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蚕神崇拜是中国丝绸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说中的蚕神有菀窳妇人、寓氏公主、黄帝、嫘祖、蚕丛氏等。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的《太古蚕马》是一则“白马化蚕”的蚕神神话。浙北蚕乡“白马化蚕”这一传说流传最广，“马鸣王菩萨”（或称“马头娘”“蚕花娘娘”）也就成了这一带主要信仰的蚕神。民间传说把含山比附为蚕神的发祥地或降临地，后有人于唐代乾符二年（870）在山上建起含山寺（包括蚕花殿），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4）建成含山塔，含山清明“轧蚕花”民俗由此产生。
含山轧蚕花活动大约始于宋代，对其活动内容之一的水上民间文体活动，宋代张先的《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就有“龙头舴艋吴儿竞”的诗句。
另据同治《湖州府志》载：“寒食节乡村以农船驾四橹，上设彩亭旗帜，列各种器械，互较技勇之艺，谓之哨船。驶行南北山前，而东乡双福桥尤盛。”《西吴里语》云：“櫂小舟于溪上为竞渡，谓宜于田蚕。始于寒食，至清明日而止，谓之水嬉。今之哨船即其遗风。” 含山轧蚕花在清代达到鼎盛。清道光初，诗人沈焯的诗就描述了含山清明轧蚕花盛况：“吾乡清明俨成案，士女竞游山塘畔。谁家好儿学哨船，旌旗忽闪恣轻快。”
20世纪30年代，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化纤织物的兴起，蚕桑经济遭到破坏。1937年底，浙北沦陷，日寇在含山上修起了碉堡等军事设施，轧蚕花因此绝迹。抗战胜利后有所恢复，但无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队集体共育养蚕，提倡科学养蚕，蚕神崇拜意识淡化，祈神仪式盛况不再，不过蚕农们仍热衷于“嬉春”的民间文体活动。
“文化大革命”时，轧蚕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文化大革命”后当地各乡蚕农又自发恢复了清明“轧蚕花”“祭蚕神”活动。 如今，含山轧蚕花民俗活动，得到了湖州市、区、镇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1993年，含山轧蚕花活动正式定为“含山蚕花节”。近几年的含山蚕花节规模空前，每年从含山附近各乡镇自发赶来参与的人数近十万。上海、杭州等地游客也慕名前来参加盛会，甚至还有日本专家远道而来考察。含山轧蚕花已成为浙北一个盛大的民俗节日，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含山是仅60余米高的一座小山，山上原有马鸣殿，即蚕花殿，殿中塑有蚕花娘娘和白马（合称为马鸣王）。还流传着美丽的民间故事，说是清明日蚕花娘娘化装到含山，蚕气踏在含山上，蚕农只要染上蚕气，就能获取蚕花十二分，甚至达到廿四分。 清道光年间练市人沈焯，对含山清明日的蚕桑节日，有诗描绘道：“群山西蟠不复东，此峰特起萑苻中。长流襟带远帆出，一塔笔卓撑晴空。吾乡清明俨成案，士女竞游山塘畔。谁家好儿学哨船，旌旗忽闪恣轻快。”可见含山清明日的热闹盛况。
