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菱湖作为“丝绸之府”湖州的一个主要丝绸专业名镇，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
   地下文物的不断发掘，并与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对中华民族丝绸文化的源流，已有愈来愈科学的认识。菱湖地区数千年的栽桑养蚕业，在整个中华民族丝绸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在湖州市郊，距菱湖镇仅
  10公里的钱山漾二次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探坑22号第4层，出土了丝线、丝绳、丝带、绸片以及麻布、稻谷、细麻绳、棕丝刷子等物。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735年，距今4700±85～100年。通过观测鉴定，绸片是茧丝无捻合的长丝做经纬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表面细致、平整、光洁、丝缕平直，经纬线由多根单茧长丝并合成一般丝线交织而成，经纬密度分别为经密134根/时、纬密122根/时。经纬丝均无捻度，茧丝呈半透明状态，未发现类麻纤维横节，在显微镜下测得经纬丝线平均直径167微米，单茧丝平均直径
  15.6微米。股丝由20根左右单茧丝合并而成。丝带为辫状组织细长带子，由4根股丝捻合成一缕丝线，为“Z”捻，“S”捻，由丝线结辫成带。这些成为迄今中国出土最早最完整的丝绸实物。专家们研究后认为，这些丝绸都是当地产的，蚕已进入家养阶段；并被世界上公认为最早的家蚕丝织物。标志着先民在4700年前已广泛地应用丝绸，其丝织技艺已达较高水平。2005年3～6月，钱山漾遗址第
  三次发掘，又出土了一件3500年前的丝带，再次证明湖州地区丝绸发展进程没有中止。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是迄今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之一。湖州，包括菱湖地区，是世界丝绸文化的发源地和最早的源头。
   中国《夏商周断代年表》向全世界宣布，公元前约2070年为夏代始年。《尚书·禹贡》记载，夏代，湖州属九州中的扬州之域，已有精美的丝织品“织贝”的生产。西周（公元前841年）以后，历代均有丝绸生产和丝绸衣被天下的记载。
  这些记载泛指湖越之地，菱湖地区作为湖州经济重镇，地处吴越之间，当属所记载之列。如吴均诗所写：“荫陌复垂塘”（《吴朝清集》）。又据南朝宋代山谦之《吴兴记》载：乌程县东南三十里，菱湖附近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成片桑林，史称桑墟。至南朝时，包括菱湖地区在内的吴兴郡丝、绵、布、帛覆衣天下。唐代吴兴郡进贡的除绸、绵外，还有名贵的御服乌眼绫以及纤缟等，而菱湖所产丝绸已列为上贡，境内前丘、射村盛产三种绵绸：勚着、客绸、杜机。《湖录》载：“唐时上贡有绵绸，出归安之菱湖者最佳。”即今前丘、射村所产，细光莹白，冠于他处，皆鬻于菱湖市中，故独以菱湖名耳（清嘉庆吴玉澍《宝前两溪志略》）。
   至宋元时期，平原水乡“桑麻如云，郁郁纷纷”，湖滩、山地也植桑成林，民间养蚕缫丝盛行，并积累不少经验，如桑树由嫁接家桑进一步培育成低杆矮桑；缫丝开始注重水质；养蚕、缫丝、丝织、印染以及丝绸买卖开始专业性分工。至明代，栽桑除利用嫁接法外，压条法广泛使用。养蚕对蚕种选留、保护以及新品种培养十分讲究。为提高蚕茧解舒率，总结出“出口干”三字诀。缫丝广泛采用两人操作的足踏缫丝车。生产“合罗”（细丝）、“肥丝”（粗丝）。制丝用水选择注重一个“清”字。明代丝织机有三种类型：腰机、小机、花机。织造炼染技术已相当进步，丝织物品种繁多，花色鲜艳。
   明代中叶以后，出现许多丝绸工商市镇，如菱湖、南浔、双林、琏市、新市、湖州等，菱湖成为明朝丝绸业的重镇。郑元庆《湖录》载：“隆庆间，归安菱湖市廛家主，四方鬻丝者，多廛临溪，四、五月间，溪上乡人家货丝船排比而泊”。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引：“菱湖……多出蚕丝，贸易者倍他处”。（《（成化）湖州府志》载：明宋雷《西吴里语》卷四）。当时著名的湖丝，在万历前“出归安、德清者佳”，一直“唯菱湖、洛舍第一”。万历后期，七（辑）里丝后来居上，“湖丝唯七（辑）里尤佳”。湖州府隶属的菱湖、南浔、双林、新市、琏市（今练市）等地区，竞相效仿“七（辑）里”缫法，并将所产之丝均冠以“七（辑）里丝”之名。菱湖蚕丝业当时最为著名，水绸和纺纱绸为驰名特产，行销各省且达日本和南洋。
