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 上中学时读《庄子》，对庄子和惠子的这段著名的“濠梁之辩”印象深刻。和庄子一样，王世襄先生的母亲陶陶女史金章也是一位知鱼之乐的智者。 金章，字陶陶，号陶陶女史，别号紫君，浙江湖州南浔人，金氏闺秀画坛健将。清光绪十年（1884），金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丝商家庭，她自幼从长兄金城（民初著名画家，字拱北，号北楼）习画，花鸟之外，尤擅鱼藻，又工诗词，精楷书，两度出国，通英、法两国语言文字，故一时有才女之誉。她的画作清秀灵动，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等国内外大型博物馆、美术馆收藏，有《濠梁知乐集》《金陶陶女士画册》《金章/金鱼百影》《金鱼百影图卷》等佳作传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画家。 两度留洋画益进王世襄先生曾讲述过一则母亲的童年趣事。幼年时，陶陶与二姐怡怡及兄长们在南浔“承德堂”的家塾里学习书法和“四书五经”等课程。一天，其父金焘（字辰三，号沁园）前来看望教书先生，临走时关照老师说：“男孩子读书写字，请务必严加管教；女孩子则不必太认真，学好也无大用，早晚出嫁。”陶陶两姐妹听闻后甚为不平，认为父亲不应该如此重男轻女。从此，两姐妹临池倍加努力，立志把字写好。后来，她俩果然练就了一手好字，除了金城之外，其他的兄弟都不如她们，以至于金桐的墓志铭也是由孙女金章
  一手抄录的。直到现在，我们还能从金章遗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中看到她那工整漂亮的小楷，完全是晋唐风韵，不让须眉。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金章不甘人后的性格。
   或许是金章的刻苦努力改变了父亲的观念，金焘后来还是着力培养这个女儿的。1898年，金章被父亲送入上海著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就读。中西女塾创办于1890年，是一所专为“中华有力之家而设”的美国教会学校，也就是说走的是贵族化路线。学校教学都用英语，甚至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从美国运来的，所以学费昂贵也在情理之中。国母宋庆龄、宋美龄姐妹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她们都是金章的学妹。
  金焘安排陶陶去上海的洋学堂读书，其实另有目的。在女儿熟悉了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并初步掌握了英语之后，又将其送出国门，留学深造。1902年，金章的长兄金城、二兄金绍堂（字仲廉，号东溪）、三弟金绍基（字叔初，号南金）一起远赴英国留学。1904年，金章与其二姐金策一起结伴出洋，与前期抵达的兄长会合，一同在英游学。在那个男子还梳着辫子，女子还裹着小脚的年代，金氏兄妹集体留洋可算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了。
   清末的中国内忧外患，西风东渐，在当时求富求强的思想指导下，1902年底，清廷正式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洲留学。
  此诏令颁布一年后，留欧之风始盛；而金氏兄妹几乎在同一时期已在英国求学，因此，金氏兄妹应可作中国留洋学生的先行者。20世纪初，留洋求学之人实属凤毛麟角，赴英专习西洋美术的女生更是极其罕见。金章之所以赴英学习美术，除了得益于其洋化而殷实的家庭背景之外，还应该与其个人的兴趣爱好有莫大关联。据金氏后人回忆，金章当时进的是伦敦著名的英王书院（King’sCollege），平日里住在老师勃资深家中，虽是自费性质的游学，但在求学的三年中却也学了不少“奇淫技巧”的西洋之学，增长了见识。1905年归国后，研习国画更专。
  1909年，金章远嫁北京，适闽县王继曾（字述勤）。王家是累世为官的书香门第，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进修，自此开始外交生涯。回国后，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1909年改任留法学生监督。因此，婚后不久，金章即随夫君同赴法国就任，再度出洋。居法期间，金章得尽览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名画，并十分注意观察西方文物，获益良多。闲暇时则吟诗作画，十分风雅。 两度留洋的经历，拓展了金章的眼界，对她画艺的精进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金城说她：“自游学欧洲，遍观彼邦文物后，画益进……视古人竟不多让。”以她创作于1915年的《金鱼》团扇为例，以朱砂与淡墨写鱼，细勾金鳞，意态生动，明暗分明，绘画手法注重光影效果的表现，似乎是受了西画的影响。
  夫人妙管独工绝
