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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睿真皇后：沈珍珠
2017年各大卫视热播电视剧《大唐荣耀》中，唐代宗李俶（李豫）和沈珍珠虐恋情深，让沈珍珠这个历史人物重回观众的视野，30年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珍珠传奇》也以她为主人公。沈珍珠后来离奇失踪即成了千古谜案，也成了后人探究的热点之一。那么，历史上的沈珍珠真实际遇如何呢？
幸福美满的前半生
沈珍珠，生卒年不详，唐朝吴兴人（今南浔区人，一说为东迁人，一说为竹墩人）。 沈珍珠所在的沈氏家族虽然比不上当时的王谢等一流士族，却也是江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沈珍珠的曾祖父当过刺史，祖父当过库部员外郎，父亲沈易直当过秘书少监、秘书监（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沈珍珠的前半生可用20世纪80年代热播剧《珍珠传奇》的歌词“天资蒙珍宠，明眸转珠辉。兰心蕙质出名门，吴兴才女沈珍珠。达理又知书，备位东宫主”概括。据说，沈珍珠没入宫之前，“十年诵读，万卷贯通”，能作诗弹琴，又天生丽质，在当地颇有名气，虽有人多次前来提亲，但心气高的沈珍珠并没有急着挑选良人把自己嫁出去。“开元末年，沈氏以良家子的身份备选太子宫，被赐予当时为广平王的唐代宗（当时叫李俶）。”这种由父亲做主的结合，其实是合法的正式婚姻。但在皇族，由于没得到皇帝李隆基的正式诰命，沈珍珠只能算李豫的侧妃或侍妾。五年后，杨贵妃的外甥女崔氏嫁给李豫时，李隆基不仅为崔氏举办盛大的婚礼，还颁发诏书册封她为广平王妃。可是这些并不妨碍李沈两人的相亲相爱。确实，年岁相当的沈珍珠与李豫在最美好的年华相遇，情投意合。因为沈珍珠不仅才貌双全，还贤淑纯良。李豫是唐玄宗钟爱的嫡长皇孙，聪明宽厚，喜愠不形于色，好学强记，通《易》。身边有秀外慧中、知书达理的解语花，李豫自然爱若珍宝。 两情相悦，夫妻恩爱，自然非常期待爱情结晶的早日到来。两人婚后一年，天宝元年（742），沈珍珠为16岁的李豫生下长子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沈珍珠原本就深得李豫宠爱，如今又生下一子，母以子贵，更加得宠了。此后的沈珍珠相夫教子，在广平王府惬意度日。除了照顾夫君外，她的大部分精力花在宝贝儿子身上，不仅精心照料儿子的生活起居，还耐心细致地监督儿子的学业。唐德宗能成为历史上诗写得最好的皇帝之一，沈珍珠功不可没。如果童年时期，李适没有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子关系不是特别深厚，也许就没有后面的“德宗寻母”那些事了。当然，沈珍珠的幸福生活还是有些小烦恼的，那就是崔氏依仗自己姨母是杨贵妃，舅舅是权臣杨国忠，根本不把李豫和珍珠放在眼里，非常跋扈。
李豫觉得自己与崔氏是政治婚姻，对她很是厌恶，特别是崔氏之母韩国夫人依仗与杨贵妃的关系，飞扬跋扈，让李豫更加厌恶。而对沈珍珠则更加宠爱。 如果没有后面的“安史之乱”，沈珍珠的一生大概会十分幸福安康，随着丈夫李豫、儿子李适的先后即位，最后定会母仪天下，成为皇后和皇太后，冠绝天下。唐代宗和沈珍珠定会是一对幸福的鸳鸯，在盛世之年过上幸福的生活，诠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宫廷版。命运多舛的后半生
也许是“水满则溢”，也许是“天妒红颜”。平地一声雷，大唐天宝十五年（756），安禄山叛唐后进逼长安。长安城门岌岌可危时，唐玄宗还和杨贵妃在宫殿里欣赏“霓裳羽衣舞”。仓促间，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及诸皇子皇孙皇子妃皇孙妃仓皇出逃，太子李亨、皇长孙李豫等自然有幸陪驾，沈珍珠因不在皇宫没有跟从。《资治通鉴》记载：“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他们一走，安禄山叛军很顺利地攻入长安，叛军将长安城中的皇族家眷们抓起来，一路押送到洛阳，沈珍珠也在其列。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沈珍珠为了长安百姓，自愿留下，也因为这样，沈珍珠在民间声望很高。可就是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女子，命运却待她极其不公。丈夫李豫和儿子李适没有和她一起留下来，沈珍珠在洛阳一直被关押在掖庭做苦力。不知道一直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皇家媳妇沈珍珠是怎样承受这些苦难的。 一年后，已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李豫带兵打回并收复洛阳。战事纷乱之际，李豫不忘身陷囹圄的沈珍珠，几经辗转后，终于在洛阳宫掖庭中找到已被关押一年多的沈珍珠。夫妻重逢自然喜出望外，可惜劫后余生的沈珍珠并没有远离苦难，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乾元元年（758），李豫被立为皇太子，却没有明确沈珍珠的名分，也没有把她迎回长安。李豫考虑到自己还要东征西讨，收复失地，不想让沈珍珠跟着自己过危机四伏的生活，于是就把她留在洛阳。毕竟李豫不仅仅是沈珍珠一个人的，作为未来的皇帝，李豫心系国家，对于天下苍生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善解人意的沈珍珠不会给勇担收复破败河山之大任的夫君添乱，不仅没有讨要名分，还很识大体地留在洛阳，不让李豫为难。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李豫太子地位不稳。父亲唐肃宗是历史上有名的惧内皇帝，张皇后一心要除掉李豫，好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身处险境的李豫，绝不敢把沈珍珠送回到长安这个政治旋涡。史籍中的“从幸不及”和“未暇迎归长安”，很可能是史官的春秋笔法。没想到李豫走后，史思明带领叛军又一次攻陷洛阳城，沈珍珠从此便不知所踪。尽管后来李豫登基，后位空悬，和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都极力寻找沈珍珠，但沈珍珠始终杳无音讯。这便是历史上沈珍珠最后的结局。这一点，《新唐书》曾记载：“安禄山之乱，玄宗避贼于蜀，诸王妃妾不及从者，皆为贼所得，拘之东都之掖廷。代宗克东都，得沈氏，留之宫中，史思明再陷东都，遂失所在。” 后来，登基为帝坐拥江山的唐代宗李豫，没有一般帝王上位的喜悦，因为痴情天子想的是“不负江山不负卿”。如今心爱之人杳无音讯，赢了江山又如何？心中苦涩谁人能知？也许富丽堂皇、巍峨高耸的大唐宫殿，少了那位解语花，天子只感到“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所以唐代宗即位后立沈珍珠之子李适为太子，十余年间不断寻访沈珍珠踪迹。自沈珍珠失踪后，多年冷淡后宫，直到遇见独孤贵妃，那颗失落的心才找到新的安慰、温暖。许是唐代宗的痴情，许是沈珍珠的体贴温柔、善解人意，使得代宗终生不愿立后。唐德宗即位后，立即下诏封母亲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师，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诏制皆锦翠池饰，以厩马负载赐其家。易良妻崔入谒，帝易服，召王、韦美人出拜，诏崔勿答。建中元年（780），乃具册前上皇太后尊号。沈珍珠最后“当”上了曾太皇太后，“活”到了曾孙宪宗即位。此时，寻访沈珍珠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仍无音讯，有司建议“曾太皇太后沈氏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案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而服之”，乃予以停止。同时，宪宗发诏，在肃章内殿为沈珍珠发丧，上太皇太后号，建衣冠冢于代宗陵，并立神位于代宗庙。宪宗李纯将沈珍珠祎衣送入元陵祠，放在李豫的皇帝衮衣之右，有情人终于“生同寝，死同穴”。 唐代宗李豫和沈珍珠的幸福不过区区十几年，随后的沈珍珠命运颠簸坎坷，身世堪怜，一切都是“安史之乱”惹的祸，致使恩爱夫妻天涯两茫茫，不见归路，一片痴心向谁诉?
父子寻访沈珍珠
公元762年，李豫（唐代宗）即位后就下诏寻找沈珍珠，可惜十余年却始终一无所获。唐永泰元年（765）曾有寿州（今安徽寿县附近）崇善寺尼姑广澄诈称沈珍珠，代宗派人仔细查寻一番后，发现尽管外形很像，但缺少一关键特征：当年沈珍珠喂儿子吃水果时，亲自动手削皮导致左手手指受伤留下了伤疤。后查出广澄只是当年太子少阳院乳母，于是被鞭杀之。 公元779年，沈珍珠的儿子李适（唐德宗）即位那年，就在含元殿为母亲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将写有母亲尊号的册书和太后衮服供奉在殿上，率领群臣在下面叩拜。唐德宗一心想要尽孝，却苦寻不到自己的母亲，一时间悲痛万分，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大臣们也感动不已，纷纷落泪。于是中书舍人高参上奏：“汉文帝即位，遣薄昭迎太后于代。今宜用汉故事，令有司择日分遣诸沈行州县物色咨访，以述宣皇帝孝思意，冀上天降休，灵命允答。须审知皇太后行在，然后遣大臣备法驾奉迎。”帝乃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使者分行天下。那时还有刘长卿《闻奉迎皇太后使沈判官至，因有此作》的诗：“长乐宫人扫落花，君王正候五云车。万方臣妾同瞻望，疑在曾城阿母家。” 可惜唐德宗在位26年，虽然和父皇唐代宗一样不遗余力找寻沈珍珠，却都没有结果，反倒出现过好几个假冒的太后，最有名的当数下面这个故事。
唐玄宗时的大太监高力士有个寡居养女住在洛阳，熟知宫中往事，宫中女官李真一误认为她就是沈太后，立即派使者到长安上奏皇帝，唐德宗听后非常高兴。当时沈珍珠家族老一辈的人都已故去，没人认识沈珍珠。于是，唐德宗派太监、宫女到洛阳验证真伪，大家觉得她的年龄、外形都很像，虽然不能确认她就是真太后，但都说她就是真太后。
高氏自己极力否认，派去验证的人更加怀疑她，强行将她迎送到上阳宫。欣喜若狂的唐德宗马上派上百名宫女、太监将太后的御用之物送到上阳宫，将她供养起来。上阳宫里服侍高氏的人百般诱惑她，高氏心动，遂承认自己就是太后。派去验证的人快马回朝禀告德宗。
唐德宗非常开心，朝中大臣亦入朝贺喜皇帝。于是，唐德宗下诏让有司选个好日子，准备迎接太后还朝。当时高氏的弟弟高承悦就在长安，担心自己若不及时说穿此事，真相大白后，自己会受到牵连而获罪，于是立刻向皇帝说明缘由。唐德宗就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去一探究竟。樊景超到了上阳宫，见高氏身居内殿，以太后自居，左右侍卫也很威严，立即对高氏说：“姑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案板上？”侍卫呵斥他退下，樊景超高声说：“我带来了圣旨，太后是假冒的，左右侍卫退下。”左右退下后，高氏才说：“姑姑也不是存心假冒太后，是宫人们强迫的……”真相大白后，樊景超用牛车带她回家。唐德宗左右都很气愤，纷纷请求对之治罪，而思母心切的唐德宗不但不予治罪，还说：“我宁愿受一百次欺骗，也不愿意失去找到母后的机会。”此后，各地都称找到了沈太后，可惜都让唐德宗空欢喜，沈珍珠始终不知所踪。 那么，沈珍珠的真正结局呢？按照当时情况分析，应该有两种可能：洛阳二次失陷后，遭叛军报复，受屈辱致死或自尽保全名节；沦落至民间，成为庶人或出家为尼。即使她后来还在世，为了丈夫和儿子的颜面，也可能不愿意再次露面，从此销声匿迹。幸运的是，沈珍珠虽因战乱与丈夫、儿子分开，但她能让皇帝丈夫一生都想着念着，为她终生不立后，亦不枉此生。所以，芳踪难觅的沈珍珠还是幸福的。有一位至情至圣的皇帝丈夫对她念念终生，有一位至纯至孝的皇帝儿子执念“寻母”，有夫如此，有子如此，也不枉她一世的传奇。或许历史老人会揭开珍珠失踪之谜，或许她将永远成为千古之谜，为她增添几分神秘光环。
征引书目：《资治通鉴》。
《旧唐书》《新唐书》。
《历代湖州女史选编》，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州市妇联合编，蒋琦亚主编，2004年2月。
《吴兴才女沈珍珠》，沈文泉，《南浔文史》，2017年第五期，南浔区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办。《再生缘》作者：陈端生
南浔名人辈出，清代就有才女陈端生（南浔媳妇），著有被国学大师陈寅恪誉为“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和当代文豪郭沫若赞赏的“南缘北梦”的《再生缘》。可惜，陈端生长期以来近似默默无闻，可谓书红人不红。家学渊源成才女
陈端生（1751—约1796），字云贞，号春田，出生在浙江钱塘（今杭州），23岁嫁与南浔范菼。陈端生的公公范璨，是宋范文正公（北宋名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长子监簿公纯佑之后裔。范璨于清雍正甲辰中进士，改庶吉士，后任湖北、安徽巡抚，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原籍浙江秀水，世家吴江之麻源九曲里。范璨既贵显，让宅与从父兄弟，移家乌程之南浔，其居在东栅大街者，曰九老第，复构乐志第于皇御河西（少司空松严公子贡生范菼所居），恭奉御书“松严乐志”匾额。子二人：仪薰，国子监生；菼，贡生。 陈端生祖父陈兆仑是雍正进士，“桐城派”古文家方苞入室弟子，曾任顺天府尹、太仆寺卿等职，担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及总裁，著有《紫竹山房文集》。陈兆仑是开明的旧文人，曾写《才女论》，认为女性“习篇章”“多认典故”“大启灵性”，对“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可使女子变得“温柔敦厚”。故得出结论：“才也而德即寓焉。”虽然他眼里的才女最终目标是做更为称职的家庭主妇，但他还是把文化修养提到有用地位，至少为他的女性后人接受文化教育大开方便之门。得益于祖父的开明思想，陈端生和妹妹陈长生都以文学才情见长。父亲陈玉敦，乾隆举人，曾任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母亲汪氏亦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极具文学修养。外祖父汪上堉是浙江秀水人，中过进士，曾任云南府和大理府知府。陈端生有两个妹妹，大妹不幸早天，陈端生和小妹陈长生相伴成长，小妹是当时文豪袁枚的女弟子之一。
从小受家庭浓郁文化气息的熏陶和母亲的悉心教诲，陈端生接受了良好教育。加上她本人聪颖好学，从小就擅长诗文，文采斐然。
俞蛟《梦厂杂著》云“云贞淑而多才，擅长笔札，工吟咏”，称其诗“宛丽清和，真扫眉才子所不如者”。更值得一提的是，母亲来自远离传统文化中心京城的云南，思想受传统束缚较少；江南一带经济繁华，社会风气较为开放。那时，江南大户人家的女子大都多才多艺，又好群聚吟咏。母亲传给陈端生的观念是开明的，江南又给陈端生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成长环境，陈端生没有形成男性比女性强的定势思维。这使陈端生能比较自由地发展，她后来审视社会就少有传统约束，敢标新立异，畅其所想，写些带有叛逆观念的文字。可以说，陈端生的思想、视野迥异于寻常大家闺秀，是清代不可多得的拥有独立见解、文笔细腻的惊世才女。 少女时代的陈端生行文天马行空，有违封建传统的精彩篇章在她的笔端自然流淌。她的伤春词：“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良可叹，实堪嘲，流水光阴暮复朝；别绪闲情收拾去，我且待，词登十七润新毫。”与《牡丹亭》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才情可见一斑。著有《绘影阁诗集》（失传），弹词小说《再生缘》（一至十七卷）。当然，最体现其才情的是被黄梅戏、越剧等反复改编成《孟丽君》的《再生缘》。陈寅恪先生在他的《论〈再生缘〉》中说：“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横空出世《再生缘》
才华横溢的陈端生18岁时，在北京安逸的生活中，忆及南方的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感慨“生为女子，纵有满怀才情也无处可使的闲愁”，开始撰写弹词小说《再生缘》。陈端生写作缘由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哄慈母小妹一笑。这可从很多地方得到佐证。不仅《再生缘》开篇写道：“闺帷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闲拈新思难成句，略捡微词可作篇。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还赋诗曰：“静坐芸窗忆旧时，每寻闲绪写新词。纵横彩笔挥浓墨，点缀幽情出巧思。论事可关忠孝事，评诗原是拙愚诗。知音未尽观书兴，再续前文共玩之。”第十七卷第五十六回首节亦记叙“侍父宦游游且壮，蒙亲垂爱爱偏拳”，“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戏写《再生缘》”。 陈端生自己没意识到，这一“戏写”会留下不朽之作，只因《再生缘》构思奇巧，文笔明丽，情节引人入胜，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此前，哪有人大胆创作女扮男装高中状元，成为朝廷重臣的奇女子。《再生缘》的文体严格遵守七言排律，字句平仄一丝不苟。
整篇故事中，众多人物个性分明，写得传神鲜活。特别是内容布局上，大胆创新。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都是分篇讲故事，长篇小说犹如多个短篇小说汇编，各篇可相对独立，《儒林外史》等都不例外。
《再生缘》却不同，通篇是个完整故事，情节环环相扣，结构精密，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这一独特价值，奠定了《再生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特殊重要的一席，因此，“南缘北梦”之说并非夸大其词。
陈端生三年里笔耕不辍，共写16卷，计60余万字，一气呵成，足见其才华过人。第一年仅几个月，她就写完《再生缘》一至三卷。
至第二年五月，前后共八个月时间，她写完前八卷。八月，随父调任山东登州府（登州府治即今蓬莱市），才思泉涌的陈端生进入创作高潮。她在登州住了约七个月时间，完成九到十六卷的创作，那时她还不到20岁。这可以从陈端生的文字中看出，她曾说：“仲冬天气已严寒，猎猎西风万木残。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她之所以勤奋写作，一则是被心中按捺不住的创作激情驱使，与林妹妹所说“无奈诗魔昏晓侵”的情形非常相似。二则为了母亲，那时母亲病得较重，她想赶在母亲离世前完稿。三则写作环境不错。
陈端生描述：“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愉悦宽松的环境让陈端生下笔如有神。 《再生缘》横空出世，广为流传，尤其在家庭闺阁之中。正如作者说：“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闺阁之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此书大受追捧，既与书中塑造的具有叛逆性格的孟丽君分不开，也与陈端生表达的“在封建秩序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压迫下女性要求自由平等”的梦想有关。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看到孟丽君说“丽君虽则是裙钗，现在而今立赤阶。浩荡深恩重万代，惟我爵位列三台。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况有那，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养自身来”，难免“心有戚戚焉”。《再生缘》尤其注重人物心理描写，以细腻深刻见长，凸显女性阴柔之美，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
书未完稿空余恨
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惊世之作居然与《红楼梦》一样，书未完稿斯人已逝，空余恨。不过，陈端生书未完稿的缘由不同于曹雪芹，她快速写到十六卷，因故搁笔，时隔12年再提笔创作，可惜只写出十七卷就因病逝去。为什么陈端生12年不动笔，重新再写为何会那般慢，导致此书没能完稿?陈端生搁笔只因一悲一喜。悲的是母亲离世，喜的是婚后伉俪情深。母亲去世对陈端生打击很大。陈端生姐妹对母亲十分依赖，她们不仅在生活上习惯母亲的呵护照顾，学识也依赖母亲的精心培育。夸张地说，陈端生勤奋写作，与母亲的支持与点拨分不开，如今母亲走了，她万念俱灰，丧失写作兴趣。母亲爱看评弹小说，且是个饱读诗书、开明宽容的女子，是陈端生写《再生缘》的初衷和原动力之一。这都在《再生缘》书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三卷开头说：“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末尾又说：“原知此事终无益，也不过暂慰慈亲笑口开。”写完十六卷不久，陈端生的母亲就因病仙逝，未满50岁。母亲去世，陈端生不仅少了位良师，还失去了知音、读者，极度悲痛的她暂时搁笔。 此后的陈端生“归棹夷犹翻断简，深闺闲暇待重编。由来早觉禅机悟，可奈于归俗累牵”。母亲汪氏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父亲玉敦正在山东登州府同知任内。其祖兆仑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正月二十四日，父亲玉敦丁父忧，解登州府同知之任，其家南归杭州。端生为在室未嫁女，依当时礼律，应服母丧三年，故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除母服，实即二十七个月。但陈端生还应服祖父丧一年，故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末除祖父服。返杭途中对《再生缘》旧稿作了些修改润色，到杭州后为俗事牵累搁置《再生缘》。乾隆三十八年陈玉敦除父丧后，端生始适人，此时陈端生已23岁。《再生缘》前十六卷写于陈端生少女时代，从创作速度可以看出她才思敏捷、精力充沛。可是接连遭遇不幸与变故的她没有心情再“潜心创作、奋笔疾书”，否则凭她的才气和写作势头，肯定可以一鼓作气奉献完整版的《再生缘》。真是历史和文学的遗憾。
范陈联姻是门当户对，所以陈端生的物质生活没有太大变化。
她和丈夫情投意合，婚后生活幸福美满。陈端生曾这样描述婚后生活：“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挑灯伴读茶汤废，刻烛催诗笑语联。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悬。”也许婚后的陈端生仅是位沉浸爱河的普通女性，为经营婚姻家庭，依然搁置《再生缘》。也许“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照料夫君稚子占据了大部分精力，写作回不到以前的状态。也许陈端生认为婚姻幸福比继续写作更为重要，写作冲动不再，灵感暂时休息。
可惜，生活滋润、家庭幸福的陈端生没料到，厄运会突然降临。
那时，陈端生夫君尚未中举，考取功名是家族赋予的重任。所以陈端生后来说：“亨衢顺境殊安乐，利锁名缰却挂牵。”可在那种社会风气下，那种家庭环境中，范家是挣脱不了“利锁名缰”的诱惑的。
然而，对范菼来说，“利”“名”是镜花水月，“锁”“缰”成了现实。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顺天乡试发生一场当时影响颇大的科场舞弊案，范菼竟然涉案。因为此是乾隆年间少见的大案，乾隆下诏重罚七个案犯。主犯陈七判绞监候，其他六人发配新疆伊犁服役，给那里种地的士兵当奴才，范菼被押解到新疆。陈端生痛苦地吟道：“一曲惊弦弦顿绝，半轮破镜镜难圆。失群孤雁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犹煎。”夫君流放那年，陈端生30岁，婚后生活只有7年。失去丈夫已是大不幸，然而还有其他劫难，她和范家所有人都受到政治牵连，当时乾隆不但处罚犯禁七人，其中两家家长还因管教子弟不严被革职，因而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据陆耀撰范公璨神道碑云，“洁清之操，晚节弥励，菜羹蔬食，不异贫寒”。 此后，陈端生的情况很像《红楼梦》中的李纨，可是她比李纨更艰难。李纨是“寡妇失业”，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尤其是贾母撑腰。陈端生不是寡妇，却背着丈夫发配边疆的十字架。虽然她说翁姑很怜惜她，可是大家族人多是非多，总有小人落井下石，她是最易遭排挤的对象。然而，从她“强抚双儿志更坚”的诗句中可以看出，陈端生亦有坚强的一面。陈端生在艰难的日子里，养育儿女，重新投入《再生缘》写作。
那时，《再生缘》前十六卷手抄本已流传开了，陈端生声名鹊起。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早春二月，陈端生已搁笔12年，其间，陈端生历经人生悲欢离合，饱尝辛酸。在亲戚们的要求和社会“缘迷”的催促下，陈端生提笔续写《再生缘》。可惜此一时彼一时，陈端生的写作速度慢了许多，创作心境更是大不相同。从“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时心”和“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忧煎”这些诗句中可见已无昔日的欢快明朗。十七卷中，她花了很大篇幅写自己近年遭受的磨难，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十七卷的孟丽君，少了一份刚烈，多了一份忧愁，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不惧困难，想尽办法解决面临的难题，而是发出“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的无奈感叹。以前会挑灯创作，现在只能趁白天暖和的时候创作，可见此时的陈端生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所以，尽管作者自言“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最终也只续了一卷。其间又经历父亲病故、爱女天折的不幸，陈端生再也支撑不住病倒在床，加上家境日益贫困，陈病重时只能典当买药。嘉庆元年（1796）冬，时逢大赦，其夫释放归家。可惜，丈夫到家前，陈端生来不及感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悲喜交集，在病痛折磨下，留下未完的《再生缘》，撒手人寰，时年46岁。为此，《再生缘》被后人称为“无尾的神龙”。也许有人会问：3年可以写16卷，为何多年才写一卷？原因很多，如连遭打击，尤其丈夫在遥远的天边服刑，相依为命的女儿病逝，陈端生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了，她终于再也无力支撑下去。最重要的想必是“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陈端生不想写出结局，怕故事太圆满而自己和丈夫却终不能团圆，又怕故事不圆满成为不好的兆头，在复杂心境下，她不可能完稿。可以说，现实的摧残让《再生缘》过早天折。清代诗人陈文述在《西泠闺咏》中有一首咏陈端生的诗：“红墙一抹水西流，别绪年年怅女牛。金镜月昏鸾掩夜，玉关天远雁横秋。苦将夏簟冬釭怨，细写南花北梦愁。从古才人易沦谪，悔叫夫婿觅封侯。”应是对陈端生一生的简单概括吧。 纵然是未完稿，郭沫若对她的评价也很高：把《再生缘》“比之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那是从诗的形式来说的，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实际上也未遑多让”。 岁月流逝，会吹散很多人很多事，陈端生的才华和《再生缘》的风采却是多少似水流年也吹散不去的。南浔为有这样的才女媳妇感到与有荣焉！ 征引书目：《论〈再生缘〉》，陈寅恪，1953年。
《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郭沫若，1961年。
《陈端生之〈再生缘〉：断肠人恨不团圆》，李芳，《炎黄世界杂志》，2011年。
《陈端生〈再生缘〉：一部女人写给女人看的书》，李婍，2011年。
《西湖见证陈端生的《再生缘》3》，何鑫业，《杭州日报》，
2011年。刺绣艺术大师：沈寿
2013年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前，两国元首互换国礼，习近平主席所赠国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绣精品《普京总统肖像》，将普京总统坚毅强悍的气质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普京总统看到时，情不自禁地赞叹，太不可思议了。沈绣有何独到之处，其作品能作为国礼被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元首？这与它的开山鼻祖——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大有干系。
沈寿（1874—1921），江苏苏州人，祖籍南浔菱湖，原名雪芝，字雪君，号雪宧，别号天香阁主人。被誉为“绣圣”“针神”的沈寿，一生致力于刺绣技艺的研习和刺绣教育，是仿真绣的创始人、刺绣教育的开创者。代表作品有：《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美国女优倍克像》《耶稣像》等。 推陈出新成针神沈寿父亲沈椿曾任浙江盐官，酷爱文物，富有收藏，沈寿自幼深受家藏艺术品熏陶。沈寿外婆家在苏州城外的木渎古镇，那时的木渎，儿乎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堪称“苏绣之乡”。年幼的雪芝常去木渎外婆家，对苏绣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又正值苏州“闺阁绣”盛行时期，沈寿可谓恰逢其时。沈寿七八岁开始与姐姐沈立同棚习绣，心灵手巧的她长进过人，十二岁时的绣品《秋雨月上图》惊动长辈、闻名乡里，十六七岁便名扬苏州。当时宫内常派专人到苏州购办丝织绣品，挑选甚严，许多人家的绣品都被淘汰，唯独沈家母女的绣品备受青睐。其绣品已超过上海松江“顾绣”，士大夫们争相购藏。光绪十六年（1890），沈寿在苏州创办同立绣校，成为远近闻名的刺绣高手。这一点可以从沈寿《灵表》所云中得到佐证：“七岁弄针，为姊度线。八岁学绣，嫥而悱愤。脱手鹦鹉，豁露文明。十一二窥涉文字，悦喜谣吟。时成一绣，惊动俦辈。十四五绣名渐踔，与姊同功，恒逾夜午，市利其隽，颇埤家计。” 光绪十六年（1890），沈寿与余觉订下婚，光绪十九年（1893），沈寿与余觉结婚。婚后，夫妻恩爱，相得益彰。余觉才气过人，书画皆通，夫妻俩一个以笔代针，一个以针代笔，配合无间。沈寿想绣什么，丈夫就能画出来，不用再担心绣稿的缺乏，画绣相辅，可谓黄金搭档。天长日久，沈寿绣技力压群芳，声誉鹊起。当时有人评述：“于时女士之绣，出入露香而轶之，士夫钦迟，竞致藏弆，其押印题识，则‘天香阁’也。”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政府谕令各地进贡寿礼。得知消息后，余觉细细盘算此事，友人们纷纷建议：你家夫人刺绣手艺了得，不如绣些东西作为老佛爷的寿礼，说不定能入老佛爷的法眼……深思熟虑后，余觉和沈寿决定绣寿屏进献。他们从家藏古画中选出《八仙上寿图》和《无量寿佛图》为蓝本，勾勒上稿，并请几位刺绣能手一起赶制，沈寿在这些绣品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慈禧见后大加赞赏，连连点赞：不错，堪称绝世神品。为此，她授予沈雪芝四等商勋外，还亲笔书写“福”“寿”两字，分赠余觉夫妇。沈寿之名即由此而改，余觉也改名余福。几天后，慈禧太后特命农工商部在京师设立“女子绣工科”，余觉、沈寿分别担当总理及总教习之职。1904年11月，清廷农工商部派沈寿夫妇赴日考察，沈寿成为中国刺绣史上第一个出国考察的刺绣艺人。
此次考察甚有成效，余觉学会了西方用光线来表现物体明暗的手法；沈寿研究日本人的刺绣方法后“既悟绣以像物，物自有真，当真”，大开眼界，对她后期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1905年2月，沈寿回国后，被任命为农工商部绣工科刺绣总教习。可以说此时的沈寿已是中国刺绣界的顶尖人物，对刺绣的纯粹喜爱，促使她在刺绣中将西洋绘画注重光线、透视、追求色光变化的特点与中国传统刺绣的用针、设色技巧熔于一炉，创造了以“求光”“肖神”为基本特点的“仿真秀”。沈绣区别于其他刺绣之处，在于它保持传统刺绣精巧亮丽、用色华贵特色的同时，又能体现刺绣的立体感、光感、质感和空间感，把我国的传统刺绣推向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开拓了我国刺绣艺术新领域。 沈寿的三件“仿真绣”精品见证了一代大师的诞生。第一件是费时18个月绣成的与真人大小相同的《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此作品在1910年6月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一经展出，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此绣品画面逼真，充分表现出人物的神态及神韵，简直可以“乱真”于油画、摄影，给人以神形兼备、惟妙惟肖的艺术享受。这件作品既保持我国宫廷艺术绣特色，又达到“源于绣稿胜于绣稿”的艺术境地，其工艺复杂程度属当时翘楚。宣统三年（1911），有世界四大美女之一称号的意大利王后诞辰，清政府将此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引起轰动（这是沈绣第一次作为国礼送给国外友人）。
意大利工后雅好修饰，许多著名画家曾为她画像，都未能合意，见到沈寿作品后，便爱不释手。为表答谢意，她亲自致函慈禧，赞誉沈寿为“世界第一美术家”，并说，东方女子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可凌驾他国之上。意后还把她平日佩戴的钻石首饰、五色钻镶的宝星金表和20万意币酬赠沈寿，并在金表上贴上皇家徽号，以示格外珍重之意。同时，将这幅作品送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展出，荣获“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卓越奖”。
1915年，美国为纪念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行世界博览会。世博会向中国征集展品，时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负责此事，沈寿决定利用“仿真绣”的手法，向世界展示中国刺绣的魅力。
为了让世界公众更易接受中国的精湛技艺，她选中一张意大利明信片上印的耶稣画像为原本，开始再度创作。这幅原作为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琪杜·雷尼所的油画，取材于《圣经》耶稣遇难再生的故事，表现的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受难时的情景。这幅绣品中，沈寿以独创的旋针结合散针、施针、虚针等多种针法，采用多种彩色细密的丝线灵活巧妙地进行绣制。这幅作品绣了5个多月之久，沈寿为追求尽善尽美，劈丝之细竟然达到七分之一。她用千针万线绣出耶稣悲天悯人情怀的同时，也将自己诸多感情绣在其中。沈寿还将这件绣品中所用的100多种不同色彩的丝线各取一根，在绣像上方绣成一个十字架，供观众审辨，以此证明这幅绣像的所有部位无一处是绣后染色的。此绣品在“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获一等大奖，售价高达13000美元，被世人誉为“神绣”，沈绣名气更盛。
1919年，沈寿患病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历时3年绣成最后杰作《美国女优倍克像》。《美国女优倍克像》是根据当时美国著名影星倍克的肖像刺绣而成的。今天的我们透过这幅绣品，还能清晰地看到一位气质优雅、雍容华丽的西洋美女慵懒地摇着纸扇，微笑示人。画绣中的倍克身着雾一般的白色纱裙，一头卷曲的秀发，一双会说话的明眸，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颇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神韵。一眼望去，只见美人眼波流转，含情脉脉，呼之欲出，确实是微微一笑便倾城。
当倍克绣像在美国纽约陈列展览时，盛况空前。倍克本人特意前往沈寿绣《耶稣像》
沈寿绣《美国女优倍克像》参观，她看到自己的肖像被中国刺绣大师沈寿演绎得如此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兴奋地欢呼“Oh，MyGod（我的天啊）”！当即愿出重金购买。正率领中国实业代表团访美的著名实业家张謇，则以“此乃国宝，无价也”婉言谢绝。《美国女优倍克像》已经有了些许西方素描的味道，以至于我国著名的美术大师刘海粟感叹：“中国第一个画素描的是沈寿，不是我刘海粟。她是用针画出来的素描。” 沈寿的“仿真绣”享誉中外，开拓了苏绣崭新的一页，成为后来刺绣界一致认可的苏绣三大谱系之一，亦称“沈绣”（另两谱系为传统绣和乱针绣）。沈寿的刺绣手艺超越古今而傲视群雄，被清末著名学者俞樾誉为“针神”。她自己也曾说：“天壤之间，千形万态，但入吾目，无不可入吾针，即无不可入吾绣。”
自立自强傲然于世
沈寿成名后，江南江北求购沈寿绣品的，络绎不绝。每有远来佳客，一掷千金以求绣品，沈寿均只受浅资。1904年，沈寿担任京师女子绣工科总教习。女子绣工科起初设在北京磨盘园，后迁至丰润胡同。绣工科的性质类似以刺绣为专业的工艺美术学校，校内设国文、图画、刺绣三门课程，以刺绣课为主。学生由农工商部直接招选，多数是吃“皇粮”的贵族子女。这些学生年龄偏大，且娇生惯养，给沈寿等人的教学授艺带来很大困难。沈寿教学十分认真、负责，不仅注重体验式教学，还亲手为学生们示范操作，扶着学生们的手，一针一针地教。同时，沈寿在教学中，以刺绣为主，兼教绘画、语文等课程，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也为苏绣发展奠定了基础。可见，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刺绣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刺绣教育家。
