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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陈国武宣皇太后：章要儿
中国古代虽然一直是男权社会，但还是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女政治家，治国平天下不让须眉；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代书法界，不乏出众的女书法家。能将两者兼顾的少之又少，除了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外，祖籍南浔练市的武宣皇太后章要儿，也是其中的翘楚。
章要儿（505—570），又名钮要儿，吴兴人，祖籍乌程花林（今练市镇花林村），南北朝陈朝开国皇帝陈武帝的皇后，世称武宣皇太后，女书法家、女政治家。父亲钮道勇，幼为章氏所养，故改章姓。据说，章要儿之母苏氏婚后数年不育，不想一日遇见一道士，送她一只五色斑斓的小乌龟，并对她说：“三年后，必有征兆。”果然，三年后，苏氏怀有身孕。到了道士所说的日期，章要儿降生，当时，紫光照耀房间，从此小龟就不见了。章要儿不仅出生很“奇异”，还自幼聪慧，仪容美丽。手指甲长五寸，颜色都是红中透白。
每次有丧事发生，一个指甲会先折。姚思廉在《陈书》中写道：“后少聪慧，美容仪，后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辞》。”可见，章要儿确实才貌双全，名动吴地。当“章家有女初长成”，附近人家托媒婆上门来说亲的几乎天天都有，可谓门庭若市。
恰巧，陈霸先将军（后来的陈武帝）原配夫人芳龄早逝，正要续弦，听闻章要儿有倾国之风貌，托媒说亲选其为夫人。章要儿婚后，与陈霸先感情很好，育有一子一女，子名陈昌，即衡阳献王，女儿曾许婚王僧辩第三子王頠。婚后的章要儿，不仅将陈霸先的后宅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能遇事稳而不乱，果敢坚毅，堪称陈霸先的贤内助和女中豪杰。陈霸先从广州向南征讨交趾李贲时，让章要儿与陈昌随沈恪回吴兴，她依言行事、毫无怯意。侯景之乱时，陈霸先东下豫章征讨侯景，章要儿、儿子陈昌和侄子陈蒨都为侯景囚禁。
突遇变故，章要儿坦然面对，耐心等待陈霸先像盖世英雄似的，身披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来解救他们。果不其然，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被封为长城县公，章要儿被策命为夫人。 公元557年，陈霸先受禅登基，建立南朝陈国政权，是为陈武帝，立章要儿为皇后。追赠岳父章景明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加授金色印章紫色丝带，封章要儿的母亲苏氏为安吉县君。
公元559年六月，陈武帝去世，太子陈昌还被扣在北周做人质。
当时，萧梁旧将王琳勾结北周和北齐反对陈朝，陈霸先的宿将重臣皆带兵在外抵御强敌，可谓外有强敌压境，内无重臣辅佐，朝中形势十分紧迫。危急关头，主持后宫的章要儿十分冷静，与中书舍人蔡景历等人商议，决定秘不发丧，并急召尚在前线的侄子、临川王陈蒨回朝即位。当时天气炎热，武帝遗体须放入棺中，但又怕营造的声音传到外面，只好让宫人们用蜡做了一口棺椁。陈蒨入宫后，谦让不愿即位，章要儿因儿子陈昌的缘故，不肯立刻下令，群臣犹豫不决，朝局不稳。镇西将军、南豫州刺史侯安都说：“如今天下尚未安定，哪有时间管那么多，临川王对社稷有功，应当共同推举他即位。今日之事，后应和者斩首。”说完按剑上殿，禀告章要儿，希望她拿出玉玺支持陈蒨即位，虽然章要儿内心期待儿子返朝，但还是决心以国家大事为重，忍痛拿出玉玺。于是陈蒨顺利即位，迅速稳定局势。陈蒨就是陈文帝。陈文帝即位后，尊奉章要儿为皇太后，宫室称慈训宫。 此时的北周欲给南陈制造内乱，不久放还陈昌。陈昌自恃是陈霸先嫡子，在途中便给堂兄陈蒨写了封言辞非常不客气的信，要求堂兄让位。陈蒨很不高兴地说：“太子快回来了，我只好找个地方当藩王去养老。”其心腹大臣侯安都说：“自古岂有被代天子？”于是，陈昌由鲁山济江，三月入陈境时，陈蒨遂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在陈昌渡江时，由侯安都于无人时将陈昌推入长江淹死，对外则宣布陈昌在江中因船坏溺死。其丧柩至京师，陈蒨亲出“哭灵”，并将其风光大葬，又将自己的第七子陈伯信过继为其后嗣。皇太后章要儿当然明白，自己的亲生儿子陈昌是被谋杀的。可是她不掌权，又能怎么样呢？再说，陈蒨治国有道，在位期间政治清明，与民生息，开创了崭新局面。 天康元年（566），陈文帝去世，皇太子陈伯宗继位，尊奉章要儿为太皇太后。然而，陈伯宗“仁弱无人君之器”，整天想着玩乐，“费引金帛，令充椒阃”，完全昏君做派，心思根本没花在治理国家上。在位仅两年，便折腾得陈朝“内府中藏，军备国储，未盈期稔，皆已空竭”。他爹陈蒨辛辛苦苦挣下的老本，差不多全给吃光殆尽，大权也落入皇叔安成王陈顼手中。危难之际，章要儿当机立断，于光大二年（568），下令废黜陈伯宗，降封为临海王，立陈伯宗叔父陈顼为帝，是为陈宣帝。太建元年（569），陈宣帝尊奉章要儿为皇太后。太建二年（570），章要儿在紫极殿去世，享年65岁。章太后摄政十年，立了三代皇帝，几乎主宰了陈霸先之后的整个陈王朝命运，决定了整个陈王朝的历史走向。那时的陈朝政局稳定，国泰民安。章太后摄政时相当清廉，任人唯贤，不搞裙带关系，当时只有一个堂兄钮泠确实德才兼备，才给他中散大夫官职。章太后临终遗令，“丧事所须，并从俭约，诸有馈奠，不得用牲牢”。同年四月，群臣献上谥号为宣皇后，将她与陈武帝合葬于万安陵。一个一生辅佐四任皇帝的后宫之主，竟然简朴至此，让人由衷敬佩。所以“二十四史”的《陈书》对章要儿评价非常高，这样一位善权谋、尚节俭的智慧型美女皇后，在古代历史上不太多见，值得后人，尤其是家乡人铭记！ 征引书目：《南史·陈后妃传》《南史·卷十二·列传第二》。
《陈书·卷十六·列传第十》《陈书·卷七·列传第一》《陈书·卷八·列传第二》。
明《湖州万历府志》。清代弹词女作家：郑贞华
唯一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一文中谈道：“而今，妇女仍尤其喜爱这些故事，诸如《天雨花》《笔生花》《梦影缘》等，因为富有韵律的写作方式，使得故事易于吟唱。”其中提到的《梦影缘》就是清末弹词女作家郑贞华的代表作。《梦影缘》给赛珍珠留下较深刻的印象，甚至超过被郭沫若、陈寅恪等国学大师推崇的《再生缘》，郑贞华如果 《梦影缘》书影泉下有知，也会为有这样的知音而快慰。
郑贞华（1811—1860），字澹若（淡若），号蕉卿，南浔双林人，清末弹词女作家。父亲郑祖琛曾任广西巡抚。郑贞华自幼博学好文，精通诗词，杂学旁搜，历史以及佛、道、医、卜、扶箕无所不晓，创作时随手化用不留痕迹。郑贞华夫婿周锡诰，钱塘（今杭州）贡士，杭州人。郑出嫁后居杭州，因夫婿早逝，年轻守节。1860年，太平军攻陷杭州城（有说“杭垣失守”），澹若饮盐卤自尽，殉难时年仅五十，可见，郑贞华是位有气节、性格刚烈的才女。伊人已逝，留下的弹词作品却永留人间。郑贞华酷爱弹词，为消闲和寄情，一生创作了大量弹词作品。代表作《梦影缘》写于道光癸卯年（1843），她写的虽是求仙故事，细细品读，依稀可以品出郑借“梦、影、缘”三字的纠结，对人生作出的诠释；以女性的敏感视角和切身体验，指出女子“移孝事姑”是男子“移孝事君”的前提，唯有移转成功，才能成就男子的忠孝理想。当然，郑贞华没有过多地离经叛道，只希望用“女性的道德来象征，甚至带动整个国族道德水准”，将“正位于内”道德的权威推向“巅峰”，但多少体现出“盛清以来由提高女子的道德自觉来证成国族整体优势的趋势”，预示着由家至国，不得不变的痛苦，使得所有“有关妇女与家庭的论述都隐涵着深切的社会意义”。不过此书的出版却在其殁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竹简斋刊成绘图石印本，出版后即受到文人的赞扬和好评。如坐月吹笙楼主人在他的《娱萱草弹词》序中写道：“昔郑淡若夫人撰《梦影缘》，荣缛相当，造语独工，弹词之本，为之一变。”足见郑贞华写作造诣之深。还有评论说：郑“骈文造诣之高，才可比李清照，情可掩清季群芳名媛。乃弹词中稼轩苏东坡流，颇具男子气、大手笔。其弹词融诗词、散曲、文赋、杂论为一体，革新鼎制、登高一呼，虽千万言如临风雨……更无席间小唱，温婉楚韵，直如铁琵铜琶，作‘大江东去’调”。这些都从侧面佐证，在当时诸多从事弹词小说创作的女作家中，郑贞华的思想与艺术水平颇高。也许正因为这些，《梦影缘》才能入赛珍珠的法眼。 郑贞华的《梦影缘》，全书共四十八回，七八十万字，描写非常细腻，铺叙冗长，似一篇长篇小说。全书情节梗概：有一个千年得道的玉蝶，动心下凡，为梅花神魁芳仙子点化，得返本真，乃与仙子相爱如手足。一日，青帝召之宫中，命玉蝶与仙子率领其他十一花神，投生人世。玉蝶投为御史庄渊之子，仙子为将军梅屿之女，其他十一花仙投生后，经过一番周折，齐集为梅屿与夫人的门生。
庄渊官至御史，告老还乡，与梅屿相交如骨肉。渊子梦玉与梅屿女纤玉订下婚约，渊逝世后，遗命梦玉随梅屿居京为官。因建立了种种功业，天子命以十二花神俱归梦玉。渊死后成仙居天上，梦玉等常乘鸾往见，如在人世一样。郑贞华在《梦影缘》自序中解释书名时说：“梦固非真，亦人心之自造。形何异影，在我意之先芳。”她这种“于繁华富贵之场，持淡泊神仙之戒”的创作主旨，对当时的封建社会具有一定的针砭作用。《梦影缘》第一回录中亦坦露她写弹词的心态：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不愿染指男人占先和擅长的体裁，与其用自己不擅长的文体写出平庸之作，还不如用自己熟悉的文体写出传世之作。请看具体内容：
传奇半出名人手，
难以争先着祖鞭。
小说亦闲逢才子作，
安能下笔斗其华。
鸡口牛后须㘰酌，
倒不如，
扫尽南词独写怀。
孤陋寡闻犹自愧，
纵书成亦覆瓿材。
惟有扫除天下人心秽，
洗出情场异样宽。
孝义忠贞皆至性，
风花雪月亦清欢。
其间意趣随人会，我但题名《梦影缘》。
脱却前人窠臼热，趋炎陋习亦齐删。
叹才人命薄千秋例，何须富贵荣华尽占全。遗憾的是，或许是《梦影缘》章法上不太吻合大众口味，亦不太具备通俗文学传播的条件，传唱范围仅限江浙一带，最终近乎失传，只有《中国通俗章回小说丛刊》（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出版）影印收入，现藏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
不过，郑贞华之女周颖芳，自幼深受母亲熏陶，也酷爱弹词。
她历时28年，创作了长篇弹词《精忠传》上、下卷，共73回。现代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先生对该作品给予了极高评价，说：“在一般弹词里，这一部《精忠传》确是弹出一个别调。”也算郑贞华的“弹词事业”后继有人。郑贞华母女先后创造出格调高雅的弹词精品，当是晚清文坛的一大亮点。
征引书目：《南浔名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中国女性文学史大纲》，谭正碧，1924年。
《然脂余韵》，王蕴章。
《历代湖州女史选编》，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州市妇联合编，蒋琦亚主编，2004年2月。懿德堂女掌门：桂太夫人适园主人张石铭和母亲桂太夫人一起建造的张石铭旧居，被誉为“江南第一民宅”，又称“懿德堂”（懿字指对妇女的美称），可见桂太夫人的非比寻常。懿德堂第一代掌门桂太夫人将张家南号经营得有声有色，积累了山海般的财富。这样一位传奇女性，其人生历程肯定很精彩。
桂太夫人（1846—1922），出身书香世家，桂琴甫长女，嫁入“四象”的张家，育有一子两女。1887年，丈夫张宝庆去世，儿子张石铭才16岁。1892年，公公张颂贤去世。1903年，张石铭与叔父张宝善（张静江父亲）分家，张石铭在分家后继承的祖业包括丝绸、盐业、上海慎大钱庄、东南信托公司和一些房地产。不过张石铭并不亲自经营，而是热衷于收藏字画、金石、碑刻、奇石、书籍（超过十万卷），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和赞助人之一。当年，桂太夫人为了独生儿子专攻举业，挺身而出，包揽家中内外事务，张石铭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894年成为张家唯一的举人。分家后，桂太夫人和儿媳徐咸安不仅守业成功，还成功创业，续写了张家财富神话。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垃圾山与大世界的故事。那时的桂太夫人手握数百万现银，如何去投资，确实是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作为“足不出户”的旧式女子，难度更大。还好，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有魄力的人。那时，桂太夫人患牙痛病，常请一位叫徐智芬的牙医来家里看牙，时间久了非常熟络。徐医生向她建议到上海去买地皮。桂太夫人一听，觉得蛮有道理，找来徐咸安商议，婆媳俩商议后决定到上海“碰碰运气”。于是，婆媳俩带着账房先生到上海实地考察。考察后，在上海福州路、西藏路、云南路等今天看来绝对是黄金地段的地方，买了不少地皮，并在上面造屋出租。这些房产年年涨价，行情很好，使桂太夫人投资房地产的热情高涨。坊间传闻，那段时间为了买块好地皮，她还专门请风水先生到上海看风水，风水先生东走走，西看看，竟然看中了洋泾浜（从外滩到西藏路的一条河）旁边的一座垃圾山。那是市民倒垃圾的地方，多少年来，又脏又臭，无人看好，但那风水先生一口咬定说好，桂太夫人花不多的钱就买下来了。若干年后，即1914年，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决定填掉原先作为英法租界界河的洋泾浜，筑成爱多亚路（如今的延安东路）。填河及筑路都需要大量土方，张家的垃圾山派上用场了，工部局花钱来买张家的垃圾。所以后来有一句形容张家有钱的俗语——“张家的垃圾也值钱”，指的就是这件事。第二年，爱多亚路筑成后，沿路两边的地价飞涨，张家又捡了个大便宜，其中最值钱的一块地，就是原先垃圾山的所在地，后来建起大世界的地方。大世界是黄楚九于1917年租用张家地皮建造而成的。大世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张家每年只管按年收租即可，垃圾山果真成了旱涝保收的风水宝地。桂太夫人不仅经营有道，还善于未雨绸缪。她很细心地在懿德堂一棵大树下，埋下一个大铁箱，里面全是金银财宝，包括过生日时收到的寿礼——金子打制的小梅花鹿和仙鹤。特意关照长孙媳妇郭后全，如果没有钱用了，就到老宅的树下去挖。可惜郭后全去世后，张家人以为只是传言。“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人从那棵大树下挖出了这箱珍宝，后不知所踪。张石铭有这样能干的母亲和夫人，自然不需要为家中生意劳心费神，不需要接待那些永远也接待不完的商人和掮客，只需要安心坐在他的书房里，用心摆弄他的收藏，成为藏书家，也算是有福之人。