含山的蚕事活动，每年都从清明日（俗称头清明）开始，延续至二清明、三清明，如此连续三天。沈焯诗中有“三忙一过人迹冷”句，可到六清明这一天，还有马鸣会，七清明拜土忏，此后蚕事活动告一段落。据老人们回忆，20世纪中有一年一直相沿到十三清明，自此再无例外。而以清明日这一天最为热闹、壮观。随着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养蚕业的衰退，如今的轧蚕花，也只有头清明这天闹猛了。
背蚕种包
解放前的蚕种，都是蚕农自己育蛹产卵成种，蚕种的好坏，对养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蚕农们对蚕种极为关心。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蚕农们把希望寄托在蚕种上，希望蚕神保佑蚕养得好，故背了蚕种包去面见蚕神。 蚕种包是一块绵绸，一般为红色，绵绸包着蚕种，斜背于肩上，绵绸的两角在胸前系一个结。凌晨3时左右，或者更早，星星闪耀，晨风轻轻，含山附近的蚕农，包括桐乡县的蚕农，怀着虔诚的心愿，成群结队，背了蚕种包上含山，期盼粘上蚕花喜气，今年养蚕顺利。 祭马鸣王菩萨
蚕农们背了蚕种包，直达马鸣殿，点两支烛，烧一炷香，跪拜叩首，口中念些“求马鸣王保佑赐福获得蚕花廿四分”之类的祈祷词。拜马鸣王菩萨的烛不计较大小，只要心到意到即可，不用讲什么排场。 马鸣王殿中的马鸣王，是一个女子和一匹白马。这女子是蚕花公主，蚕花公主的雕像是行宫，木雕彩绘，坐在龙环椅子上，与真人的大小相似。这祭蚕神
拜蚕娘彩雕蚕花公主，双眼能转动，臂膊、膝盖关节能活动，头戴凤冠，身着五色彩袍，栩栩如生。 菩萨的神像分坐身和行宫两类。坐身大概是泥塑，比较重，坐在庙殿中；行宫大多是木雕，比较轻，能抬出庙殿，当然泥塑抬出庙殿的也有。在马鸣殿中的蚕花公主是行宫，六清明非但要抬出马鸣殿，还要抬下含山游村，所以是木雕的行宫。
蚕花和五圣符
所谓蚕花即是人工制作的纸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棒状的，系用彩色纸条，一边剪成流苏细条，然后将纸条螺旋形绕在细棒上，流苏条便蓬起，样子像个小鸡毛掸子。还有一种类似花朵形，有花有叶，系用宣纸染色，剪成花瓣、叶子，再用棉线绕扎而成。 游含山的蚕农每人都会买一朵蚕花，并把它包在蚕种包里。有的蚕农还摘些桃花、桃叶、麦穗等带回去，用水浸泡，然后用这水将蚕种“浴”一下。
总之，是沾一点山上蚕气的意思。解放后，蚕农不再背蚕种包，但买蚕花的规矩依然延续。妇女将它插于衣襟或发髻上。男人们则把蚕花插在帽檐上，也会带几朵回家放于蚕房中或插在蚕具上。 旧时买朵蚕花是6个铜板，五圣符价也是6个铜板，合起来是12个铜板，此即蚕花十二分之意。12朵蚕花是蚕花十二分，12个铜板也是蚕花十二分，合起来正好是蚕花廿四分。蚕农把这12朵蚕花放在蚕种包里，到掸蚕时将蚕花插在蚕匾上。 所谓五圣符是将五圣菩萨画在一张纸上，一般是黄色纸，用劈开笔画成。所谓劈开笔，就是把笔头剪去，用劈开笔笃出一个五圣菩萨。这五圣符也放在蚕种包里，到掸蚕时，有的人家将此符贴在蚕匾上，大多数人家贴在大门上。五圣符的作用是辟邪，防止蚕病发生。这与农历春节贴门神作用相类似。 仙人潭丢石子从马鸣殿中出来，蚕农们背了蚕种包，到仙人潭丢石子。据说，石子丢到仙人潭中心，能获蚕花好收成。有首顺口溜说：“击中仙人潭，回家养龙蚕。蚕花廿四分，谢谢活神仙。” 潭边有一大石，蚕农们站在大石上丢。还有一个说法，此潭水一年四季不干枯，在清明日用仙人潭的潭水洗眼睛，整个蚕季就能眼目清凉。
仙人潭丢石子后，蚕农们背了蚕种包回家吃粥。早粥前的蚕事活动，是真正的蚕事祭祀活动，在清晨就完成了。从事蚕事祭祀活动的都是含山周围的蚕农，也有来自毗邻桐乡河山、石门的蚕农。