比如传授刺绣翎毛走兽这一难点，沈寿就和学生金静芬时常到当时的北京万牲园实地观察，把鸟兽身上各部分的色彩记下来，作为刺绣教材。开设人物刺绣课时，金静芬对绣仕女图没有把握，因为她过去很少绣仕女，特别是仕女的口角、眼睛总是绣不像，笑时的特征也表现得不准确。于是，沈寿和金静芬一起细心摸索，终于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在美人红唇两旁，用深色的线加绣两针极细的短针就能使美人笑起来。沈寿在仕女刺绣工艺中的这一创造，使刺绣艺术能更好地表现现实人物，改变了以往只绣制佛像、观音像的狭窄局面，扩大了刺绣艺术的题材范围和社会功能，为后来绣制革命领袖像、名人像开了先河。自此，沈寿的绣品越发得到清皇室赏识。 辛亥革命爆发后，京师绣工科停办，沈寿随丈夫余福去天津，在那儿自设刺绣传习所，授徒课艺。这是中国第一所刺绣教育机构，尽管经费筹措十分艰难，所址也不理想，沈寿还是竭尽全力办了一段时期才返回苏州，后又返回天津办学3年。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校时，因在清政府任职时即仰慕沈寿绣艺，便在南通女子师范设立绣工科（女红传习所），聘请沈寿为主任，沈寿欣然允诺，于1914年阖家迁往南通。沈寿辛勤筹划，亲自督教，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南通地区妇女入学者甚多。女红传习所起初附设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后移到南通濠阳路，传习所第期招生20余人，以后逐年增加，学制也逐渐完善。沈寿除了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在工艺美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也有新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母女相传和师徒传习的陈规教法。
由于沈寿有南通女子师范作为依托，加上还有南北各地进行教学的切身体会，并参照赴日访问时考察日本工艺美术教育的先进范例，沈寿为南通女红传习所设置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所内设有速成班、普通班、美术班和研究班。速成班主要学绣枕套、台布、服饰之类的实用品，普通班绣花卉、人物、飞禽走兽之类，美术班则学习比较高级的艺术绣，美术班毕业的优秀生再进入研究班。她对学生严格要求，诲人不倦，以羸弱体质夜以继日承担繁重工作，仅数月后便病倒了。她治校严谨，教学有方，常带着学生外出写生，观察实物，讲述仿真绣色的理论。
即使在病中，也让学生围榻听讲赋色用线的道理。在沈寿的倡导下，江苏的苏州、南通、无锡、丹阳、常熟等地分别举办传习所、绣工科、绣工会等。她曾先后到苏州、北京、天津、南通等地授课传艺，培养一代新人，开启刺绣教育先河。沈寿在南通女红传习所执教8年，先后培养15期近150名学生，许多弟子后来成为近代江南的刺绣高手，如沈粹缜、宋金玲、金静芬、施宗淑、巫玉、李巽仪、张元芳、陈锦、庄锦云等。沈寿在南通的教学生涯被张謇赞誉为“授绣八年，勤诲无倦”。在教学中，她主张“外师造化”，培养学生仔细观察事物的能力。绣花卉，她就摘一朵鲜花插在绷架上，一面看一面绣。绣人物，她则要求把人的眼睛绣活，绣出人的精神。上写生课，带学生到狼山远足，对着山峦树林写生。由于教学方法不断进步，学生学到的技术能学以致用，基本功也比较扎实。在沈寿的精心教诲下，南通女红传习所培养了许多苏绣人才。南通绣品逐渐形成“细”“薄”“匀”“净”的风格，在国内外打开了销路。沈寿在南通女红传习所除了教授传统刺绣，还让这些普通绣娘和现代学习西方绘画的学生一样开始接受写生的教育。刺绣时已经不再是按画刺绣了，而是要求学生把被绣物放在面前观察，对照实物刺绣，完全摆脱传统刺绣的学习方法。当然，对于每一个女红传习所的学员来说，这里给予她们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怎样成为自立自强的新女性。 沈寿不幸积劳成疾后，张謇“惧其艺之不传”，便在延请名医为沈寿治病期间，征得她的同意，亲自动手记录整理她的刺绣艺术经验。沈寿在病体稍微好一点的情况下，边回忆边口述，历经几个月，终成《雪宧绣谱》一书，这就是那部由张謇执笔出版的刺绣理论著作。张謇在绣谱的序言中说：“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易稿，如是者再三，无一字不自謇书，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由此可见，此绣谱确实是沈寿40年艺术实践的结晶。此书用文言文叙述，虽仅万言，但内容丰富，分绣备、绣引、针法、绣要、绣品、绣德、绣节、绣通，共八章。包揽沈寿总结整理和创造的18种针法，图文并茂。书中从线与色的运用，刺绣的要点到艺人应有的品德修养，以至保健卫生，都有比较完整的阐述，堪称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苏绣艺术经验的专门著作，在中国刺绣史上实属首创，对传授刺绣经验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该书亦是我国刺绣史上最完整、最全面、最实用的第一部工具书，并成为我国现代刺绣发展的重要理论根据和刺绣艺术宝库中一份极有价值的艺术遗产。一度译成英文版《中国刺绣术》，流传世界甚广。
1921年，在南通一个安静的院落里，沈寿走到生命的尽头。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虽然她已经是肝病晚期，经常会呕吐不止，但她仍然坚持像过去一样每天漱口净手，用自己最后的精力完成刺绣史上最完整最宝贵的《雪宧绣谱》。1921年，人们按照沈寿生前要留在第二故乡南通的遗愿，把她安葬在宁静的黄泥山下。因此，沈寿有幸“见证”了2008年南通仿真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样一位具有爱国、创新、勤勉、自尊自强等正能量的刺绣艺术大师，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希望沈绣能越走越远，告慰沈寿的在天之灵！ 征引书目：《一代刺绣艺术大师：沈寿》，陈佐，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千秋德艺旷世神针——记近代刺绣艺术大师沈寿》，《群言·江苏专刊》，2018年1月。
《状元公张謇与刺绣大师沈寿的情缘》，沈慧瑛，《中国档案报》，
2014年8月7日4版。
《历代湖州女史选编》，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州市妇联合编，蒋琦亚主编，2004年2月。濠梁知乐的才女画家：金章 “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 上中学时读《庄子》，对庄子和惠子的这段著名的“濠梁之辩”印象深刻。和庄子一样，王世襄先生的母亲陶陶女史金章也是一位知鱼之乐的智者。 金章，字陶陶，号陶陶女史，别号紫君，浙江湖州南浔人，金氏闺秀画坛健将。清光绪十年（1884），金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丝商家庭，她自幼从长兄金城（民初著名画家，字拱北，号北楼）习画，花鸟之外，尤擅鱼藻，又工诗词，精楷书，两度出国，通英、法两国语言文字，故一时有才女之誉。她的画作清秀灵动，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等国内外大型博物馆、美术馆收藏，有《濠梁知乐集》《金陶陶女士画册》《金章/金鱼百影》《金鱼百影图卷》等佳作传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画家。 两度留洋画益进王世襄先生曾讲述过一则母亲的童年趣事。幼年时，陶陶与二姐怡怡及兄长们在南浔“承德堂”的家塾里学习书法和“四书五经”等课程。一天，其父金焘（字辰三，号沁园）前来看望教书先生，临走时关照老师说：“男孩子读书写字，请务必严加管教；女孩子则不必太认真，学好也无大用，早晚出嫁。”陶陶两姐妹听闻后甚为不平，认为父亲不应该如此重男轻女。从此，两姐妹临池倍加努力，立志把字写好。后来，她俩果然练就了一手好字，除了金城之外，其他的兄弟都不如她们，以至于金桐的墓志铭也是由孙女金章
一手抄录的。直到现在，我们还能从金章遗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中看到她那工整漂亮的小楷，完全是晋唐风韵，不让须眉。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金章不甘人后的性格。
或许是金章的刻苦努力改变了父亲的观念，金焘后来还是着力培养这个女儿的。1898年，金章被父亲送入上海著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就读。中西女塾创办于1890年，是一所专为“中华有力之家而设”的美国教会学校，也就是说走的是贵族化路线。学校教学都用英语，甚至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从美国运来的，所以学费昂贵也在情理之中。国母宋庆龄、宋美龄姐妹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她们都是金章的学妹。
金焘安排陶陶去上海的洋学堂读书，其实另有目的。在女儿熟悉了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并初步掌握了英语之后，又将其送出国门，留学深造。1902年，金章的长兄金城、二兄金绍堂（字仲廉，号东溪）、三弟金绍基（字叔初，号南金）一起远赴英国留学。1904年，金章与其二姐金策一起结伴出洋，与前期抵达的兄长会合，一同在英游学。在那个男子还梳着辫子，女子还裹着小脚的年代，金氏兄妹集体留洋可算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了。
清末的中国内忧外患，西风东渐，在当时求富求强的思想指导下，1902年底，清廷正式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洲留学。
此诏令颁布一年后，留欧之风始盛；而金氏兄妹几乎在同一时期已在英国求学，因此，金氏兄妹应可作中国留洋学生的先行者。20世纪初，留洋求学之人实属凤毛麟角，赴英专习西洋美术的女生更是极其罕见。金章之所以赴英学习美术，除了得益于其洋化而殷实的家庭背景之外，还应该与其个人的兴趣爱好有莫大关联。据金氏后人回忆，金章当时进的是伦敦著名的英王书院（King’sCollege），平日里住在老师勃资深家中，虽是自费性质的游学，但在求学的三年中却也学了不少“奇淫技巧”的西洋之学，增长了见识。1905年归国后，研习国画更专。
1909年，金章远嫁北京，适闽县王继曾（字述勤）。王家是累世为官的书香门第，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进修，自此开始外交生涯。回国后，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1909年改任留法学生监督。因此，婚后不久，金章即随夫君同赴法国就任，再度出洋。居法期间，金章得尽览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名画，并十分注意观察西方文物，获益良多。闲暇时则吟诗作画，十分风雅。 两度留洋的经历，拓展了金章的眼界，对她画艺的精进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金城说她：“自游学欧洲，遍观彼邦文物后，画益进……视古人竟不多让。”以她创作于1915年的《金鱼》团扇为例，以朱砂与淡墨写鱼，细勾金鳞，意态生动，明暗分明，绘画手法注重光影效果的表现，似乎是受了西画的影响。
夫人妙管独工绝
1920年，金城在北京组织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时入会者颇众，因鱼藻非金城所长，乃请三妹陶陶担任画会的画鱼指导。自此，金章开始成为教授国画的“评议”（老师），担负起了教书育人的职责。中国画学研究会是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美术团体之一，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国画人才；而“评议”乃画会中地位最高者，要求具有较高资历，他们定期聚会，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会中的“研究员”（学生）习画。金章的侄子兼学生、台湾著名画家金勤伯曾回忆说：“姑母当时以花鸟闻名华北，每星期五、六，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跑去找她，一方面为她磨墨，一方面跟着画呀画的。姑母对我很严格，鼓励、督促自不在话下，她以科学的分析方法，教给我许多作画技巧；不仅只宋元绘画，像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金碧山水的勾描、青绿填彩等，亦一一为我解释、示范，使我获益匪浅。” 后来由于“会中闺秀，每以金鱼画法见询，亟望有画诀之作，以便居家自习”，金城亦恐仅凭授，不易记忆，故有撰述成书之请。因此，金章乃摒弃俗务，尽两月之功，写成了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书名典出《庄子·秋水篇》，分为谱录、史传、作法、题咏等四卷。其中作法一卷，心得尤多，实乃金章一生画鱼经验之总结，正如金城所言：“信非深知濠梁之乐者不能道！”在我国艺术史上，论画鱼技巧之书，向无专著，《濠梁知乐集》可称得上是填补历史空白的开山之作，著名学者黄苗子说它是“画苑中独辟蹊径之作”，可知其价值所在。
金章一生爱鱼，无论是在南浔的“可读庐”，还是北京的“芳嘉园”都畜养了大量金鱼。她画的最多的是鱼，令她扬名艺坛的也是鱼。她在《濠梁知乐集》的自序中说：“予习绘事逾廿载，自愧于花鸟禽虫各科，未能窥其堂窔，惟于鱼藻，略有会心”，这种“会心”，其实是她长期观察、练习的结果。金章所绘金鱼，体积感较强，渲染层次丰富，形态生动自然。在少数作品中更是特别强调留出亮部的光位，与西画的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技法上，却仍是以中国传统的工笔勾勒及没骨手法为基础，以色为主，辅以淡墨，表现严谨细腻，形象天真可爱，与后来的“金鱼大王”汪亚尘的那种印象主义的粗放形象截然不同。
我手头有一幅金章作于1909年的《金鱼百影图卷》，是1999年香港翰墨轩精印出版的复制品，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金章生前曾言，生平画鱼以《金鱼百影图卷》最精最长，故而此作可以视为其代表作之一。该图卷长达10余米，绘有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各式金鱼数百尾；卷尾有肃亲王、王树荣、王式通、袁励准、贡桑诺尔布、张祖廉、林纾等多位名家的题跋款识，堪称艺术精品。
肃亲王善耆对此画评价甚高，称“此卷若入鸥波馆，不输风流管仲姬”，其功力可见一斑。 事实上，除了鱼藻之外，金章的花鸟亦有相当功力。行家评论道：“世间但知金陶陶以画金鱼得波涟灵动之趣，实则其花卉翎毛亦楚楚有致，皆有宋元遗意。”金章现存的作品中，大约有一半是花鸟画作，有写生，也有临摹，无论是菊之勾染，还是雀之描摹，皆可追新罗神韵。近代学者张荫棠称赞道：“夫人妙管独工绝，不愧支那女画师。” 金章后来患了高血压，一度影响她作画，而且病情时常反复。王世襄曾云：“先慈四十五岁后，潜心内典，自谓恐坠鱼趣，乃后不复执笔。”又据《湖社月刊》记载：“金陶陶女士近日血压降低，故又能作画矣！”由此可知，她并未完全停止作画，只是不再画鱼而已。 对于母亲的病，王世襄认为和生活紧促有关。他回忆说：“我父亲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后来首都迁到南京，有两所出租房租不出去，生活很紧促。过去买的一些宋元瓷器和明青花都卖了，借以生活。母亲也从此得了高血压，和生活紧张有关，五十多岁就去世了，不然的话，还可以多活几年，多画些画。”
1939年春，金章在北京病逝，享年56岁。
恰宜天壤有“王郎” 平心而论，金章能有今天的知名度，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儿子王世襄。金章有两个儿了，即长了王世容和次子王世襄。金章能平安下这两个孩子应该说相当幸运，因为她的两次生育都遭遇了难产。尤其是第一次在巴黎生长子时，更是腹痛一整夜都未临盆，后来幸得高明之产科西医手术，方才平安产下了王世容。
王世容，字善贻，小名巴黎，幼即机敏好学，可惜不幸早逝。
王世襄，字畅安，小名长安，从小就是个“淘气鬼”。金城的好友、藏书家吴昌绶曾为小兄弟俩作了一首诗题赠金章，云：“我爱巴黎好，生从瀛海涯。青春正妍美，朋戏杂飞嬉。梨栗陶通子，筼筜李衮师。乌黄蹔牵佛，谢舅款关时。我爱长安好，频来道韫庭。采衣儿玉雪，画笔母丹青。柳雀坐相语，萍鱼静可听。学涂休涴壁，日待砚花馨。”“瀛海涯”指王世容生于法京。五、六两句典出陶渊明诗“通了九垂龄，但觅梨与栗”及李义山诗“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谢舅”指金城，因来扣门而牵系家犬。“柳雀、萍鱼”谓金章工绘事，言“学涂休涴壁”是因吴昌绶见幼年的王世襄随地涂鸦，须防其画到墙上。可见当时王世襄已皮相毕露。 金章对她的两个儿子关爱备至，格外重视其学业，并亲自教其习文练字；王世襄也自幼受母亲的熏陶而对艺术颇感兴趣，而致使王世襄人生最大转变的也是因为母亲的逝世。 为什么金章的去世会致使王世襄巨大的转变呢？2005年，王世襄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采访时娓娓道来：因为我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王世容）。那年猩风热流行，我先得，又传给他了，结果我命大没事，我哥哥被我传染了，去世了。要活着，他可以成为大家。他是非常用功又懂得礼貌的我是到舅舅家就先捅马蜂窝，就上房，带着一帮孩子上房，家里来人说这个淘气外甥要来了，大家得戒严似的，等我哥哥一死，亲戚都说，哎呀！真可惜！怎么死了个好的呀哥哥死之后，母亲原本两个孩子剩下一个孩子了，就溺爱了总是，比较有点放任了反正有那么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玩只要对身体无害，或者有益。你想玩鸽子，整天轰鸽子上房，这其实是一种运动啊你要去玩蛐蛐，你上野地里去逮去后来，我学摔跤什么的，觉得都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这个身体倒是确实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可是我从来不抽烟，不喝酒、赌钱，这些坏习气我一概不沾当金章书法《写经轴》然，也是一方面，是放纵我，让我尽量地玩。可是，同时她也很揪心。这个孩子老不好好上学，不好好认真念书。
我又不那么服从管教，又贪玩贪得太厉害。 斗蟋蟀、玩蛐蛐、打野兔、架大鹰……王世襄就这样一直“不务正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年春天金章因病逝世，这对已经25岁的王世襄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使生活得无忧无虑的王世襄猛然“顿悟”，他感觉太辜负母亲的苦心和期望了，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于是，他开始摒弃一切玩好，埋头苦读。
他动情地说道：“1939年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或许他试图从中国古代艺术中探寻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以此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恩，所以他选择了中国古代绘画这一领域，以极大的毅力写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
对于母亲遗著的保护，王世襄更是不遗余力。金章的《濠梁知乐集》原有初稿和写定本两本，写定本更为详细且前页有金章手绘的鱼态图式，十分珍贵，原存于南浔金家的“承德堂”，1937年日寇侵占南浔时，毁于战火。对此，王世襄十分痛心，对仅存的初稿倍加珍惜。1943年，王世襄由京入蜀，初稿本携在行囊，过渝（重庆）时曾求马叔平（名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尹默（著名书法家）题签。王世襄恐初稿再失，于是节衣缩食易得夹江竹纸，利用业余时间在油灯下用小楷认真抄录了《濠梁知乐集》，印成100册，分赠各大图书馆，但这100册书稿后来也大多毁于战乱。为了使母亲的著作得以传世，经王世襄的不懈努力，1985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濠梁知乐集》，该书广受欢迎，成为学习画鱼学生的必读之书。
直到耄耋之年，王世襄仍不忘精心编辑出版母亲的作品集。1999年，已经85岁的王老在香港编纂了中国近代名家书画全集之《金章/金鱼百影》一书，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金章的知名度。王世襄在整理母亲作品的过程中，重新品赏一幅幅精美的图画，看着那些美丽的金鱼灵动鲜活，儿时在金章的指点下欣赏金鱼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一直在想：留过洋、会讲外语、擅长书画的陶陶女史，在当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鲜见的时髦才女，但在她回国后，却将毕生的精力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书画艺术的创作中去，这或许是她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之后，做出的审慎选择。因此，她不遗余力地培养儿子王世襄，让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受“玩”的乐趣。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审视金章留下来的几十幅书画作品时，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那一条条灵动的金鱼呼之欲出，似乎正在向你述说它们快乐的生活！正道是：“展卷引人濠濮想，乐哉安见我非鱼！” 征引书目：《艺林名第——南浔金家》，陆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金章/金鱼百影》，王世襄编，香港翰墨轩，1999年。秋瑾的闺蜜、女诗人：徐自华
开南浔女子学校风气之先的浔溪女校成立于1906年，首任校长就是才华横溢的南浔媳妇徐自华；同年3月，秋瑾经褚辅成介绍来浔任教。秋徐两人一见如故，两人既为同事又为姐妹，工作之余纵论国事，诗词唱和，志趣相合，彼此欣赏，遂成莫逆，结为金兰，成为一对好闺蜜。两人的交往故事让后人真切地触摸到一个信守承诺、侠肝义胆的民国奇女子。
徐自华（1873—1935），字寄尘，号忏慧，桐乡石门人，嫁入南浔望族梅氏。后在秋瑾的影响下，秘密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在上海创办竞雄女校并任校长。著有《听竹楼诗稿》《炉边琐忆》《忏慧词集》等。
闺蜜情缘
1906年3月，秋瑾到南浔镇浔溪女校担任教员，才认识校长徐自华。徐自华盛情款待，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秋瑾吃住均在徐自华家中，连带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和学生吴希瑛（后为纪念秋瑾改名惠秋）也成为秋瑾的亲密学生。不久，徐赠秋七律二首，题为《赠秋璿卿女士》：
其一
每疑仙子隔云端，何幸相逢握手欢。
其志须眉咸不及，此才巾帼见尤难。
扶持祖国征同爱，遍历东瀛壮大观。
多少蛾眉雌伏久，仗君收复自由权！
其二
萍踪吹聚忽逢君，所见居然胜所闻。
崇嘏奇才原易服，木兰壮志可从军。
光明女界开生面，组织平权好合群。
笑我强颜思驸骥，国民义务与平分。
而秋瑾也有诗称赞徐自华姐妹：“新诗读罢齿犹芬，大小徐名久已闻。今日骚坛逢劲敌，甘愿百拜做将军。”徐自华经秋瑾介绍，先后秘密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秋瑾在浔溪女校任教日语、理科，同时宣传男女平等，反对缠足，呼吁学生摆脱封建礼教束缚。闺蜜徐自华自然大力支持，两人深受学生爱戴。然而秋瑾的活动遭到校董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诽谤，借口秋瑾思想太激进了，南浔这种小地方跟不上，不少家长有意见……迫使秋瑾辞职离校，徐自华亦愤然辞去校长职务以示抗议。临行前，徐自华赠诗道“欲救世界尽文明，化及蛮夷不惜身。我为浔溪拼一恸，学堂何可少斯人。”此后，两人虽然分离仍保持密切联系。 两个月后，秋瑾准备到爪哇、新加坡一带去筹集起义资金；返回南浔，在徐家小住几天，与闺蜜多聚几日放松心情，谁承想会不幸突患重病在南浔多留了好几日。那时，徐自华姐妹不辞辛劳请医买药，床前床后精心照顾秋瑾。为此，秋瑾在《病起谢徐寄尘小淑姊妹》两诗中写道：“朋友天涯胜兄弟，多君姊妹更深情”“劝药每劳来执盏，加餐常代我调羹。”秋瑾病愈后，返回上海积极筹办《中国女报》，然而经费短缺，筹措无门。正在秋瑾无计可施、万般烦恼之时，徐自华知晓了她的难处，不顾婆家强烈反对出资，毅然与婆家脱离关系，变卖自己在南浔的房产，赶到上海吴芝瑛家中（吴芝瑛与秋瑾早在1903年结盟为姐妹。此时近代三才女齐聚吴芝瑛家，三人遂义结金兰，吴芝瑛为大姐，徐自华居中，秋瑾为小妹），将筹措的1000元资金捐给秋瑾。其妹徐蕴华已转入上海爱国女校读书，闻讯后变卖饰物得到200元，也悉数捐给秋瑾。《中国女报》的第一、第二期才得以顺利出版发行。此外，徐自华还写诗呼吁女界支持秋瑾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我劝红闺诸姐妹，添妆略省买花钱。”不久，徐自华父亲过世，她回娘家侍候老母，秋瑾前往吊丧，并在徐家居住半月。 临行前，秋瑾邀请徐自华去上海替她为《中国女报》驻沪数月，徐自华面露难色说，前一段时间，她为了支持秋瑾办《女报》，变卖了亡夫留下的产业。公婆很不高兴，婆婆狠心得连孙子也不要了，她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回石门娘家。如今，一儿一女年幼，自己的母亲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实在离不开家。秋瑾虽有不悦，却也只是笑言，徐自华过于恋家，都忘了国家大义，以后要以国家大义为重。
虽然两人有过意见相左的时候，却并不影响她们的亲密交往。
因为两人关系亲密，徐自华知道秋瑾“雅量，虽一二十巨觥不醉。
酒后纵谈更豪，余不喜饮，常强之使醉”。兴之所至，秋瑾还会强迫别人喝酒，醉后不仅自己手持倭刀起舞，还要求徐自华也起身回舞。徐自华婉拒且回答，自己没有秋瑾这般豪气英雄。秋瑾追问，既知英雄，为什么没有一双慧眼？让徐自华猜想她可以与古时候的哪位豪杰相比。徐自华打趣道，喜欢舞刀弄剑的秋瑾，颇有男儿的刚毅英勇，可以和刘备的孙夫人相媲美。就是不知道谁是秋瑾的刘先主，届时秋瑾的那位刘先主看到秋瑾会不会双腿发抖下跪？于是，秋瑾拍着徐自华的肩膀戏谑，擅长诗文的徐自华，不亚于汉代才女徐淑，要不要帮忙找到徐自华的秦嘉（徐淑之夫）？徐自华笑着打断秋瑾的胡言乱语。秋瑾却说，她们姐妹境遇相似，徐可以再找一个秦嘉，自己也可以找刘先主……姐妹俩一起梳头时，秋瑾学着隋炀帝的小样儿拿着镜子照照并且说：“这么好的头颅，我想想，会被谁砍掉呢？”徐自华不想听这种恶话，上去夺她的镜子，没想到
一失手，镜子掉在地上，“咣当，咣当”，碎了满地。两人一怔，秋瑾马上大笑着道，二姐想听一些好言好语，自己这儿偏偏只有一些凶兆！ 两人亲密无间、志同道合，所以1907年秋瑾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后，徐自华会到杭州与闺蜜秋瑾相聚，一起游玩、勘察地形。那年春天，正是桃红柳绿、春光明媚之际，秋瑾与徐自华爬上吴山、凤凰山，她们一边踏青散心，一边把杭州的街道、路径绘入军事地图，以便为将来革命党人攻克杭州做准备。下山后，闺蜜俩又一起去白云庵、孤山、西泠桥，来到岳王坟时，秋瑾在坟前久久徘徊，即使夕阳西下也不忍离去。秋瑾嘴里高声吟咏《满江红》，声泪俱下，随后，她手指西泠桥方向，神色凝重地对徐自华说，她有一事相托，倘若自己不幸为革命牺牲，希望能埋骨西泠，靠近岳飞英灵，这是她这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这时的徐自华虽然只把这句话当作戏言，还是笑着回答，放心，她不会忘记百年后共葬西子湖畔的盟约。
如果自己先走一步，拜托秋瑾将她埋在此处。秋瑾笑着应允，一言为定，看看谁有福气走在前面，又是谁为谁操办身后事。就这样，两人在岳王坟前订下“埋骨西泠”之约。
1907年夏至时分，秋瑾为革命筹措资金，来到桐乡石门徐自华家里想办法。得知秋瑾的困难，徐自华慷慨解囊，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积蓄和首饰约合黄金三十两倾囊交付秋瑾作起义经费。其实此时徐家已衰落，徐自华寡居后，独自养育一对儿女，经济颇为拮据。小轩窗下，感动至极的秋瑾从皓腕上退下来自宫中的双龙翠玉镯，给徐自华留作纪念，深情告别。也许是预感革命前途艰难，秋瑾再次对徐自华提出“埋骨西泠”之约：万一自己不幸牺牲的话，请徐自华不要忘记彼此的约定，务必将她埋骨西泠，与岳飞为邻。
这次一看就是非常郑重的托付，徐自华心中一凛，虽然感到有些伤感，还是连连答应秋瑾，并宽慰秋瑾，只管前去一展宏图，不过要多注意安全。万一真有那么一天，她必践约行事……谁知道这一别竟真的成了永诀。
1907年7月，秋瑾遇难，家人不敢安葬。徐自华闻讯悲痛欲绝，写下十二首《哭鉴湖女侠》诗，其一：“过从夜半叩柴扉，握手心惊瘦若斯。痼疾愈深嗟乏术，重衾犹冷泥披衣。热诚爱国遭诬易，公益忘身力疾归。凄绝一声依去也，至今耳畔尚依稀。”直斥腐败凶残的清政府，沉痛悼念闺蜜兼战友的秋瑾。接着又写下《秋女士历史》《秋瑾轶事》《祭秋女士文》等诗文，在《时报》《小说林》《神州日报》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随后，徐自华冒险和妹妹风雪渡江为秋瑾收尸、净身、埋葬。接着又开始筹划迁葬遗骨于西湖之事，1908年2月，徐自华姐妹在秋瑾胞兄秋誉章的协助下，秘密运送秋瑾灵柩到杭州，履行了“埋骨西泠”之约。徐自华践约西泠后，如释重负写下了一首诗：“湖云山树总悲凉，春晓苏堤柳未长。添个鉴湖秋侠墓，游人凭吊泣斜阳。”后来徐自华与陈去病、褚辅成等密结秋社，誓言继承秋瑾之遗志，并被推举为秋社社长（民国后孙中山曾任名誉社长）。1908年9月，清廷以秋瑾同党罪通缉徐自华、吴芝瑛。徐自华闻讯，避居上海，幸未罹难。 诗人本色
徐自华出生在官宦书香世家，家学深厚。徐自华的曾祖父徐克祥曾官至户部侍郎，祖父徐宝谦官至刑部郎中、安徽庐州知府，父亲徐多镠为清朝国学生，叔祖父、祖父辈中还有多人从政或从事教育事业。徐自华天性聪慧，5岁跟舅父学习，10岁能作五言八韵诗。
父亲又让她从小学唐人近体诗，打下良好的诗歌创作底子。她的诗才特别令祖父钟爱，赞其“此女倘投身作男儿，必木天中人也”，言下之意必为翰林院中人物。在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大家庭和良好的书香环境中长大，加上自身天性敏慧，勤奋努力，徐自华自然成为一代才女。
少女时代的她熟读经史，尤喜诗词，与桐乡吴芝瑛齐名，世称“吴徐二夫人”。20岁那年，徐自华随父去安徽探望时任庐州知府的祖父，途经之处，随时记录并写下不少诗篇。祖父看了大为赞赏，亲自加以指点，编成名为《小韵轩诗稿》的诗集。徐自华曾记述自己“刺绣之余，手自抄录”，“无非偶尔展观，觉生平际遇，浏览踪迹，宛然目前”。这些用于自遣的诗作，大多真情流露，自然贴切，虽没有大丈夫的远大胸怀，却自有其清丽可爱之处。可见才女不是天生的，而要勤学苦练外带发挥天赋。21岁那年，祖父赠翠章并诗，其中有“果然一介比书生，修到梅花骨格清。我已三更幽梦醒，楼头犹听读书声”。徐自华依原韵回赠，诗曰：“自嗤性僻本天生，不御铅华意始清。窗下十年空力学，蛾眉那得振家声。”祖孙俩以诗唱和，甚是融洽，诗中透出徐自华巾帼不让须眉之本色。
1893年的春天，21岁的徐自华嫁与湖州南浔富绅梅谦吉的儿子、秀才梅福均（韵笙）为妻。徐自华嫁到南浔，虽是门当户对的一桩好婚姻，然而她自嫁入梅家后，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幸福。翁姑是越有钱越小气，爱财如命，徐自华的零用钱有时还要到娘家拿取。而且她的丈夫虽有秀才之名，实则是一个“性慵懒，不劳而食，无所用心，文学无基础，工作又怠忽”之人，实在不能与自己志趣相投，她只能暗叹“天壤王郎”（古代妇女对所嫁丈夫不满意就说“天壤王郎”），将诗文束之高阁。不过，有感而发时还是会“以诗言志”。
比如1897年夏，徐自华祖父徐宝谦病死，徐自华十分悲痛，写了《哭祖父大人》四章。因为祖父是她诗歌创作中很重要的老师。第二年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就义；国事悲哀，闺中女子徐自华也深深感受到了。那年中秋，她有诗曰：“我望燕云挥热泪，无心赏菊再衔杯。”赏菊、喝酒都无心思了，“已知黄种争存晚，赏到黄花感触侬”。显示了徐自华不同
一般的见识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1900年正月，丈夫梅福均病逝，那年徐自华才28岁。虽算不上是美满婚姻，但青年丧夫，对一代才女徐自华来说，更是增添了无限悲哀。徐自华抚育一双儿女，心中非常苦闷，赋诗自遣。家庭变故无着，国事变幻无序，一起担到这位弱女子身上。她写下了《悼亡》诗七章，有“七载相依共唱随，可怜聚首两年期”。丈夫走后，她依然“泣唤娇儿且读书”，“世界三千都变玉，霜闺一色空凝月。
唤娇儿，且读旧楹传，柔肠裂……”后人读到这里，都能感受到徐自华那份泪流满面、悲壮万分的忧愁。后来，徐自华回到娘家居住，在父亲劝导下，检寻旧作，编成一部《听竹楼诗稿》，取意于钱冰如女史的“夜来风雪里，听得竹声寒”之句。诗稿中有不少诗篇咏物言志，反映了她的情趣和品格，还有一些歌颂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的诗篇，字里行间透出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其间她又写了《种梅》《问梅》《吟梅》等许多咏物言志诗。她与福建林长民诗词唱和，曾有“读史空余千古恨，怜才难灭一时心。平生未得惊人句，愤世徒然泪满襟”之句，诗风豪迈。当时乌镇才媛郑松筠（静兰）赞叹徐自华：“松柏清操冰雪心，玉台佳句令人钦。”可见，徐自华确实兰心蕙质，擅诗工词。
1909年11月，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发起并在苏州成立南社。
徐自华与妹妹蕴华均为早期南社成员。姐妹俩积极参加南社组织的各种进步活动，并为南社会刊撰写诗文，成为南社的骨干力量。1910年1月，《南社丛刻》第一集出版，此后每一集几乎都有徐自华的诗文。陈去病、柳亚子曾先后为徐自华的诗集《听竹楼诗稿》题诗。
陈去病题：“天生风雅是吾师，拜倒榴裙敢异词。为约同人扫南社，替君传布廿年诗。”诗中依稀可见，陈居然甘愿拜徐自华为师。柳亚子题：“天盖吟成种菜诗，百年潦草到今时。语儿溪水浑无恙，剩有精灵属女儿……元龙谓我君词笔，漱玉断肠此继声。便欲流传到南海，罗浮翠羽不胜情。”在陈去病的帮助下，徐自华整理旧作，编成《忏慧词》，1909年出版，刊入吴江《百尺楼丛书》，有柳亚子等多人题贺。柳亚子《念奴娇·题寄尘女士〈忏慧词〉用定庵赠归佩珊夫人韵》上阕云：“奇才如许，有青绫帐外，谢家琼树。生小语儿溪畔路，弄月评花闲住。漱玉新词，断肠旧恨，谁辨今和古？蛾眉绝世，人间脂粉如土。”原来，在柳亚子心中，徐自华的词可以和李清照、朱淑真相媲美，评价颇高。诸宗元题：“石门有女士，巾帼而丈夫。”南社社友李德群读到徐自华的诗词集，欣然作对联一副，盛赞秋瑾和徐自华，上联是“侠心通剑气”，下联是“丽句有金声”，赞徐自华词“清丽绵邈，入宋元之室矣”。足见南社同人对徐自华的诗词创作成就评价极高。 时至今日，徐自华的诗集还在出版。1990年，郭延礼辑校、中华书局出版了《徐自华诗文集》》。2014年8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自华集》，除《听竹楼诗稿》《续编》《秋心楼诗词》《忏慧词》外，还辑录《南社丛刻》《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等报刊上徐自华的诗词、文章、书信等，后附有关传记、评论、题词及年谱，可资参考。
1935年7月12日，徐自华逝世于西湖秋社，两年后葬于杭州第
一公墓，后复葬孤山，与秋墓遥遥相望。柳亚子先生为其撰写《忏慧词人墓表》1960年，西湖秋社全部拆除。1964年，徐自华墓由西湖孤山迁葬至龙井鸡笼山麓辛亥革命烈士墓地。1981年，浙江省政府在西泠桥南侧重建秋墓，当年由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胡菊邻刻的墓表原碑嵌在秋瑾墓座的背面。
征引书目：《返钏记》，徐自华。
《秋瑾与徐自华姐妹》，余方德，《湖州作家》，2015年。
《解读秋瑾（上）》，郭延礼，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
说起南浔的名门闺秀，就不得不提张静江家的“五朵金花”。张静江多女儿，细数起来有十来位之多，但出镜率和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还要数与原配夫人姚蕙所生的五个女儿，分别是长女张蕊英、次女张芷英、三女张芸英、四女张荔英、五女张菁英。“钢琴妹妹”遇上“国舅爷”和“海归鲜肉” 这“五朵金花”从小生活在欧洲，个个精通法语、英语，又超水准地继承和发挥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她们从小就泡在钢琴和色彩里，加上长期的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和生活，使她们个个才华横溢，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才干，尤其是老三张芸英、老四张荔英、老五张菁英，她们终生与艺术结缘，成为职业艺术家，分别是音乐家、画家、服装设计师。而“五朵金花”当中，颜值最高的非老三张芸英莫属，就连“国舅爷”宋子文也对张家三小姐倾心不已。
