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金家在民国时期大红大紫，誉满华北；几十年后，金家的后代金勤伯又名噪台湾画坛，从事美术创作及教育，使得传统的“院派”在宝岛生根发芽。因而有人说，唐代的“勾勒填彩”工笔画风，之所以能够在台湾流传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金勤伯该居首功。
   金勤伯（1910—1998）系金绍基长子，谱名“开业”，字勤伯，号继藕，以字行。他自小就与古玩字画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之下，便对绘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但真正面对笔墨开始学画，却是在其八岁左右到达北平之后。
  1917年，事业有成的金绍基举家迁往北平，住在北平东城的嘎嘎胡同。
  由于与金城的墨茶阁很近，小小年纪的金勤伯便常常往伯父家里跑，特别喜欢站在一旁观赏金城作画，这引起了金城的注意。经过数月的观察，金城认为此子可教，便开始着力培养。金城先是在作画时，让金勤伯在一旁为其牵纸磨墨，而后再教他画册页小品；一年后，就不再限制， 青年时期的金勤伯凡翎毛、花卉、人物等都善加指导，而且督课极严；金勤伯也无时稍懈，进步很快。
  1922年，年仅13岁的金勤伯就随伯父赴日参加第二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深受感染的他，开始立定以艺术作为终生之志的人生目标。
   金绍基一家（1926年摄于北平） 对于伯父金城的教导，金勤伯曾回忆说：“喜欢模仿前人旧作，为先伯父特有的兴趣，也许出诸于‘师古’的雅兴吧？但每于借到前贤珍品后，必喜孜孜临摹两份，一份自存，一份则以赐勤伯。且于前朝院派画家作品，更精心参研，并督促勤伯仿效，盖先伯父之意，以为院画悉多任务笔，布局严谨，用笔、着色，均有其精工手法，非一般文人画所可比拟，尤宜勤习，以期有所传述，而保存国粹于不坠。勤伯一向致力于工笔画者，此应为其主要原因。先伯父曾临摹宋元古画，偏爱赵之谦的花卉，我从他那儿学习基础的用笔用墨，自工笔画法开始，逐渐开放以至写意。”从中可以看出金勤伯对启蒙老师金城的仰慕之深，而金城的绘画习性，也深深影响着金勤伯的艺事进程。
   对于儿子习画这件事，金绍基刚开始时并不支持，认为学龄儿童应以读书为重。但金城却早早发现了金勤伯的艺术天赋而亲自严加指导，碍于对兄长的尊重，金绍基也就没有阻止幼年的金勤伯习画。读高中时，金勤伯的画艺已有一定水准，他的作品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举行的公展上受到好评，初试啼声。
  但学校的功课日益繁重，金绍基担心儿子因习画而影响学业。
  金城此时又特别提醒他的三弟说：“此子（指金勤伯）习画，进境快速，将来容有大成，因之请勿对学校课业要求过严，滞迟习画进展，至于学业，就是多读一年，亦请勿予介意。”此段话对金勤伯的艺术道途影响至深，金绍基也从此对儿子在艺术方面的用度全力支持，后来还资助金城之子金开藩创立湖社画会及《湖社月刊》。而金勤伯也未辜负父亲及大伯的期望，不但艺事有成，而且在求学领域也获得昆虫学硕士，并执教于美国大学，向西方传播中国艺术精神。所以，金勤伯的艺术成就，已不仅是个人才情的挥洒，在教育推广、文化交流上，金勤伯也都对社会贡献良多。
   金勤伯一家（1945年摄于上海）
  1926年，金城病逝。临终前，金城将所镌一方印章“继藕”送给金勤伯，大有“继承藕湖（金城之号）”的传承之意，可见其对金勤伯的寄望之殷。这也正是金勤伯字号之来源，这年，金勤伯不过是个
  17岁的少年。
   金勤伯与继室魏汉馨 在金城过世之前，金勤伯还曾得到过著名画家陈师曾的指点。陈师曾除指导金勤伯用笔、用墨的方法外，在画理、观念上也给予金勤伯极大的启蒙，如“书画同源”的阐释，用笔法则与用墨趣味的重要等，都是金勤伯一生服膺并用以教育后学的座右铭。
