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书画同源
内容
20世纪中叶，西方艺坛抽象表现主义勃兴，以库宁、波勒克、苏拉吉、克莱因等艺术家为首，以图形和方体几何图形、流洒、点滴、色群等等为创作形式的风潮，刺激了全世界的艺术发展风貌。这股强势的新兴西方美学浪潮，也吹进了当时仍以传统中国书画为主流的台湾艺术圈，不但激发了以西洋媒材作为创作因子的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的活力；同时，也使中国书画领域一直以来所奉行的传统，自1949年以来首度面临严峻的挑战。
面对20世纪50年代艺坛“西风东渐”的冲撞，传统中国书画要如何迎向时代，创造新貌，也就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因此，当时的报章杂志、艺术刊物、学术团体，经常举办相关议题的座谈研讨，并时有文章发表。由于各种发展的可能性都拥有各自不同信念的支持者，笔战、论战也就屡见不鲜；有固守传统者，有西学中用或中学西用的相互融合者，也有全盘西化欲大破大立者。由于众说纷纭，争辩不休，也就使当时的台湾艺坛展现前所未有的活力。
金勤伯出生于艺术世家，本身拥有良好的中国书画传统扎根条件，而且接触到了艺坛的潮流变化。视野之宽广在同僚中较为突出。因此，在面临当时国画风格革新议题时，金勤伯的观点自然更为中肯了。
金勤伯在英国留影
1967年8月，在一项以“国画的风格要变？”为题的研讨座谈中，金勤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我不反对目前一般年轻画家，对国画风格变的新途径，但是，我记得多年以前，我的老师，国画大师陈师曾所说过的话：“国画风格的变，绝不能脱离中国画的范畴，也不能抛弃中国画的优良传统，例如水墨的趣味，用笔的法则等等。”所以中国画风的变，严格地说起来，不如说是个人画风的建立；目前画坛，张大千近年来的作品，可说是画风变得最成功的一个，他在国画基础上，吸收了新观念，而创立新的个人风格。至于一些新派画家的变，既已脱离了中国画的传统精神，有些更蔑视着旧的优良传统，他们的作品，我虽不反对，但认为不必用国画之名，可以改用其他的名字，如水墨画等等即可，因为，如用国画之名，就不能完全无视国画固有的精神与法则。
金勤伯教学图 金勤伯的这段话，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引经据典，而以最平实的观念，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议题的症结。细数中国绘画史千百年来的道途，历朝历代不都在创新、变法？院体画、文人画、扬州八怪、金石画派、海上艺风……数不清的多彩多姿，凝结出中国绘画史的丰沛无匹。这“传统”，事实上是由不断地“创新”所累积而来，而这些“创新”，的确都建立在笔墨根基的严格训练和兴味抒发上。金勤伯因为能深入传统，因此能提点出中国画传统的要义，而提出张大千作为“传统与创新”中成功建立个人画风的典范，亦突显出金勤伯对当代艺坛的关注。
相对的，对于脱离中国画精神以求变的新画家，金勤伯亦持艺术无界的开阔态度表示“不反对”，但却又坚守原则地认为这些“创新”者不应剽窃“国画”之名，改以“水墨画”等其他名称即可。这个精准的论点，其实也直接解决了90年代初期乃至今天仍然争论不休的中国画“正名”问题，金勤伯早在20多年前即已洞烛先机并平实地表达了最清晰的观点。
由于金勤伯的个性偏好及家学渊源，无论花鸟、山水、人物各科，都维持着一贯的典雅、严谨面貌，这也是他在艺术创作上个人风格建立的底蕴；但他并不反对国画创新，只是主张绝不能脱离“书画同源”的道统。例如民国时期画家丰子恺那般描绘民间风情，新颖又富笔墨趣味的风格，金勤伯即认为是可以尝试的途径。
金勤伯在1973年12月《艺坛》的一篇口述里更具体地说道： 我不反对今日许多人所倡言的变革，但像刘国松所用的方法，我以为只能说它是版画与装饰画的合流，却不能称为‘国画’，是版画与装饰画的融合求新，但不是“国画”的创新，因为它早已脱离中国绘画“书画同源”用笔的趣味了。真正改变国画风格，我以为可以从
二方面着手：一是像民初画家丰子恺，用笔描绘民间实际人物风情、衣食住行等，风格新颖，又富笔墨趣味。二是扩展五墨六彩的领域，适当应用现代各种颜料，增加画面的趣味，当然，此 《山水轴》（金勤伯）点很难，偶一不当，或太艳或太野，均会降低意境。
金勤伯不但在理论上言之有物，且在实务上广搜资料以求实践。他在师大授课时，有学生询及工笔画颜料制作的相关问题，金勤伯不但能详细讲述苏州姜思序堂如何漂制朱砂的过程，还取出亲手搜集的石青、石绿等矿石原料，准备试验研制，不但在使用媒材上极为用心，作画之余更兼顾材料取得的细枝末节问题，这种“定精专一”的精神，正可为哗众取庞的“创新”概念下一针砭。
