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我的老家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思溪思溪是河，是东苕溪东向的支流，包括思溪和思溪横港。查清末至民国的多种版本地图，都清晰地标注有思溪和思溪横港，思溪和思溪横港交汇处就是思溪市。清光绪十九年（1893）浙江舆图局绘制的《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有《归安县五里方图》，根据它的记载，思溪从和孚漾东口分苕溪之水向东北流，至五里塘分出一支东南流即为思溪横港。思溪流至长超山南的山前漾，转而向东南流，经过思溪市、双开市、石淙市，在方家漾和西来的吴兴塘河汇合（总长38.3里）。思溪横港从五里塘开始向东南流，穿过思溪市和双福漾，在重兆南嵩塘桥与西北来的长超港汇合（总长29.3里）。思溪流域的主动脉有三：思溪、思溪横港和从西南方向来的菱湖塘。跟三条主干连通的支流港汊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四通八达。 思溪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东连双福漾，南接前口漾、孙家漾、双开漾，西濒和孚漾，北枕东泊漾、山前漾。时至今日，思溪水系依旧大致保存着原始风貌，最大变化就是思溪横港的拓宽，先后经历了1973年和2004年两次拓宽，思溪横港成了湖嘉申航道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浙江省内第一条千吨级的内河航道在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水路是最方便，也最经济的运输方式，思溪一直是湖州东南水路的交通节点，东通双林嘉兴，南连石淙千金，南下菱湖杭州，西去和孚湖州。发达的水路交通也使得思溪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元代官府就在思溪设立巡检。清代太平军从杭州取水道而至，安立营寨于思溪、三里塘、双福桥一带，后来思溪成为太平军湖州保卫战的主战场；抗日战争期间，思溪也是抗日的重镇要地。记得小时候有很多来往于上海、嘉兴、杭州、湖州之间的航船经过思溪，水路外出是极其方便的。思溪作为东苕溪的重要支流，现在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了。 密布的水网是思溪的血脉和经络，也是思溪历代宜居的根基所在。在古代，村庄选址与建设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水的问题，傍水而居是思溪先民最好的选择思溪的自然村落常常位于水系的神经末梢，而思溪市则是整个河网的中心和枢纽，河流横贯市镇，商店、民居傍水而立，因水成市。思溪傍水而居的自然村落，有多种类型，一是沿河港两岸而建，于是就有港南港北、港东港西之说，两岸往往有小桥相连。我出生的前口坝是有着200多户人家的大村，就分居在前口坝港两侧，村南村北两头各有一座小桥相连。沿河港铺开的村落往往是大村落，比如思溪上游的额口田、下游的冯家埭都是。二是依湾而建，河道转弯的地方我们叫湾，依湾而建的自然村落就以“湾”来命名，清水湾、朱家湾、鱼家湾……
  三是绕墩而建，思溪很多村落还用带“土”字旁的字来命名，实际上这些村还是和水有关的。比方说“墩”，湖州人把四面水环绕的小岛叫墩”，很多村的名字就叫“墩”，孙家墩、沈家墩……四是围“㘰”而建，“㘰”是很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有两个读音，在湖州城西西苕溪流域读（dǒu），相当于圩田，在思溪等东部平原读（dōu），是指河的一端通向外港，另外一端不通形成的断头浜，如杜家㘰、闵家㘰……傍水而居的村落沿河都修筑有很多的河埠头（思溪人称作硚口），河埠头两侧往往都有粗壮的大树，以香樟、柚树和沙朴居多。河埠头的好坏往往是个家族的门面，是家族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大户人家一定会有一个漂亮的河埠头。所以水乡人一有钱，家里总会想方设法修一个好的河埠头。 河埠头的主要功能是洗刷和泊船。小船曾经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备工具，在水网密布的思溪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无船寸步难行，正是一艘艘小船串联起了整个水乡。在思溪平时往来出行最近的路是水路，最便捷的工具是船。你看得见河对岸的村庄，但真要步行到对岸，那非得绕上三五里不可。有船就不同了，轻轻点上两篙子就到了。因为河多，思溪成为湖州乡村公路通车最晚的地方之一。我1999年结婚，家里人还得用挂机到乡政府所在地凤凰桥把新娘子接回思溪前坝的家中，对此妻子至今记忆深刻。曾几何时，村子的河埠头泊满了小船。
  思溪小船主要有两类：是划垛子船，体量较小，比较灵活，主要靠划桨的。
  二是长摇船，顾名思义船体比较长，较大，比较稳，主要靠摇橹，船艄翘起像鸟翼，因此又名鹞子船。印象中农家长摇船多一些，渔家划垛子船多一些。后来出现较大的水泥船，需要两人摇船。摇船是思溪老百姓必备的技能，这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通过推艄、扳艄把握方向，防止掉撸，防止擦碰，两个人还涉及拖帮与摇橹之间的配合……小时候我跟着父亲学习摇船，很客易就掉撸拧头，总会招来父亲的斥责：“船都不会摇，长大了怎么办？”摇船的声音就是古代诗人笔下的欸乃声，小时候我住的祖屋，一墙之外就是河道，我很喜欢躺在床上，竖起耳朵搜寻那若有若无的橹声，那富有节奏感的音乐，真的很好听，多少次我都是在欸乃声中睡去，在欸乃声中醒来。 坐着爷爷摇的小木船外出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船慢悠悠地航行在河中央，河道的两边长满了茂盛的水草，河中央只剩下窄窄的航道，水草长得很高，把河水都变成了墨绿色。水草中还夹杂着许多其他水生植物，开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小花，有紫色的、白色的、蓝色的，都显得那样水灵灵的，让人怦然心动。