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南浔古镇历代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许多名人著书立说，收藏古籍、碑刻、文物书画，编史修志蔚然成风。仅明清时期的诗文就不下千卷，且学术研究及著述领域包括经史、天文、史地、志书、水利、农艺、蚕桑、医学、乐律、音韵、六书、金石、书画、诗词，等等。另从明末潘化首次修志起，至民国时期，先后编志已达十余部。有史家说，南浔“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继”，诚不为过。清代初年，南浔名宦、学者的宅第一般都与读书著书处、小园林结为一体，构建精致，取名清雅。从清代中叶起，南浔就有刘桐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钧衡的适园六宜阁、周庆云的晨风庐、庞元济的虚斋藏书处、严之照的芳草馆等私家藏书楼，当时南浔所藏古籍版本数量之多，珍本之富，不仅为湖州之冠，且名满江浙，蜚声海内。尽管到民国时期，这些藏书楼均已是落日余晖，藏书大多散失。但至今唯一保存下来的刘承干嘉业堂藏书楼，依然是这“余晖”中的亮点。
  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藏书楼遥遥相对。尽管它只是藏书之所在，但在读书人的心目中，这可以说是胜过一切的建筑。书籍，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是知识分子的生命和精神的象征。因此，南浔人喜欢称嘉业堂藏书楼为南浔文化的“封面”，不仅是南浔、湖州的骄傲，也是江南乃至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之瑰宝。
  抗日战争期间，南浔镇上一场大火，从东栅头一直烧到南栅头，据说烧掉房屋约五千间。庞家的宜园、张家的东园（绿绕山庄）等三大花园都被烧光，只留下了一棵紫藤树，一道长堤，一个空荡荡的“孤岛”。适园中唯有假山没有烧掉，留下的是一片片石磊磊、葛蔓蔓……但嘉业堂藏书楼历经兵燹和动乱，却依然如初。甚至日军进入藏书楼后，竟一副虔诚之态。这是何缘？历来说法不同，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说它正厅上悬挂着清逊帝溥仪赐的“钦若嘉业”九龙金匾。日军走进书楼正厅，抬头见此匾，带头的军官“啪”地立正，接着是敬礼。当时溥仪已成为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可能是日军表面上有所顾忌，故没有贸然下手。另一说是它的创始人刘承干慷慨大度，所刻之书，只要爱书者有求，总是无偿相赠。对国内学士如此，对日本等域外人士也是如此。因此，嘉业堂在日本名声很大，日本学者对其赞不绝口。据说有一位日本学者松琦鹤雄，战前多次得到刘承干寄赠的古书，尤其是许多珍贵的善本、珍本、新刻印本，所以心存感激。战争爆发后，他的表舅牧少将出发前，松琦一再叮嘱，如到南浔，务必要保护好嘉业堂藏书楼。事有凑巧，这个牧少将后来成了这一带的日本司令官，便命令部下保护。但也有人说，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了中东铁路的经营权，便在1906年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会社下属的资料机构就是后来的满铁图书馆。当时的松琦鹤雄是研究汉学和中国古籍的高手。他是满铁的特约人员，松琦是胜海舟门徒，受海舟之命来到中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1938年日本人对嘉业堂的“保护”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掠夺阴谋，其中松琦鹤雄扮演了强盗和骗子的双重角色，不过最终未能使这笔“交易得逞罢了。
  还有一说是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收藏之习惯一一好全本恶残本，就将大最珍本抢救运沪，而从无法运走的整部书籍中抽走了首尾两册，藏在他的别墅“求恕里”的天花板上面，以免被日本掳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承干将这些隐藏之首本悉数归入藏书楼完整配套，于是就有了嘉业堂藏书楼“覆巢”之下仍有完卵的奇迹。1951年11月，刘承干把藏书楼全部捐赠给浙江省人民政府，被列为省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应该说，这些举措与刘承干当年聚书时“保存国粹，匹夫有责”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笔者手头有一篇题为《关爱藏书楼情切切一一周恩来批示复印件在南浔展出》的报道，这是2003年初我与记者一起采写的。南浔解放前夕，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曾给进军江南的第九兵团一份电报，要求保护南浔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陈毅司令员还在戎马倥偬之际，亲自走访了藏书楼。