所以，金勤伯在画理立言之上，谨守着传统精髓的体认，他曾说：“与中国绘画发展的并行路线是书法，有笔有墨；与西洋绘画发展并驾齐驱的是建筑与雕塑，中、西方的艺术发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我不反对朝创新去发展，但是，研究中国绘画者，应该‘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不能离开了笔、墨和思想。” 有趣的是，金勤伯虽然在画理上秉持传统，但却是同代书画家中少数精通英语的一位。不仅出国讲学，还带过不少洋学生。当时在台湾的美军顾问团及美援会里有不少家眷闲暇无事，他们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于是不少外籍贵夫人，如史迈斯夫人、戴维斯夫人都拜金勤伯为师，向他学习中国画。金勤伯为了教好这些洋学生，将其分为美国协防司令、美军顾问团及美援团三个班，专门办班教授。由于沟通无碍，教学明快，这些美军家眷们在短时间内从不知毛笔为何物变得能写能画，此事在当时亦被传为艺坛佳话。
金勤伯不仅是台湾有名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
1948年，他定居台湾后，以教育下一代为志，将其后半生奉献给美术教育事业。他先后任教于台湾国立美术学院、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罗德岛设计大学、爱俄华大学、台湾文化大学，教育英才无数，故台湾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不乏出自其门下者。如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黄光男和黄永川，台湾著名画家孙家勤、梁秀中、喻仲林、胡念祖、傅申、沈以正、刘平衡等都是他的学生，金勤伯对于台湾工笔花鸟画坛深具影响。
在教课之余，金勤伯也常邀学生到家中让他们把玩瓷器古董，欣赏历代书画。如罗聘的《兰花》，杨晋的《山水》，任立凡的《朱砂钟馗》，高凤翰的《西园杂画册》。其中一幅溥心畬的《绿梅朱竹》，据说是取自溥心畬家里的门上贴画，那是因为有一回金勤伯的一个朱砂茶壶被溥心畬看中，拿去之后一直没还，金勤伯又特别喜欢溥心畬的画作，见了门上贴的这幅《绿梅朱竹》，就向溥心畬说不还茶壶就取画。溥心畬也玩笑着说，只要把门扛得走，就把画拿去；没想到金勤伯真把门给抬回家把画取下，再把门用别的纸装裱好送回溥家，此画裱成画轴，就成了金勤伯珍藏，而抬画门的趣事，也就成了当时艺坛脍炙人口的逸闻。
金勤伯个性淡泊谦和，对待学生就像对子女一样，不但把作画的经验和技法毫不保留地传授，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也常互数家常，交换生活心得。金勤伯赴台时，家中管家“孔妈妈”亦随行，由于烧得一手好菜，当时师大的学生又多半清贫，因此每到过年过节，金勤伯总是邀请学生们到家里来吃饭。
金勤伯长子金太和曾回忆说：“我记得当我还在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我们家总是成为假期不能回家的艺术系学生聚集的地方，这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到今天还有不少师兄师姐们会对我形容我们家的水饺、火锅和烤火鸡的滋味。因此，有人说金家是清贫学生的‘难民营’，其实是因为爸爸对学生的爱。” 对学生爱护有加，对后进的提携更是不遗余力。金勤伯来到台湾后，对孙家勤、胡念祖、喻仲林三位得意门生共组的“丽水精舍”，可说是无尽地维护；尤其对喻仲林更是照顾备至。因为喻仲林身在军伍，物质生活贫乏，金勤伯不但让他尽观所有自家珍藏，还供应他纸张、颜料和笔墨，因此才使喻仲林得以在艺坛成就日盛，但喻仲林却不幸早逝，金勤伯当时伤痛到无法抑止，知之者无不动容感佩。
金勤伯一生曾多次参加各类美展，个人的画展也办了好几次，而办得最成功、规模最大、也最为系统全面的一次却是在他逝世两年之后的千禧年，由他的一群学生操办的“烁古熔今——金勤伯绘画纪念展”。
1999年，金勤伯的子女金太和、金保和、金中和决定将父亲遗留下来的1000余幅画作及100余方印章，悉数捐献给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家属的愿望是，希望这批作品能留给台湾的艺术界，妥善保存，并发挥更大作用。
经过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金勤伯的学生们近一年的精心整理、拍照、补志、分类，于2000年6月在台北隆重举办了“烁古熔今——金勤伯绘画纪念展”。画展系统展示了金勤伯个人绘画创作的历程，放大分析属于台湾的水墨花鸟发展历程，并出版了同名画册。
