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明王朝宣布灭亡。董说慨然曰：“吾家累叶受国恩，今遘数阳九，纵不能死，忍腼颜声利之场乎？”②遂弃诸生，焚十年来应制之文，屏迹丰草庵，亲友难睹其面。①徐江《董说〈西游补》考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54页。②范锴《浔溪纪事诗》卷上。在隐居丰草庵期间，读书著述成了他主要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他感叹汉唐诸儒注释遗经多所未尽，因“殚精研思，穷日夕，忘寝食，以究先圣之微言”①。特别深入钻研《周易》，法扶桑咸池之出入，而表出震；观江海潮汐之周流，而阐卦律。复社诸君多以文章经济自负，对韵语不甚关心，董说亦是如此。但明亡后，董说开始大量写作诗歌，以抒发其浓厚的故国旧君之思。
  董说一方面以读书著述寄托遗民之思，另一方面也积极从事抗清斗争。顺治辛卯（1651），鲁王在舟山抗清失败，浙东义士受牵连致死者无数。后来成了董说师父的故国派和尚领袖弘储亦被浙按院入疏奏弹，凛然赴杭州投案，其住持的灵岩合寺星散。在这种风刀霜剑的险恶环境下，董说毅然杖策登山，以表申援。尽管董说其他的反清复明活动没有文献可征，但仅从灵岩“辛卯事件”就可看出他是一名积极而坚强的抗清者。当时著名遗民徐枋即把此事等同于南宋张浚的著名抗金事迹。《居易堂集》卷二《与尧峰月涵和尚书》曰：
  近者颇闻山头不无纷纭，我心怅然。及双老札来，一众星散，我心益怅然。及闻吾道兄独袜被书卷，杖策登山，不觉以手加额曰：“赖有此耳。”宋绍兴中，金亮南侵，兵焚采石，长江无一舟敢行北岸者，独张魏公以一小舟径进，一军见之，以为从天而降，遂以退敌今以合众下山之时，而吾道兄奋然独往，何以异此?
  ①范锴《浔溪纪事诗》卷上。
  董说34岁时皈依弘储为白衣弟子，38岁时正式在灵岩受戒。引发董说走上灵岩的，除了因生存环境险恶而愈显强烈的为僧意识外，更主要的还是灵岩弘储“以忠孝作佛事”的爱国精神在召唤着他。徐枋《退翁老人南岳和尚哀辞》曰：“唯吾师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后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之无碍于忠孝，且以知忠孝实自佛性中来。”灵岩在当时是抗清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全祖望《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曰：“丙戌以后，东南之士，濡首没顶于焦原，相寻无已，而吴中为最冲。退翁皆相接纳，从之者如市。退翁才厚重不泄，为人排难最多，世不尽知也。”董说之落发为僧也是抗清爱国思想的表现，正如其友人金镜《闻董若雨祝发于灵岩感赋》诗所言：“念本由忠激，身随以奋飞。曾随无数佛，血性一南儿。” 据谢正光《遗民传记资料索引》中所收入的遗民范围来统计，见于董说诗文集的遗民有42位之多。这些遗民大部分活动于环太湖流域，有不少在遗民界盛享名气。如当时被称为海内三遗民之一的巢鸣盛就与董说往来密切，感情深厚。康熙五年（1666），董说游楚时，因误闻巢氏死讯而恸哭。归吴后，从嘉兴黄复仲处得知巢氏安然无恙而又兴奋不已，“斜日半塘收别泪，春风石佛待重行”，“茗碗共持头共白，遮回判与尽三更”（《寄巢端明》）。后来董说还曾在嘉兴路上遇见这一位“三十年来旧游”，“西风白日，执手长叹”①，畅谈一宿而别。徐枋亦是海内三遗民之一，明亡后隐居，号称不与人接，但他与董说的关系其实很密切，可参见董说《入吴不及晤昭法》《晤昭法，会昭法生日，昭法以为相见一奇》等诗。徐枋在《怀人诗》自序中也说：“（董说）与余最善，向年冒雨访余于万峰。”②这些遗民中还有不少是当时著名书画家，如王时敏、石溪、郭都贤、陶仲调、金孝章、王双白等均是。特别是王时敏和石溪，前者开创了山水画的“娄东派”，居清初画家“四王”之首，后者与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并称“二石”。这些交游与唱和显示了董说在清初环太湖流域遗民界的地位与声望。
  ①董说《楝花矶随笔》卷下。
  ②徐枋《居易堂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