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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说有各种奇行怪癖。他嗜做梦，嗜卧游，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奇异的梦癖者。因癖好梦，董说给自己取了不少与梦有关的号，如幻影宗师、梦史、梦乡太史、梦道人等，并刻成印章使用。入梦一般是无意识的，而董说却是经常有意识地让自己做梦。他贪恋名山胜水，为能在梦中游赏，就在房间四壁挂满山水画卷。在雨打芭蕉声中，面对四壁山水，悄然入梦。他还通过阅读名山志来导引入梦，《梦乡词》其二曰：“枕中一帙名山志，拣得仙岩次第游。”董说还曾利用家中多余的木头屋上架屋，借从高处遥望青山白云，来达到更好的卧游、梦游目的。董说简直日日在做梦。36岁时，他说自己“去日一万余，梦游三十六”（《前题自和》）。他几乎一天也离不开梦，其《梦乡散》曰：“人生百年无梦游，三万六千日，日日如羁囚。” 董说不仅日日刻意做梦，也非常有意识地记梦、藏梦。他深知说梦无征，故随笔而录，他声称自己是梦国的治理者，其治国措施之一是设立司梦使，谁要是做了梦，就口述以授司使。董说还建议设立专门的藏梦兰台，其台“高一尺而矩”（《梦乡志》）。董说记梦的成果就是有了梦书、梦文、梦诗。《昭阳梦史》收其梦31则，其首梦《天雨字》曰：“天雨字，如雪花，渐如掌，而色黑。余心语曰：‘天地开凿，此妖孽未有。’将蓍问羲皇，有男子高冠白衣，大奔走，呼曰：‘大奇观，大奇观！今日天雨字，乃一篇《归去来兮辞》也。’”这个奇特的梦得到了黄周星的赞赏。《病游记》《续病游记》则是董说的两篇记梦散文，其中有一梦曰：“骑松枝，入市为牛，遇所憎，回牛，牛复为松，骤起千尺，而身在云中”，显然是揭示了不愿与世俗为伍的潜在意识。还有一梦曰：“梦客来访，自名苔冠，其首青青。”客人头上长满了绿色植物，是影射清代官员来求见吗？不得而知。董说的记梦之诗，更是多不胜数，“梦”字可以说是董说《丰草庵诗集》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字眼之一。
  董说认为梦虽然假，但古来若无梦，天地之内将平凡无奇。在明崇祯十六年，他大张旗鼓地张罗成立梦社，要求社友在梦之次日，必须如实地将梦记录于尺纸，且“干支必详”，寄于“浔水之梦史”，也就是董说自己。他打算在数年后，对这些梦予以分类，析为百卷，编为《梦鉴》。在这一年的冬天，他还写作、刊刻《征梦篇》，并寄发给社友。他对社友如何做梦居然也有具体指导，如出世梦的梦法是“骑日月而与天语，万云下流，蛟龙如鱼”；远游梦的梦法是“悬车束马，一刻万里，五岳周观”（《梦社约》）。董说征梦也有标准，不是一概并征，他只收梦之幽遐者。所谓“幽遐”，即“名山方外，瀑花林彩，足以涤人”。由于标准太高，也由于世上像董说那样的嗜梦者实在并无第二个，所以董说的征梦活动在他晚年时宣告流产。
  董说《昭阳梦史》书影梦是人在睡眠中的一种精神心理活动，是白天失去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是作家心态的外化。董说个性中游的潜意识非常浓重，但现实中却因贫病而无法实现，而梦这种非现实的旅游无需雄厚经济作后盾，也不需强壮体力支撑，且不费时日。因此董说在《梦乡词》中快乐地宣称：“合眼何曾是病夫，穿云屐子不教扶。春来五岳都游遍，笑杀宗家壁上图。”自在而逍遥的梦也是董说躲避明末黑暗现实及鼎革之际血雨腥风的最好去处。其《梦乡志》曰：“自中国愁苦，达士皆归梦乡。”梦是董说陶写忧愁、消解生命之困苦的一种方法。
