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金城留洋诸问题考
  100年多前，有位青年学子从古老的中国来到日不落帝国，进入位于伦敦的高等学府求学。当时的清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国人在几次战败的刺激下，痛定思痛，欲以夷制夷，学习西方文明。谁会想到，这位中国早期的留洋学生，后来竟会成为美术领域炙手可热的领袖人物。
  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画的画家之一，他没有选择西画或者融合之路。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那股声势浩大的反传统浪潮，他没有成为“革命派”，而是高举保护、发扬传统画学的旗帜，坚定不移地站在国粹派的行列，在保护国粹、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就是金家的大少爷——金城。
  金城，原名绍城，字拱北、巩伯，一字经郛、梅生，号北楼，因家滨藕湖，又号藕湖、藕湖渔隐。生于光绪四年戊寅（1878）九月，卒于民国15年（1926）9月，享年49岁。金家能成为艺林名第，金城实乃关键人物。
  湖州向来富庶，人杰地灵，文风鼎盛，于书画青少年时期的金城一道著于世者自三国曹不兴始，历代弗衰，一般士人虽无专门师承，而管弄丹青比比皆是。金城自小喜爱画画。《金拱北先生事略》称其“生有夙慧，幼即嗜丹青，课余握管，辄迥异常人。其乡里士绅富收藏，偶假古人卷册临摹，颇有乱真之概”。他的总角之交、好友丁光煦言：“先生（金城）昆季，尝受业于先大夫，历十余年……光绪丙申岁（1896年，是年金城19岁），先生来郡应童子试……一见即以画扇见贻，是时，先生画名已艳称乡党。”正是这一年，金城科举失败。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年，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金焘“灼于时变，知举子业不足为”，乃尽遣子女游学欧美。20世纪初，在父亲的安排下，金城带着弟妹几人（二弟金绍堂、三弟金绍基、三妹金章）踏上了开赴伦敦的轮船。
  对于金城的留洋经历，2002年出版的《中国名画家全集一金城》中有这样的描述：“1900年金城来到英国伦敦著名的铿司大学，开始了五年的法律和经济专业的学习，对于英语和法律，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忘怀中国书画。”短短的一段话，笔者认为其中有不少细节值得商榷。
  1.金城的留学时间首先是金城留学英国的时间，各种资料上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一是“1900一1905”五年说，二是“1900一1904”四年说，三是“1902一1905”三年说。那么到底哪一种符合史实呢？今人的各种文献对此事缺乏考证，大多沿袭前说，尤以五年说最为盛行。
  由于金城不是公费出国的留学生，因此没有官方档案可供查证；看似无从查考，但我们知道，金城兄妹是集体留洋的，因此可以从其家族中进行查证。
  金城的外甥王世襄（1914一，金城三妹金章之子）在金章的专著《濠梁知乐集》的后记中云：“先母……一九〇〇年随诸舅父留学英国，习西洋美术，一九〇五年归国……”他的说法是五年说。而金城另一个年长的外甥袁荣法（1907一1976，金城二妹金策之子）在《金北楼先生家传》中则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负笈英格兰……岁再旬……游美利坚而归。”这里“岁再旬”是一个概数，虽未点明回国的年份，但他明确指出金城出国的年份是1902年。再来听听与金城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侄子金开英（1902一1999，金城二弟金绍堂之子）的说法：“启程的那一年，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所以命名为‘开英’。”金开英出生于1902年公历11月底，此时金城兄弟已经到达英国，照此推算，金氏兄妹的出国时间不会早于1902年的2月，且不会晚于10月，此年金城25岁。确定了出国的时间，其实就已经可以基本排除前两种说法。
  至于回国的时间，有资料表明，至1904年12月金城尚在英国学习，所以他不可能于该年回国。金城的金城少年习画作品一《秋鹭图》三弟金绍基亦曾有一段叙述可以佐证“余自清光绪乙巳（1905）年游英归”，他应该是和兄长一道回来的（1905年回国时金绍基年仅20岁）。而更为直接的资料是，金城于1905年夏末入仕，出任“上海会审公廨襄谳委员”，并因审理同年12月发生的“黎黄氏一案”而名声大噪，所以他归国的时间不应晚于1905年秋，这一年金城28岁。
  其实，关于金城留学时间最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刻的一方“壮游海外”的篆印，款云：“余自壬寅（1902）讫乙巳（1905）环球一周，身历十国，迹遍三洲，刻印记之。金城”，明确指出了他留学英国及游历三洲十国的起止时间。
   由以上论述可知，金城留学英国的确切时间应为“1902—1905年”。
  2.金城就读的学校、专业及课程弄清了金城留学的时间，再来分析他就读的学校。
  陈宝琛在《金北楼先生墓志铭》中说：……光绪季年，毕业英国大学……”，所谓“英国大学”，只是一个笼统的泛称，并未言明具体是英国的哪所大学。倘若查阅资料，你会在不同的文献上找到多个不同的大学名称，有说“铿司大学”的，有说“肯司大学”的，有说“王家书院”的，有说“英王书院”的，还有说“皇家大学”的，让人莫衷一是。其实问题并不复杂，这几种说法指的是同一所学校，即今天伦敦的king'scollege。“铿司大学”和“肯司大学”是音译，而“王家书院”、“英王书院”和“皇家大学”都是意译。产生这么多校名版本的原因是，当时留英学生太少，官方没有制定统一的译名，因而造成了文献上学校名称的不统一。King'scollege是由英王乔治四世于1829年创立的老牌学院，现仍隶属于伦敦大学。从金城1910年撰写的《十八国游历日记》可知，他们兄弟三人确曾在King'scollege就读，他还在游记中回忆并列出了几位老师的名字。
