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很多人都知道，金家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外孙，就是金家三小姐陶陶的公子王世襄。他是个出了名的“大玩家”，可是他却玩得与众不同，玩出了世纪绝学。
2003年，对于王世襄来说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年份。这一年，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大陆版）、《自珍集》、《锦灰堆》（台湾版）、《锦灰二堆》、《刻竹小言》（单行本）等一系列书籍先后出版，引起极大反响。也是这一年，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俪松居长物志一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上，143件艺术珍品全部落槌成交，总成交价6300多万人民币，创造了个人拍卖史上的奇迹。据说，很多买家就是冲着王世襄的名气去的。但我想，重要的也许不在拍卖价格，而在于痴爱中国文化的王世襄在多年沉寂之后，终于在新世纪达到了声名的鼎盛，这是时间给这位九旬高龄老人的最好回报。
2003年，对于王世襄来说也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这一年，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金章之子、少年玩家王世襄（时年17岁）近六十载的夫人袁荃猷因病于10月29日故去，留下他孤独地面对窗外孤叶飘落。也是这一年，他获得了“中国年度杰出文化人物”称号。王世襄一生坎坷，尤其是早年遭受不公正待遇，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这个昔日的大玩家到了晚年，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肯定。
2003年王世襄出席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颁奖仪式（时年90岁）
2003年，对于王世襄来说更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年份。这一年，世界著名文化奖项之一，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首次来到中国，王世襄成为中国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人。专门来华为他颁奖的荷兰王子之子约翰·佛利苏说：“王先生的创造性研究已向世界证实了，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于被埋没的状态。”而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夫女士则说：“王世襄对于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久负盛名，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都得到鼓舞。这些收藏现在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珍宝。”王世襄在得知自己获奖，并有十万欧元的奖金之后，立即提笔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表示要把所得的十万欧元奖金（约合10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希望工程，请总理指定在某省贫困地区建一所“中荷友好小学”。他在信里这样写道：敬爱的温总理：我名王世襄，中央文史馆馆员。那天您接见我们，拍照时我站在您和启老（启功）的椅子后面。
我欣喜地禀告您，昨天接到荷兰皇家文化与发展基金会的通知，决定把2003年度的文化贡献主奖授予给我。奖状之外还有奖金10万欧元。我已决定并得到全家的支持，把全部奖金捐赠给希望工程。谨写此函请海容同志转呈给您。
我知道您已几乎走遍并视察了全中国，对边远地区的情况最清楚。因此，恳请您指定在某省的某一乡镇或山村建立一所小学，拟命名为“中荷友好小学”。我还殷切希望能请一位工作人员把捐款直接送到该地可信托的同志手中，以免有差错或浪费。
上面的决定和想法我已告知荷兰皇家基全会。他们十分赞成，并对小学的命名尤为满意，认为有助增进中荷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同时他们也认为把捐款落实到最基层十分重要。
谨致敬礼！王世襄敬上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不难看出，这位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文化老人，是要以捐建希望小学的方式来回馈社会、回馈文化。究其原因，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言：热爱文化，爱到极点。
有人说，王世襄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正因为有了他，原先那些不起眼，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东西富有了文化的味道，充满了先人留给我们的温暖而又熟悉的气息。而这一切的发生对于王世襄来说，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同时，这也是他历经磨难之后的意外收获。老先生的经历是这样的：王世襄，号畅安，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1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历代为官的书香门第。父亲王继曾是外交官，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金章，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
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时期。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不过，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放飞，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及待1948年王世襄由故宫博物院指派，赴美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时，洪煨莲对他的印象稍有转变，直到1980年王世襄带着一大摞著作再专程去波士顿晋谒老师时，洪老才对他另眼相看。而大收藏家张伯驹则早有慧眼，几十年前就说：“京城里有两个小天才，王世襄就是其中一个。” 袁荃猷剪刻的王世襄学术大树图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收藏家、竹刻研究家、家具研究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是名副其实的专家，也是名副其实的杂家。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玩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可别小瞧这个“玩家”，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岁都不觉得自己老。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乎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30多岁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之中。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6年，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科长，他在故宫，不搞研究，而去修库房，做柜子，设计制订登记办法，整理卡片和资料分类等基础工作，一心想搞成一个现代的博物馆。但结果，“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勒令交代“到底贪污了多少文物”。而被勒令交代的理由竟是：“国民党大员没有不贪污的，你既然替国民党办过事，哪能不贪污？！”不说出来，就把他抓进东岳庙，关了十个月。后来，“上头”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铺查了，没有找到问题，在人格和身体都遍体鳞伤之后，王世襄才被放出来。他到文物局去报到，文物局要他到劳动局自谋生路，故官不能回了。王世襄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50年后，王老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从那时开始，我下决心独自搞研究，20年，30年，不行40年，50年，现在真的过了50多年，写了40多本书，幸亏我活得长啊！”“三反五反”以后，王世襄仍是坎坷不断。他的耿直言论曾被指为破坏运动。1957年，在整风的号召中，他上书表明被错误关押要求恢复工作的意见后，被划为右派。那个疯狂年代，右派的遭遇可想而知。1969年，已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在农村，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他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外，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还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不治而愈。即使在逆境中，他还即兴赋诗，以明心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有人说，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
在王世襄诸多的研究领域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明式家具了。但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王世襄与美国研究中国古代家具的学者合影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然而，全靠个人搜集毕竟有限，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元，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岔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了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后将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这些年来，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曾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评论说，正是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造就了一个价值数以亿计的古代家具产业，这话并不为过。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2003年，对于王世襄来说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年份。这一年，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大陆版）、《自珍集》、《锦灰堆》（台湾版）、《锦灰二堆》、《刻竹小言》（单行本）等一系列书籍先后出版，引起极大反响。也是这一年，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俪松居长物志一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上，143件艺术珍品全部落槌成交，总成交价6300多万人民币，创造了个人拍卖史上的奇迹。据说，很多买家就是冲着王世襄的名气去的。但我想，重要的也许不在拍卖价格，而在于痴爱中国文化的王世襄在多年沉寂之后，终于在新世纪达到了声名的鼎盛，这是时间给这位九旬高龄老人的最好回报。
