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1941年12月，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成都北路563号的庞莱臣家里，住进了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人。不久前，他还是这家主人的侄子，而现在他的身份已摇身变为儿子。自从五年前主人唯一的儿子去世后，这个家里除了老人和妇女外，剩下的就只有小孩，加上处于乱世，急需一个成年子嗣来“挑大梁”，主持庞大而繁杂的家族事务，膝下无子的庞莱臣就承继了其弟庞青城的次子庞维谨作为嗣子（正式出嗣在1940年）。对于庞维谨这个人物，我们以前知之不多，幸而在档案馆及私人藏家手中还有一些他的相关材料，为我们了解他的一生打开了一个窗口。
  庞维谨（1910一1970），又名秉礼（英文名为pangpinglee），1910年出生于上海戈登路7号的别墅之中。1931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赴英国留学，先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后又在中寺法学院学习法律，均未取得学位，1935年回到中国后，来历任国民大会选举事务所干事、上海第一区公署荐任秘书、上海市政府荐任科长、司法行政部参事兼驻沪办事处处长、立法院专员等职。
  年轻时的庞维谨（庞仁提供）
  留学回国初期，庞维谨一时间找不到工作，望子成龙的庞青城利用以前的人脉关系四处设法，托老友叶楚伧（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官僚，政治活动家，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为儿子找工作。果然，正仕途得意的叶楚伧很快为庞维谨在南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担任国民大会选举事务所干事兼第七工作组自由职业选举科副科长。这份工作很轻松，平时也没什么事，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这个事务所因故停止，凳子还没坐热的庞维谨就不得不“下岗”回家待业了。
  4个月后，庞维谨有了新工作，仍由叶楚伧一手安排。1937年，年轻的庞维谨出任立法院编译处专员。这份工作比前一份更加轻松，只挂名而无须上班，每月还可以支取100元的薪水。他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便安心留在上海继续过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只是这份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倒不是因为他自己不想做，而是国事家事的双重影响。 “1937年8月上海战事发生后，我伯父庞莱臣，因年老已70余岁，要我到他家去伴他。他原有个儿子，已在年前死亡，遗有两个年幼的孙子。当时他说愿给我生活费，每天到他家去，不必再去外面找事。他要我先结婚，再做他的继子……”庞维谨如此自述。
   庞青城早年的合家欢（左二为幼年庞维谨，庞天中、徐顺泉提供）上海档案馆藏的庞维谨档案材料（陆剑提供）
  1940年，庞庞维谨陪同庞莱臣去北京访友，住在庞莱臣的老友黄稼寿家里。黄稼寿家中正有一位待字闺中的孙女到了出阁的年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位老人头脑一热，便有了友上加亲的想法。
  果然，回到上海后不久，庞莱臣就提出要庞维谨和黄稼寿的孙女黄德珏结婚。此时庞青城也正为年过三十却仍未成家的儿子伤脑筋，又是门当户对，自是极力赞成。庞维谨见执拗不过，便于1941年9月再上北京，与黄德珏完婚。3个月后，他搬到上海成都路上的庞宅，与嗣父庞莱臣一同居住。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留学英伦的庞维谨与黄德珏格格不入，经常吵架。据庞维谨回忆：“我与黄德珏的婚姻是一无感情的，在婚后也未发生夫妇关系。所以在1942年10月离婚。我嗣父为我付了离婚的费用。”据知情人透露，庞维谨那时其实另有所爱。秦淮风月，豪门恩怨，打开便是一段人间四月天。
   谁知，这段只维系仅一年多的婚姻却为庞家埋下了祸根。
  1943年年初，遭孙女离婚之乱的黄稼寿来沪，给庞家送来了日本驻上海公使馆请庞氏父子赴宴的请帖，庞维谨受嗣父委托独自赴宴。在宴会上，日本人提出拟在日本举办一场中国书画展览会，希望庞家能出借些古画庞家认为这是黄家在报复，因为日本人虽名为借，其实就是强要。
  如何化解这突然来到的危机？当时庞莱臣已是80高龄，危机公关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庞维谨身上。庞维谨当即想到自己就读复旦时的老师、著名法学家吴颂皋。吴颂皋曾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德国心理学家冯德的《心理学导言》，还写过《欧洲外交史大观》《治外法权》等专著，是个游走于政学两界的名人当时他是汪精卫南京政府驻外大使，在上海滩有权有势。吴颂皋与庞家也有亲戚关系，庞莱臣是晚清湖南巡抚吴大激的寄子，而吴大澂正是吴颂皋的叔祖。 庞维谨算找对了人，吴颂皋很快就解决了这个危机。此后他还专程去庞家成都北路寓所探望庞莱臣老先生，他坐在庞的床沿，握着老人的手，请他宽心。庞老在病榻上请吴先生多多关照庞维谨。吴颂皋是个讲情义的人，于是将庞维谨收为自已的秘书。