   金城逝世后，指导金勤伯绘事的任务便落到了金章的身上。
  对于三姑母的指导，金勤伯对其教诲更是无时或忘，金勤伯曾回忆：“姑母当时以花鸟闻名华北，每星期五、六，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跑去找她，一方面为她磨墨，一方面跟着画呀画的。姑母只有我一个学生，鼓励、督促自不在话下，她以科学的分析方法，教给我许多作画技巧；不仅只宋元绘画，像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金碧山水的勾描、青绿填彩等，亦一一为我解释、示范，使我获益匪浅。” 除了与诸多名家广泛学习之外，历代名画的临摹、钩稿，也是金勤伯艺术道途中极为重要的基础磨炼，尤其受大伯父金城 《山雀觅食》（金勤伯）的感染，勾摹古画不下数百张之多。对日抗战前及胜利后，又特蒙故官博物院院长马衡允许，二度入故宫博物院临画、赏鉴。
  这是十分难得的机缘，当时举凡册页、扇面、图轴等皆悉心观察学习，除了宋四家、元四家之外，五代徐熙，南宋马远、夏圭，清初四王六家等都无所不画，使得金勤伯的画作从花鸟、人物扩展至山水，作画技巧也由北宗的工笔华丽转到南宗的生趣野逸了。
   与上海大收藏家庞元济的姻亲关系，也使金勤伯有机会亲睹民间珍藏的丰沛。抗战期间，金勤伯曾到上海，在父亲的实业公司当副理，每周二在上海美专兼任两堂花鸟课，一得空就往庞家跑，观赏质、量并重的历代书画名迹，尽观虚斋珍藏。有
  一回，有人想卖给金勤伯一幅王石谷的画，当时20来岁的金勤伯并不觉得画好，就去请教庞元济。庞氏一看，就觉得画好，便对金勤伯说如果你不要的话我买，接着便问金勤伯看过多少王石谷的画，然后拿出多件王石谷精品让金勤伯欣赏，并允许他在账房里摆张桌子临画，条件是不能把画带出去。金勤伯有此良机，自然一有空就到庞家观画临摹，不但画艺大进，鉴赏书画的功力更是增进不少。对于在故官和虚斋的摹古鉴赏经验，金勤伯曾言：“因为‘明古’，始能‘役古’，吸取古人技法之长处，领略其浩瀚、精妙之思维，对自己的技巧、修养都有很大裨益。” 摹古之外，金勤伯特别注重写生，他认为画山水、花鸟，必须对万事万物作细微的观察并勤于写生，画作自然生机盎然。
  不论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画，或是来台后在师大、中国文化大学、国立艺专上课，金勤伯都会向学生传达写生的精义并举出亲身体验让学生更易明了。如一次在课堂上教画紫藤，在分析紫藤结构特征时，金勤伯就提到早年游富春江的情景：“江边石壁上长满紫藤，当船舷碰到岩壁时惊走了猿猴，由于猿猴的抽身摇荡，抖得紫藤花瓣满天飘舞，真是妙透了！”又有一次教画红叶，他就向学生讲述昔年游北平西山所见：“柿子经秋霜之后就变红了，满山满谷尽是红叶，真是美极了，正好北风吹来，扬起满天落叶，正印证了石涛诗句‘西风吹落红雨来’，在自然之中，意与古会。”而金勤伯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对于禽鸟昆虫的观察自然更加透彻，表现在画上也就更加生动了。
   就金勤伯的各种画科来看，由于见多识广，突显出明确的个人喜好和风格。早期花鸟或用线描再层层赋彩，或用没骨法清雅高逸，都着重用笔和着色，晚年因视力所限，花鸟画跳脱精细华丽，而转向写意，呈现悠游恬静的清新风貌。山水则多用石青、石绿、草绿及花青等色，或松岩观瀑，或春山策杖；有时笔法出之于北宗，有时则以南宗意境呈现，风格大致与清初四王及恽寿平相近。人物画则受金城影响，也偏向于仇英、唐寅风采，但落笔较重，参酌俞明所指导的院画人物技法，却仍见清逸高古之姿。
   金勤伯不仅继承了金家的书画艺术天赋，也遗传了金家人醉心收藏的爱好。由于受到自身家族三代庋藏及姻亲庞元济虚斋珍藏的影响，金勤伯自年轻时期就已有收藏的嗜好及能力。
  他曾言，父亲金叔初除督促课业之外，亦鼓励子女培养一种嗜好，所以姐弟们或收集邮票，或收藏古代妇女饰物，各有特色，而金勤伯除收集字画外，早期也有不少玉器。1937年抗战初期的一段时间，金勤伯因处理北平家业，被日方纠缠，还遭软禁，后准许出外走动，但却限定时间。当时既无法作画，金勤伯就得空走访名流及逛古玩店，一方面精研画艺，一方面收集古画珍玩以供参考探究，可谓相得益彰。
