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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毛笔的起源，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说法。东汉蔡邕《笔赋》：“序曰，昔仓颉创业，翰墨作用，书契兴焉。”晋代的成公绥所作《弃故笔赋》说：“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画卦，载万物于五行，乃发虑于书契，采秋毫之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属象齿于纤锋，染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踪。”明代罗颀在《物原》一书中说：“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这些说法所表达的历史概念，就是说毛笔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根据考古实物资料，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彩陶器上，绘有一些彩色条纹。现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彩陶器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其中的一件三足钵，其口沿部位的外表和内里分别涂有如今呈红色的宽、窄条纹，从条纹的印迹看，应该是采用毛刷一类的软性描绘工具涂画出来的。这类软性描绘工具的基本性状已类似毛笔，可以看作是毛笔的雏形。据此推算，毛笔雏形的产生当在距今7000年前。到了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彩陶器上的纹饰更为复杂、精细。可见原始彩陶器所采用的描绘工具已与毛笔相当接近了。 到了距今3000余年前的商朝，甲骨文中已经有表示“笔”的字了，识为“聿”，其形状就像一只手握笔的样子，可见其时毛笔已有应用。其次可证的是，甲骨文大多数是用刀直接刻在甲骨上的，但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和陶器上，人们也发现少量未经契刻的朱书或墨书字迹，笔画具有方、圆、肥、瘦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毛笔书写特征。 西周时期毛笔的使用已有确切的证据。周武王《笔铭》：“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可活。”说的是毛笔记载文字的重大作用。1991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虢国墓地2009号墓（虢仲墓）的发掘中，出土的玉遗册上有毛笔写的“南仲”字样，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毛笔字。
  春秋战国时期，毛笔的使用已很普遍。从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一批战国楚墓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竹简、帛画、陶器、漆器等，上面的文字或花纹，笔画明显具有弹性和粗细变化，这都是运用了毛笔的结果。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发现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是迄今考古发现最为古老的毛笔。“毛笔全身套在一支小竹管里，杆长18.5厘米，径0.4厘米，毛长2.5厘米。制笔的老技工观察后认为，该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做成的，做法与现在的笔有些不同，不是将笔头插在笔杆内，而是将笔毛围在笔杆的一端，然后用细小的丝线缠住，外面涂漆胶固。这表明战国时毛笔制作的方法还比较原始。 秦代前后，毛笔形制产生了重大革新，主要是笔头与笔杆联结方式一改以往将毛裹在笔杆外的做法，而采用将笔杆一端掏空，将笔头纳入腔中。历史上曾有秦代蒙恬发明毛笔的说法，唐代徐坚等撰的《初学记》卷二十一云：“曲礼云，史载笔，士载言，此则秦之前已有笔矣。盖诸国或未之名，而秦独得其名，恬更为之损益耳。”