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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江沈瓒《近事丛残》，万历壬辰癸巳（1592、1593）间，吴江之民告发董家所占田产与其所出价格不符。当时吴江县令黄似华力主锄强，凡是前来告状的，多为受理，且批示董份之孙董嗣成自己处分。而董嗣成在当时是一个以气节著称的人物，十分重视家族声名，他很想挽回因祖上广占田产而导致的恶劣影响，就“优饶自损，以宽假之”。民众见有利可图，于是争先告讼，“相集如狂”。时浙江按察使彭应参、乌程县令张应望也力主锄强，于是浙江之民也群起围攻董氏。董家产业由此损失了十分之四五，但事件仍在扩大之中，且波及了同里范应期家。
范应期，字伯祯，号屏麓，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状元，官至国子监祭酒。他致仕归家后，“驭下严急，居乡少恩”，因此虽然家产不如董氏雄厚，但民众对他的怨恨比对董家更甚。仗着父亲的权势，其子在乡里也横行霸道，多为不法之事。而民变发生时，正好碰上其儿媳不明不白地死了。外界因此议论纷纷，认为是其子毒死的。在讼事纷纭和妻死无以自明的双重压力下，其子被迫服毒自杀。而范应期一方面因痛失其子，另一方面也是苦于讼事无已，一年之后，也就是1594年，在愤恨不堪中上吊自杀。
范应期死后，董份延请策士谋求自全之计。当时吴江有一个秀才叫周光祖，献计曰：“令范夫人伏阙鸣冤，而后事可图也。”于是董份怂恿范夫人立即入京具奏，奏疏中多以赃私事诬陷乌程县令张应望，并涉及浙江按察使彭应参。加上京城中的一些官员也有为董氏出力的，于是彭、张两人皆被逮问罪。彭、张被逮，“而董氏安枕矣”。也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话：“周郎妙计安天下，只用夫人不用兵。”周光祖此计使董氏安枕，但也使省长、县长因此落马，彭最后被削职为民，张被永远充军，因此他最后的下场也不好，“竟罹宪访”。
由以上可知，民变先起于董家，后波及范氏，从吴江到乌程，顿成星火燎原之势，东南一带为之震动，最后因范应期的自杀，其妻进京告状，巡抚、县令被撤职，董氏才得以扭转局面。但事件带来的灾难却远没有结束，并非真如沈瓒《近事丛残》所言，董氏从此可以安枕了。据沈炳巽《权斋老人笔记》，彭被逮后，范事虽解，“而董祸未息”，“讼牒仍复纷如”，年迈的董份因而在愤怒中去世。沈炳巽的祖上沈儆玠为董份之孙董嗣成的岳父，时正丁忧家居，见董氏困于讼事，因致书于巡抚和县令，力恳两台出力相帮。在致巡抚的信札中，他这样描绘民变后（此时董嗣成、董嗣昭两进士亦已卒）董氏一族所陷的困境：
自此刁横成风，攘夺四起。房屋过卖者，欲重来占住；田产过卖者，欲重来占种；绝契文书永不翻悔者，驾言暂典；现银交易毫无准折者，驾言债利；卖三四十年者，突然兴词；辗转三四人手者，犹然挟诈。虚声恐吓不动，则纠多人登门殴辱；凶徒一时难聚，则遍布匿名文帖，多方鼓煽。诸如此类，其情状不能述。这种情形，在写给乌程董令的信中，也有述及：“小民聚众围绕房屋，裂其衣冠，掳其货财，辱其妇女”如果说范夫人御状告倒彭、张后董氏就高枕无忧的话，那么也就用不着沈儆玠如此费心地写信恳求地方官照顾董氏了。因此，这两封书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变后长时间内董氏生存环境的恶劣。
董氏家族最终淹没在明末江南的民变风潮中。此年是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董斯张《亡兄季爽传》曰：“九岁就外傅，适奸民蜂午，产汰几尽。”董季爽生于1586年，其九岁正是1594年。次年也就成了董氏家族最悲惨的一年，董份、董嗣昭、董嗣成三进士相继卒，且董份与董嗣成之卒主要就是受了民变的刺激而董道醇1588年就已卒，故至1595年，董家一门四进士已成历史。这个家族也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盛而速衰，沧桑变化，正如《桃花扇》“余韵”曲子所云：“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关于民变的原因，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李乐《见闻杂记》的以下这段记载说得最为全面，最有参考价值：