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桂太夫人安详仙逝，张石铭将灵堂设在正厅，厅内一片素白，丧事非常隆重。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当天夜里，门外急匆匆地奔来一人，30岁出头，披麻戴孝，直扑到灵前双膝跪下，连连磕头，痛哭流涕。守在灵桌旁的张石铭忙俯身搀扶他起来，一见面顿觉奇怪。张石铭搜肠刮肚细细想来，也想不起这个人是哪家亲戚或哪个朋友。其实，来人姓计，名阿大，是距南浔古镇十余里外的横街神墩村人，与张家并不相熟。神墩村有一条很宽的大塘河，河上有座桥，后来桥被毁，过往行人仅靠摆渡船过渡，人多船少，碰到刮风下雨就更危险，每年都发生翻船溺水的事故。计阿大种的田就在河的东边，看到百姓过河如此不易，他下定决心，要在河上修一座桥。他先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三亩水田，筹了150银圆，再走村户募集款子，乡亲们被计阿大热心造桥的精神感动，节衣缩食纷纷襄助，但是募集了一年多，也只有8000银圆。神墩村的乡亲们想起了南浔张家的“慈善阿太”，让计阿大出面去求援。计阿大赶到张石铭家，正好遇到桂太夫人从杭州天竺寺上香回来，听到门外有人喧哗，叫仆人出去询问缘由。仆人回复说是神墩村人化缘修造石桥，账房先生给了10两银子，他嫌少。桂太夫人叫计阿大进来面谈。桂太夫人问要造多大的桥，计阿大告诉桂太夫人，河面五丈多宽，造三孔环桥，需上万银圆。并说，听闻桂太夫人最热心做善事，故来求助。桂太夫人宽慰计阿大说，造桥行善是菩萨保护的大善事，让计阿大先用募集到的8000银圆开工，剩下的铜钿她全部包下来。计阿大欢天喜地地回去了，请了工匠，购置材料，准备在二月二十八开工。谁知到四月间，突然传来南浔张家桂太夫人故世的噩耗，真的是平地生雷，计阿大既为这位慈善阿太过世哀痛，又为造桥之事可能会天折而揪心，是连夜赶往张家，在桂太夫人灵前磕头痛哭。张石铭是个孝子，听计阿大讲明原委，叫来账房先生一问，确有此事。他想起母亲临终前未说完的话，恍然大悟，方知母亲生前未了之事便是造桥。他问清造桥筹备、开工等情况，当场表示，桥照旧去造，银两不够，张家一定会负担到底的。同时写下字据，并一再要求买田亩归还计阿大，计阿大坚辞不受。就这样，这座石拱桥在张石铭的襄助下终于造起来了。这里的河原名启丰塘，故桥称启丰塘桥，村中父老感激张家善行，故改名屺风塘桥，取“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之意。
征引书目：《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
《江南豪门》，陆士虎，文汇出版社，2008年。《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姚蕙
1907年6月，为与《民报》遥相呼应，毁家纾难资助革命的张静江出资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出版《世界》画报；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并亲笔撰文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苏报》《浙江潮》等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革命主张，为革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
其中《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就是他的原配夫人——姚蕙。能被有“中华第一奇人”之誉的张静江委以重任，担当《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姚蕙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姚蕙（1879—1918），南浔“四象”后代张静江的原配夫人。
姚蕙出身于苏州书香世家，擅长中国古典文学，其父是同治帝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山东学政姚菊岐。养在深闺的姚蕙能诗会画，秀外慧中。
1896年，与张静江成婚，门当户对、性情相仿的新婚夫妇琴瑟和鸣，住在南浔古镇尊德堂后院的一栋建筑在高台上的洋楼里，悠闲度日。不过，随着张静江走出国门、投身民主革命，相伴左右的姚蕙慢慢褪去青涩，渐渐成长为精明能干的贤内助，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行动。
1902年，张静江以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全权公使孙宝琦到巴黎，身怀六甲的姚蕙和刚满一岁的长女张蕊英留在家中。1905年，张静江前往南浔接妻女们到法国，回国途中的轮船上，张静江偶遇孙中山，约定大手笔资助革命。聪慧的姚蕙到法国后，很快适应了巴黎的生活和时尚。不过，此时的张静江忙于为革命筹资，无暇顾及生意，尤其是获利颇丰的巴黎通运公司。因此，伦敦、巴黎的生意只能依赖夫人、弟兄等相助。 姚蕙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很快熟悉了业务，并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张静江专心在外为革命事业奔波忙碌。这可以从现存于上海历史博物馆的300多张与姚蕙有关的明信片中得到佐证。
1906年12月15日，张翰（张静江的弟弟，张墨耕）寄给二嫂姚蕙的明信片中写道：“昨夜别后，至凯旋门始得车乘，之返店已鸣钟十下有余矣。委问新店事述后，丙之去并无他故，只为生意清淡，为乙所辞去也。甲之气愤，因乙去丙而不告甲，自行辞退丙也。吾嫂曰昨多谈，想必不致辛苦；率此敬候二嫂大人健安。”信旁注：“甲，卢芹斋；乙，黄元德；丙，小西者（店里雇用的洋伙计）。”这张明信片描述了卢芹斋（后来的东方古董教父，那时的通运公司总管）与黄元德为辞退店员所发生的争执。可见，张静江的巴黎通运公司平时是由姚蕙坐镇指挥的，卢芹斋、李惟弼、张翰等时时向她通报消息。当时生意不好，为节省开支，辞退个把洋伙计也在情理之中，卢芹斋作为管家，自然要顾及脸面和职责，为此小事动动肝火。1902年，通运公司开张以来，获利应是多数，清淡时裁员缩减开支的情况并不多见。可是张静江活动频繁，1906年，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并介绍李石曾入会。12月，张至伦敦，约吴稚晖同赴巴黎，三人策划成立世界社及中华印字局，房子定在巴黎达卢街25号和健康街83号。具体工作、费用预算，则落在姚蕙、张墨耕、姚叔来及卢芹斋等人头上。这时资金上可能大进大出，能省则省也在情理之中。1907年10月23日，李惟弼从伦敦寄至巴黎给姚蕙的明信片上谈及：“市面仍未必好。生意虽已做些，然与从前差不多。倘无甚生意，拟礼六或礼五回法也。”1908年5月14日，李惟弼通过明信片告知姚：“来片敬悉，生意只今日稍为做些，尚属欠账。市面勿好，各客主十一日不办货，明午后尚有一主客料来，亦未必有所生意也。礼一俟货色装箱，倘来得及，拟当日回巴黎，否则，须礼拜二也。嘱办发针，以未闻见有样本，故不敢办，恐不合意，下次来再办可也。小饼干已问过二三家，意勿有如中国所售，稍俟得见再办。”从信中可见，李惟弼经常往来于巴黎伦敦之间，在伦敦的生意活动很是频繁，常常向姚蕙请示。1908年9月4日，卢庆斋的明信片亦写道：“今晨别后，以十一点半安抵巴黎，请勿纪念，委办各物准明日去看，此请张太太鉴，Loo叩，四号。”透过这些明信片，依稀可见姚蕙的精明能干，堪称张静江的贤内助。 后来张静江等人创办《世界》画报，由姚蕙担任发行人，想必很大原因还是与姚蕙的美学基础和理财水平分不开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需要姚蕙这样玲珑剔透、有胆有识的人为张静江们的革命活动做“掩护”。姚蕙也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不仅筹措好资金，支持张静江不远万里、亲自东归筹办具体事项，其中最为不易的是将中文字模和一中文排字工人从新加坡带到巴黎，还以自己的名义，在上海成立发行所。这本中国人出版的最早摄影画报创刊于1907年，共出两期。第一期56页，第二期篇幅增至86页。《世界》画报由于内容新潮、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在祖国大陆及欧美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宣传革命和推动辛亥革命的基本阵地。近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施蛰存对《世界》画报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它是“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闳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千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想必这是对《世界》画报价值、特色和历史意义最精当的评价了。 可惜，1908年正是通运公司经营非常困难的时期，“（国父）两次电先生汇款，先生均数转电汇巨款，但通运公司却发生周转困难。”从已披露的上海历史博物馆馆藏有关资料看，这一年，通运经理卢芹斋与张静江夫人姚蕙有关商讨业务的信件往返特别频繁，故《世界》第三期虽然已经刊出要目预告，但最终未能出版，可能和张静江当时陷入经济困境，无力再拨款支撑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姚蕙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 征引书目：《飘逝的风景》，顾音海，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
《卢芹斋传》，罗拉著，卞婉钰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10月。
《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海派女画家：唐冠玉唐冠玉（1894—1979），字弁华，南浔区菱湖镇人。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上海南洋女子师范及启明女校。民国元年（1912）与同乡潘公展结为伉俪。 唐冠玉在国画方面有较高造诣，后从著名画家冯超然（其画室名嵩山草堂，与吴湖帆齐名，为上海著名画家）学习绘画，艺技大进，擅长花卉、羽翎，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海派女画家。抗日战争前夕，曾在上海举行画展。
1934年，李秋君联络冯文凤、陈小翠、顾青瑶、杨玖、顾默飞等上海著名女画家，发起组织“中国女子书画会”。当时，应者云集，踊跃加盟，短短数月之内，会员竟达150多名。唐冠玉是其主要成员，与虞澹涵、陆小曼、吴青霞、包琼枝、丁筠碧、徐慧、余静芝、周炼霞、鲍亚晖、谢应新、谢月、杨雪瑶、庞左玉等著名女画家和女书法家一道，因为共同的雅趣，或雅集，或办展，或办刊物，一起挥毫泼墨、切磋画艺，使得中国女子书画会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组织最早、阵容最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女子书画会。该会成立盛况被1934年4月30日的《申报》这样报道过：“中国女子书画会经数度之筹备，已于昨日下午二时在海宁路890号会所举行成立之同人大会，所到会员俱属海上名书画家计三十余人……”
1934年6月2日，中国女子书画会主办的中历史上第一个女子美术作品展览会“中国女子书画展览会”，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盛况空前。6月3日的《申报》报道称：“昨日中国书画会开展览会于宁波同乡会。上午九时，诸女画家齐集，四壁琳琅。罗列作品五六百件，自晨至晚参观者达数千人，数小时间，书画已被定去不少……”想必其中也有唐冠的作品。
2013年9月嘉德四季拍卖中，曾拍卖过一张唐冠玉画作《松溪渔隐图立轴》，画上赫然可见其师冯超然题的一段上款，大意是褒奖学生唐冠玉学有所成。1966年，唐冠玉在香港举办画展，深受好评。她的《绚爽阁画集》于同年由香港中外文化业有限公司出版，美国纽约东亚图书馆收藏此画集。 秀外慧中的唐冠玉还擅长诗词，不仅格调高雅、清俊，还有丰富的思想内容，许多诗作充满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她的传世诗集《绚爽阁诗词集》于1975年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以下几首诗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请看：
回乡杂诗
作客申江久不还，沧桑回忆思悠然。
乡书屡报亲朋望，一夜归心竟未眠。
渡轮迅疾已菱西，楼阁重重远树低。
晚节黄花相争艳，迤逦映衬夕阳堤。
菱塘初散乱清滩，芦获潇潇枫叶丹。
数点寒鸦村外去，耳边乡语杂悲欢。
苕溪秋水碧于天，袖里来迎笑语喧。
相见殷勤犹告慰，别来聊可胜当年。
红梅
无限娇酣醉后姿，烘霞映衬夕阳时。
风前染出千斑竹，雨后飘残万点脂。
疏影无倩丹青色，暗香犹炷降沉枝。
行寒耐冷花先放，高出群芳不敢迟。
忆江南（其三）
江南爱，苕霅是家乡。
翠荇红菱荷叶绿，
小船行过藕花香，处处有麻桑。
抗日战争前，丈夫潘公展曾先后担任上海社会局、教育局、农工商局局长，是上海市党政重要领导人物之一。许是夫贵妻荣的缘故，唐冠玉成为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唐冠玉在上海致力于国货运动、国画与诗词创作，确实是上流社会的活跃分子。1934年，唐冠玉担任国货年主任委员，宣传使用国货，抵制日货，反对日本进行军事、经济侵略。她在宣传使用国货中，能身体力行，据当年上海《申报》记者到她家翔影路采访所见，她家中一切用品无一件洋货，实是难得，足见她的爱国热忱。1930年9月14日，《申报》第20641号第16页就曾报道过唐冠玉和其他女士筹备国货时装展览会的新闻。 唐冠玉还写过儿童教养方面的文章《父母要为子女以身作则》：我常常看见小孩子们很容易学人家的榜样。小孩子学人的样子，比什么事情都要快，尤其是聪明活泼的孩子，更容易学。这叫做儿童的模仿性。所最可爱的，是他们在天真烂漫的时候，只知道学样，却不能辨得好坏，所以做父母的，应当时时留意他们，非但不要使他们学别人家的坏样，即是做父母的自己的言语举动，在儿女面前也要有一个好模范。因为儿童之于父母，天性上应当相像的，再把父母的行动朝夜印到脑子里去，那孩子的行为当然像父母的地方更多了，所以在做父母的时候，格外要修身，要为孩子以身作则……还为怎样以身作则提了几点建议：“父母在子女面前和人家讲话，必须要留神；子女读书的问题；父母要注意指导子女，凡姊妹兄弟，以及小朋友，都要亲爱……”今天看来不仅深谙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之道，还颇有远见，值得现代父母借鉴一二。
1979年11月23日，唐冠玉因患脑溢血病逝于美国寓所，一代女画家走过了她多姿多彩的一生，享年八十有五。
征引书目：《历代湖州女史选编》，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州市妇联合编，蒋琦亚主编，2004年2月。
《父母要为子女以身作则》，唐冠玉。
《绚爽阁诗词集》，唐冠玉，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75年。 《申报》，1930年9月14日、1934年4月30日。曾经沧海难为水：谢佩真清末民国初年，南浔富冠天下，诞生的才女名媛甚多，然而时光流逝，很多人早已湮没无闻，谢佩真便是其中之一。
谢佩真（1898—1979），号瑶华女史，是浔商“七十二黄金狗”之首谢子楠的孙女，因排行第五，故字蕴五，人称谢五小姐。 谢家是经营辑里湖丝发家致富的巨商，早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了“谢森元丝栈”，后来又开办了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华第一针织厂，其所产的菊花牌袜子、汗衫、棉线均是当时畅销大江南北的著名民族品牌。谢佩真的父亲谢泗亭笃信佛教，与吴昌硕、金城等书画界人士来往甚密。哥哥谢绳祖是清华学堂首批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曾任慎昌洋行的买办，并经营实业，与盛丕华等合作从德籍犹太人手中盘进开美科制药厂；但业余却醉心于昆曲等中国传统文化，1921年与穆藕初、俞粟庐等人发起成立“昆曲保存社”，在昆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耳濡目染的家庭熏陶，谢佩真多才多艺自然不足为奇。朱宽《岁暮偶记》对她有这样的记述：
（谢瑶华）为谢公泗亭之幼女公子，绳祖、仲和两兄之令妹。卒业于中西女塾，尝从西乐师学，精钢琴。绮年玉貌，而好学不倦，中西文造诣俱深。善吹笛，能度昆曲，清歌一折，有绕梁一日之概。又能作行书及擘窠大篆字，从老画师冯超然先生学国画，山水、人物、花卉均擅长。迩复延师于家，肆力诗词之学。
