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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主要由董氏族人组成的南浔诗派外，董氏族人董份、董斯张、董说、董思、董汉策等还积极参与当时的许多文社活动，主要有同声社、逸老社、逸老续社、复社、澄社、语水社、采真社、放生社、滋兰社等。
董份参与同声社、逸老社、逸老续社及其在社中的地位情况，张丹山《浔录》有简要记载：“同声社，正德中邵康山为诸生时创此社，以文章道义相砥砺，社公49人，董份第二十有六。逸老社，嘉靖中唐一庵所创，社共17人；逸老续社40人，董份居续社之第八”三社中，同声社最早，创于正德中，发起人是邵南，号康山。逸老社的发起人是明代著名学者唐枢。唐枢字惟中，号一庵，湖州归安人嘉靖进士，官至刑部主事，以疏劾李福达被罢归。据刘麟《岘山逸老堂记》，逸老社创始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每年春秋两会。每集与会人数不一，成员不断增加，董份是其中一分子。
逸老续社则由湖州府学教授许孚远组织，始于万历三十年（1602），当时湖属七县有40位文人参与了这次盛大的结社。此后每年春秋均有社集，由湖州知府陈幼学置田供会。许孚远 ①《周志》卷五九引《余素府君行略》。（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湖州德清人。逸老社中的一些成员是董份的师长辈，如唐枢就是董份的老师，因而董份在逸老社中排名靠后。而在续社中，董份的辈分相对较高，在40人中居第八。
董份留有社诗两首。《上巳日逸老堂讌集》诗曰：“身系中朝十二年，归逢上巳艳阳天。拂衣幸入香山会，修禊重开曲水宴。槛外晴花供送酒，林间春鸟和调弦。人生逸老知能几，尘世浮名岂足怜。”上巳即农历三月三，此次社集是在春天。从诗歌开头两句看，当作于董份居官回乡探亲时，因此当是嘉靖时逸老社，而非万历时逸老续社。董份以白居易香山九老社作比逸老社，表达了入会的喜悦心情。“槛外”两句则描绘了社集时的宴饮活动，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又《丁未社日诸老成会岘山先期别驾汤公开逸老亭以俟时余请告家居复与宴集辄赋》曰：“名贤早结香山社，地主先开碣石宫。一郡冠裳分四座，百年亭馆属群公。轻舆并度香花外，樽酒时携竹树中。薄劣自惭叨史氏，为占星聚霅川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逸老社第八次社集时，由汤楚东、冯箕谷等倡导，在岘山建造了会所逸老堂，该诗当作于此次雅集，时董份正请告家居。
董份之孙董斯张与复社重要活动家孙淳周旋甚密，亦尝致力于社事，是张溥的弟子，在东南一带文社中名气甚大。张鉴《书复社姓氏录后四》曰：“吾乡董宗伯之孙遐周先生，娄东门人也。”董樵、董耒《遐周先生言行录》曰：“启、祯以来，东南文社一昌君子之气，而一时领袖群贤几人，皆当年就正遐周先生之门，比之苏门诸君子者。” 董斯张之子董说在晚明文社中也十分活跃。当时大江南北竟开文社，以切磋八股制艺，董说多有参加。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一《言行见闻录》：“予尝赴硖石山社，不满予又赴语水社，甚愠，几见绝。后知为李石友、钱一士、董若雨所强，方解。”据此，董说曾参加过浙西的语水社，而且在社中颇有说话权。当时复社首脑张溥十分称赏董说，目之为国士。董说《祭张夫子文》曰：“夫子国士我于须眉不相识之日，爱说念说，称名说说。”董说与张溥的首次见面是在江苏昆山，时间是崇祯庚辰（1640）。也就是在昆山见面这一年的冬天，张溥托吴江复社眉目吴羽三带信给董说，让董说去娄水长侍左右。董说即于次年正月去太仓，并成了张溥的得意门生。
