，年届九旬的王老在回忆这段时光时，感慨地对专程来拜访他的南浔领导说：“1982年夏天，我出差到上海，曾顺便到南浔外婆家去‘寻根’。住在一家小旅馆，那天很热，开了一夜电风扇。”他感叹道；“南浔名人蛮多，好东西蛮多。”说着，他顺手拿出一幅字，这是他事先花了半天时间作的一首诗，诗云：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
处世虽惭违宅相，此生仍半属湖州。
晋魏舒外家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后舒果贵。襄一生坎坷，有负宅相多矣。步戴表元湖州诗韵，书赠南浔金氏故居纪念馆。甲申初夏畅安王世襄时年九十。
他进一步解释道，这首诗后面一段文字，讲的是晋代魏舒的一个典故。言外之意，就是说魏舒外婆家风水好，后来果然出了大人物。伢姆妈家里也风水好，不过却出了我这个“运动员”（指历经磨难），有愧于伢外婆家啊！ 这当然是王老的谦虚之言，但其中又包含着多少岁月的沧桑。事实上，王世襄对于文化艺术的兴趣和热爱的确更多源自于外祖家的艺术熏陶。从其研究领域涉及的书画、竹刻、家具、雕塑等诸多方面看，可以明显感觉出其家庭影响的存在，而他也的确为金家做了不少贡献。
对王世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母亲金章了。金章对儿子关爱备至，格外重视其学业，并亲自教其习文练字；王世襄也自幼受母亲的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在上海博物馆明代家具馆前留影熏陶而对艺术颇感兴趣，而母亲逝世更是王世襄人生的最大转折点。为什么母亲的去世会使王世襄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呢？2005年王世襄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时娓娓道来：因为我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王世容）。那年猩红热流行，我先得，又传给他了，结果我命大没事，我哥哥被我传染了，去世了。要活着，他可以成为大家。他是非常用功又懂得礼貌的。我是一到舅舅家就先捅马蜂窝，就上房，带着一帮孩子上房，家里人说这个淘气外甥要来了，大家得戒严似的。等我哥哥
一死，亲戚都说，哎呀！真可惜！怎么 《鲤鱼桃花湖石图》（金城与陶陶、余涤凡合作）死了个好的呀。
哥哥死之后，母亲原本两个孩子剩下一个了，就溺爱了，总是比较有点放任了。反正有那么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玩只要对身体无害，或者有益。你想玩鸽子，整天轰鸽子上房，这其实是一种运动啊。你要去玩蛐蛐，你上野地里去逮去。后来，我学摔跤什么的，她觉得都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这个身体倒是确实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可是我从来不抽烟不喝酒、赌钱，这些坏习气我一概不沾。当然，也是一方面，是放纵我，让我尽量地玩。可是，同时她也很揪心，这个孩子老不好好上学，不好好认真念书。我又不那么服从管教，又贪玩贪得太厉害。
斗蟋蟀、玩蛐蛐、打野兔、架大鹰……王世襄就这样一直“不务正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年春天他的慈母金章因病逝世，这对已经25岁的王世襄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使得无忧无虑的他猛然“顿悟”，感觉到太辜负母亲的苦心和期望了，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于是，他开始摒弃一切玩好，埋头苦读。
王世襄动情地说：“1939年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或许他是试图从中国古代艺术中探寻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以此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恩，所以他选择了中国古代绘画这一领域，以极大的毅力写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
金章编撰的《濠梁知乐集》，为画鱼专著，共四卷，是其在任教中国画学研究会时为教学而作的教材，原有初稿和写定本两本。写定本更为详细，且附有金章手绘的鱼态图式，十分珍贵，原存于南浔金家“承德堂”，日寇侵占南浔时，毁于战火。
对此，王世襄十分痛心，并对仅存的初稿倍加珍惜。
1943年，王世襄由京入蜀，初稿本携在行囊，过渝时曾求马叔平（名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尹默（湖州人，著名书法家）题签。到达川西李庄之营造社时，王世襄恐初稿再失，于是节衣缩食，易得夹江竹纸，利用业余时间在油灯下用小楷认真抄录了《濠梁知乐集》，印成100册，分赠各图书馆。1958年，王世襄编撰《画学汇编》，因侧重技法，又将其第三卷《作法》收录，当时仅印200部。但这些书籍后来大多都因战乱、“文革”等原因而散失无余。为了使母亲的遗著得以传世，经王世襄的努力，1985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濠梁知乐集》，该书成为学习画鱼学生必读之书。
直到耄耋之年，王世襄仍不忘精心编辑出版母亲的作品集。
1999年，中国近代名家书画全集之《金章/金鱼百影》一书在香港出版，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金章的知名度。王世襄在整理母亲作品的过程中，重新品赏一幅幅精美的图画，看那些美丽的金鱼灵动鲜活，儿时在母亲的指点下欣赏金鱼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对王世襄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有他的几个舅舅。他曾深情地回忆道：“幼年立几案观诸舅父作画刻竹，情景犹历历在目也。”王世襄的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均擅长竹刻，勤于著述，富王世襄部分著作有收藏，有《可读庐刻竹拓本》等佳作传世。20世纪中叶后，金西厓先生因年事已高，遂嘱托王世襄为他整理《刻竹小言》的手稿，这成为王世襄竹刻研究的发端。他在自述诗中这样写道：“外家才艺殊，两舅工刻竹。小言命编校，敢不忠所托。从此癖此君，耽爱情颇笃。”王世襄喜爱“此君”，既非喜植，也不爱刻，而是好鉴赏。他运用独特的治学方法，倾注感情、穷追渊源、独具慧眼、点石成金，使竹刻研究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支。
王世襄的竹刻研究，与他探索其他门类的文物一样，同样起步于古代竹刻源流的考证和演变规律的阐述上。为此，他在阅读、观看了大量相关文献和实物的基础上，对《刻竹小言》的文图进行了认真编校，并专门撰写了前言《试论竹刻的恢复和发展》，于1980年出版了《竹刻艺术》一书。该书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即销售一空，成为新中国第一本关于竹刻艺术的研究性图录。
对于舅父著作的整理和修订，拉开了王世襄纵横驰骋于竹刻艺术研究领域的序幕。他先后出版了《竹刻》、《中国竹刻图录》、《竹刻鉴赏》等书籍，并在香港、台湾等地以“竹刻艺术”为题发表演讲，引起很大轰动，使竹刻家学发扬光大。
虽然王老已经几十年没有来过南浔外婆家了，但他还一直记挂着南浔，认为自己是半个南浔人。不仅托人拍外婆家老宅的照片给他看，还将金家和自己的相关书籍赠送给湖州及南浔的相关单位和部门。几十年过去了，王世襄还对在南浔外婆家吃过的美食念念不忘。他曾说：“或许有人会问我‘你平生吃到的蕈子以哪一次为最好？’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最好吃的是外婆的下粥小菜、母亲只准我尝几颗的寒露蕈’……”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外婆家总能勾起无数美好的回忆吧！ 我曾这样想过，当岁月流逝而去，往昔不可能重现时，王老毕生工作的意义才会愈加凸现出来。如果没有他默默地挖掘与整理，人们该有多少遗憾？多亏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