董氏之变，尚书董公颇无大过，其对不佞亦自认奴仆过多。奴仆既多，则争趋觅利者不少；田产广大，焉能价值尽平。只宜出示，听愚民告之郡邑，任其剖断可也而伊孙祠部君不谙世故，自出处分之语。语一出，愚民谓登其堂，即可袖金而还。不旬日，拥至大门者百千余人，主人闭门不纳，愚民群聚骂詈，呐喊随之。其后终以门客之言，大约田亩十分之中，退还原主二分，喧嚷稍息代巡抚公临湖，准状及百纸，分批郡邑。一旬之内，官差、官船不知凡几，而支持浮费不啻数千金。愚民自此唯知有利，不复知有八坐之尊矣。
以上这段话大致说了以下五个原因：奴仆众多，土田集中，董嗣成处置不当，民风贪悍，政府官吏力主锄强。以下一一来分析：
尽管董氏拥有奴仆的具体数量不得而知，但董氏奴仆众多是事实。奴仆既多，惹是生非的当然就不少。董份八十岁时，浙江巡按御史蔡系周上疏朝廷请求予以存问，而侍御史万国钦驳斥之，备数董份居乡不法之事，其中所举的一个例子是，沈德符祖父与父亲偶因出游，不及趋避，董氏之仆“奋呼群起，几不获生”①。此事虽然是传闻，沈德符已为之辟谣，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据沈德符之言：“先人奉使归，侍膝下游吴之光福山，正董茔墓地。适给事道醇时为行人，亦以省墓至给事，故先人乡同年也。偶舟人争斗，彼舆台甚众，不无稍纷扰，寻已讲解罢去，相忘久矣。万久在公车，游学吴越间，习见董氏诸奴之生事而恶之，以故入台即首上疏，偶知予家小失一事，遂引为确证。”②可见，董氏仆从甚众，平日里耀武扬威，动不动与人争斗，惹是生非，是实有常见之事，在当时吴越一带名声很臭。董斯张在谈到自己家的这场灾难时，也说是“奴握家秉，生事转落”③。李乐在《见闻杂记》中，亦强调董氏无甚过，而是其“家奴少训谨，一二事得罪士大夫”。
关于民变的原因，董氏及其友人的说法就是仆人横行生事，而仆人之所以如此跋扈，则与董份的纵容有关。茅国缙《董伯念传》言董嗣成对家产过盛早就有所警觉，曾作书请于祖父董份，大意要求损益亏盈，然董份“故以苍头力起家，颇昵近之，其临子若孙则甚矜严。盖尝面予伯念所请，而诸苍头则微言巧沮者数矣。伯念亦辄呜咽悲愤，不敢复言”。关于仆人在董份纵容之下的跋扈情形，在董氏姻亲范允临给董嗣成所作的行状中有较详细的描述：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
②同上。
③斯张《静啸斋遗文》卷四《书纪宣符扇头》。
盖浔阳公豁达，多大度，不束湿绳其下。下及得而秉之，谋主之利以自肥，擅主之威以胁众。多买好田宅，折其券半价与之见鬻百货于途者，贱其值以售。有所抵牾，辄蹂躏践踏，委顿道上，去之不顾，又加抶焉。臧获子或厕青衿，大冠若箕，翩翩裘马，从里中豪长者而夺之。权所至，有横声以故，家日益耗，怨日益敛，而主人翁罔闻知也① 仆人擅主之威，买田宅付半价，买货物少付钱，对方稍有不肯，就打砸一通，其巧取豪夺行径，不禁让人想起白居易《卖炭翁》中描写的为宫内采办货物的太监，这怎能不使民怨沸腾？ 其实，仆人的横行生事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南浔民变是明末土地兼并的一个必然结果。董嗣成削籍归家后，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故其归也，于家人生产必正其兼并者”②，但已为时晚矣。那么董家当时有多少土田？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份父母葬于姑苏之元墓，有船舫直过虎山桥，大堰皆属之，广袤数十里。”元墓即玄墓山，在苏州光福，东晋青州刺史郁泰玄葬于此，因名。虎山桥是当时苏州郊外著名的景点，沿途一带方圆数十里皆为董家私有，可见其田产之广。沈德符《敝帚斋余谈》：“时南浔董氏有田数万在吴江。”民变最早发自吴江之民状告董氏，让人想象当时吴江一带肥田沃土多被董氏拥有。董份与吴郡、吴江官吏往来密切，每当有官吏莅吴，或入觐，或升迁，均有书信、赠序等往来。董份常自称部治，言及自己先世之坟在吴江、产业在吴等，其目的不过是希望他们对自已的产业给予保护，或对他们的保护表示感谢。如《与郡推郝卫阳公》：“份有荒阡，颇营薄业，幸在部治，甚荷爱私，则感服固同，而攀留均切也。”这一切也表明了董氏田产之广。