张溥卒于辛巳五月，葬于次年十月二十七日，时“千里内外皆会哭”①，“海内会葬者万人”②。而董说作为张溥的弟子也参加了盛大的会吊、会葬活动，其《祭张夫子文》就是作于此时。会葬中，董说还代复社作有《祭西铭先生文》《谒于忠肃庙为西铭先生祈嗣疏》两文，在海内名流面前，出尽了风头。范锴《浔溪纪事诗》引温斐忱《蓬窝杂稿·董若雨先生传》：“娄东张公西铭葬，海内名士齐集，一见先生，皆曰：‘君非乌程董若雨乎？’相顾倾倒，有南州孺子之目焉。”在会吊、会葬中，董说还结交了不少复社人物。他与复社包惊几、侯几道的相识就是在娄江会吊之时。其《夜泊松陵过包惊几故宅》诗曰：“识面是长诀，娄江缟素时。”其《忆友人侯几道》诗自注曰：“辛巳会吊西铭夫子，初与几道相见。”
①吴伟业《复社纪事》。
②杜登春《社事始末》。
据笔者统计，清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中有26位复社人物与董说有交游。他们是江苏苏州府14人：张溥、许元溥、许孝酌、朱彦兼、包捷、包振、沈应瑞、姚宗典、周茂兰、周茂藻、郑敷教、顾苓、张非仲、徐枋；浙江湖州府6人：闵声、吴羽三、韩曾驹、金镜、严既方、陈玉仍；浙江嘉兴府3人：黄复仲、孙淳、黄涛；浙江杭州府、江苏常州府、江西临江府各1人，依次是陆丽京、许之渐、杨廷麟。另外，与董说有往来的湖北嘉鱼人熊开元、上海嘉定人侯几道、董说之侄董思均为复社成员，但并未收入该书，故与董说交游的复社成员共有29人。这其中有复社领袖张溥、复社重要活动家孙淳、复社眉目吴羽三、复社始创人员之一沈应瑞。前三人与董说的交情均较深厚，尤其是张溥，对董说厚爱有加。复社的昆山活动、海内会吊会葬张溥，是董说交游复社人物的重要契机。张溥丧葬活动中，董说代复社作《祭西铭先生文》《谒于忠肃庙为西铭先生祈嗣疏》，不仅体现了董说在张门中的身份与地位，更为其在复社中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董氏家族中的董思在复社中也有很高声望，而且他还是澄社的主要领导人。《周志》卷五一引沈炳巽《权斋老人笔记》曰： 余外祖董湛思先生，为宗伯浔阳公曾孙，乌衣世胄，好古负奇，王谢风流，东南绝调。明末，张庶常溥狎主复社，以附东林，延先生及若雨为之领袖，当世名流，俱以不识两先生为耻。其后复与石门吕季臣，聚江浙十余郡为澄社，杂沓千余人，先生为之创立条约，以重志节、立气概为尚。
据此，澄社有一千多人，董思不仅是该社的组织发起者之一，而且还是社约的制定者。
董说之侄董汉策是滋兰社的主要成员。董汉策《滋兰会约序》曰： 士生当世，未能行道于天下，则当罗俊英，广教学，相与明道于天下。此余与二三子所以有滋兰之订也。夫兰称国香，为王者瑞；士称国器，为天下宝，与斯盟者，可不自爱重焉。诸子勉之矣。尊经以为径，博学以为畹，日浃所闻以为春雨，新所知以为萌芽，植性去邪以为根枝，礼以防躬以为叶萼。于是优而游之，既灌溉之，则怒生也，勃焉。昔人所云：闷在芳谷，登在清庙，岂虚语耶？诸子其勉之矣。抑吾又闻之海隅有草焉，曰莸，似兰而非兰，使近兰，则兰燋矣。可不惧乎？诸子勉之。为学去其乱正者而已矣，树兰去其似兰者而已矣。
据序文可知，这是一个有社名、社约的比较规范的文社，其宗旨是为国家培育人才，“罗俊英，广教学，相与明道于天下”。社名取义于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用播种秋兰、栽植香蕙比喻培养人才。其具体做法是尊经博学，洁己好修，志在国家政治。从董汉策为会约作序来看，他在此会中身份地位应较高。