河的两岸是疯长的芦苇和杨树，在晨风的吹拂下，在初升的太阳的照耀下轻轻地摇晃，透过空隙还隐约可见茂密的桑树地。船就在这样如诗如画的河中穿行，时而逼仄弯曲，水洄路转让你目不暇接。时而船摇进漾荡，水面会豁然变得开阔疏朗起来，不小心惊起一群群白色的水鸟，排成整齐的一行向远处飞去，不一会儿便融入了蓝天白云之间，变成了一些小小的黑点，让你心旷神怡长大后，当我读到“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行白鹭上青天”等唐诗时，我便怀疑那一次我看到的大概就是白鹭。有时船从一个个炊烟袅袅的小村穿过，河边的船埠头上，满是洗菜、洗衣的妇女，还有她们清脆又极富感染力的笑声，爷爷和岸上熟识的人相互喊着对方的名字打着招呼，真的是一幅很美的水乡风情画。小船悠悠，岁月悠悠，不知不觉中水乡全境也贯通了公路，小船渐渐地退到了我们记忆的深处。现如今，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倒常会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悠悠的小船，以及乘坐时那种轻缓而又宁静的感觉。
  行走在乡间，原先欢闹的水道也宁静下来了，但我们时不时还能跟那些轻盈飘忽的小船偶遇，捕鱼的、抓虾的、扒螺蛳的、放鸭子的、外出采桑的……它们不再是人们的交通工具，但依旧是思溪渔民和农民重要的生产工具。它们在弯弯的河道里行驶，穿越古老的石桥，划进芦苇荡深处的背影，让人难忘和心动小船悠悠，渐渐驶进了岁月的长河，抹不去的只有我心中久远的记忆…… 思溪不仅船多，桥也多。为了保护双林三桥，2004年嘉湖航道新开挖航道绕行5.9千米，而思溪主航道上的古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73年的拓宽拆除改建了思溪横港上的三座主要桥梁。南北向跨思溪市河的德善桥是宋代单孔石拱桥，紧靠思溪老戏台西侧。拆除后在原址改建成双曲梁式水泥拱桥，改名“思溪大桥”移步桥原为三孔石梁桥，改建成双曲梁式水泥拱桥，沿用原名。双福桥建于清乾隆年间，原有北桥座为三孔石拱桥，南桥为单孔石梁桥，拱桥与石梁桥间有一土墩，俗称双福桥。桥畔曾是太平天国湖州保卫战的主战场。改建后沿用原名。但对照清末的《归安县五里方图》和《归安县志》，思溪流域保存下来的古桥还有多座，思溪港下游双开的云龙桥（三孔石梁桥）、凤凰桥（三孔石梁桥）还在，双福漾口的小石桥（即安定桥，单孔石拱桥）还在。不在主航道上的古桥被保存下来的还有多座，万奎桥（五孔石梁桥，漾东）、永福桥（单孔石拱桥，前坝汲水桥）、万福桥（三孔石梁桥，五余冯家埭）、广济桥（单孔石拱桥，达民莫家桥）、张安桥（单孔石拱桥，达民史家兜）、会凤桥（三孔石梁桥，达民沈家墩）等，这些古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保留着良好的乡土环境和原始风貌比如安定桥，桥畔东侧为正觉宫，西侧是比较原始的桑地和稻田，非常自然和富有田野气息大的香樟树、红墙的宫庙和桥和谐
  一体，把桥衬托得更加秀气挺拔。 跟水有关的记忆除了船多、桥多以外，还有就是水产多。生活在思溪是幸福的，蛛网般密布的水网和星罗棋布的湖漾鱼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水产品从水中获取鲜美的水产也是我们孩提时最大的乐趣。最简单的要数下河下塘摸螺蛳和河蚌，如果时令正当，菜花头烧河蚌、清明炒螺蛳都是鲜美无比的丝网张鲿鱼、铜白钓白鱼需要定的技术，这些鱼个头虽小，但油煎鲿鱼、清蒸白鱼也是是鲜美无比的。黄鳝是最可口的，抓法有多种：张钓子，最简单的只要弯个大头针，系上丝线，连上一根芦秆，前天在钩上放上饵料蚯蚓，把钓子放在水渠边、青苗水田边，第二天收回来就是了。铁钓子钓，这个需要一定的专业性，因为到底洞里有没有鳝鱼，你先得有一个预判的能力，如果你的判断能力足够好，剩下的就需要耐心了，这种方式能捉到的都是大鳝鱼照夜火鳝，一手持自制的洋火灯（后来改手电），一手持自制的竹夹子，腰间系一个竹篓，小时候父亲和小叔叔起出手半夜能捉到半担桶的鳝鱼。斗濠潭捉泥鳅是小孩子玩的，每逢夏天找段水渠，两端各筑一道简单的泥坝，把水戽干，小鱼小虾不用说，能捉到大泥鳅那就有口福了，斗濠潭经常会捉到副产品，那就是个头不大的石蟹，石蟹沾上面粉放油里一炸，是小时候最好吃的零食。秋天蟹旋风起，肥美的毛脚蟹上桌了。小河水草里泛着泡沫的往往就是毛脚蟹，悄悄地走近，快速从底下一抄就得手了。毛脚蟹还会上岸顺着水渠到处游走，在水渠边打洞栖居，洞里有没有毛脚蟹，从洞口淤泥上的痕迹一看就一清二楚。
  洞有时候很深，用手都掏不到，别急，也有办法，就是抓一把青草把洞堵严实，你转一圈再回来，毛脚蟹受不了一定往外爬，爬到洞口，脚就被洞口的草挂住了，你往外一拎青草，毛脚蟹就被带出来了。冬天干塘季节，趁机抓点小鱼小虾是没问题的，运气好还遇上淤泥底下藏着的大黑鱼。父亲是抓鱼钓鳝的好手，总能给我和姐姐倒腾点荤菜出来，记忆中小时候家里饭桌上总是有鱼荤的，我的童年是极其有口福的。 思溪的人居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已经有多处很成熟的人类居住聚落了。在思溪范围内发现的四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战国的村落文化遗址就是最好的明证。这四处分别是市级文保单位磨心里遗址、塔后遗址和汲水桥遗址，市级文保点小命山遗址。其实小命山的山不是真正的山，应该是“■”“■”是湖州的地方用字，沿用已久，是湖州东部水乡典型的地形地貌，“■”是平原地带众水环绕，高于一般地面的宽阔地片，思溪这些高地是早期人类种植耕作、繁衍生息的宝地。思溪一带有不少以山命名的地方，如小命山、麻姆山等，都是很适合史前人居住的。磨心里遗址位于思溪东北侧的双福桥村，历史上属于思溪的核心区域，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现地表为桑地和鱼塘，桑地多印纹陶片，鱼塘坡面多泥质陶、夹沙陶和印纹陶片。鱼塘断面可辨文化层及红烧土堆积采集标本主要器型为鼎、豆、罐、盘等，残断石器有锛、钺、犁、石刀。遗址中心地带鱼塘可采集到大量新石器时代至马桥时期各式鼎足、鼎罐、豆盘、豆把、陶网坠、牛鼻形器耳。纹饰主要有绳纹、叶脉纹、曲折纹、云雷纹、回纹、方格纹、麻布纹等。遗址年代跨度较大，以标本分析，属马家浜兵文化至良渚、马桥文化时期，磨心里遗址完整，未曾受土地整理破坏，随处可见文物标本，文化层堆积丰富，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现正在申报省级文保单位。塔后遗址位于思溪港北塔后自然村，遗址主要以水田、桑地和鱼塘为主。
