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偶然发现辛亥革命先驱戴季陶先生（笔名天仇）写的《庞青城事略》，披而读之，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不惜毁家纾难的革命志士的轮廓在我脑海中逐渐浮现。
  庞青城（1875一1945），名元澄，字清臣，号渊如，系庞云鏳的三子，光绪二十一年（1895）考中秀才，为人慷慨有大志，少时即举茂才。
  庞云鏳的嫡系后代实际上只有庞莱臣和庞青城两支，但兄弟俩却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可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凌辱，这令具有强烈爱国热忱的庞青城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倾向于反清的革命派。加上庞青城是张静江的嫡亲娘舅（虽是甥舅，但年纪只差两岁，关系亲如兄弟），从小来往密切，受其影响，庞亦向往民主。故而他将表字“清臣”改为“青城”，以表反清决心，并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 早年，其父庞云鏳因望子成龙，向清廷献银10万两，作为赈捐豫直灾害报效，后来慈禧太后恩赏庞青城部郎衔时，他却不拘一格，拒领例赏，单凭这一举动就可以看出他与众不同但这只是个开始，庞青城此后的一系列事迹足以证明，他确是位青出于蓝的传奇人物，请容笔者慢慢道来。
  近代中国西风涌入，影响广泛，庞家是从事对外贸易的巨商，这就给庞青城提供了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有利条件。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新思潮已猛烈地冲击了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这在文教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教育从新，兼习西学，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对此，庞青城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晚清的光绪年间，他随兄庞莱臣赴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便斥巨资数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南浔镇东栅上塘（庞家花园以东）创办了浔溪公学。该校学制仿日本，“规则一遵中学校”，是南浔乃至湖州地区最早的中学堂。学校的师资堪称优良，名誉校长为蔡元培，总教习由杭州名流、庞的好友叶翰（又名浩吾，为清末维新派）担任。叶氏受聘后，由庞资助前往日本考察学校教育，并购置中小教育教科书及模型仪器等设备。教师中亦多佼佼者，有绍兴的邵力子（国民党元老）、安徽的周梅泉（即有名的集邮大王周今觉）等。由于当时中学堂还不多见，一时四面八方就学者甚众，学生籍贯遍及苏、浙、沪、皖、赣等多个省市，民国要员朱家骅、褚民谊、张乃燕及新闻学家黄远庸（为基）等均曾在该校读书兴办教育本来是件利在千秋的好事，但令年轻的庞青城没有想到的是，这所学校创办后麻烦不断，最头痛的是该校先后爆发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学生风潮，而第二次风潮更是影响深远。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浔溪公学正式开学总教习叶瀚除了“昼夜编译讲义外，尚兼顾管理员，与生徒调私事，日得眠仅三小时然资金无缺，然精神上之苦痛较辨速成时尤甚”。不久，因有人“忌生（即叶翰）而谋孽于庞氏者”，叶遂“力谢去”。
  庚子后民权思想弥漫，在缺乏管理人才和行之有效的制度程序的情况下，该校学生实行自治，“学生中有议长，凡总理或教习有何命令，彼等皆得集众公议服从或反对之”由此养成习气，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制干涉。到是年夏，总理庞青城偶尔对学生演说失言表示不满，学生们便感到难以忍受，“以致相约解散”，并且“事前则以火以剑”，情绪激动，从而导致开办仅仅一个学期的浔溪公学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学生退学风潮，被当年11月集体退学的南洋公学学生视为“我国学生革命之举”的先声为了平息风潮，庞青城到上海邀请学者前往调停，杜亚泉（著名爱国学者、编辑家）亦在其列。