南浔董氏与采真社关系密切。沈登瀛《南浔著述总录》曰：“遐周先生有《选采真社集》。采真社未知会于何地，起于何时。《董复园集》有《采真诗选后序》，云：‘丙申家严修采真雅集。”丙申乃顺治十三年（1656），复园父芝筠为遐周从孙，故重修之耳，则是社当在浔上。”由此可知，此社始修于明末董斯张，重修于清初董汉策“董汉策重修的时间，据其子董闻京《采真诗选后序》，是在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但这与董汉策自已所撰《采真雅集题名记》提到的“巳午（1653、1654）岁交”矛盾。很有可能董汉策时该社雅集多次，董闻京《采真诗选后序》只是给丙申年的雅集之诗作序。
据董汉策《采真雅集题名记》，采真社成员大多来自南浔一地，社集每半年开展一次，地点是一些风景胜地，主要内容是讲道习礼，赋诗论文对社员有严格要求，平日里既要修心学道，也要专攻一门学问或专修一门技艺。雅集之时，先要社员交半年以来的修心学道记录，并当面接受质问，有时还要求对古今事件的得失发表自己的看法过了这道关后，才饮酒赋诗，恣意所适，尽兴而散。每次雅集活动均有主持者，负责在胜处题名。题名内容包括每人所修的学问与技艺特长，以及半年来的进退情况显然，这样的一种社集，并非纯粹的娱乐遣兴，而是有实学内容的，有利于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德行、艺术修养和实用技能，这与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潮完全一致。董汉策《采真雅集题名记》就明确强调社集的目的是在为社会培养用世之才：
今使朝焉夕焉，几数十年于兹不少衰，则道成而上，艺成而下。任艺文岂必不如刘、班，任抚牧岂必不如韩、范，若管、乐、仪、秦、轸、缓，儒者固不屑道也。使治水火，饬邦政，虽不敢望禹、益，旦、奭岂尽出其下哉。夫今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又但见已用之用为可贵，而未知未用之用为不可量也。然则斯集也，正所谓养天下之人才于无用之地者也。
董汉策明确指出，采真社重视培养人的实际才能，是受唐代王通和宋代胡瑗的影响。王通，号文中子，退隐后，设教于汾河沿岸，弟子多至千人，唐初著名将相房玄龄、魏徵、杜如晦、李靖等皆出其门。胡瑗倡乡学，立治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其弟子多达千余人，历官多治绩。采真社敦尚行实，致力于培养真正的致治之才，这对南浔一地的人才建设有重要意义。南浔在有清一代人才济济，到清末甚至涌现了众多名闻中外的实业家，显然与清初采真社这样讲究经世治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风气所造就的影响有关。
董氏家族中有不少人参与了南浔的放生社。放生是佛教一种仪式，一般指赎取被捕之鱼或禽鸟等，再放于池沼、山林。行此仪式之法会，称为放生会。供此放生所用之水池，称作放生池。南浔放生池有多处，一在极乐庵，一在东藏寺，一在报国寺庙，一在长生寺。南浔放生社始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初，倡导与参与放生活动的是一些文人，活动中有诗歌唱和。放生社最早的倡导者是明末张泰氏，具体活动情况不详，董斯张有《张泰氏于报国倡放生社欣然有赋》诗。