  面积广达20万平方米，遗址分布范围大，现场标本丰富，时代跨度大，石器有石刀、石锛、箭镞和砺石，另有夹砂红陶和印纹硬陶塔后遗址和磨心里遗址相隔不远，事实上是连片的，都位于思溪横港的北岸汲水桥遗址位于原前坝汲水桥自然村，面积大约为3万平方米，遗址两北为新开挖鱼塘，其余为桑地和水田该遗址早在1983年嘉兴地区文物普查时就被发现了，标本较丰富，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型有豆、罐、钵等，还发现少量夹砂陶和云雷纹印纹硬陶生产工具有石锛等。小命山遗址位于前坝自然村，西南靠前口漾，面积大约为2万平方米，西与汲水桥遗址区隔河相望，两个遗址原本就是一个整体，遗址标本以灰陶为主，少量夹砂红陶，当地村民在遗址中部曾挖掘出泥质灰陶豆、罐、钵等器物，还发现有云雷纹的印纹陶澄滤器、三足盘等。 现在说起思溪，只是菱湖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2001年由原五余、前坝、思溪三村合并而成但历史上的思溪一直是湖州东南方一个重要的市，唐属乌程县治，宋、元、明属归安县松亭乡。据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记载：“思溪市，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宋时酒酤户部催税。元设巡检，明初设河泊所管渔户，又置预备仓。当时藩盛可知，今已衰替，市廛十数家。”到宋代思溪已经获得很好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古代农业社会里得天独厚的产业结构，就是旱地种桑、水田种粮、池塘养鱼的三级立体综合发展的生态农业生产结构，粮、桑、渔面积各占三分之一，俗称“三三制”农区。尤其是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蚕桑和渔业养殖业，经过历代的经验积累形成的桑基鱼塘，养鱼栽桑互动互惠的生态模式，到今天仍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思溪水域所占比重很大，尤以湖塘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是淡水鱼养殖的重要产区，明弘治年间（1488—1505）专门设立思溪河泊所管理渔户，也充分说明思溪渔业的发达和影响力。民国时期，笔者家族是思溪从事渔业养殖的大户，同时在思溪市和上海十六铺码头附近开设了一家叫作“同昌行”的鱼行，利用便捷的水运条件，常年在思溪与上海之间进行淡水鱼的贩运与销售，在淞沪战争爆发之前生意达到了顶峰，之后因为战争的缘故生意一落千丈。思溪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丰富的水源和完善的水利设施使得旱涝保收，因此早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官府就在思溪建立了预备仓。清末思溪衰落的原因应该与咸丰同治年间曾经在这里发生的太平军与清军拉锯战有关，陆心源编纂的县志是光绪八年（1882）刊行的，距离这场惨涡不过十数年。从民国初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思溪经济得到了比较好的恢复性增长，但战争又一次中止了发展的势头，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溪曾经是一个乡，思溪市曾为思溪乡、思长乡的治所驻地。
   湖州的市镇和村大都是沿着水路铺开的，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村——市——镇”组团式的布局结构。在古代，思溪既是村，又是市，市廛数十家，依水而建，水阁楼比比皆是，茶室土产、肉类鱼虾、日用杂货、药铺诊所、学校寺院，一应俱全，早市尤为热闹。市就有它相应的辐射范围，查光绪的《归安县志》：十四区的第141庄到第145庄，141至143庄是围绕着思溪市的，是思溪的核心区域，第144、145庄明确标注：近思溪，是思溪市辐射区域，总计超过50个自然村，这与民国时期思溪乡的乡域范围是一致的。作为集市社区它涵盖了现在菱湖镇下辖的思溪村和达民村，和孚镇下辖的四联村、漾东村、民当村、双福桥村等，大约5平方千米的范围。集市辐射的边界是由古代日常的交通所决定的，这范围是古代无论步行还是舟行所能到达并从事相关活动最从容的范围。思溪是太湖流域典型的传统集市社区，集市对古代村落间的秩序具有非常大的价值与意义，其实村落还不完全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基本单位，以市场结构组合起来的集市社区才具有农业社会或者传统农耕社会的全部特征，才是一个完善的社会体系。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并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以集市社区为特点的基层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既是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农户所需要的劳务、资金和信息需求一般在这里得到满足。思溪市
  一直是附近所有自然村购买日用商品、收集信息、购买农产品的一个中心，在古代它这个市实际上是以水路来连接的，而且突破我们现在乡镇的行政区划的。