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中作了更详细的说明：“牛亭问曰：‘自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以羊毛为披，所为苍毫，非为兔毫竹管笔也。’”他认为是蒙恬对毛笔形制作了重大改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笔头制作已经采取“披柱法”，即选用较坚硬的毛作中心，形成笔柱，外围裹以较软的披毫，与后代完善的毛笔制法已很接近。考古发现证实了秦笔的形制，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部的睡虎地墓地发掘了一座建于秦始皇三十年的墓，其中出土了三支毛笔。“笔杆为竹质，上端削尖，下端较粗，镂空成毛腔。例如60号，笔杆长18.2厘米、径0.4厘米。毛腔里的毛长约2.5厘米。出土时笔杆插入笔套里，笔套为细竹管制成，中间的两端镂空，便于取笔；笔套一端为竹节，另一端已打通，长27厘米、径1.2厘米，中部两侧镂空5厘米，在镂空的两端各有一骨箍加固。”可以说秦代的制笔方法，已经奠定了此后我国毛笔制作工艺的基础。 两汉毛笔在承袭秦制的基础上，技艺更进步，制作更讲究。1931年，在西北地区古居延泽（今甘肃省额济纳旗一带）发现属于西汉末或东汉初年的一支毛笔，人们把它称为“汉居延笔”。据当时参与出土物品整理的马衡介绍：“笔管以木为之，析而为四，纳笔头于其本，而缠之以枲，涂之以漆，以固其笔头。其首则以锐顶之木冒之。如此，则四分之木，上下相束而成一圆管。笔管长公尺0.209米，冒首长0.009米，笔头（露于管外者）长0.014米，通长0.232米。圆径：本，0.0065米；末，0.005米。冒首下端圆径与末同。
  管本缠枲两束：第一束（近笔头之处）宽0.003米，第二束宽0.002米。两束之间相距0.002米。笔管黄褐色，缠枲黄白色，漆作黑色。笔毫为墨所掩作黑色，而其锋则呈白色。此实物之状态也。”马衡又加以分析：“此居延笔之柱已秃，不辨其为鹿为兔。而毫端呈白色者，必羊毫之被也。”
  1972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毛笔一支。“杆颖均完整，杆长21.9厘米、径0.6厘米，笔尖长1.6厘米。外覆黄褐色狼毫，笔心及锋黑紫色，根部留墨迹。笔杆竹质，端直均匀，中空，浅褐色，包笔头处稍有收分。笔杆前端扎丝线并髹漆，宽0.8厘米；杆尾削尖（稍残）。中部隶书阴刻‘白马作’三字……”这次出土的笔和1957年磨嘴子2号墓出土的一支笔（缺笔头）形状、制法基本相同。杆前端中空以纳笔头，扎丝髹漆以加固，笔尾削尖便于簪发。特别是笔头中含长毫，有心有锋，外披短毛，便于蓄墨，这是汉笔的特点，比战国的毛笔进了一步。笔杆上落款为“史虎作”，大概为民间笔工的名字。
  1978年10月，在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出土西汉毛笔一支，“毛笔出土时插在笔筒（套）内。竹笔杆实心无皮，末梢斜削，直径0.6厘米，长
  23.8厘米。一端有孔，插入笔毛，毛长1厘米，上有黑墨残渣。全长24.8厘米”。笔筒用直径1.6厘米的细竹竿制成，长27厘米。两头穿透，筒身开八孔，正反各四，两大两小。大孔长4—4.5厘米，宽0.8厘米。小孔长2—2.2厘米，宽0.4厘米。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各宽0.8厘米，皮箍上有钮结。整个筒身及皮箍外部涂黑漆。
  1985年4月，江苏连云港市黄石崖西郭宝汉墓出土毛笔一支，木质笔杆，直径0.4厘米，笔杆前端包接长1.8厘米、直径0.7厘米的粗短头，短头中心打洞并四分其木，包在细笔杆上，外以丝线缠绕加固。一半中空的内腔纳入笔头，笔头用兔毫制成，外露部分为2.3厘米，其根部用生漆黏结于粗头腔中。整笔长21.4厘米，套在一个小竹管里，竹管长21.2厘米。
  1993年2月，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汉墓出土毛笔两支，笔杆一粗一细装入同一支双管漆器笔套内，笔杆竹制。细的一支杆长21.4厘米，杆端径0.7厘米，向后渐细，至杆末为0.3厘米。笔毫为兔毫，露出杆外的毫长1.6厘米。另一支略粗的笔杆末端为0.5厘米（毛毫已损）。笔套为木胎漆器，采用针刻手法刻绘几何纹和树林、鸟兽、云气纹饰。套为双筒形，分为两截，分别长为10厘米和9.5厘米。其中长的一截两端皆通，短的一截一端封口。管径都为1.1厘米，管孔径0.9厘米。