   金勤伯收藏的金城旧作亦相当丰富。1948年，他自大陆辗转赴台，从上海离开时接收了金城的一批画作，装成三大箱运到台湾的基隆，在海关里掉了两箱，余下的一箱运回家后打开
  一看，其中一半变了砖头。后来他在厦门街一带的旧书摊子上找回一部分。其余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在香港的中华书局发现，于是他又不惜重金购回部分旧藏。1977年，金勤伯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大伯父后期力作《金北楼——抚唐六如溪山渔隐图卷》交由中华书画出版社印刷出版，以寿其传。
  1998年3月1日，89岁高龄的金勤伯因心脏衰竭辞世于台北市中心诊所。紧接着，继配魏汉馨哀痛逾恒，茶饭不思，自此亦缠绵病榻，1999年1月28日亦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大医院，紧随夫君仙去，享年85岁。
   诚然，金勤伯在绘画艺术上确有不俗表现，可以看作是“金氏画派”传人中的代表人物，在金家“开”字辈中，亦属较有作为的佼佼者。但应该看到的是，他没能像同他一样渡海赴台的张大千、黄君璧那样成为自成一家的艺术大师。总体而言，金勤伯的绘画始终没有摆脱临摹，虽然他晚年试图改变画风，并以64岁高龄开始写意创作，但并没有实现突破。然他对工笔绘画的传承及在培育人才方面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并为人所公认的。
   书画同源
  20世纪中叶，西方艺坛抽象表现主义勃兴，以库宁、波勒克、苏拉吉、克莱因等艺术家为首，以图形和方体几何图形、流洒、点滴、色群等等为创作形式的风潮，刺激了全世界的艺术发展风貌。这股强势的新兴西方美学浪潮，也吹进了当时仍以传统中国书画为主流的台湾艺术圈，不但激发了以西洋媒材作为创作因子的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的活力；同时，也使中国书画领域一直以来所奉行的传统，自1949年以来首度面临严峻的挑战。
   面对20世纪50年代艺坛“西风东渐”的冲撞，传统中国书画要如何迎向时代，创造新貌，也就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因此，当时的报章杂志、艺术刊物、学术团体，经常举办相关议题的座谈研讨，并时有文章发表。由于各种发展的可能性都拥有各自不同信念的支持者，笔战、论战也就屡见不鲜；有固守传统者，有西学中用或中学西用的相互融合者，也有全盘西化欲大破大立者。由于众说纷纭，争辩不休，也就使当时的台湾艺坛展现前所未有的活力。
   金勤伯出生于艺术世家，本身拥有良好的中国书画传统扎根条件，而且接触到了艺坛的潮流变化。视野之宽广在同僚中较为突出。因此，在面临当时国画风格革新议题时，金勤伯的观点自然更为中肯了。
   金勤伯在英国留影
  1967年8月，在一项以“国画的风格要变？”为题的研讨座谈中，金勤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我不反对目前一般年轻画家，对国画风格变的新途径，但是，我记得多年以前，我的老师，国画大师陈师曾所说过的话：“国画风格的变，绝不能脱离中国画的范畴，也不能抛弃中国画的优良传统，例如水墨的趣味，用笔的法则等等。”所以中国画风的变，严格地说起来，不如说是个人画风的建立；目前画坛，张大千近年来的作品，可说是画风变得最成功的一个，他在国画基础上，吸收了新观念，而创立新的个人风格。至于一些新派画家的变，既已脱离了中国画的传统精神，有些更蔑视着旧的优良传统，他们的作品，我虽不反对，但认为不必用国画之名，可以改用其他的名字，如水墨画等等即可，因为，如用国画之名，就不能完全无视国画固有的精神与法则。