到了清初，董氏家族的一批文人出来参与组织该社。董汉策《放生弁言》：“此翁禅师与家江屏、阆仙辈结放生社。浔水沦涟，飞枻上下，吹沫鼓翼，极乎霄渊。”①此翁禅师，亦称此山禅师，俗姓周，字澹成，江苏吴县人。明诸生。入清为僧，师事渔庵禅师，法名净孝。能诗，善画梅，康熙五年（1666）卒。①《周志》卷四《河渠》。著有《岁交诗》《枯木吟》等。江屏、阆仙即董说的两个儿子董耒与董舫。放生社既然是由此翁禅师与董耒、董舫倡导，而此翁禅师为长生寺僧，卒于康熙五年，那么该社再倡当在康熙五年前，地点当是长生寺。。它既是放生活动，也是文人雅集，《放生弁言》当是董汉策为放生雅集中诞生的作品结成的集子所作的一篇序文。现在此书已经看不见了，但南浔地方志中还为我们保存了两首诗作，这就是董耒的《塔院放生社诗为此山和尚赋》二首。其一曰：“品物同天赋，凄然各性情。莫将鲛室泪，滴向藕花城。蜃气连云黑，虾瞳剪水明。濠梁圆旧社，愿借远公名。”其二曰：“泽国新波及，江天夜雨深。冷他调鼎手，闲杀羡鱼心赭尾离涂炭，修鬐切梵音。犹将枯肆泣，弹入伯牙琴。”另外《诗萃》中，收入了董樵《放生诗和山翁》二首： 却喜迎风卷钓丝，游鱼荡漾荇参差。桃花不让元真乐，鲈鲙应虚张翰思。芳草斜阳人待渡，白蘋风雨客临池。萧闲物外无拘束，濠濮当年意可知。 远公池上即沧溟，蝌蚪凄然各性灵。无复烹鲜供斗酒，只宜蔬筍代侯鲭。江乡设界绿僧舍，渔禁新颁榜梵亭。莫道鱼儿才满寸，蛟门风雨可凭陵。
董樵亦应是放生社中人，其诗不仅表现了佛教的戒杀放生主张，还让我们看到了放生社颁布禁渔令，张贴于寺院亭中的情形。董樵、董耒、董舫受其父董说的影响，都是坚不事清者，此山禅师与董说、黄周星、陈忱等遗民往来密切，也当是一位隐于禅的遗民。从这些看来，以此山禅师和董耒、董舫为倡导者的放生社是有一定的遗民隐逸色彩的。上引董耒诗中，“鲛室泪”、“枯肆泣”、伯牙琴”、“离涂炭”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是在借放生来表达遗民在清初的苦难。董樵两诗的结尾也颇有深意，“濠濮”典出《庄子》。庄子尝于濠水之上与惠子论鱼之乐，后复于濮水旁拒楚王之使。这个典故的运用表现了遗民的超脱避世，不与清政府合作的思想。
董份参与同声社、逸老社、逸老续社及其在社中的地位情况，张丹山《浔录》有简要记载：“同声社，正德中邵康山为诸生时创此社，以文章道义相砥砺，社公49人，董份第二十有六。逸老社，嘉靖中唐一庵所创，社共17人；逸老续社40人，董份居续社之第八”三社中，同声社最早，创于正德中，发起人是邵南，号康山。逸老社的发起人是明代著名学者唐枢。唐枢字惟中，号一庵，湖州归安人嘉靖进士，官至刑部主事，以疏劾李福达被罢归。据刘麟《岘山逸老堂记》，逸老社创始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每年春秋两会。每集与会人数不一，成员不断增加，董份是其中一分子。
逸老续社则由湖州府学教授许孚远组织，始于万历三十年（1602），当时湖属七县有40位文人参与了这次盛大的结社。此后每年春秋均有社集，由湖州知府陈幼学置田供会。许孚远 ①《周志》卷五九引《余素府君行略》。（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湖州德清人。逸老社中的一些成员是董份的师长辈，如唐枢就是董份的老师，因而董份在逸老社中排名靠后。而在续社中，董份的辈分相对较高，在40人中居第八。