  1943年8月，34岁的世家子弟庞维谨穿起西装，提着公文包，很神气地跟着老师吴颂皋，去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上班了。半年后，吴提拔他任秘书处第三科（后改为组）科长，主要工作是负责审阅有关财务、经济、预算等的报告。在推荐报告中吴颂皋称赞他道：“……对于民法、商法、形成法皆有研究，学有专长，如以此员调任为第三科科长允称相宜……”为便于他执行公务，政府还派了一辆奥斯丁10款的公车供他使用，车牌号为第1075号，每月供给燃料30加仑，庞维谨坐着这辆公车出入社交场所，意气风发，精神百倍，这段时间可算是庞一生中最风光的岁月。 不过，庞维谨不可能想到，他的满腹经纶的吴老师日后会被人称为“汉奸”。抗战胜利后，他因这段关系，被国民党投入狱中，后经庞莱臣付出巨额保费，并找了国民党要人孙立人（1900—1990）的关系，才躲过这劫。
  庞维谨的“贵人”、国民党要员孙立人
  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1947年，留守在上海的庞维谨（庞莱臣全家已于1945年避居苏州）被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三稽查大队的军人带走，关押在威海卫路大队队部多日。当时警备司令部第三稽查大队名为审查，实为敲诈，他们知道庞家有钱，就想乘机捞上一笔。庞维谨为自救，找了很多关系，最后由庞莱臣支付了5000美金才于最后一天获释。为绝后患，他通过在中国银行工作的好友潘祥河引见结识了时任陆军训练司令的孙立人。孙立人给庞维谨一个中校秘书的名义，并用训练司令部用笺写了一张证明，这样一来庞维谨就可以穿上军装，庞家也就有了一把保护伞。
   庞莱臣画赠庞维谨的《水村消夏图》（局部，甲乙堂藏） 随后，庞维谨与孙立人的关系迅速升温，来往甚密，庞还一度随孙去台湾凤山的训练场视察，孙的目的是公务，而庞的目的则是游山玩水。 解放前夕，庞家在苏州的一些房产时常被国民党军队强行占据，庞维谨为保护祖业，又向孙立人求来了几张盖有陆军训练司令部朱红大印的大纸，那张纸上写有“各种军队不得强占”的字句。久经世面的庞莱臣也认为这有用处，于是庞维谨既惶恐又自豪地将它贴在苏州家宅的大门上。可事实证明，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人心涣散，这些“圣旨”没有任何作用。据说，他还一度动员庞家人一起迁往台湾，后因故未成。
  庞维谨与上海的英商正广和汽水公司关系也非同一般（庞莱臣生前拥有该公司大量股票，庞维谨曾在此兼职），其中还有不少故事。上海解放后，庞维谨受该公司董事长麦克格里委托，将正广和公司存在上海汇丰银行的大量股票兑现后转移至境外，并协助该公司经理开利结束在中国大陆的经营业务。而正广和公司在解放前，已被华商李耀文、方文慧的华富公司买进，但在买卖的过程出了不少问题。1950年庞维谨又协助华富公司向英方交涉买卖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为表示感谢，李耀文、方文慧邀请庞任公司的监察人，并送了他5000股股权。对于股权，庞维谨没有接受。1954年，正广和汽水公司因买卖关系复杂，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庞维谨自认为对正广和公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后来在囊中羞涩的清况下曾多次向香港总公司索要酬劳7000元港币，因双方事先没有约定，香港总公司方面只愿意支付2000元（实际支付了1500元），最后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这段为英商服务的经历日后成了庞维谨的“罪行”之一，快速翻转的格局更是让他目瞪口呆。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多次被打成不法分子，并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资本家”的高帽。令他更没想到的是，曾经帮助他躲过两劫的“贵人”吴颂皋及孙立人，最终让他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向上海文管会捐献文物的材料1956年公私合营后，庞维谨开始了靠“定息”及变卖家当生活的日子。查档案材料可知：庞莱臣在上海成都路的房屋于1952年以49000元卖给上海市卫生局，由庞维谨和两个侄子分摊；庞维谨在江宁路470弄的一所房屋于1950年以1万元的价格卖给上海国棉厂作为宿舍；他在虹桥路的房产卖了3万元；而庞家牛庄路戏院的地皮则早在庞莱臣去世前就分两次售出，将换得的赤金、美元和伪币供自己及子孙使用……牛庄路的另一处房屋、苏州平安坊的房屋、南浔的庞滋德中药店、南浔的制酱油店、新市的制酱油店在公私合营后列入改造，每月可收取定息，加上还有汽车公司、上海解放日报馆（原新闻时报馆）等商业股票的股息收入，庞莱臣的子孙每房每月可分得近200元。说实话，在五六十前那个物质条件并不丰富的年代，这已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日子本可以过得相当滋润，可庞维谨的经济状况仍然入不敷出。 庞青城着正装（庞天中提供）