  1920年，金城在北京组织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时入会者颇众，因鱼藻非金城所长，乃请三妹陶陶担任画会的画鱼指导。自此，金章开始成为教授国画的“评议”（老师），担负起了教书育人的职责。中国画学研究会是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美术团体之一，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国画人才；而“评议”乃画会中地位最高者，要求具有较高资历，他们定期聚会，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会中的“研究员”（学生）习画。金章的侄子兼学生、台湾著名画家金勤伯曾回忆说：“姑母当时以花鸟闻名华北，每星期五、六，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跑去找她，一方面为她磨墨，一方面跟着画呀画的。姑母对我很严格，鼓励、督促自不在话下，她以科学的分析方法，教给我许多作画技巧；不仅只宋元绘画，像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金碧山水的勾描、青绿填彩等，亦一一为我解释、示范，使我获益匪浅。” 后来由于“会中闺秀，每以金鱼画法见询，亟望有画诀之作，以便居家自习”，金城亦恐仅凭授，不易记忆，故有撰述成书之请。因此，金章乃摒弃俗务，尽两月之功，写成了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书名典出《庄子·秋水篇》，分为谱录、史传、作法、题咏等四卷。其中作法一卷，心得尤多，实乃金章一生画鱼经验之总结，正如金城所言：“信非深知濠梁之乐者不能道！”在我国艺术史上，论画鱼技巧之书，向无专著，《濠梁知乐集》可称得上是填补历史空白的开山之作，著名学者黄苗子说它是“画苑中独辟蹊径之作”，可知其价值所在。
  金章一生爱鱼，无论是在南浔的“可读庐”，还是北京的“芳嘉园”都畜养了大量金鱼。她画的最多的是鱼，令她扬名艺坛的也是鱼。她在《濠梁知乐集》的自序中说：“予习绘事逾廿载，自愧于花鸟禽虫各科，未能窥其堂窔，惟于鱼藻，略有会心”，这种“会心”，其实是她长期观察、练习的结果。金章所绘金鱼，体积感较强，渲染层次丰富，形态生动自然。在少数作品中更是特别强调留出亮部的光位，与西画的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技法上，却仍是以中国传统的工笔勾勒及没骨手法为基础，以色为主，辅以淡墨，表现严谨细腻，形象天真可爱，与后来的“金鱼大王”汪亚尘的那种印象主义的粗放形象截然不同。
  我手头有一幅金章作于1909年的《金鱼百影图卷》，是1999年香港翰墨轩精印出版的复制品，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金章生前曾言，生平画鱼以《金鱼百影图卷》最精最长，故而此作可以视为其代表作之一。该图卷长达10余米，绘有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各式金鱼数百尾；卷尾有肃亲王、王树荣、王式通、袁励准、贡桑诺尔布、张祖廉、林纾等多位名家的题跋款识，堪称艺术精品。
  肃亲王善耆对此画评价甚高，称“此卷若入鸥波馆，不输风流管仲姬”，其功力可见一斑。 事实上，除了鱼藻之外，金章的花鸟亦有相当功力。行家评论道：“世间但知金陶陶以画金鱼得波涟灵动之趣，实则其花卉翎毛亦楚楚有致，皆有宋元遗意。”金章现存的作品中，大约有一半是花鸟画作，有写生，也有临摹，无论是菊之勾染，还是雀之描摹，皆可追新罗神韵。近代学者张荫棠称赞道：“夫人妙管独工绝，不愧支那女画师。” 金章后来患了高血压，一度影响她作画，而且病情时常反复。王世襄曾云：“先慈四十五岁后，潜心内典，自谓恐坠鱼趣，乃后不复执笔。”又据《湖社月刊》记载：“金陶陶女士近日血压降低，故又能作画矣！”由此可知，她并未完全停止作画，只是不再画鱼而已。 对于母亲的病，王世襄认为和生活紧促有关。他回忆说：“我父亲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后来首都迁到南京，有两所出租房租不出去，生活很紧促。过去买的一些宋元瓷器和明青花都卖了，借以生活。母亲也从此得了高血压，和生活紧张有关，五十多岁就去世了，不然的话，还可以多活几年，多画些画。”
  1939年春，金章在北京病逝，享年56岁。
   恰宜天壤有“王郎” 平心而论，金章能有今天的知名度，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儿子王世襄。金章有两个儿了，即长了王世容和次子王世襄。金章能平安下这两个孩子应该说相当幸运，因为她的两次生育都遭遇了难产。尤其是第一次在巴黎生长子时，更是腹痛一整夜都未临盆，后来幸得高明之产科西医手术，方才平安产下了王世容。
   王世容，字善贻，小名巴黎，幼即机敏好学，可惜不幸早逝。
  王世襄，字畅安，小名长安，从小就是个“淘气鬼”。金城的好友、藏书家吴昌绶曾为小兄弟俩作了一首诗题赠金章，云：“我爱巴黎好，生从瀛海涯。青春正妍美，朋戏杂飞嬉。梨栗陶通子，筼筜李衮师。乌黄蹔牵佛，谢舅款关时。我爱长安好，频来道韫庭。采衣儿玉雪，画笔母丹青。柳雀坐相语，萍鱼静可听。学涂休涴壁，日待砚花馨。”“瀛海涯”指王世容生于法京。五、六两句典出陶渊明诗“通了九垂龄，但觅梨与栗”及李义山诗“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谢舅”指金城，因来扣门而牵系家犬。“柳雀、萍鱼”谓金章工绘事，言“学涂休涴壁”是因吴昌绶见幼年的王世襄随地涂鸦，须防其画到墙上。可见当时王世襄已皮相毕露。 金章对她的两个儿子关爱备至，格外重视其学业，并亲自教其习文练字；王世襄也自幼受母亲的熏陶而对艺术颇感兴趣，而致使王世襄人生最大转变的也是因为母亲的逝世。 为什么金章的去世会致使王世襄巨大的转变呢？