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1901年底，一个名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由海路运入上海两辆汽车，供在租界的外国人使用，但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02年，侨居上海的外国人柏医生又带进一辆汽车，并在街头行驶。
  很快，这种不需要畜力牵引而能自行的“铁牛”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到了这一年年底，上海已有8辆汽车。洋商们开着汽车在大街上招摇，市民的眼光充满了惊奇与羡慕。这样的风光也吸引了一位中国商人，他就是南浔金家的金焘。据说，金家很早就拥有了汽车。
   讲起金焘，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位金家第二代的关键人物知之甚少，甚至连其字号、生卒年份都不清楚，而他却是位鲜见的开明人士。
   金焘（1856—
  1914），金桐的长子，字辰三，号沁园，别号星垣，生于清咸丰六年，卒于民国3年，终年59岁，清授奉直大夫，晋封通奉大夫。他幼即“劬学强识、窥涉宏博”，同治十年（1871），年仅16岁就考中秀才，得补金家二代人物、清通奉大夫金焘郡学生（贡生）；逾冠就任缙云县（今属浙江丽水）训导；满岁至京师，光绪七年（1881）升任中书科中书。
   这里或许有必要解释一下“训导”和“中书科中书”到底是何官职。所谓“训导”，是旧时国家教育机构地方学官的教官，其职责是在岁考、童试、科考时，编造学生名册报表，并负责考场监试，是一个十分清闲的小官；但因属教职，故而在地方上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地位。“中书科中书”是掌“缮写翻译、撰拟记载”的文官，官阶从七品。由此可知，金焘不仅考有功名，而且出任过实职。
   金家因经商发家，商场是个竞争激烈的战场，必须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为了洽谈商务，也必须与社会各阶层人士交际接触，故商人头脑比较开通灵活，有敏锐的社会触觉，同时也没有传统读书人的拘谨和当官者的保守。金焘生长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既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又考过科举，入仕出任过官职；故而在西风东渐的时代环境下，造就了他复杂的性格特点。
   据其孙金开英回忆，金焘最大的特点是他的洋化。他曾出过两次国，其中一次是由次子金绍堂陪同周游欧美各国，带回了大量西方文明的产品作研究。末代帝师陈宝琛说他“挈之为环瀛之游，夙览海国译书而絮其政俗术艺，至是悉证之于所见，当谓欲暸外情通新学，非多得端悫有志者属之，恶在而收其用且学之用，不用宁在仕耶”，由此可见其对西方文明的态度。
   金焘十分喜欢汇集西洋的玩意儿。他从英国买来了一个大自鸣钟，将其挂在专门建造的钟楼上，南浔全镇的人都可以听到它报时的声音，在刘家的钟楼没有建造之前，镇人皆靠其校时，此其一事。从法国购回各式鸟枪及制造子弹的机器，亲自动手制火药；影响所及，其子孙均以射猎为乐，长子金城更是以神射自居，此其二事。从意大利购回多种观测天象的仪器，在家中建造小天文台，以望远镜窥宇宙奥秘，此其三事。在家中自设工具房，陈列从国外购回的显微镜、放大镜，观物于宏观微观，此其四事。自造过滤设备，显现科学实验的创造精神，此其五事。金氏后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一只从英国买回来的大铁龟，差不多和一间房子那么大（注：约3米×4米），这个龟用起来要烧很多煤，相当费事，所以摆在那里也难得用一次。
   金焘对于西方文明的好奇，据说不仅停留在对器物的赏玩与使用上，更在学理上有所研究。据金氏后人透露，他曾在上海出版过一本叫《格致》的书（当时的“格致”包括物理、地理、历史等学科），出版时间大约在民国初年。但笔者却没有找到实物，不知道是他自己撰写的还是与人合作或是资助别人写的。试想，倘若金老先生曾系统地接受西学教育或天假以年，以其探索科学的热情，或许能成为一个发明家或科学家！ 沁园燃料研究室纪念碑以上种种，多少可以反映出金焘的锐意维新。当世人还将显微镜、照相机等现代文明产品看成是“奇技淫巧”时，金焘却以开放的姿态接纳西方文明，真可算得上是南浔，乃至湖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了。
   然而，时髦的金老先生并非全盘西化，也有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而且这种意识根深蒂固。金焘自幼接受家塾教育，学习先儒语录诸书，以敦风义尚礼让人士作为模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奉行“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金家亦以“道义气谊”闻名于乡里。
   中国传统儒家重视孝道，百善孝为先。金焘事亲极孝，对父母照顾无微不至。1883年，金焘改官京师已有两年，此时他声誉正佳、仕途似锦；可当他得知家乡老父生病的消息后，即以亲老乞归，以尽孝道。他常说“事亲必知医”，所以他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方药之书，精心研究，有所神悟，并将其运用到侍奉父母之中。据说，他还陶醉于京剧的艺术欣赏，曾请戏班子到南浔和上海宅地的后花园中摆台唱戏。而在南浔的承德堂故宅里，也有许多极其中国化的元素，家堂、家塾、藏书楼、诰封，无不透露出其传统的一面。
   金焘好友、末代帝师陈宝琛金焘交游广阔，朋友很多，其中就包括洋商和传教士，但他却并不信奉基督教，其子女也没有一个信教的。原因很简单，他曾任“县学训导”和“中书科中书”，按照当时的法律，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不能信教的；其次，基督教视祭祖为崇拜偶像邪神，又禁纳妾，这些都与金焘的生活习惯相冲突；而且基督教认为世人皆为兄弟姐妹，这点也是极重辈分礼仪的金老先生所不能接受的。相对而言，他还是比较接受中国传统的佛教。
   金家全家福（拍摄于清末民初，左五、左六为金焘夫妇）作为金家承上启下的人物，金焘对金家的贡献除了保住并扩大了家业之外，还在于他为金家“开枝散叶”。一直以来，承德堂人丁单薄，从金禹甸到金焘已是三代单传（金桐有两子，但次子幼亡）。金焘育有七子七女，到了清末民初，“绍”字辈已全部出生，“开”字辈亦有十余人诞生，此时的金家俨然成为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在这点上，金焘确实功不可没。但笔者以为，金焘对金家更大的贡献是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在当时的中国，许多大地主都让儿子吸鸦片，要儿子守住家业，但金焘却不惜血本，同时将他
  四个年长的子女送出国门，要他们自力更生，师夷长技。后来这些孩子个个成才，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和远见。而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西方文明，也对其子孙的价值取向和家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金焘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中西两种文化特色并存。他身处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其取舍多少可以折射出一个士大夫商人在时代夹缝中的人生抉择和心灵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