①范允临《输寥馆集》卷五《明仪部郎青芝董公行状》。
②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二《董伯念》。
这些土地，如何得来？据沈炳巽《权斋老人笔记》所附沈儆玠《致乌程董令札》，一是“凶岁价廉”，利用灾年，廉价买来；二是“债利相准”，农民还不起高利贷，以土田相抵。应当说，董氏土地绝大部分是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购置的，但其手下仆人利用董氏势力，强买强占的也肯定有。这点沈儆玠在札中也不讳言，说“仇家之买属夥棍、刁狯之乘风挟诈者”有，“小民告状申冤者”亦有。老百姓的告状申冤，说明董氏掠夺行径的存在，而这种掠夺行为在民变中就被无限放大，一些心怀不轨的人也就趁机一哄而上了。
关于董嗣成欲散财市义而民风嚣悍反以恩为仇的说法，主要出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董伯念条”，言董嗣成万历壬辰（1592）罢归湖州，“时宗伯赀产过厚，怨满一乡，伯念思稍散之，以结人心。宗伯不谓然，而伯念旧然行之，举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价，或许回赎，各有条绪。湖俗故嚣悍，至此不以为恩，反共讦董氏，直谓诸产，俱属白占，欲尽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无中悔。”沈瓒《近事丛谈》、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二也说到董嗣成重视声誉，力图以散财挽回其家族的不良影响，反而使结果变得更糟。因此王兆云等大叹民风不古、人心不善，“谁谓斯民也，为三代直道而行者耶”。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董氏因家产过厚，已怨满一乡，董嗣成散财市义是为了缓解与百姓间的矛盾。而在怨声载道之时，只宜凭官处置，不应私下解决，使百姓有更大欲求因此，董嗣成市义等行为，只是对问题处置不当，而不是民变发生的根本原因。
关于政府官吏力主锄强，主要涉及三人。一是吴江县令黄似华，二是御史彭应参，三是乌程县令张应望。三人中，彭应参、张应望两人是公认的刚直派。谈迁《枣林杂俎》曰：“彭侍御按浙，风裁峻厉，不畏强御。乌程董尚书份、吴江范祭酒应期，并怙势扞网，绳其悍奴，范至自经。”《万历野获编》卷十三曰：“御史彭鲁轩来按浙，彭为令负清劲名，在西台亦铮铮者，巡方入苕，诸仇董者，争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麓。彭受两家词，俱以属郡邑，追逮纷纭，两家纪纲用事者，尽入狴犴。”当时彭氏批准受理的词讼涉及董家的有一百余纸，涉及范家的有六十余纸。关于黄似华则有后来折节于董氏钱财的说法。沈德符《敝帚斋余谈》：“吴江令祝麟，初名似华，初到以风力自命时南浔董氏有田数万在吴江，祝立意苦之。未几，以暮夜得解。吴江人为一诗曰：‘吴江劲挺一茎竹，才逢春雨便叶绿。青芝一夜透千梢，登时改节弯弯曲。’”此诗讽刺黄似华被董嗣成以钱财收买，“竹”谓黄似华，他原本姓祝；“青芝”是董嗣成的号；“春雨”指用事者沈氏，号春宇；“叶绿”指示心腹书办叶六。但是，民变在前，黄似华、彭应参、张应望的处置在后，也许处置方式操之过急，但他们的锄强行为最多只是助长了民变，而不是民变的根本原因，何况关于吴江县令黄似华还有被董氏收买的不同说法。