张芸英（1904—1998），1904年生在中国，3岁随父母旅居法国巴黎，自幼学习钢琴，爱好文艺。小学毕业于IalcieJulesFerry，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迁到美国，1924年毕业于纽约Ho-raceMann中学，之后“海归”，重新在上海中西女中补习中文。在法国读小学、在美国读中学，高中毕业时还开了专门的钢琴演奏会，这样的履历已然非同凡响。她不仅是位钢琴艺术家，还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者。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而且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艺术家。 说到她的音乐才能，他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姗（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七岁，在这个年龄学会跳舞可以发展出自然的节奏感。有了这样的基础，稍后在高中，我选修了跳舞课，学到了更多。有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对别人介绍我说：‘他拥有自然的、惬意的、放松的舞姿，舞蹈使他变得优雅高贵。’他希望我成为领舞，但是我太矮了，不能和同年龄的高个子的美国女孩搭档。这是我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我终究没能当上领舞。但是指导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喜爱舞蹈。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舞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在高中的岁月真是风光无限。” 当时的张芸英可以说集“白、富、美”于一身，自然受到许多男士的热烈追求。旧社会，大家小姐的婚事多数是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但深受西风熏陶的张家小姐们，继承了父亲“革命”的基因，大多成了“造反派”。张静江与孙中山的相识是在一艘轮船上发生的，从而开启了民国奇人的传奇人生。说来也奇怪，张芸英的那次人生“偶遇”也是在轮船上发生的，从而改变了三小姐的人生轨迹。 她是1924年在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多识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富有诗意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就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可是张静江压根就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开明，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也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答应。就连当时的国民政府实力派人物宋子文（后来成为财政部部长、“国舅爷”），张静江都看不上呢，更遑论他人！ 据说，“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张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宋子文也正好来张静江家中，看到了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张家三小姐张芸英，钢琴又弹得这么好，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张静江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宋子文再次动情，面对张芸英的礼节性问候，竟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风华正茂的宋子文对“钢琴妹妹”一见钟情，很快展开了热情的追求。可能当时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宋子文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一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竟下令不许开船。
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张家小姐，貌似柔弱，却是有个性的人，绝不向“国舅”低头。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着意关注，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女婿，但女儿喜欢，他毫无办法，只能“乖乖地”掏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先后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敢和权倾一时的宋子文抢老婆，最终胜出成为“民国奇人”的女婿，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这样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到老丈人当省长的地方任职，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日战争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国民政府撤退，他当代理经理。日本人把电厂占领了，他们就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现在叫西湖公寓）。 这对艺术夫妻共生有2个儿子，分别叫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他先在歌剧院做音乐工作，1958年以后一直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98年离休前曾为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首长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20世纪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
坦然面对“没骨头的猪肉”难题
陈与张的婚姻经历了十余年的甜蜜，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裂痕，原因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交往过密，引发了婚姻危机。张芸英认为夫妻之间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于是与陈寿荫离婚。1947年，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他非常担忧母亲的精神状况，于是提议全家北上，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离开丈夫，带着儿子在异乡独自生活，这对旧社会的女性而言并非易事，何况张芸英又是千金小姐出身，过的从来就是豪门生活，自然会引发一大堆问题，发生不少有趣的“插曲”。
比如，初到北京，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
她就问摊主：“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摊主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你说是买“肉”，那的确买的就是“肉”，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因为国外和上海的宰猪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杀的。如果要买带骨头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条”等。而北京那时还是按中式宰猪法，菜场的售货员动辄把一条或半条整猪拎上来，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里是哪里的。所以张芸英想对卖肉的提意见，反倒让人家给堵回去了。 还有一次上裁缝铺做衣服，她看裁缝拿出一张纸样裁衣服，就说：“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这个纸样可能不合适我。”那裁缝铺的人说：“我们这张纸样传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适，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确比一般人瘦些，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吧。
诸如此类，张芸英都想不明白。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活就是如此现实而骨感，张芸英用她的果敢与刚毅度过了适应期。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张芸英的老家南浔尊德堂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
不走“宋庆龄的后门” 说起来也奇怪，张静江的几个女儿后来大多随父亲去了美国，唯独只有张芸英留在了大陆（大姐张蕊英1949年前就去世了）。据她的儿子陈平回忆：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张静江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张芸英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可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她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
由于父辈的关系，她与国家领导人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
20世纪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尽管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往来，可她从不愿利用这层关系走后门，只有一次例外。
据说，张芸英来北京后一直是租房子住，后来住在儿子家里。
可是后来儿子“下放”了，她一时间没了住处，这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很热心，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这不是很好吗？要是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
那也不行，我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后来，她真的是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芸英，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
征引书目：《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
《怀念母亲张芸英》，陈平，《南浔开发区报》，2000年9月28日。新加坡画坛先驱：张荔英
2015年，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携手亚洲新闻台拍摄纪录片《张荔英的世界》，作为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献礼片，并以此向这位“国宝”级女画家致敬！远隔重洋的南浔古镇亦感到与有荣焉，因为张荔英就是从南浔古镇走出去的女画家。
张荔英（1906—1993），南浔“四象”张氏后人，新加坡女画家。
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张荔英是民国风云人物张静江的千金，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夫人，中国第一代女性油画家，新加坡六大先驱画家之一……她一生的故事，几乎就是20世纪华人的缩影。
前半生“颠沛流离”的“奇女子”
1959年8月，张荔英受邀到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在新加坡美国俱乐部举办的日间社交聚会演讲。谈她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时，张荔英激动地告诉在场听众，自己的生命实由四件大事“塑造”，而且四次“都是战争”——由于孙中山与她的父亲张静江是至交朋友，发生在1911年的那场革命“大大改变了张家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巴黎习画，在孙夫人宋庆龄的介绍下结识正流亡巴黎的陈友仁（EugeneChen），1930年，24岁的张荔英在巴黎与55岁的陈友仁结婚，在民国史上留下“大叔配萝莉”的婚姻佳话；日军侵华时期，陈友仁在香港被拘押，继而软禁在上海，1944年因病辞世，那年张荔英才38岁；第四件则是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那场内战。“也是那场战争，把我带到你们的国家。”出生民国顶级豪门的民国名媛，前半生一直在游走旅居和动荡中度过，堪称传奇。陈友仁虽然声名显赫，张荔英嫁给他时，陈的政治生涯巅峰期已经过去，正过着异常艰苦、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陈友仁是强硬的反蒋斗士，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对象，险恶的政治形势迫使他流亡海外，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张荔英不以成败论英雄，在陈友仁最困难时，反而看到陈友仁不同凡响的品性，毅然放弃自己原来独身主义的打算，堪称“奇女子”。婚后，张荔英的生活自然不能像婚前那样安逸。还好两人感情甚笃，婚姻不失幸福美满。她婚后所有的创作均以夫姓CHEN签名。1934年，陈友仁与陈铭枢、李济深都遭到蒋介石的通缉，不得已只好再次逃亡海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被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这期间张荔英始终与丈夫站在一起，不离不弃，给了丈夫最大的安慰，还为丈夫画了很多肖像画。也以自画像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生命里的苦痛悲欢和风雅闲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友仁病逝于上海。之后，她又被软禁年，失去挚爱的丈夫、向往自由的张荔英，一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唯有画笔相伴，唯有画布可以诉衷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9岁的张荔英才被释放。此后，她以卖画为生，在上海、纽约、巴黎等旅居地都办过画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荔英离开中国大陆，随身携带一幅自己创作的《北平风景》，连同她的故国心影，只身漂泊到南洋。 其间，张荔英曾回南浔古镇尽孝。那是婚前，张荔英做了件对家族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护送母亲灵柩回南浔老家。当年张荔英母亲姚蕙在美国不幸去世后，父亲张静江非常悲痛，花巨资买下一口水品棺材，亲自安排将其灵柩运回南浔张家祠堂，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张荔英。张荔英一路上陪同母亲的灵柩漂洋过海，一直到在张家祠堂里安放停当为止。短暂停留南浔期间，张荔英在父亲名下的绿绕山庄流连忘返，那里的荷花池、竹林桑园是她入画的素材，张家花园——绿绕山庄的草地网球场上，留下了她和堂兄张乃凤打网球的倩影。 执教南洋美专，桃李满天下
人到中年的张荔英，历经战乱、软禁、生离死别及种种风波后，远赴重洋，后定居新加坡，开启了人生和艺术生涯的新篇章。那时的张荔英深刻领悟到，没有什么能比在平静的新加坡安身、靠绘画教学为生来得更叫人安心。当然，张荔英能成为新加坡“国宝级”女画家，离不开她对新加坡美术教育的贡献，更离不开其自身绘画技艺的不断创新和日臻精湛。确实，张荔英为开拓个人艺术天地和栽培后起之秀，付出了极大心血，她的奉献精神和非凡造诣，奠定了其杰出画家、美术教育者的地位。
1954年，应新加坡南洋美术科学校校长林学大之邀，张荔英任教南洋美专，直到退休。当她第一次踏足南洋美专，便对这座古朴的校园一见倾心，正如张英1957年所言：“被古树环绕着的老屋，空气十分流通……美专藏书的丰富更使我感到惊喜，这里的确是一个绘画的理想地方。”新加坡的艺术专家们曾谈到，张荔英老师生长在法国，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在南洋美专期间，张老师教学认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赖凤美同学便是受张荔英的影响赴法深造，并且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就读。赖凤美同学学习态度勤奋认真，颇受夏普兰·米笛教授的赏识，回国后在母校执教至今。夏普兰·米笛教授是张荔英的旧同学，1958年，他“做客”新马，特地拜访和参观美专，并与久别重逢的张荔英叙旧，一时传为佳话。张荔英在南洋美专执教的27年中，教授素描与油画，润泽新加坡无数的莘莘学子，用“桃李满天下”形容一点不为过。那时的张荔英会载着学生“走”在椰树婆娑的环岛路上，泊在河畔驳船码头，或是到海风习习的沙滩、郊外的甘榜浮脚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找寻入画的景点，很好地诠释了教学相长。
27年中，她每年带一个毕业班，每一个毕业班交到她手上，都会成为她所说的“我最偏爱的一个班”；年底骊歌响起，她会亲手为毕业生写一篇离别感言。后人可以从那些柔软的文字里，体会张荔英对即将离校学生的谆谆期盼和浓浓祝福，对学校的自豪和爱护；也有一名画家对艺术的解读，对潮流的诠释……如写给1967年毕业班同学的：“艺术家须经长久岁月的苦练才达到成熟的境界的。所以，他永恒的问题，是在自我发展中，怎样去求温饱，求生存。”留给1968年毕业生的：“我一方面祝诸君成功！一方面劝诸君小心翼翼，不要把车开得太快！”写给1973年毕业生的是：“尽量吸取一切芬芳，痛饮多种民族鲜花的甘露，并产生出你们自己的各别的蜜糖。”这样的“离别感言”，她一写便是20余载。
20世纪80年代任新加坡国家画廊研究员的康斯坦丝·薛尔思（前总统薛尔思之女）曾回忆张荔英1988年告诉她的一件少人提及的事：长期受肺病折磨的林学大校长曾一度提出，希望在美专教书的张荔英接手掌管这所学校。一向敬重林学大校长的张荔英惟感到在此事上“恕难从命”。当时她对林老校长说，请让她继续做教师，自己会尽力协助林老校长。张荔英从未后悔这个决定，安于“画家兼教师”这个角色，也一直实践着自己的承诺。1963年，林老校长病逝后，学校董事会有意让张荔英出任校长，但她为了创作没有接受，董事会才转而推荐林有权先生担任代校长；1970年，林有权先生出任正校长，张荔英担任他的英文秘书。后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几次遇到办学经费方面的困难，张荔英总是与校友一起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义卖，在关键时候为学校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林有权曾告诉记者，张荔英长期协助校方处理有关校务的英文文件，为学生写推荐信、争取海外奖学金，对南洋美专的发展贡献良多。对张荔英在美专的教书日子，研究员康斯坦丝也有评价：“张荔英长达27年的教师角色，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段时期目睹了新加坡一批最有潜质画家的成长，其中她有一份功劳。” 潜心创作，迎来艺术巅峰定居新加坡的张荔英潜心创作，自如地演绎着艺术家和教师两种身份，教学之余不断地开画展，被视为新加坡的先驱美术家，迎来了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当年她坚决不愿走“仕途”，只因她深知一旦职称改为“校长”，自己就不再是艺术家了。事实上，张荔英甚至不愿做全职教师，选择做“一周只教三天”的兼职老师，当然薪水只有别人的一半。对这种“有面包、无牛油”的日子，张荔英甘之如饴，因为这样她既能有时间创作画作，又能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而且能孜孜不倦地埋头创作。张荔英曾说，她喜欢根据自然作画，传统的中国绘画技法并不适合她……她喜欢在户外作画。当她决定要以某种大自然元素作画，便会在那实境中当场绘画。新加坡长夏无冬，风光旖旎秀美，海岸风平浪静，让喜欢户外采景、作画的张荔英沉浸在创作的天地中那时的人们常见一个风姿绰约的女画家，开着一辆粉红色小有，忍受着炽热阳光的煎熬，穿行于椰风海韵中，只为找寻一个可以入画的好景。找到了，泊好车子，选定一个作画地点，画上几张素描，作为日后创作油画的素材。那时，张荔英的小红车她作画的风姿亦是都市的一道风景。在新加坡期间，张荔英画风再次转型，早期作品受到写实主义和巴比松画派的影响，中期的作品已具有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特性。她在西画中融入中国绘画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并于20世纪50年代，将这种中西合璧的绘画技巧和思想带入新马。之后她又受到南洋热带气候和风土人情的影响，晚期作品除了具有中西绘画的精神外，还处处流露南洋的气候、地理和文化等特色。不盲从的张荔英，以其独特的美术天赋，深刻领悟西方美术技法与审美精髓，西为中用，开创出清雅宜人、华不艳的画风。
人们从张荔英的画面曲动玲珑的笔触和线条中，仿佛感受到画家灵活逸趣的性格。 张荔英一生所绘，包括人物画像、静物画与风景画。其作品拥有完美无瑕的笔法、暗淡柔和的色彩、一丝不苟的构图，以其精致和细腻而闻名。这可以从张荔英创作生涯巅峰的出色之作《莲花颂》中略窥一斑。此画作于2013年秋季被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卖，当时以600万港元起拍，760万港币落槌，成为至今拍卖史上最大尺幅的张荔英作品。张荔英利用西方技巧创作东方主题的《莲花颂》，是她在1962年作于自己花园的精品。整幅画充满强烈的时间记忆及临场感。画意和平恬静，避世隐逸。构图由大小形态不一的莲花组成，莲干朝着不同方向伸展，动态优雅。在画家指挥下，朵朵莲花宛如交响曲的高低音符，连同莲叶、莲蓬在和谐协调的大自然奏鸣曲中舞动着，恣意发挥各自的韵律魅力。莲花乃佛家安静之物，圣洁之花，象征格高洁，慈悲怜悯，蕴含般若之力量。所谓文如其人，画由心生，从此画作中可见，张荔英就是一位忠实于艺术、品格纯正、超逸脱俗、性格外柔内刚、学贯中西的传奇女了。 张荔英能在异国他乡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她忠诚的从艺态度。张荔英为了完成一风景油画，可以多次跋涉崎岖的路途，忍受炽热阳光的煎熬。那股顽强的劲，不得不叫人肃然起敬。还有她在新加坡定居时感受的“生活的平静满足、对小事物的欣悦之情，及安身立命的归属感”，让她没有后顾之忧，潜心作画。
康斯坦丝·薛尔思曾回忆过张荔英热爱生活、接地气的一面。
在新加坡，张荔英有三个名字：张荔英、陈乔琪、Chendana第三个是马来名字，少有人知。在当年南来的文化人中，张荔英属于喜学当地语言、了解本地文化的一群。能说法语、英语和华语的她，来到新加坡后很快掌握了马来话张荔英总跟朋友说，在新加坡最令人开心的，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对她来说，学马来语有趣极了。那时她们是晚上上课，的是成人教育局办的课程。康斯坦丝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道，乔琪能说流利的马来话，这让她交了很多马来族朋友，其中不少是画家。她对这一点相当自豪。正是这些马来艺术家朋友，有一天突然兴起，要为她取个马来名字。大家七嘴八舌，提出好多个马来词语，chendawan、chendana…张荔英这才发现，马来语中原来有很多以“chen”开头的词语，她最终选了“chendana”。“chendana是檀香木（sandalwood）的一种木头，张荔英最喜爱树林和大自然！除了有三个名字外，女画家还有个好玩的绰号，叫“BasketChen”（陈篮子）。原来，张荔英很喜欢篮子（草篮、竹篮、藤篮等不一而足）。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去逛市集，观察当地人盛放蔬果鲜花的篮子。张荔英认为篮子非常美，百画不厌，所以朋友们戏称她“BasketChen”。陈乔琪、Chendana、BasketChen这三个名字，正如她婚后所有的创作均以夫姓CHEN签名一样，饱含着张荔英对亡夫陈友仁的一往情深和无限眷念。也许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张荔英才能用手中的画笔画出那么多鲜活的油画作品。1982年，新加坡政府授予张荔英国家文化艺术奖章，以表彰这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杰出画家及美术教育家，为新加坡绘画艺术做出的巨大贡献。1985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属下的国家画廊，为张荔英举办“新加坡先驱画家：张荔英1985年回顾展”。这是张荔英一生中规模最为盛大的展览，一口气展出女画家172幅作品，连纪念册也被索取一空。据说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就收藏了她
三幅画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被新加坡政府视为文化瑰宝，典藏在国家美术馆内。还有一部分被拍卖，所得资金设立张荔英美术教育基金会，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地美术界还认为，她是第一个把法国印象派绘画艺术引进亚洲之人，因此受到广泛的尊敬。1988年，新加坡国家画廊还为张荔英做过一次口述历史访问，记录下她生命中的一个个重要片段，为后人研究张荔英提供珍贵的文献依据。现在新加坡美术馆有一间不小的展厅专门展示张荔英的作品，其中有她本人和陈友仁的肖像画和静物、花卉写生，还陈列了一小部分她的遗物，如她生前用的图章、她与陈友仁的生活照片、她举办画展的请柬和宣传资料等。
1993年，张荔英离别故国近半个世纪以后，在新加坡溘然长逝。
如今斯人已逝，却一如星光般闪耀。
征引书目：《传奇女子张荔英：从民国名媛到新加坡“国宝”级艺术家》，转载自《世界华人周刊》，2017年。
《本地先驱画家张荔英鲜为人知的马来缘》，章星虹，《联合早报》，2014年9月。
《民国第一豪门千金，流亡50年，却被新加坡视为“国宝”，命运多舛也压不垮她一身傲骨！》，《徽脸文化》，2017年12月。
《纪录张荔英从民国名媛到新加坡国宝》，《世界华人周刊》，
2017年11月。
《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玉笙金毫画遥空：庞左玉
2004年4月30日，一场名为“朝花夕拾——海上女画家作品回顾展”的书画专场在上海中国画院开幕，展出该院李秋君、陆小曼、陈小翠、周炼等8位已故女画师的45幅作品，还配了大幅照片和文字介绍，引来一片赞叹。这其中就有南浔庞家的才女庞左玉。
卓染尘表的大家闺秀庞左玉（1915—1969），名昭，又名庆昭，字左玉，别署瑶草庐主，以字行，著名海派女画家，农工民主党党员。
南浔庞氏乃湖州一带的望族，重珪叠组，累世簪缨。庞左玉的祖父庞天笙曾为南浔庞氏宗族的族长，当时在苏州为族侄庞莱臣、庞青城兄弟管理经营典当业，进入民国后担任苏州商会会长，是苏州商界的头面人物。幼年的庞左玉跟随祖父母在苏州生活，家境十分富足。
庞左玉的父亲叫庞奉之，母亲徐氏，夫妻俩育有两子两女，长女庞景瑛，长子庞其祝，次女庞左玉，次子庞其方，庞左玉排行老
三。北洋政府执政期间，庞奉之曾在北京交通银行任职，庞左玉便随父母移居北京，并入学堂读书。庞左玉自幼喜爱绘画，常在课余时临习画谱，由此打下了国画的基础。后北洋政府倒阁，其父其时已积资30万银元，所以告老还乡，携家眷南回，庞左玉则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攻读中国画。师从温州画家马孟容、郑曼青，专攻花卉，由学徐青藤、陈白阳入手，并得洪伯义及其堂伯父庞莱臣的指导，广临“虚斋”所藏古画，画艺突飞猛进。
1934年，庞左玉自上海艺专毕业。当年即加入中国第一个女子书画团体——国女子书画会。
中国女子书画会创立于
1934年4月29日，由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等人发起，会址在上海海宁路890号（后迁至中正北二路58号）。当时闻名海上的冯文风、李秋君、唐冠玉、吴青霞、陆小曼、陈小翠、余静芝、周炼霞、鲍亚晖、何香凝、江南蘋、宋若婴、陈思萱、查浣尘、樊诵芬等闺秀派画家都是该会会员，庞左玉是会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书画会无固定活动场所，恰好庞家在虹口东体育会路建有私宅一所，左玉喜交友，待人友善，所以书画会常借庞宅作活动场所。后来全国各地的女子书画家申请入会者络绎不绝，会员增至150余人，成为全国性的女子美术团体。 该会曾多次举办书画展览，还编辑出版了刊物，《中国女子书画会展览第三届特刊》上就曾刊登庞左玉的作品和小传，并评价云：“雅慕青藤白阳之高，笔意乃绝似之，其作品天资特超，故能奇趣横溢，卓然尘表，自是出群手笔。”
1942年，为纪念亡母，庞左玉在上海大新画厅开念萱义卖画展，当时的《申报》以“庞女士念萱国画义展志”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庞左玉女士为吴兴望族，家藏很丰富，绘画天才很聪明，年事又很轻，曾经从郑曼青研究过，青出于蓝，另辟蹊径。今次为纪念母太夫人逝世周年，体察太夫人的慈善心术起见，本着老老幼幼的推爱精神，救济失学青年而举办助学金国画义展，这种“孝思不匮，永锡尔类”的美德，值得人家钦佩。会场在大新画厅，日期为十月廿六日至十一月一日，作品有三百余件，会场中悬有庞老太太遗像，恺悌慈祥，容貌蔼然，四周围以鲜花，下面有义展筹备处的布白，说明念萱国画义展的宗旨，所得润资，悉数充作助学之用。庞女士的作品，真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之概，不论寸样丈幅，多能表演着充分的美感，用笔的苍劲，假定没有她秀丽的气色，使人疑非巾帼之手了。莫怪钱名山老先生要题“极生对此，背汗沾襟”了。很多作品上有名家的跋，如公愚、午昌、瘦铁、蔼农、粪翁、白蕉、雪泥等均有题咏。要说庞女士的作风，那不是一家一派可以拘束她的。秀逸近乎恽南田，清雅类乎华新罗，挺拔似乎陈白阳，天真几乎李复堂，工致谨严可追元之王若水、明之吕振庭；所以，庞女士的作品，在现代女画家中是不多见的。宜乎洛阳纸贵，争售一空了。之后，庞左玉又多次举办画展。1944年夏，于上海大观园（今南京西路原杂技场）举办个人扇面画展；1946年底，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个展；1947年2月，与徐晓萍赴台湾开联合画展；1948年5月，于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举办临摹画展。
可以说，至民国晚期，庞左玉已是名扬海上的著名闺秀派画家之一，被誉为画界女中翘楚，声名远播，其小传及肖像还被收入了1948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
除了绘画之外，她还喜欢演唱京剧，擅长唱程派青衣，曾登台演出。卓荦不凡的才女画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庞左玉先后加入新中国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开始了全新的艺术人生。1954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她成为该院首批专职画师之一。从此，在艺术创作的同时，又多了传道授业的职责。
其中有一项工作是国家指定的——教授在沪外国使节的夫人及外商驻沪代办的家眷中国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1966年5月先后计40余人，大都是欧籍人士，如英国、挪威、比利时等国。
庞左玉不仅教绘画，还不断把中国的风物人情、文化习俗逐一地介绍给洋学生们，使得这些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同时她也吸收了西方绘画的色彩理论，用于自己的国画中。她与那些洋学生的关系很是融洽，许多人回国后时常致信问候。
除教洋学生外，她也收中国学生，有上海也有外地的，有的是单位分派的任务，有的则是慕名而来，只要学生愿学她都教，不仅在技艺上毫无保留，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帮助，还常贴纸张笔墨。据其得意门生谷娜女士回忆：“左玉老师擅长花鸟，常常带着我们去写生，我还记得她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临她画的牡丹花……每次从老师处学画归来，我也被染得一身花香，一身墨香……左玉老师不仅是我的师长，还如同慈母般地关爱着我，关爱着她的每一位学生。她体谅我学画的经费来之不易，时不时地送些私藏多年的上好画纸、传家笔墨……”看来，她不仅是个优秀的画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
作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专业画师，她每年还要拿出力作参加各种画展。她曾根据民歌创作了一幅《桃花燕子图》，参加全国美展，并在国内许多城市巡回展出，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为了让纯美术作品与人民大众缩短距离，为轻工业生产服务，她多次尝试将国画艺术应用于日用产品的装潢美术。如她为搪瓷工艺品绘制的画稿，被用于搪瓷面盆及暖水瓶壳装潢，因其作品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产品投放市场后，深得消费者喜爱。
庞左玉个子娇小，皮肤算不上白，但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她的嘴唇上永远抹着猩红的唇膏，眉毛眼线描得一丝不苟，头发纹丝不乱，还烫成白光、周璇式的发型，绫罗绸缎在身，四季都是高高的立领旗袍，手上戴满红红绿绿的戒指，十个指甲染成玫瑰红的，这副妆扮，即使是在当时的上海滩也令人叫绝。 庞左玉的个性很强。据其堂弟庞其铭回忆，庞左玉在家族中只讲故乡南浔话，一口比苏州话略快、别具一格的南浔话，娓娓道来，煞是好听。由于在北京待过几年，又学得一口京片子，遇有外人，京腔京调，拉得满腔满调的，清脆悦耳。她的脾气之大，在家族中也是有名的。庞其铭先生还讲了一个细节：“一年，大堂姐（指庞景瑛）高安路宅邸花园里的月季、玫瑰盛开，众亲戚前去赏花，我一家去得尚早，花园一角，已见左玉姐支起画架，左手拿着一大把笔，目不斜视、专注地在画稿上一笔笔细描着，全然不顾我们的到来。我等孩童躲在一旁玩耍不敢造次，怕召来左玉姐的训斥，我们是知道她那大脾气的。玩中偷眼望去，左玉姐摇着头，从画板上撤下一张刚画了几笔的草稿，又重新画起来。约到响午，她才从画中回到现实中来，开始叫唤我们，画板上夹的是她满意的写生稿，她自己一一收起，足有一二十张；散在草地上的更多，是废弃的，由我们小孩子来收拾残局。画完画，是左玉姐最舒心的时候，她会把我们这些小孩一一叫到跟前，戏耍且作弄一番，常常为我们的窘迫和难堪而开心得大笑。在左玉姐新乐路宅邸，她的画室通常是不允许小孩入内的，遇到她高兴时，会扔出几张废弃的画稿和残留的颜料，让我们趴在客厅的红木八仙桌上涂鸦一气，这也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刻。” 可是，庞莱臣却十分喜欢这个爱好书画又颇有个性的堂门侄女，视之如女。因此，庞左玉常到庞莱臣的家中看画和临摹。当时，庞莱臣家中请名画家陆廉夫为其鉴定整理书画，后来陆介绍弟子樊少云来接班，自己回苏州去了。樊少云当时已是名重一时的画家，可他来了不久也即回去，又留下其子樊伯炎（1912—2001）为庞家整理书画。樊伯炎亦擅书画，但后来改习音乐，长于曲艺，是著名的琴师，他在庞家担任“门客”前后达20年之久。在庞家，由于庞左玉和樊伯炎接触较多，日子久了，便产生了恋情。1957年，经过十多年的爱情长跑，两人终成眷属，书画为媒，夫唱妇随，堪称“管赵之合”。
卓尔不群的“反动权威”
由于庞左玉从小身体羸弱，加上高龄产子落下不少毛病，后来又患上头晕病、上腭肿瘤、心脏病等疾病，所以不太上班。身体、工作、生活上的不如意，使得从小锦衣玉食又好胜心强的庞左玉常常闷闷不乐。据陈巨来回忆，庞左玉曾住在富民路东湖口的一幢洋楼中，常和楼上邻居吵架。因无法忍耐，就与画院的女画家陈小翠对调住房，而陈仅住了半年时间，就放煤气自杀了。此时，庞左玉被抄了家，父亲庞奉之的全部存款归了公家，庞莱臣子孙的家也被抄了，这诸多境遇，对她的心灵造成很大打击。
庞左有好谑人之习。据传，她爱给别人乱起绰号，高兴起来一把抱住你，“猪猡，瘪三”地乱叫一气，你还没听熟，下次说不定又会给你个新的雅号，当然是更难听些的。她给独子樊愉起的小名就叫“包裹”。此好在家庭内部显然无伤大雅，但她在单位也是如此，这就出问题了。她曾将画院比作“大观园”，将院中几个著名人物——比诸红楼中人：党支书某公，人至和善，喜人恭维之，她比之为史太君；人事室主任某某，素得支书信任，故比之为鸳鸯；当时唐云最红，捧之者众，比之为宝玉；沈迈士，道貌岸然，比之为贾政；王个簃面孔好人样子，比之为薛姨妈；贺天健动辄骂人，比之为焦大；资料室主任，常熟瞿氏，最擅马屁功夫，最得史太君欢心，发言时，为任何人所难及，故比之为王熙凤；陈小翠性格孤洁，不喜与人多交际，比之为妙玉……弄得许多人都对她有意见，在画院自然成了孤家寡人，不过，却和才女陆小曼相处不错。
“文化大革命”开始，她的这一坏习惯仍旧不改，竟然戏谑起“最高夫人”，大字报一起哄，她就遭殃了。庞早年与赵丹、黄宗英、白杨、蓝萍（江青早年的艺名）等名伶甚熟，常与人讲起当年蓝萍演《娜拉出走》之事，丝毫不顾忌蓝某已当了旗手，言谈中更无趋附权贵之意。当时，普通人说这事也要被扇耳光的，更何况庞左玉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其状之惨，可想而知。庞左玉一生傲气，容不得别人对她大声说话，哪堪承受别人的训斥和凌辱?自1967年被揪靠边至1969年10月，她每日起早去画院劳动，接受审查、批斗，常常到晚上才能回家。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对于一个好胜但又体弱多病的中年女子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而沉重。
1969年10月20日，庞左玉照例去画院劳动，下午4时许被叫去谈话。专案组人员对其实行轮番轰炸，逼她承认恶毒污蔑过伟大领袖，逼她承认隐瞒画师陈巨来有污蔑伟大领袖的言论。庞左玉坚决拒绝，认为“必须对革命、对他人、对自己负责，没有的事不能胡乱应承”。专案组对其动武，她提出“要‘文斗’，不能采取‘逼、供、信’”，并与他们进行辩论。专案组声称其气焰嚣张，必须“从严处理”，直至晚9点多才放她回家。
肉体的折磨仅是对人机体的摧残，而人格的污辱对于一个正直、极具自尊、有个性的艺术家而言，将意味着毁灭。戴着“现行反革命”高帽的庞左玉纵身一跃，从当年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六楼跳下，以死抗争，顿时香消玉殒，年仅55岁。
当时亲友人人自危，多被关押，竟无人收尸，伤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冤情才得以平反昭雪。
她的画院同、著名女画家周炼霞所作“玉笙落遥空，剩笔余花豆溅泪；春风为昭雪，重泉出口可安眠”，正是其身世之写照。有人认为庞左玉的死是祸从口出，但为什么她与其他人合不来，唯与陆小曼要好呢？究其原因，大概她们都是才女，均有强烈个性的缘故吧！庞左玉的确是有才华的。她的绘画吸取了恽寿平、华嵒的设色与写生技法，笔致秀雅，笔法工整，色泽妍丽，一度为搪瓷工艺品绘制画稿，颇受群众喜爱；暇时兼及诗书，亦喜国剧，曾习程玉霜派青衣剧艺以自娱。
作品有《迎春图》《姐妹花卉红半天》《牵牛花》《夹竹桃》《荷花翠鸟》《红梅赞》《扁豆》《牡丹轴》《丝瓜草虫图》《群芳竞艳》《山花烂漫》《紫藤鸳鸯》《樱花鸭泳》《蝶恋花》《美人蕉图轴》《鱼乐图》等。她的画虽然都是些花鸟鱼虫，但充满生机而赏心悦目，浓花淡草，彩蝶斜燕，细毫之间，描绘得淋漓尽致；菜叶湛碧，莱菔红绀，相映之下，益饶有情趣。看庞左玉的画，从感觉上有些接近陈小翠，相当有傲气，却比陈小翠爱表现才情，秀雅别致，与谢月眉的字画中体现出的低调淡静完全不同。
