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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人格
  据朱国桢《月溪公行实》，董份小时就学于宿儒吴石松，与民畏公（不知姓名）之子月溪是同学。董份之父董翠榆与民畏友善，每曰：“吾儿儒，若儿不儒，骨似胜之。”后来董份果然大贵，但月溪并不媚附，董份亦终身兄事之。原来两人同学时，吴石松曾以“短日”二字令学生拆成七字，月溪脱口而出曰“短笛悠悠吹落日”，但董份却一下子答不上来，最后才红着脸，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短短书生勤白日。”董份由此折服于这个同学。这个故事主要是表明两人性格和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月溪淡泊功名，适意自然，而董份则是埋头科举，追求荣华富贵。
  董份在读书应举期间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气与豪情。他曾与纪氏诸子读书于南浔西面的法华寺，每当三六九文会之期，他总是一挥而就，最早完成文课。然后就“浮木板，载酒肴，渡对岸绿杨下”，与大家痛饮。大醉归来时，题诗壁上，擘窠大字“淋漓有生气”①。董份28岁考中举人，次年进京会试，没有成功。3年后再次赴试，才终成进士。关于董份这次登进士第，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四引《西山日记》曰：“嘉靖辛丑会试，嵇、骆二太史分考。潘仲骖、董份皆有声公车，潘以父难急进取，贿嘱嵇。嵇语骆曰：‘苕上衣冠寥寥，潘、董二生，称一时誉耄，吾辈不妨加意一援手。’盖借董为潘地也。时法网尚宽，举子按籍可查，二生获隽。”潘仲骖是潘季驯的二哥，后来因科场案发，身陷狱中，为贿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董份却无意中沾了潘氏买就的科举人际关系网之实惠。
  ①董汉策《甦庵家诫》。董份自已进士及第后，努力课教子孙，以期科第连绵，壮大家族势力。他重金聘请举人陆抑斋、李乐、李廷机，以及学识渊博、嗜书如命的老儒闵元棐、史鹤老等为私塾教师。李乐《见闻杂记》卷十曰：“嘉靖庚申（1560），余馆浔上，董宗伯公延举人陆抑斋赴京训其子。”李乐自己亦是举人，为董懋德等人老师，董份待之甚厚，把他安置在南浔北栅外风景优美的和云楼。李乐后来中进士，在官场和学界均有一定名气。李廷机，字尔张，号九我，福建泉州人。万历十一年（1583）会试会元，殿试榜眼。官至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为政以清、慎、勤著称于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他中举后，中进士前，先为申时行家馆宾，后转馆于董份家，“于朔日必对策”①。吴江闵元棐，字附欧，号蓑庵，董斯张及其侄董廷勋从其学胡氏春秋。闵元棐很有个性，董说《楝花矶随笔》曰：“闵蓑庵沉醉读宋史，登假山顶，大骂秦桧之时，忽促织跃出，捕得之，曰：‘捕得老桧也。’”史鹤老亦为董斯张老师，也是一个沉湎于书籍的老儒，有一次“坐读书，解粽，舍蔗霜而蘸墨。顷之，会食于堂，骇其黑齿，各大笑”②。由于董份教育有方，再加上在朝廷的运作，此后董氏科第连绵，董嗣成、董道醇先后成进士。 ①②董说《楝花矶随笔》