董份留有社诗两首。《上巳日逸老堂讌集》诗曰：“身系中朝十二年，归逢上巳艳阳天。拂衣幸入香山会，修禊重开曲水宴。槛外晴花供送酒，林间春鸟和调弦。人生逸老知能几，尘世浮名岂足怜。”上巳即农历三月三，此次社集是在春天。从诗歌开头两句看，当作于董份居官回乡探亲时，因此当是嘉靖时逸老社，而非万历时逸老续社。董份以白居易香山九老社作比逸老社，表达了入会的喜悦心情。“槛外”两句则描绘了社集时的宴饮活动，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又《丁未社日诸老成会岘山先期别驾汤公开逸老亭以俟时余请告家居复与宴集辄赋》曰：“名贤早结香山社，地主先开碣石宫。一郡冠裳分四座，百年亭馆属群公。轻舆并度香花外，樽酒时携竹树中。薄劣自惭叨史氏，为占星聚霅川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逸老社第八次社集时，由汤楚东、冯箕谷等倡导，在岘山建造了会所逸老堂，该诗当作于此次雅集，时董份正请告家居。
董份之孙董斯张与复社重要活动家孙淳周旋甚密，亦尝致力于社事，是张溥的弟子，在东南一带文社中名气甚大。张鉴《书复社姓氏录后四》曰：“吾乡董宗伯之孙遐周先生，娄东门人也。”董樵、董耒《遐周先生言行录》曰：“启、祯以来，东南文社一昌君子之气，而一时领袖群贤几人，皆当年就正遐周先生之门，比之苏门诸君子者。” 董斯张之子董说在晚明文社中也十分活跃。当时大江南北竟开文社，以切磋八股制艺，董说多有参加。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一《言行见闻录》：“予尝赴硖石山社，不满予又赴语水社，甚愠，几见绝。后知为李石友、钱一士、董若雨所强，方解。”据此，董说曾参加过浙西的语水社，而且在社中颇有说话权。当时复社首脑张溥十分称赏董说，目之为国士。董说《祭张夫子文》曰：“夫子国士我于须眉不相识之日，爱说念说，称名说说。”董说与张溥的首次见面是在江苏昆山，时间是崇祯庚辰（1640）。也就是在昆山见面这一年的冬天，张溥托吴江复社眉目吴羽三带信给董说，让董说去娄水长侍左右。董说即于次年正月去太仓，并成了张溥的得意门生。
张溥卒于辛巳五月，葬于次年十月二十七日，时“千里内外皆会哭”①，“海内会葬者万人”②。而董说作为张溥的弟子也参加了盛大的会吊、会葬活动，其《祭张夫子文》就是作于此时。会葬中，董说还代复社作有《祭西铭先生文》《谒于忠肃庙为西铭先生祈嗣疏》两文，在海内名流面前，出尽了风头。范锴《浔溪纪事诗》引温斐忱《蓬窝杂稿·董若雨先生传》：“娄东张公西铭葬，海内名士齐集，一见先生，皆曰：‘君非乌程董若雨乎？’相顾倾倒，有南州孺子之目焉。”在会吊、会葬中，董说还结交了不少复社人物。他与复社包惊几、侯几道的相识就是在娄江会吊之时。其《夜泊松陵过包惊几故宅》诗曰：“识面是长诀，娄江缟素时。”其《忆友人侯几道》诗自注曰：“辛巳会吊西铭夫子，初与几道相见。”
①吴伟业《复社纪事》。
②杜登春《社事始末》。
据笔者统计，清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中有26位复社人物与董说有交游。他们是江苏苏州府14人：张溥、许元溥、许孝酌、朱彦兼、包捷、包振、沈应瑞、姚宗典、周茂兰、周茂藻、郑敷教、顾苓、张非仲、徐枋；浙江湖州府6人：闵声、吴羽三、韩曾驹、金镜、严既方、陈玉仍；浙江嘉兴府3人：黄复仲、孙淳、黄涛；浙江杭州府、江苏常州府、江西临江府各1人，依次是陆丽京、许之渐、杨廷麟。另外，与董说有往来的湖北嘉鱼人熊开元、上海嘉定人侯几道、董说之侄董思均为复社成员，但并未收入该书，故与董说交游的复社成员共有29人。这其中有复社领袖张溥、复社重要活动家孙淳、复社眉目吴羽三、复社始创人员之一沈应瑞。前三人与董说的交情均较深厚，尤其是张溥，对董说厚爱有加。复社的昆山活动、海内会吊会葬张溥，是董说交游复社人物的重要契机。张溥丧葬活动中，董说代复社作《祭西铭先生文》《谒于忠肃庙为西铭先生祈嗣疏》，不仅体现了董说在张门中的身份与地位，更为其在复社中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董氏家族中的董思在复社中也有很高声望，而且他还是澄社的主要领导人。《周志》卷五一引沈炳巽《权斋老人笔记》曰： 余外祖董湛思先生，为宗伯浔阳公曾孙，乌衣世胄，好古负奇，王谢风流，东南绝调。明末，张庶常溥狎主复社，以附东林，延先生及若雨为之领袖，当世名流，俱以不识两先生为耻。其后复与石门吕季臣，聚江浙十余郡为澄社，杂沓千余人，先生为之创立条约，以重志节、立气概为尚。