调停的结果是，叶瀚辞职，由杜亚泉继任。杜亚泉接任后，“不辞劳瘁，悉心擘画。为学生参考计、实习计，辟图书仪器二馆。又以传达文化恃印刷物，劝庞君购置印机及铅字以备用”，并注重优选师资，“所请教员，均为一时知名之学者”。一时间浔溪公学大有起色，堪称当时兴学的典范。庞青城看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感到无比欣慰 可时隔两个月，也就是1902年11月底，浔溪公学再度爆发退学风潮。引发这次风潮的直接原因有三。对此，校方和学生的认定大体相同，但看法态度分别甚大起因之一是浔溪公学学生为声援上海南洋公学的退学之举，与校方意见不合；其次是关于英文教习的去留，校方和学生态度截然不同；第三是校方突然变更考试奖品。由于三件事情叠加，学生和总教习杜亚泉已势不两立。必须牺牲一方，否则风潮难以平息。而这对庞青城显然是两难的选择，也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他一面力劝宣布辞职的杜亚泉暂缓离开，一面寻找外人调停，以求打破僵局。 这次，庞青城从上海请来的具有崇高威望、有办学和处理学潮经验的蔡元培（也是该校的名誉校长）来调解蔡元培在详细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建议杜亚泉尽早离校，由他另行安排去处。但庞青城以“杜去则其所订教习皆将行，学生将散”为由表示异议，并对学生的嚣张气焰表示不解。随即，蔡元培会同杜亚泉协商解决方案，杜亚泉表示认可。翌日，蔡元培至演说厅调停，召集相关人员就争端与学生对质，并要求学生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自主决定去留。最后在学生代表黄远庸的带动下，多数学生要求退学庞青城觉得此事有失体面，欲留学生。又请刚自欧美回国的外甥张弁群（张静江之长兄）出面调停张想设法两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次风潮以学生散学而告结束，它带给相关各方的影响却相当深远。自此，学界风潮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对既定的统治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而浔溪公学自身也成了为反抗专制秩序的牺牲品。经过两次风潮的洗礼后，浔溪公学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后终以管理不得法、资金不足而被迫停办，办学前后仅三年时间。 学校停办后，庞青城又利用浔溪公学的校舍独资创办了西医述志医院（实为诊所），延请日本女医师五岛（丸桥光子）主持诊务，与教会医院并存，为群众防病治病，是南浔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为此，庞青城还特意从日本买了许多医学标本和医学器材，后来因其常居上海，无力顾及这所医院，遂于民国元年（1912）停办。
  这所医院规模不大，但名声却一点也不小。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的《女子世界》上就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南浔述志医院护士，遍邀各女同志集议于养蒙学塾，到者六十八人，皆签允不用美货，以期实行抵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美国胁迫清政府签订的排斥和虐待华工的禁约期满，旅美华侨10余万人联合上书清政府，与美国当局交涉，要求改约，美国政府悍然拒绝，并在美国国内煽起排华活动。次年五、六月间，上海、广州、杭州等国内几十个城市纷纷举行游行，提出抗议，并实行抵制美货，同时在日本、南洋以及欧洲的留学生和华侨也纷纷响应。当时刊印的许多报刊和传单，都严厉谴责美国的排华罪行。 《女子世界》的这则消息为当时全国同类乡镇中的唯一的妇女活动记载，它记录了南浔妇女同胞冲破封建势力，参加反美爱国运动行列的光荣历史，是我国早期的妇女爱国运动之一。
   看来，似乎只要与庞青城有关的事情，都时不时会发生些爆炸性的新闻。