  1995年，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疃汉墓出土毛笔2支。只有4支笔套，2个毛笔头。笔头毛毫为兔毫，锥状，直径0.5厘米，总长4.1厘米，纳入笔杆部分为2厘米。从仅剩于笔头部分的笔杆残存看，杆为木质，杆端打孔为毛腔。笔套为短套，长4.3厘米，外施针刻纹饰。口端直径为1.3厘米，末端为1厘米，末端封口。
  毛笔之别称
  秦前，毛笔称呼不一。楚国称毛笔为“聿”，吴国称“不律”，燕国称“弗”，等等。蒙恬改良毛笔的最大特点是“以竹为管，纳毛于内”。秦统一六国文字后，根据楚国的笔名“聿”，加上蒙恬独创的“加竹”（即“聿”字上加竹字头），合成为“笔”，从此就有了“笔”之称谓。
  古时，人们赋予笔各种别致的代称，至今仍得到广泛应用。其意趣盎然，耐寻味。
  1.管—汉郑玄《毛诗传笺》：“彤管，笔赤管也。”
  2.管子—唐《开元遗事》：“有一书生，进谒李林甫，称笔为‘管子’”。
  3.毛颖—宋陈渊《墨堂文集》：“我行何所挟，万里一毛颖。”
  4.管城子—唐韩愈《毛颖传》：“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笔为蒙恬所造，故称。宋黄庭坚《戏呈孔毅父》诗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文兄有绝交书。”
  5.管城侯—《文房四谱》有此一说。又文嵩《管城侯传》：“宣传毛元锐，学文锋，封为管城侯。”
  6.中书君—《毛颖传》：“毛颖者，中山人也。封管城子，累拜中书令，呼为‘中书君’。”宋代苏东坡《自笑》诗云“多谢中书君，伴我此幽栖”，即咏此事。
  7.毛锥—南宋杨万里《诚斋集》：“仰枕槽丘俯墨池，左提大剑右毛锥。”
  8.毛锥子—《新五代史·弘肇传》：“弘肇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无毛锥子，军赋何从集乎？’毛锥子盖言笔也。”
  9.毫素—晋陆机《文赋》中云：“或含毫而邀然，唯毫素之所拟。”李善注：“毫，笔也，书谦曰素。”故亦作“毫素”。
  10.毫锥—《白乐天集》：“乐天与元微之各有纤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目为‘毫锥’。”
  11.秋毫—苏东坡《鲜于子骏见遗吴道子画》：“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
  12.健毫圆锋—《山堂肆考》：“唐时，赶考举子将入场之际，嗜利者争卖‘健毫’‘圆锋’名笔。其价高过平时十倍，‘号定名笔’。”
  13.羊毫、狼毫、兼毫—湖笔的原料由羊毛、狼尾毛或两种混合制成。
  羊毛笔头称羊毫、狼毛笔头称狼毫、两种混合笔头称兼毫。故有人也以羊毫、狼毫、兼毫等作为笔之别称。
  14.龙须—《龙须颂》：“再释其笔，曰龙须友。”关于笔，有一副颂誉联：“龙须作友，鸲眼流光。”“龙须”指笔。
  15.兔毫麟管—楹联：“兔毫推赵国，麟管赐张华。”这里有两个典故。
  上联出自王羲之的《笔经》：“汉时诸郡献兔毫，惟有赵国毫中用。”下联出自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张华著《博物志》，晋武帝赐给他名笔“麟角管”，作为鼓励。16.鸡距、鹿毛、鼠须、麟角—有一对联：“鸡距鹿毛花开五色，鼠须麟角笔扫千军”。上联“鸡距”“鹿毛”均为古代名笔。前者典出白居易的《鸡距笔赋》：“不得兔毫，无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鸡距，无以表入本之功。”后者典出《唐书地理志》：“蕲州蕲春郡士贡：白纾箪，鹿毛笔。”下联“鼠须”“麟角”亦俱为古名笔。《笔经》云：“世传张芝、钟繇用鼠须笔，笔锋劲强有芒。”“麟角”即为“麟角管”。
  17.佩阿、昌化—《致虚阁杂俎》：“笔神叫作‘佩阿’，又叫作‘昌化’。”
  18.湖颖—湖笔又称湖颖。湖颖，是湖笔最大的特点。所谓“颖”，就是指笔头尖端有一段整齐而透明发亮的锋颖，业内人称之为“黑子”，这是其他笔所没有的，故而称之。
   古籍说笔