据此，澄社有一千多人，董思不仅是该社的组织发起者之一，而且还是社约的制定者。
董说之侄董汉策是滋兰社的主要成员。董汉策《滋兰会约序》曰： 士生当世，未能行道于天下，则当罗俊英，广教学，相与明道于天下。此余与二三子所以有滋兰之订也。夫兰称国香，为王者瑞；士称国器，为天下宝，与斯盟者，可不自爱重焉。诸子勉之矣。尊经以为径，博学以为畹，日浃所闻以为春雨，新所知以为萌芽，植性去邪以为根枝，礼以防躬以为叶萼。于是优而游之，既灌溉之，则怒生也，勃焉。昔人所云：闷在芳谷，登在清庙，岂虚语耶？诸子其勉之矣。抑吾又闻之海隅有草焉，曰莸，似兰而非兰，使近兰，则兰燋矣。可不惧乎？诸子勉之。为学去其乱正者而已矣，树兰去其似兰者而已矣。
据序文可知，这是一个有社名、社约的比较规范的文社，其宗旨是为国家培育人才，“罗俊英，广教学，相与明道于天下”。社名取义于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用播种秋兰、栽植香蕙比喻培养人才。其具体做法是尊经博学，洁己好修，志在国家政治。从董汉策为会约作序来看，他在此会中身份地位应较高。
南浔董氏与采真社关系密切。沈登瀛《南浔著述总录》曰：“遐周先生有《选采真社集》。采真社未知会于何地，起于何时。《董复园集》有《采真诗选后序》，云：‘丙申家严修采真雅集。”丙申乃顺治十三年（1656），复园父芝筠为遐周从孙，故重修之耳，则是社当在浔上。”由此可知，此社始修于明末董斯张，重修于清初董汉策“董汉策重修的时间，据其子董闻京《采真诗选后序》，是在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但这与董汉策自已所撰《采真雅集题名记》提到的“巳午（1653、1654）岁交”矛盾。很有可能董汉策时该社雅集多次，董闻京《采真诗选后序》只是给丙申年的雅集之诗作序。
据董汉策《采真雅集题名记》，采真社成员大多来自南浔一地，社集每半年开展一次，地点是一些风景胜地，主要内容是讲道习礼，赋诗论文对社员有严格要求，平日里既要修心学道，也要专攻一门学问或专修一门技艺。雅集之时，先要社员交半年以来的修心学道记录，并当面接受质问，有时还要求对古今事件的得失发表自己的看法过了这道关后，才饮酒赋诗，恣意所适，尽兴而散。每次雅集活动均有主持者，负责在胜处题名。题名内容包括每人所修的学问与技艺特长，以及半年来的进退情况显然，这样的一种社集，并非纯粹的娱乐遣兴，而是有实学内容的，有利于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德行、艺术修养和实用技能，这与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潮完全一致。董汉策《采真雅集题名记》就明确强调社集的目的是在为社会培养用世之才：
今使朝焉夕焉，几数十年于兹不少衰，则道成而上，艺成而下。任艺文岂必不如刘、班，任抚牧岂必不如韩、范，若管、乐、仪、秦、轸、缓，儒者固不屑道也。使治水火，饬邦政，虽不敢望禹、益，旦、奭岂尽出其下哉。夫今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又但见已用之用为可贵，而未知未用之用为不可量也。然则斯集也，正所谓养天下之人才于无用之地者也。