   清代前期（1644-1840），种桑、养蚕、缫丝等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桑叶亩产春叶，好时2500多斤。养蚕技术方面总结出“十体”和“二戒”的经验。缫丝对原料选择有所改进，对水质十分重视。七（辑）里湖丝自明代擅名于江浙，进而闻名于京城、江南、四川、广东，甲于天下。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局所用原料均仰湖丝供给。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662—1795）湖丝与明代一样“衣被天下”，外销南洋、日本、英国等国家。清道光时期，菱湖与南浔、双林三镇成为国内著名生丝集散市场，府城湖州与杭州、苏州、盛泽齐名，称为国内“四大绸市”。清代后期，蚕桑丝绸业发展至鼎盛，已从明代“田中所人与桑蚕，各具半年之资”。（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发展到“尤以（蚕桑）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清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七《蚕桑》），以至成为“衣食之本”，故民间流传：“一年两季蚕，相抵半年粮”的谚语。光绪五年（1879），湖州府产丝416.32万斤，占浙江省总产丝量69％以上，其中菱湖镇占
  13.1％。“镇上大半衣食于此。”（清光绪《菱湖镇志》）清代的绸机户遍及城乡。
  菱湖的绵绸尤为出名。
   民国初年，孙中山制定的《实业计划》提出“按4.5亿人每人用绸缎2.5米，即需蚕茧850万公担，生丝7.1万吨，产绸缎11.25亿米”。除蚕桑生产持续上升，缫丝和丝织生产向机械化、半机械化过渡，绸缎花色品种有较大更新，民国
  19年至22年（1930～1933），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丝价猛跌，绸厂半开半停，此后一蹶不振。民国26年（1937）11月，日军入侵，桑园被毁65％，蚕丝业元气大伤，丝绸业破坏严重，湖州城乡（包括菱湖镇），缫车毁损1693部、绸机被毁3000台左右。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民渴望恢复蚕业生产，民族资本工商业者和科研教育人员也极力想恢复发展丝绸业。但在国家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下，实行垄断压价收茧，苛捐杂税，致使蚕农无力扩大生产，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丝绸业发展。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日益加剧，致使民族资本经营的丝绸厂亏损增加，丝绸业欲苏而复衰。菱湖丝总量仅战前1/10。至解放前夕，湖州地区蚕桑丝绸，桑园减少至23.39万亩，丝厂全部停工遣散，绸厂和零机户约有绸机2000台，开动只占1/5，丝绸产量大幅下降。
  1949年4月，湖州、菱湖先后解放，蚕桑丝绸业得以恢复和发展。解放初，全省相继恢复生产的丝厂中湖州地区有菱湖缫丝厂等6家，绸厂有湖丰、达昌、永昌等10家。1953年，人民政府重点对丝绸行业进行扶持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私私合并，公私合营、联营，扩大生产规模等措施，使丝绸行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菱湖缫丝厂于1951年3月与湖州市公私合营新湖公司联营，1953年2月转为地方国营。
   菱湖地区“恢复时期”实现生产蚕茧5008吨，白厂丝219.16吨，土丝98.36吨，丝绵31475斤。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丝绸企业开展操作训练，互相观摩、评比，总结推广先进经验。1957年参加全省第一次绸缎花色品种设计会议，对历史上的丝绸品种，进行有计划地挖掘与整理，创造许多新品种。菱湖地区蚕茧产量8225.8吨，白厂丝产量813.28吨，平均品位由1950年的C级上升到1957年2A63。
   “二五”时期（1958～1962年），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蚕桑丝绸生产一度大幅下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1963年后，丝绸行业认真贯彻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三统一优”的原则（统一计划、统一原料、统一检验和择优安排生产）。当时菱湖丝厂被定为全省保持常年生产6家厂之一。“三五”、“四五”期间（1966-1975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丝绸业生产受到干扰和影响。菱湖丝厂出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企业亏损。由于广大丝绸职工和技术人员不懈努力，在科研、生产方面仍取得一定进展。有新蚕种育成推广，探索蚕茧干燥理论，进行设备改进，研究试制成功新型自动缫丝机和丝织机自动化。1972年，蚕茧收购彻底改变手估目测的评茧计价办法，推行干壳重量评茧计价。