余尝于潘女士（贞华）处，见其画，笔致清逸绝俗，跋以行书为之，亦珠圆玉润，迥异凡笔。 谢佩真人极聪明，上文已提到她能书善画，著名画家冯超然为其业师，她是冯最得意之女弟子，其画技在海上画坛中颇具声望。她还擅吹笛，技巧成熟，笛风飘逸大方，托腔尤契合入微。又精通昆曲，专攻小生曲目，擅唱《琴挑》《拾画》《断桥》《跪池》诸剧，讲究咬字、运腔，得俞派唱法之真传。
不过，谢佩真之名为人所知，除了她在昆曲和书画方面的造诣之外，还缘于她与昆曲名家俞振飞一段缠绵悱恻的感情经历。 这还得从她的爱好说起。受家庭熏陶，谢佩真自幼喜爱昆曲。她原先由海宁一位徐老先生教唱昆曲，20世纪20年代初，俞振飞到上海后，就改请俞教唱。谢比俞大四岁，当时正是青春年少，因俞常去谢家教曲，两人遂产生了感情。谢五小姐向母亲吐露了想许身俞振飞的心愿，哪知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谢母的门第观念很重，虽说俞振飞的上代也曾做过官，但早已败落，而俞振飞的父亲俞粟庐眼下仅是苏州张家的一个门客而已。纵然俞振飞仪表堂堂，终究只是个工资微薄的小职员，怎能做谢家的乘龙快婿？遂以“我家女婿非留洋学生不招”为由，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谢五小姐对俞振飞却一往情深，矢志不渝。老太太既割不断女儿的情思，也无法阻挡他们的往来接触，于是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法子：给俞振飞介绍对象，让女儿死了心。当时冯超然正在谢家教画，正好有一个表妹范品珍待字闺中，老太太就同冯商量，让冯去俞振飞的父亲俞粟庐出面说服儿子。俞粟庐是老来得子，55岁才有了宝贝儿子俞振飞，自然抱孙心切，再加上他与冯超然是多年好友，因此对俞振飞与范品珍的婚非常满意，当即定下良辰吉日。
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思想传统的俞振飞自知与谢家的门户不当，也就死了心。1923年，俞振飞与范品珍结为连理。 后来，谢家老太太就逼女儿嫁给一位有钱的广东人。谢佩真虽极不愿意，但母命难违，只得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嫁到夫家后竟不肯与丈夫同住。丈夫以为她生理上有缺陷，只好同意离婚。一个月后，谢家送去的嫁妆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谢佩真回到娘家后，就专心跟冯超然学画。1961年俞振飞六十寿辰时，谢五小姐还特地画了一幅扇面相赠，以表祝贺。“文化大革命”时俞振飞戴了“帽子”，门前冷落少人问津，谢佩真知道他的日子苦，时常做些小菜去看望这位曾经的恋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谢佩真多才多艺，1962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她还参加赵景深创办的上海昆曲研习社，为社员教唱俞派昆曲。年逾古稀时，尚在上海市侨联会传授昆曲，诲人不倦。她的侄孙李大任曾有这样一段回忆：从我开始有记忆的孩童时代起，就知道三楼前间住着五阿婆（我对谢佩真的称呼），她在家中排行第五，人称五小姐。后间住着五阿婆的用人阿妹，我叫她阿妹阿姨我对五阿婆有记忆的时候，她应该已经60多岁了，但依旧容颜焕发，一丝不苟，谈吐优雅，学识丰富，丝毫看不出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五阿婆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才女，她小时候就进入教会学校读书，所以英文很不错，记得“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有亲戚从国外来看她，她可以用比较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对话，让我敬佩不已。她年轻时候由于家境优越，在琴棋书画方面得到了各方面名家的指点。
…… 她经常和我说为人绝对不可以“偷丝瓜”（意思是走歪门邪道），不然就会被人看不起。由于是教会学校出身及外公对她的影响，她对西方古典音乐非常喜欢，教我知道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西方著名音乐家及他们的名曲应该如何欣赏。我记得那时晚上10点有一档外国音乐节目，我就和她一起坐在收音机前静静地欣赏。一边听，她还会不时点评一下出彩的乐段。后来，我进了大学，同学们都对我的古典音乐知识非常佩服，这其中就有五阿婆的功劳。她还教我读过几篇英文儿童文学的原著，尽管是低级读物，但对我来说是很有效的启蒙教育。有一天，她心血来潮，教我唱了一段昆曲，曲名是《长生殿》的《哭像》中的一折“不提防”。虽然只教了我一曲，但让我知道了昆曲的特殊唱法与词的念法，知道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曲谱是用宫商角徵羽来标注的。
1979年，孑然一身的谢佩真在景华新村故居听着她生平最爱的昆曲《长生殿》，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征引书目：《巨鹿路834号的故事》，李大任。
《浔溪谢家：凤羽名流实业先驱》，陆剑，《东方文化周刊》，
2011年。 《岁暮偶记》，朱宽。康有为的儿媳、全国政协委员：庞莲提起庞莲，很多人都知道她是近代南浔“四象”之一庞家的后代，而她的另一个身份或许更为人熟知——晚清维新派领袖（后来沦为保皇派）康有为的儿媳。作为名人的亲属和后代，加之自身条件优秀，改革开放后她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文史馆馆员，并在古稀之年写出了《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回忆我的父亲庞青城》等颇具价值的文章，为后人研究康有为和庞青城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庞莲（1907—2000），1907年生干南浔，从小在上海长大，毕业于上海宏伟女子英文专修学校。父亲庞青城（1875—1945）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出巨资资助革命党人从革命工作，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任命其为实业部商政司司长。1930年，庞莲与康有为（1858—1927）的次子康同凝结婚，成为康有为的儿媳。1983年，她以
77岁高龄当选为第六全国政协委员，赴北京参政议政，并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接见。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里，革命党和保皇派是水火不容的两派政治力量，作为“政敌”，康庞两家又怎会结为儿女亲家呢？其实，庞莲与康同凝从相识到结婚，很大程度上与康有为的七女康同环有关。1924年，17岁的庞莲进了上海宏伟女子英文专修学校，与康同环成了同班同学，两人因幼年在辛家花园玩耍时已相识，故而很快成了知心朋友。加上康庞两家原来住得很近，庞莲就常去康公馆，进而认识了康同凝。交往久了，相互的了解也就自然加深，遂生爱慕之心，两人便谈起了自由恋爱。1927年康有为去世，庞莲与康同凝结婚的阻力减少了，两人便于3年后在上海举行了新式婚礼，结为百年之好。 庞莲生前曾回忆过两次见康有为的情景。一次是在她少女时代，庞家当时住在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距康家的辛家花园仅一箭之遥，她便常随哥哥一起去那儿爬树、采花、钓鱼、捉迷藏，渐渐地与康有为的子女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康家的仆役驱赶顽童，偶遇康有为出来，即上前禀告：“大臣（家人对康有为的尊称），外面野小孩天天来玩，要弄坏花草的呀。”“随他们去罢。”康有为捻须微笑道，“哪有孩儿不喜欢玩耍田园山水的啊，哈哈……”另一次则是和康同环成为同学之后，康有为通过女儿知道了庞莲之父庞青城是孙中山秘书，曾资助孙中山搞革命活动，而且众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静江、戴季陶、居正、张继等均是庞家的常客。一天下午，康有为听说革命党的女儿又来了，马上叫侍从张光陪他去瞧瞧庞莲的庐山真面目。庞莲正在七小姐房里谈笑风生，猛见康有为从门缝里张望，慌忙起身叫道：“老伯，您老人家好。”不料康有为扭头拂袖离开了，还是张光示意，让她们谈下去。
庞莲的丈夫康同凝（1909—1978），字道孺，生于香港，排行第
四，生母何氏是美国华侨的女儿，曾先后肄业于同文书院和圣约翰大学，最后毕业于光华大学。他与父亲康有为一样，也向往改良、革新，20世纪30年代曾在广东教育厅从事乡村教育实验和电化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还曾组织过大刀队，准备与敌人肉搏，足见他是一个热血男儿。1938年广州沦陷，康同凝撤退至韶关，自建茅庐，一住就是数年，其间掩护过不少抗日民主人士。1944年，他又准备参加去缅甸的远征军，因病没能去成。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上海当了一名保险公司的职员。康同凝很耿直，父亲生前的至亲好友、门生弟子多居高位、任要职，他不求不靠，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很有些他叔祖康达守的淡泊和洒脱。1949年，康家的人大多去了台湾或香港，独康同凝不愿前往，毅然留在了大陆。后在上海花纱公司做财务会计工作，直到1978年病逝于上海。
庞莲夫妇没有生育子女，康同凝去世后，海外的亲友纷纷邀请庞莲一起去生活，可她都婉言谢绝了，理由是“我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她晚年生活清苦，直到1982年上海文史馆聘她为馆员，每月有固定收入后，生活才有所改善。尽管如此，她却曾多次向政府捐献文物。1961年，她向上海市政府捐献了一批文物（包括康有为的书信原稿）；1981年，将珍藏了60余年的无价之宝——著名画家徐悲鸿早期的力作《何旃理遗像》（何是康有为的三姨太）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1984年，向康有为的故乡广东南海县捐赠一批遗物，随后又将康有为在青岛的房产捐赠给青岛市人民政府。庞莲晚年仅靠文史馆微薄的津贴开支，她只要随便挑几件文物拍卖，皆价格不菲，即可改善生活，可她都毅然把文物捐献给了国家，殷殷爱国之情，昭然可鉴。
2000年，庞莲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征引书目：《南浔庞家》，陆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铮铮挚友路同归：记全国政协委员庞莲》，《中国政协报》，
1983年。台湾全能女作曲家：许闻韵
在艺坛，音乐家夫妇和画家伉俪很多，倒是美术与音乐结合的比较少，而金勤伯与他的夫人许闻韵（又名许文英），却是少数不同门类艺术家结合，且又颇具成就和影响力的一对。 提起金勤伯和许闻韵，许多南浔人都不太熟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后来渡海赴台，主要的艺术高峰期和影响力均在台湾，以致在中国大陆知名度不是太高。 其实金勤伯和许闻韵均出身于南浔的豪门望族，两人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又是前后期的同学，所以两人的结合既有传统门第观念讲究的门当户对的因素，又有年轻人接受新式教育自由恋爱的影响。
金家是民国时期名噪华北的艺术世家。金勤伯（1910—1998）的伯父金城、姑母金章、叔父金西厓、堂兄金开藩不是画家就是竹刻家，受家庭熏陶，后来金勤伯也成为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曾先后任教于“台湾国立美术学院”、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罗德岛设计大学、爱俄华大学、台湾文化大学，育英才无数，对台湾画坛颇具影响。
许家祖籍宁波，清朝中晚期才迁居南浔。发家人许春荣（1839—
1910）是许闻韵的祖父，1867年就在上海与人合作开设大丰洋货号，先后创办阜丰、鼎丰、通余、通源等七个钱庄，之后被英商泰和洋行、上海德华银行、花旗银行聘为买办，其子孙也继任洋行买办，许家俨然是钱庄、买办之家，在商业领域比金家的影响力更大。
许闻韵（1908—2001），清光绪三十四年生在上海，自幼酷爱音乐，文静淑雅，因此在上海中西女中学习期间就被学校选送到教堂弹奏圣乐，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不过她在注册时改进家政系，直到三年级才正式主修音乐，从此开启了她与音乐的一世情缘。
1934年与金勤伯结婚后，仍在音乐方孜孜不倦，尤其擅长钢琴，她技艺高超，能同时用两架钢琴演奏协奏曲。1954年她已47岁，还专程赴美国田纳西州PeabodyCollege音乐系进修，师从著名作曲家马特博士学习交响作曲。她本来在钢琴上已很有成就，改学作曲后，更加注重我国音乐特性的探讨与和声学的研究，她的作品也更受外国人的赏识，并有不少曲谱佳作出版发行。 许闻韵回台湾后，创作了大量声乐、钢琴、提琴、合唱方面的乐曲，受到广泛好评，作品还被编入美国和中国台湾的中小学歌唱课本。1977年，她荣获美国妇女笔会洛杉矶分会颁发的“杰出女性奖”，美国的《音乐杂志》更是撰文赞扬她是“中国的优秀人才”。 在中国大陆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许闻韵的报道，笔者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在1956年6月16日台湾的《联合报》上找到一篇介绍她的文章，是当年她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个人音乐会时的特稿，非常珍贵，这里全文录之：很多人都知道金许闻韵（又名许文英）女士是钢琴家，卅九年（1950年，笔者注）五月举行首次学生演奏会，那次的节目中许女士担任两首协奏曲的第二钢琴部分，其中之一是她的大作，并发表了她的第一首声乐作品——女高音独唱《晚祷》，所以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有成就的钢琴家并能作曲。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短短几年间，许女士终于发挥了她天赋的音乐作曲天才。金许闻韵女士是师大艺术系金勤伯教授的夫人，她出身沪上名门，是著名的中西女中的高材生，继在北平燕京大学完成大学教育。她是一位典型的书香世家的文静女性，自幼酷爱音乐，早就有了高深的音乐修养，来台后，自然地成为一位钢琴私人教授。当她开始授琴时，她就读美国音乐函授学校，经审定她的教授法是正确的，但她最大的兴趣是作曲，曾尝试着写了好多声乐、钢琴、提琴、合唱等的曲子。四十一年（1952年，笔者注）曾应“经济部”所请作过一次不公开的作品演奏会，演出之后，游弥坚先生曾代《音乐月刊》社索谱稿发表，但她却谦虚地婉拒了。她下了决心要出国去深造，至四十三年（1954年，笔者注）春，许女士举行另一次的学生演奏会，会中演出她的五首钢琴双奏（两架琴）及一些其他的作品，在钢琴曲中除了协奏曲之外，同时用两架琴来联奏的作品连西洋都很少见。接着她就束装赴美专攻理论作曲，苦修近二年，作品累积，已有十几种被选编入美国中小学歌唱课本中，她的教授曾说：“你所写出来的都是成功的。”乃于四十四年（1955年，笔者注）残冬返国。许女士没有很好的写作环境，大部分的时间要被许多学生和琐务占去，但她仍孜孜不倦地把她蕴成的乐曲一页页地谱下来，她的作品纯是中国风味，所用的旋律多半是我国的民谣及一些不成正调的乐句，有一首三重奏在美国演奏时为许多美国人士激赏交赞主题的风格特殊，因此可以知道许女士是运用西洋的乐理与技巧来发扬中国音乐，她的作曲路线可以补救国乐没有和声的缺陷。 许女士之作品演奏会月内将在中山堂演出，全部赠券，节目丰富内容广泛，可算我国全能作曲家之第一人，演出节目仅为作品之一部分，但包含了她的处女作及进修后的作品（节目单上有详细说明），还待听众们来为她比较一下。我预料此次的演出是自由中国乐坛上最新的异彩。
