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九、中国炼油第一人金开英
内容
临危受命筚路蓝缕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通电中外，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
历史学家在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这是场为资源而战的战争。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丹尼尔·耶金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巨著《石油·金钱·权力》一书中，更坦直地说，是为石油而战。石油，成了一个国家国力和战争能力的重要参数。
当时中国的燃料油基本上依赖进口。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洋油一时断绝，中日两国军队力量对比出现了更大的差距。
为了解决燃料的不足，大后方的人民想尽了一切办法。为了供应前方燃料，国营私营企业掀起了一阵大办酒精厂的热潮，以酒精替代汽油。大西南相继建造了62座酒精厂，但由于质量不高，对发动机的腐蚀非常严重。一方面金绍堂长子金开英是国外的汽油进不来，而以酒精替代汽油又不理想；另一方面是国内的桐油因无法外销而大量积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试图谋求动力油料自给，欲以西南之桐油提炼汽油，着手组建植物油提炼动力油料厂。
在这个危难之际，人才成了关键因素，谁能挑起这个重担？人们想到了刚从欧洲考察回国的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金开英（字公弢）。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深秋的一天，南浔的“小金山”承德堂里一片忙碌，二少奶奶徐氏正要临盆。到了傍晚，随着一声男婴响亮的啼哭，全家立刻沉浸在无限喜悦之中，金氏家族“开”字辈中又添了一名壮丁。而此时，孩子的父亲金绍堂正在万里之外的英国求学，故而取名“开英”以示纪念。谁会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竟会成为开创我国石油炼制事业的菁英。
金开英的童年时代在南浔度过，自小就从父亲学习竹刻，故亦能画擅刻，还向英语水平最好的三叔学英语，辛亥革命后随父亲去了上海。金绍堂对儿子的教育十分重视，不仅自己充任启蒙老师，待儿子稍长更是不惜重金聘请了三位名师来家里做一对一的教学。一人教国文，一人教数学，一人教物理、史地等格致之学。十年的私塾教育为金开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金开英自清华学校毕业，公费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其在清华后四年高等科主修的是经济，但他的兴趣偏好理工，所以赴美后即改习化工并直接入大学二年级攻读。三年后，金开英在威斯康辛大学取得了理学士学位，当年即学成归国。
他回国后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去北京的一所美国学校教化学，沁园燃料研究室内一角又在北平大学教授工业化学，如是大约一年时间，对就业环境不是十分满意。由于当时清华公费留学的期限是五年，金开英尚有余额可用，于是他自备旅费，再度赴美留学。此次入的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仍习化工。
1940年金开英（前排右一）与动力油料厂三位课长合影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金开英师从J.J.MORGAN教授，专攻燃料研究；两年后，他在化学部门取得了工程师和硕士的学位，又在Bureau of Mine实习了三个月。正在此时，金开英收到了他
三叔的来信，希望他回国主持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所以他就于1931年束装回国了。
地质调查所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科学家黄汲清院士曾说：“中国官办的科学事业，最早的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1930年，地质调查所想建立一个燃料研究机构，然苦于既无场地也无经费。当时的所长丁文江乃向好友、实业家金绍基募捐，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叔初先生毅然决定捐五万银元建造
一幢三层大楼，供学术研究之用，并以其父金焘的字号“沁园”命名。金开英在美专攻燃料研究，回国后就出任了沁园燃料研究室的主任，开始了他与碳氢化合物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他的第一件工作是把地质调查所取自全国各地的煤和油的样本加以分析，汇集成册，由地质调查所出版。如《中国石油之成分》、《中国各省煤质分析》、《中国各省燃料分析》等一系列研究报告，都是在金开英的主持下完成的。今天我们还能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找到这些珍贵资料。
当时的研究风气很盛，一群年轻人都你争我赶，刻苦钻研。据金开英忆述，当时研究室主要有
四个研究主题：一是低温蒸馏，就是把煤干馏，分成轻重不同的油和焦炭，由萧之谦主持。二是轻油合成，将一氧化碳与氢用触媒合成为汽油，由熊尚元主持。三是氢化石炭，即氢化煤，由金开英主持。四是植物油提炼成轻油，由宾果主持。这些研究，尤其是植物油提炼成轻油的研究，后来更是派上了大用场。
金绍堂刻古木寒鸦垂枝扇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决定将地质调查所从北平搬迁到南京，新任所长翁文灏在考虑再三后，决定将一切的迁播业务，包括新厦建设、设备采购、室内布置等事项全权交由金开英负责，由此可见翁文灏对他的信任。193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搬迁到了南京新址，金开英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其独特的经营管理才华。
正当地质调查所的各项科研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却在向中国慢慢走来。1937年8月，当金开英第二次从欧洲考察煤、油之后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
1938年金开英临危受命，出任资源委员会植物油提炼轻油工厂厂长。
为何选择金开英？因为早在1933年，他主持的沁园燃料研究室就开始了植物油提取动力燃料油的研究，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用，而主持这项研究课题的宾果此时远在美国，于是这个炼油的任务就落在了学化工燃料出身的金开英身上。
