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董份《泌园集》书影
据董份《与少宰王荆门公书》，董份在世时，其子董道醇与其婿徐泰时就曾编辑过董份诗文集，有10余册之多。时徐泰时负篋求学于王锡爵，王氏是董份门人，董份集子的编撰即出自其意，但该集无传董份现存的诗文集名《泌园集》，共37卷，其中文30卷、诗7卷，附诗余，由其孙董嗣茂、董嗣暐，曾孙董廷勋辑录，门人申时行作序，时董份已卒。《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千顷堂书目》卷二三均著录，现有明万历刻本、刘氏嘉业堂刻本、《四库存目丛书》本等泌园是董份的别业，内有太湖石，高丈余；白变松一本，高过屋山几倍其取名源自《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表达安贫寡欲、其乐融融之意，董份退居林下后，虽过着豪富生活，但精神上向往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描写幽居是其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的主要内容。因此，其后人以“泌园”名其诗文集，也较符合该别集的内容倾向。
董份诗词文皆善，就成就来说，我以为当以文为最上。在董份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国事的关心，对世事的洞察，对边防政策的建议等《与王荆石书》是他罢官家居时写给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天下的大患在于“下之议论易起，而上之威令不行”。议论易起则朝廷容易为之动摇，威令不行则边疆无人肯效命，而当今朝廷东西皆有战事，因此“威令一节尤目前吃紧第一事也”。他认为宁夏之变的平定过程中就有威令不行的情形，如果不是决水灌城，事情将不可逆料。信中董份的最终目的在于论述朝鲜战事，以引起朝廷关注。他认为东夷比西贼更加厉害，西贼不过是一城之众，目的在于掳掠，而东夷是举十万之兵而怀抱大志，因此朝廷也必须加倍防御董份的建议是：一不要因为西贼的顺利平定而对东贼掉以轻心；二是要震刷天威，有令必行；三是现今朝廷上下对平西之功议论纷纷，对此应“功疑唯重”，通过肯定擒西之功，大赏擒西之人，来鼓舞御夷之志。所提建议，事关国家大事，而条条在理，表现了董份对国家的拳拳忠心特别感人的是董份对国家社稷的强烈责任感，他说现在言倭事的人很多，自己书信冗长，似乎可厌，“然此等大头脑处，宁可言而见讥，不敢隐而自默也” 。
董份《答侍御肖玄于公》一文谈到晚明社会人心、士吏之风，曰：“人心喜于更张，士风尚于苛刻，有司以此而立名誉，按部以此而示风裁，吏既相蒙，而民尤滋薄，遂至众人争骛，一国若狂。”文笔流畅，气势充沛，对当时的官场和人心有很深刻的洞察。在董份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他晚年的情形，疟疾、痰症、头风之病时发，特别是痰症发时，常持续几个月，且常昏厥，苦楚百端。于是董份只好“辞旧里，远避荒庄，辟荆棘之区，栖草莱之野，深扃蓬户，兀作蒲团，不敢见一客，不敢吐一语，冀绝俗念，少完元神，盖视浮生如梦中，视人间如隔世矣”。这样的描写，骈散相间，文势畅达而情境兼备。