（蔡幼珠/文）许闻韵也是位翻译家和诗人，自己还有英文的诗集出版。她有一段时期曾一心译诗，把中国历代的诗翻译成英文，从《诗经》上的四言诗到现代诗，或古韵、或今风，或唐诗、或宋词，或乐府、或骚体，每样都择译了几首代表作。她翻译的诗文字优美、音调铿锵，读起来抑扬顿挫、情意绵绵。 许闻韵与金勤伯共育有二子一女，个个都学有所长。长子金太和（曾协）是美国理化博士、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美国化学会的资深编辑。女儿金中和（曾庸）25岁就获得小儿科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克利夫兰市立医院小儿科副主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系小儿科教授。次子金保和（曾佑）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专攻工商管理，曾任利华毛纺厂总务主任。加上许闻韵与金勤伯都是硕博出身，又都当过教授，许闻韵一家真可称得上是“博士教授之家”了。
许闻韵早年接受的是中西合璧的教育，据她的后人回忆，她生活西化，所写日记和诗歌几乎全部是英语撰写，家中的日常说话交流也基本使用上海话和英语。但她的骨子里仍然十分传统，特别是她创作的音乐作品是纯中国风味的，诚如《联合报》记者蔡幼珠所言，她“是运用西洋的乐理与技巧来发扬中国音乐”。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外国去，为发扬国粹而辛勤耕耘，许闻韵的确算是个有心人。
征引书目：台湾《联合报》，1956年6月16日。
《南浔金家》，陆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自传》（英文手稿），许闻韵。中国电影界的铁娘子：童月娟
电影行业传统上是男性的天下，无论是导演，还是制片人，比较知名的大咖基本都是男性。而在20世纪，却有这样一位女中豪杰，被誉为中国电影界的铁娘子，她就是南浔籍“民国电影大王”张善琨的妻子——童月娟。童月娟（1914—2003），浙江杭州人。事实上，童月娟本姓万，父亲万寄麓，给女儿取名万秀英。16岁时拜童俊卿（艺名“女叫天”，张善琨的前妻）学戏，但她们都以师姐妹相称。
最初学习京剧，后成为京剧演员。1929年，她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发展，在接受戏剧训练后，参与平剧演出，不久转为话剧演出与幕后制作。1931年，制作并演出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广获好评，受到上海演艺界瞩目。也因为此剧，她踏入上海影坛，并担任女演员，与李丽华、白光、阮玲玉同为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名的电影演员之一。
到了上海之后，她结识了当时担任“大世界”总经理、中国电影界的传奇人物张善琨。
张善琨（1905—1957）出身于南浔“七十二黄金狗”之一北小圩张氏家族，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毕业后从商，在烟草公司当广告主任。后投靠黄金荣，加入青帮，主持大世界游艺场和共舞台，演出使用机关布景的连台本戏，以招徕观众，颇为轰动，童月娟签名照
童月娟之“霸王别姬”戏装遂开始涉足电影行业。
1933年，童月娟与张善琨结婚，成为张的继配夫人，主演新华创业作《红羊豪侠传》。
1934年，在童月娟帮助下，张善琨筹组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当时，明星和联华两家大公司垄断了上海电影业，控制了内地、海外的发行网络，初来乍到的新华公司显得无足轻重。但不到三年，张善琨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和宣传手腕，使新华公司发展成为上海电影业有名的大公司之一。新华影业第一部历史题材影片《红羊豪侠传》于1935年初完成，影片根据京剧连台本改编，内容反映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由杨小仲导演。除洪秀全由田方扮演外，其他均为原舞台演员，上映后，受到观众欢迎。 在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时期，童月娟与张善琨制作了多部电影，爱国电影如《新桃花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雷雨》，商业电影如《王老虎抢亲》《离恨天》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迫于现实，退居二线的上海新华影业公司负责人张善琨与童月娟仍带领周曼华、李丽华、陈云裳、陈娟娟等知名影星拍摄电影。即便如此童月娟于抗战期间仍以“梁瑞英”的假名，参与国民党上海的“反日”地下组织。
1942年后，在“中联”“华影”参加拍摄《博爱》《第二代》《家》等影片。1946年，童月娟与张善琨前往香港继续发展，并在香港定居。
1947年，月娟娟与丈夫先后参与或重组香港永华影业、新华影业、长城业。其中，香港新华为21世纪初仍相当知名的新华传媒前身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人合作组成的影业公司出了《荡妇心》《血染海棠红》《月儿弯弯照九州》《琼楼恨》《王氏四侠》《一代妖姬》等商业电影。在这几部甚为卖座的片子里，她不但担任统筹监制等工作，还偶尔客串演出与指导。
1957年，张善琨在日本拍摄外景期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童月娟返回并接手香港新华影业。之后十数年，童月娟掌管的新华仍制作出多部如《盲恋》（李丽华、罗维、钟情主演）、《青城十九侠》（萧芳芳主演）、《黑钮》和《碧血黄花》等知名影片。其中，描写国民党早期组织同盟会“黄花岗起义”的《碧血黄花》，甚至到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仍常在台湾各家无线电视播出。因她的制片成就，她于1969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中，获得“特别制片奖”。
1973年，淡出香港永华影业经营权的童月娟转入政治界发展，担任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主席，负责审核销往台湾的香港电影的政治实质审查。事实上，她从1953年开始，就几乎每年组团前往台湾参加各类纪念活动，也因此关系，她为香港电影打开台湾电影市场做出了不少贡献。
1981年，童月娟以“梁瑞英”之名当选台湾地区“监察院”的侨选监察委员。化名为“梁瑞英”的童月娟不但是台湾第一届侨选监察委员，也是出任台湾民意代表中首位具有演艺人员背景的人物。
1994年，在第31届电影金马奖颁奖中，童月娟获得“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她对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电影所做的贡献。
1993年，在辞去港九自由影剧协会主席之后，童月娟随即移民加拿大。2002年，年老体弱的她不得不从加拿大返回上海，接受在沪亲友照料。2003年1月6日，童月娟病逝于上海博爱医院，享年90岁。童月娟生前曾亲自设计规划身后的长眠之地，并立下遗嘱，要与丈夫张善琨合葬，所以在上海、香港、台湾及加拿大等地举办追思会后，她被家人及影坛好友安葬在位于台北阳明山的张善琨墓园。
时隔46年之后，一代影坛女强人终与夫君重逢！征引书目：《铁娘子童月娟与张善琨》，香港大公报。
《童月娟回忆录》，台湾国史馆，2001年。
《昨夜星辰之童月娟》，倾城旗袍文化网站。美国出版界传奇人物：杨蕾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的出版人，有全球爱书人士的“圣经”之称的《查令十字街84号》的背后推手，都是南浔菱湖籍的美国资深编辑、出版界女杰——杨蕾孟。
杨蕾孟（1930—），女，父亲杨光泩1900年出生于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祖辈在菱湖开办杨万丰丝行（故址尚在北桥渠路），曾任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母亲严幼韵是早年上海滩老九章绸缎庄的大小姐。1930年，杨光泩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兼欧洲中国特派员到瑞士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时，杨蕾孟出生在蕾孟湖畔（Lakeofleman），因此，她的英文名字Genevieve包含日内瓦（Geneva）之意。
1937年，8岁的杨蕾孟离开抗日战争中的上海，跟随父母辗转各国，后来，杨光泩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时，全家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杨光泩坚持抗日，忠于职守，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父亲入狱后，杨蕾孟探监时，父亲叮嘱她照顾好母亲，做个好女儿。随后，杨蕾孟与母亲严幼韵、两个妹妹被日军软禁。恐怖日子里，她机智周旋，竟从日本人手中借到小说《飘》，读毕后与书结缘。父亲被害后，一家人滞留马尼拉，在母亲带领下艰难度日，杨蕾孟姐妹跟着母亲一起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了自己制酱油、肥皂，协助母亲搬家、找房子。为防不测，杨蕾孟姐妹仨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随时带着逃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杨蕾孟一家人坐船在海上漂了24天，漂到美国，杨蕾孟姐妹仨都被安排进美国名校，接受良好教育，为后面的幸福生活奠基。
1952年，自小被家里人戏称为“书虫”的杨蕾孟从威斯利女子学院毕业后，到著名的哈泼（珀）出版社当编辑秘书。杨蕾孟抱着“只是要做大家都在做的情”的平和心态，在秘书岗位上一做就是7年。7年中，她从为编辑回复信函做起，渐渐开始为新书封面写广告语，参与新书营销活动，学会了编辑的整套工作流程。1968年，她利用休假期间参加写作培训班的好机会，从作家埃里克·塞格尔的代理人那里得悉，塞格尔把即将上映的电影《爱情故事》剧本改编成小说，有家出版社想出4000美元买小说的版权。杨蕾孟一冲动，说服出版社老板出资7500美元把小说版权抢了过来。没想到这部讲述富家子弟爱上贫家女、情节简单而感人的小说借电影造势，立即风靡全国，为出版社带来数百万美元收入。如今，《爱情故事》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爱情小说的经典，至今销量已经超过2100万册。
《爱情故事》成为杨蕾孟事业的转折点。随后的几年里，她几乎以一年一部畅销书的速度引起业界注意。她担任布朗出版社高级编辑时，基辛格的3本巨著，就是她编审付印的。1985年，杨蕾孟当上全美文学书会主编，经她之手，该书会已编辑出版25250多本书，所以她被称为“吒咤美国出版界的风云人物”。杨蕾孟眼光独到，专门负责向全美几十万会员推荐好书。每月，当她从全美各个出版社的大量著作中选出最佳的两本介绍给会员时，这两本书就意味着很快畅销。因此她在出版商的心目中就是评书权威。
在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杨蕾孟对全球畅销书《查令十字街84号》的作者——美国女作家海莲·汉芙有知遇之恩。海莲·汉芙的写作生涯始于1961年，在杨蕾孟帮助下，海莲的写作事业有些许起色，杨蕾孟出版其《混迹演艺圈》（UnderfootinShowBusiness），后来出版了她几乎所有的书籍，唯独错过了《查令十字街84号》，原因在于该出版社老板的不看好，因为《84号》的初稿作为一篇文章刊登太长，作为一本书出版又太短，很让人困扰。1969年，伦敦的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决定停业，与该书店全体员工有长达20年的书信往来的海莲·汉芙决心写点什么，纪念自己与店主弗兰克因爱书、购书结下的那份情谊。写完后，面对这份连篇名都想不出来，整理出的67页稿件，手足无措的她只得向杨蕾孟求助。
她把文章寄给杨蕾孟，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该拿它怎么办？” 几天以后，杨蕾孟打来电话，说书不错，可惜因为字数缘故不合适，而且书信体的书都不好卖。虽然杨蕾孟很想出版此书，可是她无法说服老板，不过书信中海莲和弗兰克对书的钟爱、渴望的风雅，评论文学作品之余交换各自生活状况的烟火气息，彻底打动了杨蕾孟。她帮助海莲找到默默无闻的格罗斯曼出版社，助海莲圆梦。
该社编辑提议加入海莲的所有回信，用字大行疏的排印方法，勉强把书稿扩充到90页，并于1970年出版。当时欣喜若狂的海莲，连“查令十字街84号”并不是她想起的书名这件事都忘记告知对方。
马克思与科恩书店方得知这本书的出版消息后去信道，查令十字街经营50年后，将于本年底关闭；作为对书店的悼念，此书将是它的
一份讣告。那时，无人能预测它将会变成一本畅销书。一切发生得非常突然，期发量1500万份的《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不可思议地看上此书，竟于出版第一时间做了摘登，还给了一直穷困潦倒的海莲8000美元稿酬。
1971年，盘桓英国五周后，海莲写下另一本畅销书《布鲁姆斯伯里的女公爵》（TheDuchessofBloomsburyStreet）。这一次，杨蕾孟不再放手，毫不犹豫地为新东家利平科特出版社（Lippincott）出版了它。这两本书的出版为海莲·汉芙带来更多的、更疯狂的粉丝。
1975年，BBC首先将《查令十字街84号》拍成电影，并被多次改编为舞台剧。当美国人于1987年决定翻拍电影，请来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Hopkins）、安妮·班克罗夫特（AnneBancroft）、朱迪·丹奇（JudiDench）等巨星出演时，这本书已经“不可避免”从一本畅销书，变成“长销畅销书”和全球爱书人士的“圣经”。虽然此书的畅销是全球爱书人被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伦敦旧书店书商弗兰克之间的书缘，双方20年间始终未曾谋面，相隔万里，深情厚谊却能莫逆于心的情感打动，然而没有杨蕾孟的慧眼识珠和鼎力相助，也许此书很难有面世的一天。许是这份惺惺相惜，杨蕾孟与海莲两人不仅是事业上的好搭档，生活上也交往频繁。在海莲的文学性自传《Q的遗产》中，记述了她们之间的频繁交往。比如，杨蕾孟1945年跟着母亲来到美国之后，虽然在美国出版界工作，职位越升越高，但是一直没有归化美国，正是海莲陪着她办理了移民当面审核手续。 从1985年至1992年退休，杨蕾孟先后到全美文学书会、双日出版社、矮脚鸡出版社出任要职。杨蕾孟退休后头衔依旧很多，依然活跃在美国出版界，近年还曾多次来南浔菱湖寻根。期待杨蕾孟姐妹能续写杨氏家族的传奇故事！ 征引书目：《翻开家书（生命之光）——杨蕾孟、杨雪兰看湖州市菱湖老宅》，杨格，《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7月26日第七版。
《百年严幼韵：优雅走过沧桑》，叶辉，侨时代杂志，2014年7月18日。
《〈查令十字街84号〉背后的故事——以此纪念海莲·汉芙诞辰100周年》，叶新，《中华读书报》，2016年04月06日。