  至于金城所攻读的专业，则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一为政治经济，二为政法，三为法律，而尤以法律之说最盛。这三种说法表面上似有出入，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当时的专业划分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细致明确，政治、经济、法律在当时的学制上往往是属同一组别的学科，区别并不十分明显。根据King'scollege档案馆答复有关金城（英文名为KungpahT.king）留学该校期间的相关讯息显示：金城虽然于1902年即赴英国留学，然而当时却没有成为king'scollege的正式学生，而是采取选修旁听的学习方式。据校方查到的档案信息可知：金城于1904年6月8日选修化学实验课程一期，同年11月10日继续缴费，再研习化学实验课程一期，此外还选修英语课程二期、现代史课程一期、哲学课程一期等。但在已知的资料中并没有发现金城选修法律课程的记录。而从金城日后从事的工作来看，不能排除金城在1904年以前曾学习过法律课程的可能性。因为他归国后先是出任“上海会审公廨襄谳委员”，之后历任“编订法制馆协修”、“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民政部咨议”，至宣统二年（1910）充任“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制度，写成了《各国司法调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各国监狱制度译略》等有关刑法的著作，这些工作都需要政治，尤其是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
  总之，由于当时的专业划分较粗，金城所研习的专业并不十分明确，也许金城对这几科都有过学习。就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认为“政法”说综合了另两种说法，更合情理，当较为可信。
  3.金城的留学性质及其他前文已述，金城当时并未成为King'scollege的正式学生，他们兄妹几人也没有像正式学生一样住在学校，而是居住在伦敦附近一个叫“勃来格师墩”的市镇，他们向校方登记的地址是50WiltshireRoadBrixtonLondon。由此看来，金城的留学性质属于“游学”。关于这一点，金城《十八国游历日记》曾提及：“……鄙人在英游学回国……”此处已经言明自己留学的性质。
  事实上，在当时的英国，要正式考取大学的学籍并非易事，其中半数以上的学院都拒绝中国学生；少数接收中国学生的学院也经常借故刁难且十分歧视中国学生。自费赴英留学的学生，如欲正式考取大学学籍，往往须从中学读起，真正考取的可谓凤毛麟角，所以20世纪初赴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并不多。金城自小在家接受私塾教育，1896年应童子试不第后，虽聘请老师继续学习，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况此时其主要精力已开始放在绘画上，故对英国大学主考的西学必定不会有太多了解。由此可知，金城想要考取学籍是很困难的，而King'scollege档案馆的复函也证明他留学的性质应属于游学的旁听生。
  那么金城有没有取得学位或者文凭呢？据1902年考察英国的唐文治写的《英轺日记》载：“律生学三年得文凭，后须求得著名律师，纳重贽充钞写三役，阅历数年或十数年，始得出为律师。”这已经是相当低的要求，很多留学生都要在学校读上五年、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相应的文凭或者学历。更重要的是，这是对有学籍的正式学生而言的。金城的留学时间是1902一1905年，这三年中他除了在英国学习外，还完成了“环球一周，游历十国，迹遍三洲”的游历旅行。他回国时是绕道美洲，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到达上海的。当时的交通工具是轮船，光是花在船上的时间至少也要二三个月，至于“游历十国”的逗留时间就更难以估计了。所以金城实际在英国学习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短短两年的时间，对于游学的旁听生来说，不要说学士学位，就是文凭也是很难取得的。硕士学位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许多资料上有关他留学英国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的说法，显然是无法成立的。震惊中外的“大闹会审公廨案”上海的浙江北路191号（七浦路口）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的旧址。这个清朝末年审判中国犯人的公堂，审理过晚清四大冤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苏报案”和“大闹会审公廨案”更是影响深远；前者使国学大师章太炎锒铛入狱，《革命军》作者邹容病死狱中；后者则对近代中国的司法主权有重大影响。
  会审公廨是上海在特殊时期、特殊区域成立的特殊司法机关，由上海道台任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根据中外双方的约定，如果案件涉及洋人或洋人雇佣的华籍仆人，由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观审；如系纯粹华人案件，中国谳员则可独自审断。
  1922年金城（后排左四）与表弟刘承干（后排左二）及清朝遗老载涛、耆龄等人合影于北京什刹海很快，租界当局就发现会审公廨的出现使中国人在租界内实际享有了“治外法权”，令洋人深感不安。于是，外国领事频频干涉中国谳员的独立审判权，擅自扩大外方陪审官的权力。到1905年，中外双方矛盾已渐趋激化。