董汉策明确指出，采真社重视培养人的实际才能，是受唐代王通和宋代胡瑗的影响。王通，号文中子，退隐后，设教于汾河沿岸，弟子多至千人，唐初著名将相房玄龄、魏徵、杜如晦、李靖等皆出其门。胡瑗倡乡学，立治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其弟子多达千余人，历官多治绩。采真社敦尚行实，致力于培养真正的致治之才，这对南浔一地的人才建设有重要意义。南浔在有清一代人才济济，到清末甚至涌现了众多名闻中外的实业家，显然与清初采真社这样讲究经世治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风气所造就的影响有关。
董氏家族中有不少人参与了南浔的放生社。放生是佛教一种仪式，一般指赎取被捕之鱼或禽鸟等，再放于池沼、山林。行此仪式之法会，称为放生会。供此放生所用之水池，称作放生池。南浔放生池有多处，一在极乐庵，一在东藏寺，一在报国寺庙，一在长生寺。南浔放生社始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初，倡导与参与放生活动的是一些文人，活动中有诗歌唱和。放生社最早的倡导者是明末张泰氏，具体活动情况不详，董斯张有《张泰氏于报国倡放生社欣然有赋》诗。
到了清初，董氏家族的一批文人出来参与组织该社。董汉策《放生弁言》：“此翁禅师与家江屏、阆仙辈结放生社。浔水沦涟，飞枻上下，吹沫鼓翼，极乎霄渊。”①此翁禅师，亦称此山禅师，俗姓周，字澹成，江苏吴县人。明诸生。入清为僧，师事渔庵禅师，法名净孝。能诗，善画梅，康熙五年（1666）卒。①《周志》卷四《河渠》。著有《岁交诗》《枯木吟》等。江屏、阆仙即董说的两个儿子董耒与董舫。放生社既然是由此翁禅师与董耒、董舫倡导，而此翁禅师为长生寺僧，卒于康熙五年，那么该社再倡当在康熙五年前，地点当是长生寺。。它既是放生活动，也是文人雅集，《放生弁言》当是董汉策为放生雅集中诞生的作品结成的集子所作的一篇序文。现在此书已经看不见了，但南浔地方志中还为我们保存了两首诗作，这就是董耒的《塔院放生社诗为此山和尚赋》二首。其一曰：“品物同天赋，凄然各性情。莫将鲛室泪，滴向藕花城。蜃气连云黑，虾瞳剪水明。濠梁圆旧社，愿借远公名。”其二曰：“泽国新波及，江天夜雨深。冷他调鼎手，闲杀羡鱼心赭尾离涂炭，修鬐切梵音。犹将枯肆泣，弹入伯牙琴。”另外《诗萃》中，收入了董樵《放生诗和山翁》二首： 却喜迎风卷钓丝，游鱼荡漾荇参差。桃花不让元真乐，鲈鲙应虚张翰思。芳草斜阳人待渡，白蘋风雨客临池。萧闲物外无拘束，濠濮当年意可知。 远公池上即沧溟，蝌蚪凄然各性灵。无复烹鲜供斗酒，只宜蔬筍代侯鲭。江乡设界绿僧舍，渔禁新颁榜梵亭。莫道鱼儿才满寸，蛟门风雨可凭陵。
董樵亦应是放生社中人，其诗不仅表现了佛教的戒杀放生主张，还让我们看到了放生社颁布禁渔令，张贴于寺院亭中的情形。董樵、董耒、董舫受其父董说的影响，都是坚不事清者，此山禅师与董说、黄周星、陈忱等遗民往来密切，也当是一位隐于禅的遗民。从这些看来，以此山禅师和董耒、董舫为倡导者的放生社是有一定的遗民隐逸色彩的。上引董耒诗中，“鲛室泪”、“枯肆泣”、伯牙琴”、“离涂炭”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是在借放生来表达遗民在清初的苦难。董樵两诗的结尾也颇有深意，“濠濮”典出《庄子》。庄子尝于濠水之上与惠子论鱼之乐，后复于濮水旁拒楚王之使。这个典故的运用表现了遗民的超脱避世，不与清政府合作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