  实际上，庞青城对文教卫生事业的热心还不止于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由于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触怒了耶稣教会，法国天主堂耶稣会企图阴谋夺取该校的领导权，引起中国学生不满，全体学生除2人外，130人皆签名退学，拥护原监院马相伯另立新校，取名“复旦公学”（1917年改名复旦大学）。当时上海许多爱国绅商发起捐款支持，庞青城亦列名复旦公学劝募公启中。 此外，庞青城还出资刊印了清人吴琼仙的《写韵楼诗集》（乌程庞氏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陆以恬的《冷庐医话》（乌程庞氏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俞震、李龄寿的《古今医药按》（乌程庞氏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等一系列书籍，如今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古籍部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古籍，每本中都有庞写的序言或后记，文风健朗。
  别以为庞青城光会花钱，其实他也办过实业，并试图“实业报国”。他注重造纸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曾派人到日本学习手工造纸，在南浔建立青城手工纸厂（俗称青城造纸厂，又名浔溪造纸厂），后采纳乡人邱问清建议改用机械，效率倍增到1906年，青城造纸厂拥有资本112000元，属辛亥革命前浙江省屈指可数的大型近代工业（资本额在该厂之上者，当时仅有宁波的和丰纱厂和杭州的扬华丝绸厂两家企业）。这个厂后来因缺乏专门人才主持、经营不善而停办，民国时期的浔震电灯公司即在此厂的原址上兴建。此外，他还投资了两江民兴银行、上海中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金融业。
  我们无法判断庞青城是否有其父亲及兄长一样精明的经商头脑，而从他日后一系列支持革命的义举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他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危机感和事业心的有志青年。
  光绪二十年（1894）张静江在赴法国巴黎的轮船上结识了孙中山，之后张即把时任上海通运公司总理的长兄张弁群和上海中国银行董事、舅父庞青城推荐介绍给了孙，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从此，庞青城开始真正走上革命道路，不惜毁家纾难大力资助民主革命。
  庞青城与陈英士、黄兴等人在黄兴的上海寓所前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庞青城、第四人为廖仲恺、第七人为陈英士、第八人为黄兴，钱志远提供）
  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烈士杨笃生倡议收回《神州报》馆，庞慨然捐资3000元。光绪三十三年（1907），孙中山镇南关之役，庞接济军饷5000元。同年冬，闻同志张某为刘光汉所卖入狱，庞又以300金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宣统元年（1909），浙江咨议局成立，庞青城当选为议员。同年（1909）春，庞资助于右任万金办《民呼日报》，呼吁民主；但该报开办不到数月即遭查封，庞又捐千金助办《民吁日报》。同年夏天，庞赴日考察商务，闻于右任因披露当道劣迹被捕而促归，乃以4000金延辩士方使其出狱。宣统二年（1910）庞再捐万金助于右任办《民立报》。
   庞青城出重金资助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陆剑提供）
  据庞青城之子庞维谨回忆，庞青城加入同盟会后，主要任务是会同张静江等人在上海筹集革命经费。由于同盟会的总部设在日本，他们就把经费寄往日本，由孙中山或廖仲恺负责接收。为此，庞和张还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专门在上海开设了一个经营日本汇票的票号，名叫“东益昌”，地址在今南京路大庆里（原中百一店对面）一带，为革命之金融机关宣统二年（1910）春，发生东益昌票号经理李燧盗吞14万两巨款出逃事（此14万两白银皆庞之私款）。
