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1907年6月，为与《民报》遥相呼应，毁家纾难资助革命的张静江出资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出版《世界》画报；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并亲笔撰文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苏报》《浙江潮》等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革命主张，为革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
  其中《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就是他的原配夫人——姚蕙。能被有“中华第一奇人”之誉的张静江委以重任，担当《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姚蕙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姚蕙（1879—1918），南浔“四象”后代张静江的原配夫人。
  姚蕙出身于苏州书香世家，擅长中国古典文学，其父是同治帝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山东学政姚菊岐。养在深闺的姚蕙能诗会画，秀外慧中。
  1896年，与张静江成婚，门当户对、性情相仿的新婚夫妇琴瑟和鸣，住在南浔古镇尊德堂后院的一栋建筑在高台上的洋楼里，悠闲度日。不过，随着张静江走出国门、投身民主革命，相伴左右的姚蕙慢慢褪去青涩，渐渐成长为精明能干的贤内助，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行动。
  1902年，张静江以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全权公使孙宝琦到巴黎，身怀六甲的姚蕙和刚满一岁的长女张蕊英留在家中。1905年，张静江前往南浔接妻女们到法国，回国途中的轮船上，张静江偶遇孙中山，约定大手笔资助革命。聪慧的姚蕙到法国后，很快适应了巴黎的生活和时尚。不过，此时的张静江忙于为革命筹资，无暇顾及生意，尤其是获利颇丰的巴黎通运公司。因此，伦敦、巴黎的生意只能依赖夫人、弟兄等相助。 姚蕙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很快熟悉了业务，并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张静江专心在外为革命事业奔波忙碌。这可以从现存于上海历史博物馆的300多张与姚蕙有关的明信片中得到佐证。
  1906年12月15日，张翰（张静江的弟弟，张墨耕）寄给二嫂姚蕙的明信片中写道：“昨夜别后，至凯旋门始得车乘，之返店已鸣钟十下有余矣。委问新店事述后，丙之去并无他故，只为生意清淡，为乙所辞去也。甲之气愤，因乙去丙而不告甲，自行辞退丙也。吾嫂曰昨多谈，想必不致辛苦；率此敬候二嫂大人健安。”信旁注：“甲，卢芹斋；乙，黄元德；丙，小西者（店里雇用的洋伙计）。”这张明信片描述了卢芹斋（后来的东方古董教父，那时的通运公司总管）与黄元德为辞退店员所发生的争执。可见，张静江的巴黎通运公司平时是由姚蕙坐镇指挥的，卢芹斋、李惟弼、张翰等时时向她通报消息。当时生意不好，为节省开支，辞退个把洋伙计也在情理之中，卢芹斋作为管家，自然要顾及脸面和职责，为此小事动动肝火。1902年，通运公司开张以来，获利应是多数，清淡时裁员缩减开支的情况并不多见。可是张静江活动频繁，1906年，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并介绍李石曾入会。12月，张至伦敦，约吴稚晖同赴巴黎，三人策划成立世界社及中华印字局，房子定在巴黎达卢街25号和健康街83号。具体工作、费用预算，则落在姚蕙、张墨耕、姚叔来及卢芹斋等人头上。这时资金上可能大进大出，能省则省也在情理之中。1907年10月23日，李惟弼从伦敦寄至巴黎给姚蕙的明信片上谈及：“市面仍未必好。生意虽已做些，然与从前差不多。倘无甚生意，拟礼六或礼五回法也。”1908年5月14日，李惟弼通过明信片告知姚：“来片敬悉，生意只今日稍为做些，尚属欠账。市面勿好，各客主十一日不办货，明午后尚有一主客料来，亦未必有所生意也。礼一俟货色装箱，倘来得及，拟当日回巴黎，否则，须礼拜二也。嘱办发针，以未闻见有样本，故不敢办，恐不合意，下次来再办可也。小饼干已问过二三家，意勿有如中国所售，稍俟得见再办。”从信中可见，李惟弼经常往来于巴黎伦敦之间，在伦敦的生意活动很是频繁，常常向姚蕙请示。1908年9月4日，卢庆斋的明信片亦写道：“今晨别后，以十一点半安抵巴黎，请勿纪念，委办各物准明日去看，此请张太太鉴，Loo叩，四号。”透过这些明信片，依稀可见姚蕙的精明能干，堪称张静江的贤内助。 后来张静江等人创办《世界》画报，由姚蕙担任发行人，想必很大原因还是与姚蕙的美学基础和理财水平分不开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需要姚蕙这样玲珑剔透、有胆有识的人为张静江们的革命活动做“掩护”。姚蕙也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不仅筹措好资金，支持张静江不远万里、亲自东归筹办具体事项，其中最为不易的是将中文字模和一中文排字工人从新加坡带到巴黎，还以自己的名义，在上海成立发行所。这本中国人出版的最早摄影画报创刊于1907年，共出两期。第一期56页，第二期篇幅增至86页。《世界》画报由于内容新潮、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在祖国大陆及欧美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宣传革命和推动辛亥革命的基本阵地。近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施蛰存对《世界》画报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它是“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闳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千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想必这是对《世界》画报价值、特色和历史意义最精当的评价了。 可惜，1908年正是通运公司经营非常困难的时期，“（国父）两次电先生汇款，先生均数转电汇巨款，但通运公司却发生周转困难。”从已披露的上海历史博物馆馆藏有关资料看，这一年，通运经理卢芹斋与张静江夫人姚蕙有关商讨业务的信件往返特别频繁，故《世界》第三期虽然已经刊出要目预告，但最终未能出版，可能和张静江当时陷入经济困境，无力再拨款支撑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姚蕙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 征引书目：《飘逝的风景》，顾音海，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
   《卢芹斋传》，罗拉著，卞婉钰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10月。
   《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