据以上分析可知，民变的真相当是：土田集中是根本，奴仆惹事是导火线，散财市义、民风贪悍、官吏力主锄强则助长了民变之势，使民变的大火越烧越旺，连经历过大场面的董份也无回天之力。
民变后，董份、董嗣成相继抑郁死去，董氏家族不仅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而且经济物质方面也遭受重创，家产一落千丈。茅国缙《董伯念传》谈到了董氏民变后的产落情形：“宗伯公素以费雄江南，不数月存者十仅二三。”数月之间，繁华不再，从高峰坠入低谷，世事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料。
董汉策的母亲顾氏，也就是董嗣成的儿媳，嫁到董家时，正值民变过后，三代甲科已成历史。她曾谈到当时董家的经济状况：“所遗田产大半消耗，典中剩本不过二千金，中间挂空号的，又大约有小半。屋租零落不堪，朝夕饔餐不继。”①此时的董家，一如《红楼梦》中被抄后的贾府，家计萧条，入不敷出，度日艰难。①见《周志》卷五六引董汉策《甦庵家诫》。因此顾氏感叹说：“向来人情世法，不能减省，却是屋里空空的，无钱无米，灶下日用又多，每日烧柴也费百十斤，此是虚空架子，手下人偷去也。用度如此太多，日日无厌，分文不进，如何度日？”这让人想起《红楼梦》第二回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话。当然董氏的处境已远不能跟还能过一段烈火烹油生活的贾府相比，尽管“分文未进”是夸张了些，但它确实只剩空架子未倒。董氏仆人也不像《红楼梦》中柳家的、秦显家的，不过是想利用厨役这一职务来占些油水，而是较明目张胆地偷拿。他们已不太遵守董氏繁盛时的家法，有的甚至骑到了主子头上，顾氏对此愤愤地说：“太老爷规矩已失，家里人尽是放肆的，不肯遵守约束况且主母老，家主病，全然不看在眼上，呼之不应。略一整顿，便一齐反噬。”可见，奴仆势力之嚣张。而这样的一个描述当是较可信的，因为更早之前，董嗣成的弟弟董斯张就记载有自己被仆辈所欺的事件。董斯张《亡兄幼函传》：“奴产子，有以所居贡诸豪族。其居偪余宅，余欲复之，卒苦乏赀。幼函奋然曰：‘不念吾祖父先业邪！即贫无金，奈何令厮养辈相侮为？’”由于家族的衰弱不振，这种奴欺主的情形已经比较普遍了。
民变对董氏家族成员的心理与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人看透了红尘富贵，转而学易，好道佞佛，逃于山水间，而不乐治生董嗣成民变后，“觞咏寄怀，密修净业”①，在笃修净土宗之业和书写《金刚经》中寻求心理的安慰和平静。董嗣茂笃信道教，沉溺于道教炼丹术中董斯张佞佛，与晚明众多高僧有往来。董幼函不愿再求富贵，而产生山林之思董斯张《亡兄幼函传》说他：“尝读《易》，至损益卦，喟焉太息曰：‘仆家当全盛时，华组蝉联，温衣美食，诸门生故人执政专阃者以百数，而忽与祸会，身槁产落。吾侪其可复垂涎富贵，与造物争功，不为子若孙谋乎！’”遂绝意章句之学，在名山胜水和书法临摹中打发光阴，求得片刻的心灵安宁。
《周易》中包含天地、治乱、阴阳变化之理，董幼函就是从《周易》损卦、益卦中感悟到家族盛衰、人生遭际的无常。也因此，董氏后人中喜欢易学的不少，其中董汝煌、董说、董汉策三人，“晨夕讨论，时号上林三易”②。
①董斯张《吹景集》。
②《周志》卷十九《董汝煌传》。
民变多少也阻挡了董氏后人的仕进之途。董份孙子董嗣昭的乡试和会试，就差点因此落榜。《周志》卷五一引董肇镗《南 浔镇志》曰： 董君嗣昭应甲午（1594）乡试故事填榜时，京考必以五魁卷送直指使者，各各称许，而尤属意第四卷，拆之，则董嗣昭也不觉错愕失色，徐曰：“他家有事”主考吴太史应之曰：“吾辈陛辞而至可凭者，以文章为羔雁，他何论焉。”竟命执笔吏填上，直指亦无能为之难。至上春官，其卷在董思白太史房，拆名而董袖其卷时洪阳相公知贡举，礼部范公暨少宰孙公，皆诘其故不得，董第曰：“江南世家，吾姑以避嫌耳。”时同考官会稽陶太史从旁熟视之，执董手而言曰：“若何阻他人之功名，博一己之名也？我辈亦世受国恩，果若今日，则大江以南，无世家矣”洪阳相公毅然曰：“夫论文唯矢心能得士耳，何嫌之避为？脱有讳忌，余直身肩之。”董遂出其卷。