   “五五”期间（1976～1980年），丝绸业进入振兴发展阶段。政府把丝绸工业作为支柱产业，把丝绸产品作为拳头产品，在原料、贷款、技改、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方面给予优惠。同时，企业改革、整顿，上等级。
   “六五”期间（1981～1985年），从1985年春茧开始，蚕茧经营管理体制下放，丝绸生产和收购实行指导性计划。确保蚕茧、丝绸、外贸专业协作与协调发展。
   “七五”期间（1986～1990年），国际丝绸市场旺销，1986年中国白厂丝出口价格为2.7万美元/吨、1987年为3.3万美元/吨、1989年达到5.0万美元/吨。
  乡镇企业由此发展很快，小丝厂、小绸厂如雨后春笋，蚕茧、厂丝原料供不应求，引发“蚕茧大战”。1987年蚕茧原料缺口，占年需要量41.5％，丝绸骨干企业陷入困境。1988年，“以茧返丝”、“以丝返绸”，保证丝绸出口货源。1989年，整顿乡（镇）村办丝绸企业，对不符合条件的小丝厂、小绸厂实行关、停、并、转，压缩生产规模，丝绸骨干企业出现转机。
   “八五”期间（1991～1995年），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丝绸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91年丝绸行业深入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加快丝绸企业科技进步，抓好丝绸品质综合治理，深化丝绸外贸体制改革。
  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和中共十四大精神鼓舞下，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技改步伐，做好产销衔接，保质保量抓好成交出口。产品产量、工业利税、出口创汇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93年蚕茧减收，丝生产加工能力扩大造成蚕茧原料缺口1/3以上，但丝绸工业生产仍保持高速增长。1995年，丝绸业大面积出现亏损。
   “九五”期间（1996～2000年），丝绸企业继续转换机制，盘活资产，压缩库存，拓展市场。1998年4月1日，调整结构整顿压缩缫丝加工能力，菱湖镇境内缫丝企业共压台拆机612台。
   “十五”计划时期（2001～2005年），农民家庭绸机方兴未艾。丝厂体制转轨后成为民营企业。2003年5月，浙丝二厂复工复产。
  2005年，全镇8家丝厂的白厂丝年产量达1434吨；商标丝织带年产量130亿米，占全国产量70％，市场占有率
  60％。6家绸厂真丝绸缎产量1134万米。“十五”期末，全镇丝绸职工5288人，丝绸业年产值44.9551亿元。
   明朝江浙间主要丝绸工商业城镇 第一节江南丝绸名镇 菱湖镇素称江南丝绸雄镇、名镇。经考古发掘认证，早在4700多年前，先民已从事栽桑、育蚕、缫丝、织绸。蚕丝的故乡是中国，湖州是迄今最早的蚕桑丝绸发源地与发祥地之一，菱湖则是当之无愧的“丝绸名镇”。
   秦汉时，菱湖栽桑养蚕已有相当规模，至南朝“乌程东南三十里有桑墟”（南朝·宋《吴兴记》）。“桑墟”所处位置即今菱湖。唐宝历元年（825），湖州刺史崔元亮始筑凌波塘，建秀溪桥，塘东渐成聚落，从事种菱、养鱼、植桑，“塘以西皆桑墟、芦苇。”（明·庞太元《菱湖志》）。
   唐朝，菱湖已成（桑树）“有地即栽，无一旷土”，丝织品已列为贡品（《湖录》），“吴兴土产，唐时贡绵紬，向出菱湖、新市者最佳。”（《湖录》）引李宗谔《图经》）“紬通邑皆出，绵紬则惟菱湖镇出者为上，而此镇（新市）出者次之。今为岁办，以供上用。”（明正德十一年陈霆《新市镇志》）“菱湖业蚕，捻线为绸尤工。”（清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引《归安唐志》）宋时“湖丝遍天下”，已有官营“织绫务”作坊。《宋史·食货志》记载杭嘉湖地区“茧泊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这自然包括菱湖地区。
   明清时期，菱湖蚕丝业更发达，产、质量均为湖州府第一，菱湖成为湖丝最大集散地，与南浔、双林、震泽、濮院并称全国“五大丝市”。
