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提起庞莲，很多人都知道她是近代南浔“四象”之一庞家的后代，而她的另一个身份或许更为人熟知——晚清维新派领袖（后来沦为保皇派）康有为的儿媳。作为名人的亲属和后代，加之自身条件优秀，改革开放后她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文史馆馆员，并在古稀之年写出了《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回忆我的父亲庞青城》等颇具价值的文章，为后人研究康有为和庞青城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庞莲（1907—2000），1907年生干南浔，从小在上海长大，毕业于上海宏伟女子英文专修学校。父亲庞青城（1875—1945）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出巨资资助革命党人从革命工作，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任命其为实业部商政司司长。1930年，庞莲与康有为（1858—1927）的次子康同凝结婚，成为康有为的儿媳。1983年，她以
  77岁高龄当选为第六全国政协委员，赴北京参政议政，并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接见。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里，革命党和保皇派是水火不容的两派政治力量，作为“政敌”，康庞两家又怎会结为儿女亲家呢？其实，庞莲与康同凝从相识到结婚，很大程度上与康有为的七女康同环有关。1924年，17岁的庞莲进了上海宏伟女子英文专修学校，与康同环成了同班同学，两人因幼年在辛家花园玩耍时已相识，故而很快成了知心朋友。加上康庞两家原来住得很近，庞莲就常去康公馆，进而认识了康同凝。交往久了，相互的了解也就自然加深，遂生爱慕之心，两人便谈起了自由恋爱。1927年康有为去世，庞莲与康同凝结婚的阻力减少了，两人便于3年后在上海举行了新式婚礼，结为百年之好。 庞莲生前曾回忆过两次见康有为的情景。一次是在她少女时代，庞家当时住在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距康家的辛家花园仅一箭之遥，她便常随哥哥一起去那儿爬树、采花、钓鱼、捉迷藏，渐渐地与康有为的子女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康家的仆役驱赶顽童，偶遇康有为出来，即上前禀告：“大臣（家人对康有为的尊称），外面野小孩天天来玩，要弄坏花草的呀。”“随他们去罢。”康有为捻须微笑道，“哪有孩儿不喜欢玩耍田园山水的啊，哈哈……”另一次则是和康同环成为同学之后，康有为通过女儿知道了庞莲之父庞青城是孙中山秘书，曾资助孙中山搞革命活动，而且众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静江、戴季陶、居正、张继等均是庞家的常客。一天下午，康有为听说革命党的女儿又来了，马上叫侍从张光陪他去瞧瞧庞莲的庐山真面目。庞莲正在七小姐房里谈笑风生，猛见康有为从门缝里张望，慌忙起身叫道：“老伯，您老人家好。”不料康有为扭头拂袖离开了，还是张光示意，让她们谈下去。
   庞莲的丈夫康同凝（1909—1978），字道孺，生于香港，排行第
  四，生母何氏是美国华侨的女儿，曾先后肄业于同文书院和圣约翰大学，最后毕业于光华大学。他与父亲康有为一样，也向往改良、革新，20世纪30年代曾在广东教育厅从事乡村教育实验和电化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还曾组织过大刀队，准备与敌人肉搏，足见他是一个热血男儿。1938年广州沦陷，康同凝撤退至韶关，自建茅庐，一住就是数年，其间掩护过不少抗日民主人士。1944年，他又准备参加去缅甸的远征军，因病没能去成。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上海当了一名保险公司的职员。康同凝很耿直，父亲生前的至亲好友、门生弟子多居高位、任要职，他不求不靠，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很有些他叔祖康达守的淡泊和洒脱。1949年，康家的人大多去了台湾或香港，独康同凝不愿前往，毅然留在了大陆。后在上海花纱公司做财务会计工作，直到1978年病逝于上海。
  庞莲夫妇没有生育子女，康同凝去世后，海外的亲友纷纷邀请庞莲一起去生活，可她都婉言谢绝了，理由是“我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她晚年生活清苦，直到1982年上海文史馆聘她为馆员，每月有固定收入后，生活才有所改善。尽管如此，她却曾多次向政府捐献文物。1961年，她向上海市政府捐献了一批文物（包括康有为的书信原稿）；1981年，将珍藏了60余年的无价之宝——著名画家徐悲鸿早期的力作《何旃理遗像》（何是康有为的三姨太）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1984年，向康有为的故乡广东南海县捐赠一批遗物，随后又将康有为在青岛的房产捐赠给青岛市人民政府。庞莲晚年仅靠文史馆微薄的津贴开支，她只要随便挑几件文物拍卖，皆价格不菲，即可改善生活，可她都毅然把文物捐献给了国家，殷殷爱国之情，昭然可鉴。
  2000年，庞莲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征引书目：《南浔庞家》，陆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铮铮挚友路同归：记全国政协委员庞莲》，《中国政协报》，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