金太和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兄妹三人都不学艺术，可是不会忘记爸爸最亲的就是他的一批学生，这次展览能办得成功，也是因为这批学生！”
面对20世纪50年代艺坛“西风东渐”的冲撞，传统中国书画要如何迎向时代，创造新貌，也就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因此，当时的报章杂志、艺术刊物、学术团体，经常举办相关议题的座谈研讨，并时有文章发表。由于各种发展的可能性都拥有各自不同信念的支持者，笔战、论战也就屡见不鲜；有固守传统者，有西学中用或中学西用的相互融合者，也有全盘西化欲大破大立者。由于众说纷纭，争辩不休，也就使当时的台湾艺坛展现前所未有的活力。
金勤伯出生于艺术世家，本身拥有良好的中国书画传统扎根条件，而且接触到了艺坛的潮流变化。视野之宽广在同僚中较为突出。因此，在面临当时国画风格革新议题时，金勤伯的观点自然更为中肯了。
金勤伯在英国留影
1967年8月，在一项以“国画的风格要变？”为题的研讨座谈中，金勤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我不反对目前一般年轻画家，对国画风格变的新途径，但是，我记得多年以前，我的老师，国画大师陈师曾所说过的话：“国画风格的变，绝不能脱离中国画的范畴，也不能抛弃中国画的优良传统，例如水墨的趣味，用笔的法则等等。”所以中国画风的变，严格地说起来，不如说是个人画风的建立；目前画坛，张大千近年来的作品，可说是画风变得最成功的一个，他在国画基础上，吸收了新观念，而创立新的个人风格。至于一些新派画家的变，既已脱离了中国画的传统精神，有些更蔑视着旧的优良传统，他们的作品，我虽不反对，但认为不必用国画之名，可以改用其他的名字，如水墨画等等即可，因为，如用国画之名，就不能完全无视国画固有的精神与法则。
金勤伯教学图 金勤伯的这段话，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引经据典，而以最平实的观念，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议题的症结。细数中国绘画史千百年来的道途，历朝历代不都在创新、变法？院体画、文人画、扬州八怪、金石画派、海上艺风……数不清的多彩多姿，凝结出中国绘画史的丰沛无匹。这“传统”，事实上是由不断地“创新”所累积而来，而这些“创新”，的确都建立在笔墨根基的严格训练和兴味抒发上。金勤伯因为能深入传统，因此能提点出中国画传统的要义，而提出张大千作为“传统与创新”中成功建立个人画风的典范，亦突显出金勤伯对当代艺坛的关注。
相对的，对于脱离中国画精神以求变的新画家，金勤伯亦持艺术无界的开阔态度表示“不反对”，但却又坚守原则地认为这些“创新”者不应剽窃“国画”之名，改以“水墨画”等其他名称即可。这个精准的论点，其实也直接解决了90年代初期乃至今天仍然争论不休的中国画“正名”问题，金勤伯早在20多年前即已洞烛先机并平实地表达了最清晰的观点。
由于金勤伯的个性偏好及家学渊源，无论花鸟、山水、人物各科，都维持着一贯的典雅、严谨面貌，这也是他在艺术创作上个人风格建立的底蕴；但他并不反对国画创新，只是主张绝不能脱离“书画同源”的道统。例如民国时期画家丰子恺那般描绘民间风情，新颖又富笔墨趣味的风格，金勤伯即认为是可以尝试的途径。
金勤伯在1973年12月《艺坛》的一篇口述里更具体地说道： 我不反对今日许多人所倡言的变革，但像刘国松所用的方法，我以为只能说它是版画与装饰画的合流，却不能称为‘国画’，是版画与装饰画的融合求新，但不是“国画”的创新，因为它早已脱离中国绘画“书画同源”用笔的趣味了。真正改变国画风格，我以为可以从
二方面着手：一是像民初画家丰子恺，用笔描绘民间实际人物风情、衣食住行等，风格新颖，又富笔墨趣味。二是扩展五墨六彩的领域，适当应用现代各种颜料，增加画面的趣味，当然，此 《山水轴》（金勤伯）点很难，偶一不当，或太艳或太野，均会降低意境。
金勤伯不但在理论上言之有物，且在实务上广搜资料以求实践。他在师大授课时，有学生询及工笔画颜料制作的相关问题，金勤伯不但能详细讲述苏州姜思序堂如何漂制朱砂的过程，还取出亲手搜集的石青、石绿等矿石原料，准备试验研制，不但在使用媒材上极为用心，作画之余更兼顾材料取得的细枝末节问题，这种“定精专一”的精神，正可为哗众取庞的“创新”概念下一针砭。