建厂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土地。金开英初到四川时，因为人地生疏，颇感困惑。有一天，在路上巧遇清华同学王德郅，他的好友黄明安是四川首富，便介绍给金氏；事又凑巧，金开英因曾为黄氏做过煤矿分析而有旧交。黄先生知道金开英要找土地建厂的事后，主动帮忙，请其姻亲将位于重庆郊区的一块地卖给了油厂，因此土地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该厂自炼的油品很快上市，缓解了后方油荒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桐油的销路问题，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油厂。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日益突出，工厂扩建又成了当务之急。可此时资源委员会又缺乏资金，于是寻求与兵工署合作，双方各出资一半。1939年8月，植物油提炼轻油工厂改称“动力油料厂”，仍由金开英任厂长。该厂厂务行政部门设有四个科，分别是总务科（科长邹明）、业务科（科长孙越骥）、工程科（科长叶树滋）、会计科（科长林强），孙越骥兼任工厂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动力油料厂的炼制原料很广，并不仅限于桐油，而是各种植物油（如菜油）都包括在内；产品则有汽油、煤油、柴油和刹车油等。当时还有个很有趣的笑话，有人问：“什么油可以裂炼？”金开英开玩笑说：“凡是称作油的都能炼出汽油来，只有
一样例外，那就是酱油！”其豁达幽默可见一斑。
人定胜天玉门油矿尽管通过植物油提炼轻油的方法可行，一时间国内也出现了好几家类似的工厂，但就全国的需求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拥有自己的石油工业。国民政府为开辟新的油源，积极地在西南、西北各省勘探石油资源，结果地质勘探专家们把目光锁定在了玉门的老君庙。
玉门油矿第一座油槽玉门油矿的矿区老君庙是一个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的不毛之地，到处是戈壁荒漠，交通极为不便；何况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无论是资金、设备、技术都艰难万状，所以创业之艰，实出人想象之外。正是在如此艰巨的条件下，我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
1938年8月，甘肃油矿筹备处正式成立。次年3月，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甘肃油矿筹备处利用一台从延长运来的老式顿钻机开凿了第一口油井。
1940年，甘肃油矿局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订约负责炼油。
后来由于运输不便，又鉴于金开英在动力油料厂的成绩卓著，政府索性改派他承办玉门炼油厂的工程。金开英不计名利，欣然领命，离开事业有成的重庆，再次白手起家。
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局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合并成立甘肃油矿局，隶属于资源委员会，由孙越崎出任总经理。甘肃油矿局是一个由政府出资的庞大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生产单位是驻留老君庙的矿场和炼厂。矿场负责石油的勘探和开采，由著名地质勘探专家严爽任矿长。炼厂负责原油的炼制和各种油品的生产，由金开英出任首任厂长，这一年他正好40岁。
老君庙矿场旧影金开英负责的炼厂又分为东、西两厂，以石油河分界。靠近圆门宿舍的一边是东厂，建造较早，但设备为较陈旧的甑状炼炉，一共有四座。西厂则较宽大，建有
二组甑状炼炉和一座管状炼炉。那时的炼油方法是手工操作，原油在夏天用桶子挑，在冬天用箩筐抬，把它注入预热池内，先把它加热熔化为可以流动的液体，然后用人工操作的手摇泵加入炼油锅，加热到一定温度，让汽油和煤油、柴油分别蒸馏提出，然后让锅子冷却取出剩余的渣油，真是一切因陋就简。
由于设备缺乏，早在炼油厂筹备之初，金开英就派遣动力油料厂的主任工程师萧之谦前往美国购买一批新式的炼油机器和配套设备。然而，从美国购来的设备却无法从中国沿海登陆。
当时中国对外进出口只有西南一途，且运力交通都极有限，进口的物资往往要在沿途仓库中等待很长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美英法等国的亚洲殖民地，香港、仰光等地相继沦陷。此批设备虽然经过竭力抢运，但大部分机械还是陷于敌手或毁于战火之中，在缅甸损失的设备总共有两千余吨。后来抢运出来的一点物资，也仅能勉强拼凑成四架钻机，炼油设备则根毛未剩。
为解燃眉之急，金开英尽全力搜罗了国内一些钢管钢材，订购了车床闸门等，自行设计制造了釜式蒸馏炼油炉，从事生产。在他的主持下，玉门油厂的产量逐年提高，抗战时期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凡所用汽油多赖其供应。
尽管创业之始困难重重，但甘肃油矿局还是提出了1942年产量比上一年提高9倍，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宏大目标。翁文灏（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亲到玉门视察，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孙越崎、金开英、严爽等人率领全体科技人员、矿地工人全力奋战，于11月提前完成当年目标，为抗日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
玉门老君庙发生的两次大的灾难，一次是水灾，几乎冲垮了炼厂；一次是火灾，几乎烧垮了矿区。尤其是那场大火发生时，正值蒋介石到老君庙视察，真可谓惊心动魄。
1942年8月发生的大火，肇因乃是1941年10月的井喷。火灾于8月24日发生，几乎烧毁了半个矿场。26日忽然接到蒋介石要来矿区视察的消息，致使矿区在惶乱之余又多了一重严峻的考验。幸而，那一天油矿局的表现非常好，非但前一天火灾的遗迹完全掩灭，而且蒋介石自酒泉来矿的途中，还看到数十辆卡车运油外出，矿场的八号油井进行了喷油表演，山下的炼厂则如常炼油。总经理孙越崎、矿长严爽和厂长金开英的演示文稿和对答也很得体。在亲眼目睹之下，蒋介石终于认为甘肃油矿局的工作人员在如此困苦的环境下能开创中国唯一的石油企业实属不易，对广大石油职工深表慰问和嘉勉。
对于蒋介石的这次玉门之行，金开英曾回忆说，“蒋委员长等人看到政府投入的钱没有白费，所以甘肃油矿局在以后数年玉门油矿局办公大楼内的预算都能顺利通过，各方对甘肃油矿局也都另眼相待，不再阻梗，这也是甘肃油矿局向成功迈进中的一次转机；但在他来之前，刚发生过火灾，我们确实十分紧张……” 金开英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前排右三）整个抗战期间，玉门油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日机轰炸、1942年井喷大火和1943年的特大洪水等重重艰难险阻，