  董说还有取名癖好。据笔者统计，董说的姓名、字号有48个之多，可以说是世界上名号最多的文人之一。董说在佛门将近30年，因此不少名号与其佛门经历有关。如“林道人”是董说上灵岩前的自称，“月涵”为董说落发时其师所赐之字，“宝云”、“尧峰”是董说曾住苏州尧峰山宝云寺，因以自称。“漏霜”为董说削发灵岩后之别号，寓瓦破霜飞之义。
  董说有些名号是为了表明自己奇崛不羁的个性与超离世俗的癖好。像“梦史”、“梦道人”、“卧游道人”等名号就是为了标榜他对做梦与卧游的酷嗜。董说嗜雨，故又自称雨道人。“月函船师”是董说晚年印章名，寓癖好舟居之意。董说有这么多名号，却还刻了个印章叫“余无名”，其实也是为了显示自已叛逆不羁的个性。
  董说还有些名号是与所居之地或室名有关，以表达彰显祖德、纪念先人等意。如董说家有高晖堂，此堂是其父董斯张所留，董说以“高晖生”自号，以表明不忘先父之意。《楝花矶随笔》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送百金给董说，想求他办事，然而董说却破口大骂：“吾学道未暇也。”此人出门后，遍告他人说：“高晖生直是退财白虎。”因与退财事件相连，“高晖生”这个名号在当时无疑是很响亮的。
  作为一个遗民，董说的民族思想非常强烈，有时面对一碗菜汤、一潭池水，也会兴起浓重的故国之思、兴亡之恨。这种强烈的遗民思想也在他的一些名号中得以流露与宣泄。如董说自称“丰贞处士”、“澄华大夫”，寓坚守气节、不仕新朝之义；自称“补樵”，表达了愿与青山樵者为伍的高洁志向。还有董说剪发不剃头，取名林胡子，实际上是蓄须明志，以示与清廷剃发令对抗之意。至于“林蹇”、“槁木林”，则寓偃蹇不起、心如槁木死灰、不愿与新朝合作之意。
   董说不仅给自已取了众多名号，而且给6个儿子定各种奇特的名字。《丰草庵诗集》卷六《字释》序曰： 今定尔六人名字：阿来名樵，字裘夏，一字竹坡，号烟疾生；阿辰名牧，字放云，一字祝琴，号铁笛生；大奇名耒，字江屏，一字千岩，号退谷子；小奇名舫，字浪仙，一字散客，号野渡生；阿子名渔，字蓑江，一字随隐，号江湖长；小梅名村，字古雪，一字逋翁，号寒峰野人。青松白石实闻我言。其明日，复作《字释》诗，以俟家乘。
  董说给6个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其幼子董村刚降临世间，但他却为这个只有几天的孩子取字曰古雪、逋翁，取号曰寒峰野人。因此这些字号的取定与幼小的孩子并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体现了董说自己追求闲情野趣、不愿其子与当朝仕禄有任何牵连的心态。