  董份不仅课教子孙有法，而且善于为官一是谨慎不张扬。其后人董汉策曾在废纸筐中发现他的一张名片，“大不过指顶”，而当时七品官的名片就大到“与尺幅争寸许地”。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转引了《啸虹笔记》中的一条记载：“董浔阳与严嵩同朝，每过嵩，辄用赤金镂姓名缝红绫作柬，嵩以为尊敬之也。阍人利具金，每一传执，即取金去；后嵩败，董独免交通律。”对此，《汪志》已有辩驳，认为这是“恶董者饰言之”。他说严嵩当国时，朝士谁不投刺，安得便指为交通。如果金字偶有存留，则交通之罪转而难免矣。确实，以董份的智慧，当还不至于做这种愚蠢之事实际上，不论在位时，还是退食后，董份均很注意遵守礼节，不摆老资格。其家西宾李乐曾亲眼目睹，他进出郡庠，遵守礼制，不走中道中门，而由东边侧门出，而当时能坚持这种礼节的人很少。
  二是圆滑，有谋略。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十九日，千夫所指的严嵩被弹劾罢官，其子严世蕃亦被逮下狱，随后放归南昌家中。而此前二月份，时任詹事府詹事的董份与大学士袁炜共主会试，在会试结束由礼部刊布的会试录序文中，已表现出了倒严嵩而亲徐阶之意。董份与袁炜的这个意图被唐枢看得一清二楚。李乐《见闻杂记》曰：“嘉靖壬戌会试，上命大学士袁炜、詹事府詹事董份主考。录既成，余师唐先生谓余曰：‘曾见会试录否？’余应曰：‘未见。’先生曰：‘适来阅序文，二公之意已向徐存斋，不属严介溪矣。未几，严以赃败，子世蕃正罪籍没。先生于文字中，盖有以识其微也。”徐存斋就是徐阶，他和严嵩一起在朝十多年。当严嵩当政为首辅时，他谨慎以待。嘉靖四十一年（1562），当他得知嘉靖对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已有所闻时，就命御史邹应龙参劾，终于使严嵩罢官，其子严世蕃谪戍，从而取代严嵩而为首辅。因此，严嵩的倒台，得归功于徐阶。而董份作为严嵩盟友，嗅出嘉靖欲驱严嵩之意后，也能马上调头转向徐阶，可见他处世的圆滑。正因为此，严嵩倒台后，朝中请官如鄢懋卿、万宷、唐汝辑等俱坐严嵩父子党，纷纷被革职闲住，而“与严嵩最契”①的董份却独以抽身早而得免。
  ①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记载了一个董份拂箸落地试诸生的故事。说董份致政归里后，家资百万，夫妇八旬齐眉。有一天，董份对其妻曰：“吾见□□后辈，文章出色者，多胜于吾儿孙，将来若辈兴，董氏衰矣。”其妻曰：“彼皆贫士，何不以千金赠之，彼日事经营，文理荒芜矣。”董份如其妻所言，邀请诸生宴饮。事先命家人，在酒酣之时，假装有要事来请他入内。董份在离席时装出匆忙的样子，故意以袍袖拂杯箸坠地，入内后暗中窥看诸生的反应。有的擦桌子，有的捡杯子。董份见了，复入座，一饮而散。其妻促其赶快赠银，董份笑曰：“吾银岂容易与人者耶！顷试其气量，俱卑鄙无远到器。尚书府不乏下走，诸生不过饮我一杯酒，乃甘为仆隶事。此措大本色，不足重也。”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但也能说明董份的眼光与谋略。
  董份在朝数十年，阅历丰富，处变不惊。他与范应期同临民变，但最后的结果是范氏因民变自刭，而董份却利用范氏之死，平息了民变。李乐在《见闻杂记》中对两人就有评价，说范氏一开始还能支持，但“日久不耐窘迫，愚民群聚状大约如董，而董公何如胸次哉”。 董份的缺点是好胜心强，看重名利。华亭陆树声，字与吉，号平泉，一生淡泊名利。董份与他同时登第，同为词林大僚，同样高年林下，而且同在三吴一方，但两人先后荣悴，放在一起比较，人品之高下立显。对此，沈德符在《清权堂杂志》中早已指出： 嘉靖辛丑科词林二大宗伯，一为乌程董浔阳份，一为陆平泉树声。吴越接壤，相去不三舍。董先贵世宗朝，宠眷隆赫，以忤旨削籍归。又十八年而陆始正春卿之席，则今上龙飞，江陵欲收陆以为重，且示意即入揆路，将主甲戌会试，陆知其为乃子登进地，屡疏始允归，遂不出矣。