1939年到1945年间，共实现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今天来看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给抗战增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玉门油矿培养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队伍，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此时，金开英的妻儿老母正在千里之遥的北平，在日寇的铁蹄下煎熬。1943年，他的长女蔚斯冲破日军的封锁线，万里寻父来到老君庙，金开英已不认得他的爱女。他要尽父亲的责任，送女儿到重庆读书，因工资微薄，竟无钱凑足路费、学费，只好卖掉他的英文打字机。
在玉门的五年时间里，金开英孑身一人住在一间被称作“圆门宿舍”的小屋里，唯有烟斗和无线电广播为伴。他只能遥望东方，将思念融入戈壁的黄沙、祁连的白雪。可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至1945年他离开老君庙时，玉门油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座相对完备的工业化炼油厂。半个世纪后，他被海峡两岸的石油人士称作“中国炼油第一人”。
呕心沥血中油公司经过中国军民长达八年的努力，1945年我国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年秋天，金开英奉命接管日伪遗留在台湾及东北的石油事业，出任接管委员会主任监理委员。他南北奔波，凭其科学管理及治事方法，事情办得有条不紊。
日军占据台湾时期，有两个油矿公司，一个是“帝国石油”，另一个是“日本矿业”。当时台湾的油气年生产量是天然气每日4万立方米，炼油每日3000桶，但经轰炸，已遭受严重破坏。
金开英带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赴台，抢先修复了废墟中的高雄炼油厂，将其并入后来的中国石油公司，实现了我国石油事业的大一统。而这部分赴台的技术人员大多来自玉门油厂，后来又都成了骨干，为台湾石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有人说中国“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
台湾的接收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已是
1946年初。此时，金开英才得以回到北平的家中，这是抗战爆发以后他第一次与家金开英考察台湾苗栗出矿坑（左三）人团聚。可才住了几天，他又接到电令，资源委员会要转赴东北负责处理石油接管事宜；于是，他又日夜兼程赶赴辽宁。金开英先后接管了锦州合成燃料厂、锦西炼油厂、四平街高压氢化厂、吉林永吉炼油厂等石油企业。
随着政府接收的石油企业逐渐增多，为了整合全国各地的石油事业，同时防止国外石油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翁文灏、金开英等人倡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石油领导机构——中国石油公司来统一领导我国的石油事业。
这个提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46年6月1日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成立，总部设在江西路131号，由翁文灏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总经理之下设四名分管具体事务的协理，分别是负责总务和财务的张兹闿、负责矿务的严爽、负责炼务及材料的金开英和负责业务的郭可铨，这些人都是中国石油界的元老。
1990年，89岁的金开英在回忆中国石油公司的创建过程和主要人物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现在这些元老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一个。” 中国石油公司成立后，即改组之前拥有的石油事业，除了原有的四川油矿勘探处没有变动外，战时设立的甘肃油矿局改组为甘青分公司；台湾石油筹备处予以结束，分别成立高雄炼油厂、台湾油矿勘探处、台湾营业所、新竹研究所；上海炼油厂筹备处裁撤，改制为各地营业所；东北所接收的石油事业单位则合并为东北炼油厂，《枇杷飞雀》（金勤伯）除锦西炼油厂外，另辖永吉、四平、锦州三个分厂；全部隶属于资源委员会。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金开英随中国石油公司迁至台湾，并升任总经理。自此开始主持台湾石油事业的发展，这一年金氏48岁。
他的前半生为开发大陆的石油事业呕心沥血，后半生又为发展台湾的石油事业倾尽心力。
金开义画马图金开英在台湾秉持中油公司在上海成立后所制定的工作方针，四处奔走，稳步推进。先买油，做买卖，赚了钱后用来修复并建造炼油厂，之后买原油来提炼，炼了再做买卖，赚了钱再做勘探的工作。中油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
金开英曾说：“当时由于经济封锁，要买原油很不容易，可说是四处碰壁，最后总算找到一家英伊石油公司愿卖油给我们，于是开始更新高雄炼油厂的设备。”后来又从海湾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借到了270万美金的低息贷款，向美国采购了一套TCC触媒裂解设备及一套铂触媒重组设备，初步完成了高雄炼油厂的设备更新计划。
在勘探方面，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经营石油勘探并不成功，但金开英坚信台湾的石油勘探不可一日或废。中油公司每年都投入不少资金花在地质勘探上，并且广罗地质、地球物理人才，在全台各地调查地质、分期勘探。1959年在苗栗锦水终于发现了深层天然气。金开英邀请美国莫比油公司及联合化学公司与中油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慕华化学公司，在苗栗建厂生产尿素肥料，以利农作。此后又在高雄、新竹外海发现了海底油气，台湾的石油工业日渐壮大。直到1985年，苗栗探采研究中心在金开英退休24年后犹不忘其功业，以他的字“公弢”命名了新建的大楼，做为纪念。
1996年台湾苗栗举办的石油事业奠基人铜像揭幕仪式（中坐者为金开英，时年95岁）
1961年，年满60岁的金开英自中油公司总经理职位上退休后，仍然治公不歇，接受中国技术服务社的邀请出任董事长，大力倡导石化发展。他在中技社期间有两大建树：其一，中技社为财团法人组织，与办理工程之营利事业目标不符，乃将业务部分划出，成立中鼎工程公司。中鼎配合政府及民间各项投资计划，业务突飞猛进，在国际间声誉卓著。中技社则成立各项服务团，为岛内工业提供咨询，增进绩效，普受业者肯定。其