抗战时马鸣殿被日本侵略者毁灭，解放后蚕种由国家蚕种场培育，蚕种包习俗也随之消失了。
踏拔船竞技
踏拔船（也有谐音称“大排船”的），也叫“快船”“哨船”“桨船”等。
为了竞速，人们对普通农船进行改装。即在原农船上，装上“假船头”“翘畚斗”“西梢”“桨架”等辅助设施，使船的长度比原来增加3米多，宽度增加近2米。船上配8至12名不等的桨手，船尾装有两橹。摇橹的方式很有特色，即每支橹由两人面对面摇。外侧的人叫“出挑”，一般由村上最漂亮的女青年担任。“出挑”者站在伸出水面1米余、宽20余厘米的木板上摇橹，随着摇橹的“推”与“扳”（摇船术语），船身左右倾斜，木板软软颤动，甚至触及水面。拐弯时，“出挑”人几乎仰躺于水面上，姿态惊险而优美。踏拔船上无舵，以橹掌握方向。掌大橹者，即为总指挥，均为村上德高望重、身体健康的长辈担任。“踏拔船”前进、倒桨、转弯等，都由掌大橹者用脚蹬船板来指挥。 每逢清明节，含山塘里（京杭大运河）几十条踏拔船来回追逐，水花飞溅，欢声雷动。两岸及山上游人呐喊助威，人声鼎沸，场面无比壮观。 踏拔船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逐步走向了消亡。主要原因是老艺人相继过世，制作“踏拔船”后继无人。如今，青壮年绝大多数外出创业或打工，留守村上的都为老人和儿童，摇“踏拔船”已没了人选。
改革开放以来，京杭大运河含山段的船流量，日均已达3000余条之多。
再想在大运河里恢复摇“踏拔船”，无论从环境或安全角度考虑，已经不再现实。 打拳船表演打拳船（又名“拳船”“船拳”）。人们将两条农船并排相连，用木头固定，然后在船上用木板铺成约一丈见方的台面。船上搭盖彩棚，顶上插有一面大旗，台两边置有兵器架。表演者在搭成的木板台上，表演拳术和刀、剑、枪、甩石锁、挺石杠等器械武术。船上有锣鼓演奏渲染气氛。打拳时会有几只船同时表演，互相进行竞技。如一条船上的人挺不起石杠，另一条船上的人便会跳过船来挺。如成功，就可以拿走石杠，这自然是十分荣耀的事了。打拳船表演的艺人，主要来自练市大虹桥、钟家墩、施家浜、含山丁家栅的武术爱好者。其中不乏大力士和习武世家。在船上打拳，是当地的一大传统特色。2008年，“船拳”已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标竿船表演标竿船用两只较大的农船并锁而成，船上竖一根很粗的毛竹，即标竿。
经过训练的农村青年（较多的是女性）爬到竹竿上，表演各种技巧动作。竿上系有一长布条，表演者时而拉着布条一端突然从高空跌下，动作十分惊险。
标竿所用毛竹，据说要用三年生长期、竹质坚韧的阴山竹。表演时毛竹软而不断，晃晃悠悠，平添几分惊险。如今，优越的物质生活、多元的文化享受，使大家不再青睐这一传统表演技艺，标竿船也随即消亡。
拜香船表演和童子忏吟唱
所谓“拜香船”，是用两只农船并排连锁而成的。船上蒙布帐，四角成飞檐般上翘。“拜香船”一路摇来，一路奏乐。到含山后，便汇入拜香队伍上山。较近地方的拜香会，会步行而来。大家排成队伍，一边步行，一边吹打，一路拜到含山。而童子忏吟唱，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童子忏由30多名10岁左右的男童，组成“拜香童子”。孩子们头戴珠凉帽，身穿绸衣，下系白罗裙，脚穿绣花鞋。每两人一排，其中一人端一小凳，凳面上摊放一经折，折上抄录着忏文，供孩童们拜忏唱念时照本宣读。孩子们事先都要经过数月的操演才能基本学会唱念忏文。为了避免临场遗忘，队伍中每三排之间，便有一名懂此道的老人，担任领唱和提词者。在老人们的带领下，“拜香童子”边行边拜，即唱四句忏文，微微欠身一拜。拜忏结束后，经折便收起，放于小凳下面的一个抽屉里。这一习俗，一直到解放初期才消亡。如今，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教育部门对学龄儿童参与社会活动的禁令，“拜香童子”业已绝迹。