  从此，庞青城家产遭受重挫，资金周转大受影响。 即便如此，庞青城仍不气馁。宣统三年辛亥（1911）春，广州黄花岗之役，庞以千金济之；嗣闻败北，同志70余人死之，悲愤几狂。秋，武昌首义，以5000余元接济。金陵（南京）军队举事，因无机械致为张勋所败。冬，庞乃抵家屋得3万金助蓝天蔚北伐军饷同年，为光复上海和杭州，陈英士、王金发、蒋介石组织敢死队，分别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杭州军械局和浙江巡抚署，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敢死队所需费用一半由庞资助。又和章炳麟、伍廷芳、沈缦云、李平书、马君武等人响应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的建议，促成临时政府的建立。民国元年（1912）春，同志组织同盟会部门于上海公共租界马霍路德福里成立，庞复捐资千元，并担任议员。直至上海光复后，陈英士的沪军都督府因开支拮繁，款项无着面临困难，庞青城得知后即带头参加在沪的湖州商界会议，并与其兄庞莱臣捐款5万元……像庞青城这样倾力资助革命的资本家实不多见，难怪戴季陶要称赞说：““喜安恶危，人之常情，处和平之局，而致力于危险之事，非有卓识者，其孰能之哉。自胡虏肆虐，炎黄声教，沦胥几尽。及乎西潮东渐，革命思想，入人日深，而同盟会于以创焉。吾乡中人抱革命之思想，而得列于健儿班中者，以南浔之张静江、庞青城焉最早然静江少游欧美，久居巴黎，羡自由之可，读革命之史，而回顾祖国，奄然待毙于胡氛蛮障之中，思想之起步，脑筋之刺激日益甚，自非伏处专制政府下之盲民所可同日语者。青城以富家翁生长于华屋之里，未能如静江之乘风破万里浪也，而始则从事社会事业，继则投身革命团体，不惜毁家以促成共和之新国焉，可谓人杰矣。”
  孙中山先生与庞青城等人合影之一（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为胡汉民、第六人为黎元洪、第七人为孙中山、第九人为廖仲恺、第十人为庞青城）
  庞青城结识孙中山后，一直保持着“师生之谊”。孙中山到上海活动时，就曾居住在庞青城的家中因为庞在上海英租界戈登路7号（今江宁路336号）的别墅，雇有白俄保镖，比较安全可靠。为了精心接待保护孙中山，庞还特地为孙的卧室购了一套新家具。据庞青城之女庞莲生前回忆，这幢别墅是他父亲自集资金6万两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造的一幢如同英国堡垒式的洋房，设计奇特，装饰别致，内有大小房间42间，花园里还设有网球场，占地约10亩。其中中式客厅里挂着汪精卫书赠庞青城的一副对联“十年尘土青山色，万里江山画角声”；西式客厅里，常挂着一幅照片，内有孙中山和宋庆龄、秋瑾、庞青城、孙科及孙中山的两个女儿，还有许多革命老人。由于房子设计奇特，客人往往进门如入“盘陀路”，不经指点，难以出门。房子外观别具风格，吸引着过路行人注目，常有不少外国人在房子前拍照。当时辛亥革命要人，如黄兴、宋教仁、于右任、戴季陶、宋庆龄、许崇智、孙科、叶楚伧、周怕年、蒋介石、吴铁城等经常出入此地，庞青城的家便
  一度成为同盟会财政部的临时办事处和革命联络点，因此他也是同盟会上海支部核心人物之一。这所房子后来因庞青城为孙中山筹集经费而抵押给别人，押款不足的数目，庞又将江西路、虹口的地皮一起卖掉凑足。
   孙中山先生与庞青城等人合影之二（第四排右起第三人为庞青城，陆剑提供）庞家故居的砖雕门楼（中刻“厚德载福”，上刻百“寿”，陆剑摄）
  庞青城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跟随左右。据武昌起义志士李赐生之子李志新先生撰写的《孙总理民国元年四月游鄂记》一文所说，当时随孙中山赴鄂者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孙科、孙琰、孙琬兄妹，宋家三姐妹，庞青城，景跃月、陈汉元，魏宸组，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廿人。该文配发了多幅孙中山与庞青城等人的合影，可见庞青城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据庞氏后人回忆，逗留武汉期间，庞青城还奉孙中山之命顺道考察了长江航运及旅游情况，并提出了开发长江流域水运及旅游资源等设想，可惜这些设想后来因时局动荡均未实现。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庞青城为实业部商政司司长。但后来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登上了大总统宝座后，庞青城知袁世凯心怀叵测，辞职不去北京。但孙中山不愿抹杀庞青城对革命所作贡献，后来又聘他为“总统府参议”的荣誉职衔，聘书由孙中山用孙文的名字签署。直到解放初期，这张聘书还保存在庞青城家中。
  民国2年（1913）袁世凯密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孙中山的左右手宋教仁，激起了全国声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庞青城、张静江竭力支持陈英士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并与部分浙江省议员致函浙江都督朱瑞，揭露袁世凯阴谋称帝，破坏民主革命，要他宣布独立，一起声讨袁世凯。岂知朱瑞早已被袁世凯收买，受命镇压讨袁活动。朱瑞派旅长叶颂青带兵到南浔，召集地方士绅，出示朱瑞手谕，通缉张静江和庞青城，并抄了家，查封了庞青城在南浔创办的青城造纸厂。