  《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取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实天地之伟器也。” 《庄子》记载：“众史皆舐笔和墨，是以毫染墨也。” 《说文通训定声》记载：“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从聿，从竹。” 《古今注》记载：“惟之秦始用竹为管而有笔之名耳。” 《笔赋》记载：“序曰，昔仓颉创业，翰墨作用，书契兴焉……唯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情亟以剽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元墨以定色。” 《弃故笔赋》记载：“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画卦，载万物于五行，乃发虑于书契，采秋毫之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属象齿于纤锋，染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踪。” 《物原》记载：“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 《笔铭》记载：“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可活……岂其作笔，必兔之毫。调利难秃，亦有鹿毛……盖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贾赍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间使者，则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为笔者，往往亦不下兔毫也。” 《初学记》记载：“曲礼云，史载笔，士载言，此则秦之前已有笔矣。盖诸国或未之名，而秦独得其名，恬更为之损益耳。” 《中华古今注》记载：“自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作秦笔耳。
  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以羊毛为被，所为苍毫，非为兔毫竹管笔也。” 《西京杂记》记载：“汉制天子笔，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又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又傅元云：汉末一笔之柙，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 《笔经》记载：“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唯有赵国毫中用。时人咸言‘兔毫无优劣，管手有巧拙’……世传张芝、钟繇皆用鼠须笔，笔锋劲强有锋芒。”《笔经》中对制笔也作了较具体的叙述：“采毫竟，以纸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腻也。先用人发杪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毳（自注：凡兔毛长而劲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令治（自注：用以麻纸者，欲其体实，得水不胀）。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见，然后安之。惟须精择去其倒毛。毛杪合锋令长九分……此笔成合，蒸之，令熟三斗米饭，须以绳穿管，悬之水器上一宿，然后可用。制笔之法，桀者居前，毳者为后；强者为刃，软者为辅；参之以苘，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泽以海藻；濡墨而试，直中绳，句中鉤，方圆中规矩。终日握而不败，故曰笔妙。” 《书断》记载：“韦诞，字仲将……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得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兼径丈之势。’” 《齐民要术·笔墨》记载：“韦仲将《笔方》曰，先次以铁梳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茹讫，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好。用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截，用衣中心—名曰‘笔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衣羊青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 《负暄野录·毫锥名笔》记载：“世称笔之锋短而毫锐者谓之‘毫锥’。