   明洪武初年（1368）始设务司，建社坛后，于是“人物之荟萃，舟航之环集，甲于湖郡，遂成为吴兴城南一雄镇。沿湖岸铺及湖内舟船，商贾凑集，总之各行不下百余户。”（清光绪《菱湖镇志》卷一）明代中叶，菱湖一带“桑麻环野，西湖之上无隙地”。正德、嘉靖时（1506～1566），已以“多出蚕丝”而闻名，故“贸易者倍他处”（明万历庞太元《菱湖志》及嘉靖宋雷《西吴里语》卷四）。“丝则各县俱有之，惟出于菱湖、洛舍为第一。”（明成化《湖州府志》卷八），明弘治《湖州府志》：“丝，菱湖第一。”菱湖出产的细丝光莹洁白，量多质佳，尤以前丘、射村一带所产丝为最。不仅蚕丝业相当兴旺，而且织绸业亦盛。史载“菱湖业蚕，捻线为紬（绸）尤工”，（清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风俗》）、“绵绸唯菱湖镇出者为上”（明正德《仙潭志》）。菱湖手织水绸、纺纱绸、绵绸具有独特风格，如明隆庆《湖州府志》所载“有水绸、有纺纱绸，出菱湖者佳”，成为驰名特产。隆庆、万历（1567～1619），湖丝“独盛於归安”。每当新丝告成，镇上客商云集，“丝家设庄，集于斜桥河、油车潭外，唯东栅有庄，然莫若斜桥河一带之热闹。”（沈云飞《菱湖表征录》）“归安菱湖市廛家主，四方鬻丝者，多廛临溪，四五月间，溪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自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十）所指地域，即今菱湖镇东栅从隆兴桥到马家墩村1里多水面、南栅玄坛庙到清水漾2里多水面、北栅安澜桥到风水墩1里左右水面，沿岸泊满了比肩而挨的大小丝船，盛况空前。“盖由来久矣。镇上大半衣食于此。”菱湖自此成为江南著名的丝业专业市镇。
   清代，菱湖镇为湖丝贸易中心之一，蚕业更盛。“立夏三日，四乡采桑贸叶”，嘉庆时（1796～1820），买卖桑叶的“叶行俱在安澜桥一带”，至光绪年间（1875～1908），“四栅皆有”（清光绪《菱湖镇志》，又嘉庆孙宗承《菱湖纪事诗注》），故而产丝量倍增。同治三年（1864）秋，菱湖设立丝茶厘局后，据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府局谕饬事照》载菱湖有官丝行陆亨荣、唐广丰2家。另有私行庞亨荣、朱本立、李恒裕、沈永裕等10余家。光绪四年（1878），蚕丝产量
  499720公斤，占南浔、双林、新市三地总产量的82.03％，超过嘉兴府466494公斤和杭州府492670公斤的总产量。光绪五年（1879），菱湖一镇丝产量达到
  545067公斤，占湖州府总产量的33.04％，占全省总产量的13.11％，连居全省首位。其时，〔日〕伊藤斌研究中国蚕丝业，说“菱湖所产者数量多，品质比较良好”（〔日〕明治四十年（1907）伊藤斌《支那蚕丝业研究第一编》）。故俞樾在《菱湖镇志》序言中说，“国家岁入税厘大半出于丝捐，丝捐以湖郡为最，湖郡又以菱湖为最。”菱湖周围67个村庄多产蚕丝，“皆鬻於菱湖市中”（郑元庆《湖录》）。
  至光绪年间，镇上大小丝行、丝庄有20余家，著名的有陆亨荣、唐广丰、杨万丰、陆鼎茂、钱宏顺、庞亨荣、聚和、大集成、吉泰等9家规模大的丝行，从业180多人。其中杨万丰的“银双樯”、唐广丰的“金麒麟”牌商标最有信誉，蜚声海内外。
  丝业兴旺时，镇上每年成交生丝总量达一万包（约40万公斤以上），历来有“湖丝遍天下”、“湖丝甲天下”之称，而菱湖产湖丝为湖郡之冠，成为江南丝绸专业重镇。
   民国26年（1937）前，尽管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渗入江南水乡，苛捐杂税繁重，农村凋敝，但菱湖蚕茧产量仍达3320吨，生丝产量402.5吨。镇上除丝行外，还有4家经厂（干丝加工场）：湖西墩卢财生等合资的伟纶经厂、牌楼头俞阿
  二经厂、九世堂沈芸斋经厂和东栅安泰當经厂。
   日军侵占湖州后，菱湖先后成为沦陷区和游击区，蚕桑事业破坏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桑树被砍伐焚毁约200万株，桑地被毁约3万亩，菱湖全镇房屋三分之二被火焚，除部分丝行、丝庄老板逃往外地避难，镇上姚万昌、罗绵记丝行，杨正兴、金阿三丝庄，德泰祥绵绸庄等丝绸业10余家被焚毁，4家经厂被毁坏。民国28年至29年（1939～1940），菱湖陆杏生、卢财生、费淦清和沈金亭在溪西卢家庄相继办起三友、恒丰2家小型缫丝厂，分别有日式、意式坐缫车各48部。民国30年（1941），三友和恒丰迁菱湖镇小西栅和利济桥堍，在31年（1942）关闭。
  29年（1940）5月，陆福康开办了心远堂经厂，在32年（1943）9月也关闭了。但菱湖蚕农并未因日军掠夺破坏而放弃种桑、养蚕、缫丝。
   抗战胜利后，菱湖丝行恢复无几。只有同丰祥、恒丰、福兴祥3家，均开设在王家门前。1946年，菱湖丝行同丰祥、恒丰、福兴祥开秤外，新增王义和、公懋祥。1946年，民族资本家章荣初在上海发起成立菱湖建设协会，承担家乡重建，恢复和发展蚕桑业，赠送蚕农70万株桑苗，并且建立施家桥青树实验农场，占地
  800亩，其中300亩用于桑秧实验、改良品种。引入新种，成为推广农村的桑苗基地。章荣初又接办镇江明明蚕种场等，每期发放蚕种14000张（1947～1948年共发放12.35万张蚕种），成立15个乡镇的125个蚕业生产合作社，约38000农户参加。建立菱湖蚕桑总指导所，各乡镇均设立蚕桑指导所，邻近三、四个乡设一巡回指导区，共设5个巡回区，13所指导所，18所分所，设立49个村镇共育组，聘请137名技术人员担任蚕桑指导员，很快使菱湖的蚕桑生产有了起色。同时，在民国35年（1946），独资建成了当时号称远东最大现代缫丝厂——菱湖丝厂，民国37年（1948）6月投产，有立缫车408部、座缫车20部，当年生产白厂丝105吨。实现了种桑、育蚕、缫丝一条龙生产管理体系。1949年解放前，桑地面积在5万亩以上，栽桑1500余万株。1948年春蚕种60000张，最高张产62斤，平均张产38斤，产茧量1140吨；秋蚕种13000张，平均张产30斤，产茧量