  董说经常迁居，每到一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新居及周围山岭泉流等命名。如1675年末，董说移居太湖西山东湾，因名其地曰东石涧，名其屋曰樵止，名其处涧水曰菖蒲石流，又定其庵名曰白潭庵。有时甚至刚打算迁居，就迫不及待地给新居命名。其《蓑衣盖杂诗》自注曰：“将营茅别岭，名其屋曰又移。” 董说平时也动不动就给各种事物命名。他名猫曰桃叶，并作《桃叶引》；名茶曰石缝，作《宝云石缝茶》。又如名树藤曰忍冬，给庭院中的松树谥号曰贞，给鹿取名并刻牌，给屋宇建筑命名曰青霞斋、诗憨亭、隔凡庵、云荒轩、无门室、丰草庵。这一切都表明了董说不谐世俗、狂野不羁的个性。董说酷嗜香烟他在《欸乃曲》中就扬言：“老翁平生有香癖，柏子拈炙树根炉。”为了满足这一嗜好，董说甚至卖掉田地。他时时在发明各种奇香，《采杉曲》自注曰：“余出新意，采杉肤，杂松叶焚之，拂拂有清气。”又《春日》曰：“香拈百合煮梅花。”据自注，这是董说在制作山家百合香，与梅花花瓣同焚，还自豪地说：“殊有清致。”《喜持讷内至》一诗则详细写了岁寒香的制作过程，赞美它“殊有远韵”，最后指出制作发明者是董说自己，“孰始制作余无名”。余无名就是董说的别号他还让仆人来参与他的这种采香制香活动。其《付樵僮》诗曰：“今日一端还赖汝，刺杉采作野人香”友人敬夫居然在自己精心制作的香烟中睡去，他因而叹息别调野香无人共赏，“闲杀一炉杉树烟”（《焚野人香敬夫坐睡》）。
  董说有专门论述香烟的专著《非烟香法》。作为一种科技医药类著作，该书已一版再版。最常见的是《昭代丛书》本。书中对古代焚香之法、焚香之器、香气的品性、香烟的功能、香料的制作等均有独特的研究与发明。在炉内焚烧香料是我国古代长期流行的熏香方法，而董说自出新意，以水蒸香，故曰非烟之香。他自创蒸香之鬲，如果遇到奇香，又于鬲上覆以铜丝织就的格、簟，以约束热性，使汤不沸扬，而香袅袅。用这种方法，董说特制有奇妙的振灵香，能振草木之灵，化而为香。他为此香取了众多别名：空青香、千和香、客香、无位香、翠寒香、未曾有香、易香，各有其义。又自名其居曰众香宇，名圃曰香林董说之蒸香不仅显示了其独特的个性与行为，而且也是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熏香之法的超越。其诗《非烟颂》就称颂了自己的这种煮香之法：“柽花细细松针柔，杉子青磊落之萍洲。香之来轻风流，是耶非耶研山寂寞不敢收。渺然坐我秋江舟，白石青枫尽意游。”董说在烟雾缭绕中寻求到了一方自由的天地。
  与一般文人之嗜香不同，董说还把蒸香的人文内涵推向了极致。他在《博山炉变》一文中申明了香的品德体用：“香以静默为德，以简远为品，以飘扬为用，以沉着为体。”其《众香评》还品评了蒸甘蔗、荔枝、菊叶、玫瑰等27种香的感受，如“蒸松鬣，如清风时来拂人，又如坐瀑声中，可以消夏”，“蒸柏子，如昆仑玄圃，飞天仙人境界也”，“蒸梅花，如读郦道元《水经注》，笔墨去人都远”，等等。对香如此细腻的品评与感受，在我国文化史上当是首次。
  董说还有听雨癖，其诗文集中到处充斥着有关听雨的文字。他“少而嗜雨”，故自称雨道人，常对人言“历人间之乐，未有如风雨者也”。为了表明自己的雨癖之深，他尝欲仿刘伶《酒德颂》，作《雨德颂》；又欲作《雨诗》百篇，“谓处士梅花道人，秋雨千载连珠”。他还想在临死之日，请人给自己画一幅《风雨读书图》，画中“云烟弥漫，书堂寥廓，山雨欲来，木叶乱鸣”，而董说“执卷怡然”（《雨道人家语》）。尽管董说的《雨德颂》《雨诗》《风雨读书图》是想象中的事，很可能并未实现，但他仿白居易《何处难忘酒》而作的赏雨诗《何处难忘雨》以及众多的听雨诗，却保留在他的诗集中，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董说之嗜雨确非一般。《何处难忘雨》诗曰： 何处难忘雨，凉秋细瀑垂。小窗佳客在，白豆试花时。渔笛声全合，水村烟正宜。溪山苕上好，雨癖少人知。