  思溪一直有喝早茶的一个习惯，每天早晨有很多的茶馆开张，附近村里的人都会到这个地方去喝早茶，因为喝早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早市，也就是每天有早市，时至今日依旧也是这样一个传统，实际上它充当市的角色跟古代没有多大改变作为社会体系，集市社区是农民熟人社会的边界，也构成了他们通婚的范围，我家族中父母一辈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集中在思溪集市的这个范围内，周围邻居家庭也大致相仿。但随着交通的改变和进步，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剧，从我这代开始这个边界和范围已经不断被突破了。在一个农村集市里往往有着农民共同的宗教娱乐活动，比如：每年二月二十四日思溪土地庙会，思溪土地神三大明王号称是附近36社共有的土地神，这个范围就横跨现在思溪双福桥等多个行政村，本身就具有集市社区的意味，九月二十日前坝总管庙会，同样打破行政村的范围。这些庙会都有扎香炉巡游、祭祀、流水宴、唱大戏等丰富内容，村里的老人们一直牢牢地记得这些庙会的日子，传统庙会是思溪老百姓共同的节日，每年都在上演，也不知道沿袭了多少年了。 小时候一直对塔后这个小村子很感兴趣，问村里的老人，思溪原先有塔吗？老人们都说原先是有塔啊，后来飞走了，飞到城里了，就是飞英塔啊我一直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民间传说，但最近查有关的历史资料，发现思溪在宋代还真的有塔，而且这塔关联着一件佛教界和印刷界的盛事，一部流传至今的宋版大藏经让全世界记住了思溪。 思溪的佛教是有传统的，南宋谈钥的《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寺院”记载的思溪寺院就有两座，一座叫觉悟教院，“唐咸通十四年，金州刺史刘某舍宅建号觉观院，会昌中废，宋朝咸平以来始建大殿法堂诸大阁，改今额。据旧编云，会昌中废，咸通中复兴。又云治平二年改今额。按旧经云唐咸通十四年刘使君舍宅建作图金时已号觉悟，非治平二年改明矣。”查唐代纪年应该会昌在前，咸通在后，因此推断寺院曾在会昌灭佛中被毁，到咸通十四年刺史刘某重建，然后在宋咸平或治平年间又再一次重建或重修。 另一座宋代有名的寺院是圆觉禅院，思溪曾经的塔就属于圆觉禅院。“圆觉禅院在思溪，宣和中，士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弟崇信军承宣使永锡创建，赐额为慈爱（受）和尚道场寺有塔十一层，及有藏经五千四百八十卷，印板作印经坊”关于建寺造塔之缘由，元代文学家黄溍的《金华黄先生文集》里收录有《思溪圆觉法宝寺舍利塔记》：“宋崇信军承宣使王公永从，宣和间仕于朝。
  慈受深禅师时住慧林，永从暇日数与之游。而咨决心要，闲语及有为因果，禅师言，起塔之功最胜，盖舍利所在，则为有佛也。永从既谢事而归，则舍家造寺建塔，迎禅师为之开山”东京开封府慧林禅寺住持慈受禅师怀深不仅是建寺造塔的倡始者，而且应王氏之请成为圆觉禅院的第一任住持，圆觉禅院亦因此获赐“慈受和尚道场”之匾额。明成化《湖州府志》记载：圆觉禅院后改法宝禅院。同治十三年的《湖州府志》记载：“圆觉院在府城东南思溪，宣和中郡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弟崇信军承宣使永锡创，赐额法宝寺。”从以上的资料我们得知，建寺的是两宋之间的王永从，圆觉禅院又名法宝寺，寺内有一个高十一层的舍利塔塔后村应该就是因此塔而得名。据初步考证，圆觉禅院位于思溪东郊原移步桥北堍的方坛头，坐北朝南面向思溪横港，舍利塔在红墙黛瓦和苍松翠柏的陪衬下，显得巍峨壮观，是当时思溪乃至湖州的一大景观。
   清乾隆《湖州府志》记载：圆觉禅院今废关于圆觉禅院的覆灭有一个传说，清雍正年间（1723—1734），圆觉禅院当时的方丈及其门徒心怀邪念，密设暗道机关，趁良家妇女烧香祈祷之机，拨动机关，使她们跌入“地窨子”（即地底下的暗道），任凭恶僧淫害致死。妇女烧香失踪，时而发生，引起人们猜疑，不久即暴露，民愤极大。直到乾隆皇帝当朝，南巡浙江时闻知此事，立即下旨严惩恶僧，拆除圆觉禅院，在百日内挖土三尺三，将院地变为耕地。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在此开办砖瓦厂，取土时还常可见到香糕砖圆筒瓦的碎片，这是宋代常用的建筑材料。2000年10月1日在思溪方坛头出土了宋代风格的太湖石青石狮一尊，极有可能是传说中当年大雄宝殿前的，现存放在思溪纯阳宫内。
  2005年8月22日，在达民村西村出土了武康石的宝篋印经式石塔，有研究者分析判定此为宋代圆觉禅院之物。塔身高90.5厘米，四方形，每边56厘来塔身四面都有佛龛，雕四方佛：东方世界阿閦佛，结跏趺坐在莲台上，双手合十；南方欢喜世界宝相佛，结跏趺坐在莲台上，手施沈法印；西方安乐世界无量寿佛，站在莲台上，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施无畏印；方莲花庄严世界微妙声佛，结跏趺坐在莲台上，手施沈法印。石塔基座须弥座，出土下面两块，每块高31厘米，长116厘米，明显有下枋、下枭和束腰。
  须弥座中间有一孔，和地宫相连。这种塔又名阿育王塔。此类石塔国内极为稀少，为已发现的最大阿育王石塔。现藏湖州市博物馆。 创建圆觉禅院的思溪人王永从，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因为曾经参与北宋末年有名的花石纲的营运，因此在相关宋代历史典籍里偶尔被提及，这些有限的资料为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王永从生平提供了可能。王永从原为低级军官，家富于财，曾参与营运花石纲，与蔡京长子蔡攸关系密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花石纲”引蔡絛《史补》叙述甚详：“政和初（1111），鲁公（蔡京）被召，上戏语伯氏（蔡攸）须进土宜，遂得橄榄一小株，杂诸草木进之，当时以为珍。其后又有使臣王永从、士人俞輖，应奉皆隶伯氏，每花石至，动数十舟，号成纲矣……大率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贡大者越海度江，毁桥梁，凿城郭而至。政和七年（1117）……批付鲁公曰：系进奉，独令朱勔、伯氏、王永从、俞輖、陆渐、应道安六人听旨，他悉罢之。……其达民村出土宝匣印经式佛塔复不二岁，大下争进献复如故。而又增提举人船所，进奉花石纲运，所过州县，莫敢谁何，殆至劫掠，遂为大患。”宋徽宗政和年间开始，王永从跟着权贵蔡京之子蔡攸，成为采办“花石纲”班子的重要成员，甚至是钦点的六人小组之一，官至五品，王永从任职密州观察使、弟弟王永锡任职崇信军承宣使。