董其昌与董家交往深厚，董斯张诗文集中，多有与其往来的书信。董其昌尚且如此，也难怪“直指使者”阻挠填榜了。董嗣昭还算幸运，遇到了张位、陶望龄等正直的官吏，但其他董氏子孙就不一定有这种幸运了。
范应期，字伯祯，号屏麓，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状元，官至国子监祭酒。他致仕归家后，“驭下严急，居乡少恩”，因此虽然家产不如董氏雄厚，但民众对他的怨恨比对董家更甚。仗着父亲的权势，其子在乡里也横行霸道，多为不法之事。而民变发生时，正好碰上其儿媳不明不白地死了。外界因此议论纷纷，认为是其子毒死的。在讼事纷纭和妻死无以自明的双重压力下，其子被迫服毒自杀。而范应期一方面因痛失其子，另一方面也是苦于讼事无已，一年之后，也就是1594年，在愤恨不堪中上吊自杀。
范应期死后，董份延请策士谋求自全之计。当时吴江有一个秀才叫周光祖，献计曰：“令范夫人伏阙鸣冤，而后事可图也。”于是董份怂恿范夫人立即入京具奏，奏疏中多以赃私事诬陷乌程县令张应望，并涉及浙江按察使彭应参。加上京城中的一些官员也有为董氏出力的，于是彭、张两人皆被逮问罪。彭、张被逮，“而董氏安枕矣”。也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话：“周郎妙计安天下，只用夫人不用兵。”周光祖此计使董氏安枕，但也使省长、县长因此落马，彭最后被削职为民，张被永远充军，因此他最后的下场也不好，“竟罹宪访”。
由以上可知，民变先起于董家，后波及范氏，从吴江到乌程，顿成星火燎原之势，东南一带为之震动，最后因范应期的自杀，其妻进京告状，巡抚、县令被撤职，董氏才得以扭转局面。但事件带来的灾难却远没有结束，并非真如沈瓒《近事丛残》所言，董氏从此可以安枕了。据沈炳巽《权斋老人笔记》，彭被逮后，范事虽解，“而董祸未息”，“讼牒仍复纷如”，年迈的董份因而在愤怒中去世。沈炳巽的祖上沈儆玠为董份之孙董嗣成的岳父，时正丁忧家居，见董氏困于讼事，因致书于巡抚和县令，力恳两台出力相帮。在致巡抚的信札中，他这样描绘民变后（此时董嗣成、董嗣昭两进士亦已卒）董氏一族所陷的困境：
自此刁横成风，攘夺四起。房屋过卖者，欲重来占住；田产过卖者，欲重来占种；绝契文书永不翻悔者，驾言暂典；现银交易毫无准折者，驾言债利；卖三四十年者，突然兴词；辗转三四人手者，犹然挟诈。虚声恐吓不动，则纠多人登门殴辱；凶徒一时难聚，则遍布匿名文帖，多方鼓煽。诸如此类，其情状不能述。这种情形，在写给乌程董令的信中，也有述及：“小民聚众围绕房屋，裂其衣冠，掳其货财，辱其妇女”如果说范夫人御状告倒彭、张后董氏就高枕无忧的话，那么也就用不着沈儆玠如此费心地写信恳求地方官照顾董氏了。因此，这两封书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变后长时间内董氏生存环境的恶劣。
董氏家族最终淹没在明末江南的民变风潮中。此年是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董斯张《亡兄季爽传》曰：“九岁就外傅，适奸民蜂午，产汰几尽。”董季爽生于1586年，其九岁正是1594年。次年也就成了董氏家族最悲惨的一年，董份、董嗣昭、董嗣成三进士相继卒，且董份与董嗣成之卒主要就是受了民变的刺激而董道醇1588年就已卒，故至1595年，董家一门四进士已成历史。这个家族也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盛而速衰，沧桑变化，正如《桃花扇》“余韵”曲子所云：“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关于民变的原因，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李乐《见闻杂记》的以下这段记载说得最为全面，最有参考价值：