清明节含山轧蚕花传统习俗的“娱神”活动，还有菩萨出会、“扎肉蜻蜓”、“吊臂香表演”等。
含山轧蚕花活动大约始于宋代，对其活动内容之一的水上民间文体活动，宋代张先的《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就有“龙头舴艋吴儿竞”的诗句。
另据同治《湖州府志》载：“寒食节乡村以农船驾四橹，上设彩亭旗帜，列各种器械，互较技勇之艺，谓之哨船。驶行南北山前，而东乡双福桥尤盛。”《西吴里语》云：“櫂小舟于溪上为竞渡，谓宜于田蚕。始于寒食，至清明日而止，谓之水嬉。今之哨船即其遗风。” 含山轧蚕花在清代达到鼎盛。清道光初，诗人沈焯的诗就描述了含山清明轧蚕花盛况：“吾乡清明俨成案，士女竞游山塘畔。谁家好儿学哨船，旌旗忽闪恣轻快。”
20世纪30年代，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化纤织物的兴起，蚕桑经济遭到破坏。1937年底，浙北沦陷，日寇在含山上修起了碉堡等军事设施，轧蚕花因此绝迹。抗战胜利后有所恢复，但无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队集体共育养蚕，提倡科学养蚕，蚕神崇拜意识淡化，祈神仪式盛况不再，不过蚕农们仍热衷于“嬉春”的民间文体活动。
“文化大革命”时，轧蚕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文化大革命”后当地各乡蚕农又自发恢复了清明“轧蚕花”“祭蚕神”活动。 如今，含山轧蚕花民俗活动，得到了湖州市、区、镇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1993年，含山轧蚕花活动正式定为“含山蚕花节”。近几年的含山蚕花节规模空前，每年从含山附近各乡镇自发赶来参与的人数近十万。上海、杭州等地游客也慕名前来参加盛会，甚至还有日本专家远道而来考察。含山轧蚕花已成为浙北一个盛大的民俗节日，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含山是仅60余米高的一座小山，山上原有马鸣殿，即蚕花殿，殿中塑有蚕花娘娘和白马（合称为马鸣王）。还流传着美丽的民间故事，说是清明日蚕花娘娘化装到含山，蚕气踏在含山上，蚕农只要染上蚕气，就能获取蚕花十二分，甚至达到廿四分。 清道光年间练市人沈焯，对含山清明日的蚕桑节日，有诗描绘道：“群山西蟠不复东，此峰特起萑苻中。长流襟带远帆出，一塔笔卓撑晴空。吾乡清明俨成案，士女竞游山塘畔。谁家好儿学哨船，旌旗忽闪恣轻快。”可见含山清明日的热闹盛况。
含山的蚕事活动，每年都从清明日（俗称头清明）开始，延续至二清明、三清明，如此连续三天。沈焯诗中有“三忙一过人迹冷”句，可到六清明这一天，还有马鸣会，七清明拜土忏，此后蚕事活动告一段落。据老人们回忆，20世纪中有一年一直相沿到十三清明，自此再无例外。而以清明日这一天最为热闹、壮观。随着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养蚕业的衰退，如今的轧蚕花，也只有头清明这天闹猛了。
背蚕种包