   金勤伯教学图 金勤伯的这段话，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引经据典，而以最平实的观念，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议题的症结。细数中国绘画史千百年来的道途，历朝历代不都在创新、变法？院体画、文人画、扬州八怪、金石画派、海上艺风……数不清的多彩多姿，凝结出中国绘画史的丰沛无匹。这“传统”，事实上是由不断地“创新”所累积而来，而这些“创新”，的确都建立在笔墨根基的严格训练和兴味抒发上。金勤伯因为能深入传统，因此能提点出中国画传统的要义，而提出张大千作为“传统与创新”中成功建立个人画风的典范，亦突显出金勤伯对当代艺坛的关注。
  相对的，对于脱离中国画精神以求变的新画家，金勤伯亦持艺术无界的开阔态度表示“不反对”，但却又坚守原则地认为这些“创新”者不应剽窃“国画”之名，改以“水墨画”等其他名称即可。这个精准的论点，其实也直接解决了90年代初期乃至今天仍然争论不休的中国画“正名”问题，金勤伯早在20多年前即已洞烛先机并平实地表达了最清晰的观点。
   由于金勤伯的个性偏好及家学渊源，无论花鸟、山水、人物各科，都维持着一贯的典雅、严谨面貌，这也是他在艺术创作上个人风格建立的底蕴；但他并不反对国画创新，只是主张绝不能脱离“书画同源”的道统。例如民国时期画家丰子恺那般描绘民间风情，新颖又富笔墨趣味的风格，金勤伯即认为是可以尝试的途径。
   金勤伯在1973年12月《艺坛》的一篇口述里更具体地说道： 我不反对今日许多人所倡言的变革，但像刘国松所用的方法，我以为只能说它是版画与装饰画的合流，却不能称为‘国画’，是版画与装饰画的融合求新，但不是“国画”的创新，因为它早已脱离中国绘画“书画同源”用笔的趣味了。真正改变国画风格，我以为可以从
  二方面着手：一是像民初画家丰子恺，用笔描绘民间实际人物风情、衣食住行等，风格新颖，又富笔墨趣味。二是扩展五墨六彩的领域，适当应用现代各种颜料，增加画面的趣味，当然，此 《山水轴》（金勤伯）点很难，偶一不当，或太艳或太野，均会降低意境。
   金勤伯不但在理论上言之有物，且在实务上广搜资料以求实践。他在师大授课时，有学生询及工笔画颜料制作的相关问题，金勤伯不但能详细讲述苏州姜思序堂如何漂制朱砂的过程，还取出亲手搜集的石青、石绿等矿石原料，准备试验研制，不但在使用媒材上极为用心，作画之余更兼顾材料取得的细枝末节问题，这种“定精专一”的精神，正可为哗众取庞的“创新”概念下一针砭。
   所以，金勤伯在画理立言之上，谨守着传统精髓的体认，他曾说：“与中国绘画发展的并行路线是书法，有笔有墨；与西洋绘画发展并驾齐驱的是建筑与雕塑，中、西方的艺术发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我不反对朝创新去发展，但是，研究中国绘画者，应该‘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不能离开了笔、墨和思想。” 有趣的是，金勤伯虽然在画理上秉持传统，但却是同代书画家中少数精通英语的一位。不仅出国讲学，还带过不少洋学生。当时在台湾的美军顾问团及美援会里有不少家眷闲暇无事，他们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于是不少外籍贵夫人，如史迈斯夫人、戴维斯夫人都拜金勤伯为师，向他学习中国画。金勤伯为了教好这些洋学生，将其分为美国协防司令、美军顾问团及美援团三个班，专门办班教授。由于沟通无碍，教学明快，这些美军家眷们在短时间内从不知毛笔为何物变得能写能画，此事在当时亦被传为艺坛佳话。
   金勤伯不仅是台湾有名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