至戊子，年八十，抚按为请于朝，得存问，且加太子少保。董次年己丑亦登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亦为之请。时申吴门当国，王太仓为次揆，俱董壬戌所举会试、廷试第一人，业已允行，而御史万国钦驳之，备数董立朝邪佞，居乡不法诸状，成命为寝。是年，董之子给事道醇没于家，而陆之子彦章适登第，拜行人，使归，则情境大不侔矣。又七年乙未，董之长孙礼部郎嗣成在侍，而次孙嗣昭成进士，殀于京邸。董宗伯不胜痛，寻病卒。礼部君亦坐家难，愤恚发疾死，年亦未四十也。又三年戊戌，陆登九十，上遣中书柴大履存问于家，时申、王两公俱以首揆居里，同执羔雁往贺，修后进礼，隅坐屏息以侍者，观者荣之。而董八十时，两公门生方在事，且遭万抨章，更无此盛举也。陆后再膺存问，九十七而下世，饰终赠谥之典大备，尤非董所敢望。二公品行世所共见，不复置喙。
  董份虽然发达早，嘉靖时就身居显宦，但结局较凄凉。80岁时，即使两门生申时行、王锡爵在位，也有人敢上章弹劾，以致没有得到朝廷的问候。陆树声虽然身居高位时间较晚，在董罢归18年后才任礼部尚书，但结局完满荣耀80岁时，得朝廷存问，加太子少保。90岁时再得存问，时申时行和王锡爵也前去祝寿，并修后进之礼。卒后，朝廷赠谥之典也很隆重。董份与陆树声，一悴一荣，结局之所以如此不同，沈氏虽无明确评价，但透过其叙述表面，褒贬之意已很明显：董氏热衷权势，看重名利，为官圆滑，声名较差，而陆氏为人耿直，为官尽职，淡泊名利，面对张居正的拉拢，称病辞归，声望崇高沈氏与董份之孙董斯张友善，因此这个隐含在叙述中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古人言利必言害，言得必言失，言福必言祸。由于重视名利，只贪却目前，董份的口碑不是很好，卒后没有人敢奏闻朝廷，也因此没有蒙受朝廷祭葬。其馆师李乐在《见闻杂记》中评论曰：“一日与平涵太史国桢论及吾湖两尚书，既卒，皆不敢奏闻，而抚按亦未有怜而上闻者。沈亚卿节甫封翁塾，以尚宝卿蒙赐祭葬，荣在两公之上，何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知得不知失，知利不知害，知福不知祸，有自来矣。” 当然，人总是复杂的，董份也有很多正面的东西。一是有识人之才，当主考官时，拔取了很多人才。二是善于奖掖后进。金以铭《鞠逸吟庐杂抄》言董份家居时，“里中习举子业者咸切就正，董亦乐于奖劝”，以10天为期，与诸生集于东藏禅院，“命题角课，以月旦自任”。朱国桢当时亦在诸生行列，每依期赴约，多受董份的指点和赞誉，后中进士，并官至内阁大学士。三是乐善好施。董份罢归故里后，多有义举，如创义田，筑义仓，收族人，办义宅等。
  二、人脉资源
  董份会试号称得人他很有眼力，很会看文字，每次主试，都能拔取英才。这些人或擅长文艺，名噪一时，或吏才突出，成为一时显宦。嘉靖癸丑（1553）年会试，董份取曹大章为会元曹大章，字一呈，号含斋，金坛人。廷试为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十八年与严嵩父子交恶，被黜。曹氏读书不重记诵，但有人问之，则引据古今，滔滔不绝工诗文，著有《曹太史含斋先生文集》；又擅长散曲，曾为魏良辅《南词引正》作序，是晚明文坛一位著名的才学之士。嘉靖壬戌（1562），时任詹事府詹事的董份主考会试，所取之士“多蒸蒸向用，会通显者”①，更为他赢得了“长于衡荐”的名声。①范锴《浔溪纪事诗》。其中一甲三名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皆一时俊杰，之后都位升内阁宰辅，成为万历朝的名臣。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江苏长洲人自嘉靖四十一年考中状元后，步步高升，于万历十一年四月继张四维为首相，万历十九年九月致仕，在内阁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卒后追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等职。王锡爵（1534—