2003年，对于王世襄来说也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这一年，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金章之子、少年玩家王世襄（时年17岁）近六十载的夫人袁荃猷因病于10月29日故去，留下他孤独地面对窗外孤叶飘落。也是这一年，他获得了“中国年度杰出文化人物”称号。王世襄一生坎坷，尤其是早年遭受不公正待遇，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这个昔日的大玩家到了晚年，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肯定。
2003年王世襄出席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颁奖仪式（时年90岁）
2003年，对于王世襄来说更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年份。这一年，世界著名文化奖项之一，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首次来到中国，王世襄成为中国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人。专门来华为他颁奖的荷兰王子之子约翰·佛利苏说：“王先生的创造性研究已向世界证实了，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于被埋没的状态。”而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夫女士则说：“王世襄对于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久负盛名，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都得到鼓舞。这些收藏现在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珍宝。”王世襄在得知自己获奖，并有十万欧元的奖金之后，立即提笔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表示要把所得的十万欧元奖金（约合10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希望工程，请总理指定在某省贫困地区建一所“中荷友好小学”。他在信里这样写道：敬爱的温总理：我名王世襄，中央文史馆馆员。那天您接见我们，拍照时我站在您和启老（启功）的椅子后面。
我欣喜地禀告您，昨天接到荷兰皇家文化与发展基金会的通知，决定把2003年度的文化贡献主奖授予给我。奖状之外还有奖金10万欧元。我已决定并得到全家的支持，把全部奖金捐赠给希望工程。谨写此函请海容同志转呈给您。
我知道您已几乎走遍并视察了全中国，对边远地区的情况最清楚。因此，恳请您指定在某省的某一乡镇或山村建立一所小学，拟命名为“中荷友好小学”。我还殷切希望能请一位工作人员把捐款直接送到该地可信托的同志手中，以免有差错或浪费。
上面的决定和想法我已告知荷兰皇家基全会。他们十分赞成，并对小学的命名尤为满意，认为有助增进中荷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同时他们也认为把捐款落实到最基层十分重要。
谨致敬礼！王世襄敬上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不难看出，这位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文化老人，是要以捐建希望小学的方式来回馈社会、回馈文化。究其原因，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言：热爱文化，爱到极点。
有人说，王世襄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正因为有了他，原先那些不起眼，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东西富有了文化的味道，充满了先人留给我们的温暖而又熟悉的气息。而这一切的发生对于王世襄来说，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同时，这也是他历经磨难之后的意外收获。老先生的经历是这样的：王世襄，号畅安，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1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历代为官的书香门第。父亲王继曾是外交官，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金章，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
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时期。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不过，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放飞，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及待1948年王世襄由故宫博物院指派，赴美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时，洪煨莲对他的印象稍有转变，直到1980年王世襄带着一大摞著作再专程去波士顿晋谒老师时，洪老才对他另眼相看。而大收藏家张伯驹则早有慧眼，几十年前就说：“京城里有两个小天才，王世襄就是其中一个。” 袁荃猷剪刻的王世襄学术大树图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收藏家、竹刻研究家、家具研究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是名副其实的专家，也是名副其实的杂家。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玩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可别小瞧这个“玩家”，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岁都不觉得自己老。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乎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30多岁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之中。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6年，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科长，他在故宫，不搞研究，而去修库房，做柜子，设计制订登记办法，整理卡片和资料分类等基础工作，一心想搞成一个现代的博物馆。但结果，“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勒令交代“到底贪污了多少文物”。而被勒令交代的理由竟是：“国民党大员没有不贪污的，你既然替国民党办过事，哪能不贪污？！”不说出来，就把他抓进东岳庙，关了十个月。后来，“上头”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铺查了，没有找到问题，在人格和身体都遍体鳞伤之后，王世襄才被放出来。他到文物局去报到，文物局要他到劳动局自谋生路，故官不能回了。王世襄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50年后，王老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从那时开始，我下决心独自搞研究，20年，30年，不行40年，50年，现在真的过了50多年，写了40多本书，幸亏我活得长啊！”“三反五反”以后，王世襄仍是坎坷不断。他的耿直言论曾被指为破坏运动。1957年，在整风的号召中，他上书表明被错误关押要求恢复工作的意见后，被划为右派。那个疯狂年代，右派的遭遇可想而知。1969年，已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在农村，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他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外，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还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不治而愈。即使在逆境中，他还即兴赋诗，以明心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有人说，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
在王世襄诸多的研究领域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明式家具了。但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王世襄与美国研究中国古代家具的学者合影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然而，全靠个人搜集毕竟有限，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元，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岔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了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后将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这些年来，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曾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评论说，正是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造就了一个价值数以亿计的古代家具产业，这话并不为过。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