好个卓尔不群的庞左玉！ 征引书目：《南浔庞家》，陆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海上闺秀》，包铭新，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年。
《申报》，1942年。
《忆二堂姐左玉》，庞其铭，载《中外房地产导报》，2006年4月。
《记陈小翠和庞左玉》，陈巨来，载《万象》第三卷第7期。著名美食营养学家：李瑞芬进入新时代的国人，注重吃得健康、合理，一些养生顺口溜如“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一条腿的；吃一条腿的和没有腿的最重要”“小米粥，红糖水，活血败火清污水，滋润宝宝百日白”“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耳熟能详。殊不知，这些朗朗上口的养生“秘诀”都语出著名美食营养学家李瑞芬教授。著作等身、光环耀眼的李瑞芬，与南浔古镇渊源颇深，她是南浔“七十二黄金狗”之首的谢子楠后裔谢曜的夫人。名门闺秀的浪漫姻缘
李瑞芬（1920—2014），主任医师，专业技术四级。1920年6月20日生于上海，1940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家政系攻读食品营养专业。后历任华北军区总医院营养师、主任营养师、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务部营养科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次获得各类嘉奖和表彰，被誉为“临床营养泰斗”。 李瑞芬是家中长女，不到10岁时，心灵手巧的她就跟着太婆学做各种菜肴，那是她营养生涯的最早启蒙。被称为“一品夫人”的赵太婆，出身官宦之家。外曾祖父赵丽生是晚清的一品官，可惜英年早逝。被外曾祖母带大的李瑞芬，备受外曾祖母宠爱和影响。有文化有涵养、真知灼见的赵太婆教育儿孙们要勤俭刻苦，人穷志不能短。这位“一品夫人”善用格言教育子孙后代，如：“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虽愚必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些格言让李瑞芬终身受李瑞芬的丈夫、国际问题研究员谢曜
谢曜与李瑞芬益。加上从小父母就给李瑞芬兄妹请国文、英语家庭教师，《古文观止》和英文格言同时伴随其成长，深受中西合璧的文化熏陶。高中时她“学习好、长得好、性格好”，成了闻名校园的姑娘。这个花样美丽、出水芙蓉般的少女，自然引来了不少媒人登门拜访。其中有父亲的一位祝姓朋友，他在上海开钱庄。其子30余岁，新近丧偶，想娶李瑞芬做填房。李瑞芬的父母许是看上祝老板的钱财，竟一口应允，却担心李瑞芬不乐意，一直瞒着她。直到有一天，他们带着李瑞芬参加祝老板的晚宴，李瑞芬才知晓父母的打算。 祝老板出手阔绰，摆了三桌多是山珍海味的酒席，还邀请双方重要的亲戚来赴宴，李瑞芬也被安排和祝老板的儿子坐在一起。年轻美丽的李瑞芬一看对方又矮又俗气，根本相不中他。那时的李瑞芬一心想上大学，根本不愿结婚，心怀大志的她不甘心居家过日子，这样俗气的小开怎能入其法眼。所以执意不肯嫁给祝老板之子，无奈之下只能抗婚。父母只得强行把她关在屋里，不让她上学，更不让她考大学，李瑞芬只好采取绝食的办法抵抗父母的包办婚姻。 过了几天，平时与李瑞芬最要好的几个女同学来家中找她，家中不许见面。被关在二楼的李瑞芬，听到同学声音，偷偷将窗户打开，用手指对准嘴唇，并招手示意。过了一会儿，李瑞芬扔下纸条，将实情告诉她们，同时说自己很饿，让她们搞些食物来。过了两小时，送来一篮子美味佳肴，李瑞芬放下一根长长的绳子，将食物吊了上来，大吃一顿后，又将篮子放下去，同时夹了一张纸条，兰心蕙质的她要一位和她相貌相似的曹小姐代她考大学。当时大学考试已接近尾声，只有上海震旦大学家政系还在招生。曹小姐平时学习出众，考大学如囊中取物。爱女心切的李瑞芬父母最终“拗”不过女儿，也怕饿坏了宝贝女儿，不得已做出让步，解除这门亲事，李瑞芬取胜，从此结束她的中学生活，开始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李瑞芬90岁回忆此时，感慨万千，假如那时屈从父母的包办婚姻，她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灰暗，虽然不会像堂姐李瑞芳那样悲惨，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辉煌，因为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青年，能否上大学是至关重要的，她的前程会有云泥之别。大三时的李瑞芬成了校园活跃分子和校花，追求者不少。爱跳交际舞又爱运动的她，最后偏偏选择了只喜欢读书、听音乐、吃美食的谢曜，一位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才子。记者曾直接向她询问“为什么选择长得不帅的谢老”，李瑞芬坦言“他有学问，音乐、诗歌、英文、天文、政治无所不通，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我只能算是专业技术人员”。话语中，即饱含对丈夫的无限敬重和仰视，也显示出李瑞芬对颜值的淡然，对才华的推崇。
营养大师的进阶之路
李瑞芬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家政系一年后，怀着“搞临床营养就有可能去医院工作，穿着白大褂去救死扶伤该多好啊”的想法，自作主张转到学校新开的临床营养专业。学营养离不开化学基础，化学功底扎实的她一起步就比别人多了些“先天”优势。1944年，李瑞芬大学毕业，实习一年后，伶俐能干的她拿到了在法国注册的营养师资格证书，在上海广慈医院正式做临床营养师。初涉社会的她很快看到了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我常常走进又潮又湿的地下室大病房，那里躺着骨折的老人、营养不良的幼儿、化着脓的烧伤病人、敞着伤口不愈合的外科患者……我知道他们是多么需要营养，而当时‘营养’这两个字是属于那些特等病房和头等病房的，三等病房的病人只能买些特、头等病房剩下的饭菜……” 揣着响当当的营养师资格证书却无力救助穷苦可怜的同胞，天性善良又倔强的李瑞芬像当年逃婚一样，毅然离开她曾经神往的医院。她走向社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教授营养烹饪，在上海科学公司做成本会计……194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华东民主妇联主席章蕴大姐，在章大姐的介绍下，加入上海民主妇联食品生产组当老师。在那里，她讲营养、教烹饪，团结广大妇女，为迎接解放积极开展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曜先生调至外交部工作，3年后，李瑞芬也随谢曜由上海迁居北京。那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听说华北军区陆军总医院要招聘科班出身的营养师为受伤士兵调配饮食，李瑞芬欣然应聘。从此，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沃土上开始“食医”生涯。
李瑞芬到华北军区陆军总医院工作后，一面针对每个伤病员情况制定具体的营养支持方案，一面组建营养室，指导厨师学习营养配餐，拟定营养工作制度。当时营养科只有两名护士，李瑞芬从建章立制开始，前后给营养人员和炊事员办了8期培训班。当她兴冲冲走进病房去了解伤员的健康状况时，那些因身心痛苦而变得脾气暴躁的伤员，常常无端发火将她赶出病房。李瑞芬只好含着眼泪委屈地站在门外，时不时擦擦眼睛从门缝里继续观察伤员，待他们情绪稳定时再鼓起勇气走进去。回到家，谢曜鼓励她勇敢面对，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多体谅他们因病导致心情烦躁，多想些好办法，帮助他们早日康复，学会关爱病人……于是，李瑞芬动脑筋消除伤员对她的排斥，她为伤员们做不同口味的饭菜，让他们补充营养……这样一来，伤员们慢慢接受了李瑞芬的“食疗”。李瑞芬后来对记者说，当时她一点都不在乎伤员对她的态度，她深深理解和同情他们的伤痛，当时她只有一个念头：伤员们风华正茂，虽五官、身体残缺受伤，胃肠却十分健全，自己一定要接近每一个伤员，了解他们的体质，为他们配制各自所需的鼻饲食疗配方。一张张鼻饲方最终化成年轻战士体内的活力，战士们向李瑞芬主任感激地行军礼后，又雄赳赳重返前线。鼻饲方里浓缩的食疗经验也为日后外科消化道切除及早补充营养、恢复体力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若干年后的采访中，李瑞芬教授拿出一根保存完好的鼻饲管给记者看，说道，当时其他医院的鼻饲管都是用导尿管做的，质地较硬，患者会感觉不舒服，她就想出用柔软的硅胶管来代替导尿管，并在顶端设计5个小出口，让营养物质能均匀地进入患者小肠……那时有个伤员，很瘦弱，一米七几的个头，只有八九十斤重，再加上身负重伤，体力极差。李瑞芬就把厨房里熬粥的粥油（熬粥时浮在表面的一层薄皮儿样滑滑的黏稠物）给他吃，每次吃200多毫升，三个多月后，他的体重明显增加了很多，气色也变得好了很多。李瑞芬风趣地将粥油称作“百日肥”。经过十多年努力，军区总医院营养专业委员会、军区各医院营养专业委员会、北京军区营养专业委员会陆续组建成立。在20世纪后50年，军区总医院和北京军区的营养工作，在全军一直居于前列。1953年供职于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营养科主任李瑞芬功不可没。
1984年国庆大阅兵前，李瑞芬接到任务：受阅战士训练任务重，伙食标准有限，体力跟不上，李瑞芬及其团队必须保证他们顺利通过天安门。李瑞芬及其团队在调研基础上，通过营养配膳培训、运用膳食平衡安排战士训练生活等手段，出色完成了这一高难度任务。
当3000名战士踏着雄壮有力的步伐，精神饱满地正步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成为世界瞩目的时刻，激动的泪水模糊了阅兵营养总顾问李瑞芬的双眼。
营养女神的“美丽秘笈” 优雅美丽的李瑞芬算是美食营养界女神级别的大师。与美食营养学结缘的60多年来，李瑞芬一直保持50千克的体重，皮肤光泽细腻，目光炯炯有神，面庞秀丽温婉。85岁时游览湖南张家界，一条7.5千米的金鞭溪她轻松地步行走完全程，令同行的“夕阳红”旅游团五六十岁的旅友们惊叹不已。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她到住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社区担任志愿者。她年过九旬，脸上没有老年斑，身上没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现代富贵病”，人们称赞她是健康饮食的“活广告”。常有人问她：您身体保养得这么好、这么漂亮，有什么灵丹妙药？有什么诀窍？她总是笑笑说，哪里有什么灵丹妙药，不过就将“一平二杂三活动”长期坚持下来。她还笑着解释说：“平”，就是平衡膳食，注意主食与副食、酸性与碱性、荤与素、粗与细、冷与热、干与稀、动与静等“十大平衡”。“杂”，就是杂食，不偏食、不挑食，每天吃的食物种类在25种以上；“杂”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搭配着吃，做米饭时放点豆子，吃海参时配上小米粥，就能做到营养素互补。“活动”，就是每天适当运动，不让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脂肪在体内存下来。概括起来就是：“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营养你的心，苗条你的身。” 除了注重食疗外，乐天知命、豁达通透的心态也让她美丽优雅了一辈子。“文化大革命”中营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营养科被取消。许多医院的营养师被调到食堂，或卖饭票或干杂活儿。
资产阶级大小姐出身的李瑞芬因为“把资产阶级的糟粕当成精华用在病人的身上，制定食谱，同时提出营养配合治疗的观点”被打成反革命，勒令脱下军装到农村干校劳动改造。改造那些年，她放过牛，喂过猪，养过鸡，掏过粪坑。 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她也不改营养师本色，用自己的专业素养降低苦难对她的伤害。她下地干活时口袋里总带个火柴盒，看见小虫子就装进去，回来喂给干校养的鸡，为它们补充优质蛋白。夏天，她又给鸡窝盖上大片叶子，避免阳光直射到鸡身上，同时，注意让鸡按时喝水。结果她养的鸡都下双黄蛋。这可惹怒了造反派，他们让她站在太阳底下曝晒，罪名是“用资产阶级的营养观，养了无产阶级的鸡”。时隔多年，李瑞芬用宽厚包容的心态笑看那段劳改生活：“它把我从大城市的实验室中一把拽到严峻的现实里，我忘不了在晋北农村看到的那些情景：孕妇没奶，婴儿天折，中年人未老先衰，青壮年面黄肌瘦，劳动归来喝着多年腌渍的酸菜水解渴……”当她走村串户告诉贫困的农民兄弟如何把高粱米面和玉米面掺着菜叶吃，如何将喝的和用的水分开时，她真切地感受到中国营养师步履的沉重。她还利用厨房下脚料救活了不少人。在李瑞芬教授看来，物质条件再匮乏，只要有心，也能从中“抠”出营养来。危重病人急需补充蛋白质，但当时市场的鸡、鸭、鱼、肉供不应求，国外进口的氨基酸物稀价贵。于是，聪慧的李瑞芬盯上了厨房下脚料，什么豆腐渣、鱼子、鸡内金、点心渣……她把它们收集起来烘干消毒，磨碎过箩，制成蛋白粉，给重病人用。正是靠着这份平和心态和特殊经历，后来她与地方专家和生化制药厂合作，利用高蛋白食物的副产品（如猪血纤维、豆渣、玉米渣、蚕蛹）用酶发酵，制成各种类型不需要消化就可以吸收的复方要素膳，经对300个病例应用，有效率达到88％，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这个科研项目在1990年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南浔媳妇始终牵挂着南浔谢家祖坟的修缮事宜，生前留下遗嘱，委托儿子谢文纬将自己省吃俭用留下的近百万元积蓄，用于建立李瑞芬营养发展基金，并修缮远在千里之外的夫家祖坟——谢子楠墓地。2015年12月，位于南浔南郊迎春村的谢子楠墓修缮工程完工。谢家的祖先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也会为有这样孝顺出色的孙媳而骄傲不已！ 征引书目：《我的母亲李瑞芬》，谢文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06月。
《李端芬：一生在教别人吃饭》，人民网，《健康时报》，2005年04月。
《吃出健康长寿和风度——访88岁的营养师李瑞芬》，《健康忠告》，2008年第9期。
《土豆的5大营养吃法但不可当零食》，《美食天下》，2017年02月。华裔女性职业经理人神话缔造者：杨雪兰
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一位在商界如鱼得水、傲视群雄的奇女子；功成名就后又在“外交”界谈笑风生，为中美友好往来殚精竭虑。
这位非同凡响的女子就是祖籍南浔菱湖镇的杨雪兰女士。杨雪兰的经历堪称传奇，可以为今天年轻人的奋斗提供不少有益借鉴。
不断超越自我的商界传奇杨雪兰（1935—），女，美国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杨雪兰有着不平凡的家世，父亲是中国抗日战争时牺牲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爱国外交家杨光泩。她的曾祖是菱湖有名的丝商，1880年左右曾在上海开杨万丰丝行，也是发迹于丝业的大族。母亲严幼韵的祖父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1937年，刚满两岁的杨雪兰离开了她的出生地上海，跟随职业外交官的父亲，辗转生活在英国和法国。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其父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后遭日军杀害。她10岁时随母亲到美国，24岁获得第一份稳定工作，50岁时成为全美杰出的职业经理人，53岁担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在男性领地的汽车界成为罕见的先例。 大学时的杨雪兰就读于著名的威斯利女子学院经济系，住在一个30多人的大宿舍里。该学院的学生大多是本校升上来的“学霸”，竞争异常激烈，可是考试后，很多人都为一辈子没拿过那么低的分数伤心流泪。杨雪兰却很幸运高分入院，后来她还加入学生会，担任学生会主席，毕业后拿到纽约大学硕士学位。身为名校毕业生的杨雪兰和当时的美国女性一样，遭遇就业歧视：女性除了当秘书和文员，没有更多的出路。她不断地向大公司介绍自己，寄出去的求职信有一百多封。不过，有面试就是无人录用。因此大学毕业后的杨雪兰，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是帮人买咖啡和剪报纸，连一个办公桌也没有，每天要翻阅大量的报纸，兼带帮其他同事买咖啡和点心。杨雪兰后来回忆，做了三个月，老板回来了，杨雪兰和老板说自己培训好了。老板却说：“对不起，现在没有钱，你放掉好了。”初入职场就受挫的杨雪兰不再骄傲了，去找姐姐的朋友，问：本来你要给我的希望还在吗？对方说，还在，我就是想请你进来，专门培训你做市场调查。所以，杨雪兰初进公司就去做市场调查。尽管她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市场调查，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当时杨雪兰的脑子很保守，认为做两年就可以结婚，不用太在意，反正也和自己做外交官的梦想无关。那时的杨雪兰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迷茫，因为她不想赚很多钱，觉得做商业没有什么意思，有违自己入职的初衷。然而生活不仅是诗意，还有眼前的苟且，先活在当下，做好手头的工作，等待时机，也许就能等到梦想成真的一天。所以，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乐观、自信、坚强的杨雪兰渐渐适应新工作，并做得风生水起。
1959年，在姐姐的帮助下，杨雪兰进入美国著名的格雷广告公司，拉开缔造商业传奇的幕布。她在格雷广告公司整整工作了30年，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大量市场调研，科学分析商品滞销的原因，然后重新给产品包装定位，帮助客户成功地把商品销售出去。这30年里，她熟悉了各行各业的市场情况，练就了高度灵敏的市场感觉。
多年的商场摸爬滚打让她坚信：不管什么行业，什么企业，要想成功，就必须了解市场，尊重市场，按市场的规律办事。任何一个企业，哪怕规模再大，实力再强，只要自高自大，我行我素，不理市场，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无一例外。
20世纪70年代，杨雪兰成功地为几个大公司策划和实施营销案例，声名鹊起，并靠能力突破性别和种族的藩篱，成为格雷广告公司执行副总裁。1983年，升任总裁。其中为福特公司策划的营销案例堪称经典。20世纪70年代初，福特公司生产了一款名叫Pinto的微型轿车，售价不到3000美元，福特对其市场定位是“大人的玩具”。尽管花费了不少广告宣传费用，市场反应却很冷淡。无奈之下，福特公司向杨雪兰就职的广告公司“求救”。经过调查，杨雪兰发现问题既不在汽车本身上，也非价格因素，而是在市场定位，人们根本不愿意花费3000美元去买“大人的玩具”。人们想买的是价格便宜、质上乘、安全可靠的汽车。于是，福特公司为Pinto重新宣传，根据杨雪兰的建议重新定位，将其描绘成既有很高技术含量，又有福特T型车优点的微型小车。找准定位后，市场销售一路走高，累计销售100多万辆pinto车。
1983年直到198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和销售陷入低谷，为改善营销策略，当时通用汽车负责行销的副总裁请资深市场专家杨雪兰为其“把脉”。作为一名亚裔女性，杨雪兰的出现，在一向保守排外的通用引起不小的震动。临危受命的杨雪兰很清楚通用的症结。1982年，杨雪兰正巧和通用的一位副总裁同在某百货公司担任董事，两人常有交集，多次交谈使杨雪兰明白了通用问题所在：自高自大，无视市场，在他们眼里，顾客根本不懂汽车，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什么叫汽车，怎样去生产汽车。基于这种认识，通用没有统一的市场调研机构，各部门各行其是，各个分厂甚至将同一集团内的其他分厂视为竞争对手，却对真正的对手日本汽车商的攻势毫无知觉。于是她在演讲中直陈通用“病症”，引起高层注意。通用不仅将各部门领导关在一起直到统一认识为止，还耗时6年邀杨雪兰加盟。自1989年至
1999年底，杨雪兰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是通用历史上3位女性副总裁之一。1993年，通用汽车开始计划进军中国大陆，虽然很多人对这个计划持怀疑态度，杨雪兰却坚持看好中国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她以出色的谈判手段和沟通能力得了机会。1995年，通用汽车打败同时洽谈的欧美、日本汽车大厂，拿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公司的标案。杨雪兰在建厂完成后，成为通用汽车中国区总裁。她还领导和参与通用汽车在中国投资20亿美元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别克”轿车和沈阳的“金杯雪佛来”卡车项目。由她全力促成的上海通用创造出当年开工当年盈利6.1亿元的车坛奇迹和近2万辆汽车的销售业绩，在通用集团引起极大震动，使公司将上海通用列为全球一号战略项目。
杨雪兰在家乡缔造了华裔女性职业经理人的神话。 杨雪兰叱咤美国商界的秘诀有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她具有超强的沟通协调能力。杨雪兰在2006年5月《华人世界》节中谈到，一个人要成功，必须具备“3C”：Capability（能力）、Character（性格）、Comfort（舒适）。其中“舒适”是要会与人沟通，合作时让人感到舒适。做事要怀着平和的心态，接纳别人、体谅别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要为他人着想，不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第一位。
“舒适”正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凭借这种“舒适”，杨雪兰在通用公司的任何一次发言都未受到过任何质疑。人生几十年，杨雪兰凭着智慧和勤奋，走上了男人们的世袭领地，这不能不令人钦佩。
中美友好往来的文化使者
虽然杨雪兰在商界如鱼得水，却始终割舍不下外交家的梦想。
聪慧的她深谙迂回战术，采用做民间文化桥梁的方式圆梦。当自己有能力有机会时，杨雪兰开启了文化上的“外交”行动，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1990年，一些美国记者采访马友友、贝聿铭，充满了对中国的无知和对华裔的偏见，令马友友他们深感悲哀。同时痛下决心，要像爱尔兰人、犹太人一样，组建中国人自己的组织。他们一直认为：一个华人的声音或许不够响亮，但一百个在美华人精英可以发出很响亮的声音。于是，为让美国人更多了解中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杨雪兰与贝聿铭、马友友等一批有丰富知识和经验，并在各自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美籍华人创办了美籍华人组织“百人委员会”。该会宗旨之一是协调中美关系，促进中美交流，积极参与美国华裔各个领域中的活动。2000年退休后，杨雪兰专心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工作，实现自己沟通中西文化的理想，发起成立“百人会”文化协会，并担任总裁，希望在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引进和推动艺术以及教育领域中的新观念、新合作方面架起沟通的桥梁。杨雪兰通过百人会为中美关系做了不少工作，因为她觉得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她清醒地意识到中美关系涉及面广，政治方面是短期中美关系的一点，但是从长远上看，重点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文化交流是影响人和人关系最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他人想法，教育也是一个方法，可以加强人的各方面认识，最后就会影响中美关系。杨雪兰和百人会一直践行这些理念，在中美两国交往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上海世博会上特别轰动的百姓墙就是一例。2008年，正值布什卸任、奥巴马接任，美国政府对世博会不在意，因为国家不能出钱做展览，一定要私人出资。
对故土一往情深，至今能说一口流利上海话的杨雪兰很着急，尤其那时她住在中国，说一定要参与上海世博会。2008年的百人会会议上，她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参与其中，可惜政府里没有人。还好峰回路转，华裔骆家辉刚刚就任商业部长，杨雪兰立马打电话给骆家辉，请他务必重视此事，说如果美国不参与，将会很遗憾；虽然还只是2008年，但是不准备，2010年就做不到了。后来，还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写信。恰巧希拉里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一月份去时，中国政府也跟她讲到此事，她回来后就很重视。有了政府支持后，就积极找钱，百人会成为美国馆的战略合作伙伴和首席赞助商。在出资支持美国馆的同时，百人会还策划了美国馆“百姓墙：美国华裔——同一家人”的展览，筹划召集美国华人共襄世博盛举。百人会常务理事、世博会项目主席杨雪兰和她的伙伴们设想，通过照片墙的形式展现不同阶层美国华裔的形象，同时展示华裔在美国各领域所做的贡献，“只要具有华人血统，无论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或留学生，都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这样能让美国华裔都动起来，共贺上海世博会。
很快，很多华人利用网络提供照片，奥美广告公司协助，最后选了一万张照片，全美各地华人都有照片上榜。 于是上海世博会美国馆最后一个展区的“百姓墙”上，10400多张不同年龄、职业和出生地的美国华裔照片呈现在大屏幕上，形成一条串联美国华裔和中国参观者的情感纽带。那年，希拉里在“百姓墙”前驻足了六七分钟，并向百人会创办人之一、常务理事杨雪兰表示感谢：“这面墙很有意思，我很感动，感谢百人会对美国馆的支持及所做的事情。在美国馆，我们还赞颂所有美国华裔的人生与贡献，有些人的姓名可能从来也不会见诸报端。数以千计的美国华裔送来了照片和纪念物，记载华人在美国的经历——父母与子女、老师和学生、小企业主及勤奋的专业人员——成为美国生活绚丽壮观的真实写照。”不少参观的观众都对美国馆的百姓墙印象相当深刻，觉得拉近了距离，感觉很亲切。 致力文化外交，情系桑梓
杨雪兰在文化上的“外交”行动，最鲜为人知、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她一手策划并促成香港回归祖国盛典上马友友与谭盾等大师的合作。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英两国都在这个特殊日子推出精美节目。1996年初，英国方面邀请大提琴家马友友在回归那天演出。
杨雪兰知晓后提醒马友友：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作为一个华人应该与中国合作。
表演什么呢？他们想到了编钟——中华悠久文化的象征。杨雪兰给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谭盾打电话，商讨写一首编钟乐曲庆祝香港回归。不久后，杨雪兰赶飞香港，约见老朋友、香港特首候选人，当时还是航运集团董事长的董建华。她提出艺术设想，董建华相当支持并约来相关负责人范徐丽泰等人一起确定演出方案。 在杨雪兰等人的安排下，用于演出的5吨重的编钟复制品于回归前抵达香港。正当艺术家们紧张筹备时，平地起波澜，英国方面不允许艺术家在属于其管辖时间内，将中国乐器摆上舞台。需要两天才能搭好的编钟，在两国交接程序结束后的短暂时间内摆放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好，经过紧急磋商，中英达成协议：专门砌一堵墙，将编钟封存在舞台上，1997年7月1日凌，香港回归时打破墙壁，编钟才可以示人。演出矛盾解决了，但香港300名儿童组成的合唱团和马友友却不能正常排练，因为编钟被封起来了。杨雪兰紧急调度，又一套编钟抵达香港，排练才得以正常进行。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回归演出大幕拉开，一排5吨重的编钟出现，舞台上阵容强大：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在谭盾指挥下倾情合作，马友友深情拉响大提琴，开始与中国编钟的“对话”。杨雪兰至今仍感慨地说：“这首交响曲的演奏历史我会永远铭记。” “外交官”杨雪兰一次次成功策划，让国际顶级的艺术家一次次把他们的智慧带到中国来。这长长的艺术家名单里有：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家帕尔曼、著名指挥大师约翰·内尔森、歌唱家蕾妮·弗莱明……“外交官”当然也会为国内的有志人士“走出去”创造一切条件，杨雪兰就为不少青年艺术家出国交流做了大量工作。这些艺术家里有：舞蹈家黄豆豆、谭元元，歌唱家廖昌永……她将廖昌永引荐给“世界四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促成其与多明戈签订演出协议；她专门请美国布格里斯Buglisi剧团的两位编导到上海，给上海歌舞团和黄豆豆编舞。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背后，都活跃着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杨雪兰的身影。为此，2013年第二届《中华之光》颁奖典礼上，杨雪兰成为11位“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获奖人之一。 百忙之中的杨雪兰不忘故里，曾不止一次回菱湖老家。2002年4月20日，带着母亲的嘱托，杨蕾孟、杨雪兰姐妹出席“菱湖各界纪念杨光泩烈士殉难60周年座谈会”，并应邀回家乡参观祖居。回到南浔菱湖，纪念会上，杨雪兰接过当地政府颁发给她的菱湖镇顾问证书。活动之余，杨雪兰凝重而深情地步入羊棚弯角小弄堂的杨氏祖宅，缅怀父亲，找寻父亲和祖的足迹。2010年8月23日，杨蕾孟、杨雪兰姐妹从美国前来菱湖参加“纪念抗日外交官杨光泩烈士诞辰110周年暨纪念像落成典礼”。姐妹俩的挽联：“先父为国捐躯后辈继往开来”，寄托了她们的无限哀思！ 征引书目：《翻开家书（生命之光）——杨蕾孟、杨雪兰看湖州市菱湖老宅》，杨格，《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7月26日第七版。
《百年严幼韵：优雅走过沧桑》，叶辉，侨时代杂志，2014年7月18日。
《通用汽车公司原副总裁杨雪兰：男人王国的女总裁》，《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
《一个中国女人的美国事业杨雪兰与“百人会”》，中国网，2008年3月19日。
2017年各大卫视热播电视剧《大唐荣耀》中，唐代宗李俶（李豫）和沈珍珠虐恋情深，让沈珍珠这个历史人物重回观众的视野，30年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珍珠传奇》也以她为主人公。沈珍珠后来离奇失踪即成了千古谜案，也成了后人探究的热点之一。那么，历史上的沈珍珠真实际遇如何呢？
幸福美满的前半生
沈珍珠，生卒年不详，唐朝吴兴人（今南浔区人，一说为东迁人，一说为竹墩人）。 沈珍珠所在的沈氏家族虽然比不上当时的王谢等一流士族，却也是江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沈珍珠的曾祖父当过刺史，祖父当过库部员外郎，父亲沈易直当过秘书少监、秘书监（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沈珍珠的前半生可用20世纪80年代热播剧《珍珠传奇》的歌词“天资蒙珍宠，明眸转珠辉。兰心蕙质出名门，吴兴才女沈珍珠。达理又知书，备位东宫主”概括。据说，沈珍珠没入宫之前，“十年诵读，万卷贯通”，能作诗弹琴，又天生丽质，在当地颇有名气，虽有人多次前来提亲，但心气高的沈珍珠并没有急着挑选良人把自己嫁出去。“开元末年，沈氏以良家子的身份备选太子宫，被赐予当时为广平王的唐代宗（当时叫李俶）。”这种由父亲做主的结合，其实是合法的正式婚姻。但在皇族，由于没得到皇帝李隆基的正式诰命，沈珍珠只能算李豫的侧妃或侍妾。五年后，杨贵妃的外甥女崔氏嫁给李豫时，李隆基不仅为崔氏举办盛大的婚礼，还颁发诏书册封她为广平王妃。可是这些并不妨碍李沈两人的相亲相爱。确实，年岁相当的沈珍珠与李豫在最美好的年华相遇，情投意合。因为沈珍珠不仅才貌双全，还贤淑纯良。李豫是唐玄宗钟爱的嫡长皇孙，聪明宽厚，喜愠不形于色，好学强记，通《易》。身边有秀外慧中、知书达理的解语花，李豫自然爱若珍宝。 两情相悦，夫妻恩爱，自然非常期待爱情结晶的早日到来。两人婚后一年，天宝元年（742），沈珍珠为16岁的李豫生下长子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沈珍珠原本就深得李豫宠爱，如今又生下一子，母以子贵，更加得宠了。此后的沈珍珠相夫教子，在广平王府惬意度日。除了照顾夫君外，她的大部分精力花在宝贝儿子身上，不仅精心照料儿子的生活起居，还耐心细致地监督儿子的学业。唐德宗能成为历史上诗写得最好的皇帝之一，沈珍珠功不可没。如果童年时期，李适没有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子关系不是特别深厚，也许就没有后面的“德宗寻母”那些事了。当然，沈珍珠的幸福生活还是有些小烦恼的，那就是崔氏依仗自己姨母是杨贵妃，舅舅是权臣杨国忠，根本不把李豫和珍珠放在眼里，非常跋扈。
李豫觉得自己与崔氏是政治婚姻，对她很是厌恶，特别是崔氏之母韩国夫人依仗与杨贵妃的关系，飞扬跋扈，让李豫更加厌恶。而对沈珍珠则更加宠爱。 如果没有后面的“安史之乱”，沈珍珠的一生大概会十分幸福安康，随着丈夫李豫、儿子李适的先后即位，最后定会母仪天下，成为皇后和皇太后，冠绝天下。唐代宗和沈珍珠定会是一对幸福的鸳鸯，在盛世之年过上幸福的生活，诠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宫廷版。命运多舛的后半生
也许是“水满则溢”，也许是“天妒红颜”。平地一声雷，大唐天宝十五年（756），安禄山叛唐后进逼长安。长安城门岌岌可危时，唐玄宗还和杨贵妃在宫殿里欣赏“霓裳羽衣舞”。仓促间，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及诸皇子皇孙皇子妃皇孙妃仓皇出逃，太子李亨、皇长孙李豫等自然有幸陪驾，沈珍珠因不在皇宫没有跟从。《资治通鉴》记载：“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他们一走，安禄山叛军很顺利地攻入长安，叛军将长安城中的皇族家眷们抓起来，一路押送到洛阳，沈珍珠也在其列。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沈珍珠为了长安百姓，自愿留下，也因为这样，沈珍珠在民间声望很高。可就是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女子，命运却待她极其不公。丈夫李豫和儿子李适没有和她一起留下来，沈珍珠在洛阳一直被关押在掖庭做苦力。不知道一直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皇家媳妇沈珍珠是怎样承受这些苦难的。 一年后，已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李豫带兵打回并收复洛阳。战事纷乱之际，李豫不忘身陷囹圄的沈珍珠，几经辗转后，终于在洛阳宫掖庭中找到已被关押一年多的沈珍珠。夫妻重逢自然喜出望外，可惜劫后余生的沈珍珠并没有远离苦难，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乾元元年（758），李豫被立为皇太子，却没有明确沈珍珠的名分，也没有把她迎回长安。李豫考虑到自己还要东征西讨，收复失地，不想让沈珍珠跟着自己过危机四伏的生活，于是就把她留在洛阳。毕竟李豫不仅仅是沈珍珠一个人的，作为未来的皇帝，李豫心系国家，对于天下苍生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善解人意的沈珍珠不会给勇担收复破败河山之大任的夫君添乱，不仅没有讨要名分，还很识大体地留在洛阳，不让李豫为难。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李豫太子地位不稳。父亲唐肃宗是历史上有名的惧内皇帝，张皇后一心要除掉李豫，好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身处险境的李豫，绝不敢把沈珍珠送回到长安这个政治旋涡。史籍中的“从幸不及”和“未暇迎归长安”，很可能是史官的春秋笔法。没想到李豫走后，史思明带领叛军又一次攻陷洛阳城，沈珍珠从此便不知所踪。尽管后来李豫登基，后位空悬，和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都极力寻找沈珍珠，但沈珍珠始终杳无音讯。这便是历史上沈珍珠最后的结局。这一点，《新唐书》曾记载：“安禄山之乱，玄宗避贼于蜀，诸王妃妾不及从者，皆为贼所得，拘之东都之掖廷。代宗克东都，得沈氏，留之宫中，史思明再陷东都，遂失所在。” 后来，登基为帝坐拥江山的唐代宗李豫，没有一般帝王上位的喜悦，因为痴情天子想的是“不负江山不负卿”。如今心爱之人杳无音讯，赢了江山又如何？心中苦涩谁人能知？也许富丽堂皇、巍峨高耸的大唐宫殿，少了那位解语花，天子只感到“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所以唐代宗即位后立沈珍珠之子李适为太子，十余年间不断寻访沈珍珠踪迹。自沈珍珠失踪后，多年冷淡后宫，直到遇见独孤贵妃，那颗失落的心才找到新的安慰、温暖。许是唐代宗的痴情，许是沈珍珠的体贴温柔、善解人意，使得代宗终生不愿立后。唐德宗即位后，立即下诏封母亲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师，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诏制皆锦翠池饰，以厩马负载赐其家。易良妻崔入谒，帝易服，召王、韦美人出拜，诏崔勿答。建中元年（780），乃具册前上皇太后尊号。沈珍珠最后“当”上了曾太皇太后，“活”到了曾孙宪宗即位。此时，寻访沈珍珠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仍无音讯，有司建议“曾太皇太后沈氏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案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而服之”，乃予以停止。同时，宪宗发诏，在肃章内殿为沈珍珠发丧，上太皇太后号，建衣冠冢于代宗陵，并立神位于代宗庙。宪宗李纯将沈珍珠祎衣送入元陵祠，放在李豫的皇帝衮衣之右，有情人终于“生同寝，死同穴”。 唐代宗李豫和沈珍珠的幸福不过区区十几年，随后的沈珍珠命运颠簸坎坷，身世堪怜，一切都是“安史之乱”惹的祸，致使恩爱夫妻天涯两茫茫，不见归路，一片痴心向谁诉?