在《与少宰王荆门公书》一文中，董份把秦汉以来的文人及其作品分为四类：一是得作文法度蹊径而能登堂入室的，二是虽得其法度蹊径而未臻其堂室的，三是未得法度蹊径而有才气的，四是既未得蹊径而又无才气的。董份认为第一类最佳，能传世不朽；第二类次之，有的也能传世，后世对其褒贬不一；第三类再次之，不一定能传世，但能名擅一时；第四类最下，简直可厌。董份把自己的文章归入第二类，即得古人作文之蹊径，但火候还不到。他说：“今份略知其径，而才与气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即藩篱未越焉。”又说： 份少尝读古人之书，颇能窥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略尝得蹊径，辄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积者久矣。顾其才有不逮，性复多病，大概每岁伏枕者逾半，心慊慊不自持，故不能竭精毕思，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黾勉应酬，聊以塞责免咎。
透过表面的自谦，我们能感觉到董份其实是自许颇高。他有自成一家之言的大志，认为自己已得作文之法度，只是才气有所欠缺，加上身体不好，应酬之文太多，不能集中精力写作而已。在《与太史余同麓公》中，董份赞扬余氏之文，“准之盛唐名家而博采六朝丽藻，其结构之密，陶铸之精，可谓深造”，但他说自已最喜欢的是余氏那些“出自胸臆，本于性情，事既逼真，辞非强缀”的文章。很显然，董份强调的是，写文章既要有法度，又要本于性情，真实自然。董份的散文创作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主张，刘承干评价其文曰：“不事缘饰，而自然渊懿，无何大复、李空同模拟习气。”①《泌园集》集中的30卷散文，尽管也多是酬赠之文，但并非寻常寒温之客套，并非只是以谀词相奉，而是根据关系亲疏，时有真情流露不仅因人摹写，因事敷陈，而且写法也灵活多变。如奉赠的序文，开头有点明写作缘起的，有从历史或该职官的古今变化写起的，也有直接颂扬主人业绩的。而像《送东湖张长公赴任镇远序》，因张长公为至亲，是董份舅舅之子，故文章专道家庭之事，而不像一般赠序多歌颂德行善政。其《答郡丞定庵陈公》劝慰被谪迁之人，先赞扬其人才操，然后说如此才德若登据要路，可以挽回时局，力追古人，自己常为此赞叹不已：接下来描写自己得到邸报时的惊愕不信情形，并劝慰友人曰： 夫使才而必用，则贾谊无长沙之行；使忠而必伸，则汲黯无淮阳之卧。此古今之所叹，史册之所嗟也然自汉以来，列在三台，重于九鼎，赫然一时者，岂可胜数哉而其名与草木同朽，烟尘并消，今不知其何在，而汲贾者如斗星在天，山岳峙地，千载犹有生气，百代诵之不衰，较其所得，何如者？且二子者忌于洚灌，排于公孙，生不逢时，志遂终抑今则圣明在上，贤俊满朝，必有持天下之公，秉当世之直者，明左右之心事，而表其治能，将见玺书必为褒劳，恩命必为超拔矣份闻之世路之升沉，譬之江行之迟速，若帆樯有阻，则旬日趦趌，倘风波可乘，则千里瞬息，故始或少滞，既而大亨者多矣。公之耿介，岂希冀于将来而卒望于未获哉！ ①刘承干《泌园集跋》。
贾谊才而被贬，汲黯忠而不用，但两人却青史留名，百代诵之。贾谊、汲黯两人是生不逢时，现在躬逢盛世，必然会有超拔的机会。再说世路之升沉，就如江上行船，有受阻的时候，但若有风助，将瞬息千里。文章有事例，有说理，还有巧妙的比喻，这样的劝慰很能缓解对方的失意情绪，并激励与鼓舞对方。其实，董份与陈定庵关系一般，“无旧交，亦非私好”，不过是陈氏为吴郡郡丞，而董份先世之墓在吴江，“颇为受廛，实属部治”。像这样的应酬书信，董份都能写得有法度，有层次，能感动人、劝慰人，可见其文学功力非同一般。