二，6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起飞，石化加工业务蓬勃发展，建立轻油裂解工场以推动石化工业之时机已告成熟。金氏乃在中技社开办“石油化学工业研讨会”，邀约工业界人士参加，聘请石化专家讲解，自此一轻、二轻、三轻、四轻等相继推出，台湾石化工业因而蓬勃发展。
为感念金先生筚路蓝缕的扶持之功，台湾的中油公司特借成立50周年纪念之机，于1996年5月14日在台湾钻探的第一口油井——台湾苗栗的出坑矿场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尊奉先生为台湾“石油事业之奠基者”，以供瞻仰。一座面目传神的金开英半身铜像由九五高龄的金先生亲自揭开红绸。
培育人才心系两岸金开英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早在抗战前，他就在社会上招考一批大学生充实到燃料研究队伍中；之后又为动力油料厂、甘肃油矿局、中国石油公司承揽了大批专业人才。为了避免形成“小团体”，他总是招收不同学校的学生，并把人员分成“技术型”和“经理型”，为新进的人员开设培训班，总是尽量给每个人展示及实践的机会，引导他们向各自的方向发展，可谓知人善任。
到了台湾以后，他对人才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就拿中油公司与海湾公司（包括后来的莫比石油公司）购买原油这件事来说，当时每桶油大约有两分美金的佣金，由于量大合同期长，这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但金开英却对海湾公司说：“这笔钱我们经手单位不拿，你们把这笔钱存起来，每年我们送中油的人员来美国受训，旅费我们自己出，在美国一切的培训费用由你们负责。”通过这种方式，中油公司为自己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为中国石油公司成为台湾最大企业（世界500强之一）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台湾石油专业方面的人才大多是金开英的徒子徒孙。
1969年，“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先生倡议成立一所专门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学校，得到了金开英等人的积极响应，金受托出任该校筹备处主任。经过他的努力，该校于1972年完成建校，定名为“联合工专”（即现在的“国立联合大学”之前身），金开英被聘为第一任董事长，此后连任四届，直至1985年退休。
1991年，台湾的中国技术服务社和中国化学工程学会设立了“金开英先生奖学金”及“金开英奖”，以此表彰这位90岁的老人在促进石油工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杰出成就。
虽然金开英后来定居台湾，但他一直挂念着祖国大陆，挂念着玉门老君庙，挂念着大陆的老油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两岸开放，各项交流开始增加，晚年的金开英又开始以他的影响力为增进两岸石油界交流而努力奔走。
80年代末，金开英趁“世界石油大会”在大陆召开之机，委托与会的台湾代表董世芬、程志新等人将“公弢杯”棒球赛的纪念品分赠大陆的老油人。两岸进一步开放以后，在他的大力支持和促进下，台湾和旅美老油人曾三次组团访问大陆；而大陆的油人也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两次访问台湾，金开英都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并不顾年事已高，亲自陪同参观考察。
1998年是玉门油矿建矿60周年纪念，相关部门决定9月在甘肃玉门举办盛大的纪念庆祝活动，计划邀请当年开发建设玉
1993年金开英（前排左四）参加两岸老油人联谊会门油矿的老油人参加。为此，时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的刘世洲先生特意赶赴台湾，拜会并邀请当时唯一健在的、当年开发玉门油矿的元勋、首任炼油厂厂长金开英先生，希望这位老前辈能参加这个盛典，并向他颁发了“玉门石油管理局荣誉职工”的证书。
金开英一家五代同堂（左一为金开英，中坐者为其母徐氏，时年101岁）这激起了金开英对玉门的无限深情，他专门召集在台的老油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寻根叙旧，共庆玉门六十华诞，并制成录像带赠给大陆的老油人。但由于金老先生已经97岁高龄，行动不便，无法成行。他便请台湾老油人虞德麟向大陆同仁问候，并以个人的名义将刻有“纪念”字样的金币送给大陆老油人；又委托老油人冯宗道撰写了一篇《玉门颂》刻在镀金牌匾上，作为贺礼，送给玉门。颂文里这样写道：………… 一九三八年玉门油矿成立于国家危难之际，筚路蓝缕，排除万难，探获油田，兴建炼厂，开我国石油工业之先河，创人定胜天之范模；六十年来，开拓创新，永葆青春，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自强不息，成绩斐然，人所同钦。
海峡两岸石油工业，暨石油化学工业，蓬勃兴起，绩效技术，直追欧美，蔚然而为工矿业中之奇葩。然饮水思源，玉门油矿实为我国石油工业之发源地，当年老君庙辛勤培育之幼苗，即今日枝叶婆娑，国家经济支柱之大树。
旅居台湾及北美洲之玉门老油人，昔年弱冠投荒，于役矿区，今欣逢玉门油矿成立六十周年，皓首重临，倍感亲切荣欣。英年已九七，不克亲趋恭贺，唯能遥祝盛典，共献芜辞，敬以为颂。
金开英暨旅台及北美洲玉门老油人同敬贺一九九八年八月读罢这篇充满真挚情感的颂词，祁连山为之动容，石油河为之欢腾。应该说这段颂文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而且道出了
一个基本事实，即两岸石油事业同根同源，玉门老君庙乃我国真正的石油事业之始。
然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两岸的油人在玉门共同庆祝的时候，却传来了金先生因脑溢血入院治疗的消息。原来，自从台湾的老油人出发后，他思念大陆，往事如烟，心潮起伏，致使老人病发，昏迷不醒，延至1999年5月，终因年事已高而不治，享年98岁。
我一直认为金开英是金家最出彩、最有作为的人物。虽然金家向来不乏能人，但却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执国家经济命脉，也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成为某一领域的大家，更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扮演了科学家、企业家、官僚（他当过“司长”和“经合会”委员）、教育业者（当过老师和学校董事长）等众多角色。
而我更愿意将其当成一个科学家来看，事实上，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他都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呕心沥血，为海峡两岸的能源供应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通电中外，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