所以，金勤伯在画理立言之上，谨守着传统精髓的体认，他曾说：“与中国绘画发展的并行路线是书法，有笔有墨；与西洋绘画发展并驾齐驱的是建筑与雕塑，中、西方的艺术发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我不反对朝创新去发展，但是，研究中国绘画者，应该‘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不能离开了笔、墨和思想。” 有趣的是，金勤伯虽然在画理上秉持传统，但却是同代书画家中少数精通英语的一位。不仅出国讲学，还带过不少洋学生。当时在台湾的美军顾问团及美援会里有不少家眷闲暇无事，他们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于是不少外籍贵夫人，如史迈斯夫人、戴维斯夫人都拜金勤伯为师，向他学习中国画。金勤伯为了教好这些洋学生，将其分为美国协防司令、美军顾问团及美援团三个班，专门办班教授。由于沟通无碍，教学明快，这些美军家眷们在短时间内从不知毛笔为何物变得能写能画，此事在当时亦被传为艺坛佳话。
金勤伯不仅是台湾有名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
1948年，他定居台湾后，以教育下一代为志，将其后半生奉献给美术教育事业。他先后任教于台湾国立美术学院、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罗德岛设计大学、爱俄华大学、台湾文化大学，教育英才无数，故台湾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不乏出自其门下者。如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黄光男和黄永川，台湾著名画家孙家勤、梁秀中、喻仲林、胡念祖、傅申、沈以正、刘平衡等都是他的学生，金勤伯对于台湾工笔花鸟画坛深具影响。
在教课之余，金勤伯也常邀学生到家中让他们把玩瓷器古董，欣赏历代书画。如罗聘的《兰花》，杨晋的《山水》，任立凡的《朱砂钟馗》，高凤翰的《西园杂画册》。其中一幅溥心畬的《绿梅朱竹》，据说是取自溥心畬家里的门上贴画，那是因为有一回金勤伯的一个朱砂茶壶被溥心畬看中，拿去之后一直没还，金勤伯又特别喜欢溥心畬的画作，见了门上贴的这幅《绿梅朱竹》，就向溥心畬说不还茶壶就取画。溥心畬也玩笑着说，只要把门扛得走，就把画拿去；没想到金勤伯真把门给抬回家把画取下，再把门用别的纸装裱好送回溥家，此画裱成画轴，就成了金勤伯珍藏，而抬画门的趣事，也就成了当时艺坛脍炙人口的逸闻。
金勤伯个性淡泊谦和，对待学生就像对子女一样，不但把作画的经验和技法毫不保留地传授，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也常互数家常，交换生活心得。金勤伯赴台时，家中管家“孔妈妈”亦随行，由于烧得一手好菜，当时师大的学生又多半清贫，因此每到过年过节，金勤伯总是邀请学生们到家里来吃饭。
金勤伯长子金太和曾回忆说：“我记得当我还在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我们家总是成为假期不能回家的艺术系学生聚集的地方，这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到今天还有不少师兄师姐们会对我形容我们家的水饺、火锅和烤火鸡的滋味。因此，有人说金家是清贫学生的‘难民营’，其实是因为爸爸对学生的爱。” 对学生爱护有加，对后进的提携更是不遗余力。金勤伯来到台湾后，对孙家勤、胡念祖、喻仲林三位得意门生共组的“丽水精舍”，可说是无尽地维护；尤其对喻仲林更是照顾备至。因为喻仲林身在军伍，物质生活贫乏，金勤伯不但让他尽观所有自家珍藏，还供应他纸张、颜料和笔墨，因此才使喻仲林得以在艺坛成就日盛，但喻仲林却不幸早逝，金勤伯当时伤痛到无法抑止，知之者无不动容感佩。
金勤伯一生曾多次参加各类美展，个人的画展也办了好几次，而办得最成功、规模最大、也最为系统全面的一次却是在他逝世两年之后的千禧年，由他的一群学生操办的“烁古熔今——金勤伯绘画纪念展”。
1999年，金勤伯的子女金太和、金保和、金中和决定将父亲遗留下来的1000余幅画作及100余方印章，悉数捐献给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家属的愿望是，希望这批作品能留给台湾的艺术界，妥善保存，并发挥更大作用。
经过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金勤伯的学生们近一年的精心整理、拍照、补志、分类，于2000年6月在台北隆重举办了“烁古熔今——金勤伯绘画纪念展”。画展系统展示了金勤伯个人绘画创作的历程，放大分析属于台湾的水墨花鸟发展历程，并出版了同名画册。
金太和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兄妹三人都不学艺术，可是不会忘记爸爸最亲的就是他的一批学生，这次展览能办得成功，也是因为这批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