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关于金家发迹的故事，不少文献上都有记载。《南浔镇暴发户“四象八牛”概况》中这样写道：“金桐，世居南浔镇，是南浔最早的富家，洪杨乱后，避居上海。同治元年回浔，在老屋载德堂废墟里，掘金窖得制钱四百串，就开设了‘金嘉记’丝行致富，资财雄厚，开设典当，购董宗伯旧第，建造花园住宅，人称‘小金山’。”而《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则云：“金家是南浔最早的富户，远在洪杨起义到达江南之前已经富极一时。至洪杨时期，金家人员
  四散，家产荡尽。直到洪杨失败之后，回南浔故居，掘窖得钱四百钱，于是东山再起。
  到金沁园时，开设‘金承德’丝经行，营业大振，资财雄厚，合股开设典当，号称“小金山’。”这两段文字大同小异，由此看来，金桐似乎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得了“制钱四百串”这天降之财才暴发的，号称“小金山”，金氏家族的事业开创者、清奉直大夫金桐那么这个雅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了解100多年前金桐发家的过程，笔者采访了部分金氏后人。
  但由于年代久远，多数人已经不及记忆。直到我看到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古籍线装书《竹庭金公遗像》和远寄自美国的金绍堂晚年口述历史之后，才对金桐的生平事迹和创业过程有了全新的认识。
   金桐（1820—1887），字竹庭，行三，故人称“小金三”。生母谢氏在其出生40余日即逝，生父伏生公继娶张氏为续弦，又得二子。后来伏生公也因病去世，生即丧母、少又丧父的金桐，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境况可想而知。因此，他虽少好读书，但因家贫，只得废学就贾。
   金桐在载德堂生父家时，景况甚窘。起初在南浔镇上一小店当学徒，店中不供伙食，每日需回家午餐，但家中又不一定举火，故金桐先望烟囱，有烟乃敢回家，因怕继母责骂，所以很多时候要忍饥挨饿。
   粱启超为金桐所题诗词稍长，由人介绍至双林蜡烛店学生意，做了仅一年多时间就出了一件大事。某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双林大火，殃及蜡烛店。这天他的同店伙计们都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唯有金桐因素戒烟酒而清醒。发现火灾后，他冒险将店中的重要簿籍、私物取出，为东家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经过此事之后，他更受东家器重，学会了不少生意经。后来，金桐承继给族叔——承德堂子安公为嗣，乃回故乡南浔。
   子安公金禹甸之父原为南浔“张源泰”丝行（张佩绅祖上开设）之老伙计，年俸400银圆，合纹银近300两，这在当时已是相当高之报酬。“张源泰”乃南浔从事丝业贸易之先驱，早在上海开埠前，张佩绅之祖已将南浔的辑里湖丝贩至广州销售，获利颇丰。上海开埠后，便将重点转向了上海。金桐回南浔后，就子承父业，在“张源泰”丝行做伙计。
   由于金桐为人勤快，又聪明能干，很快被提升为押运员，负责将南浔的生丝运输到上海的丝栈。当时的运丝船名为“陶墩船”，舱深而盛货多且不漏水，用时向船主计价雇用，一般不必自备。可是在南浔至上海的运输线路上关卡林立，遇到关卡就必须按照生丝数量多少来缴纳税金。为了逃避这种税金，丝商们可谓想尽了各种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把船边走道上的竹柱子挖空，将一部分生丝藏在里面。如此一来就可以少缴一部分税金，而这藏在竹子里的丝就叫“走私丝”。无疑，当押运员的经历，对于金桐日后发迹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渐渐地，经常往返于沪浔两地的金桐发现，经上海出口的生丝，虽多来自江浙，特别是家乡湖州，但经手买货之人却多为广东帮，湖州人不能与洋商直接论价。于是，有心的金桐就谙习各国语言文字，悉心研究，数年后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并成为上海早期有名的丝通事（丝翻译）。
   “洋泾浜”是上海最早开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华洋杂处，语言繁多。但中国人不懂英语，外国人也不懂中文，双方接触之后，慢慢发展出了一种沟通方式。这种夹杂着葡、法、西各国语言成分的英语并不通顺，只是断断续续的单字缀连在一起，外国称之为“PidgconeEnglish”，上海一带的人称之为“洋泾浜”英语。有人以为洋泾浜英语是英文单字配上中文文法，其实不然，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文法，也没有单字，记住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完全靠意会，但洋人也可以了解。
   那么金桐的洋泾浜英语又是怎么学会的呢？外国人说话，金桐琢磨出意思之后，就把英文字的发音逐个用中文记录在一个小册子上，默诵熟记。然后当即实践，与洋商对话交流，用“困而知之”的方法学会了这种语言。