历史学家在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这是场为资源而战的战争。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丹尼尔·耶金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巨著《石油·金钱·权力》一书中，更坦直地说，是为石油而战。石油，成了一个国家国力和战争能力的重要参数。
当时中国的燃料油基本上依赖进口。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洋油一时断绝，中日两国军队力量对比出现了更大的差距。
为了解决燃料的不足，大后方的人民想尽了一切办法。为了供应前方燃料，国营私营企业掀起了一阵大办酒精厂的热潮，以酒精替代汽油。大西南相继建造了62座酒精厂，但由于质量不高，对发动机的腐蚀非常严重。一方面金绍堂长子金开英是国外的汽油进不来，而以酒精替代汽油又不理想；另一方面是国内的桐油因无法外销而大量积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试图谋求动力油料自给，欲以西南之桐油提炼汽油，着手组建植物油提炼动力油料厂。
在这个危难之际，人才成了关键因素，谁能挑起这个重担？人们想到了刚从欧洲考察回国的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金开英（字公弢）。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深秋的一天，南浔的“小金山”承德堂里一片忙碌，二少奶奶徐氏正要临盆。到了傍晚，随着一声男婴响亮的啼哭，全家立刻沉浸在无限喜悦之中，金氏家族“开”字辈中又添了一名壮丁。而此时，孩子的父亲金绍堂正在万里之外的英国求学，故而取名“开英”以示纪念。谁会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竟会成为开创我国石油炼制事业的菁英。
金开英的童年时代在南浔度过，自小就从父亲学习竹刻，故亦能画擅刻，还向英语水平最好的三叔学英语，辛亥革命后随父亲去了上海。金绍堂对儿子的教育十分重视，不仅自己充任启蒙老师，待儿子稍长更是不惜重金聘请了三位名师来家里做一对一的教学。一人教国文，一人教数学，一人教物理、史地等格致之学。十年的私塾教育为金开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金开英自清华学校毕业，公费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其在清华后四年高等科主修的是经济，但他的兴趣偏好理工，所以赴美后即改习化工并直接入大学二年级攻读。三年后，金开英在威斯康辛大学取得了理学士学位，当年即学成归国。
他回国后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去北京的一所美国学校教化学，沁园燃料研究室内一角又在北平大学教授工业化学，如是大约一年时间，对就业环境不是十分满意。由于当时清华公费留学的期限是五年，金开英尚有余额可用，于是他自备旅费，再度赴美留学。此次入的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仍习化工。
1940年金开英（前排右一）与动力油料厂三位课长合影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金开英师从J.J.MORGAN教授，专攻燃料研究；两年后，他在化学部门取得了工程师和硕士的学位，又在Bureau of Mine实习了三个月。正在此时，金开英收到了他
三叔的来信，希望他回国主持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所以他就于1931年束装回国了。
地质调查所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名科学家黄汲清院士曾说：“中国官办的科学事业，最早的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1930年，地质调查所想建立一个燃料研究机构，然苦于既无场地也无经费。当时的所长丁文江乃向好友、实业家金绍基募捐，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叔初先生毅然决定捐五万银元建造
一幢三层大楼，供学术研究之用，并以其父金焘的字号“沁园”命名。金开英在美专攻燃料研究，回国后就出任了沁园燃料研究室的主任，开始了他与碳氢化合物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他的第一件工作是把地质调查所取自全国各地的煤和油的样本加以分析，汇集成册，由地质调查所出版。如《中国石油之成分》、《中国各省煤质分析》、《中国各省燃料分析》等一系列研究报告，都是在金开英的主持下完成的。今天我们还能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找到这些珍贵资料。
当时的研究风气很盛，一群年轻人都你争我赶，刻苦钻研。据金开英忆述，当时研究室主要有
四个研究主题：一是低温蒸馏，就是把煤干馏，分成轻重不同的油和焦炭，由萧之谦主持。二是轻油合成，将一氧化碳与氢用触媒合成为汽油，由熊尚元主持。三是氢化石炭，即氢化煤，由金开英主持。四是植物油提炼成轻油，由宾果主持。这些研究，尤其是植物油提炼成轻油的研究，后来更是派上了大用场。
金绍堂刻古木寒鸦垂枝扇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决定将地质调查所从北平搬迁到南京，新任所长翁文灏在考虑再三后，决定将一切的迁播业务，包括新厦建设、设备采购、室内布置等事项全权交由金开英负责，由此可见翁文灏对他的信任。193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搬迁到了南京新址，金开英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其独特的经营管理才华。
正当地质调查所的各项科研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却在向中国慢慢走来。1937年8月，当金开英第二次从欧洲考察煤、油之后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
1938年金开英临危受命，出任资源委员会植物油提炼轻油工厂厂长。
为何选择金开英？因为早在1933年，他主持的沁园燃料研究室就开始了植物油提取动力燃料油的研究，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用，而主持这项研究课题的宾果此时远在美国，于是这个炼油的任务就落在了学化工燃料出身的金开英身上。