董氏之变，尚书董公颇无大过，其对不佞亦自认奴仆过多。奴仆既多，则争趋觅利者不少；田产广大，焉能价值尽平。只宜出示，听愚民告之郡邑，任其剖断可也而伊孙祠部君不谙世故，自出处分之语。语一出，愚民谓登其堂，即可袖金而还。不旬日，拥至大门者百千余人，主人闭门不纳，愚民群聚骂詈，呐喊随之。其后终以门客之言，大约田亩十分之中，退还原主二分，喧嚷稍息代巡抚公临湖，准状及百纸，分批郡邑。一旬之内，官差、官船不知凡几，而支持浮费不啻数千金。愚民自此唯知有利，不复知有八坐之尊矣。
以上这段话大致说了以下五个原因：奴仆众多，土田集中，董嗣成处置不当，民风贪悍，政府官吏力主锄强。以下一一来分析：
尽管董氏拥有奴仆的具体数量不得而知，但董氏奴仆众多是事实。奴仆既多，惹是生非的当然就不少。董份八十岁时，浙江巡按御史蔡系周上疏朝廷请求予以存问，而侍御史万国钦驳斥之，备数董份居乡不法之事，其中所举的一个例子是，沈德符祖父与父亲偶因出游，不及趋避，董氏之仆“奋呼群起，几不获生”①。此事虽然是传闻，沈德符已为之辟谣，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据沈德符之言：“先人奉使归，侍膝下游吴之光福山，正董茔墓地。适给事道醇时为行人，亦以省墓至给事，故先人乡同年也。偶舟人争斗，彼舆台甚众，不无稍纷扰，寻已讲解罢去，相忘久矣。万久在公车，游学吴越间，习见董氏诸奴之生事而恶之，以故入台即首上疏，偶知予家小失一事，遂引为确证。”②可见，董氏仆从甚众，平日里耀武扬威，动不动与人争斗，惹是生非，是实有常见之事，在当时吴越一带名声很臭。董斯张在谈到自己家的这场灾难时，也说是“奴握家秉，生事转落”③。李乐在《见闻杂记》中，亦强调董氏无甚过，而是其“家奴少训谨，一二事得罪士大夫”。
关于民变的原因，董氏及其友人的说法就是仆人横行生事，而仆人之所以如此跋扈，则与董份的纵容有关。茅国缙《董伯念传》言董嗣成对家产过盛早就有所警觉，曾作书请于祖父董份，大意要求损益亏盈，然董份“故以苍头力起家，颇昵近之，其临子若孙则甚矜严。盖尝面予伯念所请，而诸苍头则微言巧沮者数矣。伯念亦辄呜咽悲愤，不敢复言”。关于仆人在董份纵容之下的跋扈情形，在董氏姻亲范允临给董嗣成所作的行状中有较详细的描述：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
②同上。
③斯张《静啸斋遗文》卷四《书纪宣符扇头》。
盖浔阳公豁达，多大度，不束湿绳其下。下及得而秉之，谋主之利以自肥，擅主之威以胁众。多买好田宅，折其券半价与之见鬻百货于途者，贱其值以售。有所抵牾，辄蹂躏践踏，委顿道上，去之不顾，又加抶焉。臧获子或厕青衿，大冠若箕，翩翩裘马，从里中豪长者而夺之。权所至，有横声以故，家日益耗，怨日益敛，而主人翁罔闻知也① 仆人擅主之威，买田宅付半价，买货物少付钱，对方稍有不肯，就打砸一通，其巧取豪夺行径，不禁让人想起白居易《卖炭翁》中描写的为宫内采办货物的太监，这怎能不使民怨沸腾？ 其实，仆人的横行生事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南浔民变是明末土地兼并的一个必然结果。董嗣成削籍归家后，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故其归也，于家人生产必正其兼并者”②，但已为时晚矣。那么董家当时有多少土田？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份父母葬于姑苏之元墓，有船舫直过虎山桥，大堰皆属之，广袤数十里。”元墓即玄墓山，在苏州光福，东晋青州刺史郁泰玄葬于此，因名。虎山桥是当时苏州郊外著名的景点，沿途一带方圆数十里皆为董家私有，可见其田产之广。沈德符《敝帚斋余谈》：“时南浔董氏有田数万在吴江。”民变最早发自吴江之民状告董氏，让人想象当时吴江一带肥田沃土多被董氏拥有。董份与吴郡、吴江官吏往来密切，每当有官吏莅吴，或入觐，或升迁，均有书信、赠序等往来。董份常自称部治，言及自己先世之坟在吴江、产业在吴等，其目的不过是希望他们对自已的产业给予保护，或对他们的保护表示感谢。如《与郡推郝卫阳公》：“份有荒阡，颇营薄业，幸在部治，甚荷爱私，则感服固同，而攀留均切也。”这一切也表明了董氏田产之广。