  1614），字元驭，号荆石。明嘉靖四十一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二为探花万历十二年十二月，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入阁为首辅，二十二（1594）年五月致仕。离职后，朝廷对他恩礼不衰，加赠太子太保，进建极殿，赐道里费。卒后，赠太保，谥文肃。余有丁（1527—
  1584），字丙仲，号同麓，浙江鄞县人。嘉靖四十一年考中榜眼后，授翰林院编修于万历十年六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务其入阁是前首辅张居正逝世前推荐的。卒后赠太保，谥文敏。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一甲三名同至内阁宰辅，这种现象在明代以前未见，此后也很少见。除以上3人相继首揆外，此科中邹应龙、李汶、许孚远、萧大亨、孙鑨、杨俊民、陈有年等7人，同列“八座”，其他位列卿寺的则达40余人，可见董份的慧眼识才。
  这些杰出的门生自然成了董份关系网的重要部分。董份与他们交往密切。嘉靖丙寅（1566），申时行以修撰丁忧起复，即前往董份家拜访。门生王谟官至工科给事中，董份罢归时，曾写信慰问。王后为浙江佥宪，亲自前往南浔拜访董份因父病弃官离浙时，王又过董家拜访，后来董份为其父王邦益写墓志铭。董份妻顾氏的墓志铭由王锡爵撰。董份去世时，王锡爵又亲率其子王衡前来吊唁。
  董份在位时，还主动提拔和拜访一些才华出众的人士，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谦虚下士的声名，而且也交游了一批朝廷政要和文坛名士。大名鼎鼎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均曾得到过董份的赞誉和褒扬。他也很善于处理同事与同年的关系。慈溪王交，为东南才子，曾与董份共事于东观阁，后改刑科给事中，在南京太仆寺丞任上去职，卒后由董份作墓志铭。王交之父王容、第四子王荁皆为进士，第二子荃联姻董氏。董份与王慎中之弟王惟中是同年进士，王惟中卒后董份为之撰墓志铭。
  董份非常重视结交官员，特别是家乡一带的父母官在京为官时，与他们诗歌唱和、书信往来稠密，其《赠少府姚君之乌程》《朱射陂出宰乌程赠言三首》《送王及泉明府出宰吴江二首》《送边明府之任归安二首》《送李少府之吴江》等均可见证。如同一般的酬赠之作，这些作品自然是描写所宰之地的优美风景，预想他们的政绩。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董份“愿言遍桑梓，不独为家园”（《送边明府之任归安二首》）、“予亦五湖客，应多枌槚情”（《送李少府之吴江》）之类诗句所隐含的意思：那里是我的家乡，有很多我的田园，希望多多照顾。退职在家时，每到节日，董份均亲自前往郡邑拜会地方父母官。对此，其师唐枢曾提出批评：“官至尚书，至贵矣。端阳止应在家，同儿孙泛蒲觞，奈何不惮劳，亲谒郡邑送节。”①由此可见，董份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与此相应，其在人格气节上自然口碑不佳。①李乐《见闻杂记》。