  究其原因，不仅因为他自己是个玩家，日用开销大得惊人，还由干他负担了几个兄弟的家庭和前妻李贞及女儿庞衣凤的生活开支，据庞维谨生前回忆：“我的生活上负担比较重，因为我负担了我兄庞衡平（庞秉权）的生活费用及子女的学费很多年，每月二三十元，解放前就开始的；解放后再负担我弟庞秉侠及他的家庭，他和我母亲居住，多少年来我每个月负担六七十元，‘文革’前还要负担每月50元；我幼弟庞秉宏也无职业，自63年起我每月负担20元，所以他们给我的经济负担很重，除了以往有些企业定息外，只能把所有的一些物资卖去，翻译工作时有时无，近来更是很少……”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66年。 庞维谨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原配黄德珏，结婚不到两年便离异。第二次婚姻维系的时间也不长，解放前他与李贞结合，后又因感情不合于1956年离婚。将近10年后庞维谨第三次结婚，与友人唐薇红结为连理，共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也是最困难的5年时光。 提起唐薇红，也许很多人都有耳闻，因为这位年逾八旬的昔日上海名媛至今仍相当活跃，电视、报纸、杂志中时不时地就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故事。 唐薇红毕业于上海的震旦女子中学，会说日常英语。她出生上海医疗世家，父亲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回国后成为上海最有名的西医；姐姐唐瑛是旧上海有名的社交名缓，曾与宋子文谈过恋爱；哥哥唐腴卢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给宋子文当秘书，1931年被误当作宋子文而惨遭暗杀；她的干姐姐曾是杨杏佛的女友……这样的家世背景看起来与庞家门当户对，但她与庞维谨的结合却是因为“志趣相投”。上世纪60年代，唐薇红认识了庞家的公子哥庞维谨。两个人都是离异单身（唐薇红的第一任丈夫是宁波富户唐志浩），而且都是玩家，于是一拍即合。
  年轻时的唐薇红
  据唐薇红回忆，当时庞维谨带着她接连去上海的“和平”、“锦江”、“国际”、“上海大厦”等六大饭店吃饭跳舞，出入“远东第一乐府”一一百乐门等各种高级社交场所，享尽了人世间的繁华和奢靡，玩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他们晚上去跳舞时正巧被厂里的工人看见了，第二天就有人问唐薇红：“唐师傅，你怎么晚上穿得那么漂亮？和你一起坐黄包车的男人是谁啊？”在那个年代，个人作风是可大可小的事情。为了免受非议，加上当时两人都处于单身状态，彼此又有好感，于是两人便于1965年1月结为连理。
  庞维谨、唐薇红经常光顾的“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陆剑摄）
  关于庞家，唐薇红则说：“庞家非常有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有钱到什么程度，前几年在一家拍卖行拍出的一幅字画就拍了3200万元，而这样的画庞家还有很多，不过后来都被烧掉了。庞维谨是南浔庞家的后代，我的公公庞青城曾经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民国时代被孙中山委以要职，但是他不肯去做。可是庞维谨没那么多革命事迹，他和我一样，一辈子就会玩，60年代的上海我俩是出了名的爱玩的一对。我们这些有钱人家出来的，要说吃吃玩玩那很在行，但真的要做事情，还是不行的。” 可惜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很快过去了。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唐薇红耳闻目睹了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她熟悉的交际生活仿佛一下子消失了，所有人都噤若寒蝉，那是真正没有任何舞会的日子了。作为资产阶级，她在厂里被批斗，家里值钱的东西被抄空了，为了避免进一步遭批，他们夫妇两人把几十瓶名贵香水全部倒进了马桶，马桶香了好几天。曾经是老板之一的唐薇红只能在拉链厂做工人，一做就是10多年，还被派到幼稚园里照看小孩子，而且没有一分钱可以拿。
  这段日子是唐薇红人生中最艰苦的时光，濒临崩溃边缘，但天性乐观的她还是顽强地挺了下来，用自己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4个孩子，并且省钱给身患重病的庞维谨治病，想方设法省下10元给丈夫买最便宜的淡面包，不愿意断了他吃面包的习惯。
  1970年，遭受了批斗、抄家、关押等遭遇的庞维谨因肝癌晚期在上海去世，享年61岁。他一生没有子嗣，仅和第二任妻子李贞一起于上世纪50年代领养了一个女孩，名字叫庞衣凤，后来这个女儿去了香港，据说现在早已定居海外。 客观地说，庞维谨个人的确没有值得称颂的事迹可言，对于家族事业也没有起到继承、发展的作用，一生都在享受祖荫。但作为庞家后期的核心人物之一，解密他的档案和回忆材料，不仅可以了解庞家的家事与成员关系，对于研究解放前后整个庞氏家族的变迁过程、产业状况及“虚斋”藏品的最终去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只巨象在时代的夹缝中逐渐远去的背影。
   庞莱臣旧藏《秋水凫鹥图轴》（元任仁发现藏上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