《曾经出版无望的〈查令十字街84号〉，何以成为全球畅销书》，澎湃新闻网，2017年4月。
中国古代虽然一直是男权社会，但还是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女政治家，治国平天下不让须眉；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代书法界，不乏出众的女书法家。能将两者兼顾的少之又少，除了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外，祖籍南浔练市的武宣皇太后章要儿，也是其中的翘楚。
章要儿（505—570），又名钮要儿，吴兴人，祖籍乌程花林（今练市镇花林村），南北朝陈朝开国皇帝陈武帝的皇后，世称武宣皇太后，女书法家、女政治家。父亲钮道勇，幼为章氏所养，故改章姓。据说，章要儿之母苏氏婚后数年不育，不想一日遇见一道士，送她一只五色斑斓的小乌龟，并对她说：“三年后，必有征兆。”果然，三年后，苏氏怀有身孕。到了道士所说的日期，章要儿降生，当时，紫光照耀房间，从此小龟就不见了。章要儿不仅出生很“奇异”，还自幼聪慧，仪容美丽。手指甲长五寸，颜色都是红中透白。
每次有丧事发生，一个指甲会先折。姚思廉在《陈书》中写道：“后少聪慧，美容仪，后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辞》。”可见，章要儿确实才貌双全，名动吴地。当“章家有女初长成”，附近人家托媒婆上门来说亲的几乎天天都有，可谓门庭若市。
恰巧，陈霸先将军（后来的陈武帝）原配夫人芳龄早逝，正要续弦，听闻章要儿有倾国之风貌，托媒说亲选其为夫人。章要儿婚后，与陈霸先感情很好，育有一子一女，子名陈昌，即衡阳献王，女儿曾许婚王僧辩第三子王頠。婚后的章要儿，不仅将陈霸先的后宅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能遇事稳而不乱，果敢坚毅，堪称陈霸先的贤内助和女中豪杰。陈霸先从广州向南征讨交趾李贲时，让章要儿与陈昌随沈恪回吴兴，她依言行事、毫无怯意。侯景之乱时，陈霸先东下豫章征讨侯景，章要儿、儿子陈昌和侄子陈蒨都为侯景囚禁。
突遇变故，章要儿坦然面对，耐心等待陈霸先像盖世英雄似的，身披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来解救他们。果不其然，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被封为长城县公，章要儿被策命为夫人。 公元557年，陈霸先受禅登基，建立南朝陈国政权，是为陈武帝，立章要儿为皇后。追赠岳父章景明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加授金色印章紫色丝带，封章要儿的母亲苏氏为安吉县君。
公元559年六月，陈武帝去世，太子陈昌还被扣在北周做人质。
当时，萧梁旧将王琳勾结北周和北齐反对陈朝，陈霸先的宿将重臣皆带兵在外抵御强敌，可谓外有强敌压境，内无重臣辅佐，朝中形势十分紧迫。危急关头，主持后宫的章要儿十分冷静，与中书舍人蔡景历等人商议，决定秘不发丧，并急召尚在前线的侄子、临川王陈蒨回朝即位。当时天气炎热，武帝遗体须放入棺中，但又怕营造的声音传到外面，只好让宫人们用蜡做了一口棺椁。陈蒨入宫后，谦让不愿即位，章要儿因儿子陈昌的缘故，不肯立刻下令，群臣犹豫不决，朝局不稳。镇西将军、南豫州刺史侯安都说：“如今天下尚未安定，哪有时间管那么多，临川王对社稷有功，应当共同推举他即位。今日之事，后应和者斩首。”说完按剑上殿，禀告章要儿，希望她拿出玉玺支持陈蒨即位，虽然章要儿内心期待儿子返朝，但还是决心以国家大事为重，忍痛拿出玉玺。于是陈蒨顺利即位，迅速稳定局势。陈蒨就是陈文帝。陈文帝即位后，尊奉章要儿为皇太后，宫室称慈训宫。 此时的北周欲给南陈制造内乱，不久放还陈昌。陈昌自恃是陈霸先嫡子，在途中便给堂兄陈蒨写了封言辞非常不客气的信，要求堂兄让位。陈蒨很不高兴地说：“太子快回来了，我只好找个地方当藩王去养老。”其心腹大臣侯安都说：“自古岂有被代天子？”于是，陈昌由鲁山济江，三月入陈境时，陈蒨遂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在陈昌渡江时，由侯安都于无人时将陈昌推入长江淹死，对外则宣布陈昌在江中因船坏溺死。其丧柩至京师，陈蒨亲出“哭灵”，并将其风光大葬，又将自己的第七子陈伯信过继为其后嗣。皇太后章要儿当然明白，自己的亲生儿子陈昌是被谋杀的。可是她不掌权，又能怎么样呢？再说，陈蒨治国有道，在位期间政治清明，与民生息，开创了崭新局面。 天康元年（566），陈文帝去世，皇太子陈伯宗继位，尊奉章要儿为太皇太后。然而，陈伯宗“仁弱无人君之器”，整天想着玩乐，“费引金帛，令充椒阃”，完全昏君做派，心思根本没花在治理国家上。在位仅两年，便折腾得陈朝“内府中藏，军备国储，未盈期稔，皆已空竭”。他爹陈蒨辛辛苦苦挣下的老本，差不多全给吃光殆尽，大权也落入皇叔安成王陈顼手中。危难之际，章要儿当机立断，于光大二年（568），下令废黜陈伯宗，降封为临海王，立陈伯宗叔父陈顼为帝，是为陈宣帝。太建元年（569），陈宣帝尊奉章要儿为皇太后。太建二年（570），章要儿在紫极殿去世，享年65岁。章太后摄政十年，立了三代皇帝，几乎主宰了陈霸先之后的整个陈王朝命运，决定了整个陈王朝的历史走向。那时的陈朝政局稳定，国泰民安。章太后摄政时相当清廉，任人唯贤，不搞裙带关系，当时只有一个堂兄钮泠确实德才兼备，才给他中散大夫官职。章太后临终遗令，“丧事所须，并从俭约，诸有馈奠，不得用牲牢”。同年四月，群臣献上谥号为宣皇后，将她与陈武帝合葬于万安陵。一个一生辅佐四任皇帝的后宫之主，竟然简朴至此，让人由衷敬佩。所以“二十四史”的《陈书》对章要儿评价非常高，这样一位善权谋、尚节俭的智慧型美女皇后，在古代历史上不太多见，值得后人，尤其是家乡人铭记！ 征引书目：《南史·陈后妃传》《南史·卷十二·列传第二》。
《陈书·卷十六·列传第十》《陈书·卷七·列传第一》《陈书·卷八·列传第二》。
明《湖州万历府志》。清代弹词女作家：郑贞华
唯一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东方、西方及其小说》一文中谈道：“而今，妇女仍尤其喜爱这些故事，诸如《天雨花》《笔生花》《梦影缘》等，因为富有韵律的写作方式，使得故事易于吟唱。”其中提到的《梦影缘》就是清末弹词女作家郑贞华的代表作。《梦影缘》给赛珍珠留下较深刻的印象，甚至超过被郭沫若、陈寅恪等国学大师推崇的《再生缘》，郑贞华如果 《梦影缘》书影泉下有知，也会为有这样的知音而快慰。
郑贞华（1811—1860），字澹若（淡若），号蕉卿，南浔双林人，清末弹词女作家。父亲郑祖琛曾任广西巡抚。郑贞华自幼博学好文，精通诗词，杂学旁搜，历史以及佛、道、医、卜、扶箕无所不晓，创作时随手化用不留痕迹。郑贞华夫婿周锡诰，钱塘（今杭州）贡士，杭州人。郑出嫁后居杭州，因夫婿早逝，年轻守节。1860年，太平军攻陷杭州城（有说“杭垣失守”），澹若饮盐卤自尽，殉难时年仅五十，可见，郑贞华是位有气节、性格刚烈的才女。伊人已逝，留下的弹词作品却永留人间。郑贞华酷爱弹词，为消闲和寄情，一生创作了大量弹词作品。代表作《梦影缘》写于道光癸卯年（1843），她写的虽是求仙故事，细细品读，依稀可以品出郑借“梦、影、缘”三字的纠结，对人生作出的诠释；以女性的敏感视角和切身体验，指出女子“移孝事姑”是男子“移孝事君”的前提，唯有移转成功，才能成就男子的忠孝理想。当然，郑贞华没有过多地离经叛道，只希望用“女性的道德来象征，甚至带动整个国族道德水准”，将“正位于内”道德的权威推向“巅峰”，但多少体现出“盛清以来由提高女子的道德自觉来证成国族整体优势的趋势”，预示着由家至国，不得不变的痛苦，使得所有“有关妇女与家庭的论述都隐涵着深切的社会意义”。不过此书的出版却在其殁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竹简斋刊成绘图石印本，出版后即受到文人的赞扬和好评。如坐月吹笙楼主人在他的《娱萱草弹词》序中写道：“昔郑淡若夫人撰《梦影缘》，荣缛相当，造语独工，弹词之本，为之一变。”足见郑贞华写作造诣之深。还有评论说：郑“骈文造诣之高，才可比李清照，情可掩清季群芳名媛。乃弹词中稼轩苏东坡流，颇具男子气、大手笔。其弹词融诗词、散曲、文赋、杂论为一体，革新鼎制、登高一呼，虽千万言如临风雨……更无席间小唱，温婉楚韵，直如铁琵铜琶，作‘大江东去’调”。这些都从侧面佐证，在当时诸多从事弹词小说创作的女作家中，郑贞华的思想与艺术水平颇高。也许正因为这些，《梦影缘》才能入赛珍珠的法眼。 郑贞华的《梦影缘》，全书共四十八回，七八十万字，描写非常细腻，铺叙冗长，似一篇长篇小说。全书情节梗概：有一个千年得道的玉蝶，动心下凡，为梅花神魁芳仙子点化，得返本真，乃与仙子相爱如手足。一日，青帝召之宫中，命玉蝶与仙子率领其他十一花神，投生人世。玉蝶投为御史庄渊之子，仙子为将军梅屿之女，其他十一花仙投生后，经过一番周折，齐集为梅屿与夫人的门生。
庄渊官至御史，告老还乡，与梅屿相交如骨肉。渊子梦玉与梅屿女纤玉订下婚约，渊逝世后，遗命梦玉随梅屿居京为官。因建立了种种功业，天子命以十二花神俱归梦玉。渊死后成仙居天上，梦玉等常乘鸾往见，如在人世一样。郑贞华在《梦影缘》自序中解释书名时说：“梦固非真，亦人心之自造。形何异影，在我意之先芳。”她这种“于繁华富贵之场，持淡泊神仙之戒”的创作主旨，对当时的封建社会具有一定的针砭作用。《梦影缘》第一回录中亦坦露她写弹词的心态：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不愿染指男人占先和擅长的体裁，与其用自己不擅长的文体写出平庸之作，还不如用自己熟悉的文体写出传世之作。请看具体内容：
传奇半出名人手，
难以争先着祖鞭。
小说亦闲逢才子作，
安能下笔斗其华。
鸡口牛后须㘰酌，
倒不如，
扫尽南词独写怀。
孤陋寡闻犹自愧，
纵书成亦覆瓿材。
惟有扫除天下人心秽，
洗出情场异样宽。
孝义忠贞皆至性，
风花雪月亦清欢。
其间意趣随人会，我但题名《梦影缘》。
脱却前人窠臼热，趋炎陋习亦齐删。
叹才人命薄千秋例，何须富贵荣华尽占全。遗憾的是，或许是《梦影缘》章法上不太吻合大众口味，亦不太具备通俗文学传播的条件，传唱范围仅限江浙一带，最终近乎失传，只有《中国通俗章回小说丛刊》（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出版）影印收入，现藏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
不过，郑贞华之女周颖芳，自幼深受母亲熏陶，也酷爱弹词。
她历时28年，创作了长篇弹词《精忠传》上、下卷，共73回。现代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先生对该作品给予了极高评价，说：“在一般弹词里，这一部《精忠传》确是弹出一个别调。”也算郑贞华的“弹词事业”后继有人。郑贞华母女先后创造出格调高雅的弹词精品，当是晚清文坛的一大亮点。
征引书目：《南浔名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中国女性文学史大纲》，谭正碧，1924年。
《然脂余韵》，王蕴章。
《历代湖州女史选编》，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州市妇联合编，蒋琦亚主编，2004年2月。懿德堂女掌门：桂太夫人适园主人张石铭和母亲桂太夫人一起建造的张石铭旧居，被誉为“江南第一民宅”，又称“懿德堂”（懿字指对妇女的美称），可见桂太夫人的非比寻常。懿德堂第一代掌门桂太夫人将张家南号经营得有声有色，积累了山海般的财富。这样一位传奇女性，其人生历程肯定很精彩。
桂太夫人（1846—1922），出身书香世家，桂琴甫长女，嫁入“四象”的张家，育有一子两女。1887年，丈夫张宝庆去世，儿子张石铭才16岁。1892年，公公张颂贤去世。1903年，张石铭与叔父张宝善（张静江父亲）分家，张石铭在分家后继承的祖业包括丝绸、盐业、上海慎大钱庄、东南信托公司和一些房地产。不过张石铭并不亲自经营，而是热衷于收藏字画、金石、碑刻、奇石、书籍（超过十万卷），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和赞助人之一。当年，桂太夫人为了独生儿子专攻举业，挺身而出，包揽家中内外事务，张石铭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894年成为张家唯一的举人。分家后，桂太夫人和儿媳徐咸安不仅守业成功，还成功创业，续写了张家财富神话。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垃圾山与大世界的故事。那时的桂太夫人手握数百万现银，如何去投资，确实是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作为“足不出户”的旧式女子，难度更大。还好，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有魄力的人。那时，桂太夫人患牙痛病，常请一位叫徐智芬的牙医来家里看牙，时间久了非常熟络。徐医生向她建议到上海去买地皮。桂太夫人一听，觉得蛮有道理，找来徐咸安商议，婆媳俩商议后决定到上海“碰碰运气”。于是，婆媳俩带着账房先生到上海实地考察。考察后，在上海福州路、西藏路、云南路等今天看来绝对是黄金地段的地方，买了不少地皮，并在上面造屋出租。这些房产年年涨价，行情很好，使桂太夫人投资房地产的热情高涨。坊间传闻，那段时间为了买块好地皮，她还专门请风水先生到上海看风水，风水先生东走走，西看看，竟然看中了洋泾浜（从外滩到西藏路的一条河）旁边的一座垃圾山。那是市民倒垃圾的地方，多少年来，又脏又臭，无人看好，但那风水先生一口咬定说好，桂太夫人花不多的钱就买下来了。若干年后，即1914年，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决定填掉原先作为英法租界界河的洋泾浜，筑成爱多亚路（如今的延安东路）。填河及筑路都需要大量土方，张家的垃圾山派上用场了，工部局花钱来买张家的垃圾。所以后来有一句形容张家有钱的俗语——“张家的垃圾也值钱”，指的就是这件事。第二年，爱多亚路筑成后，沿路两边的地价飞涨，张家又捡了个大便宜，其中最值钱的一块地，就是原先垃圾山的所在地，后来建起大世界的地方。大世界是黄楚九于1917年租用张家地皮建造而成的。大世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张家每年只管按年收租即可，垃圾山果真成了旱涝保收的风水宝地。桂太夫人不仅经营有道，还善于未雨绸缪。她很细心地在懿德堂一棵大树下，埋下一个大铁箱，里面全是金银财宝，包括过生日时收到的寿礼——金子打制的小梅花鹿和仙鹤。特意关照长孙媳妇郭后全，如果没有钱用了，就到老宅的树下去挖。可惜郭后全去世后，张家人以为只是传言。“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人从那棵大树下挖出了这箱珍宝，后不知所踪。张石铭有这样能干的母亲和夫人，自然不需要为家中生意劳心费神，不需要接待那些永远也接待不完的商人和掮客，只需要安心坐在他的书房里，用心摆弄他的收藏，成为藏书家，也算是有福之人。
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桂太夫人安详仙逝，张石铭将灵堂设在正厅，厅内一片素白，丧事非常隆重。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当天夜里，门外急匆匆地奔来一人，30岁出头，披麻戴孝，直扑到灵前双膝跪下，连连磕头，痛哭流涕。守在灵桌旁的张石铭忙俯身搀扶他起来，一见面顿觉奇怪。张石铭搜肠刮肚细细想来，也想不起这个人是哪家亲戚或哪个朋友。其实，来人姓计，名阿大，是距南浔古镇十余里外的横街神墩村人，与张家并不相熟。神墩村有一条很宽的大塘河，河上有座桥，后来桥被毁，过往行人仅靠摆渡船过渡，人多船少，碰到刮风下雨就更危险，每年都发生翻船溺水的事故。计阿大种的田就在河的东边，看到百姓过河如此不易，他下定决心，要在河上修一座桥。他先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三亩水田，筹了150银圆，再走村户募集款子，乡亲们被计阿大热心造桥的精神感动，节衣缩食纷纷襄助，但是募集了一年多，也只有8000银圆。神墩村的乡亲们想起了南浔张家的“慈善阿太”，让计阿大出面去求援。计阿大赶到张石铭家，正好遇到桂太夫人从杭州天竺寺上香回来，听到门外有人喧哗，叫仆人出去询问缘由。仆人回复说是神墩村人化缘修造石桥，账房先生给了10两银子，他嫌少。桂太夫人叫计阿大进来面谈。桂太夫人问要造多大的桥，计阿大告诉桂太夫人，河面五丈多宽，造三孔环桥，需上万银圆。并说，听闻桂太夫人最热心做善事，故来求助。桂太夫人宽慰计阿大说，造桥行善是菩萨保护的大善事，让计阿大先用募集到的8000银圆开工，剩下的铜钿她全部包下来。计阿大欢天喜地地回去了，请了工匠，购置材料，准备在二月二十八开工。谁知到四月间，突然传来南浔张家桂太夫人故世的噩耗，真的是平地生雷，计阿大既为这位慈善阿太过世哀痛，又为造桥之事可能会天折而揪心，是连夜赶往张家，在桂太夫人灵前磕头痛哭。张石铭是个孝子，听计阿大讲明原委，叫来账房先生一问，确有此事。他想起母亲临终前未说完的话，恍然大悟，方知母亲生前未了之事便是造桥。他问清造桥筹备、开工等情况，当场表示，桥照旧去造，银两不够，张家一定会负担到底的。同时写下字据，并一再要求买田亩归还计阿大，计阿大坚辞不受。就这样，这座石拱桥在张石铭的襄助下终于造起来了。这里的河原名启丰塘，故桥称启丰塘桥，村中父老感激张家善行，故改名屺风塘桥，取“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之意。