董份诗歌写得最好的是咏怀诗、幽居诗和送别怀人诗。晚明时朝政纷乱，世路艰险，因此董份诗中人生莫测、祸福无常的感觉非常强烈。其《感怀》一诗中说：“生如旅寓，有去必有还忻戚复何为，徒自苦其间。譬如芝兰草，培植何其难。朝来方把玩，夕暮成摧残”诗歌接下来写自己夜深不能寐，披衣彷徨，抬头看到繁星欲散、明月冷冷，顷刻间万虑盈满胸间，涕泪泗流。又《述怀》曰：“微禄成何事，栖迟犹未归。怀乡知道远，为客觉情非。拙患误通籍，浮名空偃扉。相逢犹让席，谁谓得忘机。”人在权力高处，往往更易看透浮名。尽管很难主动退身，但内心涌动着冲出官场的愿望。诗人由相逢的让席，想到还没有彻底悟透功名利禄，这样的述怀诗无疑是深刻的。 还是在为官时，董份即有归隐田园之思。其《寄题弁阳精舍》诗，把踏入官场比作是偶然误入尘网，说自己时抱山阿之想，并表示最终将离开这一尘网，“粤予婴尘樊，久抱山阿想偶酬适俗心，终然谢时网”《寄朱明府》曰：“数载违初服，林泉欲笑人。市朝常易误，簪绂定何亲。”诗中“初服”是指未入仕时的服装，“簪绂”指冠簪和缨带，即“朝服”，“市朝”指市场和朝廷，偏指朝廷官府。因此诗歌也是在写自己误入尘网官场，表达了自已不亲“朝服”而思“初服”、厌弃仕宦而思林泉的志向。为官而思乡的这种思绪在董份诗集中可以说是非常普遍。 董份退居后，无缘仕途，更加一心寄意于田园，刻意营造一种幽居自乐情怀。《初归山中作》大概写于刚罢官归来时，有对田园的新鲜之感，“早来卧林壑，别去几经年”幽居初期，作者对自己的遭际还是颇为感慨。如《幽居言志》写自己本有志于经世，但中途失据，退食林下，寂寞无为，“居卑事亦忽，地远嗟谁喧”，只能幽居自乐，采真自老，“职当乐幽居，勿使外好缠”。但随着日子的飞逝，作者心态逐渐平和，心境日渐淡泊。其《园中》诗曰：“清溪迤逦曲通源，野径池深昼掩门。一鹤天空时自唳，百禽春到总能言柳因久植阴围地，花开繁天香满园珍重园公好陪护，莫教风雨妒芳荪。”诗歌描写了董份那几近闲云野鹤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一鹤天空时自唳”一句，写尽了他逍遥自在的幽居心境和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如果不曾摸爬滚打于官场，没有参透荣辱是非，如果不是看惯了秋月春风，以幽居自乐，绝写不出这样俯视天下般的洒脱之句。是啊，“试问人间事，浮名何足怜”（《对酒》），董份参悟了他卧病山斋，修筑小池，置石其中，养鱼数十尾，观鱼游戏，怡然自得，鱼之乐即主人之乐也，他说：“濡泳苟得性，江湖竟谁辨。抚化心爽然，省己任偃蹇”①又如《幽居》：“幽居一曲一重关，隔尽千山与万山。唯有堂前双紫燕，犹自衔泥到梁间”这些诗歌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董份晚年闲居时的心境。刘承干评价董份之诗曰：“冲夷淡雅，多委心任运之词，有唐白香山遗风。由其胸次超旷，不以富贵去来婴其念虑，故能如此”②这样的评价对董份的咏怀和幽居诗来言，还是较恰切的。
①份《卧病山斋得小池置石其中养鱼数十头游戏甚乐》。
②刘承干《泌园集》跋。
董份的送别怀人诗数量也很多，且质量上乘，代表作有《送王侍御南还五首》《春夜寄王侍御》《赠何元朗内翰之南都三首》等其中《赠何元朗内翰之南都三首》曰：
执戟余方倦，摛词尔独雄。人分两都别，官为陆沉同。长路多秋草，虚堂急暮虫。更怜明月夜，清影隔江东。 载笔新供奉，承恩旧帝京。离宫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问称书府，高谈谢墨卿。尔来闻纸贵，知尔赋初成。
行行远送将，此去羡仙郎。作吏真成隐，之官却到乡 。千峰绕城阙，一水限河梁。别后凭谁寄，秋篱岁岁芳。
诗歌写得清新工整，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评曰：“余赴官南馆，京师诸公赠行诗不下数十首，唯董浔阳五律最工。”御史王瑛为人正直，不肯阿附权贵，而诽谤丛生，因谢病南还，董份作《送王侍御南还五首》。诗歌从友人“变故出须臾”的情形中，感受到身处官场的危险，“与子俱食荼，孰知中苦辛”有了这种隐忧，作者与友人的心境就变得十分亲近，友情的抒发自然显得真挚动人。如送行途中，看到河边靡靡蒲草、齿齿白石时，作者说自己宁为蒲苇枝，而不愿作水中石，因为“蒲苇相因依，石转无终极”。读之觉得情真意切，而非苍白空洞。