但到了宣和七年（1125），金兵挥戈南下，情况突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记载：“（十二月）二十一日戊午下罪己求直言诏罢花石纲等指挥。二十二日，又奉圣旨：‘王永从愿自办本家粮食斛百万贯石，措置赴阙，体国助军，宜加奖擢可先次与转一官，候措置般运足办，取旨不次褒擢。”此时的王永从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大事不妙，于是主动纳粮助军。但已经再无法扭转局面。次日（十二月二十二日）赵恒登基，就是宋钦宗。第二天钦宗就开始清算蔡京父子。这件事当然也涉及王永从，《靖康要录》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四月）十日诏：‘王永从、吴浒、杨邦直皆系骚扰东南之人，臣僚累有章疏。永从降授秉义郎（从八品）致仕，吴浒、杨邦直并除名勒停，送诸州编管，日下押出门。”王永从的这个结果还算不错，只是让他致仕回家。也许他是从犯，相对于朱勔而言为恶不彰，也许他主动纳粮助军真的起了作用。 靖康之变之后，康王赵构登基，一路躲避金兵的追击，王永从看准时机，再次主动向高宗的小朝廷献钱这个事情被很多史书记载，南宋史学家王明清的《挥麈录》余话卷之一记载最详尽：建炎乙酉二月辛未“进呈湖州民王永从进钱五十万缗佐国用臣等言：‘户部财用稍集，亦不至甚阙。’圣训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或曰：‘已纳其五万缗矣，今却之，则前后异同。’圣训曰：‘既不阙用，可并前已纳还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臣等皆言：‘圣虑及此，东南之民，闻风当益感悦。”《宋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都记载了王永从献钱被却的事情。差别是王永从所献钱数是五十万缗还是五万缗，其实王明清记载已经说得很清晰了，王永从前后献钱两次，总数应该是五十五万缗，因此，才有了臣下的“今却之，则前后异同”和高宗的“可并前已纳还之”之说。五百年后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二引用王明清文，并发出感慨：“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与？”从王永从家族建寺起塔、纳粮助军、献钱佐国等举动来看，王家当年确实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因此有人怀疑他是否也像朱勔一样靠花石纲聚敛财富？但朱勔的结局是削官、流放、斩首。而王永从只是降职致仕，献钱佐国高宗没有接受，但对他的行为是赞许的，因此在《思溪藏》绍兴二年的题记里，王永从恢复了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五品）致仕了。根据现在有限的资料分析，王永从家族应该早就是思溪当地的富户，并且有可能兄弟俩的官位都是靠捐供得来的，至于如何发家致富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王永从一家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能结交那么多高僧一起开镂大藏经，我想，不至丁靠营运花石纲捞钱那么不堪吧？
  900年以来，王永从还不时被人提及，是因为他致仕回到家乡思溪，举一家之力刊行了部大藏经，这部大藏的刊刻，区别于历代大藏的唯之处，是该藏全部是由一个家族出资所刊刻，并且刊刻这部大藏的圆觉禅寺也是同家族所建造的从宋代至清代的雕版印刷大藏经有20多种，而《思溪藏》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藏经，堪称稀世珍宝，为国宝级文物，是研究佛教文化的珍贵资料。靖康元年（1126）王永从致仕与弟王永锡回到家乡，在圆觉禅院开镂与印刷大藏经，历时六载，至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全部经文刻成，共计550函，1453部。此经集经、律、论三藏，共5480卷，称《思溪圆觉藏》湖州地区历史上印刷业繁荣，《思溪藏》开了湖州印刷业的先河，应该说对发展刻版印刷术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刻版就存在圆觉禅院，经过十余年，版片一部分为虫蚁所侵蚀，淳祐八年（1248）、十年（1250）迭有补修（见盘字函《贤愚经》卷三，又可字函《圆觉经》题记）。南宋理宗熙三年（1239）风雨飘零毁损不堪的圆觉禅院得以重建，寺院升格为法宝资福禅寺。升格后，对损坏的经版进行了整修，又开镂了《法华经》等经版，共增51卷，因彼时湖州改置安吉州，故在经书卷首印有“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字样，共计1459部、5740卷，将印之经卷改称《思溪资福藏》，亦称《后思溪藏》。《圆觉藏》与《资福藏》统称《思溪藏》。佛经版本专家李济宁先生认为：“《思溪资福藏》应该是在《思溪圆觉藏》基础上的补刊经版而成。”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湖州一带遭到蒙古贵族伯颜率领的元军烧杀掠夺，思溪的资福禅寺以及大藏经刊印经版被付之炬。 在传世的《思溪藏》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很多有关王永从家族的历史信息，日木京都增上寺藏有宋版《圆觉藏》残本，其中的“解脱道论”卷一（背字号）记载了此经开刻的具体时间，云：丙午靖康元年（1126）二月旦，修武郎、阁门祗候冲元亲书此经，开板结大藏经因缘。《菩提行经》卷一（槐字号）有王永从的题诗：“崇敬三宝，我王永从，志诚书写，菩提行经，此第一卷，所褒妙利，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愿与法界，一切含诚，速证菩提，如诸佛等，时大宋号，靖康元年，七日望日，谨立斯志。”关于该藏为王永从家族刊刻的依据，基本上都是引用收藏在日本京都南禅寺的《圆觉藏》“长阿含经”卷二十二卷首保留的王永从当年完成全部刻经的后记，云：“大宋国两浙路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村居住，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同妻恭人严氏，弟忠翊郎永锡，妻顾氏、侄武功郎冲允，妻卜氏、从义郎冲彦，妻陈氏，男迪功郎冲元，妻莫氏，保义郎冲和，妻吕氏两家眷等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利乐法界一切有情，谨发诚心，捐舍家财，开镂大藏经版