  正是在1905年，留洋三载的金城归国，由姻亲、时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字观海）保荐出任会审公廨的委员。当时强而有力的中国襄谳委员寥寥无几，而强横的外国陪审官比比皆是，故“新衙门”经常表现为外国式的法庭，正需要金城这样曾留学英国，熟悉英语和洋人性情，并通晓政治、法律的中国审官。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金城上任不到半年就遇到了震惊中外的“大闹会审公廨事件”。
  《金拱北先生事略》中有这样的记述：“光绪三十一年，充上海会审公廨襄谳委员。时有黎黄氏者，自粤宦归，携婢女数人至沪，捕房指为拐匪，洋员不察，遂令付狱，绍城以事关国体，严词力争，洋员持横无理，沪人士抱不平，罢市抵制，案率得直，洋员自知理屈，向我国道歉，众怒始平。旋改官京曹……”由此看来，似乎金城是“黎黄氏案”中华方的唯一英雄。其实不然，华方的主角有两人。另一人是竭力维护国家主权，其后一直任公廨襄谳达20年之久的关之（名炯，字之，湖北汉阳人），而且他的表现更加出色，是该案的“男一号”。让我们还历史以真实，去了解一下当时真实的情况吧！
  1905年12月9日，星期六，上海的《申报》第四版以“公廨讯案巡捕房大起冲突”为题，详细报道了黎黄氏案的发生，并惊呼：“似此冲突，盖设立会审公堂以来所未有也。”这起案件迅速引起上海民众的广泛关注。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名广东籍妇女黎黄氏，在四川做官的丈夫去世后，准备将其棺材送回家乡安葬。黎黄氏及其旅伴三男二女从重庆乘轮船沿长江而下，准备经上海回广东，由于同行的还有15名女孩子，在途中引起了外国巡捕的怀疑。12月8日，黎黄氏一行人甫抵上海，便被巡捕房以拐带人口的罪名拘捕，送交会审公廨审理。此案由中方谳员关之、襄谳金城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会审。
  据黎黄氏供称，随行女孩系广东的亲戚来信托买，作为丫鬟或是婢女，都有身价凭据，另外船中还有一百多件随身行李，显然不是人贩子所为。由此，关之认为工部局方面所控拐带罪名证据不足，决定照章将黎黄氏一行暂押公廨女所听候发落，并查验卖身凭据和亲戚信件，以搞清事实真相。
  谁知先是捕房捕头跳出来说，黎黄氏系拐犯，必须由捕房带回。接着，德为门也出面帮腔，坚持要捕房将人犯带回，改押工部局女西牢。关之立即反对，称：“女犯押于西牢，《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无此条例，且又未奉道谕，不能应允。”德为门却粗暴地说：“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说罢就下令巡捕带回人犯。
  面对洋人的嚣张气焰，关之愤然反击：“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并命令廨役将黎黄氏等带下。德为门仗势欺人，竟越权喝令众巡捕上前，强行将各犯夺下。因巡捕人多势众，人犯终被夺去。进而巡捕在公堂上大打出手，围殴与其争夺人犯的廨役，打伤二人。金城见状上前劝阻，谁知西捕打红了眼，目无长官，竟持棍欲击，被金一把将木棍夺下。此时，堂上堂下人声鼎沸，乱成一团。廨役赶紧关闭公廨大门，众巡捕见挟持着人犯却出不去，竟直接向关之索取钥匙。关之怒斥道：“毁门可，打公堂可，即杀官亦无不可！”巡捕虽然胆大妄为，却还不敢杀害中国官员，最后还是强行破门而出，将黎黄氏一行关入囚车扬长而去。后将黎黄氏等人押于西牢，15名女孩子则被送进租界所办济良所（为妇女提供救济教其从良的地方）。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闹会审公廨案。据金氏后人回忆，由于当时言辞激烈，金城的官服被撕破，朝珠也撒了一地。
  从事情发生的经过看，我们知道与外国陪审官德为门抗争的是关之。经此一案，关之声誉鹊起，获国人拥戴。而金城曾离坐弹压，在险遭棍击的情况下将木棍夺去，表现亦英勇刚毅，在清朝官吏心目中留下了正义、英勇、爱国的形象，故而被称为“金大力”。
  事后，关之与金城两谳员立即赴道台官署呈报案情，引咎请辞。道台袁树勋婉言慰留，表示支持关之和金城继续力争主权，同意他们提出的停讯罢审的抗争策略，并随即宣布暂停会审，照会各国领事，提出严正交涉。西人巡捕大闹会审公廨，强抢华籍人犯，此等辱我国体、损我主权的消息一经传出，上海民众愤怒异常。上海官民一致强烈要求释放黎黄氏，撤换德为门，惩办行凶殴官的捕头木突生，将西牢女犯改押公廨。清政府外务部也向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提出抗议。
  黎黄氏案发生后，工部局方面的态度一度非常强硬，巡捕房总巡先是要求领事团成立一个独立于会审公廨的法庭，意欲废除会审公廨。当上海方面的交涉尚无结果时，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从侵华的全盘利益考虑，认为没有必要将事态扩大，遂于12月13日命令驻上海外国领事团将黎黄氏押回公廨女所释放。但是工部局捕房却故意藐视会审公廨，于15日将在押的黎黄氏等人及15名女孩子直接送到广肇公所一放了事，而非递交公廨释放。领事团还不顾中国民众的抗议，拒绝撤换英国副领事德为门。
  这两个举动更加激怒了上海市民，12月18日，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开始集体罢市，英商船坞、工厂的华工罢工，上午9时，愤怒的民众围攻老闸巡捕房，关之等前去制止无效，失控的群众将捕房付之一炬。位于南京路上的工部局市政厅前也有群众集体示威，印度巡捕竟悍然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华人三名，打伤多人，酿成震惊中外的血案。这一天，上海多处地方发生华洋流血冲突，华人死伤计有30余人，死者11人。洋人也有人身和财产损伤，德国和比利时驻沪总领事外出时遭袭击，部分外国人私有财产受到损失，德为门的汽车被烧毁。
  由于罢审、罢市、罢工，繁华的公共租界几乎陷于瘫痪，洋人束手无策。流血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2月19日，工部局总董安徒生（Anderson）等人主动与袁树勋和关之、金城会谈，磋商解决办法。工部局方面口头上承认巡捕哄闹公廨确实错误，同意以后女犯概归廨内女所收禁，但认为撤换德为门问题是中英两国政府协商后方能解决的问题，惩处行凶捕头木突生一事，要待工部局调查后决定。同时外方恳请关之出面劝说商人开市，恢复秩序。关之和金城要求派英国水兵和西捕印捕各50名听其调遣，安徒生一口答应。于是关之就率领外国军警走上街头，沿途宣告：工部局、巡捕房已经认错悔过，女犯今后不再押西牢了。洋人军警听从华人官员调遣，可谓租界历史上第一次。