父子寻访沈珍珠
公元762年，李豫（唐代宗）即位后就下诏寻找沈珍珠，可惜十余年却始终一无所获。唐永泰元年（765）曾有寿州（今安徽寿县附近）崇善寺尼姑广澄诈称沈珍珠，代宗派人仔细查寻一番后，发现尽管外形很像，但缺少一关键特征：当年沈珍珠喂儿子吃水果时，亲自动手削皮导致左手手指受伤留下了伤疤。后查出广澄只是当年太子少阳院乳母，于是被鞭杀之。 公元779年，沈珍珠的儿子李适（唐德宗）即位那年，就在含元殿为母亲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将写有母亲尊号的册书和太后衮服供奉在殿上，率领群臣在下面叩拜。唐德宗一心想要尽孝，却苦寻不到自己的母亲，一时间悲痛万分，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大臣们也感动不已，纷纷落泪。于是中书舍人高参上奏：“汉文帝即位，遣薄昭迎太后于代。今宜用汉故事，令有司择日分遣诸沈行州县物色咨访，以述宣皇帝孝思意，冀上天降休，灵命允答。须审知皇太后行在，然后遣大臣备法驾奉迎。”帝乃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使者分行天下。那时还有刘长卿《闻奉迎皇太后使沈判官至，因有此作》的诗：“长乐宫人扫落花，君王正候五云车。万方臣妾同瞻望，疑在曾城阿母家。” 可惜唐德宗在位26年，虽然和父皇唐代宗一样不遗余力找寻沈珍珠，却都没有结果，反倒出现过好几个假冒的太后，最有名的当数下面这个故事。
唐玄宗时的大太监高力士有个寡居养女住在洛阳，熟知宫中往事，宫中女官李真一误认为她就是沈太后，立即派使者到长安上奏皇帝，唐德宗听后非常高兴。当时沈珍珠家族老一辈的人都已故去，没人认识沈珍珠。于是，唐德宗派太监、宫女到洛阳验证真伪，大家觉得她的年龄、外形都很像，虽然不能确认她就是真太后，但都说她就是真太后。
高氏自己极力否认，派去验证的人更加怀疑她，强行将她迎送到上阳宫。欣喜若狂的唐德宗马上派上百名宫女、太监将太后的御用之物送到上阳宫，将她供养起来。上阳宫里服侍高氏的人百般诱惑她，高氏心动，遂承认自己就是太后。派去验证的人快马回朝禀告德宗。
唐德宗非常开心，朝中大臣亦入朝贺喜皇帝。于是，唐德宗下诏让有司选个好日子，准备迎接太后还朝。当时高氏的弟弟高承悦就在长安，担心自己若不及时说穿此事，真相大白后，自己会受到牵连而获罪，于是立刻向皇帝说明缘由。唐德宗就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去一探究竟。樊景超到了上阳宫，见高氏身居内殿，以太后自居，左右侍卫也很威严，立即对高氏说：“姑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案板上？”侍卫呵斥他退下，樊景超高声说：“我带来了圣旨，太后是假冒的，左右侍卫退下。”左右退下后，高氏才说：“姑姑也不是存心假冒太后，是宫人们强迫的……”真相大白后，樊景超用牛车带她回家。唐德宗左右都很气愤，纷纷请求对之治罪，而思母心切的唐德宗不但不予治罪，还说：“我宁愿受一百次欺骗，也不愿意失去找到母后的机会。”此后，各地都称找到了沈太后，可惜都让唐德宗空欢喜，沈珍珠始终不知所踪。 那么，沈珍珠的真正结局呢？按照当时情况分析，应该有两种可能：洛阳二次失陷后，遭叛军报复，受屈辱致死或自尽保全名节；沦落至民间，成为庶人或出家为尼。即使她后来还在世，为了丈夫和儿子的颜面，也可能不愿意再次露面，从此销声匿迹。幸运的是，沈珍珠虽因战乱与丈夫、儿子分开，但她能让皇帝丈夫一生都想着念着，为她终生不立后，亦不枉此生。所以，芳踪难觅的沈珍珠还是幸福的。有一位至情至圣的皇帝丈夫对她念念终生，有一位至纯至孝的皇帝儿子执念“寻母”，有夫如此，有子如此，也不枉她一世的传奇。或许历史老人会揭开珍珠失踪之谜，或许她将永远成为千古之谜，为她增添几分神秘光环。
征引书目：《资治通鉴》。
《旧唐书》《新唐书》。
《历代湖州女史选编》，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州市妇联合编，蒋琦亚主编，2004年2月。
《吴兴才女沈珍珠》，沈文泉，《南浔文史》，2017年第五期，南浔区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办。《再生缘》作者：陈端生
南浔名人辈出，清代就有才女陈端生（南浔媳妇），著有被国学大师陈寅恪誉为“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和当代文豪郭沫若赞赏的“南缘北梦”的《再生缘》。可惜，陈端生长期以来近似默默无闻，可谓书红人不红。家学渊源成才女
陈端生（1751—约1796），字云贞，号春田，出生在浙江钱塘（今杭州），23岁嫁与南浔范菼。陈端生的公公范璨，是宋范文正公（北宋名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长子监簿公纯佑之后裔。范璨于清雍正甲辰中进士，改庶吉士，后任湖北、安徽巡抚，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原籍浙江秀水，世家吴江之麻源九曲里。范璨既贵显，让宅与从父兄弟，移家乌程之南浔，其居在东栅大街者，曰九老第，复构乐志第于皇御河西（少司空松严公子贡生范菼所居），恭奉御书“松严乐志”匾额。子二人：仪薰，国子监生；菼，贡生。 陈端生祖父陈兆仑是雍正进士，“桐城派”古文家方苞入室弟子，曾任顺天府尹、太仆寺卿等职，担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及总裁，著有《紫竹山房文集》。陈兆仑是开明的旧文人，曾写《才女论》，认为女性“习篇章”“多认典故”“大启灵性”，对“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可使女子变得“温柔敦厚”。故得出结论：“才也而德即寓焉。”虽然他眼里的才女最终目标是做更为称职的家庭主妇，但他还是把文化修养提到有用地位，至少为他的女性后人接受文化教育大开方便之门。得益于祖父的开明思想，陈端生和妹妹陈长生都以文学才情见长。父亲陈玉敦，乾隆举人，曾任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母亲汪氏亦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极具文学修养。外祖父汪上堉是浙江秀水人，中过进士，曾任云南府和大理府知府。陈端生有两个妹妹，大妹不幸早天，陈端生和小妹陈长生相伴成长，小妹是当时文豪袁枚的女弟子之一。
从小受家庭浓郁文化气息的熏陶和母亲的悉心教诲，陈端生接受了良好教育。加上她本人聪颖好学，从小就擅长诗文，文采斐然。
俞蛟《梦厂杂著》云“云贞淑而多才，擅长笔札，工吟咏”，称其诗“宛丽清和，真扫眉才子所不如者”。更值得一提的是，母亲来自远离传统文化中心京城的云南，思想受传统束缚较少；江南一带经济繁华，社会风气较为开放。那时，江南大户人家的女子大都多才多艺，又好群聚吟咏。母亲传给陈端生的观念是开明的，江南又给陈端生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成长环境，陈端生没有形成男性比女性强的定势思维。这使陈端生能比较自由地发展，她后来审视社会就少有传统约束，敢标新立异，畅其所想，写些带有叛逆观念的文字。可以说，陈端生的思想、视野迥异于寻常大家闺秀，是清代不可多得的拥有独立见解、文笔细腻的惊世才女。 少女时代的陈端生行文天马行空，有违封建传统的精彩篇章在她的笔端自然流淌。她的伤春词：“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良可叹，实堪嘲，流水光阴暮复朝；别绪闲情收拾去，我且待，词登十七润新毫。”与《牡丹亭》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才情可见一斑。著有《绘影阁诗集》（失传），弹词小说《再生缘》（一至十七卷）。当然，最体现其才情的是被黄梅戏、越剧等反复改编成《孟丽君》的《再生缘》。陈寅恪先生在他的《论〈再生缘〉》中说：“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横空出世《再生缘》
才华横溢的陈端生18岁时，在北京安逸的生活中，忆及南方的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感慨“生为女子，纵有满怀才情也无处可使的闲愁”，开始撰写弹词小说《再生缘》。陈端生写作缘由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哄慈母小妹一笑。这可从很多地方得到佐证。不仅《再生缘》开篇写道：“闺帷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闲拈新思难成句，略捡微词可作篇。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还赋诗曰：“静坐芸窗忆旧时，每寻闲绪写新词。纵横彩笔挥浓墨，点缀幽情出巧思。论事可关忠孝事，评诗原是拙愚诗。知音未尽观书兴，再续前文共玩之。”第十七卷第五十六回首节亦记叙“侍父宦游游且壮，蒙亲垂爱爱偏拳”，“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戏写《再生缘》”。 陈端生自己没意识到，这一“戏写”会留下不朽之作，只因《再生缘》构思奇巧，文笔明丽，情节引人入胜，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此前，哪有人大胆创作女扮男装高中状元，成为朝廷重臣的奇女子。《再生缘》的文体严格遵守七言排律，字句平仄一丝不苟。
整篇故事中，众多人物个性分明，写得传神鲜活。特别是内容布局上，大胆创新。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都是分篇讲故事，长篇小说犹如多个短篇小说汇编，各篇可相对独立，《儒林外史》等都不例外。
《再生缘》却不同，通篇是个完整故事，情节环环相扣，结构精密，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这一独特价值，奠定了《再生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特殊重要的一席，因此，“南缘北梦”之说并非夸大其词。
陈端生三年里笔耕不辍，共写16卷，计60余万字，一气呵成，足见其才华过人。第一年仅几个月，她就写完《再生缘》一至三卷。
至第二年五月，前后共八个月时间，她写完前八卷。八月，随父调任山东登州府（登州府治即今蓬莱市），才思泉涌的陈端生进入创作高潮。她在登州住了约七个月时间，完成九到十六卷的创作，那时她还不到20岁。这可以从陈端生的文字中看出，她曾说：“仲冬天气已严寒，猎猎西风万木残。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她之所以勤奋写作，一则是被心中按捺不住的创作激情驱使，与林妹妹所说“无奈诗魔昏晓侵”的情形非常相似。二则为了母亲，那时母亲病得较重，她想赶在母亲离世前完稿。三则写作环境不错。
陈端生描述：“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愉悦宽松的环境让陈端生下笔如有神。 《再生缘》横空出世，广为流传，尤其在家庭闺阁之中。正如作者说：“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闺阁之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此书大受追捧，既与书中塑造的具有叛逆性格的孟丽君分不开，也与陈端生表达的“在封建秩序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压迫下女性要求自由平等”的梦想有关。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看到孟丽君说“丽君虽则是裙钗，现在而今立赤阶。浩荡深恩重万代，惟我爵位列三台。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况有那，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养自身来”，难免“心有戚戚焉”。《再生缘》尤其注重人物心理描写，以细腻深刻见长，凸显女性阴柔之美，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
书未完稿空余恨
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惊世之作居然与《红楼梦》一样，书未完稿斯人已逝，空余恨。不过，陈端生书未完稿的缘由不同于曹雪芹，她快速写到十六卷，因故搁笔，时隔12年再提笔创作，可惜只写出十七卷就因病逝去。为什么陈端生12年不动笔，重新再写为何会那般慢，导致此书没能完稿?陈端生搁笔只因一悲一喜。悲的是母亲离世，喜的是婚后伉俪情深。母亲去世对陈端生打击很大。陈端生姐妹对母亲十分依赖，她们不仅在生活上习惯母亲的呵护照顾，学识也依赖母亲的精心培育。夸张地说，陈端生勤奋写作，与母亲的支持与点拨分不开，如今母亲走了，她万念俱灰，丧失写作兴趣。母亲爱看评弹小说，且是个饱读诗书、开明宽容的女子，是陈端生写《再生缘》的初衷和原动力之一。这都在《再生缘》书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三卷开头说：“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末尾又说：“原知此事终无益，也不过暂慰慈亲笑口开。”写完十六卷不久，陈端生的母亲就因病仙逝，未满50岁。母亲去世，陈端生不仅少了位良师，还失去了知音、读者，极度悲痛的她暂时搁笔。 此后的陈端生“归棹夷犹翻断简，深闺闲暇待重编。由来早觉禅机悟，可奈于归俗累牵”。母亲汪氏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父亲玉敦正在山东登州府同知任内。其祖兆仑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正月二十四日，父亲玉敦丁父忧，解登州府同知之任，其家南归杭州。端生为在室未嫁女，依当时礼律，应服母丧三年，故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除母服，实即二十七个月。但陈端生还应服祖父丧一年，故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末除祖父服。返杭途中对《再生缘》旧稿作了些修改润色，到杭州后为俗事牵累搁置《再生缘》。乾隆三十八年陈玉敦除父丧后，端生始适人，此时陈端生已23岁。《再生缘》前十六卷写于陈端生少女时代，从创作速度可以看出她才思敏捷、精力充沛。可是接连遭遇不幸与变故的她没有心情再“潜心创作、奋笔疾书”，否则凭她的才气和写作势头，肯定可以一鼓作气奉献完整版的《再生缘》。真是历史和文学的遗憾。
范陈联姻是门当户对，所以陈端生的物质生活没有太大变化。
她和丈夫情投意合，婚后生活幸福美满。陈端生曾这样描述婚后生活：“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挑灯伴读茶汤废，刻烛催诗笑语联。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悬。”也许婚后的陈端生仅是位沉浸爱河的普通女性，为经营婚姻家庭，依然搁置《再生缘》。也许“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照料夫君稚子占据了大部分精力，写作回不到以前的状态。也许陈端生认为婚姻幸福比继续写作更为重要，写作冲动不再，灵感暂时休息。
可惜，生活滋润、家庭幸福的陈端生没料到，厄运会突然降临。
那时，陈端生夫君尚未中举，考取功名是家族赋予的重任。所以陈端生后来说：“亨衢顺境殊安乐，利锁名缰却挂牵。”可在那种社会风气下，那种家庭环境中，范家是挣脱不了“利锁名缰”的诱惑的。
然而，对范菼来说，“利”“名”是镜花水月，“锁”“缰”成了现实。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顺天乡试发生一场当时影响颇大的科场舞弊案，范菼竟然涉案。因为此是乾隆年间少见的大案，乾隆下诏重罚七个案犯。主犯陈七判绞监候，其他六人发配新疆伊犁服役，给那里种地的士兵当奴才，范菼被押解到新疆。陈端生痛苦地吟道：“一曲惊弦弦顿绝，半轮破镜镜难圆。失群孤雁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犹煎。”夫君流放那年，陈端生30岁，婚后生活只有7年。失去丈夫已是大不幸，然而还有其他劫难，她和范家所有人都受到政治牵连，当时乾隆不但处罚犯禁七人，其中两家家长还因管教子弟不严被革职，因而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据陆耀撰范公璨神道碑云，“洁清之操，晚节弥励，菜羹蔬食，不异贫寒”。 此后，陈端生的情况很像《红楼梦》中的李纨，可是她比李纨更艰难。李纨是“寡妇失业”，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尤其是贾母撑腰。陈端生不是寡妇，却背着丈夫发配边疆的十字架。虽然她说翁姑很怜惜她，可是大家族人多是非多，总有小人落井下石，她是最易遭排挤的对象。然而，从她“强抚双儿志更坚”的诗句中可以看出，陈端生亦有坚强的一面。陈端生在艰难的日子里，养育儿女，重新投入《再生缘》写作。
那时，《再生缘》前十六卷手抄本已流传开了，陈端生声名鹊起。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早春二月，陈端生已搁笔12年，其间，陈端生历经人生悲欢离合，饱尝辛酸。在亲戚们的要求和社会“缘迷”的催促下，陈端生提笔续写《再生缘》。可惜此一时彼一时，陈端生的写作速度慢了许多，创作心境更是大不相同。从“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时心”和“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忧煎”这些诗句中可见已无昔日的欢快明朗。十七卷中，她花了很大篇幅写自己近年遭受的磨难，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十七卷的孟丽君，少了一份刚烈，多了一份忧愁，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不惧困难，想尽办法解决面临的难题，而是发出“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的无奈感叹。以前会挑灯创作，现在只能趁白天暖和的时候创作，可见此时的陈端生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所以，尽管作者自言“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最终也只续了一卷。其间又经历父亲病故、爱女天折的不幸，陈端生再也支撑不住病倒在床，加上家境日益贫困，陈病重时只能典当买药。嘉庆元年（1796）冬，时逢大赦，其夫释放归家。可惜，丈夫到家前，陈端生来不及感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悲喜交集，在病痛折磨下，留下未完的《再生缘》，撒手人寰，时年46岁。为此，《再生缘》被后人称为“无尾的神龙”。也许有人会问：3年可以写16卷，为何多年才写一卷？原因很多，如连遭打击，尤其丈夫在遥远的天边服刑，相依为命的女儿病逝，陈端生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了，她终于再也无力支撑下去。最重要的想必是“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陈端生不想写出结局，怕故事太圆满而自己和丈夫却终不能团圆，又怕故事不圆满成为不好的兆头，在复杂心境下，她不可能完稿。可以说，现实的摧残让《再生缘》过早天折。清代诗人陈文述在《西泠闺咏》中有一首咏陈端生的诗：“红墙一抹水西流，别绪年年怅女牛。金镜月昏鸾掩夜，玉关天远雁横秋。苦将夏簟冬釭怨，细写南花北梦愁。从古才人易沦谪，悔叫夫婿觅封侯。”应是对陈端生一生的简单概括吧。 纵然是未完稿，郭沫若对她的评价也很高：把《再生缘》“比之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那是从诗的形式来说的，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实际上也未遑多让”。 岁月流逝，会吹散很多人很多事，陈端生的才华和《再生缘》的风采却是多少似水流年也吹散不去的。南浔为有这样的才女媳妇感到与有荣焉！ 征引书目：《论〈再生缘〉》，陈寅恪，1953年。
《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郭沫若，1961年。
《陈端生之〈再生缘〉：断肠人恨不团圆》，李芳，《炎黄世界杂志》，2011年。
《陈端生〈再生缘〉：一部女人写给女人看的书》，李婍，2011年。
《西湖见证陈端生的《再生缘》3》，何鑫业，《杭州日报》，
2011年。刺绣艺术大师：沈寿
2013年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前，两国元首互换国礼，习近平主席所赠国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绣精品《普京总统肖像》，将普京总统坚毅强悍的气质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普京总统看到时，情不自禁地赞叹，太不可思议了。沈绣有何独到之处，其作品能作为国礼被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元首？这与它的开山鼻祖——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大有干系。
沈寿（1874—1921），江苏苏州人，祖籍南浔菱湖，原名雪芝，字雪君，号雪宧，别号天香阁主人。被誉为“绣圣”“针神”的沈寿，一生致力于刺绣技艺的研习和刺绣教育，是仿真绣的创始人、刺绣教育的开创者。代表作品有：《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美国女优倍克像》《耶稣像》等。 推陈出新成针神沈寿父亲沈椿曾任浙江盐官，酷爱文物，富有收藏，沈寿自幼深受家藏艺术品熏陶。沈寿外婆家在苏州城外的木渎古镇，那时的木渎，儿乎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堪称“苏绣之乡”。年幼的雪芝常去木渎外婆家，对苏绣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又正值苏州“闺阁绣”盛行时期，沈寿可谓恰逢其时。沈寿七八岁开始与姐姐沈立同棚习绣，心灵手巧的她长进过人，十二岁时的绣品《秋雨月上图》惊动长辈、闻名乡里，十六七岁便名扬苏州。当时宫内常派专人到苏州购办丝织绣品，挑选甚严，许多人家的绣品都被淘汰，唯独沈家母女的绣品备受青睐。其绣品已超过上海松江“顾绣”，士大夫们争相购藏。光绪十六年（1890），沈寿在苏州创办同立绣校，成为远近闻名的刺绣高手。这一点可以从沈寿《灵表》所云中得到佐证：“七岁弄针，为姊度线。八岁学绣，嫥而悱愤。脱手鹦鹉，豁露文明。十一二窥涉文字，悦喜谣吟。时成一绣，惊动俦辈。十四五绣名渐踔，与姊同功，恒逾夜午，市利其隽，颇埤家计。” 光绪十六年（1890），沈寿与余觉订下婚，光绪十九年（1893），沈寿与余觉结婚。婚后，夫妻恩爱，相得益彰。余觉才气过人，书画皆通，夫妻俩一个以笔代针，一个以针代笔，配合无间。沈寿想绣什么，丈夫就能画出来，不用再担心绣稿的缺乏，画绣相辅，可谓黄金搭档。天长日久，沈寿绣技力压群芳，声誉鹊起。当时有人评述：“于时女士之绣，出入露香而轶之，士夫钦迟，竞致藏弆，其押印题识，则‘天香阁’也。”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政府谕令各地进贡寿礼。得知消息后，余觉细细盘算此事，友人们纷纷建议：你家夫人刺绣手艺了得，不如绣些东西作为老佛爷的寿礼，说不定能入老佛爷的法眼……深思熟虑后，余觉和沈寿决定绣寿屏进献。他们从家藏古画中选出《八仙上寿图》和《无量寿佛图》为蓝本，勾勒上稿，并请几位刺绣能手一起赶制，沈寿在这些绣品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慈禧见后大加赞赏，连连点赞：不错，堪称绝世神品。为此，她授予沈雪芝四等商勋外，还亲笔书写“福”“寿”两字，分赠余觉夫妇。沈寿之名即由此而改，余觉也改名余福。几天后，慈禧太后特命农工商部在京师设立“女子绣工科”，余觉、沈寿分别担当总理及总教习之职。1904年11月，清廷农工商部派沈寿夫妇赴日考察，沈寿成为中国刺绣史上第一个出国考察的刺绣艺人。
此次考察甚有成效，余觉学会了西方用光线来表现物体明暗的手法；沈寿研究日本人的刺绣方法后“既悟绣以像物，物自有真，当真”，大开眼界，对她后期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1905年2月，沈寿回国后，被任命为农工商部绣工科刺绣总教习。可以说此时的沈寿已是中国刺绣界的顶尖人物，对刺绣的纯粹喜爱，促使她在刺绣中将西洋绘画注重光线、透视、追求色光变化的特点与中国传统刺绣的用针、设色技巧熔于一炉，创造了以“求光”“肖神”为基本特点的“仿真秀”。沈绣区别于其他刺绣之处，在于它保持传统刺绣精巧亮丽、用色华贵特色的同时，又能体现刺绣的立体感、光感、质感和空间感，把我国的传统刺绣推向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开拓了我国刺绣艺术新领域。 沈寿的三件“仿真绣”精品见证了一代大师的诞生。第一件是费时18个月绣成的与真人大小相同的《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此作品在1910年6月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一经展出，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此绣品画面逼真，充分表现出人物的神态及神韵，简直可以“乱真”于油画、摄影，给人以神形兼备、惟妙惟肖的艺术享受。这件作品既保持我国宫廷艺术绣特色，又达到“源于绣稿胜于绣稿”的艺术境地，其工艺复杂程度属当时翘楚。宣统三年（1911），有世界四大美女之一称号的意大利王后诞辰，清政府将此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引起轰动（这是沈绣第一次作为国礼送给国外友人）。
意大利工后雅好修饰，许多著名画家曾为她画像，都未能合意，见到沈寿作品后，便爱不释手。为表答谢意，她亲自致函慈禧，赞誉沈寿为“世界第一美术家”，并说，东方女子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可凌驾他国之上。意后还把她平日佩戴的钻石首饰、五色钻镶的宝星金表和20万意币酬赠沈寿，并在金表上贴上皇家徽号，以示格外珍重之意。同时，将这幅作品送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展出，荣获“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卓越奖”。
1915年，美国为纪念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行世界博览会。世博会向中国征集展品，时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负责此事，沈寿决定利用“仿真绣”的手法，向世界展示中国刺绣的魅力。
为了让世界公众更易接受中国的精湛技艺，她选中一张意大利明信片上印的耶稣画像为原本，开始再度创作。这幅原作为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琪杜·雷尼所的油画，取材于《圣经》耶稣遇难再生的故事，表现的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受难时的情景。这幅绣品中，沈寿以独创的旋针结合散针、施针、虚针等多种针法，采用多种彩色细密的丝线灵活巧妙地进行绣制。这幅作品绣了5个多月之久，沈寿为追求尽善尽美，劈丝之细竟然达到七分之一。她用千针万线绣出耶稣悲天悯人情怀的同时，也将自己诸多感情绣在其中。沈寿还将这件绣品中所用的100多种不同色彩的丝线各取一根，在绣像上方绣成一个十字架，供观众审辨，以此证明这幅绣像的所有部位无一处是绣后染色的。此绣品在“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获一等大奖，售价高达13000美元，被世人誉为“神绣”，沈绣名气更盛。
1919年，沈寿患病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历时3年绣成最后杰作《美国女优倍克像》。《美国女优倍克像》是根据当时美国著名影星倍克的肖像刺绣而成的。今天的我们透过这幅绣品，还能清晰地看到一位气质优雅、雍容华丽的西洋美女慵懒地摇着纸扇，微笑示人。画绣中的倍克身着雾一般的白色纱裙，一头卷曲的秀发，一双会说话的明眸，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颇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神韵。一眼望去，只见美人眼波流转，含情脉脉，呼之欲出，确实是微微一笑便倾城。
当倍克绣像在美国纽约陈列展览时，盛况空前。倍克本人特意前往沈寿绣《耶稣像》
沈寿绣《美国女优倍克像》参观，她看到自己的肖像被中国刺绣大师沈寿演绎得如此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兴奋地欢呼“Oh，MyGod（我的天啊）”！当即愿出重金购买。正率领中国实业代表团访美的著名实业家张謇，则以“此乃国宝，无价也”婉言谢绝。《美国女优倍克像》已经有了些许西方素描的味道，以至于我国著名的美术大师刘海粟感叹：“中国第一个画素描的是沈寿，不是我刘海粟。她是用针画出来的素描。” 沈寿的“仿真绣”享誉中外，开拓了苏绣崭新的一页，成为后来刺绣界一致认可的苏绣三大谱系之一，亦称“沈绣”（另两谱系为传统绣和乱针绣）。沈寿的刺绣手艺超越古今而傲视群雄，被清末著名学者俞樾誉为“针神”。她自己也曾说：“天壤之间，千形万态，但入吾目，无不可入吾针，即无不可入吾绣。”
自立自强傲然于世
沈寿成名后，江南江北求购沈寿绣品的，络绎不绝。每有远来佳客，一掷千金以求绣品，沈寿均只受浅资。1904年，沈寿担任京师女子绣工科总教习。女子绣工科起初设在北京磨盘园，后迁至丰润胡同。绣工科的性质类似以刺绣为专业的工艺美术学校，校内设国文、图画、刺绣三门课程，以刺绣课为主。学生由农工商部直接招选，多数是吃“皇粮”的贵族子女。这些学生年龄偏大，且娇生惯养，给沈寿等人的教学授艺带来很大困难。沈寿教学十分认真、负责，不仅注重体验式教学，还亲手为学生们示范操作，扶着学生们的手，一针一针地教。同时，沈寿在教学中，以刺绣为主，兼教绘画、语文等课程，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也为苏绣发展奠定了基础。可见，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刺绣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刺绣教育家。
比如传授刺绣翎毛走兽这一难点，沈寿就和学生金静芬时常到当时的北京万牲园实地观察，把鸟兽身上各部分的色彩记下来，作为刺绣教材。开设人物刺绣课时，金静芬对绣仕女图没有把握，因为她过去很少绣仕女，特别是仕女的口角、眼睛总是绣不像，笑时的特征也表现得不准确。于是，沈寿和金静芬一起细心摸索，终于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在美人红唇两旁，用深色的线加绣两针极细的短针就能使美人笑起来。沈寿在仕女刺绣工艺中的这一创造，使刺绣艺术能更好地表现现实人物，改变了以往只绣制佛像、观音像的狭窄局面，扩大了刺绣艺术的题材范围和社会功能，为后来绣制革命领袖像、名人像开了先河。自此，沈寿的绣品越发得到清皇室赏识。 辛亥革命爆发后，京师绣工科停办，沈寿随丈夫余福去天津，在那儿自设刺绣传习所，授徒课艺。这是中国第一所刺绣教育机构，尽管经费筹措十分艰难，所址也不理想，沈寿还是竭尽全力办了一段时期才返回苏州，后又返回天津办学3年。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校时，因在清政府任职时即仰慕沈寿绣艺，便在南通女子师范设立绣工科（女红传习所），聘请沈寿为主任，沈寿欣然允诺，于1914年阖家迁往南通。沈寿辛勤筹划，亲自督教，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南通地区妇女入学者甚多。女红传习所起初附设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后移到南通濠阳路，传习所第期招生20余人，以后逐年增加，学制也逐渐完善。沈寿除了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在工艺美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也有新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母女相传和师徒传习的陈规教法。
由于沈寿有南通女子师范作为依托，加上还有南北各地进行教学的切身体会，并参照赴日访问时考察日本工艺美术教育的先进范例，沈寿为南通女红传习所设置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所内设有速成班、普通班、美术班和研究班。速成班主要学绣枕套、台布、服饰之类的实用品，普通班绣花卉、人物、飞禽走兽之类，美术班则学习比较高级的艺术绣，美术班毕业的优秀生再进入研究班。她对学生严格要求，诲人不倦，以羸弱体质夜以继日承担繁重工作，仅数月后便病倒了。她治校严谨，教学有方，常带着学生外出写生，观察实物，讲述仿真绣色的理论。
即使在病中，也让学生围榻听讲赋色用线的道理。在沈寿的倡导下，江苏的苏州、南通、无锡、丹阳、常熟等地分别举办传习所、绣工科、绣工会等。她曾先后到苏州、北京、天津、南通等地授课传艺，培养一代新人，开启刺绣教育先河。沈寿在南通女红传习所执教8年，先后培养15期近150名学生，许多弟子后来成为近代江南的刺绣高手，如沈粹缜、宋金玲、金静芬、施宗淑、巫玉、李巽仪、张元芳、陈锦、庄锦云等。沈寿在南通的教学生涯被张謇赞誉为“授绣八年，勤诲无倦”。在教学中，她主张“外师造化”，培养学生仔细观察事物的能力。绣花卉，她就摘一朵鲜花插在绷架上，一面看一面绣。绣人物，她则要求把人的眼睛绣活，绣出人的精神。上写生课，带学生到狼山远足，对着山峦树林写生。由于教学方法不断进步，学生学到的技术能学以致用，基本功也比较扎实。在沈寿的精心教诲下，南通女红传习所培养了许多苏绣人才。南通绣品逐渐形成“细”“薄”“匀”“净”的风格，在国内外打开了销路。沈寿在南通女红传习所除了教授传统刺绣，还让这些普通绣娘和现代学习西方绘画的学生一样开始接受写生的教育。刺绣时已经不再是按画刺绣了，而是要求学生把被绣物放在面前观察，对照实物刺绣，完全摆脱传统刺绣的学习方法。当然，对于每一个女红传习所的学员来说，这里给予她们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怎样成为自立自强的新女性。 沈寿不幸积劳成疾后，张謇“惧其艺之不传”，便在延请名医为沈寿治病期间，征得她的同意，亲自动手记录整理她的刺绣艺术经验。沈寿在病体稍微好一点的情况下，边回忆边口述，历经几个月，终成《雪宧绣谱》一书，这就是那部由张謇执笔出版的刺绣理论著作。张謇在绣谱的序言中说：“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易稿，如是者再三，无一字不自謇书，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由此可见，此绣谱确实是沈寿40年艺术实践的结晶。此书用文言文叙述，虽仅万言，但内容丰富，分绣备、绣引、针法、绣要、绣品、绣德、绣节、绣通，共八章。包揽沈寿总结整理和创造的18种针法，图文并茂。书中从线与色的运用，刺绣的要点到艺人应有的品德修养，以至保健卫生，都有比较完整的阐述，堪称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苏绣艺术经验的专门著作，在中国刺绣史上实属首创，对传授刺绣经验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该书亦是我国刺绣史上最完整、最全面、最实用的第一部工具书，并成为我国现代刺绣发展的重要理论根据和刺绣艺术宝库中一份极有价值的艺术遗产。一度译成英文版《中国刺绣术》，流传世界甚广。