  五百五十函，永远印造流通所鸠善利，绍兴二年（1132）四月□日谨题。”“雕经作头李孜、李敏；印经作头密荣；掌经沙门法己；对经沙门仲谦、行坚；干雕经沙门法祖；对经慈觉大师静仁、慧觉大师道融、赐紫修敏；都对证湖州觉悟教院住持传天台祖教真悟大师宗鉴；劝缘平江府大慈院住持管内掌法传天台教说法大师净梵（此人也为一代高僧，《释门正统》卷六有记载，净梵早于建炎二年去世，题记是后来追记的）；都劝缘住持圆觉禅院传法慈受禅师怀深。”以上题记对开版时间、完工时间，组织管理等方面情况的核定是有力的佐证。 宋刻《思溪藏》端庄古朴，版式装帧典雅，是国内外公认的南宋版典藏珍本国家图书馆所收藏之《思溪藏》，是清光绪年间杨守敬作为清驻日公使的随员，在日本收购回国的。1915年杨守敬去世，其家人将他的部分藏书转让给了北京“松坡图书馆”，其中就包括这部《思溪藏》。1950年松坡图书馆并入北京图书馆，近年又升级为国家图书馆然购时已有残缺。2002年，中国书店与瀚海拍卖分别得到海外流入的《圆觉藏》中的357册《大般若波罗蜜经》，经过一番努力，国家图书馆终于将这批珍贵文物全部购入，补充了原有《圆觉藏》的残缺，国家图书馆研究人员尤其为能收到《大般若经》天字号卷一而兴奋不已。大藏经以千字文编号，天字号为千文编号第一然遗憾的是，在操作入藏的过程中，曾经因为经费紧张等原因，一度停止购入，又致使部分经册再次流入民间。真可谓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现各大拍场现身的《思溪藏》零种，均为此次流落民间之物因其价值珍贵，故每获善价，成交多以每册十数万元计。但在我们的邻国日本，《思溪藏》还收藏着多部，据日本学者调查，在最胜王寺（茨城县真壁明）、喜多院（埼玉县川越市）、增上东京都）、岩屋寺（爱知县南知多町）、长泷寺（岐阜县白鸟町）、兴福寺（奈良县奈良市）、唐招提寺（奈良县奈良市）、长谷寺（奈良县樱井市）、大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府京都市）等单位均有收藏，其中也或多或少都有残缺。另外，东京都成篑堂文库收藏有300到400卷，奈良西大寺收藏有约600卷的《大般若经》，其他未公开的收藏或许还有。日本对《思溪藏》的研究，开展得比我国要早，研究的力量和成果也更多。据说日本人和国内的收藏者都曾专门赴思溪寻访圆觉禅院旧址。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过专题纪录片《又见宋刻〈思溪藏〉》，为此摄制组专门来思溪取景如此种种，绝非当日被迫致仕还乡的王永从所能想象得到的。圆觉禅院的首任住持有《慈受禅师怀深广录》传世，卷二有七绝《呈王观察》：“去年公到包山寺，林底相逢笑不休。今日我来公已去，石羊石虎替人愁。”日本学者小川贯式据末两句认为，慈受禅师应邀至圆觉禅院担任住持时，王永从已经过世了。其实王永从最终没有看到大藏经全部刊印的那一天。
  四
  思溪有两个自然村叫作旧宅里、新宅里，光绪《归安县志》卷六注明为思溪钱氏旧居和新居。在思溪一直有关于钱家的传说，说钱家出过吏部天官，女儿嫁入宫闱，成为皇亲国戚，显赫一时。话说某年，钱家的丫头把倒好的马桶放在树下晾晒，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刺毛（毛毛虫），结果晚上太太如厕时被刺毛刺了一下，钱家老爷于是勃然大怒，叫人捉了一菱桶的刺毛，把丫头扔进去活活给刺死了，还把丫头剥了皮做成了把人皮交椅。有一次，钱家的外孙，也就是皇帝的儿子来外公家做客，不小心坐了一回那把人皮座椅，椅子设计得很精巧，人一坐进去，双手还会一把抱住，着实把小皇子吓了一跳回去后，小皇子把此事说给他老子听，说外公家有把人皮交椅，在思溪土话里，人与银是不分，似乎皇帝也受此感染，呵呵一笑说，这不奇怪啊，我们帝王家有金皮交椅，你外公家有银皮交椅不奇怪啊最后当然弄清楚了是人皮交椅，帝心震怒，于是为富不仁的钱家掘地三尺被抄，充军的充军，杀头的杀头。从此，钱家就衰败了，到今天思溪附近只有一家是姓钱的。 民间口耳相传的钱家故事是有由头的，至少有两点是对的，一是思溪钱家确实是大户人家官宦世家，家里有人当过吏部主事，称吏部天官未尝不可。二是思溪钱家确实后来被抄家了但历史上的思溪钱家绝对不是为富不仁，相反家风正，口碑好，在明嘉靖至清顺治年间是湖州府数得上的名门望族。“三世进士”之家，一时为科场佳话，祖孙三代都中进士，都入朝为官，官声甚好，三代人在《湖州府志》和《归安县志》里都有传，父入《儒林传》，子与孙入《名臣传》。抄家是因为遭遇明清更替的时代巨变。因为钱家，偏处一隅的思溪和晚明、清初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了一起。 思溪钱氏世居乌程阳泰里，明嘉靖年间，钱镇始迁归安思溪，居今思溪港北“旧宅”。光绪《归安县志》卷三十五《人物传·儒林》引许孚远《敬和堂集·钱淡庵墓志》详细记述了思溪钱家第代钱镇的事迹：“钱镇，字守中，号南离，一号淡庵，乌程籍归安人，幼贫，躬执釜爨，旦暮一粥，遍读经子史义章，日有名闻”钱镇早年家境贫寒，学习勤奋，“躬执釜爨，旦暮粥”让人想起范仲淹划粥断齑的故事。“唐一庵先生讲学鲍山之阳，往师之，从阳泰里徙思溪。”因此，钱镇迁思溪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史好地就近师从大儒唐枢唐一庵先生。之后，“躬督家童树艺，而手携一编咏读不辍，夜则篝灯独坐，殚精凝神，自经史外旁及五行物理，博考精究学益邃远，近士及门者日益众。未几登第授武库主事迁郎中。”钱在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科殿试中金榜第二甲第43名进士。钱镇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进士，而是“洞悉天下边关险要机宜”。