  195吨，年产茧量1335吨。
  1949年解放后，人民政府更是采取各种措施，指导农民科学栽桑、养蚕，发展蚕桑生产。同时，积极扶持丝绸工厂复工生产，调拨原料加工代缫代织。对农村土丝生产有所恢复。1959年后土丝逐步减少。1966年，改良土丝定名为桑蚕农工丝。1980年，以后农工丝转产白厂丝。蚕桑生产在每个村都有专职干部，菱湖镇科协成立蚕桑研究会，在区镇农技站科技人员指导下，使菱湖的蚕桑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成为“摇钱树”（蚕桑）连着“聚宝盆”（淡水鱼塘）的典型。
  近6万亩桑地和星罗棋布的鱼荡，相连相倚；育桑和养鱼，相辅相成。菱湖农民在千百年劳动实践中创造出的“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桑鱼相互促进的传统生态农业在科技兴农的今天，更发扬光大。1990年冬，中国水产科学院培训中心的专家考察后说：“这里是我国唯一保留完整的桑基鱼塘。”国家“六五”计划时期，改革开放政策使蚕桑丝绸业得到长足发展。
  1985～1990年，国际丝绸市场出现了旺销局面，乡镇企业发展快，小丝厂、小绸厂如雨后春笋，蚕桑生产步入旺期。1990年，菱湖桑园面积1487公顷，蚕茧年产2571.2吨，每公顷桑地产茧1.73吨，产量占全区31.9％，全市6.7％。
  主要丝、绸厂各6家，生产白厂丝1030.98吨，占全市23.82％；丝织品707.67万米，占全市6.4％，年丝绸出口创汇2300万美元。丝绸工业在全镇占有重要地位，占全镇工业产值23.64％，从事丝绸业人数为全镇人口12％。
  2000年遭受1999年“6·30”特大洪涝灾害后，蚕桑生产仍出现恢复性增长，丝绸企业整体扭亏。菱湖镇1407公顷桑地，年产茧量1689.4吨，占全区
  38.9％，占全市7.8％；蚕茧收入2514万元；白厂丝年产量910.03吨，占全区
  87.7％，占全市11.9％；丝织品490.6万米，占全市9.4％。
  2005年，全镇桑地面积1400公顷，蚕茧产量1089.2吨，蚕茧收入2236.5万元；8家丝厂产白厂丝1434吨，产值2.9955亿元；9家绸厂，丝绸产品1134万米，产值2.4389亿元；有服装厂19家。近年迅速发展人造丝，家庭丝绸和商标涂层丝织带生产规模扩大，120余家企业的商标织带产量130亿米，占全国产量的70％以上，市场占有率60％。全镇丝织企业879家，其中上规模企业24家，丝织业职工5288人，年产值44.9551亿元。自古以来，江南丝绸名镇菱湖的蚕桑丝绸业久兴而不衰。作为江南丝业名镇，是省、市茧丝绸生产和出口创汇的重要基地。
   第二节蚕桑丝绸贸易 菱湖历代商业也是以蚕桑丝绸销售为中心，主要市场有叶市、桑秧市、茧行、丝市、丝行（丝庄）、绸庄（绉庄、绸铺）等。
   （一）叶市 叶市盛于明代。立夏三日叶市开业，“四乡采桑贸叶，名曰叶市。”（清光绪《菱湖镇志》）桑叶的买卖谓之捎，有讲好价格预立契约付叶，待蚕事毕丝售后以偿其钱，谓之赊捎；也有先付钱，待叶长大按期预付款来采摘桑叶饲蚕，叫做现捎。饶裕者亦捎以射利，谓之作叶，又曰囤叶。饲蚕者多自栽桑，因蚕多叶少，少则预租别姓之桑俗曰捎叶。栽桑地狭，所产仅足饲小蚕，曰小叶。叶莫多于石门、桐乡，其牙侩则集于乌镇。三眠后买叶者以舟往，谓之开叶船，买卖皆日捎。
  大约叶20斤称之为一箇。一些商人开设叶行收购或销售桑叶。叶行上市通霄达旦，采叶船封满河港。菱湖镇叶行始设于安澜桥一带，后来在四栅梢头也普遍设有叶市，便利桑农销售。叶市盛时销约有十万担，均由蚕户来此采购。
   叶市随蚕期上市。霜降后将桑枝上老叶采下勿伤桑树，……冬间无草时，饲羊最宜，俗谓之羊叶。如采叶过早，则桑脂多泄，次年发叶不茂。桑农霜降后采羊叶上市，叶市便利了农户的购销。解放后至农业合作化时期，叶市逐渐消失。
   菱湖叶行，多数是米行、百货店兼营，先欠米作价加利息给农民作为买进桑叶定洋，到桑叶上市随市作价收购。
   （二）桑秧市 明清时期，桑植业的发展已分离出有专种桑秧者，桑秧卖给农民作为桑种。
  商品秧苗较少，桑农都在赶集时在镇上各茶馆门前出售，是一种零星的交易市场，直至民国后期。
   解放初期，沿用历史形式交易。农业合作化后，开展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培苗，自繁自栽。1968年始，每年临近春节桑秧市场在菱湖镇的四栅梢头及利济桥一带开市，境内外专种桑秧者和集体桑种场入市交易，至春季补种期过歇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农村中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农民自主权及工业与市场的拉力刺激了蚕桑生产的发展，具体表现之一为大种桑树（加密、补植、改造，并扩种到自留地）。工商、财税部门为了发展蚕桑，对桑秧市场实行优惠政策，不征税，鼓励境内外专种桑秧者和长途贩销的卖桑户入市，便于桑农选购。熙熙攘攘的桑秧市场，船埠停靠的一船船桑秧，桑秧市场一年比一年兴旺，1999年春节前夕，每天桑秧成交5万枝以上，过了春节购销更旺，每天成交大幅增加。