  1906年2月初，大闹会审公廨事件最终得到解决，中外双方各有让步：外国领事团同意今后女犯一概由会审公廨收押发落，并将以前所押西牢女犯都送回公廨。中外互派差捕至捕房和公廨巡视，但巡捕不准擅入上房及办公场所，廨差不得进入巡捕房总巡的写字间。对于英国副领事德为门，英方不答应撤换，但随即调往镇江，算是保住了大英帝国的体面。捕头木突生因查无证据未予惩办，实际上是指认有误，金城后来发现当天在公廨殴差辱官的西捕并非木突生，而是杨树浦捕房的捕头爱尔斯。
  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上说“洋员自知理屈，向我国道歉”，其实，英方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中方做出正式的道歉。
  此案了结数月之后，金城即改官京师。他为何改官京师呢？金城在“大闹会审公廨案”中表现突出，理应嘉奖；但工部局的陪审官对金城和关之这两位不肯退让的谳员自有如骨鲠在喉之感，通过公使团对中方施压。陈宝琛在金城的墓志铭中说其中的原因是：“沈尚书家本贤之，聘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奏补大理院刑科推事……”但他并没有说出内情，倒是金城的外甥袁荣法说得透彻：“先生亦方欲有所为，渐图挽救理势之不平，终以朝廷怵徇外人，檄先生移官京师矣！为大理院刑庭推事。”显然，金城远调北京应该是双方妥协的产物，而这对于金城来说却并不是坏事，不但官职有所升高（大理院刑科推事为正五品），而且金家也自此将其活动舞台及影响渐渐扩大到了首善之区的北京。中国最早的公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2005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型纪录片《故宫》，在海内外掀起了一股“故宫热”，再次引起世人对这座兼具文物和博物馆双重功能的皇家宫殿的关注。
  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公立博物馆，然而它却并非首创，比故宫更早的是成立于1914年的古物陈列所。由于我国在民国以前没有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的建立可谓开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之先河，而它的直接操办者和建议推动者就是金城。
  民国成立后，金城曾任内务部佥事并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朱启钤担任内务总长后，金城建议将清帝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奉天故宫（沈阳故宫）的文物转移到北平，建立“古物陈列所”，并向公众开放。此议得到了朱启钤的支持。
  当年12月，北洋政府下令内务部负责筹设，并指派金城监修工程。金城的工作除了负责将文物从热河、奉天两地运到北京外，还要协助朱启钤筹备布置古物陈列所。金城为了这批珍贵文物的安全无损，可谓想尽了办法。据他的外甥王世襄回忆：“当时因考虑到陆路运输不甚金城1910年第二次出洋的留影稳当，恐怕会损及瓷器，故这批文物并非利用火车作为运输工具，而是走水路，趁河水涨潮时以船只运输，费了很大力气。”设于故宫的古物陈列所1914年2月，古物陈列所宣告成立，所址在紫禁城外朝部分，其范围包括保和殿以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以内及其周边地区。3月和10月，热河、奉天行宫的古物分别运抵北京，这些珍贵古物包括三代鼎器、历朝书画、图书、陶器、瓷器、文玩等总计242500余件。经审定整理后，于10月10日，首次正式对外公开展览，在紫禁城外展出5000余件。最初开辟“武英殿”为陈列室，后来陆续开放“文华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阅览室，并商准外交部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内，拨22万元在“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官旧址上建筑一座二层楼阁“宝蕴楼”作为库房，用来储存保护所里的文物。
  金城之所以有这样的创意和操建能力，实际上与其两次考察欧美（尤其是第二次）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在国外期间，对所到之处都详尽考察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见识。现在请允许笔者将时空切换到清末，去了解一下金城第二次出洋的经历。
  1910年，金城以大理院推事身份奏派代表中国赴美国参加“第八次万国监狱改良会”，并考察欧美司法及监狱审判制度。金城一行几人自该年8月4日出发，至1911年5月11日归国，共历时十个月，途经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瑞典、德国、奥国、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瑞士、新加坡等三大洲18个国家，总计周行九万里，并写成了《各国之司法制度》、《各国监狱制度译略》、《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等一系列报告。
  通过金城撰写的《十八国游历日记》，我们可以详细地了解他考察欧美期间每日的行程十月十三日，于华盛顿，往观美术院，白石雕像最多……油画尤为独绝，布景饰色，出神入化，令人观之大有索靖卧古碑下三日推钩之意境也。