征引书目：《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
《江南豪门》，陆士虎，文汇出版社，2008年。《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姚蕙
1907年6月，为与《民报》遥相呼应，毁家纾难资助革命的张静江出资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出版《世界》画报；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并亲笔撰文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苏报》《浙江潮》等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革命主张，为革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
其中《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就是他的原配夫人——姚蕙。能被有“中华第一奇人”之誉的张静江委以重任，担当《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姚蕙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姚蕙（1879—1918），南浔“四象”后代张静江的原配夫人。
姚蕙出身于苏州书香世家，擅长中国古典文学，其父是同治帝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山东学政姚菊岐。养在深闺的姚蕙能诗会画，秀外慧中。
1896年，与张静江成婚，门当户对、性情相仿的新婚夫妇琴瑟和鸣，住在南浔古镇尊德堂后院的一栋建筑在高台上的洋楼里，悠闲度日。不过，随着张静江走出国门、投身民主革命，相伴左右的姚蕙慢慢褪去青涩，渐渐成长为精明能干的贤内助，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行动。
1902年，张静江以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全权公使孙宝琦到巴黎，身怀六甲的姚蕙和刚满一岁的长女张蕊英留在家中。1905年，张静江前往南浔接妻女们到法国，回国途中的轮船上，张静江偶遇孙中山，约定大手笔资助革命。聪慧的姚蕙到法国后，很快适应了巴黎的生活和时尚。不过，此时的张静江忙于为革命筹资，无暇顾及生意，尤其是获利颇丰的巴黎通运公司。因此，伦敦、巴黎的生意只能依赖夫人、弟兄等相助。 姚蕙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很快熟悉了业务，并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张静江专心在外为革命事业奔波忙碌。这可以从现存于上海历史博物馆的300多张与姚蕙有关的明信片中得到佐证。
1906年12月15日，张翰（张静江的弟弟，张墨耕）寄给二嫂姚蕙的明信片中写道：“昨夜别后，至凯旋门始得车乘，之返店已鸣钟十下有余矣。委问新店事述后，丙之去并无他故，只为生意清淡，为乙所辞去也。甲之气愤，因乙去丙而不告甲，自行辞退丙也。吾嫂曰昨多谈，想必不致辛苦；率此敬候二嫂大人健安。”信旁注：“甲，卢芹斋；乙，黄元德；丙，小西者（店里雇用的洋伙计）。”这张明信片描述了卢芹斋（后来的东方古董教父，那时的通运公司总管）与黄元德为辞退店员所发生的争执。可见，张静江的巴黎通运公司平时是由姚蕙坐镇指挥的，卢芹斋、李惟弼、张翰等时时向她通报消息。当时生意不好，为节省开支，辞退个把洋伙计也在情理之中，卢芹斋作为管家，自然要顾及脸面和职责，为此小事动动肝火。1902年，通运公司开张以来，获利应是多数，清淡时裁员缩减开支的情况并不多见。可是张静江活动频繁，1906年，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并介绍李石曾入会。12月，张至伦敦，约吴稚晖同赴巴黎，三人策划成立世界社及中华印字局，房子定在巴黎达卢街25号和健康街83号。具体工作、费用预算，则落在姚蕙、张墨耕、姚叔来及卢芹斋等人头上。这时资金上可能大进大出，能省则省也在情理之中。1907年10月23日，李惟弼从伦敦寄至巴黎给姚蕙的明信片上谈及：“市面仍未必好。生意虽已做些，然与从前差不多。倘无甚生意，拟礼六或礼五回法也。”1908年5月14日，李惟弼通过明信片告知姚：“来片敬悉，生意只今日稍为做些，尚属欠账。市面勿好，各客主十一日不办货，明午后尚有一主客料来，亦未必有所生意也。礼一俟货色装箱，倘来得及，拟当日回巴黎，否则，须礼拜二也。嘱办发针，以未闻见有样本，故不敢办，恐不合意，下次来再办可也。小饼干已问过二三家，意勿有如中国所售，稍俟得见再办。”从信中可见，李惟弼经常往来于巴黎伦敦之间，在伦敦的生意活动很是频繁，常常向姚蕙请示。1908年9月4日，卢庆斋的明信片亦写道：“今晨别后，以十一点半安抵巴黎，请勿纪念，委办各物准明日去看，此请张太太鉴，Loo叩，四号。”透过这些明信片，依稀可见姚蕙的精明能干，堪称张静江的贤内助。 后来张静江等人创办《世界》画报，由姚蕙担任发行人，想必很大原因还是与姚蕙的美学基础和理财水平分不开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需要姚蕙这样玲珑剔透、有胆有识的人为张静江们的革命活动做“掩护”。姚蕙也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不仅筹措好资金，支持张静江不远万里、亲自东归筹办具体事项，其中最为不易的是将中文字模和一中文排字工人从新加坡带到巴黎，还以自己的名义，在上海成立发行所。这本中国人出版的最早摄影画报创刊于1907年，共出两期。第一期56页，第二期篇幅增至86页。《世界》画报由于内容新潮、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在祖国大陆及欧美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宣传革命和推动辛亥革命的基本阵地。近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施蛰存对《世界》画报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它是“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闳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千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想必这是对《世界》画报价值、特色和历史意义最精当的评价了。 可惜，1908年正是通运公司经营非常困难的时期，“（国父）两次电先生汇款，先生均数转电汇巨款，但通运公司却发生周转困难。”从已披露的上海历史博物馆馆藏有关资料看，这一年，通运经理卢芹斋与张静江夫人姚蕙有关商讨业务的信件往返特别频繁，故《世界》第三期虽然已经刊出要目预告，但最终未能出版，可能和张静江当时陷入经济困境，无力再拨款支撑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姚蕙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 征引书目：《飘逝的风景》，顾音海，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
《卢芹斋传》，罗拉著，卞婉钰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10月。
《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海派女画家：唐冠玉唐冠玉（1894—1979），字弁华，南浔区菱湖镇人。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上海南洋女子师范及启明女校。民国元年（1912）与同乡潘公展结为伉俪。 唐冠玉在国画方面有较高造诣，后从著名画家冯超然（其画室名嵩山草堂，与吴湖帆齐名，为上海著名画家）学习绘画，艺技大进，擅长花卉、羽翎，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海派女画家。抗日战争前夕，曾在上海举行画展。
1934年，李秋君联络冯文凤、陈小翠、顾青瑶、杨玖、顾默飞等上海著名女画家，发起组织“中国女子书画会”。当时，应者云集，踊跃加盟，短短数月之内，会员竟达150多名。唐冠玉是其主要成员，与虞澹涵、陆小曼、吴青霞、包琼枝、丁筠碧、徐慧、余静芝、周炼霞、鲍亚晖、谢应新、谢月、杨雪瑶、庞左玉等著名女画家和女书法家一道，因为共同的雅趣，或雅集，或办展，或办刊物，一起挥毫泼墨、切磋画艺，使得中国女子书画会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组织最早、阵容最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女子书画会。该会成立盛况被1934年4月30日的《申报》这样报道过：“中国女子书画会经数度之筹备，已于昨日下午二时在海宁路890号会所举行成立之同人大会，所到会员俱属海上名书画家计三十余人……”
1934年6月2日，中国女子书画会主办的中历史上第一个女子美术作品展览会“中国女子书画展览会”，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盛况空前。6月3日的《申报》报道称：“昨日中国书画会开展览会于宁波同乡会。上午九时，诸女画家齐集，四壁琳琅。罗列作品五六百件，自晨至晚参观者达数千人，数小时间，书画已被定去不少……”想必其中也有唐冠的作品。
2013年9月嘉德四季拍卖中，曾拍卖过一张唐冠玉画作《松溪渔隐图立轴》，画上赫然可见其师冯超然题的一段上款，大意是褒奖学生唐冠玉学有所成。1966年，唐冠玉在香港举办画展，深受好评。她的《绚爽阁画集》于同年由香港中外文化业有限公司出版，美国纽约东亚图书馆收藏此画集。 秀外慧中的唐冠玉还擅长诗词，不仅格调高雅、清俊，还有丰富的思想内容，许多诗作充满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她的传世诗集《绚爽阁诗词集》于1975年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以下几首诗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请看：
回乡杂诗
作客申江久不还，沧桑回忆思悠然。
乡书屡报亲朋望，一夜归心竟未眠。
渡轮迅疾已菱西，楼阁重重远树低。
晚节黄花相争艳，迤逦映衬夕阳堤。
菱塘初散乱清滩，芦获潇潇枫叶丹。
数点寒鸦村外去，耳边乡语杂悲欢。
苕溪秋水碧于天，袖里来迎笑语喧。
相见殷勤犹告慰，别来聊可胜当年。
红梅
无限娇酣醉后姿，烘霞映衬夕阳时。
风前染出千斑竹，雨后飘残万点脂。
疏影无倩丹青色，暗香犹炷降沉枝。
行寒耐冷花先放，高出群芳不敢迟。
忆江南（其三）
江南爱，苕霅是家乡。
翠荇红菱荷叶绿，
小船行过藕花香，处处有麻桑。
抗日战争前，丈夫潘公展曾先后担任上海社会局、教育局、农工商局局长，是上海市党政重要领导人物之一。许是夫贵妻荣的缘故，唐冠玉成为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唐冠玉在上海致力于国货运动、国画与诗词创作，确实是上流社会的活跃分子。1934年，唐冠玉担任国货年主任委员，宣传使用国货，抵制日货，反对日本进行军事、经济侵略。她在宣传使用国货中，能身体力行，据当年上海《申报》记者到她家翔影路采访所见，她家中一切用品无一件洋货，实是难得，足见她的爱国热忱。1930年9月14日，《申报》第20641号第16页就曾报道过唐冠玉和其他女士筹备国货时装展览会的新闻。 唐冠玉还写过儿童教养方面的文章《父母要为子女以身作则》：我常常看见小孩子们很容易学人家的榜样。小孩子学人的样子，比什么事情都要快，尤其是聪明活泼的孩子，更容易学。这叫做儿童的模仿性。所最可爱的，是他们在天真烂漫的时候，只知道学样，却不能辨得好坏，所以做父母的，应当时时留意他们，非但不要使他们学别人家的坏样，即是做父母的自己的言语举动，在儿女面前也要有一个好模范。因为儿童之于父母，天性上应当相像的，再把父母的行动朝夜印到脑子里去，那孩子的行为当然像父母的地方更多了，所以在做父母的时候，格外要修身，要为孩子以身作则……还为怎样以身作则提了几点建议：“父母在子女面前和人家讲话，必须要留神；子女读书的问题；父母要注意指导子女，凡姊妹兄弟，以及小朋友，都要亲爱……”今天看来不仅深谙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之道，还颇有远见，值得现代父母借鉴一二。
1979年11月23日，唐冠玉因患脑溢血病逝于美国寓所，一代女画家走过了她多姿多彩的一生，享年八十有五。
征引书目：《历代湖州女史选编》，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州市妇联合编，蒋琦亚主编，2004年2月。
《父母要为子女以身作则》，唐冠玉。
《绚爽阁诗词集》，唐冠玉，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75年。 《申报》，1930年9月14日、1934年4月30日。曾经沧海难为水：谢佩真清末民国初年，南浔富冠天下，诞生的才女名媛甚多，然而时光流逝，很多人早已湮没无闻，谢佩真便是其中之一。
谢佩真（1898—1979），号瑶华女史，是浔商“七十二黄金狗”之首谢子楠的孙女，因排行第五，故字蕴五，人称谢五小姐。 谢家是经营辑里湖丝发家致富的巨商，早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了“谢森元丝栈”，后来又开办了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华第一针织厂，其所产的菊花牌袜子、汗衫、棉线均是当时畅销大江南北的著名民族品牌。谢佩真的父亲谢泗亭笃信佛教，与吴昌硕、金城等书画界人士来往甚密。哥哥谢绳祖是清华学堂首批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曾任慎昌洋行的买办，并经营实业，与盛丕华等合作从德籍犹太人手中盘进开美科制药厂；但业余却醉心于昆曲等中国传统文化，1921年与穆藕初、俞粟庐等人发起成立“昆曲保存社”，在昆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耳濡目染的家庭熏陶，谢佩真多才多艺自然不足为奇。朱宽《岁暮偶记》对她有这样的记述：
（谢瑶华）为谢公泗亭之幼女公子，绳祖、仲和两兄之令妹。卒业于中西女塾，尝从西乐师学，精钢琴。绮年玉貌，而好学不倦，中西文造诣俱深。善吹笛，能度昆曲，清歌一折，有绕梁一日之概。又能作行书及擘窠大篆字，从老画师冯超然先生学国画，山水、人物、花卉均擅长。迩复延师于家，肆力诗词之学。