  其《听雨词》五首曰：
  薜荔墙边布谷鸣，玉兰树底药苗生。雨中事事随人意，莫遣东风便放晴。 门无剥啄病全苏，管领烟云柳数株。人间谁似王摩诘，要画西窗听雨图。
   竹阑干外柳丝斜，滴沥频摧欲落花。爱听雨声真是癖，米家石子陆家茶。
   蔷薇架畔织斜文，竹里茶烟半惹云。殷勤寄语窗前雨，一瓣清香专为君。
  鸠妇声中急雨催，水帘一片隔尘埃。梦游曾到香炉顶，借得庐山瀑布来。他认为自己爱听雨声的癖好，简直如同书法家米芾之爱石，《茶经》作者陆羽之爱茶。他深情地寄语给窗前之雨，“一瓣清香专为君”，祈求老天不要放晴他甚至想请高明的画手来给自己画一幅西窗听雨图。
  董说听雨还有自己独特的方式，那就是舟居听雨。这并不是像古代文人偶尔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而是经常性地去船居。董说刻有一个印章曰“月函船师”，即寓癖好舟居之意。他名其舟曰石湖泛宅，舟中装满书画秘籍，窗边挂着小佛像，常常泊于柳塘湖水深处，呆上一段时间后，又游往他处。董说如此喜欢舟居，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听雨，其弟子纪官因请著名画家吕时敏作《舟居听雨图》驰送之。《楝花矶随笔》曰：
  宝云生有舟居之癖，则听雨也听雨奈何听非舟居？凡近舟听雨，古听非舟居，犹动也。舟听雨，静听。。非舟居，雨色俗。舟听雨，绿。绿则凉，凉则远惟凉与绿，通视于听。其微乎！泛宅之始，得雨而未快；其后雨连日，听乃大快六月，住船尧峰，得苕上纪子余素驰寄《舟居听雨图》，而写石湖之雨甚细也。计图之成，则在泛宅之前五阅月矣。吾闻得法妙于象外者，机握其前定。图中人能听未来之雨乎？抑图之者能见未来之听乎？必有辨析者。
  其实并不是纪官能未卜先知，料定其师必会在五月后的石湖听雨，而是董说的听雨癖实在太深了，让弟子一猜即中。董说认为舟居听雨，才是真正的静听。雨在董说眼中也有了不同的颜色，有了雅俗之分。只有舟居听雨，雨色才会不俗。那是一种绿色，“绿则凉，凉则远”。从听雨中，董说得到了清凉的感觉，得到了远离尘世的感觉。
  董说不仅嗜好舟居听雨，而且嗜好寻寺听钟，这在历代文人中比较少见。他在《复严既方书》中自称：“少有奇癖，爱闻钟声，所居与寺为邻，不乏此响。数年以来，资其清供。”鼎革后，晚明盛世繁华一去不再，寺庙亦荒落不堪，僧事懈怠，钟声不鸣。于是董说干脆自置一小钟，“色黯黯有古光，其音清凝以长，每中夜寂寥，卧而击之，以自怡快”（《复严既方书》）。在他的诗歌中频频出现听钟、寻钟、打钟的诗句。如《漫兴》其一：“一事如僧夜打钟”；《樵耒诗示二儿》：“钟寻烟外寺”；等等。由于喜听钟声，董说经常外出寻寺，甚至梦里几度寻寺游寺，其《无端语》诗曰：“梦里几回寻寺去，乱山无路草茫茫。” 董说曾说自己有书癖。作为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原是很平常的事，但董说对书的嗜好却绝非寻常。书不能片刻离其左右，即使在出游途中，也必须有大量书伴随。钮琇《觚剩续编》卷二曰：“（董说）每一出游，则有书五十担随之，虽僻谷之深，洪涛之险，不暂离也。”五十担书随之出游，实在不可想象。董说《难经纂注序》中曾回忆自己移居鹿山时，“图书十箧压樵船”，人见之皆大笑。