2005年，王世襄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采访时娓娓道来：因为我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王世容）。那年猩风热流行，我先得，又传给他了，结果我命大没事，我哥哥被我传染了，去世了。要活着，他可以成为大家。他是非常用功又懂得礼貌的我是到舅舅家就先捅马蜂窝，就上房，带着一帮孩子上房，家里来人说这个淘气外甥要来了，大家得戒严似的，等我哥哥一死，亲戚都说，哎呀！真可惜！怎么死了个好的呀哥哥死之后，母亲原本两个孩子剩下一个孩子了，就溺爱了总是，比较有点放任了反正有那么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玩只要对身体无害，或者有益。你想玩鸽子，整天轰鸽子上房，这其实是一种运动啊你要去玩蛐蛐，你上野地里去逮去后来，我学摔跤什么的，觉得都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这个身体倒是确实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可是我从来不抽烟，不喝酒、赌钱，这些坏习气我一概不沾当金章书法《写经轴》然，也是一方面，是放纵我，让我尽量地玩。可是，同时她也很揪心。这个孩子老不好好上学，不好好认真念书。
  我又不那么服从管教，又贪玩贪得太厉害。 斗蟋蟀、玩蛐蛐、打野兔、架大鹰……王世襄就这样一直“不务正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年春天金章因病逝世，这对已经25岁的王世襄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使生活得无忧无虑的王世襄猛然“顿悟”，他感觉太辜负母亲的苦心和期望了，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于是，他开始摒弃一切玩好，埋头苦读。
  他动情地说道：“1939年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或许他试图从中国古代艺术中探寻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以此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恩，所以他选择了中国古代绘画这一领域，以极大的毅力写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
  对于母亲遗著的保护，王世襄更是不遗余力。金章的《濠梁知乐集》原有初稿和写定本两本，写定本更为详细且前页有金章手绘的鱼态图式，十分珍贵，原存于南浔金家的“承德堂”，1937年日寇侵占南浔时，毁于战火。对此，王世襄十分痛心，对仅存的初稿倍加珍惜。1943年，王世襄由京入蜀，初稿本携在行囊，过渝（重庆）时曾求马叔平（名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尹默（著名书法家）题签。王世襄恐初稿再失，于是节衣缩食易得夹江竹纸，利用业余时间在油灯下用小楷认真抄录了《濠梁知乐集》，印成100册，分赠各大图书馆，但这100册书稿后来也大多毁于战乱。为了使母亲的著作得以传世，经王世襄的不懈努力，1985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濠梁知乐集》，该书广受欢迎，成为学习画鱼学生的必读之书。
  直到耄耋之年，王世襄仍不忘精心编辑出版母亲的作品集。1999年，已经85岁的王老在香港编纂了中国近代名家书画全集之《金章/金鱼百影》一书，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金章的知名度。王世襄在整理母亲作品的过程中，重新品赏一幅幅精美的图画，看着那些美丽的金鱼灵动鲜活，儿时在金章的指点下欣赏金鱼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一直在想：留过洋、会讲外语、擅长书画的陶陶女史，在当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鲜见的时髦才女，但在她回国后，却将毕生的精力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书画艺术的创作中去，这或许是她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之后，做出的审慎选择。因此，她不遗余力地培养儿子王世襄，让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受“玩”的乐趣。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审视金章留下来的几十幅书画作品时，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那一条条灵动的金鱼呼之欲出，似乎正在向你述说它们快乐的生活！正道是：“展卷引人濠濮想，乐哉安见我非鱼！” 征引书目：《艺林名第——南浔金家》，陆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金章/金鱼百影》，王世襄编，香港翰墨轩，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