  十二月七日，下午，于巴黎，往观博物院，见罗马、埃及古陶品……中国磁器尤无美不臻，法国大博物院以此为最……十二月二十一日，于比利时，午后往观油画院，一为赛画处，一为新油画院，计油画四百张，水画五十张，皆十九世纪名手所绘。新画日趋淡远一路，与从前油画之缜密者不同，较与中国之画相近。中国画学，南宋以前多任务笔，宣和以后渐尚写意，遗貌取神，实为绘事中之超诣，不但作画为然，凡诗文皆有此境界，至造极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今人见西人油画之工，动诋中国之画者，犹偏执之见耳。
  一月十八日，于瑞典，往观博物院，石像、陶器、中国磁颇多……油画极多，新旧相间。大抵西人之画以兼收并蓄见长，如轮舟在海中遭风遇火，皆能绘其情状，驯至顽童踞而吸雪茄，老媪凭几而挦鸡毛，以及死尸枯骸之属，一经摹绘，便入妙境。中国诗画家长于别择；西人诗画长于包容。惟别择严故，出笔简洁而意象或失诸狭小；惟包容广故，取径宽博而蕴蓄反觉宏深。欧洲大诗家之诗往往有长至数万言者，亦以其所包孕者广也。继观古物陈列处……
  二月二十六日，罗马，往游博物院，则邦卑城中古物皆胪陈缮最多摩色画，尤为独绝……壁间画花卉、鱼鸟大小数十幅，石刻神龛一……欧洲各国所见石像至多，未有如是之博大瑰奇者……其余油画甚多，内有拉飞尔画美女一幅，大仅数尺，娟秀绝伦，名下故无虚士也。缂丝、雕牙、绣花等物与中土相似，罗马古称大秦，其通中国亦最早也。出游水族院，水族有形如植物者……通过以上五个日记片段可知，金城经过对大量博物馆的观摩考察后深深体会到，各国莫不以中国文物为尚。从馆方将文物分列橱窗中展示，尤其是在美国所见以胶水修补明代永乐瓷盆，显示博物馆保存文物的先进观念，中国文物亦可得到应有的珍惜与重视。这些心得，影响了他日后筹设“古物陈列所”时推行博物馆制度的管理办法，确实建立起参观与保管的制度。
  其实，早在金城第二次赴美欧前，他就曾到沈阳清宫参观文物而有所感慨，认为：宝物皆乱堆箱内不加陈列，既易损坏又不便观赏，应该仿效西方博物馆以玻璃柜展示藏品的做法，才足以表彰我国国粹之光。
  基此，他在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后，借助于考察及留学欧美时所积累的博物馆学的知识和经验，仿效西方国家博物馆之成例，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陈列和文物保护计划：《飞鸟秋花》（金城）首先，古物陈列所的管理皆参考各国博物馆成规，力求备臻完美。其次，聘请中外考古专家对文物加以考据，并用中、西不同文字编译详细目录，以利参观与保管。第三，招请画家缩临历代帝王画像各二份，作为副本，一备所中陈列，一则藏诸他埠，原本则永久珍藏；其他宝贵稀有之品也可“择优模绘”。在金城的努力下，古物陈列所陆续出版了《元明人书画集册》、《宝蕴月刊》、《西清续鉴》及《历代帝王像》等刊物，并在1925年编成了《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由于时局动荡，金城的建议没能完全实行。然而他提出的“择优模绘”却作为一项书画保存临摹制度被沿用下来，直至今天的故宫博物院仍在实行。金城本人也积极利用因操办古物陈列所而得以近距离接触众多国宝的机会，每天带着画具在陈列所的武英殿内临摹历代名画，日复一日地临摹观赏，使他的画艺和鉴赏能力突飞猛进。
  除了筹设古物陈列所之外，金城还曾着手筹建“中华博物院”，希望能进一步建立更加完备的国家博物馆。他不仅是负责起草组织章程的委员之一，还担任了鸟部主任，大量搜集鸟类标本，并对之详细观察描绘，留下各式百鸟画谱画稿。然而，因政局猝变，中华博物院不克观成。据王世襄称，金城当时还曾去过敦煌石窟，也提出一些建议，可惜未被采纳。
  由此可见，金城实乃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人物。尤其是古物陈列所的建立，适时防止了文物在乱世中的损坏及流失，并发挥深远的社会教育功能，成为我国博物馆的雏形。此虽非金城一人所创，但他是最早提出建议，并直接负责操办的主要人物，功不可没。或许正如胡岂凡在《近现代书画名家选介》中评价的那样：“金城……在任内务部顾问期间，即以渊博的博物馆学特有智能，建议设置古物陈列所，当被采行，并受任董其事，乃仿用欧美国家博物馆成例，配合国情，勤事规画，锐意经营，于是我国历史上首创对外公开的第一所古物陈列所，遂宣告成立。此举对国家历史文物整理、保管、宣扬，以及减少损坏、散失，可谓厥功至伟。”
  1945年，古物陈列所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合并，成为世界最大博物馆一部分的古物陈列所继续发挥其社会功用。9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顾我国博物馆事业历史的时候，我们理应铭记金城、朱启钤这些为博物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先驱！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到湖社画会金城之所以能在美术史上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地位，除了其画艺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建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以及他逝世后其后人和弟子为纪念他而成立的“湖社画会”。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作为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两个美术社团，全心全力投入美术教学、著述及展览活动，引导民初北京画坛，拥有大批追随者，影响深远。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西方文化的碰撞下，发生了激烈的蜕变，传统中国绘画文人娱情自赏的笔墨游戏退为次席，而以现实功利为目的的写实主义绘画逐渐成为主流。在美术界，汹涌的西化浪潮冲击着传统美术的各个领域。对于这种冲击，作为一种文化的响应是，在20世纪初，传统文人画重振上海，出现了不少现代意义的书画社团。其中著名的有海派后期大家吴昌硕接任会长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和1924年成立的“海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成立时重要成员合影（前排左三为金城，左五为周肇祥，前排右一为金章）上书画联合会”等，展开对传统绘画的内省与开拓，并以变通发展的文化内涵，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现代演进。