余尝于潘女士（贞华）处，见其画，笔致清逸绝俗，跋以行书为之，亦珠圆玉润，迥异凡笔。 谢佩真人极聪明，上文已提到她能书善画，著名画家冯超然为其业师，她是冯最得意之女弟子，其画技在海上画坛中颇具声望。她还擅吹笛，技巧成熟，笛风飘逸大方，托腔尤契合入微。又精通昆曲，专攻小生曲目，擅唱《琴挑》《拾画》《断桥》《跪池》诸剧，讲究咬字、运腔，得俞派唱法之真传。
不过，谢佩真之名为人所知，除了她在昆曲和书画方面的造诣之外，还缘于她与昆曲名家俞振飞一段缠绵悱恻的感情经历。 这还得从她的爱好说起。受家庭熏陶，谢佩真自幼喜爱昆曲。她原先由海宁一位徐老先生教唱昆曲，20世纪20年代初，俞振飞到上海后，就改请俞教唱。谢比俞大四岁，当时正是青春年少，因俞常去谢家教曲，两人遂产生了感情。谢五小姐向母亲吐露了想许身俞振飞的心愿，哪知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谢母的门第观念很重，虽说俞振飞的上代也曾做过官，但早已败落，而俞振飞的父亲俞粟庐眼下仅是苏州张家的一个门客而已。纵然俞振飞仪表堂堂，终究只是个工资微薄的小职员，怎能做谢家的乘龙快婿？遂以“我家女婿非留洋学生不招”为由，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谢五小姐对俞振飞却一往情深，矢志不渝。老太太既割不断女儿的情思，也无法阻挡他们的往来接触，于是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法子：给俞振飞介绍对象，让女儿死了心。当时冯超然正在谢家教画，正好有一个表妹范品珍待字闺中，老太太就同冯商量，让冯去俞振飞的父亲俞粟庐出面说服儿子。俞粟庐是老来得子，55岁才有了宝贝儿子俞振飞，自然抱孙心切，再加上他与冯超然是多年好友，因此对俞振飞与范品珍的婚非常满意，当即定下良辰吉日。
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思想传统的俞振飞自知与谢家的门户不当，也就死了心。1923年，俞振飞与范品珍结为连理。 后来，谢家老太太就逼女儿嫁给一位有钱的广东人。谢佩真虽极不愿意，但母命难违，只得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嫁到夫家后竟不肯与丈夫同住。丈夫以为她生理上有缺陷，只好同意离婚。一个月后，谢家送去的嫁妆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谢佩真回到娘家后，就专心跟冯超然学画。1961年俞振飞六十寿辰时，谢五小姐还特地画了一幅扇面相赠，以表祝贺。“文化大革命”时俞振飞戴了“帽子”，门前冷落少人问津，谢佩真知道他的日子苦，时常做些小菜去看望这位曾经的恋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谢佩真多才多艺，1962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她还参加赵景深创办的上海昆曲研习社，为社员教唱俞派昆曲。年逾古稀时，尚在上海市侨联会传授昆曲，诲人不倦。她的侄孙李大任曾有这样一段回忆：从我开始有记忆的孩童时代起，就知道三楼前间住着五阿婆（我对谢佩真的称呼），她在家中排行第五，人称五小姐。后间住着五阿婆的用人阿妹，我叫她阿妹阿姨我对五阿婆有记忆的时候，她应该已经60多岁了，但依旧容颜焕发，一丝不苟，谈吐优雅，学识丰富，丝毫看不出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五阿婆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才女，她小时候就进入教会学校读书，所以英文很不错，记得“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有亲戚从国外来看她，她可以用比较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对话，让我敬佩不已。她年轻时候由于家境优越，在琴棋书画方面得到了各方面名家的指点。
…… 她经常和我说为人绝对不可以“偷丝瓜”（意思是走歪门邪道），不然就会被人看不起。由于是教会学校出身及外公对她的影响，她对西方古典音乐非常喜欢，教我知道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西方著名音乐家及他们的名曲应该如何欣赏。我记得那时晚上10点有一档外国音乐节目，我就和她一起坐在收音机前静静地欣赏。一边听，她还会不时点评一下出彩的乐段。后来，我进了大学，同学们都对我的古典音乐知识非常佩服，这其中就有五阿婆的功劳。她还教我读过几篇英文儿童文学的原著，尽管是低级读物，但对我来说是很有效的启蒙教育。有一天，她心血来潮，教我唱了一段昆曲，曲名是《长生殿》的《哭像》中的一折“不提防”。虽然只教了我一曲，但让我知道了昆曲的特殊唱法与词的念法，知道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曲谱是用宫商角徵羽来标注的。
1979年，孑然一身的谢佩真在景华新村故居听着她生平最爱的昆曲《长生殿》，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征引书目：《巨鹿路834号的故事》，李大任。
《浔溪谢家：凤羽名流实业先驱》，陆剑，《东方文化周刊》，
2011年。 《岁暮偶记》，朱宽。康有为的儿媳、全国政协委员：庞莲提起庞莲，很多人都知道她是近代南浔“四象”之一庞家的后代，而她的另一个身份或许更为人熟知——晚清维新派领袖（后来沦为保皇派）康有为的儿媳。作为名人的亲属和后代，加之自身条件优秀，改革开放后她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文史馆馆员，并在古稀之年写出了《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回忆我的父亲庞青城》等颇具价值的文章，为后人研究康有为和庞青城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庞莲（1907—2000），1907年生干南浔，从小在上海长大，毕业于上海宏伟女子英文专修学校。父亲庞青城（1875—1945）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出巨资资助革命党人从革命工作，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任命其为实业部商政司司长。1930年，庞莲与康有为（1858—1927）的次子康同凝结婚，成为康有为的儿媳。1983年，她以
77岁高龄当选为第六全国政协委员，赴北京参政议政，并受到邓颖超同志的亲切接见。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里，革命党和保皇派是水火不容的两派政治力量，作为“政敌”，康庞两家又怎会结为儿女亲家呢？其实，庞莲与康同凝从相识到结婚，很大程度上与康有为的七女康同环有关。1924年，17岁的庞莲进了上海宏伟女子英文专修学校，与康同环成了同班同学，两人因幼年在辛家花园玩耍时已相识，故而很快成了知心朋友。加上康庞两家原来住得很近，庞莲就常去康公馆，进而认识了康同凝。交往久了，相互的了解也就自然加深，遂生爱慕之心，两人便谈起了自由恋爱。1927年康有为去世，庞莲与康同凝结婚的阻力减少了，两人便于3年后在上海举行了新式婚礼，结为百年之好。 庞莲生前曾回忆过两次见康有为的情景。一次是在她少女时代，庞家当时住在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宁路），距康家的辛家花园仅一箭之遥，她便常随哥哥一起去那儿爬树、采花、钓鱼、捉迷藏，渐渐地与康有为的子女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康家的仆役驱赶顽童，偶遇康有为出来，即上前禀告：“大臣（家人对康有为的尊称），外面野小孩天天来玩，要弄坏花草的呀。”“随他们去罢。”康有为捻须微笑道，“哪有孩儿不喜欢玩耍田园山水的啊，哈哈……”另一次则是和康同环成为同学之后，康有为通过女儿知道了庞莲之父庞青城是孙中山秘书，曾资助孙中山搞革命活动，而且众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静江、戴季陶、居正、张继等均是庞家的常客。一天下午，康有为听说革命党的女儿又来了，马上叫侍从张光陪他去瞧瞧庞莲的庐山真面目。庞莲正在七小姐房里谈笑风生，猛见康有为从门缝里张望，慌忙起身叫道：“老伯，您老人家好。”不料康有为扭头拂袖离开了，还是张光示意，让她们谈下去。
庞莲的丈夫康同凝（1909—1978），字道孺，生于香港，排行第
四，生母何氏是美国华侨的女儿，曾先后肄业于同文书院和圣约翰大学，最后毕业于光华大学。他与父亲康有为一样，也向往改良、革新，20世纪30年代曾在广东教育厅从事乡村教育实验和电化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还曾组织过大刀队，准备与敌人肉搏，足见他是一个热血男儿。1938年广州沦陷，康同凝撤退至韶关，自建茅庐，一住就是数年，其间掩护过不少抗日民主人士。1944年，他又准备参加去缅甸的远征军，因病没能去成。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上海当了一名保险公司的职员。康同凝很耿直，父亲生前的至亲好友、门生弟子多居高位、任要职，他不求不靠，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很有些他叔祖康达守的淡泊和洒脱。1949年，康家的人大多去了台湾或香港，独康同凝不愿前往，毅然留在了大陆。后在上海花纱公司做财务会计工作，直到1978年病逝于上海。
庞莲夫妇没有生育子女，康同凝去世后，海外的亲友纷纷邀请庞莲一起去生活，可她都婉言谢绝了，理由是“我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她晚年生活清苦，直到1982年上海文史馆聘她为馆员，每月有固定收入后，生活才有所改善。尽管如此，她却曾多次向政府捐献文物。1961年，她向上海市政府捐献了一批文物（包括康有为的书信原稿）；1981年，将珍藏了60余年的无价之宝——著名画家徐悲鸿早期的力作《何旃理遗像》（何是康有为的三姨太）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1984年，向康有为的故乡广东南海县捐赠一批遗物，随后又将康有为在青岛的房产捐赠给青岛市人民政府。庞莲晚年仅靠文史馆微薄的津贴开支，她只要随便挑几件文物拍卖，皆价格不菲，即可改善生活，可她都毅然把文物捐献给了国家，殷殷爱国之情，昭然可鉴。
2000年，庞莲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征引书目：《南浔庞家》，陆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铮铮挚友路同归：记全国政协委员庞莲》，《中国政协报》，
1983年。台湾全能女作曲家：许闻韵
在艺坛，音乐家夫妇和画家伉俪很多，倒是美术与音乐结合的比较少，而金勤伯与他的夫人许闻韵（又名许文英），却是少数不同门类艺术家结合，且又颇具成就和影响力的一对。 提起金勤伯和许闻韵，许多南浔人都不太熟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后来渡海赴台，主要的艺术高峰期和影响力均在台湾，以致在中国大陆知名度不是太高。 其实金勤伯和许闻韵均出身于南浔的豪门望族，两人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又是前后期的同学，所以两人的结合既有传统门第观念讲究的门当户对的因素，又有年轻人接受新式教育自由恋爱的影响。
金家是民国时期名噪华北的艺术世家。金勤伯（1910—1998）的伯父金城、姑母金章、叔父金西厓、堂兄金开藩不是画家就是竹刻家，受家庭熏陶，后来金勤伯也成为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曾先后任教于“台湾国立美术学院”、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罗德岛设计大学、爱俄华大学、台湾文化大学，育英才无数，对台湾画坛颇具影响。
许家祖籍宁波，清朝中晚期才迁居南浔。发家人许春荣（1839—
1910）是许闻韵的祖父，1867年就在上海与人合作开设大丰洋货号，先后创办阜丰、鼎丰、通余、通源等七个钱庄，之后被英商泰和洋行、上海德华银行、花旗银行聘为买办，其子孙也继任洋行买办，许家俨然是钱庄、买办之家，在商业领域比金家的影响力更大。
许闻韵（1908—2001），清光绪三十四年生在上海，自幼酷爱音乐，文静淑雅，因此在上海中西女中学习期间就被学校选送到教堂弹奏圣乐，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不过她在注册时改进家政系，直到三年级才正式主修音乐，从此开启了她与音乐的一世情缘。
1934年与金勤伯结婚后，仍在音乐方孜孜不倦，尤其擅长钢琴，她技艺高超，能同时用两架钢琴演奏协奏曲。1954年她已47岁，还专程赴美国田纳西州PeabodyCollege音乐系进修，师从著名作曲家马特博士学习交响作曲。她本来在钢琴上已很有成就，改学作曲后，更加注重我国音乐特性的探讨与和声学的研究，她的作品也更受外国人的赏识，并有不少曲谱佳作出版发行。 许闻韵回台湾后，创作了大量声乐、钢琴、提琴、合唱方面的乐曲，受到广泛好评，作品还被编入美国和中国台湾的中小学歌唱课本。1977年，她荣获美国妇女笔会洛杉矶分会颁发的“杰出女性奖”，美国的《音乐杂志》更是撰文赞扬她是“中国的优秀人才”。 在中国大陆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许闻韵的报道，笔者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在1956年6月16日台湾的《联合报》上找到一篇介绍她的文章，是当年她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个人音乐会时的特稿，非常珍贵，这里全文录之：很多人都知道金许闻韵（又名许文英）女士是钢琴家，卅九年（1950年，笔者注）五月举行首次学生演奏会，那次的节目中许女士担任两首协奏曲的第二钢琴部分，其中之一是她的大作，并发表了她的第一首声乐作品——女高音独唱《晚祷》，所以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有成就的钢琴家并能作曲。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短短几年间，许女士终于发挥了她天赋的音乐作曲天才。金许闻韵女士是师大艺术系金勤伯教授的夫人，她出身沪上名门，是著名的中西女中的高材生，继在北平燕京大学完成大学教育。她是一位典型的书香世家的文静女性，自幼酷爱音乐，早就有了高深的音乐修养，来台后，自然地成为一位钢琴私人教授。当她开始授琴时，她就读美国音乐函授学校，经审定她的教授法是正确的，但她最大的兴趣是作曲，曾尝试着写了好多声乐、钢琴、提琴、合唱等的曲子。四十一年（1952年，笔者注）曾应“经济部”所请作过一次不公开的作品演奏会，演出之后，游弥坚先生曾代《音乐月刊》社索谱稿发表，但她却谦虚地婉拒了。她下了决心要出国去深造，至四十三年（1954年，笔者注）春，许女士举行另一次的学生演奏会，会中演出她的五首钢琴双奏（两架琴）及一些其他的作品，在钢琴曲中除了协奏曲之外，同时用两架琴来联奏的作品连西洋都很少见。接着她就束装赴美专攻理论作曲，苦修近二年，作品累积，已有十几种被选编入美国中小学歌唱课本中，她的教授曾说：“你所写出来的都是成功的。”乃于四十四年（1955年，笔者注）残冬返国。许女士没有很好的写作环境，大部分的时间要被许多学生和琐务占去，但她仍孜孜不倦地把她蕴成的乐曲一页页地谱下来，她的作品纯是中国风味，所用的旋律多半是我国的民谣及一些不成正调的乐句，有一首三重奏在美国演奏时为许多美国人士激赏交赞主题的风格特殊，因此可以知道许女士是运用西洋的乐理与技巧来发扬中国音乐，她的作曲路线可以补救国乐没有和声的缺陷。 许女士之作品演奏会月内将在中山堂演出，全部赠券，节目丰富内容广泛，可算我国全能作曲家之第一人，演出节目仅为作品之一部分，但包含了她的处女作及进修后的作品（节目单上有详细说明），还待听众们来为她比较一下。我预料此次的演出是自由中国乐坛上最新的异彩。