①范允临《输寥馆集》卷五《明仪部郎青芝董公行状》。
②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二《董伯念》。
这些土地，如何得来？据沈炳巽《权斋老人笔记》所附沈儆玠《致乌程董令札》，一是“凶岁价廉”，利用灾年，廉价买来；二是“债利相准”，农民还不起高利贷，以土田相抵。应当说，董氏土地绝大部分是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购置的，但其手下仆人利用董氏势力，强买强占的也肯定有。这点沈儆玠在札中也不讳言，说“仇家之买属夥棍、刁狯之乘风挟诈者”有，“小民告状申冤者”亦有。老百姓的告状申冤，说明董氏掠夺行径的存在，而这种掠夺行为在民变中就被无限放大，一些心怀不轨的人也就趁机一哄而上了。
关于董嗣成欲散财市义而民风嚣悍反以恩为仇的说法，主要出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董伯念条”，言董嗣成万历壬辰（1592）罢归湖州，“时宗伯赀产过厚，怨满一乡，伯念思稍散之，以结人心。宗伯不谓然，而伯念旧然行之，举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价，或许回赎，各有条绪。湖俗故嚣悍，至此不以为恩，反共讦董氏，直谓诸产，俱属白占，欲尽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无中悔。”沈瓒《近事丛谈》、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二也说到董嗣成重视声誉，力图以散财挽回其家族的不良影响，反而使结果变得更糟。因此王兆云等大叹民风不古、人心不善，“谁谓斯民也，为三代直道而行者耶”。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董氏因家产过厚，已怨满一乡，董嗣成散财市义是为了缓解与百姓间的矛盾。而在怨声载道之时，只宜凭官处置，不应私下解决，使百姓有更大欲求因此，董嗣成市义等行为，只是对问题处置不当，而不是民变发生的根本原因。
关于政府官吏力主锄强，主要涉及三人。一是吴江县令黄似华，二是御史彭应参，三是乌程县令张应望。三人中，彭应参、张应望两人是公认的刚直派。谈迁《枣林杂俎》曰：“彭侍御按浙，风裁峻厉，不畏强御。乌程董尚书份、吴江范祭酒应期，并怙势扞网，绳其悍奴，范至自经。”《万历野获编》卷十三曰：“御史彭鲁轩来按浙，彭为令负清劲名，在西台亦铮铮者，巡方入苕，诸仇董者，争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麓。彭受两家词，俱以属郡邑，追逮纷纭，两家纪纲用事者，尽入狴犴。”当时彭氏批准受理的词讼涉及董家的有一百余纸，涉及范家的有六十余纸。关于黄似华则有后来折节于董氏钱财的说法。沈德符《敝帚斋余谈》：“吴江令祝麟，初名似华，初到以风力自命时南浔董氏有田数万在吴江，祝立意苦之。未几，以暮夜得解。吴江人为一诗曰：‘吴江劲挺一茎竹，才逢春雨便叶绿。青芝一夜透千梢，登时改节弯弯曲。’”此诗讽刺黄似华被董嗣成以钱财收买，“竹”谓黄似华，他原本姓祝；“青芝”是董嗣成的号；“春雨”指用事者沈氏，号春宇；“叶绿”指示心腹书办叶六。但是，民变在前，黄似华、彭应参、张应望的处置在后，也许处置方式操之过急，但他们的锄强行为最多只是助长了民变，而不是民变的根本原因，何况关于吴江县令黄似华还有被董氏收买的不同说法。
据以上分析可知，民变的真相当是：土田集中是根本，奴仆惹事是导火线，散财市义、民风贪悍、官吏力主锄强则助长了民变之势，使民变的大火越烧越旺，连经历过大场面的董份也无回天之力。