建厂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土地。金开英初到四川时，因为人地生疏，颇感困惑。有一天，在路上巧遇清华同学王德郅，他的好友黄明安是四川首富，便介绍给金氏；事又凑巧，金开英因曾为黄氏做过煤矿分析而有旧交。黄先生知道金开英要找土地建厂的事后，主动帮忙，请其姻亲将位于重庆郊区的一块地卖给了油厂，因此土地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该厂自炼的油品很快上市，缓解了后方油荒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桐油的销路问题，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油厂。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日益突出，工厂扩建又成了当务之急。可此时资源委员会又缺乏资金，于是寻求与兵工署合作，双方各出资一半。1939年8月，植物油提炼轻油工厂改称“动力油料厂”，仍由金开英任厂长。该厂厂务行政部门设有四个科，分别是总务科（科长邹明）、业务科（科长孙越骥）、工程科（科长叶树滋）、会计科（科长林强），孙越骥兼任工厂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动力油料厂的炼制原料很广，并不仅限于桐油，而是各种植物油（如菜油）都包括在内；产品则有汽油、煤油、柴油和刹车油等。当时还有个很有趣的笑话，有人问：“什么油可以裂炼？”金开英开玩笑说：“凡是称作油的都能炼出汽油来，只有
一样例外，那就是酱油！”其豁达幽默可见一斑。
人定胜天玉门油矿尽管通过植物油提炼轻油的方法可行，一时间国内也出现了好几家类似的工厂，但就全国的需求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拥有自己的石油工业。国民政府为开辟新的油源，积极地在西南、西北各省勘探石油资源，结果地质勘探专家们把目光锁定在了玉门的老君庙。
玉门油矿第一座油槽玉门油矿的矿区老君庙是一个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的不毛之地，到处是戈壁荒漠，交通极为不便；何况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无论是资金、设备、技术都艰难万状，所以创业之艰，实出人想象之外。正是在如此艰巨的条件下，我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
1938年8月，甘肃油矿筹备处正式成立。次年3月，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甘肃油矿筹备处利用一台从延长运来的老式顿钻机开凿了第一口油井。
1940年，甘肃油矿局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订约负责炼油。
后来由于运输不便，又鉴于金开英在动力油料厂的成绩卓著，政府索性改派他承办玉门炼油厂的工程。金开英不计名利，欣然领命，离开事业有成的重庆，再次白手起家。
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局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合并成立甘肃油矿局，隶属于资源委员会，由孙越崎出任总经理。甘肃油矿局是一个由政府出资的庞大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生产单位是驻留老君庙的矿场和炼厂。矿场负责石油的勘探和开采，由著名地质勘探专家严爽任矿长。炼厂负责原油的炼制和各种油品的生产，由金开英出任首任厂长，这一年他正好40岁。
老君庙矿场旧影金开英负责的炼厂又分为东、西两厂，以石油河分界。靠近圆门宿舍的一边是东厂，建造较早，但设备为较陈旧的甑状炼炉，一共有四座。西厂则较宽大，建有
二组甑状炼炉和一座管状炼炉。那时的炼油方法是手工操作，原油在夏天用桶子挑，在冬天用箩筐抬，把它注入预热池内，先把它加热熔化为可以流动的液体，然后用人工操作的手摇泵加入炼油锅，加热到一定温度，让汽油和煤油、柴油分别蒸馏提出，然后让锅子冷却取出剩余的渣油，真是一切因陋就简。
由于设备缺乏，早在炼油厂筹备之初，金开英就派遣动力油料厂的主任工程师萧之谦前往美国购买一批新式的炼油机器和配套设备。然而，从美国购来的设备却无法从中国沿海登陆。
当时中国对外进出口只有西南一途，且运力交通都极有限，进口的物资往往要在沿途仓库中等待很长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美英法等国的亚洲殖民地，香港、仰光等地相继沦陷。此批设备虽然经过竭力抢运，但大部分机械还是陷于敌手或毁于战火之中，在缅甸损失的设备总共有两千余吨。后来抢运出来的一点物资，也仅能勉强拼凑成四架钻机，炼油设备则根毛未剩。
为解燃眉之急，金开英尽全力搜罗了国内一些钢管钢材，订购了车床闸门等，自行设计制造了釜式蒸馏炼油炉，从事生产。在他的主持下，玉门油厂的产量逐年提高，抗战时期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凡所用汽油多赖其供应。
尽管创业之始困难重重，但甘肃油矿局还是提出了1942年产量比上一年提高9倍，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宏大目标。翁文灏（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亲到玉门视察，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孙越崎、金开英、严爽等人率领全体科技人员、矿地工人全力奋战，于11月提前完成当年目标，为抗日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
玉门老君庙发生的两次大的灾难，一次是水灾，几乎冲垮了炼厂；一次是火灾，几乎烧垮了矿区。尤其是那场大火发生时，正值蒋介石到老君庙视察，真可谓惊心动魄。
1942年8月发生的大火，肇因乃是1941年10月的井喷。火灾于8月24日发生，几乎烧毁了半个矿场。26日忽然接到蒋介石要来矿区视察的消息，致使矿区在惶乱之余又多了一重严峻的考验。幸而，那一天油矿局的表现非常好，非但前一天火灾的遗迹完全掩灭，而且蒋介石自酒泉来矿的途中，还看到数十辆卡车运油外出，矿场的八号油井进行了喷油表演，山下的炼厂则如常炼油。总经理孙越崎、矿长严爽和厂长金开英的演示文稿和对答也很得体。在亲眼目睹之下，蒋介石终于认为甘肃油矿局的工作人员在如此困苦的环境下能开创中国唯一的石油企业实属不易，对广大石油职工深表慰问和嘉勉。
对于蒋介石的这次玉门之行，金开英曾回忆说，“蒋委员长等人看到政府投入的钱没有白费，所以甘肃油矿局在以后数年玉门油矿局办公大楼内的预算都能顺利通过，各方对甘肃油矿局也都另眼相待，不再阻梗，这也是甘肃油矿局向成功迈进中的一次转机；但在他来之前，刚发生过火灾，我们确实十分紧张……” 金开英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前排右三）整个抗战期间，玉门油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日机轰炸、1942年井喷大火和1943年的特大洪水等重重艰难险阻，