解放前的蚕种，都是蚕农自己育蛹产卵成种，蚕种的好坏，对养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蚕农们对蚕种极为关心。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蚕农们把希望寄托在蚕种上，希望蚕神保佑蚕养得好，故背了蚕种包去面见蚕神。 蚕种包是一块绵绸，一般为红色，绵绸包着蚕种，斜背于肩上，绵绸的两角在胸前系一个结。凌晨3时左右，或者更早，星星闪耀，晨风轻轻，含山附近的蚕农，包括桐乡县的蚕农，怀着虔诚的心愿，成群结队，背了蚕种包上含山，期盼粘上蚕花喜气，今年养蚕顺利。 祭马鸣王菩萨
蚕农们背了蚕种包，直达马鸣殿，点两支烛，烧一炷香，跪拜叩首，口中念些“求马鸣王保佑赐福获得蚕花廿四分”之类的祈祷词。拜马鸣王菩萨的烛不计较大小，只要心到意到即可，不用讲什么排场。 马鸣王殿中的马鸣王，是一个女子和一匹白马。这女子是蚕花公主，蚕花公主的雕像是行宫，木雕彩绘，坐在龙环椅子上，与真人的大小相似。这祭蚕神
拜蚕娘彩雕蚕花公主，双眼能转动，臂膊、膝盖关节能活动，头戴凤冠，身着五色彩袍，栩栩如生。 菩萨的神像分坐身和行宫两类。坐身大概是泥塑，比较重，坐在庙殿中；行宫大多是木雕，比较轻，能抬出庙殿，当然泥塑抬出庙殿的也有。在马鸣殿中的蚕花公主是行宫，六清明非但要抬出马鸣殿，还要抬下含山游村，所以是木雕的行宫。
蚕花和五圣符
所谓蚕花即是人工制作的纸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棒状的，系用彩色纸条，一边剪成流苏细条，然后将纸条螺旋形绕在细棒上，流苏条便蓬起，样子像个小鸡毛掸子。还有一种类似花朵形，有花有叶，系用宣纸染色，剪成花瓣、叶子，再用棉线绕扎而成。 游含山的蚕农每人都会买一朵蚕花，并把它包在蚕种包里。有的蚕农还摘些桃花、桃叶、麦穗等带回去，用水浸泡，然后用这水将蚕种“浴”一下。
总之，是沾一点山上蚕气的意思。解放后，蚕农不再背蚕种包，但买蚕花的规矩依然延续。妇女将它插于衣襟或发髻上。男人们则把蚕花插在帽檐上，也会带几朵回家放于蚕房中或插在蚕具上。 旧时买朵蚕花是6个铜板，五圣符价也是6个铜板，合起来是12个铜板，此即蚕花十二分之意。12朵蚕花是蚕花十二分，12个铜板也是蚕花十二分，合起来正好是蚕花廿四分。蚕农把这12朵蚕花放在蚕种包里，到掸蚕时将蚕花插在蚕匾上。 所谓五圣符是将五圣菩萨画在一张纸上，一般是黄色纸，用劈开笔画成。所谓劈开笔，就是把笔头剪去，用劈开笔笃出一个五圣菩萨。这五圣符也放在蚕种包里，到掸蚕时，有的人家将此符贴在蚕匾上，大多数人家贴在大门上。五圣符的作用是辟邪，防止蚕病发生。这与农历春节贴门神作用相类似。 仙人潭丢石子从马鸣殿中出来，蚕农们背了蚕种包，到仙人潭丢石子。据说，石子丢到仙人潭中心，能获蚕花好收成。有首顺口溜说：“击中仙人潭，回家养龙蚕。蚕花廿四分，谢谢活神仙。” 潭边有一大石，蚕农们站在大石上丢。还有一个说法，此潭水一年四季不干枯，在清明日用仙人潭的潭水洗眼睛，整个蚕季就能眼目清凉。
仙人潭丢石子后，蚕农们背了蚕种包回家吃粥。早粥前的蚕事活动，是真正的蚕事祭祀活动，在清晨就完成了。从事蚕事祭祀活动的都是含山周围的蚕农，也有来自毗邻桐乡河山、石门的蚕农。
抗战时马鸣殿被日本侵略者毁灭，解放后蚕种由国家蚕种场培育，蚕种包习俗也随之消失了。
踏拔船竞技
踏拔船（也有谐音称“大排船”的），也叫“快船”“哨船”“桨船”等。