  董份有营造人际关系网络的绝对优势，因为他曾列国史记载之职，是一位文章高手，当时许多人求他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写墓志铭、行状等。嘉兴令张师载、湖州郡守黄枢、吏部尚书熊浃等，都曾请董份为其父作墓志铭。就连首辅徐阶亦“尝过份”、“益趋之”，请董份为其原配写墓志铭，时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这种事情是双赢的。董份先人墓地在吴江，其母安葬吴江时，吴江令丘岳曾亲临其丧，并“遣人执绋导葬而祭之”，董份因而为其祖父写墓志铭。而董份在吴江田产众多，一旦有诉讼之案发生，自然能得到丘氏的关照。
  董份还善于联烟江浙富贵户，如嘉兴吴氏、湖州茅氏、苏州徐氏、苏州申氏、吴江吴氏等，来营造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地位显赫的人际关系网。董份娶嘉兴吴鹏之女为继妻。吴鹏，字万里，号默泉。中进士后，授工部主事嘉靖三十三年升工部尚书，两年后改吏部尚书，嘉靖三十九年为太子太保。晚年巴结严嵩，其子娶严嵩孙女为妻。严嵩倒台，吴鹏幸免于难，返回嘉兴居住，生活豪富。董、吴联姻，翁婿同居大僚，成为皇明盛事之一。董份之子董道醇娶茅坤女，董份孙子董幼函亦娶茅氏女，而茅家因栽桑获利，财力十分雄厚。董份至少有三女：一女嫁苏州徐泰时，徐氏富堪敌国，其住宅极其富丽堂皇，有私家花园，名东园，宏丽轩举；一女嫁吴兴严氏，严氏中严杰曾受教于董份，后成进士，官至御史；一女嫁朱时泰，其父朱希忠是“靖难”功臣朱能后人，袭封成国公，官至太子太师，卒后追封定襄王，谥恭靖。董份孙女嫁给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周志》卷五一引《董肇镗镇志》曰：“申用嘉，字美中，号经峪，吴县人。太师文定公讳时行仲子，为董给谏馆甥，寓居于浔，由湖庠中浙闱，万历壬午（1582）举人，历官广西参政。”申用嘉寓居在岳家南浔，并入籍湖州，在浙江参加乡试中举，可见申、董两家关系之密切。董份孙子董道醇的第二个儿子董嗣茂，娶无锡状元孙继皋女。孙继皋（1550—1610），字以德，号柏潭，是明代万历二年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历任经筵讲官、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礼部转吏部侍郎等职。卒后追赠为礼部尚书。另外，董份还缔姻于吴江大族吴氏。吴氏门第华贵，吴洪、吴山父子皆至位尚书，吴山与其弟吴岩同举进士，而吴山之子吴子宁娶董氏女。
  董份所营就的这张关系网，对董氏家族科举仕宦的成功和门第声望的提高，以及田园家产的扩大和安全保障，无疑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董份在写给门生、同僚的信中的适时疏通和婉转嘱托，很可能就没有祖父孙一门三代进士同在这样的皇明盛事。董份岳父顾椿家，在董份发家之前并无显者，但此后顾椿兄顾峤之子顾震为富川县令，顾峤之孙顾尔行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虽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顾家多少受些董份权势的实惠却毋容置疑。
   三、文章高手
  董份《泌园集》书影