   直到现在，金桐的后人还能讲上几句这种“洋泾浜”英语。
  例如，一块钱是“弯搭拉”（Onedollar），半块钱是“弯搭拉叽咕叽咕”，“叽咕叽咕”是锯东西的声音，意思是把一块钱用锯子锯掉一半，就是半块钱了。再比如，“吱唔吱唔toomuch，喵喵nogot”，“吱唔吱唔”是老鼠的叫声，“喵喵”是猫的叫声，意思是耗子太多了，猫很少。而“谢谢你”是“森克油”（Thankyou），小姐是“密斯”（Miss）…现今，这种英语仍在使用，如“时髦”我们讲“摩登”，其实就是“Mondern”的音译。西人所雇之女佣或是与外国人交易之小贩所用的英语，应该和100多年前“丝通事”讲的差不多。
   “通事”基本上是依靠洋泾浜英语、业务经验、字号品牌和人事关系而存在的。他们在那时特定的中外贸易关系格局中能量和职权都很大，是上海开埠初期一股非常活跃的社会力量。
  “通事”常以货主代表的身份直接与对方谈判交易，并签订买卖合约，负责交货和经手货款的接收，他们往来于雇主与雇主之间，神通广大，往往左右着交易的命运。金桐就是利用“通事”的特殊身份闻名沪上，成为这方面的先驱人物。
   据金氏后人回忆，当时上海有自设栈房者，一般客货到达上海后先入丝栈，由栈主先垫付八成货款，余下部分则要等到货物成交后清算。因此，丝商既可得垫款又可卖丝，资金周转便利。而“通事”所得报酬则是千分之四五的佣金和垫银的利息，各栈主于清算时计数扣佣。一般说来，“通事”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金桐通过做“丝通事”积累了资金后，便抓住蚕丝贸易的战略机遇期，自立门户，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在上海开设了协隆丝栈，既做买卖又做翻译，生意滔滔，获利丰厚。不数年，即成为南浔“八牛”之一。后来，金家又开设了金嘉记丝行，其子金焘继承祖业，拓展经营领域与范围，扩大了家业，南浔民间便以“小金山”来形容金家之富。
   金桐孙金绍坊刻蘑菇笔筒金家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呢？百岁老人周子美在《丝业小史》中说，金桐约有遗产30万两。而更多的老南浔则说金家资产达百万之巨，尤其是金焘时代，更是南浔出了名的富户。金家到底有多少资产，现今已很难查考，因为在当时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有谁会对外公布自己的财产呢？但在清末，金焘供几个子女游学英国并周游世界，他自己后来也出国游历，单这笔费用就要近10万白银，其富有程度从这点就可以管中窥豹了。到了民国时期，金家三房的金绍基更是被人称为“金百万”，金家整体的实力可想而知。
   由金桐的发家过程看来，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任何人想要成功，都要经历一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金桐既不是由那400串天降之财而起家的，也不是在太平天国以后（1864年后）才开设丝栈的。从“小金三”到“小金山”的转变，实际上是金桐由一个打工仔向成功商人的蜕变，这个过程中，创业之始的艰苦与辛劳，其中的百般滋味恐怕难以尽述。
   “十里洋场”给了金桐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他的商界人格和才华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成为上海滩“丝通事”中当之无愧的前辈，统领风骚。
   成功之道曾听我祖父陆金林先生讲过一个关于金家的故事：有一天，有两个人到金家偷米，刚刚得手准备离开的时候，恰巧被金桐撞了个正着。两个人惊慌失措，背着米翻墙逃跑，慌乱间连鞋子都落在了金家的宅院里。几个家丁正要追赶，金桐制止道：“让他们俩去吧！”家丁满脸疑惑。一个星期后，在南浔的大街上又正巧碰到了这两个偷米的人，原本可以再次把他们抓获的金桐却视而不见。这回跟在一旁的家丁再也憋不住了，问道：“老爷，这两人就是当日偷米之人，老爷当日阻止小的当场捉赃，今日为何又装作不见呢？”金桐想了想，回答说：“倘若他们家尚能勉强度日，断不至于为了点米而做贼。” 类似的故事，我在金氏后人口中也听说过一个：有一次，有个伙计私取丝栈中银元宝
  一只（元宝重50两），金桐发现后，非但没有责备追究，反而为那个伙计代为补实，还替他保密。账房先生进言：“这样的事情不应放任，亟宜彻查，以观后效。”金桐则言：“此人一向老实，或不得已而为之，宜示以自新之路，俾自愧自悔。若举发之，彼将终生不能为人矣！”后来此人经此刺激，对丝栈尽心尽力，果真得以善言终。这和电视剧《大宅门》中白景琦处理内贼石元祥的方式如出金桐次女、刘承干生母金夫人
  一辙。