1921年，在南通一个安静的院落里，沈寿走到生命的尽头。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虽然她已经是肝病晚期，经常会呕吐不止，但她仍然坚持像过去一样每天漱口净手，用自己最后的精力完成刺绣史上最完整最宝贵的《雪宧绣谱》。1921年，人们按照沈寿生前要留在第二故乡南通的遗愿，把她安葬在宁静的黄泥山下。因此，沈寿有幸“见证”了2008年南通仿真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样一位具有爱国、创新、勤勉、自尊自强等正能量的刺绣艺术大师，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希望沈绣能越走越远，告慰沈寿的在天之灵！ 征引书目：《一代刺绣艺术大师：沈寿》，陈佐，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千秋德艺旷世神针——记近代刺绣艺术大师沈寿》，《群言·江苏专刊》，2018年1月。
《状元公张謇与刺绣大师沈寿的情缘》，沈慧瑛，《中国档案报》，
2014年8月7日4版。
《历代湖州女史选编》，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州市妇联合编，蒋琦亚主编，2004年2月。濠梁知乐的才女画家：金章 “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 上中学时读《庄子》，对庄子和惠子的这段著名的“濠梁之辩”印象深刻。和庄子一样，王世襄先生的母亲陶陶女史金章也是一位知鱼之乐的智者。 金章，字陶陶，号陶陶女史，别号紫君，浙江湖州南浔人，金氏闺秀画坛健将。清光绪十年（1884），金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丝商家庭，她自幼从长兄金城（民初著名画家，字拱北，号北楼）习画，花鸟之外，尤擅鱼藻，又工诗词，精楷书，两度出国，通英、法两国语言文字，故一时有才女之誉。她的画作清秀灵动，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等国内外大型博物馆、美术馆收藏，有《濠梁知乐集》《金陶陶女士画册》《金章/金鱼百影》《金鱼百影图卷》等佳作传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画家。 两度留洋画益进王世襄先生曾讲述过一则母亲的童年趣事。幼年时，陶陶与二姐怡怡及兄长们在南浔“承德堂”的家塾里学习书法和“四书五经”等课程。一天，其父金焘（字辰三，号沁园）前来看望教书先生，临走时关照老师说：“男孩子读书写字，请务必严加管教；女孩子则不必太认真，学好也无大用，早晚出嫁。”陶陶两姐妹听闻后甚为不平，认为父亲不应该如此重男轻女。从此，两姐妹临池倍加努力，立志把字写好。后来，她俩果然练就了一手好字，除了金城之外，其他的兄弟都不如她们，以至于金桐的墓志铭也是由孙女金章
一手抄录的。直到现在，我们还能从金章遗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中看到她那工整漂亮的小楷，完全是晋唐风韵，不让须眉。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金章不甘人后的性格。
或许是金章的刻苦努力改变了父亲的观念，金焘后来还是着力培养这个女儿的。1898年，金章被父亲送入上海著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就读。中西女塾创办于1890年，是一所专为“中华有力之家而设”的美国教会学校，也就是说走的是贵族化路线。学校教学都用英语，甚至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从美国运来的，所以学费昂贵也在情理之中。国母宋庆龄、宋美龄姐妹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她们都是金章的学妹。
金焘安排陶陶去上海的洋学堂读书，其实另有目的。在女儿熟悉了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并初步掌握了英语之后，又将其送出国门，留学深造。1902年，金章的长兄金城、二兄金绍堂（字仲廉，号东溪）、三弟金绍基（字叔初，号南金）一起远赴英国留学。1904年，金章与其二姐金策一起结伴出洋，与前期抵达的兄长会合，一同在英游学。在那个男子还梳着辫子，女子还裹着小脚的年代，金氏兄妹集体留洋可算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了。
清末的中国内忧外患，西风东渐，在当时求富求强的思想指导下，1902年底，清廷正式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欧洲留学。
此诏令颁布一年后，留欧之风始盛；而金氏兄妹几乎在同一时期已在英国求学，因此，金氏兄妹应可作中国留洋学生的先行者。20世纪初，留洋求学之人实属凤毛麟角，赴英专习西洋美术的女生更是极其罕见。金章之所以赴英学习美术，除了得益于其洋化而殷实的家庭背景之外，还应该与其个人的兴趣爱好有莫大关联。据金氏后人回忆，金章当时进的是伦敦著名的英王书院（King’sCollege），平日里住在老师勃资深家中，虽是自费性质的游学，但在求学的三年中却也学了不少“奇淫技巧”的西洋之学，增长了见识。1905年归国后，研习国画更专。
1909年，金章远嫁北京，适闽县王继曾（字述勤）。王家是累世为官的书香门第，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进修，自此开始外交生涯。回国后，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1909年改任留法学生监督。因此，婚后不久，金章即随夫君同赴法国就任，再度出洋。居法期间，金章得尽览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名画，并十分注意观察西方文物，获益良多。闲暇时则吟诗作画，十分风雅。 两度留洋的经历，拓展了金章的眼界，对她画艺的精进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金城说她：“自游学欧洲，遍观彼邦文物后，画益进……视古人竟不多让。”以她创作于1915年的《金鱼》团扇为例，以朱砂与淡墨写鱼，细勾金鳞，意态生动，明暗分明，绘画手法注重光影效果的表现，似乎是受了西画的影响。
夫人妙管独工绝
1920年，金城在北京组织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时入会者颇众，因鱼藻非金城所长，乃请三妹陶陶担任画会的画鱼指导。自此，金章开始成为教授国画的“评议”（老师），担负起了教书育人的职责。中国画学研究会是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美术团体之一，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国画人才；而“评议”乃画会中地位最高者，要求具有较高资历，他们定期聚会，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会中的“研究员”（学生）习画。金章的侄子兼学生、台湾著名画家金勤伯曾回忆说：“姑母当时以花鸟闻名华北，每星期五、六，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跑去找她，一方面为她磨墨，一方面跟着画呀画的。姑母对我很严格，鼓励、督促自不在话下，她以科学的分析方法，教给我许多作画技巧；不仅只宋元绘画，像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金碧山水的勾描、青绿填彩等，亦一一为我解释、示范，使我获益匪浅。” 后来由于“会中闺秀，每以金鱼画法见询，亟望有画诀之作，以便居家自习”，金城亦恐仅凭授，不易记忆，故有撰述成书之请。因此，金章乃摒弃俗务，尽两月之功，写成了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书名典出《庄子·秋水篇》，分为谱录、史传、作法、题咏等四卷。其中作法一卷，心得尤多，实乃金章一生画鱼经验之总结，正如金城所言：“信非深知濠梁之乐者不能道！”在我国艺术史上，论画鱼技巧之书，向无专著，《濠梁知乐集》可称得上是填补历史空白的开山之作，著名学者黄苗子说它是“画苑中独辟蹊径之作”，可知其价值所在。
金章一生爱鱼，无论是在南浔的“可读庐”，还是北京的“芳嘉园”都畜养了大量金鱼。她画的最多的是鱼，令她扬名艺坛的也是鱼。她在《濠梁知乐集》的自序中说：“予习绘事逾廿载，自愧于花鸟禽虫各科，未能窥其堂窔，惟于鱼藻，略有会心”，这种“会心”，其实是她长期观察、练习的结果。金章所绘金鱼，体积感较强，渲染层次丰富，形态生动自然。在少数作品中更是特别强调留出亮部的光位，与西画的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技法上，却仍是以中国传统的工笔勾勒及没骨手法为基础，以色为主，辅以淡墨，表现严谨细腻，形象天真可爱，与后来的“金鱼大王”汪亚尘的那种印象主义的粗放形象截然不同。
我手头有一幅金章作于1909年的《金鱼百影图卷》，是1999年香港翰墨轩精印出版的复制品，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金章生前曾言，生平画鱼以《金鱼百影图卷》最精最长，故而此作可以视为其代表作之一。该图卷长达10余米，绘有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各式金鱼数百尾；卷尾有肃亲王、王树荣、王式通、袁励准、贡桑诺尔布、张祖廉、林纾等多位名家的题跋款识，堪称艺术精品。
肃亲王善耆对此画评价甚高，称“此卷若入鸥波馆，不输风流管仲姬”，其功力可见一斑。 事实上，除了鱼藻之外，金章的花鸟亦有相当功力。行家评论道：“世间但知金陶陶以画金鱼得波涟灵动之趣，实则其花卉翎毛亦楚楚有致，皆有宋元遗意。”金章现存的作品中，大约有一半是花鸟画作，有写生，也有临摹，无论是菊之勾染，还是雀之描摹，皆可追新罗神韵。近代学者张荫棠称赞道：“夫人妙管独工绝，不愧支那女画师。” 金章后来患了高血压，一度影响她作画，而且病情时常反复。王世襄曾云：“先慈四十五岁后，潜心内典，自谓恐坠鱼趣，乃后不复执笔。”又据《湖社月刊》记载：“金陶陶女士近日血压降低，故又能作画矣！”由此可知，她并未完全停止作画，只是不再画鱼而已。 对于母亲的病，王世襄认为和生活紧促有关。他回忆说：“我父亲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后来首都迁到南京，有两所出租房租不出去，生活很紧促。过去买的一些宋元瓷器和明青花都卖了，借以生活。母亲也从此得了高血压，和生活紧张有关，五十多岁就去世了，不然的话，还可以多活几年，多画些画。”
1939年春，金章在北京病逝，享年56岁。
恰宜天壤有“王郎” 平心而论，金章能有今天的知名度，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儿子王世襄。金章有两个儿了，即长了王世容和次子王世襄。金章能平安下这两个孩子应该说相当幸运，因为她的两次生育都遭遇了难产。尤其是第一次在巴黎生长子时，更是腹痛一整夜都未临盆，后来幸得高明之产科西医手术，方才平安产下了王世容。
王世容，字善贻，小名巴黎，幼即机敏好学，可惜不幸早逝。
王世襄，字畅安，小名长安，从小就是个“淘气鬼”。金城的好友、藏书家吴昌绶曾为小兄弟俩作了一首诗题赠金章，云：“我爱巴黎好，生从瀛海涯。青春正妍美，朋戏杂飞嬉。梨栗陶通子，筼筜李衮师。乌黄蹔牵佛，谢舅款关时。我爱长安好，频来道韫庭。采衣儿玉雪，画笔母丹青。柳雀坐相语，萍鱼静可听。学涂休涴壁，日待砚花馨。”“瀛海涯”指王世容生于法京。五、六两句典出陶渊明诗“通了九垂龄，但觅梨与栗”及李义山诗“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谢舅”指金城，因来扣门而牵系家犬。“柳雀、萍鱼”谓金章工绘事，言“学涂休涴壁”是因吴昌绶见幼年的王世襄随地涂鸦，须防其画到墙上。可见当时王世襄已皮相毕露。 金章对她的两个儿子关爱备至，格外重视其学业，并亲自教其习文练字；王世襄也自幼受母亲的熏陶而对艺术颇感兴趣，而致使王世襄人生最大转变的也是因为母亲的逝世。 为什么金章的去世会致使王世襄巨大的转变呢？2005年，王世襄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采访时娓娓道来：因为我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王世容）。那年猩风热流行，我先得，又传给他了，结果我命大没事，我哥哥被我传染了，去世了。要活着，他可以成为大家。他是非常用功又懂得礼貌的我是到舅舅家就先捅马蜂窝，就上房，带着一帮孩子上房，家里来人说这个淘气外甥要来了，大家得戒严似的，等我哥哥一死，亲戚都说，哎呀！真可惜！怎么死了个好的呀哥哥死之后，母亲原本两个孩子剩下一个孩子了，就溺爱了总是，比较有点放任了反正有那么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玩只要对身体无害，或者有益。你想玩鸽子，整天轰鸽子上房，这其实是一种运动啊你要去玩蛐蛐，你上野地里去逮去后来，我学摔跤什么的，觉得都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这个身体倒是确实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可是我从来不抽烟，不喝酒、赌钱，这些坏习气我一概不沾当金章书法《写经轴》然，也是一方面，是放纵我，让我尽量地玩。可是，同时她也很揪心。这个孩子老不好好上学，不好好认真念书。
我又不那么服从管教，又贪玩贪得太厉害。 斗蟋蟀、玩蛐蛐、打野兔、架大鹰……王世襄就这样一直“不务正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年春天金章因病逝世，这对已经25岁的王世襄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使生活得无忧无虑的王世襄猛然“顿悟”，他感觉太辜负母亲的苦心和期望了，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于是，他开始摒弃一切玩好，埋头苦读。
他动情地说道：“1939年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或许他试图从中国古代艺术中探寻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以此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恩，所以他选择了中国古代绘画这一领域，以极大的毅力写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
对于母亲遗著的保护，王世襄更是不遗余力。金章的《濠梁知乐集》原有初稿和写定本两本，写定本更为详细且前页有金章手绘的鱼态图式，十分珍贵，原存于南浔金家的“承德堂”，1937年日寇侵占南浔时，毁于战火。对此，王世襄十分痛心，对仅存的初稿倍加珍惜。1943年，王世襄由京入蜀，初稿本携在行囊，过渝（重庆）时曾求马叔平（名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尹默（著名书法家）题签。王世襄恐初稿再失，于是节衣缩食易得夹江竹纸，利用业余时间在油灯下用小楷认真抄录了《濠梁知乐集》，印成100册，分赠各大图书馆，但这100册书稿后来也大多毁于战乱。为了使母亲的著作得以传世，经王世襄的不懈努力，1985年，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濠梁知乐集》，该书广受欢迎，成为学习画鱼学生的必读之书。
直到耄耋之年，王世襄仍不忘精心编辑出版母亲的作品集。1999年，已经85岁的王老在香港编纂了中国近代名家书画全集之《金章/金鱼百影》一书，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金章的知名度。王世襄在整理母亲作品的过程中，重新品赏一幅幅精美的图画，看着那些美丽的金鱼灵动鲜活，儿时在金章的指点下欣赏金鱼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一直在想：留过洋、会讲外语、擅长书画的陶陶女史，在当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鲜见的时髦才女，但在她回国后，却将毕生的精力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书画艺术的创作中去，这或许是她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之后，做出的审慎选择。因此，她不遗余力地培养儿子王世襄，让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受“玩”的乐趣。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审视金章留下来的几十幅书画作品时，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那一条条灵动的金鱼呼之欲出，似乎正在向你述说它们快乐的生活！正道是：“展卷引人濠濮想，乐哉安见我非鱼！” 征引书目：《艺林名第——南浔金家》，陆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金章/金鱼百影》，王世襄编，香港翰墨轩，1999年。秋瑾的闺蜜、女诗人：徐自华
开南浔女子学校风气之先的浔溪女校成立于1906年，首任校长就是才华横溢的南浔媳妇徐自华；同年3月，秋瑾经褚辅成介绍来浔任教。秋徐两人一见如故，两人既为同事又为姐妹，工作之余纵论国事，诗词唱和，志趣相合，彼此欣赏，遂成莫逆，结为金兰，成为一对好闺蜜。两人的交往故事让后人真切地触摸到一个信守承诺、侠肝义胆的民国奇女子。
徐自华（1873—1935），字寄尘，号忏慧，桐乡石门人，嫁入南浔望族梅氏。后在秋瑾的影响下，秘密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在上海创办竞雄女校并任校长。著有《听竹楼诗稿》《炉边琐忆》《忏慧词集》等。
闺蜜情缘
1906年3月，秋瑾到南浔镇浔溪女校担任教员，才认识校长徐自华。徐自华盛情款待，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秋瑾吃住均在徐自华家中，连带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和学生吴希瑛（后为纪念秋瑾改名惠秋）也成为秋瑾的亲密学生。不久，徐赠秋七律二首，题为《赠秋璿卿女士》：
其一
每疑仙子隔云端，何幸相逢握手欢。
其志须眉咸不及，此才巾帼见尤难。
扶持祖国征同爱，遍历东瀛壮大观。
多少蛾眉雌伏久，仗君收复自由权！
其二
萍踪吹聚忽逢君，所见居然胜所闻。
崇嘏奇才原易服，木兰壮志可从军。
光明女界开生面，组织平权好合群。
笑我强颜思驸骥，国民义务与平分。
而秋瑾也有诗称赞徐自华姐妹：“新诗读罢齿犹芬，大小徐名久已闻。今日骚坛逢劲敌，甘愿百拜做将军。”徐自华经秋瑾介绍，先后秘密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秋瑾在浔溪女校任教日语、理科，同时宣传男女平等，反对缠足，呼吁学生摆脱封建礼教束缚。闺蜜徐自华自然大力支持，两人深受学生爱戴。然而秋瑾的活动遭到校董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诽谤，借口秋瑾思想太激进了，南浔这种小地方跟不上，不少家长有意见……迫使秋瑾辞职离校，徐自华亦愤然辞去校长职务以示抗议。临行前，徐自华赠诗道“欲救世界尽文明，化及蛮夷不惜身。我为浔溪拼一恸，学堂何可少斯人。”此后，两人虽然分离仍保持密切联系。 两个月后，秋瑾准备到爪哇、新加坡一带去筹集起义资金；返回南浔，在徐家小住几天，与闺蜜多聚几日放松心情，谁承想会不幸突患重病在南浔多留了好几日。那时，徐自华姐妹不辞辛劳请医买药，床前床后精心照顾秋瑾。为此，秋瑾在《病起谢徐寄尘小淑姊妹》两诗中写道：“朋友天涯胜兄弟，多君姊妹更深情”“劝药每劳来执盏，加餐常代我调羹。”秋瑾病愈后，返回上海积极筹办《中国女报》，然而经费短缺，筹措无门。正在秋瑾无计可施、万般烦恼之时，徐自华知晓了她的难处，不顾婆家强烈反对出资，毅然与婆家脱离关系，变卖自己在南浔的房产，赶到上海吴芝瑛家中（吴芝瑛与秋瑾早在1903年结盟为姐妹。此时近代三才女齐聚吴芝瑛家，三人遂义结金兰，吴芝瑛为大姐，徐自华居中，秋瑾为小妹），将筹措的1000元资金捐给秋瑾。其妹徐蕴华已转入上海爱国女校读书，闻讯后变卖饰物得到200元，也悉数捐给秋瑾。《中国女报》的第一、第二期才得以顺利出版发行。此外，徐自华还写诗呼吁女界支持秋瑾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我劝红闺诸姐妹，添妆略省买花钱。”不久，徐自华父亲过世，她回娘家侍候老母，秋瑾前往吊丧，并在徐家居住半月。 临行前，秋瑾邀请徐自华去上海替她为《中国女报》驻沪数月，徐自华面露难色说，前一段时间，她为了支持秋瑾办《女报》，变卖了亡夫留下的产业。公婆很不高兴，婆婆狠心得连孙子也不要了，她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回石门娘家。如今，一儿一女年幼，自己的母亲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实在离不开家。秋瑾虽有不悦，却也只是笑言，徐自华过于恋家，都忘了国家大义，以后要以国家大义为重。
虽然两人有过意见相左的时候，却并不影响她们的亲密交往。
因为两人关系亲密，徐自华知道秋瑾“雅量，虽一二十巨觥不醉。
酒后纵谈更豪，余不喜饮，常强之使醉”。兴之所至，秋瑾还会强迫别人喝酒，醉后不仅自己手持倭刀起舞，还要求徐自华也起身回舞。徐自华婉拒且回答，自己没有秋瑾这般豪气英雄。秋瑾追问，既知英雄，为什么没有一双慧眼？让徐自华猜想她可以与古时候的哪位豪杰相比。徐自华打趣道，喜欢舞刀弄剑的秋瑾，颇有男儿的刚毅英勇，可以和刘备的孙夫人相媲美。就是不知道谁是秋瑾的刘先主，届时秋瑾的那位刘先主看到秋瑾会不会双腿发抖下跪？于是，秋瑾拍着徐自华的肩膀戏谑，擅长诗文的徐自华，不亚于汉代才女徐淑，要不要帮忙找到徐自华的秦嘉（徐淑之夫）？徐自华笑着打断秋瑾的胡言乱语。秋瑾却说，她们姐妹境遇相似，徐可以再找一个秦嘉，自己也可以找刘先主……姐妹俩一起梳头时，秋瑾学着隋炀帝的小样儿拿着镜子照照并且说：“这么好的头颅，我想想，会被谁砍掉呢？”徐自华不想听这种恶话，上去夺她的镜子，没想到
一失手，镜子掉在地上，“咣当，咣当”，碎了满地。两人一怔，秋瑾马上大笑着道，二姐想听一些好言好语，自己这儿偏偏只有一些凶兆！ 两人亲密无间、志同道合，所以1907年秋瑾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后，徐自华会到杭州与闺蜜秋瑾相聚，一起游玩、勘察地形。那年春天，正是桃红柳绿、春光明媚之际，秋瑾与徐自华爬上吴山、凤凰山，她们一边踏青散心，一边把杭州的街道、路径绘入军事地图，以便为将来革命党人攻克杭州做准备。下山后，闺蜜俩又一起去白云庵、孤山、西泠桥，来到岳王坟时，秋瑾在坟前久久徘徊，即使夕阳西下也不忍离去。秋瑾嘴里高声吟咏《满江红》，声泪俱下，随后，她手指西泠桥方向，神色凝重地对徐自华说，她有一事相托，倘若自己不幸为革命牺牲，希望能埋骨西泠，靠近岳飞英灵，这是她这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这时的徐自华虽然只把这句话当作戏言，还是笑着回答，放心，她不会忘记百年后共葬西子湖畔的盟约。
如果自己先走一步，拜托秋瑾将她埋在此处。秋瑾笑着应允，一言为定，看看谁有福气走在前面，又是谁为谁操办身后事。就这样，两人在岳王坟前订下“埋骨西泠”之约。
1907年夏至时分，秋瑾为革命筹措资金，来到桐乡石门徐自华家里想办法。得知秋瑾的困难，徐自华慷慨解囊，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积蓄和首饰约合黄金三十两倾囊交付秋瑾作起义经费。其实此时徐家已衰落，徐自华寡居后，独自养育一对儿女，经济颇为拮据。小轩窗下，感动至极的秋瑾从皓腕上退下来自宫中的双龙翠玉镯，给徐自华留作纪念，深情告别。也许是预感革命前途艰难，秋瑾再次对徐自华提出“埋骨西泠”之约：万一自己不幸牺牲的话，请徐自华不要忘记彼此的约定，务必将她埋骨西泠，与岳飞为邻。
这次一看就是非常郑重的托付，徐自华心中一凛，虽然感到有些伤感，还是连连答应秋瑾，并宽慰秋瑾，只管前去一展宏图，不过要多注意安全。万一真有那么一天，她必践约行事……谁知道这一别竟真的成了永诀。
1907年7月，秋瑾遇难，家人不敢安葬。徐自华闻讯悲痛欲绝，写下十二首《哭鉴湖女侠》诗，其一：“过从夜半叩柴扉，握手心惊瘦若斯。痼疾愈深嗟乏术，重衾犹冷泥披衣。热诚爱国遭诬易，公益忘身力疾归。凄绝一声依去也，至今耳畔尚依稀。”直斥腐败凶残的清政府，沉痛悼念闺蜜兼战友的秋瑾。接着又写下《秋女士历史》《秋瑾轶事》《祭秋女士文》等诗文，在《时报》《小说林》《神州日报》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随后，徐自华冒险和妹妹风雪渡江为秋瑾收尸、净身、埋葬。接着又开始筹划迁葬遗骨于西湖之事，1908年2月，徐自华姐妹在秋瑾胞兄秋誉章的协助下，秘密运送秋瑾灵柩到杭州，履行了“埋骨西泠”之约。徐自华践约西泠后，如释重负写下了一首诗：“湖云山树总悲凉，春晓苏堤柳未长。添个鉴湖秋侠墓，游人凭吊泣斜阳。”后来徐自华与陈去病、褚辅成等密结秋社，誓言继承秋瑾之遗志，并被推举为秋社社长（民国后孙中山曾任名誉社长）。1908年9月，清廷以秋瑾同党罪通缉徐自华、吴芝瑛。徐自华闻讯，避居上海，幸未罹难。 诗人本色
徐自华出生在官宦书香世家，家学深厚。徐自华的曾祖父徐克祥曾官至户部侍郎，祖父徐宝谦官至刑部郎中、安徽庐州知府，父亲徐多镠为清朝国学生，叔祖父、祖父辈中还有多人从政或从事教育事业。徐自华天性聪慧，5岁跟舅父学习，10岁能作五言八韵诗。
父亲又让她从小学唐人近体诗，打下良好的诗歌创作底子。她的诗才特别令祖父钟爱，赞其“此女倘投身作男儿，必木天中人也”，言下之意必为翰林院中人物。在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大家庭和良好的书香环境中长大，加上自身天性敏慧，勤奋努力，徐自华自然成为一代才女。
少女时代的她熟读经史，尤喜诗词，与桐乡吴芝瑛齐名，世称“吴徐二夫人”。20岁那年，徐自华随父去安徽探望时任庐州知府的祖父，途经之处，随时记录并写下不少诗篇。祖父看了大为赞赏，亲自加以指点，编成名为《小韵轩诗稿》的诗集。徐自华曾记述自己“刺绣之余，手自抄录”，“无非偶尔展观，觉生平际遇，浏览踪迹，宛然目前”。这些用于自遣的诗作，大多真情流露，自然贴切，虽没有大丈夫的远大胸怀，却自有其清丽可爱之处。可见才女不是天生的，而要勤学苦练外带发挥天赋。21岁那年，祖父赠翠章并诗，其中有“果然一介比书生，修到梅花骨格清。我已三更幽梦醒，楼头犹听读书声”。徐自华依原韵回赠，诗曰：“自嗤性僻本天生，不御铅华意始清。窗下十年空力学，蛾眉那得振家声。”祖孙俩以诗唱和，甚是融洽，诗中透出徐自华巾帼不让须眉之本色。
1893年的春天，21岁的徐自华嫁与湖州南浔富绅梅谦吉的儿子、秀才梅福均（韵笙）为妻。徐自华嫁到南浔，虽是门当户对的一桩好婚姻，然而她自嫁入梅家后，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幸福。翁姑是越有钱越小气，爱财如命，徐自华的零用钱有时还要到娘家拿取。而且她的丈夫虽有秀才之名，实则是一个“性慵懒，不劳而食，无所用心，文学无基础，工作又怠忽”之人，实在不能与自己志趣相投，她只能暗叹“天壤王郎”（古代妇女对所嫁丈夫不满意就说“天壤王郎”），将诗文束之高阁。不过，有感而发时还是会“以诗言志”。
比如1897年夏，徐自华祖父徐宝谦病死，徐自华十分悲痛，写了《哭祖父大人》四章。因为祖父是她诗歌创作中很重要的老师。第二年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就义；国事悲哀，闺中女子徐自华也深深感受到了。那年中秋，她有诗曰：“我望燕云挥热泪，无心赏菊再衔杯。”赏菊、喝酒都无心思了，“已知黄种争存晚，赏到黄花感触侬”。显示了徐自华不同
一般的见识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1900年正月，丈夫梅福均病逝，那年徐自华才28岁。虽算不上是美满婚姻，但青年丧夫，对一代才女徐自华来说，更是增添了无限悲哀。徐自华抚育一双儿女，心中非常苦闷，赋诗自遣。家庭变故无着，国事变幻无序，一起担到这位弱女子身上。她写下了《悼亡》诗七章，有“七载相依共唱随，可怜聚首两年期”。丈夫走后，她依然“泣唤娇儿且读书”，“世界三千都变玉，霜闺一色空凝月。
唤娇儿，且读旧楹传，柔肠裂……”后人读到这里，都能感受到徐自华那份泪流满面、悲壮万分的忧愁。后来，徐自华回到娘家居住，在父亲劝导下，检寻旧作，编成一部《听竹楼诗稿》，取意于钱冰如女史的“夜来风雪里，听得竹声寒”之句。诗稿中有不少诗篇咏物言志，反映了她的情趣和品格，还有一些歌颂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的诗篇，字里行间透出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其间她又写了《种梅》《问梅》《吟梅》等许多咏物言志诗。她与福建林长民诗词唱和，曾有“读史空余千古恨，怜才难灭一时心。平生未得惊人句，愤世徒然泪满襟”之句，诗风豪迈。当时乌镇才媛郑松筠（静兰）赞叹徐自华：“松柏清操冰雪心，玉台佳句令人钦。”可见，徐自华确实兰心蕙质，擅诗工词。
1909年11月，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发起并在苏州成立南社。
徐自华与妹妹蕴华均为早期南社成员。姐妹俩积极参加南社组织的各种进步活动，并为南社会刊撰写诗文，成为南社的骨干力量。1910年1月，《南社丛刻》第一集出版，此后每一集几乎都有徐自华的诗文。陈去病、柳亚子曾先后为徐自华的诗集《听竹楼诗稿》题诗。
陈去病题：“天生风雅是吾师，拜倒榴裙敢异词。为约同人扫南社，替君传布廿年诗。”诗中依稀可见，陈居然甘愿拜徐自华为师。柳亚子题：“天盖吟成种菜诗，百年潦草到今时。语儿溪水浑无恙，剩有精灵属女儿……元龙谓我君词笔，漱玉断肠此继声。便欲流传到南海，罗浮翠羽不胜情。”在陈去病的帮助下，徐自华整理旧作，编成《忏慧词》，1909年出版，刊入吴江《百尺楼丛书》，有柳亚子等多人题贺。柳亚子《念奴娇·题寄尘女士〈忏慧词〉用定庵赠归佩珊夫人韵》上阕云：“奇才如许，有青绫帐外，谢家琼树。生小语儿溪畔路，弄月评花闲住。漱玉新词，断肠旧恨，谁辨今和古？蛾眉绝世，人间脂粉如土。”原来，在柳亚子心中，徐自华的词可以和李清照、朱淑真相媲美，评价颇高。诸宗元题：“石门有女士，巾帼而丈夫。”南社社友李德群读到徐自华的诗词集，欣然作对联一副，盛赞秋瑾和徐自华，上联是“侠心通剑气”，下联是“丽句有金声”，赞徐自华词“清丽绵邈，入宋元之室矣”。足见南社同人对徐自华的诗词创作成就评价极高。 时至今日，徐自华的诗集还在出版。1990年，郭延礼辑校、中华书局出版了《徐自华诗文集》》。2014年8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自华集》，除《听竹楼诗稿》《续编》《秋心楼诗词》《忏慧词》外，还辑录《南社丛刻》《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等报刊上徐自华的诗词、文章、书信等，后附有关传记、评论、题词及年谱，可资参考。
1935年7月12日，徐自华逝世于西湖秋社，两年后葬于杭州第
一公墓，后复葬孤山，与秋墓遥遥相望。柳亚子先生为其撰写《忏慧词人墓表》1960年，西湖秋社全部拆除。1964年，徐自华墓由西湖孤山迁葬至龙井鸡笼山麓辛亥革命烈士墓地。1981年，浙江省政府在西泠桥南侧重建秋墓，当年由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胡菊邻刻的墓表原碑嵌在秋瑾墓座的背面。
征引书目：《返钏记》，徐自华。
《秋瑾与徐自华姐妹》，余方德，《湖州作家》，2015年。
《解读秋瑾（上）》，郭延礼，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
说起南浔的名门闺秀，就不得不提张静江家的“五朵金花”。张静江多女儿，细数起来有十来位之多，但出镜率和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还要数与原配夫人姚蕙所生的五个女儿，分别是长女张蕊英、次女张芷英、三女张芸英、四女张荔英、五女张菁英。“钢琴妹妹”遇上“国舅爷”和“海归鲜肉” 这“五朵金花”从小生活在欧洲，个个精通法语、英语，又超水准地继承和发挥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她们从小就泡在钢琴和色彩里，加上长期的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和生活，使她们个个才华横溢，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才干，尤其是老三张芸英、老四张荔英、老五张菁英，她们终生与艺术结缘，成为职业艺术家，分别是音乐家、画家、服装设计师。而“五朵金花”当中，颜值最高的非老三张芸英莫属，就连“国舅爷”宋子文也对张家三小姐倾心不已。