  2000年，菱湖地区有桑秧市场13个，年销售桑秧330万株。菱湖镇域内桑秧市场有利济桥南堍、东湖漾农贸市场、下昂、射中（石村）、凤凰桥、思溪等6个，年销售桑秧100万株。
   （三）茧行 清同治初（1862年）米行兼设茧行；民国时期茧行2家，茧旺日期雇用160多人，到最后减至40多人。收购鲜茧供土丝工场作坊缫制土丝。解放后，由国家设置茧站，统一定价收购，调拨丝厂为厂丝生产原料。
   （四）丝市 明代江南的丝市是菱湖，至清代丝市发展到双林，清末民初又发展到南浔（董遐周《吴兴备志》第二十九卷），菱湖丝市规模为湖州府第一。
   早在唐代，绵帛已有货币的职能。太宗贞观初年，一匹绢可买米一斗。至贞观十一年（637），因粮食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买粟十余石。北宋时，丝绸交易兴旺。周士琪《致富奇书》记载，福建漳州、福州所产倭缎、纱绢等名产的原料，均“仰给他省，独湖丝耳”。据《岭南丛述》引《广州府志》载，广东的粤缎“必用吴蚕之丝”，粤纱“亦用湖丝”。江宁（南京）、松江、苏州等地的丝织品都采用湖丝，《嘉庆江宁府志》载，“江宁本不出丝，皆买丝于吴越”。周士琪的《致富奇书》载：“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于湖州。”《崇祯松江府志》卷六载，“松江织造上贡吴绫等之原料，浙产为多。”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称赞“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明代的商品丝以菱湖所产为主，质量最佳，数量最多，运销范围最广。清代，丝绸商人进出频繁，并遍及全国。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一载，“小满之日必有新丝出市，谚云：小满见新丝。列肆购丝谓之丝行，商贾骈坒，贸丝者郡趋焉，谓之新丝市。向云囤叶者，至此则转而囤丝焉。”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物产”）载：“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擁塞。”又云：“葛姓者赍金八百，自江宁来菱湖买丝。” 明清之际，丝市空前繁荣，集中在菱湖、双林、南浔、琏市、乌镇、新市及长兴
  一带，以菱湖、双林、南浔最为兴旺，蚕丝贸易，日出万金，号称“湖州三大丝市”。
  菱湖丝市“廛临溪，四五月间，溪上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前后左右三十里”，周围67个村庄所产蚕丝“皆鬻于菱湖市中”。清代，丝业兴旺时，菱湖镇丝市每年成交湖丝约万包（每包80斤），成为江南丝绸名镇。每年新丝上市，“各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来往不绝。”此盛况延续至抗战前夕。抗战期间，由于机械缫丝厂停工，缫丝工人返回农村从事手工业生产，土丝产量有所增加，但因丝销售不畅，工场时开时停。抗战胜利后，由于蚕茧售价过低，蚕农又回到自缫土丝的老路，织户不得不采用价格较低的土丝织绸，几经绝迹的土丝交易场所“丝号”兴起。解放后，1951年2月起，湖州、菱湖、南浔、织里、新市、洛舍等地都成立土丝市场，国家采取公私定收购比例按照核定数额，进行土丝、丝绵的收购。1952年5月15日开始，土丝由国家统一收购。1954年，人民政府出台《土丝市场管理办法》。对土丝收购方式，除菱湖镇由省丝绸公司委托吴兴县土特产交易市场设站收购外，其余南浔、双林、练市、织里、戴林、千金、长超等乡镇统由国家委托供销合作社设站代购。为了防止土丝盲目外流黑市交易，江浙两省商业厅达成协议，成立吴江、吴兴、嘉兴三县土丝、绸管理委员会，协同加强土丝市场管理。1957年7月，中蚕公司湖州支公司，设7个土丝加工场定点加工土丝，禁止蚕农加工土丝。1959年后，土丝逐年减少，当年吴兴、德清土丝收购量只有12吨。1965年，因外销需要，先后办了溪西公社东河大队土丝厂等16个土丝加工厂。1966年11月25日，省丝绸工业公司通知：将改良土丝定名为桑蚕农工丝。1970年后，溪西、新溪等8家乡办丝厂制农工丝。1972年，始改缫白厂丝。1980年后，各农工丝厂先后改进设备，转产白厂丝。1983年，尚有溪西乡办丝厂等3家兼缫制农工丝。农工丝全部由省轻工业局经营，丝绵、丝线等社会用丝由商业部门经营，外贸出口绸缎由外贸部门提出计划，省轻工业局具体经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国家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根据市场需求，部分丝厂继续生产粗规格农工丝。