  1948年，他定居台湾后，以教育下一代为志，将其后半生奉献给美术教育事业。他先后任教于台湾国立美术学院、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罗德岛设计大学、爱俄华大学、台湾文化大学，教育英才无数，故台湾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不乏出自其门下者。如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黄光男和黄永川，台湾著名画家孙家勤、梁秀中、喻仲林、胡念祖、傅申、沈以正、刘平衡等都是他的学生，金勤伯对于台湾工笔花鸟画坛深具影响。
   在教课之余，金勤伯也常邀学生到家中让他们把玩瓷器古董，欣赏历代书画。如罗聘的《兰花》，杨晋的《山水》，任立凡的《朱砂钟馗》，高凤翰的《西园杂画册》。其中一幅溥心畬的《绿梅朱竹》，据说是取自溥心畬家里的门上贴画，那是因为有一回金勤伯的一个朱砂茶壶被溥心畬看中，拿去之后一直没还，金勤伯又特别喜欢溥心畬的画作，见了门上贴的这幅《绿梅朱竹》，就向溥心畬说不还茶壶就取画。溥心畬也玩笑着说，只要把门扛得走，就把画拿去；没想到金勤伯真把门给抬回家把画取下，再把门用别的纸装裱好送回溥家，此画裱成画轴，就成了金勤伯珍藏，而抬画门的趣事，也就成了当时艺坛脍炙人口的逸闻。
   金勤伯个性淡泊谦和，对待学生就像对子女一样，不但把作画的经验和技法毫不保留地传授，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也常互数家常，交换生活心得。金勤伯赴台时，家中管家“孔妈妈”亦随行，由于烧得一手好菜，当时师大的学生又多半清贫，因此每到过年过节，金勤伯总是邀请学生们到家里来吃饭。
   金勤伯长子金太和曾回忆说：“我记得当我还在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我们家总是成为假期不能回家的艺术系学生聚集的地方，这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到今天还有不少师兄师姐们会对我形容我们家的水饺、火锅和烤火鸡的滋味。因此，有人说金家是清贫学生的‘难民营’，其实是因为爸爸对学生的爱。” 对学生爱护有加，对后进的提携更是不遗余力。金勤伯来到台湾后，对孙家勤、胡念祖、喻仲林三位得意门生共组的“丽水精舍”，可说是无尽地维护；尤其对喻仲林更是照顾备至。因为喻仲林身在军伍，物质生活贫乏，金勤伯不但让他尽观所有自家珍藏，还供应他纸张、颜料和笔墨，因此才使喻仲林得以在艺坛成就日盛，但喻仲林却不幸早逝，金勤伯当时伤痛到无法抑止，知之者无不动容感佩。
   金勤伯一生曾多次参加各类美展，个人的画展也办了好几次，而办得最成功、规模最大、也最为系统全面的一次却是在他逝世两年之后的千禧年，由他的一群学生操办的“烁古熔今——金勤伯绘画纪念展”。
  1999年，金勤伯的子女金太和、金保和、金中和决定将父亲遗留下来的1000余幅画作及100余方印章，悉数捐献给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家属的愿望是，希望这批作品能留给台湾的艺术界，妥善保存，并发挥更大作用。
   经过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金勤伯的学生们近一年的精心整理、拍照、补志、分类，于2000年6月在台北隆重举办了“烁古熔今——金勤伯绘画纪念展”。画展系统展示了金勤伯个人绘画创作的历程，放大分析属于台湾的水墨花鸟发展历程，并出版了同名画册。
   金太和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兄妹三人都不学艺术，可是不会忘记爸爸最亲的就是他的一批学生，这次展览能办得成功，也是因为这批学生！”
  2000年6月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烁古熔今——金勤伯绘画纪念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