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说起南浔的名门闺秀，就不得不提张静江家的“五朵金花”。张静江多女儿，细数起来有十来位之多，但出镜率和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还要数与原配夫人姚蕙所生的五个女儿，分别是长女张蕊英、次女张芷英、三女张芸英、四女张荔英、五女张菁英。“钢琴妹妹”遇上“国舅爷”和“海归鲜肉” 这“五朵金花”从小生活在欧洲，个个精通法语、英语，又超水准地继承和发挥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她们从小就泡在钢琴和色彩里，加上长期的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和生活，使她们个个才华横溢，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才干，尤其是老三张芸英、老四张荔英、老五张菁英，她们终生与艺术结缘，成为职业艺术家，分别是音乐家、画家、服装设计师。而“五朵金花”当中，颜值最高的非老三张芸英莫属，就连“国舅爷”宋子文也对张家三小姐倾心不已。
   张芸英（1904—1998），1904年生在中国，3岁随父母旅居法国巴黎，自幼学习钢琴，爱好文艺。小学毕业于IalcieJulesFerry，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迁到美国，1924年毕业于纽约Ho-raceMann中学，之后“海归”，重新在上海中西女中补习中文。在法国读小学、在美国读中学，高中毕业时还开了专门的钢琴演奏会，这样的履历已然非同凡响。她不仅是位钢琴艺术家，还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者。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而且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艺术家。 说到她的音乐才能，他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姗（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七岁，在这个年龄学会跳舞可以发展出自然的节奏感。有了这样的基础，稍后在高中，我选修了跳舞课，学到了更多。有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对别人介绍我说：‘他拥有自然的、惬意的、放松的舞姿，舞蹈使他变得优雅高贵。’他希望我成为领舞，但是我太矮了，不能和同年龄的高个子的美国女孩搭档。这是我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我终究没能当上领舞。但是指导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喜爱舞蹈。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舞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在高中的岁月真是风光无限。” 当时的张芸英可以说集“白、富、美”于一身，自然受到许多男士的热烈追求。旧社会，大家小姐的婚事多数是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但深受西风熏陶的张家小姐们，继承了父亲“革命”的基因，大多成了“造反派”。张静江与孙中山的相识是在一艘轮船上发生的，从而开启了民国奇人的传奇人生。说来也奇怪，张芸英的那次人生“偶遇”也是在轮船上发生的，从而改变了三小姐的人生轨迹。 她是1924年在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多识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富有诗意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就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可是张静江压根就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开明，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也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答应。就连当时的国民政府实力派人物宋子文（后来成为财政部部长、“国舅爷”），张静江都看不上呢，更遑论他人！ 据说，“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张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宋子文也正好来张静江家中，看到了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张家三小姐张芸英，钢琴又弹得这么好，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张静江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宋子文再次动情，面对张芸英的礼节性问候，竟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风华正茂的宋子文对“钢琴妹妹”一见钟情，很快展开了热情的追求。可能当时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宋子文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一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竟下令不许开船。
  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张家小姐，貌似柔弱，却是有个性的人，绝不向“国舅”低头。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着意关注，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女婿，但女儿喜欢，他毫无办法，只能“乖乖地”掏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先后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敢和权倾一时的宋子文抢老婆，最终胜出成为“民国奇人”的女婿，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这样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到老丈人当省长的地方任职，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日战争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国民政府撤退，他当代理经理。日本人把电厂占领了，他们就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现在叫西湖公寓）。 这对艺术夫妻共生有2个儿子，分别叫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他先在歌剧院做音乐工作，1958年以后一直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98年离休前曾为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首长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20世纪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
   坦然面对“没骨头的猪肉”难题
  陈与张的婚姻经历了十余年的甜蜜，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裂痕，原因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交往过密，引发了婚姻危机。张芸英认为夫妻之间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于是与陈寿荫离婚。1947年，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他非常担忧母亲的精神状况，于是提议全家北上，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离开丈夫，带着儿子在异乡独自生活，这对旧社会的女性而言并非易事，何况张芸英又是千金小姐出身，过的从来就是豪门生活，自然会引发一大堆问题，发生不少有趣的“插曲”。
   比如，初到北京，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
  她就问摊主：“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摊主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你说是买“肉”，那的确买的就是“肉”，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因为国外和上海的宰猪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杀的。如果要买带骨头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条”等。而北京那时还是按中式宰猪法，菜场的售货员动辄把一条或半条整猪拎上来，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里是哪里的。所以张芸英想对卖肉的提意见，反倒让人家给堵回去了。 还有一次上裁缝铺做衣服，她看裁缝拿出一张纸样裁衣服，就说：“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这个纸样可能不合适我。”那裁缝铺的人说：“我们这张纸样传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适，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确比一般人瘦些，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吧。
   诸如此类，张芸英都想不明白。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活就是如此现实而骨感，张芸英用她的果敢与刚毅度过了适应期。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张芸英的老家南浔尊德堂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
  不走“宋庆龄的后门” 说起来也奇怪，张静江的几个女儿后来大多随父亲去了美国，唯独只有张芸英留在了大陆（大姐张蕊英1949年前就去世了）。据她的儿子陈平回忆：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张静江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张芸英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可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她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
   由于父辈的关系，她与国家领导人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
  20世纪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尽管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往来，可她从不愿利用这层关系走后门，只有一次例外。
   据说，张芸英来北京后一直是租房子住，后来住在儿子家里。
  可是后来儿子“下放”了，她一时间没了住处，这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很热心，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这不是很好吗？要是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
  那也不行，我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后来，她真的是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芸英，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
   征引书目：《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
   《怀念母亲张芸英》，陈平，《南浔开发区报》，200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