1939年到1945年间，共实现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今天来看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给抗战增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玉门油矿培养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队伍，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此时，金开英的妻儿老母正在千里之遥的北平，在日寇的铁蹄下煎熬。1943年，他的长女蔚斯冲破日军的封锁线，万里寻父来到老君庙，金开英已不认得他的爱女。他要尽父亲的责任，送女儿到重庆读书，因工资微薄，竟无钱凑足路费、学费，只好卖掉他的英文打字机。
在玉门的五年时间里，金开英孑身一人住在一间被称作“圆门宿舍”的小屋里，唯有烟斗和无线电广播为伴。他只能遥望东方，将思念融入戈壁的黄沙、祁连的白雪。可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至1945年他离开老君庙时，玉门油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座相对完备的工业化炼油厂。半个世纪后，他被海峡两岸的石油人士称作“中国炼油第一人”。
呕心沥血中油公司经过中国军民长达八年的努力，1945年我国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年秋天，金开英奉命接管日伪遗留在台湾及东北的石油事业，出任接管委员会主任监理委员。他南北奔波，凭其科学管理及治事方法，事情办得有条不紊。
日军占据台湾时期，有两个油矿公司，一个是“帝国石油”，另一个是“日本矿业”。当时台湾的油气年生产量是天然气每日4万立方米，炼油每日3000桶，但经轰炸，已遭受严重破坏。
金开英带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赴台，抢先修复了废墟中的高雄炼油厂，将其并入后来的中国石油公司，实现了我国石油事业的大一统。而这部分赴台的技术人员大多来自玉门油厂，后来又都成了骨干，为台湾石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有人说中国“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
台湾的接收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已是
1946年初。此时，金开英才得以回到北平的家中，这是抗战爆发以后他第一次与家金开英考察台湾苗栗出矿坑（左三）人团聚。可才住了几天，他又接到电令，资源委员会要转赴东北负责处理石油接管事宜；于是，他又日夜兼程赶赴辽宁。金开英先后接管了锦州合成燃料厂、锦西炼油厂、四平街高压氢化厂、吉林永吉炼油厂等石油企业。
随着政府接收的石油企业逐渐增多，为了整合全国各地的石油事业，同时防止国外石油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翁文灏、金开英等人倡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石油领导机构——中国石油公司来统一领导我国的石油事业。
这个提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46年6月1日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成立，总部设在江西路131号，由翁文灏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总经理之下设四名分管具体事务的协理，分别是负责总务和财务的张兹闿、负责矿务的严爽、负责炼务及材料的金开英和负责业务的郭可铨，这些人都是中国石油界的元老。
1990年，89岁的金开英在回忆中国石油公司的创建过程和主要人物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现在这些元老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一个。” 中国石油公司成立后，即改组之前拥有的石油事业，除了原有的四川油矿勘探处没有变动外，战时设立的甘肃油矿局改组为甘青分公司；台湾石油筹备处予以结束，分别成立高雄炼油厂、台湾油矿勘探处、台湾营业所、新竹研究所；上海炼油厂筹备处裁撤，改制为各地营业所；东北所接收的石油事业单位则合并为东北炼油厂，《枇杷飞雀》（金勤伯）除锦西炼油厂外，另辖永吉、四平、锦州三个分厂；全部隶属于资源委员会。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金开英随中国石油公司迁至台湾，并升任总经理。自此开始主持台湾石油事业的发展，这一年金氏48岁。
他的前半生为开发大陆的石油事业呕心沥血，后半生又为发展台湾的石油事业倾尽心力。
金开义画马图金开英在台湾秉持中油公司在上海成立后所制定的工作方针，四处奔走，稳步推进。先买油，做买卖，赚了钱后用来修复并建造炼油厂，之后买原油来提炼，炼了再做买卖，赚了钱再做勘探的工作。中油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
金开英曾说：“当时由于经济封锁，要买原油很不容易，可说是四处碰壁，最后总算找到一家英伊石油公司愿卖油给我们，于是开始更新高雄炼油厂的设备。”后来又从海湾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借到了270万美金的低息贷款，向美国采购了一套TCC触媒裂解设备及一套铂触媒重组设备，初步完成了高雄炼油厂的设备更新计划。
在勘探方面，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经营石油勘探并不成功，但金开英坚信台湾的石油勘探不可一日或废。中油公司每年都投入不少资金花在地质勘探上，并且广罗地质、地球物理人才，在全台各地调查地质、分期勘探。1959年在苗栗锦水终于发现了深层天然气。金开英邀请美国莫比油公司及联合化学公司与中油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慕华化学公司，在苗栗建厂生产尿素肥料，以利农作。此后又在高雄、新竹外海发现了海底油气，台湾的石油工业日渐壮大。直到1985年，苗栗探采研究中心在金开英退休24年后犹不忘其功业，以他的字“公弢”命名了新建的大楼，做为纪念。
1996年台湾苗栗举办的石油事业奠基人铜像揭幕仪式（中坐者为金开英，时年95岁）
1961年，年满60岁的金开英自中油公司总经理职位上退休后，仍然治公不歇，接受中国技术服务社的邀请出任董事长，大力倡导石化发展。他在中技社期间有两大建树：其一，中技社为财团法人组织，与办理工程之营利事业目标不符，乃将业务部分划出，成立中鼎工程公司。中鼎配合政府及民间各项投资计划，业务突飞猛进，在国际间声誉卓著。中技社则成立各项服务团，为岛内工业提供咨询，增进绩效，普受业者肯定。其