   （五）丝行（丝庄） 丝行源于明代中叶。正德、嘉靖间，菱湖以多产蚕丝“贸易者倍他处”而闻名。隆庆、万历时，每当新丝告成，镇上客商云集。“收丝盛时呼为丝行”，所收有光、肥、细、经、纬等名目。清康熙年间（1662～1722）丝行兴起，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局每年派胥吏来镇丝行采办湖丝。五口通商后，湖丝出口增多，丝行中始有洋庄、本庄之别。洋庄代洋行收丝，内设经理、账房、管栈、招待、通事（翻译）、司务、学生等职。每年营业额多者达百万元，少者20万元至30万元；本庄收丝后销于国内各地绸庄、机户，其贸易额多者20万元至30万元，少者万余元。
  丝行中按地区销售又有京行、广行、乡丝行、经丝行及划庄（钞庄、抄庄）、掇庄之分。招接江宁等地客商，将丝贩销制造上供京师丝织品的曰京行；招接广东、福建客商及运往上海与洋商交易的曰广行，又称客行；向农民收购的曰乡丝行；买丝造经的称经丝行；买之以饷大行的曰划庄（钞庄、抄庄）；招卖乡丝户代为出售，从中稍抽微利的曰掇庄，亦曰小领头，俗呼白拉主人。
   至清代康熙年间，菱湖丝业更趋兴旺，为湖丝贸易中心。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载：“其时，菱湖、双林、乌镇、新市、德清等处的丝行少者七八家，多至十余家。”太平天国时期，菱湖有朱本立、朱振祥2家丝行。当时经营蚕丝的丝行，有洋庄和本庄之分。清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记载：“载往上海与夷商贸易者倍他处，盖由来久矣。”清同治三年（1864），湖州府设菱湖丝茶厘局，派驻征收丝、茶厘捐委员1名（职衔同知、通判、知县等员，一年一换），管理菱湖镇及埭溪、菁山等处厘捐务。并委唐广丰、陆亨荣2家丝行为官丝行。镇上丝行开市所出丝捐为湖州府最多。俞樾《菱湖镇志·序》：“国家岁入厘税无虑千百万，度支经费咸取给焉，而大半出於丝捐。以湖郡为最，湖郡又以菱湖为最，然则菱湖所系岂不重欤。” 同治、光绪之际，菱湖的产丝量居全省诸镇之首。丝市繁荣，东、南、西三栅都设有丝行，多时有大丝行唐广丰官行（开设于染店浜）、陆亨荣官行（酱园弄口）、杨万丰（羊棚弯角）、大集成（胜祖桥）、钱宏顺（染店浜）、陆鼎茂（油车潭）和一批小丝行张大友（王家门前）、庞亨荣（卖鱼桥）、朱荣盛（八四弄）、陆万盛（染店浜）、冯泰昌（柏树脚下）、乾丰盛（安庆桥）等。当时丝行的开设，要经过官方的认定，领取牙帖（执照）方可开业。光绪年间，领牙帖一份得缴库银40两。次年换帖，视丝行规模的大小，缴纳厘税银5两～10两。除上述大小丝行，另外每到新丝上市有众多专门招接乡丝代售，从中稍抽微利的称“小领头”者，此批人中以为第二职业者居多，“镇人大半衣食于此”。经营丝业，无论行主或伙计收入毕竟是优裕的，很自然的在生活上表现出来。民间有这样的歌谣：“丝行店伙真惬意，头发梳得光，咸蛋吃个黄，鱼虾喝点汤”。对白拉主人的谚语：“华丝纱长衫长三寸，棉袍子短三寸”，“春季樱子剥皮西瓜白糖蘸，冬天毛芋艿带皮吃”。真实地反映了“小领头”经济生活的地位。
   民国前期，菱湖丝业鼎盛，雄风犹存。全镇除原有唐广丰、陆亨荣、杨万丰、钱宏顺、大集成、张大友、陆鼎茂大小丝行外，新开设的有同丰祥（王家门前）、同裕祥（王家门前）、杨连昌（邱家湾）、源长永（染店浜）、吴同泰（斜桥河）、生昌成（羊眼桥北）、上林裕（小西栅后迁上林斋）、永源（酱园弄畲经楼）、恒丰（油车潭）、王启丰（南栅仑场口）、俞成记（东栅隆兴桥）、泰康祥（上林斋）、许源昌（朱家弄口）、吴富记（星桥街）、吉泰祥（狭河）、张瑞斋（王家门前）、金阿三（状元桥东）、姚万昌（大西栅）、罗锦记（大西栅）、杨荣记（小西栅）、王恒康（小西栅）、陆记（小西栅）、潘集成（周家弄北）等。
   随着清末民初干经风行于市。菱湖镇上的丝商相继办起了经厂（又称干经加工场）。有章庆堂（染店浜）、久昌（卞家坟费家祠堂）、安泰当（东栅小桥弄）、纬纶（河西墩长生桥南）、成记（莫鼐弄）、九思堂（龙溪口）、振昌（心远堂）、生记（卖鱼桥）。同时期，源长永（染店浜）、上林裕（上林斋）2家丝行兼营经厂。
   民国20年（1931），受“九·一八”事变和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丝价惨跌，湖丝销售呆滞，丝行锐减。抗战前，全镇大的丝行9家，从业人员达180多人，资金
  36万元。经营方式，一种自收与外销，另一种代客买进买出赚佣金，每千元佣金
  18.50元。新丝登场，一般的丝行进出金额要达1万元。“小领头”130多人，每车丝佣金0.50元。26年（1937）11月，日军侵境，丝行老板多数逃往外地和乡下避难，姚万昌、罗锦记等丝行遭日军焚毁。抗日战争期间，镇上仅开1家仁丰小丝行，收购的土丝售于湖州永昌、祥华2家绸厂。丝业人员大部分拎秤直接去船埠向蚕农收购土丝。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夕，丝行恢复无几，只有同丰祥、恒丰、福兴祥3家，均开设在王家门前。1946年，增王义和、公懋祥2家。在抗战前后，菱湖镇除丝行外，还在湖西墩长生桥、卞家坟费家祠、牌楼头、北栅心远堂丝行开设过4家经丝庄加工“干经”出售。