  因当时整个军事局势，于讨袁军极为不利。袁世凯的部队得到国外势力的扶持，武器装备大大精良于讨袁军。加之各地讨袁军起事仓促，前方屡屡传来战败消息面对艰难局势，孙中山、周柏年、庞青城等人被迫流亡日本。
  庞青城流亡后，英国白莱先生就住进了庞家，戈登路7号别墅正门上的“浙江乌程庞公馆”的牌子也换上了这位英国朋友的名字白莱是个商人，夫妇俩都能讲上海话，白莱夫人大家都叫她“东家娘”白莱夫妇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康林”，女儿叫“生林”，年龄和当时的庞莲差不多，才6岁白莱夫妇还随带两个女佣，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广东阿妈过了不久，白莱的两个弟弟及一个弟媳和婴儿也来居住白莱夫妇来居住是为了保护庞家，以“外国人住宅”为掩护，可不让袁党爪牙来抄查。
  与庞青城一同流亡日本的同乡好友、同盟会会员周柏年（陆剑提供）
  白莱兄弟多人来住，更增加保护庞家的力量对于庞青城这段流亡日本的经历，许多材料上都说是民国5年，也就是1916年，这大概是参照了庞莲晚年写的《回忆父亲庞青城》中的说法但其实，她发表在《湖州文史》和《上海文史资料》上的两篇同名文章中，对于父亲流亡日本的时间却有自相矛盾之处。庞莲在文中指出，其父及兄长赴日那年，她6岁左右。庞莲出生于1907年，据此推算，应为1913年。这个年份的确定，还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
  庞家小姐在庞青城戈登路别墅的留影（金达亨提供）
  由于庞青城在家乡的产业被查封了，庞氏族人自然也受到牵连，出于手足同根之念，以庞启寿为首的庞氏家族花了很多工夫，通过张謇联名上书袁世凯，请求发还庞青城的产业。这份名为《准浙商庞启寿请求发还庞青城产业与张謇呈袁世凯文》的报告成于民国3年（1914）二月，由时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呈报袁世凯。通过此文不仅可以了解庞青城当时的相关情况，还可以反映当时的时事政局，颇具史料价值，这里全文录之：
  为会呈事：据浙商庞启寿、庞贻曾、庞仪鏳、庞式鉴、庞延祚、庞树桢、庞元济等呈称：“窃湖州商人庞青城世居南浔，于启寿等分属宗族，于元济谊切同怀青城幼年秉性忠厚，读书未成，经商沪上，择交不慎，往往为人播弄会遭光复，赞助革命不遗余力，移挪借贷以外，曾将上海住宅押银助饷。迹其毁家纾难，原系翊赞共和逮去年叛军构乱，青城不知远嫌，避匿局外，肆议遂有投资煽动之谣，蜚语牵连，致遭拖累竟于民国二年十月十四日经吴兴县陈知事奉浙江都督令：‘青城名下产业，暂行收管理，俟其悔罪自首，再行分别办理。’等因当由陈知事会同省将青城产业一律收管在案伏念青城叨庇先荫，薄有资财，应如何循分择交，熟权利害。在意长而愚呆，缺乏知识，致蹈盲从之愆然略迹原心，究系被人愚弄，与甘心附乱者不同伏读是年十月十六日大总统令：‘此次逆党谋乱，业经通令严缉究办，惟各处附逆之徒，或以无识盲从，或因胁迫勉附，心迹尚可曲原，罪刑宜从宽典。著各省都督民政长分别查明，除乱首及甘心附乱者严行拿办外，其余悔罪输诚，并涉及内乱嫌疑者，酌予宽免’等因仰见大总统恺悌慈祥，咸予自新之至意，钦感莫名查青城被嫌获咎，虽在大总统赦令以前，而其被人愚弄，实与无识盲从一项正复相类。揆之令口，似在哀矜宽免之例现青城自知悔恨，畏罪远扬，茕茕弱小，孤苦无依，内则啼饥号寒，夕卜则餐风宿露，人生之苦，宜莫逾于此矣启寿等上念祖宗一本之谊，下悯青城悔过之诚，查其家产簿据，始知比年来营业屡经失败，逋负累累，已无余资加以光复时慨输巨款，债如山积，更难措手现届阴历年关，为商家旧例结账之期，所有挪移之款、抵押之款、纷纷索偿，急于星火，数巨时迫，应付已穷若不将产业设法变价，决无清偿之望。南方经济恐慌，已达到极点，停搁不理，便足动摇市面兵燹之余，何以堪此？青城已经自误，何忍再波及全局？夙仰钧部恤商保民，无微不至。是以合词谨代输诚沥恳，伏乞援照大总统赦令，恩施逾格，准咨国务院，电请浙江都督，饬将暂收青城产业悉数发还，交由同族设法变卖，籍偿夙逋尚荷俞允发还，非特青城及同族等感激涕零，即于沪市情形亦不无裨益”等情据此查此次南方乱事，富商之隶名国民党而甘心从逆者，本属寥寥，既据该族人等佥称，庞青城无识盲从，其被收之产多抵押，实于残年商市有关而庞启寿、庞元济均系向来著名安分富商，苟非确有把握，当亦不敢冒昧陈请可否准予发还之处，希龄等未敢擅专，理合据情转呈鉴核示遵谨呈。1925年4月20日宋庆龄偕亲友在南京紫金山勘察孙中山陵墓时的合影（左四为何香凝、左六为宋庆龄、左七为倪桂珍、左八为宋美龄、左九为宋子安、左十为庞青城、左十一为宋子文）