民变后，董份、董嗣成相继抑郁死去，董氏家族不仅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而且经济物质方面也遭受重创，家产一落千丈。茅国缙《董伯念传》谈到了董氏民变后的产落情形：“宗伯公素以费雄江南，不数月存者十仅二三。”数月之间，繁华不再，从高峰坠入低谷，世事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料。
董汉策的母亲顾氏，也就是董嗣成的儿媳，嫁到董家时，正值民变过后，三代甲科已成历史。她曾谈到当时董家的经济状况：“所遗田产大半消耗，典中剩本不过二千金，中间挂空号的，又大约有小半。屋租零落不堪，朝夕饔餐不继。”①此时的董家，一如《红楼梦》中被抄后的贾府，家计萧条，入不敷出，度日艰难。①见《周志》卷五六引董汉策《甦庵家诫》。因此顾氏感叹说：“向来人情世法，不能减省，却是屋里空空的，无钱无米，灶下日用又多，每日烧柴也费百十斤，此是虚空架子，手下人偷去也。用度如此太多，日日无厌，分文不进，如何度日？”这让人想起《红楼梦》第二回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话。当然董氏的处境已远不能跟还能过一段烈火烹油生活的贾府相比，尽管“分文未进”是夸张了些，但它确实只剩空架子未倒。董氏仆人也不像《红楼梦》中柳家的、秦显家的，不过是想利用厨役这一职务来占些油水，而是较明目张胆地偷拿。他们已不太遵守董氏繁盛时的家法，有的甚至骑到了主子头上，顾氏对此愤愤地说：“太老爷规矩已失，家里人尽是放肆的，不肯遵守约束况且主母老，家主病，全然不看在眼上，呼之不应。略一整顿，便一齐反噬。”可见，奴仆势力之嚣张。而这样的一个描述当是较可信的，因为更早之前，董嗣成的弟弟董斯张就记载有自己被仆辈所欺的事件。董斯张《亡兄幼函传》：“奴产子，有以所居贡诸豪族。其居偪余宅，余欲复之，卒苦乏赀。幼函奋然曰：‘不念吾祖父先业邪！即贫无金，奈何令厮养辈相侮为？’”由于家族的衰弱不振，这种奴欺主的情形已经比较普遍了。
民变对董氏家族成员的心理与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人看透了红尘富贵，转而学易，好道佞佛，逃于山水间，而不乐治生董嗣成民变后，“觞咏寄怀，密修净业”①，在笃修净土宗之业和书写《金刚经》中寻求心理的安慰和平静。董嗣茂笃信道教，沉溺于道教炼丹术中董斯张佞佛，与晚明众多高僧有往来。董幼函不愿再求富贵，而产生山林之思董斯张《亡兄幼函传》说他：“尝读《易》，至损益卦，喟焉太息曰：‘仆家当全盛时，华组蝉联，温衣美食，诸门生故人执政专阃者以百数，而忽与祸会，身槁产落。吾侪其可复垂涎富贵，与造物争功，不为子若孙谋乎！’”遂绝意章句之学，在名山胜水和书法临摹中打发光阴，求得片刻的心灵安宁。
《周易》中包含天地、治乱、阴阳变化之理，董幼函就是从《周易》损卦、益卦中感悟到家族盛衰、人生遭际的无常。也因此，董氏后人中喜欢易学的不少，其中董汝煌、董说、董汉策三人，“晨夕讨论，时号上林三易”②。
①董斯张《吹景集》。
②《周志》卷十九《董汝煌传》。
民变多少也阻挡了董氏后人的仕进之途。董份孙子董嗣昭的乡试和会试，就差点因此落榜。《周志》卷五一引董肇镗《南 浔镇志》曰： 董君嗣昭应甲午（1594）乡试故事填榜时，京考必以五魁卷送直指使者，各各称许，而尤属意第四卷，拆之，则董嗣昭也不觉错愕失色，徐曰：“他家有事”主考吴太史应之曰：“吾辈陛辞而至可凭者，以文章为羔雁，他何论焉。”竟命执笔吏填上，直指亦无能为之难。至上春官，其卷在董思白太史房，拆名而董袖其卷时洪阳相公知贡举，礼部范公暨少宰孙公，皆诘其故不得，董第曰：“江南世家，吾姑以避嫌耳。”时同考官会稽陶太史从旁熟视之，执董手而言曰：“若何阻他人之功名，博一己之名也？我辈亦世受国恩，果若今日，则大江以南，无世家矣”洪阳相公毅然曰：“夫论文唯矢心能得士耳，何嫌之避为？脱有讳忌，余直身肩之。”董遂出其卷。
董其昌与董家交往深厚，董斯张诗文集中，多有与其往来的书信。董其昌尚且如此，也难怪“直指使者”阻挠填榜了。董嗣昭还算幸运，遇到了张位、陶望龄等正直的官吏，但其他董氏子孙就不一定有这种幸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