（蔡幼珠/文）许闻韵也是位翻译家和诗人，自己还有英文的诗集出版。她有一段时期曾一心译诗，把中国历代的诗翻译成英文，从《诗经》上的四言诗到现代诗，或古韵、或今风，或唐诗、或宋词，或乐府、或骚体，每样都择译了几首代表作。她翻译的诗文字优美、音调铿锵，读起来抑扬顿挫、情意绵绵。 许闻韵与金勤伯共育有二子一女，个个都学有所长。长子金太和（曾协）是美国理化博士、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美国化学会的资深编辑。女儿金中和（曾庸）25岁就获得小儿科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克利夫兰市立医院小儿科副主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系小儿科教授。次子金保和（曾佑）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专攻工商管理，曾任利华毛纺厂总务主任。加上许闻韵与金勤伯都是硕博出身，又都当过教授，许闻韵一家真可称得上是“博士教授之家”了。
许闻韵早年接受的是中西合璧的教育，据她的后人回忆，她生活西化，所写日记和诗歌几乎全部是英语撰写，家中的日常说话交流也基本使用上海话和英语。但她的骨子里仍然十分传统，特别是她创作的音乐作品是纯中国风味的，诚如《联合报》记者蔡幼珠所言，她“是运用西洋的乐理与技巧来发扬中国音乐”。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外国去，为发扬国粹而辛勤耕耘，许闻韵的确算是个有心人。
征引书目：台湾《联合报》，1956年6月16日。
《南浔金家》，陆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自传》（英文手稿），许闻韵。中国电影界的铁娘子：童月娟
电影行业传统上是男性的天下，无论是导演，还是制片人，比较知名的大咖基本都是男性。而在20世纪，却有这样一位女中豪杰，被誉为中国电影界的铁娘子，她就是南浔籍“民国电影大王”张善琨的妻子——童月娟。童月娟（1914—2003），浙江杭州人。事实上，童月娟本姓万，父亲万寄麓，给女儿取名万秀英。16岁时拜童俊卿（艺名“女叫天”，张善琨的前妻）学戏，但她们都以师姐妹相称。
最初学习京剧，后成为京剧演员。1929年，她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发展，在接受戏剧训练后，参与平剧演出，不久转为话剧演出与幕后制作。1931年，制作并演出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广获好评，受到上海演艺界瞩目。也因为此剧，她踏入上海影坛，并担任女演员，与李丽华、白光、阮玲玉同为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名的电影演员之一。
到了上海之后，她结识了当时担任“大世界”总经理、中国电影界的传奇人物张善琨。
张善琨（1905—1957）出身于南浔“七十二黄金狗”之一北小圩张氏家族，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毕业后从商，在烟草公司当广告主任。后投靠黄金荣，加入青帮，主持大世界游艺场和共舞台，演出使用机关布景的连台本戏，以招徕观众，颇为轰动，童月娟签名照
童月娟之“霸王别姬”戏装遂开始涉足电影行业。
1933年，童月娟与张善琨结婚，成为张的继配夫人，主演新华创业作《红羊豪侠传》。
1934年，在童月娟帮助下，张善琨筹组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当时，明星和联华两家大公司垄断了上海电影业，控制了内地、海外的发行网络，初来乍到的新华公司显得无足轻重。但不到三年，张善琨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和宣传手腕，使新华公司发展成为上海电影业有名的大公司之一。新华影业第一部历史题材影片《红羊豪侠传》于1935年初完成，影片根据京剧连台本改编，内容反映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由杨小仲导演。除洪秀全由田方扮演外，其他均为原舞台演员，上映后，受到观众欢迎。 在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时期，童月娟与张善琨制作了多部电影，爱国电影如《新桃花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雷雨》，商业电影如《王老虎抢亲》《离恨天》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迫于现实，退居二线的上海新华影业公司负责人张善琨与童月娟仍带领周曼华、李丽华、陈云裳、陈娟娟等知名影星拍摄电影。即便如此童月娟于抗战期间仍以“梁瑞英”的假名，参与国民党上海的“反日”地下组织。
1942年后，在“中联”“华影”参加拍摄《博爱》《第二代》《家》等影片。1946年，童月娟与张善琨前往香港继续发展，并在香港定居。
1947年，月娟娟与丈夫先后参与或重组香港永华影业、新华影业、长城业。其中，香港新华为21世纪初仍相当知名的新华传媒前身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人合作组成的影业公司出了《荡妇心》《血染海棠红》《月儿弯弯照九州》《琼楼恨》《王氏四侠》《一代妖姬》等商业电影。在这几部甚为卖座的片子里，她不但担任统筹监制等工作，还偶尔客串演出与指导。
1957年，张善琨在日本拍摄外景期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童月娟返回并接手香港新华影业。之后十数年，童月娟掌管的新华仍制作出多部如《盲恋》（李丽华、罗维、钟情主演）、《青城十九侠》（萧芳芳主演）、《黑钮》和《碧血黄花》等知名影片。其中，描写国民党早期组织同盟会“黄花岗起义”的《碧血黄花》，甚至到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仍常在台湾各家无线电视播出。因她的制片成就，她于1969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中，获得“特别制片奖”。
1973年，淡出香港永华影业经营权的童月娟转入政治界发展，担任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主席，负责审核销往台湾的香港电影的政治实质审查。事实上，她从1953年开始，就几乎每年组团前往台湾参加各类纪念活动，也因此关系，她为香港电影打开台湾电影市场做出了不少贡献。
1981年，童月娟以“梁瑞英”之名当选台湾地区“监察院”的侨选监察委员。化名为“梁瑞英”的童月娟不但是台湾第一届侨选监察委员，也是出任台湾民意代表中首位具有演艺人员背景的人物。
1994年，在第31届电影金马奖颁奖中，童月娟获得“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她对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电影所做的贡献。
1993年，在辞去港九自由影剧协会主席之后，童月娟随即移民加拿大。2002年，年老体弱的她不得不从加拿大返回上海，接受在沪亲友照料。2003年1月6日，童月娟病逝于上海博爱医院，享年90岁。童月娟生前曾亲自设计规划身后的长眠之地，并立下遗嘱，要与丈夫张善琨合葬，所以在上海、香港、台湾及加拿大等地举办追思会后，她被家人及影坛好友安葬在位于台北阳明山的张善琨墓园。
时隔46年之后，一代影坛女强人终与夫君重逢！征引书目：《铁娘子童月娟与张善琨》，香港大公报。
《童月娟回忆录》，台湾国史馆，2001年。
《昨夜星辰之童月娟》，倾城旗袍文化网站。美国出版界传奇人物：杨蕾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的出版人，有全球爱书人士的“圣经”之称的《查令十字街84号》的背后推手，都是南浔菱湖籍的美国资深编辑、出版界女杰——杨蕾孟。
杨蕾孟（1930—），女，父亲杨光泩1900年出生于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祖辈在菱湖开办杨万丰丝行（故址尚在北桥渠路），曾任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母亲严幼韵是早年上海滩老九章绸缎庄的大小姐。1930年，杨光泩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兼欧洲中国特派员到瑞士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时，杨蕾孟出生在蕾孟湖畔（Lakeofleman），因此，她的英文名字Genevieve包含日内瓦（Geneva）之意。
1937年，8岁的杨蕾孟离开抗日战争中的上海，跟随父母辗转各国，后来，杨光泩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时，全家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杨光泩坚持抗日，忠于职守，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父亲入狱后，杨蕾孟探监时，父亲叮嘱她照顾好母亲，做个好女儿。随后，杨蕾孟与母亲严幼韵、两个妹妹被日军软禁。恐怖日子里，她机智周旋，竟从日本人手中借到小说《飘》，读毕后与书结缘。父亲被害后，一家人滞留马尼拉，在母亲带领下艰难度日，杨蕾孟姐妹跟着母亲一起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了自己制酱油、肥皂，协助母亲搬家、找房子。为防不测，杨蕾孟姐妹仨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随时带着逃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杨蕾孟一家人坐船在海上漂了24天，漂到美国，杨蕾孟姐妹仨都被安排进美国名校，接受良好教育，为后面的幸福生活奠基。
1952年，自小被家里人戏称为“书虫”的杨蕾孟从威斯利女子学院毕业后，到著名的哈泼（珀）出版社当编辑秘书。杨蕾孟抱着“只是要做大家都在做的情”的平和心态，在秘书岗位上一做就是7年。7年中，她从为编辑回复信函做起，渐渐开始为新书封面写广告语，参与新书营销活动，学会了编辑的整套工作流程。1968年，她利用休假期间参加写作培训班的好机会，从作家埃里克·塞格尔的代理人那里得悉，塞格尔把即将上映的电影《爱情故事》剧本改编成小说，有家出版社想出4000美元买小说的版权。杨蕾孟一冲动，说服出版社老板出资7500美元把小说版权抢了过来。没想到这部讲述富家子弟爱上贫家女、情节简单而感人的小说借电影造势，立即风靡全国，为出版社带来数百万美元收入。如今，《爱情故事》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爱情小说的经典，至今销量已经超过2100万册。
《爱情故事》成为杨蕾孟事业的转折点。随后的几年里，她几乎以一年一部畅销书的速度引起业界注意。她担任布朗出版社高级编辑时，基辛格的3本巨著，就是她编审付印的。1985年，杨蕾孟当上全美文学书会主编，经她之手，该书会已编辑出版25250多本书，所以她被称为“吒咤美国出版界的风云人物”。杨蕾孟眼光独到，专门负责向全美几十万会员推荐好书。每月，当她从全美各个出版社的大量著作中选出最佳的两本介绍给会员时，这两本书就意味着很快畅销。因此她在出版商的心目中就是评书权威。
在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杨蕾孟对全球畅销书《查令十字街84号》的作者——美国女作家海莲·汉芙有知遇之恩。海莲·汉芙的写作生涯始于1961年，在杨蕾孟帮助下，海莲的写作事业有些许起色，杨蕾孟出版其《混迹演艺圈》（UnderfootinShowBusiness），后来出版了她几乎所有的书籍，唯独错过了《查令十字街84号》，原因在于该出版社老板的不看好，因为《84号》的初稿作为一篇文章刊登太长，作为一本书出版又太短，很让人困扰。1969年，伦敦的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决定停业，与该书店全体员工有长达20年的书信往来的海莲·汉芙决心写点什么，纪念自己与店主弗兰克因爱书、购书结下的那份情谊。写完后，面对这份连篇名都想不出来，整理出的67页稿件，手足无措的她只得向杨蕾孟求助。
她把文章寄给杨蕾孟，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该拿它怎么办？” 几天以后，杨蕾孟打来电话，说书不错，可惜因为字数缘故不合适，而且书信体的书都不好卖。虽然杨蕾孟很想出版此书，可是她无法说服老板，不过书信中海莲和弗兰克对书的钟爱、渴望的风雅，评论文学作品之余交换各自生活状况的烟火气息，彻底打动了杨蕾孟。她帮助海莲找到默默无闻的格罗斯曼出版社，助海莲圆梦。
该社编辑提议加入海莲的所有回信，用字大行疏的排印方法，勉强把书稿扩充到90页，并于1970年出版。当时欣喜若狂的海莲，连“查令十字街84号”并不是她想起的书名这件事都忘记告知对方。
马克思与科恩书店方得知这本书的出版消息后去信道，查令十字街经营50年后，将于本年底关闭；作为对书店的悼念，此书将是它的
一份讣告。那时，无人能预测它将会变成一本畅销书。一切发生得非常突然，期发量1500万份的《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不可思议地看上此书，竟于出版第一时间做了摘登，还给了一直穷困潦倒的海莲8000美元稿酬。
1971年，盘桓英国五周后，海莲写下另一本畅销书《布鲁姆斯伯里的女公爵》（TheDuchessofBloomsburyStreet）。这一次，杨蕾孟不再放手，毫不犹豫地为新东家利平科特出版社（Lippincott）出版了它。这两本书的出版为海莲·汉芙带来更多的、更疯狂的粉丝。
1975年，BBC首先将《查令十字街84号》拍成电影，并被多次改编为舞台剧。当美国人于1987年决定翻拍电影，请来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Hopkins）、安妮·班克罗夫特（AnneBancroft）、朱迪·丹奇（JudiDench）等巨星出演时，这本书已经“不可避免”从一本畅销书，变成“长销畅销书”和全球爱书人士的“圣经”。虽然此书的畅销是全球爱书人被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伦敦旧书店书商弗兰克之间的书缘，双方20年间始终未曾谋面，相隔万里，深情厚谊却能莫逆于心的情感打动，然而没有杨蕾孟的慧眼识珠和鼎力相助，也许此书很难有面世的一天。许是这份惺惺相惜，杨蕾孟与海莲两人不仅是事业上的好搭档，生活上也交往频繁。在海莲的文学性自传《Q的遗产》中，记述了她们之间的频繁交往。比如，杨蕾孟1945年跟着母亲来到美国之后，虽然在美国出版界工作，职位越升越高，但是一直没有归化美国，正是海莲陪着她办理了移民当面审核手续。 从1985年至1992年退休，杨蕾孟先后到全美文学书会、双日出版社、矮脚鸡出版社出任要职。杨蕾孟退休后头衔依旧很多，依然活跃在美国出版界，近年还曾多次来南浔菱湖寻根。期待杨蕾孟姐妹能续写杨氏家族的传奇故事！ 征引书目：《翻开家书（生命之光）——杨蕾孟、杨雪兰看湖州市菱湖老宅》，杨格，《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7月26日第七版。
《百年严幼韵：优雅走过沧桑》，叶辉，侨时代杂志，2014年7月18日。
《〈查令十字街84号〉背后的故事——以此纪念海莲·汉芙诞辰100周年》，叶新，《中华读书报》，2016年04月06日。
《曾经出版无望的〈查令十字街84号〉，何以成为全球畅销书》，澎湃新闻网，201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