  据董份《与少宰王荆门公书》，董份在世时，其子董道醇与其婿徐泰时就曾编辑过董份诗文集，有10余册之多。时徐泰时负篋求学于王锡爵，王氏是董份门人，董份集子的编撰即出自其意，但该集无传董份现存的诗文集名《泌园集》，共37卷，其中文30卷、诗7卷，附诗余，由其孙董嗣茂、董嗣暐，曾孙董廷勋辑录，门人申时行作序，时董份已卒。《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千顷堂书目》卷二三均著录，现有明万历刻本、刘氏嘉业堂刻本、《四库存目丛书》本等泌园是董份的别业，内有太湖石，高丈余；白变松一本，高过屋山几倍其取名源自《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表达安贫寡欲、其乐融融之意，董份退居林下后，虽过着豪富生活，但精神上向往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描写幽居是其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的主要内容。因此，其后人以“泌园”名其诗文集，也较符合该别集的内容倾向。
  董份诗词文皆善，就成就来说，我以为当以文为最上。在董份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国事的关心，对世事的洞察，对边防政策的建议等《与王荆石书》是他罢官家居时写给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天下的大患在于“下之议论易起，而上之威令不行”。议论易起则朝廷容易为之动摇，威令不行则边疆无人肯效命，而当今朝廷东西皆有战事，因此“威令一节尤目前吃紧第一事也”。他认为宁夏之变的平定过程中就有威令不行的情形，如果不是决水灌城，事情将不可逆料。信中董份的最终目的在于论述朝鲜战事，以引起朝廷关注。他认为东夷比西贼更加厉害，西贼不过是一城之众，目的在于掳掠，而东夷是举十万之兵而怀抱大志，因此朝廷也必须加倍防御董份的建议是：一不要因为西贼的顺利平定而对东贼掉以轻心；二是要震刷天威，有令必行；三是现今朝廷上下对平西之功议论纷纷，对此应“功疑唯重”，通过肯定擒西之功，大赏擒西之人，来鼓舞御夷之志。所提建议，事关国家大事，而条条在理，表现了董份对国家的拳拳忠心特别感人的是董份对国家社稷的强烈责任感，他说现在言倭事的人很多，自己书信冗长，似乎可厌，“然此等大头脑处，宁可言而见讥，不敢隐而自默也” 。
  董份《答侍御肖玄于公》一文谈到晚明社会人心、士吏之风，曰：“人心喜于更张，士风尚于苛刻，有司以此而立名誉，按部以此而示风裁，吏既相蒙，而民尤滋薄，遂至众人争骛，一国若狂。”文笔流畅，气势充沛，对当时的官场和人心有很深刻的洞察。在董份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他晚年的情形，疟疾、痰症、头风之病时发，特别是痰症发时，常持续几个月，且常昏厥，苦楚百端。于是董份只好“辞旧里，远避荒庄，辟荆棘之区，栖草莱之野，深扃蓬户，兀作蒲团，不敢见一客，不敢吐一语，冀绝俗念，少完元神，盖视浮生如梦中，视人间如隔世矣”。这样的描写，骈散相间，文势畅达而情境兼备。
  在《与少宰王荆门公书》一文中，董份把秦汉以来的文人及其作品分为四类：一是得作文法度蹊径而能登堂入室的，二是虽得其法度蹊径而未臻其堂室的，三是未得法度蹊径而有才气的，四是既未得蹊径而又无才气的。董份认为第一类最佳，能传世不朽；第二类次之，有的也能传世，后世对其褒贬不一；第三类再次之，不一定能传世，但能名擅一时；第四类最下，简直可厌。董份把自己的文章归入第二类，即得古人作文之蹊径，但火候还不到。他说：“今份略知其径，而才与气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即藩篱未越焉。”又说： 份少尝读古人之书，颇能窥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略尝得蹊径，辄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积者久矣。顾其才有不逮，性复多病，大概每岁伏枕者逾半，心慊慊不自持，故不能竭精毕思，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黾勉应酬，聊以塞责免咎。