  与南方相呼应，曾参与成立“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的金城，团结当时活跃于北京画坛的名家陈师曾、肖谦中、陈汉第、颜世清、徐宗浩、齐白石等；并得到喜好书画艺术的代总统徐世昌的支持，批准拿出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于1920年5月29日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
  《仿沈石田碧梧清暑图》（金城）中国画学研究会设正副会长，金城和周肇祥到底谁是会长？各种文献资料上向来有不同的说法。1920年5月30日的《晨报》上有这样一则消息：画学研究会开会中国画学研究会于前日（29日）下午三时在石达子庙开成立会。到会者约三十余人，皆有名画家。由野振北君主席。并选定金君为会长。闻该会定于三六九等日开会。会场悬挂名人字画，供大众研究并资参考云。
  民国总统徐世昌此则报导说金城为会长，应是可靠的。此前的3月及此后的12月，《晨报》都有关于周肇祥在东北督办葫芦岛开埠事宜的报道。可见周肇祥当时的主要精力不在组织画会上。如果开始就有正副会长之分，报道当不应有所遗漏。可许多资料上所云“周肇祥为正，金城为副”的说法，也没有理由说是假的。对此，我国文博泰斗启功先生所做的口述历史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金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舅舅，为了提高这个画会的地位，他请来周肇祥作会长，因为周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学生……”金城应该是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实际创办人和首选会长，但因为周肇祥在官场的地位比金城高，而且周与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的关系密切；所以，为了取得徐世昌的支持，同时提高画会的地位，金城把会长谦让给画艺和画名都不高的周肇祥，并请徐世昌挂名当名誉会长，而自己却屈居次席。故而在《艺林旬刊》的启事中每次提到该会都会介绍说：“民国九年由徐鞠人（世昌）先生暨周君肇祥金君绍城等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招生收徒，研讨传统，期能发扬中国固有的艺术特长。金城等人此举一来是回应来自康有为、陈独秀等对传统中国国画的批判；二是抗衡日渐强盛的西画势力，保存发扬传统绘画，使之不致坠地；三是响应建立美术社团组织的潮流，凝聚团结当时北京地区传统派画家。他们的活动和主张汇入民初蓬勃的文化守陈思潮，成为今天文化研究中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
  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组织由会长、副会长、评议、一般会员、研究员（学员）组成。“评议”是画会中地位最高的，要求有较高的资历。评议多为金城的朋友，定期聚会时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学研究会的研究员习画。最初的评议包括陈师曾、陈汉第、贺良朴、萧谦中、徐宗浩、颜世清、金陶陶等人。研究员则男女兼收，以能画及有正当职业之人介绍，以作品送会审查，认为可以造就者为合格。满五年期，成绩合格者给证书，升任助教。
  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后，金城主持日常会务。他主导画会教学方式，以取法宋元工笔为根本，主张从临摹古画入手学习。他也十分强调写生的重要性，分设人物、山水、花鸟、界画四门，由各自老师分科具体指导。在画会期间，金城全力以赴做两件事：一是广招生员，聘请有成就、有经验的老画家教授中国画学和画法；二是与友好的日本画家合作，主办与组织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从此，金城由一位政府官员变成课徒教画的画学导师，变成了一位兢兢业业的画会组织者和艺术活动家。
  金城向以培养画学后人著称，但他不是美术学校的教授，也与全以私人名义招徒的传统方式有区别。他主要是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名招收学生，为培养中国画学的后备人才耗费了巨大心血。他的弟子很多，一般都有“湖”字号，其中惠柘湖社教学的情景湖、刘饮湖、李枕湖、陈梅湖、张湛湖、赵明湖、李五湖、李晴湖、陈升湖、陈东湖被称为琉璃厂内的“十大湖”。
  金城长子金开藩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除了日常的逢三、六、九日开会观摩，每年举行成绩展览外，主要是组织画家参加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0年秋，渡边晨亩与荒木十亩携日本画家作品200余件来京，金城征集本会及全国主要画家的作品参展。在北京展览结束后，移往天津、河北公园商业会议所继续举行，是为第一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2年5月，金城、陈师曾、吴熙曾携北京、上海画家的400余幅作品赴日本参加第二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4年4、5月，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第三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1926年6月，第四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在东京府美术馆开幕，7月移往大阪市公会堂展出，金城、周肇祥、金开藩等众多中国著名画家与会。