   宝山路东新民路泰山影院从这两个小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金家老太爷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品性，这或许正是他能凝聚人心、发家致富的原因之一。金桐的成功，除了在于他把握了天时、地利之外，还和他的性格特点、人格魅力即“人和”有莫大关系。其成功之道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勤劳刻苦，敢为人先。刻苦勤劳是每个创业者的共有品德，无需多言，而敢为人先这一点却很特别。金桐来到上海后，敢为人先，谙习各国语言文字，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尝到了螃蟹的美味。当时一般中国人学习外语尚无正式渠道，官方设立的“同文馆”直至1862年才正式设立。人们要学习外语，接触西方文化只能通过贸易、结识外国人或者信教等途径。金桐通过自身努力，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得以与洋商直接会话交易。
   其二是经纪有方，诚信为本。由于金桐言必有信，概不后悔，故深得外商信任和尊重。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是，金桐殁后若干年，他的孙辈们留学英国时，在伦敦的丝业商会会所内，还见到金桐的肖像，上题——诚实的商人。
   其三是着眼长远，双赢原则。南浔的很多丝商在经营中首先考虑客商的利益，重视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而不为眼前的小钱小利斤斤计较。金桐认为他做翻译只是在交易时说几句话而已，多卖并不费事，所以在与洋商交易和结账时往往抹零收整，而内地的丝商则以为此虽为小利亦乐得收之，故商家群趋“小金三”。
   其四是广取节用，薄己厚人。金桐白手起家，自知一切来之不易，故向来节俭。他最恨人铺张浪费，常说：“惜食之有食吃，惜衣之有衣穿，即使无意损坏亦属暴殄天物也。”至于薄己厚人这一点，亦可举例说明。金桐少时在双林蜡烛店学生意，因怕家中被子不够用，刚到店中就把家里带来的被子托航船寄回，并转告家人说，店中已有卧具。而实际上，他每晚卷褥子以束腰间，将就过夜。要知道，那时可没有什么空调、暖气，真不知道一个个刺骨的寒夜他金桐孙金城画作《秋山雨后》是如何度过的。
   金焘继配朱夫人一房全家福（摄于1915年前后，中坐者为朱夫人）其五是广交朋友，洁身自好。金桐不仅与洋商交往，还与同乡同行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和刘镛、张佩绅、邱仙槎、庞云鏳等丝商巨头既是生意上的伙伴，也是私下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子孙还相互通婚，成了非亲即戚的姻亲关系，建立起了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网络为金家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保障。有的商人，财富聚散匆匆，不是由于生意上的失败，而是因为不良嗜好而自毁长城。金桐一向戒烟戒酒，恶赌远色，平日只喜品兰茶艺，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子孙，金家故而产业日丰。
   金桐在上海发迹后，并没有为富不仁，而是“所获资财，壹以济物以务。”据史料记载，他回家乡南浔后，独力重建毁于战火的“载德堂”祖宅以安顿族人，凡婚丧赡养、营葬、祭祀费用皆由金桐供应，并全力资助慈善公益事业。
   光绪初年，山西、河南奇荒，金桐捐资近万。又与刘镛、庞云鏳、邱仙槎等人创建洗心局，按年捐钱580千文。还拟办义庄、积谷仓等公益场所。
   金桐因自己早年家贫而失学，所以对读书人特别看中。对于那些因贫困而无力应举的寒儒学子，他不但经常鼓励他们踊跃应试，还独力加助宾兴（赶考学生）每人银洋5元，公车费每人30元，直至科举结束为止。他的这种捐资助学，或许算得上是现今“希望工程”的早期雏形了。
   对于金桐的善行义举，樊恭煦在《竹庭先生金公暨元配冯宜人墓志铭》中说：“乡里善举，锐身坚行，凡桥梁道路有不便于人者，无不修。年岁饥疫，有活人之事，无不为。粟米钱帛，衣褥药饵，有可给人之物，无不畜。”他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出资以数万计；更难能可贵的是，金桐屡次捐款赈灾，本可受政府嘉奖，他却皆力辞不受；不但做善事不留名，还唯恐人知，如此宽宏肚量实在少有。他常说：“苟富贵，毋相忘。”唐文治在《金竹庭先生家传》中云：“先生者，力能致富，而又善于处富，斯所以富矣。”可谓一语中的。
   晚清著名学者俞樾称赞说：“……百行无不修，实自孝弟始。敦睦被族姻，施与逮邻里。节用而博施，厚人而薄己。不发人之私，乐成人之美。至今被往者，感泣犹未已。如君之所为，岂非古君子。儒先语录书，无白不在几。商而有士行，非日隐于市……”梁启超在题竹庭先生遗像时亦云：“共识南浔宅，还过阮四圩。梁祠瞻画像，汉诏禁乘车。潜德终难闷，遗经老自畬。诸孙玉树秀，驷马溢门闾。” 家风所及，金桐后代皆以其为榜样，个个都乐善好施：
  1877年，河南大水，金桐次女捐资输赈。
  1902年，直隶水灾，金桐长子金焘捐巨资助赈，受到清帝嘉奖，并颁赐坊额。
  1917年，直隶等地发生水灾，金桐孙金绍城开书画展，义卖助赈。
  1918年，北方降冰雹，又发大水，金桐孙女金简捐五千金赈灾区，得政府颁“乐善好施”匾额。
  1933年，金桐曾孙金开藩在上海举办赈灾画展，售得画款
  一万余元，悉为赈济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