  透过表面的自谦，我们能感觉到董份其实是自许颇高。他有自成一家之言的大志，认为自己已得作文之法度，只是才气有所欠缺，加上身体不好，应酬之文太多，不能集中精力写作而已。在《与太史余同麓公》中，董份赞扬余氏之文，“准之盛唐名家而博采六朝丽藻，其结构之密，陶铸之精，可谓深造”，但他说自已最喜欢的是余氏那些“出自胸臆，本于性情，事既逼真，辞非强缀”的文章。很显然，董份强调的是，写文章既要有法度，又要本于性情，真实自然。董份的散文创作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主张，刘承干评价其文曰：“不事缘饰，而自然渊懿，无何大复、李空同模拟习气。”①《泌园集》集中的30卷散文，尽管也多是酬赠之文，但并非寻常寒温之客套，并非只是以谀词相奉，而是根据关系亲疏，时有真情流露不仅因人摹写，因事敷陈，而且写法也灵活多变。如奉赠的序文，开头有点明写作缘起的，有从历史或该职官的古今变化写起的，也有直接颂扬主人业绩的。而像《送东湖张长公赴任镇远序》，因张长公为至亲，是董份舅舅之子，故文章专道家庭之事，而不像一般赠序多歌颂德行善政。其《答郡丞定庵陈公》劝慰被谪迁之人，先赞扬其人才操，然后说如此才德若登据要路，可以挽回时局，力追古人，自己常为此赞叹不已：接下来描写自己得到邸报时的惊愕不信情形，并劝慰友人曰： 夫使才而必用，则贾谊无长沙之行；使忠而必伸，则汲黯无淮阳之卧。此古今之所叹，史册之所嗟也然自汉以来，列在三台，重于九鼎，赫然一时者，岂可胜数哉而其名与草木同朽，烟尘并消，今不知其何在，而汲贾者如斗星在天，山岳峙地，千载犹有生气，百代诵之不衰，较其所得，何如者？且二子者忌于洚灌，排于公孙，生不逢时，志遂终抑今则圣明在上，贤俊满朝，必有持天下之公，秉当世之直者，明左右之心事，而表其治能，将见玺书必为褒劳，恩命必为超拔矣份闻之世路之升沉，譬之江行之迟速，若帆樯有阻，则旬日趦趌，倘风波可乘，则千里瞬息，故始或少滞，既而大亨者多矣。公之耿介，岂希冀于将来而卒望于未获哉！ ①刘承干《泌园集跋》。
  贾谊才而被贬，汲黯忠而不用，但两人却青史留名，百代诵之。贾谊、汲黯两人是生不逢时，现在躬逢盛世，必然会有超拔的机会。再说世路之升沉，就如江上行船，有受阻的时候，但若有风助，将瞬息千里。文章有事例，有说理，还有巧妙的比喻，这样的劝慰很能缓解对方的失意情绪，并激励与鼓舞对方。其实，董份与陈定庵关系一般，“无旧交，亦非私好”，不过是陈氏为吴郡郡丞，而董份先世之墓在吴江，“颇为受廛，实属部治”。像这样的应酬书信，董份都能写得有法度，有层次，能感动人、劝慰人，可见其文学功力非同一般。
  董份诗歌写得最好的是咏怀诗、幽居诗和送别怀人诗。晚明时朝政纷乱，世路艰险，因此董份诗中人生莫测、祸福无常的感觉非常强烈。其《感怀》一诗中说：“生如旅寓，有去必有还忻戚复何为，徒自苦其间。譬如芝兰草，培植何其难。朝来方把玩，夕暮成摧残”诗歌接下来写自己夜深不能寐，披衣彷徨，抬头看到繁星欲散、明月冷冷，顷刻间万虑盈满胸间，涕泪泗流。又《述怀》曰：“微禄成何事，栖迟犹未归。怀乡知道远，为客觉情非。拙患误通籍，浮名空偃扉。相逢犹让席，谁谓得忘机。”人在权力高处，往往更易看透浮名。尽管很难主动退身，但内心涌动着冲出官场的愿望。诗人由相逢的让席，想到还没有彻底悟透功名利禄，这样的述怀诗无疑是深刻的。 还是在为官时，董份即有归隐田园之思。