  在历次中日联合画展中，金城都奔走南北征集作品，并以数量众多的高质量个人作品，在国内外画界赢得了崇高声誉，开了中国现代中外美术交流的先河。
  1926年9月6日，金城参加第四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归来后，因过分积劳，旧病复发，殁于上海，享年仅49岁。中外人士及各报刊杂志莫不同声悼惜。翌年，日本政府为表彰金城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请渡边晨亩来华褒赠“三等瑞宝章”。直至五年后（1931），当金开藩等人组团至东京参加“日华古今名画展览会”时，日本刚部子爵还召集同人在“星冈茶寮”为金城开追悼会，以纪念这位致力促成中日绘画交流的画家。也许金城生前不会想到，他的逝世竟会引发画会的大分裂。由于金城之子金开藩（字潜庵，号荫湖，1895一1946）与会长周肇祥意见不合，引起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内部分化。三个月后，即1926年底，金开藩及金城的部分弟子另组画会。因金城别号“藕湖渔隐”，为继承金城遗志，取“湖”字名为“湖社画会”（简称“湖社”），以示纪念。
  湖社成立后，由金开藩担任总干事，惠孝同和陈少梅担任副总干事，活动地点设于北京东四钱粮胡同15号的金城故居墨茶阁（后移至中央公园），后又相继在天津、大连、青岛、无锡、上海、武汉等地设立分会，会员达数百人之众。该会的经费全由金家出资（主要是金开藩以及金叔初），各项制度及教学方式也沿袭中国画学研究会。它既是画家联谊和学术研究的组织，也是从事国画教学活动的学校，是当时北方规模相当活跃的美术社团。
  湖社以“领略古法生新意，广学古之各派，集其大成，发扬光大，脱胎出新”为艺术主张，特别重视国画工具的表现力，强调画家作画的功力，所画作品，期能做到“古、新、力、美、意、趣”六字，即“古法、新意、功力、美涵、意境、趣味”的艺术风格特色。
  湖社的教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学员是老师的入室弟子，师徒间关系密切；另一种是由教师以评审的方式授徒，学生临摹作业之后，拿到湖社的例会上由评议逐一品评鉴定。其主要骨干会员有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赵朱梦、吴镜汀、刘子久、王仁治、俞瘦石、陈缘督等人。由于画会人员多，影响大，当时艺坛名家方药雨、汤定之等亦相继入会，张大千、梅兰芳、陈半丁也与湖社有极深的交情。值得一提的是，爱国将领张学良与湖社关系非同一般，不仅为《湖社月刊》题写了刊头，并多次为湖社出资捐款，还把他与于凤至所生的一女三子一张间瑛、张间珣、张间圩、张间琪全部送到湖社学画，师从李五湖，《湖社月刊》就曾刊登过他们的习作。湖社画会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出版专业的艺术性刊物《湖社月刊》。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共发行100期，除了在国内各地发行之外，还远销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海外华人中颇具影响。《湖社月刊》内容丰富多彩，于载古今名画、书法、篆刻、古玩、器物、画评、画论、诗词等照片和文字，尤其是书画作品的刊载，除了介绍金城和湖社会员的作品之外，还包括日本画家的作品，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动态。《湖社月刊》起到了勉励会员、沟通信息，宣传中国文化艺术和理论研究成果，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
  湖社画会另一项重要成就，即多次举办中日作品交流展。1927年，湖社与日本美术界取得联系，共同约定成立“中日绘画研究会”。次年，即在上海、辽宁两地举办了“中日现代绘画展览”，日本画家荒木十亩、被川霞峰、渡边晨亩来华与会。1932年移师日本大阪，金开藩等代表中方携画赴日参展，受到日本美术界的热烈欢迎。1934年，日本在东京举办“密宗讲演大会”，邀请湖社参加，金开藩又率瞿奉南等人赴日，携带多件中国古画名迹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此外，湖社还积极参与国家间的各项相关美术交流活动。1931年，湖社参加比利时举办的“建国百年纪念万国博览会”，湖社参展的绘画作品共获得奖牌19枚。同年，中国驻法国公使在法国举办“中国画展览会”，湖社亦有多幅作品参展。1933年，德国举办“中国画展览会”，中国北方作品由湖社负责征集。1935年，湖社又在法国举办“中国画展览会”，1936年，加拿大举办“中国艺术节”，湖社也积极参与，受到热烈欢迎。这些活动张学良题词的《湖社月刊》在欧美艺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湖社中断了与日本美术界的交流，加上国内经济不景气，湖社会员四散。1946年，金开藩因高血压病故，享年52岁，湖社画会因无人主持而正式解体。
  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到湖社画会，金家人通过各种形式的美术教育渠道，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国画创作人才，为中国画技艺的传承作了切实的工作，对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的铺垫。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湖社分别在北京和辽宁等地复会，虽早已人非物也不是了，但却沿用着老湖社的部分治艺思想和宗旨，这也可以看成是金城及湖社影响力的延续！ 北平广大教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术界风起云涌，经过太多的运动纷争，出现了许许多多风格各异的优秀美术家，其中不乏巨匠。而在群星璀璨之中，曾经大红大紫的金城，却渐渐淡去，甚至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特别是他后期的艺术掺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色彩，作为保守没落的代表，金城走到了美术革命的对立面，更被人轻视、淡忘。