张芸英（1904—1998），1904年生在中国，3岁随父母旅居法国巴黎，自幼学习钢琴，爱好文艺。小学毕业于IalcieJulesFerry，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迁到美国，1924年毕业于纽约Ho-raceMann中学，之后“海归”，重新在上海中西女中补习中文。在法国读小学、在美国读中学，高中毕业时还开了专门的钢琴演奏会，这样的履历已然非同凡响。她不仅是位钢琴艺术家，还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者。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而且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艺术家。 说到她的音乐才能，他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姗（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七岁，在这个年龄学会跳舞可以发展出自然的节奏感。有了这样的基础，稍后在高中，我选修了跳舞课，学到了更多。有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对别人介绍我说：‘他拥有自然的、惬意的、放松的舞姿，舞蹈使他变得优雅高贵。’他希望我成为领舞，但是我太矮了，不能和同年龄的高个子的美国女孩搭档。这是我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我终究没能当上领舞。但是指导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喜爱舞蹈。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舞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在高中的岁月真是风光无限。” 当时的张芸英可以说集“白、富、美”于一身，自然受到许多男士的热烈追求。旧社会，大家小姐的婚事多数是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但深受西风熏陶的张家小姐们，继承了父亲“革命”的基因，大多成了“造反派”。张静江与孙中山的相识是在一艘轮船上发生的，从而开启了民国奇人的传奇人生。说来也奇怪，张芸英的那次人生“偶遇”也是在轮船上发生的，从而改变了三小姐的人生轨迹。 她是1924年在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多识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富有诗意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就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可是张静江压根就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开明，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也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答应。就连当时的国民政府实力派人物宋子文（后来成为财政部部长、“国舅爷”），张静江都看不上呢，更遑论他人！ 据说，“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张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宋子文也正好来张静江家中，看到了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张家三小姐张芸英，钢琴又弹得这么好，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张静江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宋子文再次动情，面对张芸英的礼节性问候，竟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风华正茂的宋子文对“钢琴妹妹”一见钟情，很快展开了热情的追求。可能当时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宋子文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一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竟下令不许开船。
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张家小姐，貌似柔弱，却是有个性的人，绝不向“国舅”低头。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着意关注，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女婿，但女儿喜欢，他毫无办法，只能“乖乖地”掏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先后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敢和权倾一时的宋子文抢老婆，最终胜出成为“民国奇人”的女婿，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这样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到老丈人当省长的地方任职，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日战争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国民政府撤退，他当代理经理。日本人把电厂占领了，他们就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现在叫西湖公寓）。 这对艺术夫妻共生有2个儿子，分别叫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他先在歌剧院做音乐工作，1958年以后一直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98年离休前曾为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首长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20世纪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
坦然面对“没骨头的猪肉”难题
陈与张的婚姻经历了十余年的甜蜜，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裂痕，原因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交往过密，引发了婚姻危机。张芸英认为夫妻之间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于是与陈寿荫离婚。1947年，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他非常担忧母亲的精神状况，于是提议全家北上，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离开丈夫，带着儿子在异乡独自生活，这对旧社会的女性而言并非易事，何况张芸英又是千金小姐出身，过的从来就是豪门生活，自然会引发一大堆问题，发生不少有趣的“插曲”。
比如，初到北京，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
她就问摊主：“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摊主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你说是买“肉”，那的确买的就是“肉”，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因为国外和上海的宰猪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杀的。如果要买带骨头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条”等。而北京那时还是按中式宰猪法，菜场的售货员动辄把一条或半条整猪拎上来，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里是哪里的。所以张芸英想对卖肉的提意见，反倒让人家给堵回去了。 还有一次上裁缝铺做衣服，她看裁缝拿出一张纸样裁衣服，就说：“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这个纸样可能不合适我。”那裁缝铺的人说：“我们这张纸样传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适，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确比一般人瘦些，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吧。
诸如此类，张芸英都想不明白。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活就是如此现实而骨感，张芸英用她的果敢与刚毅度过了适应期。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张芸英的老家南浔尊德堂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
不走“宋庆龄的后门” 说起来也奇怪，张静江的几个女儿后来大多随父亲去了美国，唯独只有张芸英留在了大陆（大姐张蕊英1949年前就去世了）。据她的儿子陈平回忆：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张静江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张芸英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可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她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
由于父辈的关系，她与国家领导人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
20世纪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尽管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往来，可她从不愿利用这层关系走后门，只有一次例外。
据说，张芸英来北京后一直是租房子住，后来住在儿子家里。
可是后来儿子“下放”了，她一时间没了住处，这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很热心，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这不是很好吗？要是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
那也不行，我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后来，她真的是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芸英，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
征引书目：《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
《怀念母亲张芸英》，陈平，《南浔开发区报》，2000年9月28日。新加坡画坛先驱：张荔英
2015年，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携手亚洲新闻台拍摄纪录片《张荔英的世界》，作为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献礼片，并以此向这位“国宝”级女画家致敬！远隔重洋的南浔古镇亦感到与有荣焉，因为张荔英就是从南浔古镇走出去的女画家。
张荔英（1906—1993），南浔“四象”张氏后人，新加坡女画家。
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张荔英是民国风云人物张静江的千金，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夫人，中国第一代女性油画家，新加坡六大先驱画家之一……她一生的故事，几乎就是20世纪华人的缩影。
前半生“颠沛流离”的“奇女子”
1959年8月，张荔英受邀到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在新加坡美国俱乐部举办的日间社交聚会演讲。谈她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时，张荔英激动地告诉在场听众，自己的生命实由四件大事“塑造”，而且四次“都是战争”——由于孙中山与她的父亲张静江是至交朋友，发生在1911年的那场革命“大大改变了张家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巴黎习画，在孙夫人宋庆龄的介绍下结识正流亡巴黎的陈友仁（EugeneChen），1930年，24岁的张荔英在巴黎与55岁的陈友仁结婚，在民国史上留下“大叔配萝莉”的婚姻佳话；日军侵华时期，陈友仁在香港被拘押，继而软禁在上海，1944年因病辞世，那年张荔英才38岁；第四件则是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那场内战。“也是那场战争，把我带到你们的国家。”出生民国顶级豪门的民国名媛，前半生一直在游走旅居和动荡中度过，堪称传奇。陈友仁虽然声名显赫，张荔英嫁给他时，陈的政治生涯巅峰期已经过去，正过着异常艰苦、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陈友仁是强硬的反蒋斗士，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对象，险恶的政治形势迫使他流亡海外，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张荔英不以成败论英雄，在陈友仁最困难时，反而看到陈友仁不同凡响的品性，毅然放弃自己原来独身主义的打算，堪称“奇女子”。婚后，张荔英的生活自然不能像婚前那样安逸。还好两人感情甚笃，婚姻不失幸福美满。她婚后所有的创作均以夫姓CHEN签名。1934年，陈友仁与陈铭枢、李济深都遭到蒋介石的通缉，不得已只好再次逃亡海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被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这期间张荔英始终与丈夫站在一起，不离不弃，给了丈夫最大的安慰，还为丈夫画了很多肖像画。也以自画像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生命里的苦痛悲欢和风雅闲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友仁病逝于上海。之后，她又被软禁年，失去挚爱的丈夫、向往自由的张荔英，一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唯有画笔相伴，唯有画布可以诉衷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9岁的张荔英才被释放。此后，她以卖画为生，在上海、纽约、巴黎等旅居地都办过画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荔英离开中国大陆，随身携带一幅自己创作的《北平风景》，连同她的故国心影，只身漂泊到南洋。 其间，张荔英曾回南浔古镇尽孝。那是婚前，张荔英做了件对家族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护送母亲灵柩回南浔老家。当年张荔英母亲姚蕙在美国不幸去世后，父亲张静江非常悲痛，花巨资买下一口水品棺材，亲自安排将其灵柩运回南浔张家祠堂，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张荔英。张荔英一路上陪同母亲的灵柩漂洋过海，一直到在张家祠堂里安放停当为止。短暂停留南浔期间，张荔英在父亲名下的绿绕山庄流连忘返，那里的荷花池、竹林桑园是她入画的素材，张家花园——绿绕山庄的草地网球场上，留下了她和堂兄张乃凤打网球的倩影。 执教南洋美专，桃李满天下
人到中年的张荔英，历经战乱、软禁、生离死别及种种风波后，远赴重洋，后定居新加坡，开启了人生和艺术生涯的新篇章。那时的张荔英深刻领悟到，没有什么能比在平静的新加坡安身、靠绘画教学为生来得更叫人安心。当然，张荔英能成为新加坡“国宝级”女画家，离不开她对新加坡美术教育的贡献，更离不开其自身绘画技艺的不断创新和日臻精湛。确实，张荔英为开拓个人艺术天地和栽培后起之秀，付出了极大心血，她的奉献精神和非凡造诣，奠定了其杰出画家、美术教育者的地位。
1954年，应新加坡南洋美术科学校校长林学大之邀，张荔英任教南洋美专，直到退休。当她第一次踏足南洋美专，便对这座古朴的校园一见倾心，正如张英1957年所言：“被古树环绕着的老屋，空气十分流通……美专藏书的丰富更使我感到惊喜，这里的确是一个绘画的理想地方。”新加坡的艺术专家们曾谈到，张荔英老师生长在法国，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在南洋美专期间，张老师教学认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赖凤美同学便是受张荔英的影响赴法深造，并且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就读。赖凤美同学学习态度勤奋认真，颇受夏普兰·米笛教授的赏识，回国后在母校执教至今。夏普兰·米笛教授是张荔英的旧同学，1958年，他“做客”新马，特地拜访和参观美专，并与久别重逢的张荔英叙旧，一时传为佳话。张荔英在南洋美专执教的27年中，教授素描与油画，润泽新加坡无数的莘莘学子，用“桃李满天下”形容一点不为过。那时的张荔英会载着学生“走”在椰树婆娑的环岛路上，泊在河畔驳船码头，或是到海风习习的沙滩、郊外的甘榜浮脚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找寻入画的景点，很好地诠释了教学相长。
27年中，她每年带一个毕业班，每一个毕业班交到她手上，都会成为她所说的“我最偏爱的一个班”；年底骊歌响起，她会亲手为毕业生写一篇离别感言。后人可以从那些柔软的文字里，体会张荔英对即将离校学生的谆谆期盼和浓浓祝福，对学校的自豪和爱护；也有一名画家对艺术的解读，对潮流的诠释……如写给1967年毕业班同学的：“艺术家须经长久岁月的苦练才达到成熟的境界的。所以，他永恒的问题，是在自我发展中，怎样去求温饱，求生存。”留给1968年毕业生的：“我一方面祝诸君成功！一方面劝诸君小心翼翼，不要把车开得太快！”写给1973年毕业生的是：“尽量吸取一切芬芳，痛饮多种民族鲜花的甘露，并产生出你们自己的各别的蜜糖。”这样的“离别感言”，她一写便是20余载。
20世纪80年代任新加坡国家画廊研究员的康斯坦丝·薛尔思（前总统薛尔思之女）曾回忆张荔英1988年告诉她的一件少人提及的事：长期受肺病折磨的林学大校长曾一度提出，希望在美专教书的张荔英接手掌管这所学校。一向敬重林学大校长的张荔英惟感到在此事上“恕难从命”。当时她对林老校长说，请让她继续做教师，自己会尽力协助林老校长。张荔英从未后悔这个决定，安于“画家兼教师”这个角色，也一直实践着自己的承诺。1963年，林老校长病逝后，学校董事会有意让张荔英出任校长，但她为了创作没有接受，董事会才转而推荐林有权先生担任代校长；1970年，林有权先生出任正校长，张荔英担任他的英文秘书。后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几次遇到办学经费方面的困难，张荔英总是与校友一起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义卖，在关键时候为学校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林有权曾告诉记者，张荔英长期协助校方处理有关校务的英文文件，为学生写推荐信、争取海外奖学金，对南洋美专的发展贡献良多。对张荔英在美专的教书日子，研究员康斯坦丝也有评价：“张荔英长达27年的教师角色，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段时期目睹了新加坡一批最有潜质画家的成长，其中她有一份功劳。” 潜心创作，迎来艺术巅峰定居新加坡的张荔英潜心创作，自如地演绎着艺术家和教师两种身份，教学之余不断地开画展，被视为新加坡的先驱美术家，迎来了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当年她坚决不愿走“仕途”，只因她深知一旦职称改为“校长”，自己就不再是艺术家了。事实上，张荔英甚至不愿做全职教师，选择做“一周只教三天”的兼职老师，当然薪水只有别人的一半。对这种“有面包、无牛油”的日子，张荔英甘之如饴，因为这样她既能有时间创作画作，又能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而且能孜孜不倦地埋头创作。张荔英曾说，她喜欢根据自然作画，传统的中国绘画技法并不适合她……她喜欢在户外作画。当她决定要以某种大自然元素作画，便会在那实境中当场绘画。新加坡长夏无冬，风光旖旎秀美，海岸风平浪静，让喜欢户外采景、作画的张荔英沉浸在创作的天地中那时的人们常见一个风姿绰约的女画家，开着一辆粉红色小有，忍受着炽热阳光的煎熬，穿行于椰风海韵中，只为找寻一个可以入画的好景。找到了，泊好车子，选定一个作画地点，画上几张素描，作为日后创作油画的素材。那时，张荔英的小红车她作画的风姿亦是都市的一道风景。在新加坡期间，张荔英画风再次转型，早期作品受到写实主义和巴比松画派的影响，中期的作品已具有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特性。她在西画中融入中国绘画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并于20世纪50年代，将这种中西合璧的绘画技巧和思想带入新马。之后她又受到南洋热带气候和风土人情的影响，晚期作品除了具有中西绘画的精神外，还处处流露南洋的气候、地理和文化等特色。不盲从的张荔英，以其独特的美术天赋，深刻领悟西方美术技法与审美精髓，西为中用，开创出清雅宜人、华不艳的画风。
人们从张荔英的画面曲动玲珑的笔触和线条中，仿佛感受到画家灵活逸趣的性格。 张荔英一生所绘，包括人物画像、静物画与风景画。其作品拥有完美无瑕的笔法、暗淡柔和的色彩、一丝不苟的构图，以其精致和细腻而闻名。这可以从张荔英创作生涯巅峰的出色之作《莲花颂》中略窥一斑。此画作于2013年秋季被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卖，当时以600万港元起拍，760万港币落槌，成为至今拍卖史上最大尺幅的张荔英作品。张荔英利用西方技巧创作东方主题的《莲花颂》，是她在1962年作于自己花园的精品。整幅画充满强烈的时间记忆及临场感。画意和平恬静，避世隐逸。构图由大小形态不一的莲花组成，莲干朝着不同方向伸展，动态优雅。在画家指挥下，朵朵莲花宛如交响曲的高低音符，连同莲叶、莲蓬在和谐协调的大自然奏鸣曲中舞动着，恣意发挥各自的韵律魅力。莲花乃佛家安静之物，圣洁之花，象征格高洁，慈悲怜悯，蕴含般若之力量。所谓文如其人，画由心生，从此画作中可见，张荔英就是一位忠实于艺术、品格纯正、超逸脱俗、性格外柔内刚、学贯中西的传奇女了。 张荔英能在异国他乡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她忠诚的从艺态度。张荔英为了完成一风景油画，可以多次跋涉崎岖的路途，忍受炽热阳光的煎熬。那股顽强的劲，不得不叫人肃然起敬。还有她在新加坡定居时感受的“生活的平静满足、对小事物的欣悦之情，及安身立命的归属感”，让她没有后顾之忧，潜心作画。
康斯坦丝·薛尔思曾回忆过张荔英热爱生活、接地气的一面。
在新加坡，张荔英有三个名字：张荔英、陈乔琪、Chendana第三个是马来名字，少有人知。在当年南来的文化人中，张荔英属于喜学当地语言、了解本地文化的一群。能说法语、英语和华语的她，来到新加坡后很快掌握了马来话张荔英总跟朋友说，在新加坡最令人开心的，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对她来说，学马来语有趣极了。那时她们是晚上上课，的是成人教育局办的课程。康斯坦丝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道，乔琪能说流利的马来话，这让她交了很多马来族朋友，其中不少是画家。她对这一点相当自豪。正是这些马来艺术家朋友，有一天突然兴起，要为她取个马来名字。大家七嘴八舌，提出好多个马来词语，chendawan、chendana…张荔英这才发现，马来语中原来有很多以“chen”开头的词语，她最终选了“chendana”。“chendana是檀香木（sandalwood）的一种木头，张荔英最喜爱树林和大自然！除了有三个名字外，女画家还有个好玩的绰号，叫“BasketChen”（陈篮子）。原来，张荔英很喜欢篮子（草篮、竹篮、藤篮等不一而足）。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去逛市集，观察当地人盛放蔬果鲜花的篮子。张荔英认为篮子非常美，百画不厌，所以朋友们戏称她“BasketChen”。陈乔琪、Chendana、BasketChen这三个名字，正如她婚后所有的创作均以夫姓CHEN签名一样，饱含着张荔英对亡夫陈友仁的一往情深和无限眷念。也许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张荔英才能用手中的画笔画出那么多鲜活的油画作品。1982年，新加坡政府授予张荔英国家文化艺术奖章，以表彰这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杰出画家及美术教育家，为新加坡绘画艺术做出的巨大贡献。1985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属下的国家画廊，为张荔英举办“新加坡先驱画家：张荔英1985年回顾展”。这是张荔英一生中规模最为盛大的展览，一口气展出女画家172幅作品，连纪念册也被索取一空。据说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就收藏了她
三幅画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被新加坡政府视为文化瑰宝，典藏在国家美术馆内。还有一部分被拍卖，所得资金设立张荔英美术教育基金会，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地美术界还认为，她是第一个把法国印象派绘画艺术引进亚洲之人，因此受到广泛的尊敬。1988年，新加坡国家画廊还为张荔英做过一次口述历史访问，记录下她生命中的一个个重要片段，为后人研究张荔英提供珍贵的文献依据。现在新加坡美术馆有一间不小的展厅专门展示张荔英的作品，其中有她本人和陈友仁的肖像画和静物、花卉写生，还陈列了一小部分她的遗物，如她生前用的图章、她与陈友仁的生活照片、她举办画展的请柬和宣传资料等。
1993年，张荔英离别故国近半个世纪以后，在新加坡溘然长逝。
如今斯人已逝，却一如星光般闪耀。
征引书目：《传奇女子张荔英：从民国名媛到新加坡“国宝”级艺术家》，转载自《世界华人周刊》，2017年。
《本地先驱画家张荔英鲜为人知的马来缘》，章星虹，《联合早报》，2014年9月。
《民国第一豪门千金，流亡50年，却被新加坡视为“国宝”，命运多舛也压不垮她一身傲骨！》，《徽脸文化》，2017年12月。
《纪录张荔英从民国名媛到新加坡国宝》，《世界华人周刊》，
2017年11月。
《张静江张石铭家族》，张南琛琛，宋路霞，重庆出版社，2006年。玉笙金毫画遥空：庞左玉
2004年4月30日，一场名为“朝花夕拾——海上女画家作品回顾展”的书画专场在上海中国画院开幕，展出该院李秋君、陆小曼、陈小翠、周炼等8位已故女画师的45幅作品，还配了大幅照片和文字介绍，引来一片赞叹。这其中就有南浔庞家的才女庞左玉。
卓染尘表的大家闺秀庞左玉（1915—1969），名昭，又名庆昭，字左玉，别署瑶草庐主，以字行，著名海派女画家，农工民主党党员。
南浔庞氏乃湖州一带的望族，重珪叠组，累世簪缨。庞左玉的祖父庞天笙曾为南浔庞氏宗族的族长，当时在苏州为族侄庞莱臣、庞青城兄弟管理经营典当业，进入民国后担任苏州商会会长，是苏州商界的头面人物。幼年的庞左玉跟随祖父母在苏州生活，家境十分富足。
庞左玉的父亲叫庞奉之，母亲徐氏，夫妻俩育有两子两女，长女庞景瑛，长子庞其祝，次女庞左玉，次子庞其方，庞左玉排行老
三。北洋政府执政期间，庞奉之曾在北京交通银行任职，庞左玉便随父母移居北京，并入学堂读书。庞左玉自幼喜爱绘画，常在课余时临习画谱，由此打下了国画的基础。后北洋政府倒阁，其父其时已积资30万银元，所以告老还乡，携家眷南回，庞左玉则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攻读中国画。师从温州画家马孟容、郑曼青，专攻花卉，由学徐青藤、陈白阳入手，并得洪伯义及其堂伯父庞莱臣的指导，广临“虚斋”所藏古画，画艺突飞猛进。
1934年，庞左玉自上海艺专毕业。当年即加入中国第一个女子书画团体——国女子书画会。
中国女子书画会创立于
1934年4月29日，由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等人发起，会址在上海海宁路890号（后迁至中正北二路58号）。当时闻名海上的冯文风、李秋君、唐冠玉、吴青霞、陆小曼、陈小翠、余静芝、周炼霞、鲍亚晖、何香凝、江南蘋、宋若婴、陈思萱、查浣尘、樊诵芬等闺秀派画家都是该会会员，庞左玉是会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书画会无固定活动场所，恰好庞家在虹口东体育会路建有私宅一所，左玉喜交友，待人友善，所以书画会常借庞宅作活动场所。后来全国各地的女子书画家申请入会者络绎不绝，会员增至150余人，成为全国性的女子美术团体。 该会曾多次举办书画展览，还编辑出版了刊物，《中国女子书画会展览第三届特刊》上就曾刊登庞左玉的作品和小传，并评价云：“雅慕青藤白阳之高，笔意乃绝似之，其作品天资特超，故能奇趣横溢，卓然尘表，自是出群手笔。”
1942年，为纪念亡母，庞左玉在上海大新画厅开念萱义卖画展，当时的《申报》以“庞女士念萱国画义展志”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庞左玉女士为吴兴望族，家藏很丰富，绘画天才很聪明，年事又很轻，曾经从郑曼青研究过，青出于蓝，另辟蹊径。今次为纪念母太夫人逝世周年，体察太夫人的慈善心术起见，本着老老幼幼的推爱精神，救济失学青年而举办助学金国画义展，这种“孝思不匮，永锡尔类”的美德，值得人家钦佩。会场在大新画厅，日期为十月廿六日至十一月一日，作品有三百余件，会场中悬有庞老太太遗像，恺悌慈祥，容貌蔼然，四周围以鲜花，下面有义展筹备处的布白，说明念萱国画义展的宗旨，所得润资，悉数充作助学之用。庞女士的作品，真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之概，不论寸样丈幅，多能表演着充分的美感，用笔的苍劲，假定没有她秀丽的气色，使人疑非巾帼之手了。莫怪钱名山老先生要题“极生对此，背汗沾襟”了。很多作品上有名家的跋，如公愚、午昌、瘦铁、蔼农、粪翁、白蕉、雪泥等均有题咏。要说庞女士的作风，那不是一家一派可以拘束她的。秀逸近乎恽南田，清雅类乎华新罗，挺拔似乎陈白阳，天真几乎李复堂，工致谨严可追元之王若水、明之吕振庭；所以，庞女士的作品，在现代女画家中是不多见的。宜乎洛阳纸贵，争售一空了。之后，庞左玉又多次举办画展。1944年夏，于上海大观园（今南京西路原杂技场）举办个人扇面画展；1946年底，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个展；1947年2月，与徐晓萍赴台湾开联合画展；1948年5月，于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举办临摹画展。
可以说，至民国晚期，庞左玉已是名扬海上的著名闺秀派画家之一，被誉为画界女中翘楚，声名远播，其小传及肖像还被收入了1948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
除了绘画之外，她还喜欢演唱京剧，擅长唱程派青衣，曾登台演出。卓荦不凡的才女画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庞左玉先后加入新中国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开始了全新的艺术人生。1954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她成为该院首批专职画师之一。从此，在艺术创作的同时，又多了传道授业的职责。
其中有一项工作是国家指定的——教授在沪外国使节的夫人及外商驻沪代办的家眷中国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1966年5月先后计40余人，大都是欧籍人士，如英国、挪威、比利时等国。
庞左玉不仅教绘画，还不断把中国的风物人情、文化习俗逐一地介绍给洋学生们，使得这些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同时她也吸收了西方绘画的色彩理论，用于自己的国画中。她与那些洋学生的关系很是融洽，许多人回国后时常致信问候。
除教洋学生外，她也收中国学生，有上海也有外地的，有的是单位分派的任务，有的则是慕名而来，只要学生愿学她都教，不仅在技艺上毫无保留，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帮助，还常贴纸张笔墨。据其得意门生谷娜女士回忆：“左玉老师擅长花鸟，常常带着我们去写生，我还记得她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临她画的牡丹花……每次从老师处学画归来，我也被染得一身花香，一身墨香……左玉老师不仅是我的师长，还如同慈母般地关爱着我，关爱着她的每一位学生。她体谅我学画的经费来之不易，时不时地送些私藏多年的上好画纸、传家笔墨……”看来，她不仅是个优秀的画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
作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专业画师，她每年还要拿出力作参加各种画展。她曾根据民歌创作了一幅《桃花燕子图》，参加全国美展，并在国内许多城市巡回展出，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为了让纯美术作品与人民大众缩短距离，为轻工业生产服务，她多次尝试将国画艺术应用于日用产品的装潢美术。如她为搪瓷工艺品绘制的画稿，被用于搪瓷面盆及暖水瓶壳装潢，因其作品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产品投放市场后，深得消费者喜爱。
庞左玉个子娇小，皮肤算不上白，但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她的嘴唇上永远抹着猩红的唇膏，眉毛眼线描得一丝不苟，头发纹丝不乱，还烫成白光、周璇式的发型，绫罗绸缎在身，四季都是高高的立领旗袍，手上戴满红红绿绿的戒指，十个指甲染成玫瑰红的，这副妆扮，即使是在当时的上海滩也令人叫绝。 庞左玉的个性很强。据其堂弟庞其铭回忆，庞左玉在家族中只讲故乡南浔话，一口比苏州话略快、别具一格的南浔话，娓娓道来，煞是好听。由于在北京待过几年，又学得一口京片子，遇有外人，京腔京调，拉得满腔满调的，清脆悦耳。她的脾气之大，在家族中也是有名的。庞其铭先生还讲了一个细节：“一年，大堂姐（指庞景瑛）高安路宅邸花园里的月季、玫瑰盛开，众亲戚前去赏花，我一家去得尚早，花园一角，已见左玉姐支起画架，左手拿着一大把笔，目不斜视、专注地在画稿上一笔笔细描着，全然不顾我们的到来。我等孩童躲在一旁玩耍不敢造次，怕召来左玉姐的训斥，我们是知道她那大脾气的。玩中偷眼望去，左玉姐摇着头，从画板上撤下一张刚画了几笔的草稿，又重新画起来。约到响午，她才从画中回到现实中来，开始叫唤我们，画板上夹的是她满意的写生稿，她自己一一收起，足有一二十张；散在草地上的更多，是废弃的，由我们小孩子来收拾残局。画完画，是左玉姐最舒心的时候，她会把我们这些小孩一一叫到跟前，戏耍且作弄一番，常常为我们的窘迫和难堪而开心得大笑。在左玉姐新乐路宅邸，她的画室通常是不允许小孩入内的，遇到她高兴时，会扔出几张废弃的画稿和残留的颜料，让我们趴在客厅的红木八仙桌上涂鸦一气，这也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刻。” 可是，庞莱臣却十分喜欢这个爱好书画又颇有个性的堂门侄女，视之如女。因此，庞左玉常到庞莱臣的家中看画和临摹。当时，庞莱臣家中请名画家陆廉夫为其鉴定整理书画，后来陆介绍弟子樊少云来接班，自己回苏州去了。樊少云当时已是名重一时的画家，可他来了不久也即回去，又留下其子樊伯炎（1912—2001）为庞家整理书画。樊伯炎亦擅书画，但后来改习音乐，长于曲艺，是著名的琴师，他在庞家担任“门客”前后达20年之久。在庞家，由于庞左玉和樊伯炎接触较多，日子久了，便产生了恋情。1957年，经过十多年的爱情长跑，两人终成眷属，书画为媒，夫唱妇随，堪称“管赵之合”。
卓尔不群的“反动权威”