但个性耿直，“遇事慷慨论列，不少依阿，然竟以直道见摈坐免，天下士大夫莫不惜之”。回到故乡的钱镇，生活是丰富而又充实的，“还思溪精舍讲学，偕陈秀山方伯孙屏石宪副诸老，复岘山社约，春秋燕集称胜事焉”。时人评价钱镇“为人简而定，厚而敦，犯而不校”按现在《湖州名人志》，钱镇生卒年为1509年和1596年，正应了那句“儒者寿”，“逾七旬专意著述诗文，多散逸，通史经正录学术书藏于家”。死后以理学名儒，配祀唐枢。 思溪钱家第二代钱士完在朝野都非常有知名度和影响力，钱士完明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殿试金榜第三甲第206名同进士出身，后官至山东巡抚，作为封疆大吏，在《明神宗实录》里我们经常能读到他的名字。《归安县志》卷三十四《人物传·名臣》：“钱士完，字惟凝，号，继修，归安人，镇子，万历八年（1580）进士，为德安府推官升南京兵部主事，调吏部转光禄寺丞，历升南太仆寺卿。”“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府志县志收录了钱士完的两则有名的奏疏，第一则云：“臣水陆间关，采察利病灾沴几遍于广轮，榷税更增其骚扰，因念圣明何所不鉴，乃丰亨独享于宫闱，羸瘠遍受之闾里，非及陛见，一为披沥而又何待，然偏枯之病，不独海内有之，东朝有八年不读之储教，福王有累岁未就之新邸，瑞王年二十三而称久旷，惠王年二十，桂王年十七，而稽求淑皇长孙年八龄而隆师未闻，闾庶旁观尚为隐恻，皇上何以置之漠然。”奏疏的矛头直指皇家和皇帝针对皇帝赐田福王二万顷之事，时任山东巡抚的钱士完认为，“括畿甸河南不足则取盈于山东，而福王必欲成片膏腴。士完谓既无官田可拨又欲成片，势必攘之民间”。于是连连上疏争之：“海水不实漏巵，登林不供野火，皇上何不留此涓滴畜养小民供国家之急，而徒以饱澉涓人，自为必穷此计，此后诸藩并建，纷纷陈乞皇上，尚余几省堪此辈蹂践哉！臣宁负福王不敢负陛下，陛下亦安能不自为计不行臣言。”神宗不仅不依所奏，反而差官为福王清丈田地，于是“士完极言其非制，前后凡六上疏坚守前议”钱士完一生最大的政绩是在山东巡抚任上的救荒平乱山东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三月至六月久旱，贫民乏食，盗贼四起钱士完连连上疏呈报灾情，要求朝廷及时赈灾救济，甚至上疏要求万历发内库银二十万赈灾他上救荒事宜十二条：“一定赈规；二广赈地；三劝倡义助赈；四留漕米十五万石平粜；五开事例量减银两，自春至夏止；六酌赎罪；七搜帑藏；八清驿递；九宽禁约钱法盐法，权宜便民；十通水利；十一普赈米；十二酌蠲停疏呈进，神宗允从。”县志记载说钱士完“力行荒政，请蠲请赈，活数十万人”。钱士完早期为官期间，做过不少维护文化的雅事。他第一个官职是德安府推官，在任期间参与了了应城孔庙大成殿修复。万历十一年（1583），应城孔庙大成殿倒塌，德安知府齐一经和推官钱士完得知此事后，带头“捐七十金”随后又张贴布告，号召应城的乡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孔继皋作《应城县学碑记》详细记述了此次重修的情况。万历十七年（1589）钱士完刻本出版了由冯善撰的《家礼集说》。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任南京大仆寺少卿期间，钱士完将田168亩给寺常住为永业，赡于僧众，并择人留守寺院。并撰《琅琊开化禅寺给常住田记》碑刻，保护了千年古寺钱士完的能力和担当早就获得了当时朝廷上下的公认，所以不断地得到升迁。比如时任南京石都御史的陈有年在评价万历二十一年（1593）钱士完任南京考功司郎中在京察中的表现时说：“当事难，当任怨之事尤难。诸臣所见士完，任怨矣！”这是相当高的评价。县志记载说：“士完为人孝友端重，风裁凛然。”钱士完最后一次出场是在《明熹宗实录》三十七卷：天启三年（1623），原任山东巡抚钱士完祭葬如例，这应该是钱士完去世的年份县志记载：“卒赠副都御史。” 钱士完子元悫，字孺愿，号青渠，天启五年（1625），钱元悫取得第三甲赐同进士第42名出身县志载：“为武学教授选兵部主事，崇祯登极，疏参魏忠贤罪恶，望重朝端，改吏部主事，历升文选司郎中，晋太仆少卿归。”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时任兵部主事的钱元悫上疏弹劾魏忠贤，把魏忠贤与历史上的王莽、梁冀、王衍、董卓、赵高、武则天等人物的罪行一一作了对比。还为魏忠贤及其党羽魏良卿等人安排了归宿，要求或贬或诛，尽快处理关于此奏疏很多历史典籍中都有记载，除了《崇祯实录》外，明末东林党领袖、大臣李应升的儿子李逊之编的《崇祯朝野纪》，明朱长祚撰的《玉镜新谭》，包括清代夏燮编纂的《明通鉴》，都节抄或摘录有关元悫的此奏疏。可见其在当时和历史上的影响力。县志记说钱元悫“疏参魏忠贤罪恶，望重朝端，改吏部主事”，思溪老百姓口中的钱吏部应该指的就是他了钱元悫活到了明亡后，清陈济生辑《启祯遗诗》记载：“弘光帝立，（钱元悫）晋太仆少卿，乙酉后键户不出，悒郁成疾而终。”仔细分析思溪钱家三代，从钱镇的“遇事慷慨论列，不少依阿，然竟以直道见摈坐免”，到钱士完的“极言其非制，前后凡六上疏坚守前议”，再到钱元悫振聋发聩的首劾魏忠贤，有一种精神气质一以贯之，那就是气节，一种浩然正气，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真的是“风裁凛然”。这既是钱家的家风传承，也是明代江南的士风，一定程度上跟钱镇、钱士完父子师事明代归安大儒唐枢有很大的关系。唐枢思想主要是“讨真心三个字，“真心即“道心，“讨”就是学问、思辨并身体力行。他曾说“良知一拈万到，本末具举，今日只欠躬行”。 在古代，一个家族的婚姻关系和朋友交往圈最能反映一个家族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声望。湖州家族史研究专家龚肇智的研究表明，从钱士完开始，其子女婚配的都是湖州的名门望族，钱士完的三个女儿分别嫁入长兴丁氏、臧氏和乌程潘氏，其子钱元悫先娶茅氏，花林进士茅国缙女。后娶沈氏，竹溪沈儆炤孙女，沈侍卿女。茅氏、沈氏亦是明代湖州府著名望族。钱元悫子钱几玠（钱价人，瞻百，瞻伯）娶的闵氏，晟舍闵宗德女。长兴丁臧，乌程潘闵，归安沈茅都是明代湖州府数得上的名门望族。