   解放初期，沈石青在系马桥堍开设义生丝行。还有生和鑫、林康、复兴祥、丰记、义和、永义6家丝行，1950年政府准予并入义生丝行联营。1951年4月，又由黄鸿坤开办1家农昌丝行。新丝上市后，省、县政府发文将丝行整顿后改为土丝代购或联购，由国家统一收购土丝。1952年，开设土丝市场后，一部分土丝商吸收为工作人员。1956年后，逐步由湖州丝绸支公司、吴兴县产品采购局和供销社对从业人员负责安排。
   土丝盛产地区，丝行较多地区都有“丝业公会”的组织，开始时以土丝行商为会员，后来干经厂商、缫丝厂等也都参加。史料记载：以陆亨荣、唐广丰二家官丝行为首在清同治三年（1864）秋，成立菱湖镇丝业同业公会；民国20年（1931）
  2月，重新成立菱湖镇丝业同业公会，主席潘瑞清，会员9户；民国35年（1946）
  10月30日，成立菱湖镇土丝商业同业公会，会长谈运来，会员12户。丝业公会会址先后据清光绪《菱湖镇志》载，光绪八年（1882）在菱湖镇北栅祇园寺的三义阁；《申报》载民国20年（1931）在菱湖南康镇；抗战胜利后，会址迁在菱湖镇王家门前（同丰祥丝行原址内），至解放初。
   史料记载，丝行自明代正德（1506年）至新中国1952年5月15日，吴兴县人民政府（府商〔1952〕字2004号通知）撤销菱湖土丝联营处止，丝行前后经营历史达447年。
   （六）绸庄（绉庄、绸铺） 明代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二十六日，谕旨“止苏杭织作”，明代江南官营织造停废。明代山东等省商人往返湖州贩卖丝绵绸绢。清末，府城湖州及四乡设立绸（绉）庄，大绸庄兼设机坊，零机户生产绸缎大部分售于绸庄，部分机户为绸庄加工定货，全部产品由绸庄包收包销。绸庄除直接运出外，一般还经苏州、上海、杭州等转运出去。绸庄收购绸缎销往广东、天津、北京、汉口、长沙及东北等地；其中四乡零机户所产六九绉、轻绉等产品，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绸缎产销两旺，绸庄发展迅速。古代民间丝织品除了纳贡、完税、自给以外，少量投入市场交易。清后期，经销丝绸的商业组织大致可分绉庄、绸庄、绸布铺三种，以上三者的区分无明显的界限，统称绸庄（分生货绸庄和熟货绸庄）。
   丝绸的价格随时浮动，双方在自愿讨价还价中进行丝绸买卖。吴锦《菱湖竹枝词》有“高低丝价漫评论”之说。
   菱湖明清时期已发展为丝绸手工业专业市镇，又是蚕丝、丝织品销售的商业市镇。商业十分繁荣，有夜市作为日市的补充，水市是陆市的发展。孙宗承《菱湖纪事诗》反映出夜市贸易还是以丝绸买卖为主要内容：“蚌蠃鱼鳖水中多，夜市灯光匹练拖”。明清时期菱湖镇区有庄家收购绵绸，与客商贸易而形成绵绸巷（又名宁寿巷），为镇上最闹市之区，绸庄、绸布铺、绵缎铺，是绸缎主要集散地段。小西栅沈希元开设的德泰祥等绵绸庄至抗战期间被日军烧毁，当时农民上街稀少，营业更其清淡，幸存的几家绸庄也都奄奄一息。菱湖沦陷期间，因百姓对日伪货币不信任，所以一般绸庄与实力较厚的囤户以囤绸保持货值，尤其在接近抗日战争胜利前的一二年，这种囤货交易更旺。抗战胜利之初，各种商业投机者由日伪统治时期争相囤绸一下变为急于投售，因此市场绸价一度大跌。自国民党发动内战以后，物价猛涨，又出现了抢购囤绸之风，绸庄也随之增加。当时中国蚕丝公司垄断厂丝和人造丝丝织原料，致使绸厂、机户由于原料价格日日上涨，产品卖出不及原料成本，亏损严重而倒闭、停机，使绸庄无绸缎可收，加之货币贬值，绸庄亏损而倒闭或转业。至民国35年（1946）10月30日，菱湖绸布商业同业公会成立资料载：尚有大丰、义成、永新、同昌、新大、黄少记、久大、章福记、华大等9家兼营布麻织品。部分申庄、苏庄经营呆滞，境内绸庄（绸布号）逐渐衰退。
   解放后，绸厂和零机户生产的绸缎主要自产自销，初期也有通过绸庄（绸布号）销售。1952年后，逐渐被淘汰。以后逐步转为中蚕公司（丝绸公司）加工包销或代销。1982年前，由嘉兴地区百货公司经营，每季由地区百货公司提出品种、数量计划，地区丝绸公司统一平衡，下达计划到各生产企业，按月解缴地区丝绸公司，经湖州丝绸印染厂加工印染后，供地区百货公司销售。零头绸和次品绸等由生产企业自销。1982年后，转为地区丝绸公司统一经营内外销。1986年前后，逐步由各厂及零机户自行销售或来料加工。2000年，国家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国家对内销丝绸除少数民族及军工等特需用绸外，不再下达计划，由丝绸企业开拓商路，自行销售。外贸丝绸，允许丝绸企业通过外贸公司等中介机构或自营订单出口。
   附： 解放前菱湖茧丝贸易程序表 注：1、资料来源：民国36年1月南京金陵大学张文匡《浙江菱湖之蚕丝业》；
  2、民国36年（1947）1月，菱湖茧丝绸贸易由明代至民国时期，历史形成为集散中心地。
  35年（1946）茧（改良种、湖蚕土种茧）丝（厂丝、土丝、丝经）收购总量中溪东占15％、溪西占5％、射村占8％、恩溪占8％、石淙占20％、和孚占12％、东林占7％、长超占
  6％、千金占5％、重兆占4％、获港占5％、双林占5％；茧丝运总量中湖州占35％、杭州占20％、盛泽占20％、上海占10％、台州占7％、宁波占4％、绍兴占4％。