据董份《与少宰王荆门公书》，董份在世时，其子董道醇与其婿徐泰时就曾编辑过董份诗文集，有10余册之多。时徐泰时负篋求学于王锡爵，王氏是董份门人，董份集子的编撰即出自其意，但该集无传董份现存的诗文集名《泌园集》，共37卷，其中文30卷、诗7卷，附诗余，由其孙董嗣茂、董嗣暐，曾孙董廷勋辑录，门人申时行作序，时董份已卒。《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千顷堂书目》卷二三均著录，现有明万历刻本、刘氏嘉业堂刻本、《四库存目丛书》本等泌园是董份的别业，内有太湖石，高丈余；白变松一本，高过屋山几倍其取名源自《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表达安贫寡欲、其乐融融之意，董份退居林下后，虽过着豪富生活，但精神上向往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描写幽居是其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的主要内容。因此，其后人以“泌园”名其诗文集，也较符合该别集的内容倾向。
董份诗词文皆善，就成就来说，我以为当以文为最上。在董份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国事的关心，对世事的洞察，对边防政策的建议等《与王荆石书》是他罢官家居时写给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天下的大患在于“下之议论易起，而上之威令不行”。议论易起则朝廷容易为之动摇，威令不行则边疆无人肯效命，而当今朝廷东西皆有战事，因此“威令一节尤目前吃紧第一事也”。他认为宁夏之变的平定过程中就有威令不行的情形，如果不是决水灌城，事情将不可逆料。信中董份的最终目的在于论述朝鲜战事，以引起朝廷关注。他认为东夷比西贼更加厉害，西贼不过是一城之众，目的在于掳掠，而东夷是举十万之兵而怀抱大志，因此朝廷也必须加倍防御董份的建议是：一不要因为西贼的顺利平定而对东贼掉以轻心；二是要震刷天威，有令必行；三是现今朝廷上下对平西之功议论纷纷，对此应“功疑唯重”，通过肯定擒西之功，大赏擒西之人，来鼓舞御夷之志。所提建议，事关国家大事，而条条在理，表现了董份对国家的拳拳忠心特别感人的是董份对国家社稷的强烈责任感，他说现在言倭事的人很多，自己书信冗长，似乎可厌，“然此等大头脑处，宁可言而见讥，不敢隐而自默也” 。
董份《答侍御肖玄于公》一文谈到晚明社会人心、士吏之风，曰：“人心喜于更张，士风尚于苛刻，有司以此而立名誉，按部以此而示风裁，吏既相蒙，而民尤滋薄，遂至众人争骛，一国若狂。”文笔流畅，气势充沛，对当时的官场和人心有很深刻的洞察。在董份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他晚年的情形，疟疾、痰症、头风之病时发，特别是痰症发时，常持续几个月，且常昏厥，苦楚百端。于是董份只好“辞旧里，远避荒庄，辟荆棘之区，栖草莱之野，深扃蓬户，兀作蒲团，不敢见一客，不敢吐一语，冀绝俗念，少完元神，盖视浮生如梦中，视人间如隔世矣”。这样的描写，骈散相间，文势畅达而情境兼备。