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宣部，对南嘉业堂和太原普善寺的接收和保护作出重要批示。据嘉业堂藏书楼原负责人郑兴宝先生介绍，他们是在《周恩来文化文献》中获悉此重要批示的。在省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此重要批示的复印件，并立即展出。 据嘉兴的沈如淙先生追忆，当时嘉兴县刚解放，县委接到省委、地委转来的中央指示，即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连夜赶到南浔执行任务。第二天，时任嘉兴县委副书记的杨铭、沈如淙到南浔检查藏书楼的保卫工作，研究警卫措施。然而，南浔附近的匪特并不甘心失败。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然遭到两名上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夺枪，沈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两匪见夺枪不成，即向沈连开数枪，沈当场牺牲。连队闻讯后，立即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鲜血洒典籍，藏书楼被保护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南浔也饱经沧桑。但当地人民想尽办法，尽心守护嘉业堂藏书楼，使其躲过了动乱。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个把生命与藏书楼连在一起的人，他的名字叫汤福璋，是浙江省图书馆派到南浔的一个普通管理员。他从杭州调来，一家四口甘居寂寞，长守数十万卷古籍，并精心保管，没有一日懈怠。老汤虽然不是学者，但他深知嘉业堂中这些古籍价值连城，就摆出一副“大革命”的架势，用石灰和黄泥涂没了一切显山露水的真迹，再用红漆大书特书标语口号，使藏书楼成了“红色的海洋”。给他壮胆的还有嘉业堂周围的农民兄弟，他们让他准备好一只脸盆和一根桑柴头，只要有紧急情况就登楼以击盆为号，农民兄弟就赶来帮助。老汤从未认为自己是“功臣”，但南浔人永远记住他。凡是爱书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他！ 嘉业堂藏书楼堪称中国近代传统藏书楼的绝响，它兴建最晚、规模最大、结局最圆满。它与小莲庄仅一河之隔，也很讲究借景。北京颐和园借玉泉山岚翠塔影，成为中国园林史上的佳话。但南浔无山可借，故藏书楼与小莲庄异曲同工，园景与自然风光和谐相融，洋溢着田园风光与乡土之美，在借景手法上富有创新。四周不设围墙，一泓绿水呈带状环绕，院内花木红绿交映，中间有一莲叶形的荷叶池。池中及四周叠太湖石假山形如十二生肖。
  池中有一小岛，形如龟状。岛中置一六角攒尖亭，名“明瑟”，与池之左右“障红”和“浣碧”两座笠亭互相呼应，形成鼎立之势。明瑟亭内设一组天然石桌，别有雅趣。亭前中间一石形如金蟾，面向书楼，惟妙惟肖。刘承干在《嘉业藏书楼记》中就有蟆跋龟状的描述，含意深邃。还有一块约两米高的啸石，吹之声如虎啸。其下复有张廷济（叔末）题句，表明此石为阮元故物，移自朱氏述园。精美的园林与肃穆的书楼浑然一体，其结构很有特色。 书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建筑，朝南正中开着一对黑漆的石库墙门，进得门去，是一个占地两亩的四方天井。这座呈“口”字形的旧式厅堂建筑，看似简单，却藏巧于拙，玄虚莫测。主体前后由七间两进和左右厢房各六间组成，楼上楼下共有书库五十二间。所有的楼、堂、斋、室都陈列着大理石屏风、书桌、天台几和香妃榻等红木家具，一派清代厅堂的风格。后进正厅为嘉业厅。前进东侧为宋四史斋，由吴昌硕篆额。原先主要珍藏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进西侧为诗萃室，曾放着一本刘安澜与刘承干合编的《国朝诗萃》。刘安澜二十九岁就过世，没有后代，故由他弟弟刘锦藻的儿子刘承干继承。所以这两人可以称父子关系，也可以说是叔侄关系。当时《国朝诗萃》的正本由刘安澜所编，刘承干编的是续本。楼上正厅称“希古楼”，匾额系郑孝胥所题。两侧为求恕斋、黎光阁。楼下走廊左右壁间嵌有文徵明的《两桥记》和《辞金记》两块书碑。书楼东侧建有一座平厅，名曰“抗昔居”，是编校人员工作之处；其后三进房屋为贮藏版片的库房和管理人员的生活用房。藏书楼底层和二楼的外侧，设有环通的走廊。每个书库均装有玻璃、铁皮两层窗户，泄水的管子砌在廊柱中间，出口又临近室外阴沟处。柱子之间的铸铁扶栏中间置有“嘉业堂藏书楼”及“希古楼”的篆体字样图案。书楼各厅室前落地长窗的窗棂上，则镶嵌着“嘉业堂藏书楼”“希古楼”古篆文字组成的金石印章格式的木雕窗格，间镶寿桃、石榴等花果图案的木雕花结。令人惊奇的是，房屋虽采用砖木结构，但走廊的立柱、横梁均为钢筋水泥混凝土浇制。楼下的地坪用砖窑烧制的青方砖铺就，而且间间不同。方砖之下，又用瓦钵铺垫，瓦钵下铺着一尺多厚的细沙，故地下潮气无法上升。就连室外的天井，也用水泥浇成方块，不仅采光好，而且干燥通风。