随着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家族累积的财富也相当观了，县志记载钱士完“以父尝师事唐庵，念书院会讲久废，特捐金置产以供书院会讲之资”。这里有一点非常有意思，钱家到第二代就应该已经是富甲一方了，所以有能力捐金置产供书院了。 钱家的第四代跟前三代为官宦不同，钱家的第四代至少有五人以诗闻名他们分别是钱镇曾孙钱价人（瞻百，瞻伯）、钱志熙（字虞仲）、钱志焞（字方叔）、钱志焘（字丹季）四兄弟，均未出仕，以诗名，再加一个钱瞻百族弟钱缵曾（允武），都是明末清初湖州孚社诗坛成员仅从现在有限的资料来看，几乎明末清初江南知名诗人都跟钱家兄弟之间有交往，他们或在日记中记述与钱家兄弟交往，或存有诗歌与钱家兄弟唱和。这个名单可以罗列出一大串：钱谦益、陈子龙、吴伟业、朱彝尊、屈大均、吴兆骞……历史学家谈迁还在日记里记录了到湖州专程访钱瞻伯，借阅夏允彝《幸存录》之事。到钱家的第四代，钱家已是江南的望族了，真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关于孚社的记载，以乾隆时归安人杨凤苞《钱瞻百河渭问集选序》最为重要，此文开端云：“《河渭间集选》十卷，归安钱价人瞻百撰，慈溪魏耕白衣为之叙。”指出《河渭间集选》的作者为归安钱价人（？—1662），后并略述钱氏生：“瞻百家世华膴，少工文词，与同产弟三人并以诗名，斤斤守唐法，称同调者，族人缵曾允武及白衣寓公也……明季数试于布政司，不遇国初郡人立孚社，推为领袖。”家世华膴，一方面是说其家世显赫，曾祖以降三代皆为名宦，另一方面“华膴”一词也兼指家境之富裕杨凤苞义中提及：时有吴之荣者，曾任归安县令，因觊觎瞻百家产富厚，故密告于将军柯奎，谓瞻百“累世显宦，家富不些，连络山海，妄思墟烬”可见在父祖的庇荫之下，钱氏族积累了可观的家产，借此雄厚财力，钱价人欲广招诗社同志，并负担宴饮酬酢的相关费用，自当宽绰而有余。钱价人还购得郡城南隅之莲花庄为宅。钱价人能购得此佳地为居所，仰赖的自然是富厚的家业，钱价人有《题顾樵水画莲庄图》一诗传世，诗前小序云：“余所居郡南隅之莲花庄，言是宋王孙赵子昂故址。所居湖水四周，葭柳间杂，颇饶胜概。后带月湖，广袤数十顷，中有红蓼、白蘋二洲，今皆壅淤成列尘矣大抵津途较前率不及半，然尚漭瀇，每入春时，游人载途，画舫相乱，奇为佳观”（清陈焯辑《国朝湖州诗录》）此地后来也就成为孚社的根据地。此点，从魏耕的诗作中得到验证。《乙未七月二十六日郡城西莲花庄寓斋作》《莲花庄与朱士曾》《中秋莲花庄怀人》《喜蒋平阶见访莲花庄，蒋时奉玄拟栖隐古上》《卜居莲花庄》《莲庄除岁谢菊旃子见遗玄宗皇帝御制征道诀石刻作》，诗中记载了其寓居于莲花庄的诸多生活片段另外，《冬杪奉陪吴会诸公宴吴兴郡城莲花庄二首》，更记录了当时社集的情形。 也正是因为这个魏耕，钱家兄弟的挚友最终把“家世华膴”的钱家带上一条非常之路。魏耕通海，是清初一宗要案，复明运动大事，历来备受重视。明亡后，魏耕痛心疾首，矢志抗清，他参加了顺治二年（1645）的湖州起义，之后他一直在江浙地区联络士人秘密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康熙元年（1662）由于孔孟文的告密，魏耕和他的好友钱瞻百、钱缵曾在杭州被杀，和魏耕交好的很多人被流放，这就是清初震动江南的“通海案”。钱家兄弟因为同样的诗歌爱好与主张与魏耕交好，全祖望在《雪窦山人坟版文》中记载魏耕：“乃与归安钱缵曾居苕溪，闭户为诗。”居苕溪其实是指思溪，魏耕的《雪翁诗集》有《新治思溪舍南小隐即事和钱价人作》，中有“我常下君榻，晞发谋闲适”的诗句，说明在思溪期间与钱价人之间交往甚密，魏耕还曾带着妻子避居钱价人的莲花庄很长时间，钱价人与魏耕合选有《今诗粹》。而魏耕与钱缵曾最为志同道合，他自己曾记述说：“年少万寿祺过浙，予与允武钱缵曾把臂西湖，联吟达旦，相约整顿风雅，而雅志不遂，徒奄然夜台。”他们在明亡后，声气相投，莫逆相交，欲有所图，魏耕有数首写钱缵曾的诗歌，如《雪翁诗集》卷二《宿千松禅院待钱大缵曾不至》，卷七《岘山送钱大缵曾之杭州》等。屈大均在《阜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二中记钱缵曾云：“钱缵曾字允武，归安生员，少工诗清婉绵丽，语必悲凉顿挫，令人流连宛转不能舍。家素饶，慷慨喜周人急，朱士稚破产后，父雷州太守年老，甘旨之奉多倚缵曾。”钱缵曾家颇有资财，他资助朱士稚，想必穷困潦倒的魏耕也多受他的资助。也因为有钱缵曾这样的经济支持，魏耕、朱士稚、钱缵曾三人才能够合选一部二十二卷的《吴越诗选》，他们出游访诗，雄厚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家素饶”的钱缵曾。通海案发，钱志熙（字虞仲）等三兄弟受哥哥钱价人株连，遣戍宁古塔。
  清初的宁古塔是流人集中的地方，这些流人当中很多是江南被流放的诗人。康熙四年（1665），由著名流人张缙彦发起，集姚其章、吴兆骞、钱威，及苕中的钱氏三兄弟钱虞仲、方叔、丹季结为“七子之会”，这是黑龙江历史上的第个诗社。吴兆骞对“七子之会”的每个人都有评价，称三钱兄弟是“才笔特妙”。
  时人评钱氏兄弟：“虞仲英姿磊坷，皎皎若仙，不愧王谢家风，尝与其兄瞻伯，弟方叔、丹季，刻烛联句。”可惜钱家三兄弟在黑龙江所写的诗歌已全部失传，仅钱虞仲为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所作一序传世，成为历史有名的赞美黑龙江自然风光的佳作，其中写道：“其山连绵而纡郁，四望如屏如障，云兴雾洒，烟霞万态，其泉清而狭，狭处若瞿塘峡口，瞬息百里，广处澄漳弄洁，波毂萦回，游鱼可数。有奇峰突碛，下临不测之溪，奔流有声，风驰电掣于沙石之上者。有林木，数十里不见日月，千寻百围之材，不可胜数者。其佳处宜无让匡庐、雁荡。”七子诗社的活动时间不是很长，原因是“以戍役分携此会遂罢”，吴兆骞的《秋笳集》卷三《代姬人寄赠钱茂才方叔》有“乌龙绝漠征行久之谓，另有《送钱丹季之橙花兀喇》《少年行》等。据此，钱氏兄弟均在七子之会成立约两年后就先后编入汉八旗赴乌喇（今吉林市）从军抗俄了。有关研究表明，因为宁古塔流人都是带家属长期戍边的，“江南四钱”（苕中钱氏三兄弟及钱威）的后裔自然就成了黑龙江宁安钱氏、海林钱氏、开原钱氏、牡丹江钱氏、吉林钱氏、铁岭钱氏以及松花江流域周边地区的满汉钱氏始祖。因为历史的风云际会，江南旖旎思溪边的钱家最终在遥远的北疆黑龙江畔扎下了根。
   （写于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