二，6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起飞，石化加工业务蓬勃发展，建立轻油裂解工场以推动石化工业之时机已告成熟。金氏乃在中技社开办“石油化学工业研讨会”，邀约工业界人士参加，聘请石化专家讲解，自此一轻、二轻、三轻、四轻等相继推出，台湾石化工业因而蓬勃发展。
为感念金先生筚路蓝缕的扶持之功，台湾的中油公司特借成立50周年纪念之机，于1996年5月14日在台湾钻探的第一口油井——台湾苗栗的出坑矿场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尊奉先生为台湾“石油事业之奠基者”，以供瞻仰。一座面目传神的金开英半身铜像由九五高龄的金先生亲自揭开红绸。
培育人才心系两岸金开英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早在抗战前，他就在社会上招考一批大学生充实到燃料研究队伍中；之后又为动力油料厂、甘肃油矿局、中国石油公司承揽了大批专业人才。为了避免形成“小团体”，他总是招收不同学校的学生，并把人员分成“技术型”和“经理型”，为新进的人员开设培训班，总是尽量给每个人展示及实践的机会，引导他们向各自的方向发展，可谓知人善任。
到了台湾以后，他对人才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就拿中油公司与海湾公司（包括后来的莫比石油公司）购买原油这件事来说，当时每桶油大约有两分美金的佣金，由于量大合同期长，这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但金开英却对海湾公司说：“这笔钱我们经手单位不拿，你们把这笔钱存起来，每年我们送中油的人员来美国受训，旅费我们自己出，在美国一切的培训费用由你们负责。”通过这种方式，中油公司为自己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为中国石油公司成为台湾最大企业（世界500强之一）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台湾石油专业方面的人才大多是金开英的徒子徒孙。
1969年，“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先生倡议成立一所专门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学校，得到了金开英等人的积极响应，金受托出任该校筹备处主任。经过他的努力，该校于1972年完成建校，定名为“联合工专”（即现在的“国立联合大学”之前身），金开英被聘为第一任董事长，此后连任四届，直至1985年退休。
1991年，台湾的中国技术服务社和中国化学工程学会设立了“金开英先生奖学金”及“金开英奖”，以此表彰这位90岁的老人在促进石油工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杰出成就。
虽然金开英后来定居台湾，但他一直挂念着祖国大陆，挂念着玉门老君庙，挂念着大陆的老油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两岸开放，各项交流开始增加，晚年的金开英又开始以他的影响力为增进两岸石油界交流而努力奔走。
80年代末，金开英趁“世界石油大会”在大陆召开之机，委托与会的台湾代表董世芬、程志新等人将“公弢杯”棒球赛的纪念品分赠大陆的老油人。两岸进一步开放以后，在他的大力支持和促进下，台湾和旅美老油人曾三次组团访问大陆；而大陆的油人也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两次访问台湾，金开英都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并不顾年事已高，亲自陪同参观考察。
1998年是玉门油矿建矿60周年纪念，相关部门决定9月在甘肃玉门举办盛大的纪念庆祝活动，计划邀请当年开发建设玉
1993年金开英（前排左四）参加两岸老油人联谊会门油矿的老油人参加。为此，时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的刘世洲先生特意赶赴台湾，拜会并邀请当时唯一健在的、当年开发玉门油矿的元勋、首任炼油厂厂长金开英先生，希望这位老前辈能参加这个盛典，并向他颁发了“玉门石油管理局荣誉职工”的证书。
金开英一家五代同堂（左一为金开英，中坐者为其母徐氏，时年101岁）这激起了金开英对玉门的无限深情，他专门召集在台的老油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寻根叙旧，共庆玉门六十华诞，并制成录像带赠给大陆的老油人。但由于金老先生已经97岁高龄，行动不便，无法成行。他便请台湾老油人虞德麟向大陆同仁问候，并以个人的名义将刻有“纪念”字样的金币送给大陆老油人；又委托老油人冯宗道撰写了一篇《玉门颂》刻在镀金牌匾上，作为贺礼，送给玉门。颂文里这样写道：………… 一九三八年玉门油矿成立于国家危难之际，筚路蓝缕，排除万难，探获油田，兴建炼厂，开我国石油工业之先河，创人定胜天之范模；六十年来，开拓创新，永葆青春，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自强不息，成绩斐然，人所同钦。
海峡两岸石油工业，暨石油化学工业，蓬勃兴起，绩效技术，直追欧美，蔚然而为工矿业中之奇葩。然饮水思源，玉门油矿实为我国石油工业之发源地，当年老君庙辛勤培育之幼苗，即今日枝叶婆娑，国家经济支柱之大树。
旅居台湾及北美洲之玉门老油人，昔年弱冠投荒，于役矿区，今欣逢玉门油矿成立六十周年，皓首重临，倍感亲切荣欣。英年已九七，不克亲趋恭贺，唯能遥祝盛典，共献芜辞，敬以为颂。
金开英暨旅台及北美洲玉门老油人同敬贺一九九八年八月读罢这篇充满真挚情感的颂词，祁连山为之动容，石油河为之欢腾。应该说这段颂文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而且道出了
一个基本事实，即两岸石油事业同根同源，玉门老君庙乃我国真正的石油事业之始。
然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两岸的油人在玉门共同庆祝的时候，却传来了金先生因脑溢血入院治疗的消息。原来，自从台湾的老油人出发后，他思念大陆，往事如烟，心潮起伏，致使老人病发，昏迷不醒，延至1999年5月，终因年事已高而不治，享年98岁。
我一直认为金开英是金家最出彩、最有作为的人物。虽然金家向来不乏能人，但却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执国家经济命脉，也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成为某一领域的大家，更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扮演了科学家、企业家、官僚（他当过“司长”和“经合会”委员）、教育业者（当过老师和学校董事长）等众多角色。
而我更愿意将其当成一个科学家来看，事实上，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他都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呕心沥血，为海峡两岸的能源供应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