盖本唐白傅诗云，有‘毫锋锐，君之锥’语。白自注云：‘时与元微之各有锋纤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自曰‘毫锥’。” 《鸡距笔赋》记载：“足之健者有鸡足，毛之劲者有兔毛。就足之中奋发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长毫。合为乎笔，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尽其妙。圆而直，始造意于蒙恬；利而铦，终骋能于逸少。斯则创因智士，制在良工。拔毫为锋，截竹为筒。视其端若武安君之头锐，窥其管如元元氏之心空……故不得兔毛，无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鸡距，无以表入墨之功。及夫亲手泽，随指顾，秉以律，动有度。染松烟之墨，洒鹅毛之素。莫不画成屈铁，点成垂露。若用之战阵，则摧敌而先鸣。若用之草圣，则擅场而独步。” 《笔法诀》记载：“夫笔大小、硬软、长短，或纸绢心、散卓等，皆各从人所好。” 《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中记载：“前寄笔出自新铨，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长，似学铁头之短。” 《紫毫笔》诗载：“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管勒工名充岁贡，君兮臣兮勿轻用。勿轻用，将何如？愿赐东西府御史，愿颁左右台起居。搦管趋入黄金阙，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动言直笔书。起居郎，侍御史，尔知紫毫不易致。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
  慎勿空将弹失仪，慎勿空将录制词。” 《北户录》记载：“青毫六两，紫毫三两，次毫六两。劲健无以过也。” 《闻见后录》记载：“‘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果却之，遂多易以常笔。曰：‘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 《酉阳杂俎》记载：“开元中笔匠名铁头，能莹管如玉，莫传其法。” 《寄黄晖处士诗》记载：“蒙氏技传黄氏子，独闻相继得名高，锋芒妙夺金鸡距，纤利精分玉兔毫。” 《东轩笔录》记载：“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故老杜云‘书贵瘦硬方有神’，虽其言为篆字而发，亦似有激于当时也。” 《能改斋漫录》记载：“向见柳公权一帖，谢人惠笔云：‘近蒙寄笔，深荷远情。虽毫管甚佳，而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磔有冯，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顷年曾得舒州青练笔，指挥教示，颇有性灵。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二管，即为妙矣。’” 《文房四说》记载：“鼠须散卓及长心笔绝佳，常州许頔所造二品亦不减之。然其运动随手无滞，各是一家，不可一体而论之也。” 《笔说》记载：“散卓笔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纤与半寸相当。其撚心用栗鼠尾，不过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则刚柔随人意，则最善笔也。” 《书侍其瑛笔》记载：“郎奇枣心散卓……南阳张义祖喜用郎奇枣心散卓，能作瘦劲字，他人所作笔都不可意。” 《书黄鲁直惠郎奇笔》记载：“仆应举时常用郎奇笔，近岁不复有，不知奇之存亡。今日忽于鲁直处得之。鲁直云：‘奇中风十许年，近忽无恙。此笔不当供答义人，当与作赋人用也。’” 《铁围山丛谈》记载：“吾倾见尚方所藏《右军笔阵图》，自画捉笔手于图，亦散卓也。又幼岁，当元符、崇宁时，与米元章辈士大夫之好事者争宝爱，每遗吾诸葛氏笔，又皆散卓也。及大观间偶得诸葛笔，则已有黄鲁直样作束心者。鲁公不独喜毛颖，亦多用长须主薄，故诸葛氏遂有鲁公羊毫样，俄为叔父文正公又出观文样……政和后，诸葛氏之名于是顿息焉。” 《通雅》记载：“散卓者，软笔也。” 《书吴无至笔》记载：“有吴无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时，余屡尝与之饮，饮间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侠也。今乃持笔刀行，卖笔于市。” 《试张耕老羊毛笔》记载：“老羝拔颖，霜竹斩竿。双钩虚指，八法回腕。张子束笔，无心为朴。鸡著金距，鹿戴千角。”古人说笔