为了竞速，人们对普通农船进行改装。即在原农船上，装上“假船头”“翘畚斗”“西梢”“桨架”等辅助设施，使船的长度比原来增加3米多，宽度增加近2米。船上配8至12名不等的桨手，船尾装有两橹。摇橹的方式很有特色，即每支橹由两人面对面摇。外侧的人叫“出挑”，一般由村上最漂亮的女青年担任。“出挑”者站在伸出水面1米余、宽20余厘米的木板上摇橹，随着摇橹的“推”与“扳”（摇船术语），船身左右倾斜，木板软软颤动，甚至触及水面。拐弯时，“出挑”人几乎仰躺于水面上，姿态惊险而优美。踏拔船上无舵，以橹掌握方向。掌大橹者，即为总指挥，均为村上德高望重、身体健康的长辈担任。“踏拔船”前进、倒桨、转弯等，都由掌大橹者用脚蹬船板来指挥。 每逢清明节，含山塘里（京杭大运河）几十条踏拔船来回追逐，水花飞溅，欢声雷动。两岸及山上游人呐喊助威，人声鼎沸，场面无比壮观。 踏拔船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逐步走向了消亡。主要原因是老艺人相继过世，制作“踏拔船”后继无人。如今，青壮年绝大多数外出创业或打工，留守村上的都为老人和儿童，摇“踏拔船”已没了人选。
改革开放以来，京杭大运河含山段的船流量，日均已达3000余条之多。
再想在大运河里恢复摇“踏拔船”，无论从环境或安全角度考虑，已经不再现实。 打拳船表演打拳船（又名“拳船”“船拳”）。人们将两条农船并排相连，用木头固定，然后在船上用木板铺成约一丈见方的台面。船上搭盖彩棚，顶上插有一面大旗，台两边置有兵器架。表演者在搭成的木板台上，表演拳术和刀、剑、枪、甩石锁、挺石杠等器械武术。船上有锣鼓演奏渲染气氛。打拳时会有几只船同时表演，互相进行竞技。如一条船上的人挺不起石杠，另一条船上的人便会跳过船来挺。如成功，就可以拿走石杠，这自然是十分荣耀的事了。打拳船表演的艺人，主要来自练市大虹桥、钟家墩、施家浜、含山丁家栅的武术爱好者。其中不乏大力士和习武世家。在船上打拳，是当地的一大传统特色。2008年，“船拳”已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标竿船表演标竿船用两只较大的农船并锁而成，船上竖一根很粗的毛竹，即标竿。
经过训练的农村青年（较多的是女性）爬到竹竿上，表演各种技巧动作。竿上系有一长布条，表演者时而拉着布条一端突然从高空跌下，动作十分惊险。
标竿所用毛竹，据说要用三年生长期、竹质坚韧的阴山竹。表演时毛竹软而不断，晃晃悠悠，平添几分惊险。如今，优越的物质生活、多元的文化享受，使大家不再青睐这一传统表演技艺，标竿船也随即消亡。
拜香船表演和童子忏吟唱
所谓“拜香船”，是用两只农船并排连锁而成的。船上蒙布帐，四角成飞檐般上翘。“拜香船”一路摇来，一路奏乐。到含山后，便汇入拜香队伍上山。较近地方的拜香会，会步行而来。大家排成队伍，一边步行，一边吹打，一路拜到含山。而童子忏吟唱，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童子忏由30多名10岁左右的男童，组成“拜香童子”。孩子们头戴珠凉帽，身穿绸衣，下系白罗裙，脚穿绣花鞋。每两人一排，其中一人端一小凳，凳面上摊放一经折，折上抄录着忏文，供孩童们拜忏唱念时照本宣读。孩子们事先都要经过数月的操演才能基本学会唱念忏文。为了避免临场遗忘，队伍中每三排之间，便有一名懂此道的老人，担任领唱和提词者。在老人们的带领下，“拜香童子”边行边拜，即唱四句忏文，微微欠身一拜。拜忏结束后，经折便收起，放于小凳下面的一个抽屉里。这一习俗，一直到解放初期才消亡。如今，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教育部门对学龄儿童参与社会活动的禁令，“拜香童子”业已绝迹。
清明节含山轧蚕花传统习俗的“娱神”活动，还有菩萨出会、“扎肉蜻蜓”、“吊臂香表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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