  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1882一1963），字贞一，号翰怡，晚年自号嘉业老人。出身于南浔“四象”之首刘家，其父刘锦藻系前清进士，著有《清续文献通考》，清末曾任浙江铁路公司副总经理。祖父刘镛过世后，刘承干以“承重孙”的身份继承了长房刘安澜的家产，一夜之间顿成巨富。这位“公子哥儿”本来可以坐吃一世，但他幼承家学，却成了一个看似“傻子”的书呆子。他中过秀才，当过清候补内务府卿。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后，眼看自己光宗耀祖的“官梦”成了泡影，他便以极大的“傻”劲钻进了书籍的王国里，且钻研清代掌故，著有《再续清代碑传录》《清遗民录》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历代词人考略》，约五六十卷。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时，刘承干的“傻”劲可称得上淋漓尽致，别人是“瑰货骈集，人争趋之”，而他却独步状元坊书店，遍览群书，满载而归。之后，当地书贾携书前来找他者络绎不绝。
  当辛亥革命的烽火燃起时，刘承干又“傻”气十足地趁大批古籍抛出之际，不惜重金，先后“照单全收”买下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和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余家藏书。江阴的缪艺风和诸暨的孙向清，还将他们手中的宋元精刻版本卖给了他。“窃好斯文”的刘承干鉴于前人藏书“聚而旋散”的教训，并受苏东坡所说李公择的书不藏在家中而藏在原来住过的寺庙僧舍的启发，遂于1920年初冬破土，1924年岁尾竣工，“糜金十二万，拓地二十亩”，在南浔刘氏小莲庄的家庙、义庄旁边建造了这座著名的文化宝库。因清宣统皇帝溥仪所赐“钦若嘉业”和“抗心希古”九龙匾额，就以此为楼名、室名。而后，他又不惜花大钱陆续增添，集书约六十万卷，共十八万余册。在藏书楼全盛时期（即1925一1932），珍本善本有宋元刊本两百种、明刊本两千种、清刻本五千种、地方志一千二百余种，丛书二百二十余种、抄本两千种，其他一千二百余种，大最的是清人文集和史书，此外还有碑帖数千种。藏书以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最为珍贵，号称“镇库之宝”。还有眉山刊本《宋书》残帙，近人张元济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曾采用补缺。至于宋开庆己未（1259）一百一十卷本《鹤山先生大全集》，宋淳熙戊戌（1178）本《窦氏联珠集》也都是海内孤本、珍本。他的收藏不仅典籍宏富，而且精椠秘籍、世间不经见之书插架森森。宋椠、元刻、明钞本及地方志的大量收藏可以说是嘉业堂藏书楼的三大特色。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藏书楼建成以后，全盛时期仅十年而已。抗日战争之前，由于刘氏家族家道中落，开支浩大，“傻公子”又不善积蓄，故将一批珍贵书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刘承干语）。1949年后，他把藏书楼捐献给浙江图书馆，但只剩图书十一万余册、杂志三千多册、自刻书两万余册、版本三万余片，殊为可叹。 “傻公子”刘承干还雕版印书，广为流传。他先后聘请著名学者和名匠刻工，刻印了许多古籍，不少是海内孤本，其中有《嘉业堂丛书》《希古楼金石丛书》，以及单印本《影宋四史》《旧五代史注》《章氏遗书》和《八琼山金石补正》等，均用红梨木雕版，刻法精湛，字迹清晰，所用纸张绵薄坚韧，共两百多种，均三千卷。刻印的古籍中，有不少被清廷列为禁书，如明末文人遗著《安龙逸史》《闲渔闲闲录》《翁山文外》和《三垣笔记》等。凡所刊刻之书，刘承干均有题跋。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曾称赞道：“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在给友人杨霁云的信中，还说：“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实际上，这个“傻”字也就是刘承干身上所支撑的一种超越金钱、超越时空的人格精神。这种人格精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所表现的常常让人感到寂寞、冷峻，甚至不近人情。但这座嘉业堂藏书楼就是靠它诞生，并一直延续至今。 嘉业堂藏书楼终于走到了新的世纪。令人欣喜的是浙江图书馆和当地政府一贯注意对它的保护与管理，并不时加以维修。近年来，管理人员又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整理编写出八千多部十万余册的古籍书目，并将近二十万版片（大部分为1949年后调入）配上木架妥善保管，使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索骥有图。2001年，它与小莲庄一起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藏书楼具有文物保护和公共图书馆的双重性，已对外开放。这里的古籍，正在对人类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