《南潜日记》也记录了董说移居太湖西山东石涧后，其侍者多次往旧地挑书的情况。无论是外出，还是生病在家中，书都是他最亲密的伙伴。《无端语》其一：“竹杖芒鞋野外装，蠹书一束压藜床。”《寄友人》：“一床书傍药炉边。” 读书是董说一生中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与方式。他自小在书堂读书时就立下大志：“人生得三十年读书，三十年游览，差不至短气。”（董说《楝花矶随笔》）由于身体状况等原因，董说30年外出游历的目标可能并没有实现，但其切切实实读书却远不止30年。他在《楝花矶随笔》中说：“我除了六年，五十年读书。”特别是鼎革后，他抛弃举业，读书丝毫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完全是一种癖好，在于自受用。
  董说不仅一辈子癖好读书，而且几乎一辈子著述不断。他曾不只一次掷笔，发誓不再著述，但每次又禁不住破戒。董说一次又一次地戒著述，实际上就反映了著述之癖对他的困扰；戒著述而总未成功，更是说明了其癖好之深。其著作目前可以计算的有121种，这在古代知识分子间并不多见。他常常是一边读书，一边编书，其《风雅编年》《天象编年》等就是这样的产物。他常常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著作的篇幅并不大，有的书甚至只是一个图表。
  更为奇特的是，作为文人，董说还喜欢焚弃自己的书稿其《漆镜堂杂兴》诗曰：“文稿不须还作冢，燃乘纸烛看飞灰。”又《楝花矶随笔》曰：“癸未，余读书尚矜奇，拟作《洪范说》，幸已焚弃。”《丰草庵诗集自序》记载了他3次大规模的焚书：“一焚于癸未（1643）之冬，焚庚辰以前之文无遗也；再焚于丙戌（1646）之秋，焚《辛壬杂著》及十余年应制之文无遗也。又《甲申乙酉诗歌》一编，误以为应制之文，俱焚焉。丙申（1656）焚书，则余之三焚书也。乙酉文、丙戌诗之误焚，则余之再误焚也。” 董说三番五次地焚毁自己的著作，最主要的原因是自愧意识。也就是说，随着阅历的增加，学问的提高，觉得以前的著作不成熟，愧于行世，或简直就是无用。《丰草庵诗集自序》曰：“我少未尝为诗，为古文辞。为古文辞不一年、二年，辄自愧且悔，悔辄欲自焚。”又《楝花矶随笔》说：“余年十六七，辄喜手评古人之书评后辄悔，悔辄更评，更评复悔，悔辄欲自焚，乃不果焚也。”但一个人的著述毕竟是呕心沥血的产物，所以董说心里想焚，而又往往不舍得，内心痛苦不堪。董说《招书魂魄》一梦实际上就表达了这一情结： 有山，色如丹沙，其下有古穴，穴中奇鸟千，玄文翠冠，其鸣有章。见书数百卷，在穴东隅，惊奇之入穴，抱书而去。道遇禅客，问书根本，余以情对。禅客曰：“即君手录，何乃自收。”余闻言开卷，荡然无一文字。客曰：“此书已焚灰，安得有字。穴中鸟，书魂魄也。君试恸哭，书魂可招来。”余法言，恸哭，奇鸟各飞，鸣凄怆，止穴不来。余遂弃无字书也。
  当然，董说的焚书也与不著文字的禅门宗旨以及清初的文化钳制有关。佛教禅宗主张顿悟，不立文字，著述被认为是绮语自障，与学道修行背道而驰。董说上灵岩出家前的焚书，主要就是这个原因。而董说焚却《甲申乙酉诗歌》《乙酉杂文》《丙戌悲愤诗》等清初敏感年代的诗作，无疑是为了避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