  这里明确指出“民国2年（1913）十月十四日经吴兴县陈知事奉浙江都督令：‘青城名下产业，暂行收管理，俟其悔罪自首，再行分别办理。’”、“现青城自知悔根，畏罪远扬，茕茕弱小，孤苦无依……”足以证明其远走东瀛的起始时间应为1913年，而非1916年。
  袁世凯看了此文后批示道：“查此次东南乱事，附逆之徒盲从胁迫者，本居多数本大总统前颁赦令，固本干哀矜勿喜之诚，亦以示祓濯自新之路既据该总理等据情恳请，著由国务院电饬浙江都督转饬该县查明案情，将所收庞青城产业一律发还，交由庞启寿等变卖偿欠。惟庞青城回籍后，应责令该族人等严加管束，切实教训，励趋正轨，毋再以身试法该族人等固应同负此责也，此批。”落款是中华民国3年（1914）二月。
  从批示看来，袁大总统看似大发慈悲，但实际上，他一刻都没有停止对反对势力的打击与迫害，此举是一举两得，一则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二来可以引蛇出洞。流亡海外的庞青城得到“特赦”的消息后，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留在日本时刻观察国内时局发展。
  果然，民国5年（1916）袁世凯称帝，全国讨袁之声四起，袁又大肆通缉革命党人，此前还派人在上海暗杀了上海沪军都督、庞青城的同乡好友陈英士（其美），国内又陷入一片混乱。直至袁世凯病死后，庞青城才结束流亡生涯，带着长子庞秉权回到上海养病，继续支持孙中山革命。
  民国14年（1925），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危。庞青城应召前去探望，并始终侍候在侧，因此他是“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一。笔者手头有一份《孙中山先生治丧事务委员会名单》，这份囊括了40余名民国要员的大名单中，有4个南浔人，其中庞青城的名字就赫然在目（其他三人分别是张静江、周佩箴和张乃燕）。他参与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追悼会、出殡等相关事宜，后来还陪同宋庆龄到南京紫金山巡视建造中的中山陵。
  但并没有如有的文献中说的那样，担任1929年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主祭人，担任主祭人的乃是当时的政治新星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蔡元培、戴季陶、王庞惠等五院院长陪祭。但在奉安大典的庞大队伍中，庞青城走在最后一个，这或许有什么特殊意义。
  庞青城墨迹（陆剑提供）
  孙中山丧事处理完毕后，庞青城就在上海做了寓公，不问政治，潜心于古籍碑帖，鉴赏书画金石，终日在家写字刻章，与文化界知名人士梅兰芳、徐悲鸿等往来，徐悲鸿还为其作《骏马图》祝寿。他工书法，爱好藏书，辟室自题“百柜楼”，收藏古籍一度多达数万卷之巨。但当庞青城得知好友、辛亥革命元老居正被蒋介石囚于上海龙华某地时，又亲自出面营救，并得以释放。后来，他的好友、曾任驻日大使的许世英为创办十路赈济委员会事宜向他募捐，还要其出任该会委员，当时经济已不宽裕的庞青城还捐以千金。上世纪30年代，叶楚伧搞新闻工作，庞也在经济上予以支持。据其女庞莲生前回忆：“父亲晚年息影家园……后来身体也日趋衰弱，故很少出来应酬。到了最后一段时期，神经不太正常。所有‘百柜楼’的藏书，全部由我大弟（指庞秉礼，即庞维谨）卖给了上海同济大学文学院（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并入复旦大学，据说现在还保存在该校），所有碑帖也被大弟卖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十分惋惜痛心的，因为在我10多岁时，父亲要我为他抄这批古书的目录，到现在一直忘不了，年幼无知的我，那时也不知这批古书的宝贵。”由于他累年资助革命，到了晚年他的万贯家产已消耗殆尽，靠变卖家产度日，其部分子孙还多赖兄长庞莱臣的接济。民国34年（1945），在夫人及子女的陪伴下，庞青城在上海病逝，终年71岁。
  晚年庞青城
  在100多年前那个风云际会的变革时代，包括庞青城在内的一批具有强烈使命感和危机感的爱国志士为民主共和事业前赴后继，舍生取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事迹直至今日还在万口传诵对于庞青城这样的有着大地主背景的资产阶级绅商，能直接参与革命工作本来就难能可贵，而他“毁家纾难、不计回报、不浮虚名”的奉献精神更是“自我革命”式的人生超越在这个过程中，他实现了人格的升华和精神的满足，这或许是对“青出于蓝”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