其《寄题弁阳精舍》诗，把踏入官场比作是偶然误入尘网，说自己时抱山阿之想，并表示最终将离开这一尘网，“粤予婴尘樊，久抱山阿想偶酬适俗心，终然谢时网”《寄朱明府》曰：“数载违初服，林泉欲笑人。市朝常易误，簪绂定何亲。”诗中“初服”是指未入仕时的服装，“簪绂”指冠簪和缨带，即“朝服”，“市朝”指市场和朝廷，偏指朝廷官府。因此诗歌也是在写自己误入尘网官场，表达了自已不亲“朝服”而思“初服”、厌弃仕宦而思林泉的志向。为官而思乡的这种思绪在董份诗集中可以说是非常普遍。 董份退居后，无缘仕途，更加一心寄意于田园，刻意营造一种幽居自乐情怀。《初归山中作》大概写于刚罢官归来时，有对田园的新鲜之感，“早来卧林壑，别去几经年”幽居初期，作者对自己的遭际还是颇为感慨。如《幽居言志》写自己本有志于经世，但中途失据，退食林下，寂寞无为，“居卑事亦忽，地远嗟谁喧”，只能幽居自乐，采真自老，“职当乐幽居，勿使外好缠”。但随着日子的飞逝，作者心态逐渐平和，心境日渐淡泊。其《园中》诗曰：“清溪迤逦曲通源，野径池深昼掩门。一鹤天空时自唳，百禽春到总能言柳因久植阴围地，花开繁天香满园珍重园公好陪护，莫教风雨妒芳荪。”诗歌描写了董份那几近闲云野鹤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一鹤天空时自唳”一句，写尽了他逍遥自在的幽居心境和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如果不曾摸爬滚打于官场，没有参透荣辱是非，如果不是看惯了秋月春风，以幽居自乐，绝写不出这样俯视天下般的洒脱之句。是啊，“试问人间事，浮名何足怜”（《对酒》），董份参悟了他卧病山斋，修筑小池，置石其中，养鱼数十尾，观鱼游戏，怡然自得，鱼之乐即主人之乐也，他说：“濡泳苟得性，江湖竟谁辨。抚化心爽然，省己任偃蹇”①又如《幽居》：“幽居一曲一重关，隔尽千山与万山。唯有堂前双紫燕，犹自衔泥到梁间”这些诗歌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董份晚年闲居时的心境。刘承干评价董份之诗曰：“冲夷淡雅，多委心任运之词，有唐白香山遗风。由其胸次超旷，不以富贵去来婴其念虑，故能如此”②这样的评价对董份的咏怀和幽居诗来言，还是较恰切的。
  ①份《卧病山斋得小池置石其中养鱼数十头游戏甚乐》。
  ②刘承干《泌园集》跋。
  董份的送别怀人诗数量也很多，且质量上乘，代表作有《送王侍御南还五首》《春夜寄王侍御》《赠何元朗内翰之南都三首》等其中《赠何元朗内翰之南都三首》曰：
  执戟余方倦，摛词尔独雄。人分两都别，官为陆沉同。长路多秋草，虚堂急暮虫。更怜明月夜，清影隔江东。 载笔新供奉，承恩旧帝京。离宫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问称书府，高谈谢墨卿。尔来闻纸贵，知尔赋初成。
   行行远送将，此去羡仙郎。作吏真成隐，之官却到乡 。千峰绕城阙，一水限河梁。别后凭谁寄，秋篱岁岁芳。
  诗歌写得清新工整，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评曰：“余赴官南馆，京师诸公赠行诗不下数十首，唯董浔阳五律最工。”御史王瑛为人正直，不肯阿附权贵，而诽谤丛生，因谢病南还，董份作《送王侍御南还五首》。诗歌从友人“变故出须臾”的情形中，感受到身处官场的危险，“与子俱食荼，孰知中苦辛”有了这种隐忧，作者与友人的心境就变得十分亲近，友情的抒发自然显得真挚动人。如送行途中，看到河边靡靡蒲草、齿齿白石时，作者说自己宁为蒲苇枝，而不愿作水中石，因为“蒲苇相因依，石转无终极”。读之觉得情真意切，而非苍白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