由于庞左玉从小身体羸弱，加上高龄产子落下不少毛病，后来又患上头晕病、上腭肿瘤、心脏病等疾病，所以不太上班。身体、工作、生活上的不如意，使得从小锦衣玉食又好胜心强的庞左玉常常闷闷不乐。据陈巨来回忆，庞左玉曾住在富民路东湖口的一幢洋楼中，常和楼上邻居吵架。因无法忍耐，就与画院的女画家陈小翠对调住房，而陈仅住了半年时间，就放煤气自杀了。此时，庞左玉被抄了家，父亲庞奉之的全部存款归了公家，庞莱臣子孙的家也被抄了，这诸多境遇，对她的心灵造成很大打击。
庞左有好谑人之习。据传，她爱给别人乱起绰号，高兴起来一把抱住你，“猪猡，瘪三”地乱叫一气，你还没听熟，下次说不定又会给你个新的雅号，当然是更难听些的。她给独子樊愉起的小名就叫“包裹”。此好在家庭内部显然无伤大雅，但她在单位也是如此，这就出问题了。她曾将画院比作“大观园”，将院中几个著名人物——比诸红楼中人：党支书某公，人至和善，喜人恭维之，她比之为史太君；人事室主任某某，素得支书信任，故比之为鸳鸯；当时唐云最红，捧之者众，比之为宝玉；沈迈士，道貌岸然，比之为贾政；王个簃面孔好人样子，比之为薛姨妈；贺天健动辄骂人，比之为焦大；资料室主任，常熟瞿氏，最擅马屁功夫，最得史太君欢心，发言时，为任何人所难及，故比之为王熙凤；陈小翠性格孤洁，不喜与人多交际，比之为妙玉……弄得许多人都对她有意见，在画院自然成了孤家寡人，不过，却和才女陆小曼相处不错。
“文化大革命”开始，她的这一坏习惯仍旧不改，竟然戏谑起“最高夫人”，大字报一起哄，她就遭殃了。庞早年与赵丹、黄宗英、白杨、蓝萍（江青早年的艺名）等名伶甚熟，常与人讲起当年蓝萍演《娜拉出走》之事，丝毫不顾忌蓝某已当了旗手，言谈中更无趋附权贵之意。当时，普通人说这事也要被扇耳光的，更何况庞左玉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其状之惨，可想而知。庞左玉一生傲气，容不得别人对她大声说话，哪堪承受别人的训斥和凌辱?自1967年被揪靠边至1969年10月，她每日起早去画院劳动，接受审查、批斗，常常到晚上才能回家。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对于一个好胜但又体弱多病的中年女子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而沉重。
1969年10月20日，庞左玉照例去画院劳动，下午4时许被叫去谈话。专案组人员对其实行轮番轰炸，逼她承认恶毒污蔑过伟大领袖，逼她承认隐瞒画师陈巨来有污蔑伟大领袖的言论。庞左玉坚决拒绝，认为“必须对革命、对他人、对自己负责，没有的事不能胡乱应承”。专案组对其动武，她提出“要‘文斗’，不能采取‘逼、供、信’”，并与他们进行辩论。专案组声称其气焰嚣张，必须“从严处理”，直至晚9点多才放她回家。
肉体的折磨仅是对人机体的摧残，而人格的污辱对于一个正直、极具自尊、有个性的艺术家而言，将意味着毁灭。戴着“现行反革命”高帽的庞左玉纵身一跃，从当年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六楼跳下，以死抗争，顿时香消玉殒，年仅55岁。
当时亲友人人自危，多被关押，竟无人收尸，伤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冤情才得以平反昭雪。
她的画院同、著名女画家周炼霞所作“玉笙落遥空，剩笔余花豆溅泪；春风为昭雪，重泉出口可安眠”，正是其身世之写照。有人认为庞左玉的死是祸从口出，但为什么她与其他人合不来，唯与陆小曼要好呢？究其原因，大概她们都是才女，均有强烈个性的缘故吧！庞左玉的确是有才华的。她的绘画吸取了恽寿平、华嵒的设色与写生技法，笔致秀雅，笔法工整，色泽妍丽，一度为搪瓷工艺品绘制画稿，颇受群众喜爱；暇时兼及诗书，亦喜国剧，曾习程玉霜派青衣剧艺以自娱。
作品有《迎春图》《姐妹花卉红半天》《牵牛花》《夹竹桃》《荷花翠鸟》《红梅赞》《扁豆》《牡丹轴》《丝瓜草虫图》《群芳竞艳》《山花烂漫》《紫藤鸳鸯》《樱花鸭泳》《蝶恋花》《美人蕉图轴》《鱼乐图》等。她的画虽然都是些花鸟鱼虫，但充满生机而赏心悦目，浓花淡草，彩蝶斜燕，细毫之间，描绘得淋漓尽致；菜叶湛碧，莱菔红绀，相映之下，益饶有情趣。看庞左玉的画，从感觉上有些接近陈小翠，相当有傲气，却比陈小翠爱表现才情，秀雅别致，与谢月眉的字画中体现出的低调淡静完全不同。
好个卓尔不群的庞左玉！ 征引书目：《南浔庞家》，陆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海上闺秀》，包铭新，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年。
《申报》，1942年。
《忆二堂姐左玉》，庞其铭，载《中外房地产导报》，2006年4月。
《记陈小翠和庞左玉》，陈巨来，载《万象》第三卷第7期。著名美食营养学家：李瑞芬进入新时代的国人，注重吃得健康、合理，一些养生顺口溜如“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一条腿的；吃一条腿的和没有腿的最重要”“小米粥，红糖水，活血败火清污水，滋润宝宝百日白”“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耳熟能详。殊不知，这些朗朗上口的养生“秘诀”都语出著名美食营养学家李瑞芬教授。著作等身、光环耀眼的李瑞芬，与南浔古镇渊源颇深，她是南浔“七十二黄金狗”之首的谢子楠后裔谢曜的夫人。名门闺秀的浪漫姻缘
李瑞芬（1920—2014），主任医师，专业技术四级。1920年6月20日生于上海，1940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家政系攻读食品营养专业。后历任华北军区总医院营养师、主任营养师、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务部营养科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次获得各类嘉奖和表彰，被誉为“临床营养泰斗”。 李瑞芬是家中长女，不到10岁时，心灵手巧的她就跟着太婆学做各种菜肴，那是她营养生涯的最早启蒙。被称为“一品夫人”的赵太婆，出身官宦之家。外曾祖父赵丽生是晚清的一品官，可惜英年早逝。被外曾祖母带大的李瑞芬，备受外曾祖母宠爱和影响。有文化有涵养、真知灼见的赵太婆教育儿孙们要勤俭刻苦，人穷志不能短。这位“一品夫人”善用格言教育子孙后代，如：“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虽愚必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些格言让李瑞芬终身受李瑞芬的丈夫、国际问题研究员谢曜
谢曜与李瑞芬益。加上从小父母就给李瑞芬兄妹请国文、英语家庭教师，《古文观止》和英文格言同时伴随其成长，深受中西合璧的文化熏陶。高中时她“学习好、长得好、性格好”，成了闻名校园的姑娘。这个花样美丽、出水芙蓉般的少女，自然引来了不少媒人登门拜访。其中有父亲的一位祝姓朋友，他在上海开钱庄。其子30余岁，新近丧偶，想娶李瑞芬做填房。李瑞芬的父母许是看上祝老板的钱财，竟一口应允，却担心李瑞芬不乐意，一直瞒着她。直到有一天，他们带着李瑞芬参加祝老板的晚宴，李瑞芬才知晓父母的打算。 祝老板出手阔绰，摆了三桌多是山珍海味的酒席，还邀请双方重要的亲戚来赴宴，李瑞芬也被安排和祝老板的儿子坐在一起。年轻美丽的李瑞芬一看对方又矮又俗气，根本相不中他。那时的李瑞芬一心想上大学，根本不愿结婚，心怀大志的她不甘心居家过日子，这样俗气的小开怎能入其法眼。所以执意不肯嫁给祝老板之子，无奈之下只能抗婚。父母只得强行把她关在屋里，不让她上学，更不让她考大学，李瑞芬只好采取绝食的办法抵抗父母的包办婚姻。 过了几天，平时与李瑞芬最要好的几个女同学来家中找她，家中不许见面。被关在二楼的李瑞芬，听到同学声音，偷偷将窗户打开，用手指对准嘴唇，并招手示意。过了一会儿，李瑞芬扔下纸条，将实情告诉她们，同时说自己很饿，让她们搞些食物来。过了两小时，送来一篮子美味佳肴，李瑞芬放下一根长长的绳子，将食物吊了上来，大吃一顿后，又将篮子放下去，同时夹了一张纸条，兰心蕙质的她要一位和她相貌相似的曹小姐代她考大学。当时大学考试已接近尾声，只有上海震旦大学家政系还在招生。曹小姐平时学习出众，考大学如囊中取物。爱女心切的李瑞芬父母最终“拗”不过女儿，也怕饿坏了宝贝女儿，不得已做出让步，解除这门亲事，李瑞芬取胜，从此结束她的中学生活，开始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李瑞芬90岁回忆此时，感慨万千，假如那时屈从父母的包办婚姻，她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灰暗，虽然不会像堂姐李瑞芳那样悲惨，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辉煌，因为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青年，能否上大学是至关重要的，她的前程会有云泥之别。大三时的李瑞芬成了校园活跃分子和校花，追求者不少。爱跳交际舞又爱运动的她，最后偏偏选择了只喜欢读书、听音乐、吃美食的谢曜，一位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才子。记者曾直接向她询问“为什么选择长得不帅的谢老”，李瑞芬坦言“他有学问，音乐、诗歌、英文、天文、政治无所不通，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我只能算是专业技术人员”。话语中，即饱含对丈夫的无限敬重和仰视，也显示出李瑞芬对颜值的淡然，对才华的推崇。
营养大师的进阶之路
李瑞芬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家政系一年后，怀着“搞临床营养就有可能去医院工作，穿着白大褂去救死扶伤该多好啊”的想法，自作主张转到学校新开的临床营养专业。学营养离不开化学基础，化学功底扎实的她一起步就比别人多了些“先天”优势。1944年，李瑞芬大学毕业，实习一年后，伶俐能干的她拿到了在法国注册的营养师资格证书，在上海广慈医院正式做临床营养师。初涉社会的她很快看到了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我常常走进又潮又湿的地下室大病房，那里躺着骨折的老人、营养不良的幼儿、化着脓的烧伤病人、敞着伤口不愈合的外科患者……我知道他们是多么需要营养，而当时‘营养’这两个字是属于那些特等病房和头等病房的，三等病房的病人只能买些特、头等病房剩下的饭菜……” 揣着响当当的营养师资格证书却无力救助穷苦可怜的同胞，天性善良又倔强的李瑞芬像当年逃婚一样，毅然离开她曾经神往的医院。她走向社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教授营养烹饪，在上海科学公司做成本会计……194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华东民主妇联主席章蕴大姐，在章大姐的介绍下，加入上海民主妇联食品生产组当老师。在那里，她讲营养、教烹饪，团结广大妇女，为迎接解放积极开展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曜先生调至外交部工作，3年后，李瑞芬也随谢曜由上海迁居北京。那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听说华北军区陆军总医院要招聘科班出身的营养师为受伤士兵调配饮食，李瑞芬欣然应聘。从此，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沃土上开始“食医”生涯。
李瑞芬到华北军区陆军总医院工作后，一面针对每个伤病员情况制定具体的营养支持方案，一面组建营养室，指导厨师学习营养配餐，拟定营养工作制度。当时营养科只有两名护士，李瑞芬从建章立制开始，前后给营养人员和炊事员办了8期培训班。当她兴冲冲走进病房去了解伤员的健康状况时，那些因身心痛苦而变得脾气暴躁的伤员，常常无端发火将她赶出病房。李瑞芬只好含着眼泪委屈地站在门外，时不时擦擦眼睛从门缝里继续观察伤员，待他们情绪稳定时再鼓起勇气走进去。回到家，谢曜鼓励她勇敢面对，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多体谅他们因病导致心情烦躁，多想些好办法，帮助他们早日康复，学会关爱病人……于是，李瑞芬动脑筋消除伤员对她的排斥，她为伤员们做不同口味的饭菜，让他们补充营养……这样一来，伤员们慢慢接受了李瑞芬的“食疗”。李瑞芬后来对记者说，当时她一点都不在乎伤员对她的态度，她深深理解和同情他们的伤痛，当时她只有一个念头：伤员们风华正茂，虽五官、身体残缺受伤，胃肠却十分健全，自己一定要接近每一个伤员，了解他们的体质，为他们配制各自所需的鼻饲食疗配方。一张张鼻饲方最终化成年轻战士体内的活力，战士们向李瑞芬主任感激地行军礼后，又雄赳赳重返前线。鼻饲方里浓缩的食疗经验也为日后外科消化道切除及早补充营养、恢复体力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若干年后的采访中，李瑞芬教授拿出一根保存完好的鼻饲管给记者看，说道，当时其他医院的鼻饲管都是用导尿管做的，质地较硬，患者会感觉不舒服，她就想出用柔软的硅胶管来代替导尿管，并在顶端设计5个小出口，让营养物质能均匀地进入患者小肠……那时有个伤员，很瘦弱，一米七几的个头，只有八九十斤重，再加上身负重伤，体力极差。李瑞芬就把厨房里熬粥的粥油（熬粥时浮在表面的一层薄皮儿样滑滑的黏稠物）给他吃，每次吃200多毫升，三个多月后，他的体重明显增加了很多，气色也变得好了很多。李瑞芬风趣地将粥油称作“百日肥”。经过十多年努力，军区总医院营养专业委员会、军区各医院营养专业委员会、北京军区营养专业委员会陆续组建成立。在20世纪后50年，军区总医院和北京军区的营养工作，在全军一直居于前列。1953年供职于北京军区总医院的营养科主任李瑞芬功不可没。
1984年国庆大阅兵前，李瑞芬接到任务：受阅战士训练任务重，伙食标准有限，体力跟不上，李瑞芬及其团队必须保证他们顺利通过天安门。李瑞芬及其团队在调研基础上，通过营养配膳培训、运用膳食平衡安排战士训练生活等手段，出色完成了这一高难度任务。
当3000名战士踏着雄壮有力的步伐，精神饱满地正步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成为世界瞩目的时刻，激动的泪水模糊了阅兵营养总顾问李瑞芬的双眼。
营养女神的“美丽秘笈” 优雅美丽的李瑞芬算是美食营养界女神级别的大师。与美食营养学结缘的60多年来，李瑞芬一直保持50千克的体重，皮肤光泽细腻，目光炯炯有神，面庞秀丽温婉。85岁时游览湖南张家界，一条7.5千米的金鞭溪她轻松地步行走完全程，令同行的“夕阳红”旅游团五六十岁的旅友们惊叹不已。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她到住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社区担任志愿者。她年过九旬，脸上没有老年斑，身上没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现代富贵病”，人们称赞她是健康饮食的“活广告”。常有人问她：您身体保养得这么好、这么漂亮，有什么灵丹妙药？有什么诀窍？她总是笑笑说，哪里有什么灵丹妙药，不过就将“一平二杂三活动”长期坚持下来。她还笑着解释说：“平”，就是平衡膳食，注意主食与副食、酸性与碱性、荤与素、粗与细、冷与热、干与稀、动与静等“十大平衡”。“杂”，就是杂食，不偏食、不挑食，每天吃的食物种类在25种以上；“杂”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搭配着吃，做米饭时放点豆子，吃海参时配上小米粥，就能做到营养素互补。“活动”，就是每天适当运动，不让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脂肪在体内存下来。概括起来就是：“管住你的嘴，迈开你的腿；营养你的心，苗条你的身。” 除了注重食疗外，乐天知命、豁达通透的心态也让她美丽优雅了一辈子。“文化大革命”中营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营养科被取消。许多医院的营养师被调到食堂，或卖饭票或干杂活儿。
资产阶级大小姐出身的李瑞芬因为“把资产阶级的糟粕当成精华用在病人的身上，制定食谱，同时提出营养配合治疗的观点”被打成反革命，勒令脱下军装到农村干校劳动改造。改造那些年，她放过牛，喂过猪，养过鸡，掏过粪坑。 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她也不改营养师本色，用自己的专业素养降低苦难对她的伤害。她下地干活时口袋里总带个火柴盒，看见小虫子就装进去，回来喂给干校养的鸡，为它们补充优质蛋白。夏天，她又给鸡窝盖上大片叶子，避免阳光直射到鸡身上，同时，注意让鸡按时喝水。结果她养的鸡都下双黄蛋。这可惹怒了造反派，他们让她站在太阳底下曝晒，罪名是“用资产阶级的营养观，养了无产阶级的鸡”。时隔多年，李瑞芬用宽厚包容的心态笑看那段劳改生活：“它把我从大城市的实验室中一把拽到严峻的现实里，我忘不了在晋北农村看到的那些情景：孕妇没奶，婴儿天折，中年人未老先衰，青壮年面黄肌瘦，劳动归来喝着多年腌渍的酸菜水解渴……”当她走村串户告诉贫困的农民兄弟如何把高粱米面和玉米面掺着菜叶吃，如何将喝的和用的水分开时，她真切地感受到中国营养师步履的沉重。她还利用厨房下脚料救活了不少人。在李瑞芬教授看来，物质条件再匮乏，只要有心，也能从中“抠”出营养来。危重病人急需补充蛋白质，但当时市场的鸡、鸭、鱼、肉供不应求，国外进口的氨基酸物稀价贵。于是，聪慧的李瑞芬盯上了厨房下脚料，什么豆腐渣、鱼子、鸡内金、点心渣……她把它们收集起来烘干消毒，磨碎过箩，制成蛋白粉，给重病人用。正是靠着这份平和心态和特殊经历，后来她与地方专家和生化制药厂合作，利用高蛋白食物的副产品（如猪血纤维、豆渣、玉米渣、蚕蛹）用酶发酵，制成各种类型不需要消化就可以吸收的复方要素膳，经对300个病例应用，有效率达到88％，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这个科研项目在1990年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南浔媳妇始终牵挂着南浔谢家祖坟的修缮事宜，生前留下遗嘱，委托儿子谢文纬将自己省吃俭用留下的近百万元积蓄，用于建立李瑞芬营养发展基金，并修缮远在千里之外的夫家祖坟——谢子楠墓地。2015年12月，位于南浔南郊迎春村的谢子楠墓修缮工程完工。谢家的祖先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也会为有这样孝顺出色的孙媳而骄傲不已！ 征引书目：《我的母亲李瑞芬》，谢文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06月。
《李端芬：一生在教别人吃饭》，人民网，《健康时报》，2005年04月。
《吃出健康长寿和风度——访88岁的营养师李瑞芬》，《健康忠告》，2008年第9期。
《土豆的5大营养吃法但不可当零食》，《美食天下》，2017年02月。华裔女性职业经理人神话缔造者：杨雪兰
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一位在商界如鱼得水、傲视群雄的奇女子；功成名就后又在“外交”界谈笑风生，为中美友好往来殚精竭虑。
这位非同凡响的女子就是祖籍南浔菱湖镇的杨雪兰女士。杨雪兰的经历堪称传奇，可以为今天年轻人的奋斗提供不少有益借鉴。
不断超越自我的商界传奇杨雪兰（1935—），女，美国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杨雪兰有着不平凡的家世，父亲是中国抗日战争时牺牲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爱国外交家杨光泩。她的曾祖是菱湖有名的丝商，1880年左右曾在上海开杨万丰丝行，也是发迹于丝业的大族。母亲严幼韵的祖父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1937年，刚满两岁的杨雪兰离开了她的出生地上海，跟随职业外交官的父亲，辗转生活在英国和法国。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其父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后遭日军杀害。她10岁时随母亲到美国，24岁获得第一份稳定工作，50岁时成为全美杰出的职业经理人，53岁担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在男性领地的汽车界成为罕见的先例。 大学时的杨雪兰就读于著名的威斯利女子学院经济系，住在一个30多人的大宿舍里。该学院的学生大多是本校升上来的“学霸”，竞争异常激烈，可是考试后，很多人都为一辈子没拿过那么低的分数伤心流泪。杨雪兰却很幸运高分入院，后来她还加入学生会，担任学生会主席，毕业后拿到纽约大学硕士学位。身为名校毕业生的杨雪兰和当时的美国女性一样，遭遇就业歧视：女性除了当秘书和文员，没有更多的出路。她不断地向大公司介绍自己，寄出去的求职信有一百多封。不过，有面试就是无人录用。因此大学毕业后的杨雪兰，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是帮人买咖啡和剪报纸，连一个办公桌也没有，每天要翻阅大量的报纸，兼带帮其他同事买咖啡和点心。杨雪兰后来回忆，做了三个月，老板回来了，杨雪兰和老板说自己培训好了。老板却说：“对不起，现在没有钱，你放掉好了。”初入职场就受挫的杨雪兰不再骄傲了，去找姐姐的朋友，问：本来你要给我的希望还在吗？对方说，还在，我就是想请你进来，专门培训你做市场调查。所以，杨雪兰初进公司就去做市场调查。尽管她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市场调查，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当时杨雪兰的脑子很保守，认为做两年就可以结婚，不用太在意，反正也和自己做外交官的梦想无关。那时的杨雪兰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迷茫，因为她不想赚很多钱，觉得做商业没有什么意思，有违自己入职的初衷。然而生活不仅是诗意，还有眼前的苟且，先活在当下，做好手头的工作，等待时机，也许就能等到梦想成真的一天。所以，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乐观、自信、坚强的杨雪兰渐渐适应新工作，并做得风生水起。
1959年，在姐姐的帮助下，杨雪兰进入美国著名的格雷广告公司，拉开缔造商业传奇的幕布。她在格雷广告公司整整工作了30年，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大量市场调研，科学分析商品滞销的原因，然后重新给产品包装定位，帮助客户成功地把商品销售出去。这30年里，她熟悉了各行各业的市场情况，练就了高度灵敏的市场感觉。
多年的商场摸爬滚打让她坚信：不管什么行业，什么企业，要想成功，就必须了解市场，尊重市场，按市场的规律办事。任何一个企业，哪怕规模再大，实力再强，只要自高自大，我行我素，不理市场，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无一例外。
20世纪70年代，杨雪兰成功地为几个大公司策划和实施营销案例，声名鹊起，并靠能力突破性别和种族的藩篱，成为格雷广告公司执行副总裁。1983年，升任总裁。其中为福特公司策划的营销案例堪称经典。20世纪70年代初，福特公司生产了一款名叫Pinto的微型轿车，售价不到3000美元，福特对其市场定位是“大人的玩具”。尽管花费了不少广告宣传费用，市场反应却很冷淡。无奈之下，福特公司向杨雪兰就职的广告公司“求救”。经过调查，杨雪兰发现问题既不在汽车本身上，也非价格因素，而是在市场定位，人们根本不愿意花费3000美元去买“大人的玩具”。人们想买的是价格便宜、质上乘、安全可靠的汽车。于是，福特公司为Pinto重新宣传，根据杨雪兰的建议重新定位，将其描绘成既有很高技术含量，又有福特T型车优点的微型小车。找准定位后，市场销售一路走高，累计销售100多万辆pinto车。
1983年直到198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和销售陷入低谷，为改善营销策略，当时通用汽车负责行销的副总裁请资深市场专家杨雪兰为其“把脉”。作为一名亚裔女性，杨雪兰的出现，在一向保守排外的通用引起不小的震动。临危受命的杨雪兰很清楚通用的症结。1982年，杨雪兰正巧和通用的一位副总裁同在某百货公司担任董事，两人常有交集，多次交谈使杨雪兰明白了通用问题所在：自高自大，无视市场，在他们眼里，顾客根本不懂汽车，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什么叫汽车，怎样去生产汽车。基于这种认识，通用没有统一的市场调研机构，各部门各行其是，各个分厂甚至将同一集团内的其他分厂视为竞争对手，却对真正的对手日本汽车商的攻势毫无知觉。于是她在演讲中直陈通用“病症”，引起高层注意。通用不仅将各部门领导关在一起直到统一认识为止，还耗时6年邀杨雪兰加盟。自1989年至
1999年底，杨雪兰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是通用历史上3位女性副总裁之一。1993年，通用汽车开始计划进军中国大陆，虽然很多人对这个计划持怀疑态度，杨雪兰却坚持看好中国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她以出色的谈判手段和沟通能力得了机会。1995年，通用汽车打败同时洽谈的欧美、日本汽车大厂，拿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公司的标案。杨雪兰在建厂完成后，成为通用汽车中国区总裁。她还领导和参与通用汽车在中国投资20亿美元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别克”轿车和沈阳的“金杯雪佛来”卡车项目。由她全力促成的上海通用创造出当年开工当年盈利6.1亿元的车坛奇迹和近2万辆汽车的销售业绩，在通用集团引起极大震动，使公司将上海通用列为全球一号战略项目。
杨雪兰在家乡缔造了华裔女性职业经理人的神话。 杨雪兰叱咤美国商界的秘诀有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她具有超强的沟通协调能力。杨雪兰在2006年5月《华人世界》节中谈到，一个人要成功，必须具备“3C”：Capability（能力）、Character（性格）、Comfort（舒适）。其中“舒适”是要会与人沟通，合作时让人感到舒适。做事要怀着平和的心态，接纳别人、体谅别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要为他人着想，不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第一位。
“舒适”正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凭借这种“舒适”，杨雪兰在通用公司的任何一次发言都未受到过任何质疑。人生几十年，杨雪兰凭着智慧和勤奋，走上了男人们的世袭领地，这不能不令人钦佩。
中美友好往来的文化使者
虽然杨雪兰在商界如鱼得水，却始终割舍不下外交家的梦想。
聪慧的她深谙迂回战术，采用做民间文化桥梁的方式圆梦。当自己有能力有机会时，杨雪兰开启了文化上的“外交”行动，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1990年，一些美国记者采访马友友、贝聿铭，充满了对中国的无知和对华裔的偏见，令马友友他们深感悲哀。同时痛下决心，要像爱尔兰人、犹太人一样，组建中国人自己的组织。他们一直认为：一个华人的声音或许不够响亮，但一百个在美华人精英可以发出很响亮的声音。于是，为让美国人更多了解中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杨雪兰与贝聿铭、马友友等一批有丰富知识和经验，并在各自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美籍华人创办了美籍华人组织“百人委员会”。该会宗旨之一是协调中美关系，促进中美交流，积极参与美国华裔各个领域中的活动。2000年退休后，杨雪兰专心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工作，实现自己沟通中西文化的理想，发起成立“百人会”文化协会，并担任总裁，希望在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引进和推动艺术以及教育领域中的新观念、新合作方面架起沟通的桥梁。杨雪兰通过百人会为中美关系做了不少工作，因为她觉得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她清醒地意识到中美关系涉及面广，政治方面是短期中美关系的一点，但是从长远上看，重点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文化交流是影响人和人关系最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他人想法，教育也是一个方法，可以加强人的各方面认识，最后就会影响中美关系。杨雪兰和百人会一直践行这些理念，在中美两国交往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上海世博会上特别轰动的百姓墙就是一例。2008年，正值布什卸任、奥巴马接任，美国政府对世博会不在意，因为国家不能出钱做展览，一定要私人出资。
对故土一往情深，至今能说一口流利上海话的杨雪兰很着急，尤其那时她住在中国，说一定要参与上海世博会。2008年的百人会会议上，她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参与其中，可惜政府里没有人。还好峰回路转，华裔骆家辉刚刚就任商业部长，杨雪兰立马打电话给骆家辉，请他务必重视此事，说如果美国不参与，将会很遗憾；虽然还只是2008年，但是不准备，2010年就做不到了。后来，还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写信。恰巧希拉里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一月份去时，中国政府也跟她讲到此事，她回来后就很重视。有了政府支持后，就积极找钱，百人会成为美国馆的战略合作伙伴和首席赞助商。在出资支持美国馆的同时，百人会还策划了美国馆“百姓墙：美国华裔——同一家人”的展览，筹划召集美国华人共襄世博盛举。百人会常务理事、世博会项目主席杨雪兰和她的伙伴们设想，通过照片墙的形式展现不同阶层美国华裔的形象，同时展示华裔在美国各领域所做的贡献，“只要具有华人血统，无论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或留学生，都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这样能让美国华裔都动起来，共贺上海世博会。
很快，很多华人利用网络提供照片，奥美广告公司协助，最后选了一万张照片，全美各地华人都有照片上榜。 于是上海世博会美国馆最后一个展区的“百姓墙”上，10400多张不同年龄、职业和出生地的美国华裔照片呈现在大屏幕上，形成一条串联美国华裔和中国参观者的情感纽带。那年，希拉里在“百姓墙”前驻足了六七分钟，并向百人会创办人之一、常务理事杨雪兰表示感谢：“这面墙很有意思，我很感动，感谢百人会对美国馆的支持及所做的事情。在美国馆，我们还赞颂所有美国华裔的人生与贡献，有些人的姓名可能从来也不会见诸报端。数以千计的美国华裔送来了照片和纪念物，记载华人在美国的经历——父母与子女、老师和学生、小企业主及勤奋的专业人员——成为美国生活绚丽壮观的真实写照。”不少参观的观众都对美国馆的百姓墙印象相当深刻，觉得拉近了距离，感觉很亲切。 致力文化外交，情系桑梓
杨雪兰在文化上的“外交”行动，最鲜为人知、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她一手策划并促成香港回归祖国盛典上马友友与谭盾等大师的合作。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英两国都在这个特殊日子推出精美节目。1996年初，英国方面邀请大提琴家马友友在回归那天演出。
杨雪兰知晓后提醒马友友：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作为一个华人应该与中国合作。
表演什么呢？他们想到了编钟——中华悠久文化的象征。杨雪兰给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谭盾打电话，商讨写一首编钟乐曲庆祝香港回归。不久后，杨雪兰赶飞香港，约见老朋友、香港特首候选人，当时还是航运集团董事长的董建华。她提出艺术设想，董建华相当支持并约来相关负责人范徐丽泰等人一起确定演出方案。 在杨雪兰等人的安排下，用于演出的5吨重的编钟复制品于回归前抵达香港。正当艺术家们紧张筹备时，平地起波澜，英国方面不允许艺术家在属于其管辖时间内，将中国乐器摆上舞台。需要两天才能搭好的编钟，在两国交接程序结束后的短暂时间内摆放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好，经过紧急磋商，中英达成协议：专门砌一堵墙，将编钟封存在舞台上，1997年7月1日凌，香港回归时打破墙壁，编钟才可以示人。演出矛盾解决了，但香港300名儿童组成的合唱团和马友友却不能正常排练，因为编钟被封起来了。杨雪兰紧急调度，又一套编钟抵达香港，排练才得以正常进行。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回归演出大幕拉开，一排5吨重的编钟出现，舞台上阵容强大：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在谭盾指挥下倾情合作，马友友深情拉响大提琴，开始与中国编钟的“对话”。杨雪兰至今仍感慨地说：“这首交响曲的演奏历史我会永远铭记。” “外交官”杨雪兰一次次成功策划，让国际顶级的艺术家一次次把他们的智慧带到中国来。这长长的艺术家名单里有：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家帕尔曼、著名指挥大师约翰·内尔森、歌唱家蕾妮·弗莱明……“外交官”当然也会为国内的有志人士“走出去”创造一切条件，杨雪兰就为不少青年艺术家出国交流做了大量工作。这些艺术家里有：舞蹈家黄豆豆、谭元元，歌唱家廖昌永……她将廖昌永引荐给“世界四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促成其与多明戈签订演出协议；她专门请美国布格里斯Buglisi剧团的两位编导到上海，给上海歌舞团和黄豆豆编舞。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背后，都活跃着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杨雪兰的身影。为此，2013年第二届《中华之光》颁奖典礼上，杨雪兰成为11位“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获奖人之一。 百忙之中的杨雪兰不忘故里，曾不止一次回菱湖老家。2002年4月20日，带着母亲的嘱托，杨蕾孟、杨雪兰姐妹出席“菱湖各界纪念杨光泩烈士殉难60周年座谈会”，并应邀回家乡参观祖居。回到南浔菱湖，纪念会上，杨雪兰接过当地政府颁发给她的菱湖镇顾问证书。活动之余，杨雪兰凝重而深情地步入羊棚弯角小弄堂的杨氏祖宅，缅怀父亲，找寻父亲和祖的足迹。2010年8月23日，杨蕾孟、杨雪兰姐妹从美国前来菱湖参加“纪念抗日外交官杨光泩烈士诞辰110周年暨纪念像落成典礼”。姐妹俩的挽联：“先父为国捐躯后辈继往开来”，寄托了她们的无限哀思！ 征引书目：《翻开家书（生命之光）——杨蕾孟、杨雪兰看湖州市菱湖老宅》，杨格，《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7月26日第七版。
《百年严幼韵：优雅走过沧桑》，叶辉，侨时代杂志，2014年7月18日。
《通用汽车公司原副总裁杨雪兰：男人王国的女总裁》，《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
《一个中国女人的美国事业杨雪兰与“百人会”》，中国网，2008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