  湖笔以羊毫见长，能书善画，为书法家所喜爱。许多古籍中都有赞美湖笔的记载。 元代后期的袁桷，在《赠番易笔工童生》中对冯应科笔加以赞赏：“咸淳间湖州笔工冯生，制笔得绝法。圆不至软媚，劲不至峭直，一笔可作万字。”这说明湖笔刚柔相济、经久耐用。
  元末沈梦麟《赠笔生陆文俊》诗中形容湖笔：“羊柔肯写黄庭经，苘重难临青李帖。”其中的《黄庭经》《青李帖》都是王羲之的传世名帖，前者意态秀美，后者体势雄健。诗句的意思是“羊毫湖笔的柔和可以写出《黄庭经》那样秀美的字，而湖笔不像原来以麻为心的笔那样，否则要想临摹出《青李帖》那样的法书是不可能的”，同样是赞美了湖笔的柔劲皆具，其中也透露出当时的湖笔应属于无心散卓一类的笔。
  元末明初文人陆居仁的《苕之水》诗，赞扬湖州笔工陆文俊所制毛笔，其中有“束毫管竹齐且尖，脱颖不数毛锥铦”，肯定了湖笔笔锋的“尖”和“齐”，以及笔头像铁锥一样锐利。类似的形容还有虞堪《赠笔生施廷用》诗：“聊复临池扫硬黄，云烟脱手生光芒。快马追风忽当阵，铦戈利剑森交张。” 明代的高濂还拿湖笔和其他地方的笔作了比较，他在《遵生八笺》中云：“余取杭人旧制笋尖笔，桩最佳。后因湖州扎缚笔头为细腰葫芦样制，杭亦效之，最为可恨，初写似细，宜作小书。用后腰散便成水笔，即为弃物。杭笔不如湖笔得法。”随着对湖笔优良品质的日益认识，到了明代，人们终于据湖笔而归结出“尖、齐、圆、健”四大优质特性。
  明代解缙的《笔妙轩》在称道湖州笔工时说：“闻君制作非寻常，尖齐圆健良有方。”此后屠隆在《考槃余事》中将其归结为笔之“四德”，称：“制笔之法，以尖、齐、圆、健为四德。”从此以后，尖、齐、圆、健不仅是对湖笔的专有誉词，也成为人们判断优质毛笔的最高标准，明代时湖笔已作为贡品进贡朝廷。
  沈梦麟《赠笔生陆文俊》诗中写到笔工陆文豹时云：“呜呼颖也收声久，诸孙文豹昌其后。承恩玉几天回光，怀宝东吴不轻售。”明代曾棨《赠笔工陆继翁诗》中写到其父陆文宝所制笔时云：“制成进入蓬莱宫，紫花彤管飞晴虹。九重清燕发宸翰，五色绚烂皆成龙。”前者的“承恩玉几”意为“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后者诗句的大意是“制成的笔进入了宫廷，皇帝清闲时挥毫作书”，都隐含着湖笔进献于皇帝的意思。 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记载了关于笔工施阿牛的一个小故事：“弘治时，吴兴笔工造笔进御，有细刻小标记云‘笔匠施阿牛’。孝宗鄙其名，易之曰‘施文用’。”这是对湖笔作为贡品进御朝廷的直接记述。 明代善琏还是一个村落，村上多数居民都是农民及笔工的双重身份，即农忙务农，农闲制笔。《永乐大典·湖州府》记载：“本县善琏村居民大半能制笔，其笔视他处为特胜。自冯应科、陆颖后，代不乏人。农耕之暇，即缚笔。客旅转贩于四方者甚众，居民借此利，备耕作之利焉。”其实这种情状与毛笔制作的特点有关，即毛笔制作是一个多工种合成的操作，其中有些工种技术含量不太高，但很费工费时，需要大量人手，这就为部分居民亦工亦农提供了条件。在湖笔转贩于四方的同时，善琏亦有不少笔工走出家乡，移居外地制笔。 明代徐献忠《吴兴掌故集》称：“湖俗出笔工，遍海内制笔者皆湖人也。”善琏笔工移居较多的地方是京城以及与湖州邻近的苏南及苏北地区。屠隆《考槃余事》载：“笔工……国朝有陆继翁、王古用，皆湖人，住金陵。” 《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取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实天地之伟器也。” 《庄子》记载：“众史皆舐笔和墨，是以毫染墨也。” 《物原》记载：“以漆书于方简……” 《史记》记载：“秦始皇行至云溪望祀虞舜于九疑崇山，浮江下、观籍河、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还过吴（注：即今湖州）……”据传，蒙恬在湖期间邂逅善琏西堡民女卜香莲，后结为夫妇。两人以“兔毛为柱，羊毛为披，以竹为杆，纳毛以内”的技艺改良毛笔，并传授于乡民，《归安杂录》记载：“蒙纳卜夫人，随征塞上。卜夫人，贤而慧。取羊毛、兔毫制笔，书于帛，仕尉皆颂其才……”蒙恬遇难后，“夫人携幼子蒙颖，由门卜迁，且伴归故里隐居，授乡民以制笔三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