解放后，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变，政治运动的情绪高涨，像金城这种具有大地主出身背景并与日本人及英国人关系密切的官僚画家更不可能受到重视与肯定。但是金城在近代美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现在大有必要重新对这位昔日的“北平广大教主”做一番较为全面的、公正的审视。金城诗、书、画、印全能，是一位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一生奋斗不息的艺术家。在绘画上，又兼善山水人物和花鸟，能工能写，功力精深；在多数画家还沉湎于“四王”末流柔弱画风，或流于追踪粗率写意画风的民初画坛，金城却转变注意力，从更宽广的范围，以更久远的历史眼光来研究与把握传统绘画，由近及远，大量临摹古代名家名作，试图通过对传统的重新审视、重新选择，“综会”南宗与北宗，作家画与文人画，开拓出一条从传统内部推进中国绘画发展的道路。他的目的虽然没有充分达到，其勇毅的追求却充满悲壮色彩，对后人深具启示性。
  金焘长子、清通议大夫金城作为民国初期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金城在北京积极参与绘画活动的时期正是北京画坛人才最鼎盛的时段，堪与海上画派分庭抗礼。金城一生对中国的文化、艺术、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简而言之主要有三：一是促成“古物陈列所”的建立，二是建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三是推动中日文化交流。
  现今的美术评论家在论及金城时，常冠以“仿古名家”。的确，金城十分重视临摹，作品也以仿古作品居多。他的仿古作品素以“精工细笔”为其一贯的基调，作品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属复制式的临本，这类作品无论画幅材质、尺寸、构图、笔墨、设色、题跋、钤印各方面，皆极为讲究，务求与原作肖似无异，其中只有钤印较为特殊，金城多以个人名章置换，至于原作画上的收藏印鉴，也并不重刻钤印，亦是以金城的字号印代替，这与坊间“造假”作伪图利是极为不同的。另一类仿古作品为局部加入己意诠释的临本，显示出他对于名家名迹并非一味的接受，看到原本有表现未到的不足之处，金城会加以适度改动，以更符合他的审美标准。最后一类为忆临的临本，显示出画家惊人的记忆力与摹古功力。
  金开藩《海棠》扇面但在金城后期的创作中，写生写意的作品明显增加，部分作品还融入了西洋透视的手法，注意光影效果，这是他晚年（其实也仅40多岁）试图创新的表现。以其代表作《山坡羊》（又名《草原夕阳》）为例，此图以淡赭石扫染红霞，山岩之背光面纯以水墨擦染，受光面先擦染一层淡赭，再扫擦重赭，部分留白，以突显双峰受夕阳余晖照射所呈之光色，墨与赭两相对照，湖社同仁合影光影效果十分鲜明；而草坡先以赭石作底色，再罩染石绿，草丛花树，都出以古法。岩下之羊群大小聚散，姿态各异，散牧于草坡上、夕阳中，造境殊佳。《山坡羊》融中西之长，手法新颖，学者对其评价甚高，而此图亦确实具有其独特之艺术魅力，充满诗情画意。画面左下角钤“领略古法生新奇”印，再度说明金城此时在绘画上锐意创新的意图及其“汲古以创新”的创作理念。
  金城代表作《山坡羊》（又名《草原夕阳》）所以，只以“擅临摹”评价金城的艺术是很表面的。试举传统派画家黄宾虹及齐白石为例，学者型的画家黄宾虹在70岁以前一直以临摹古人为主，其进度比金城慢得多；另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齐白石也要到65岁以后才趋于成熟，达到笔墨淋漓、气势雄健之妙境；但却没有人说黄宾虹、齐白石“复古”、“擅临摹”。临摹是任何一位画家必须经历的过程，临摹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而不是最终目的。对于没有活到50岁，而已经开始初显风格面貌的金城来说，“擅临摹”的评价不能不说有失公正。金城在正要形成自己面貌的时候突然离世，其艺术道路突然被终止。因而，他的画艺是不可能达到风格稳固成熟的境地的。以金城的学识见闻及晚期在绘画创作上的勤奋来看，倘若天假以年，他的艺术成就是可以想见的。他最后数年间的绘画不是正在锐意求新吗？当然，金城的艺术也是有局限性的。首先，他不是一个天生之才的画家。在他的作品中还缺少一种源于天资的独特性和超群性，平正规矩有余而奇思灵动不足。其次，尽管片面地评价他重临摹轻创作不妥，但也需承认，他毕竟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风格，在没有达到自己预设的目标前就过世了。
  金城虽然英年早逝，可其学画经历却有30年之久。勤奋多产的他，一生创作国画逾千幅，作品种类也相当丰富。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拍卖市场上出现的却并不是很多。究其原因，除了战乱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金开藩、金开华兄弟在金城逝世之后不遗余力地购回其父的画作（五六百幅之多），客观上造成了金城作品在民间流传数量的减少。而这种过于集中的收藏反倒容易造成“集体毁灭”，金城的许多精品画作至今未曾露面。这不仅不利于其声望昭彰久远，也造成世人不能全面了解金城的绘画艺术，实属金氏后人始料未及的失策之举。
  留过洋、担当着各种社会职务的金城，不是以画谋生，也不是以画陶冶性情。他以肩负延续和发展传统绘画艺术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源于自觉的文化意识一在西潮涌动、激进主义呐喊的时代氛围里坚持捍卫中国传统人文价值。在这种文化意识的支配下从事绘画艺术及艺术活动，使他在本质上有别于仅以个人生存为中心、缺乏文化目标的古代画家以及同代职业画家。虽然他的绘画从整体上来说尚未达到足够成熟的阶段，但他那种广师博采，意欲融会传统，甚至加进西法的实验创新精神是应该受到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