在《与少宰王荆门公书》一文中，董份把秦汉以来的文人及其作品分为四类：一是得作文法度蹊径而能登堂入室的，二是虽得其法度蹊径而未臻其堂室的，三是未得法度蹊径而有才气的，四是既未得蹊径而又无才气的。董份认为第一类最佳，能传世不朽；第二类次之，有的也能传世，后世对其褒贬不一；第三类再次之，不一定能传世，但能名擅一时；第四类最下，简直可厌。董份把自己的文章归入第二类，即得古人作文之蹊径，但火候还不到。他说：“今份略知其径，而才与气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即藩篱未越焉。”又说： 份少尝读古人之书，颇能窥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略尝得蹊径，辄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积者久矣。顾其才有不逮，性复多病，大概每岁伏枕者逾半，心慊慊不自持，故不能竭精毕思，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黾勉应酬，聊以塞责免咎。
透过表面的自谦，我们能感觉到董份其实是自许颇高。他有自成一家之言的大志，认为自己已得作文之法度，只是才气有所欠缺，加上身体不好，应酬之文太多，不能集中精力写作而已。在《与太史余同麓公》中，董份赞扬余氏之文，“准之盛唐名家而博采六朝丽藻，其结构之密，陶铸之精，可谓深造”，但他说自已最喜欢的是余氏那些“出自胸臆，本于性情，事既逼真，辞非强缀”的文章。很显然，董份强调的是，写文章既要有法度，又要本于性情，真实自然。董份的散文创作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主张，刘承干评价其文曰：“不事缘饰，而自然渊懿，无何大复、李空同模拟习气。”①《泌园集》集中的30卷散文，尽管也多是酬赠之文，但并非寻常寒温之客套，并非只是以谀词相奉，而是根据关系亲疏，时有真情流露不仅因人摹写，因事敷陈，而且写法也灵活多变。如奉赠的序文，开头有点明写作缘起的，有从历史或该职官的古今变化写起的，也有直接颂扬主人业绩的。而像《送东湖张长公赴任镇远序》，因张长公为至亲，是董份舅舅之子，故文章专道家庭之事，而不像一般赠序多歌颂德行善政。其《答郡丞定庵陈公》劝慰被谪迁之人，先赞扬其人才操，然后说如此才德若登据要路，可以挽回时局，力追古人，自己常为此赞叹不已：接下来描写自己得到邸报时的惊愕不信情形，并劝慰友人曰： 夫使才而必用，则贾谊无长沙之行；使忠而必伸，则汲黯无淮阳之卧。此古今之所叹，史册之所嗟也然自汉以来，列在三台，重于九鼎，赫然一时者，岂可胜数哉而其名与草木同朽，烟尘并消，今不知其何在，而汲贾者如斗星在天，山岳峙地，千载犹有生气，百代诵之不衰，较其所得，何如者？且二子者忌于洚灌，排于公孙，生不逢时，志遂终抑今则圣明在上，贤俊满朝，必有持天下之公，秉当世之直者，明左右之心事，而表其治能，将见玺书必为褒劳，恩命必为超拔矣份闻之世路之升沉，譬之江行之迟速，若帆樯有阻，则旬日趦趌，倘风波可乘，则千里瞬息，故始或少滞，既而大亨者多矣。公之耿介，岂希冀于将来而卒望于未获哉！ ①刘承干《泌园集跋》。
贾谊才而被贬，汲黯忠而不用，但两人却青史留名，百代诵之。贾谊、汲黯两人是生不逢时，现在躬逢盛世，必然会有超拔的机会。再说世路之升沉，就如江上行船，有受阻的时候，但若有风助，将瞬息千里。文章有事例，有说理，还有巧妙的比喻，这样的劝慰很能缓解对方的失意情绪，并激励与鼓舞对方。其实，董份与陈定庵关系一般，“无旧交，亦非私好”，不过是陈氏为吴郡郡丞，而董份先世之墓在吴江，“颇为受廛，实属部治”。像这样的应酬书信，董份都能写得有法度，有层次，能感动人、劝慰人，可见其文学功力非同一般。
董份诗歌写得最好的是咏怀诗、幽居诗和送别怀人诗。晚明时朝政纷乱，世路艰险，因此董份诗中人生莫测、祸福无常的感觉非常强烈。其《感怀》一诗中说：“生如旅寓，有去必有还忻戚复何为，徒自苦其间。譬如芝兰草，培植何其难。朝来方把玩，夕暮成摧残”诗歌接下来写自己夜深不能寐，披衣彷徨，抬头看到繁星欲散、明月冷冷，顷刻间万虑盈满胸间，涕泪泗流。又《述怀》曰：“微禄成何事，栖迟犹未归。怀乡知道远，为客觉情非。拙患误通籍，浮名空偃扉。相逢犹让席，谁谓得忘机。”人在权力高处，往往更易看透浮名。尽管很难主动退身，但内心涌动着冲出官场的愿望。诗人由相逢的让席，想到还没有彻底悟透功名利禄，这样的述怀诗无疑是深刻的。 还是在为官时，董份即有归隐田园之思。其《寄题弁阳精舍》诗，把踏入官场比作是偶然误入尘网，说自己时抱山阿之想，并表示最终将离开这一尘网，“粤予婴尘樊，久抱山阿想偶酬适俗心，终然谢时网”《寄朱明府》曰：“数载违初服，林泉欲笑人。市朝常易误，簪绂定何亲。”诗中“初服”是指未入仕时的服装，“簪绂”指冠簪和缨带，即“朝服”，“市朝”指市场和朝廷，偏指朝廷官府。因此诗歌也是在写自己误入尘网官场，表达了自已不亲“朝服”而思“初服”、厌弃仕宦而思林泉的志向。为官而思乡的这种思绪在董份诗集中可以说是非常普遍。 董份退居后，无缘仕途，更加一心寄意于田园，刻意营造一种幽居自乐情怀。《初归山中作》大概写于刚罢官归来时，有对田园的新鲜之感，“早来卧林壑，别去几经年”幽居初期，作者对自己的遭际还是颇为感慨。如《幽居言志》写自己本有志于经世，但中途失据，退食林下，寂寞无为，“居卑事亦忽，地远嗟谁喧”，只能幽居自乐，采真自老，“职当乐幽居，勿使外好缠”。但随着日子的飞逝，作者心态逐渐平和，心境日渐淡泊。其《园中》诗曰：“清溪迤逦曲通源，野径池深昼掩门。一鹤天空时自唳，百禽春到总能言柳因久植阴围地，花开繁天香满园珍重园公好陪护，莫教风雨妒芳荪。”诗歌描写了董份那几近闲云野鹤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一鹤天空时自唳”一句，写尽了他逍遥自在的幽居心境和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如果不曾摸爬滚打于官场，没有参透荣辱是非，如果不是看惯了秋月春风，以幽居自乐，绝写不出这样俯视天下般的洒脱之句。是啊，“试问人间事，浮名何足怜”（《对酒》），董份参悟了他卧病山斋，修筑小池，置石其中，养鱼数十尾，观鱼游戏，怡然自得，鱼之乐即主人之乐也，他说：“濡泳苟得性，江湖竟谁辨。抚化心爽然，省己任偃蹇”①又如《幽居》：“幽居一曲一重关，隔尽千山与万山。唯有堂前双紫燕，犹自衔泥到梁间”这些诗歌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董份晚年闲居时的心境。刘承干评价董份之诗曰：“冲夷淡雅，多委心任运之词，有唐白香山遗风。由其胸次超旷，不以富贵去来婴其念虑，故能如此”②这样的评价对董份的咏怀和幽居诗来言，还是较恰切的。
①份《卧病山斋得小池置石其中养鱼数十头游戏甚乐》。
②刘承干《泌园集》跋。
董份的送别怀人诗数量也很多，且质量上乘，代表作有《送王侍御南还五首》《春夜寄王侍御》《赠何元朗内翰之南都三首》等其中《赠何元朗内翰之南都三首》曰：
执戟余方倦，摛词尔独雄。人分两都别，官为陆沉同。长路多秋草，虚堂急暮虫。更怜明月夜，清影隔江东。 载笔新供奉，承恩旧帝京。离宫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问称书府，高谈谢墨卿。尔来闻纸贵，知尔赋初成。
行行远送将，此去羡仙郎。作吏真成隐，之官却到乡 。千峰绕城阙，一水限河梁。别后凭谁寄，秋篱岁岁芳。
诗歌写得清新工整，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评曰：“余赴官南馆，京师诸公赠行诗不下数十首，唯董浔阳五律最工。”御史王瑛为人正直，不肯阿附权贵，而诽谤丛生，因谢病南还，董份作《送王侍御南还五首》。诗歌从友人“变故出须臾”的情形中，感受到身处官场的危险，“与子俱食荼，孰知中苦辛”有了这种隐忧，作者与友人的心境就变得十分亲近，友情的抒发自然显得真挚动人。如送行途中，看到河边靡靡蒲草、齿齿白石时，作者说自己宁为蒲苇枝，而不愿作水中石，因为“蒲苇相因依，石转无终极”。读之觉得情真意切，而非苍白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